论美国经济的宏观调节
陈宝森
宏观调节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必要性
宏观调节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实行干预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以实现社会总供应与总需求的平衡稳定经济,防止和克服经济危机为目的。
在垄断资本出现以前,自由资本主义不需要宏观调节。宏观经济状况是资本主义各个独立资本运动的总和与结果。的确,经济周期和危机从19世纪20年代即已开始,萨伊鼓吹“供应创造自己的需求”的理论早已为现实所推翻。不过那时的经济危机还没有严重到威胁资本主义生存的程度,它本身就是以强制力量恢复供求平衡的一种机制,复苏会跟着危机自行到来。
在垄断资本取得支配地位之后,情况就起了变化。这是因为垄断资本的统治激化了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的矛盾。垄断资本突破了经济的地区性和局部范围,使生产成为真正社会化的大生产,它要求在社会范围进行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因此它也就要求在社会范围进行分工、合作、计划与协调,否则社会再生产就难以按比例、均衡地运行。但是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由于以下的原因,均衡的社会再生产很容易遭到破坏,而且很难自己走向复苏。第一,各个垄断资本集团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它的生产目的是为少数人谋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因此,它不会为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自发地走向社会范围的分工、协作、计划与协调;第二,在垄断部门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自由竞争状态下的价格机制。价格运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与供求关系脱节,因此垄断资本越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调节功能就越被削弱;第三,由于以上原因,垄断资本就会在社会范围造成比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更为严重的生产过剩, 流通阻滞和分配不均,加剧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平衡,使经济危机更加深刻,更加持久,更具有破坏性。要想依靠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机制渡过危机,已很难不带来政治上的严重后果。在此情况下垄断资本要维持其生存,使自己的经济基础不致崩溃,就不得不求助于它的上层建筑——国家,要它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发经济机制之外,增加宏观调节的功能。
从历史上看,美国从20世纪初即已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但是对社会再生产进行宏观调节,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才开始实行。30年代大危机以后的新政时期,加紧了对宏观调节的各种试验。因此,可以说是战争和危机对建立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宏观调节机制,起了触媒作用。
垄断资本就其总体说要求宏观调节,但对垄断资本的个别部分说,它们常常会同政府的宏观调节政策发生利害冲突。这里存在着资本家阶级局部利益和总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以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问题。因此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不同的垄断资本家集团及其代言人对待宏观调节也有不同的态度。一般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赞成宏观调节。资产阶级保守派反对宏观调节。当权者在顺境中不太重视宏观调节,在困难和危机中又不得不求助于宏观调节。历届政府,从罗斯福到里根,五位民主党总统在不同程度上都倡导、支持和实行宏观调节政策,四位共和党总统在意识形态上则为自由放任唱赞歌,但在实践上又都自觉不自觉地在实行国家干预和宏观调节。这种两面性以里根政府表现得最为突出。里根是靠标榜新保守主义而入主白宫的。他对政府干预深恶痛绝,公开声称“在当前的危机中,政府不解决问题,问题就在政府自己”。直到1986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中还在告诫人们说:“金融和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短期微调的功效,很少为事实所证明。在原理上,自主决定的,对正在露头的经济情况进行短期微调,对决策者似乎是一种合理的方法。然而在实践上,经济政策的时间滞后以及对经济动态缺乏可靠的信息,常常意味着应时的经济政策,反而使经济不稳定。有时对经济实行微调的行动可能很不适当;这种政策要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运气,通常并不减少经济成就的风险。”然而正是里根政府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在实践上就一反原来对大赤字、高利率、高汇率的自由放任政策。先是与盟国协调行动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贬值。又在1986年四次降低联邦储备的贴现率,迫使利率下降。其目的显然都是为了扭转巨额贸易逆差,为前景不妙的美国经济输血。这就说明不管美国的当权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宏观现实已迫使他们无法放弃宏观调节这个对垄断资本必不可少的武器。
宏观调节的美国模式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需要宏观调节,然而如何进行宏观调节则由于各国情况不同而颇有差异。战后西欧不少国家和日本,倾向于在指导性计划的基础上运用经济杠杆进行宏观调节,美国则倾向于单纯运用财政金融杠杆进行宏观调节。宏观调节的美国模式是在罗斯福新政后期奠定下来的。它已经有了半个世纪的实践。
早期新政曾经做过某些计划化的实验。第一次百日新政时期的“智囊”人物都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倡导者。罗斯福也曾经认为计划化是“未来的道路”,“使计划化成为这个国家全国政策的一部分可能已为时不远”。这些言论并不是罗斯福的个人偏好,它反映了在大危机严重局势下,许多人包括某些企业家想从计划化中找到摆脱危机出路的愿望。
罗斯福在他的总统任期,确曾为实行计划化做过多方面的努力。在工农业生产方面是实行全国产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建立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方面是建立全国计划局,后来改为全国资源计划局。在强化计划领导方面是超越内阁建立全国应变委员会,在它下面设立了中央统计局,负责政府统计资料的标准化。上述各项措施中最重要的试验是《全国产业复兴法》的实行。
实行《全国产业复兴法》是希望通过政府企业主和工会的合作,提高职工的购买力,使工业生产和价格计划化,以防止生产过剩,促进经济复苏。但是由于企业主掌握了制订公平竞争法典的领导权,加上摊子铺得太大,企图同时在包括扫帚和假发等生产在内的500种产业中实行计划化,因而并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职工和消费者埋怨工资增长跟不上物价的上涨,企业主埋怨政府办事拖拉,偏袒雇员,因而彼此都不满意。正好最高法院宣布《全国产业复兴法》违宪,这一计划的试验也就不了了之。
经过产业复兴法的挫折之后,罗斯福在第二次百日新政中不得不实行策略上的退却,把矛头转 而指向垄断资本,试图用税收调节解决财富过于集中的问题,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
从1935年到1937年,罗斯福曾使用过从信贷刺激到税收调节等多种措施,但对促进经济复苏都没有取得显著效果。
罗斯福的“智囊”中还有主张实行财政刺激的公共开支派。凯恩斯也曾多次写信给罗斯福,并亲到白宫向罗斯福宣传他的赤字财政主张。但是这位总统并不相信赤字财政的效能,并力求扭转 1933年至1937年由于经济萧条而不可避免的财政亏空。1937年初,政府急剧削减开支,企图平衡预算,使初见复苏的经济又突然转 向衰退。经过半年的犹疑,罗斯福决心作一次增加开支刺激经济的试验,有意识地打了一个预算赤字,果然不久经济又重新回升。不管这里是否有其他因素的巧合,这件事的确留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罗斯福“智囊”中的公共开支派因而扩大了影响。这是美国政府自觉运用财政杠杆进行宏观调节的开端。
和实行计划化相比,运用财政杠杆调节经济的阻力要小得多。计划化为达到某战略目标必须对国民经济统筹安排,调整生产,分配结构,还要对经济发展区别轻重缓急、先后主次,这必然 会触及某些权势集团的眼前利益。可是当政府用借款办法增加开支、刺激经济时,它并不使任何人感到遭受损失,因此它只会获得朋友而不会树立敌人。企业主支持它,纳税人也不会反对它。改良主义者可以奉行这种政策,保守派也不一定和它势不两立。这是单纯运用经济杠杆进行宏观调节,容易在美国扎根的一个原因。
但是没有计划指导的杠杆调节的 优点和它的缺点是并存的。它的根本缺陷是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消灭经济周期,而且不能满足垄断资本高度发展以后需要解决的各种结构性问题,如人力资源、人口控制、城乡发展、交通运输、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等。这些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条件本来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需要在统一的计划下加以协调,使之得到系统的解决。没有计划指导,处理这些问题就只能零敲碎打,为各种权势集团的狭隘利益所左右。
肯尼迪对这种现状是不满的,因而企图在计划化方面有所前进。他赞赏西欧政府,认为他们对“技术问题没有意识形态偏见”,并且能“协调国民经济的各种成份,带来经济的增长和繁荣”。他要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勒(Walter Heller)报告欧洲的计划方法,通过赫勒和其他人,他学到了法国的“指导性”计划。那里的政府把经济目标向重点企业提出,但是没有东欧流行的那种严密的中央控制。据施莱辛格回忆,肯尼迪发现所有这些都是管理现代经济十分合理的方法,他在理性上事先就倾向于把分权制的决策,和全国经济目标结合起来的观点。但是肯尼迪短促的政治生涯使他的愿望没有能结出果实。
约翰逊总统受他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影响,曾经把麦克纳马拉治理国防部的成功经验,计划-程序编制-预算制度(Planning-Programming-Budgeting System)在21家重要政府机构中加以推行。这种制度的特点是从整体出发提出战略目标,计算成本和效益,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用于实现目标的计划,扩大执行计划的选择性。约翰逊认为这种计划化办法能够加强中央权力,改进官僚机构,1965年8月宣布把这种计划制度在整个政府中推行。但是约翰逊好大喜功的作风和急于求成的心理,使这种努力没有真正扎下根来并随着他的去职而流产。
尼克松是一位具有矛盾性格的总统,他的保守主义哲学思想和他要有所作为的雄心壮志,使他更趋向于实用主义。因而在他的 首届任期也曾有过实行计划化的冲动。在这方面给他以重要影响的是莫伊尼汉。莫伊尼汉认为社会政策必须采取系统论的方法去解决。“每件事都和每件事相联系”,他把这一点列为决策者要考虑的“最重要的事情”,他总结出“伟大社会”的基本错误,是使400个影响都市区域的、互不相关的计划分散开来,而没有彼此协调和远景展望。他的系统论观点影响了尼克松。1969年1月尼克松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建立城市事务委员会由莫伊尼汉领导,任务是“设计一种全国城市政策”。命令说:“我们至今没有一种和谐的、前后一贯的积极政策,表达联邦政府希望看到什么,鼓励什么,不鼓励什么”。尼克松认为美国需要一个全国发展政策。莫伊尼汉在对这一意图做解释时说,尼克松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把自由派时代分散的、多头的社会计划,引向统一的政策,按系统论加以设计和应用。他在1970年谈论政策与系统论的关系时说:“政策的观念是从承认社会制度是一个系统的认识产生的……在一个系统中,每一件事都和另一些事相关联,如果一个部分改变了,其他部分都受到影响。因此有必要考虑总体效果而不是局部效果。”在和莫伊尼汉几次谈话之后尼克松就决心创立一个全国目标研究参谋部(National Goals Research Staff)。1970年7月该组织提出了“走向平衡发展的报告”。报告认为,“某些地区向特大城市发展和其他地区人口不足的趋势是可以扭转的”,“一种协调的全国战略”“必须设想出来以达到这一目的”。报告回避了计划的名词, 实际上是要把美国经济向计划化的方向推进一步。不过尼克松的实用主义注定他在向计划化迈进中的摇摆,随着在他第二任期中政治上的坎坷和莫伊尼汉的去职,为了得到共和党保守派政治上的支持,尼克松在计划化的问题上退却了。推动计划化的主动权转 到了国会方面。1972年5月参议员汉弗莱起草了一项立法,要求国家承担起全国发展计划的责任并建立机构加以执行,但这一主张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
美国宏观调节的计划化倾向虽然在实践中并没有取得主导地位,却在暗中悄悄发展,它反映了美国经济基础的变化及其对计划化的客观要求。事实上美国的大公司和政府部门,在战后几十年中已经朝着计划化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麦克劳希尔公司在40年代调查时,只有20％的公司能提出四年的投资计划,到60年代再做调查时,已经有90％能这样做。在经济基础进行的这场静悄悄的变革不能不对领导者产生影响。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不仅从“智囊”机构中吸取了计划化的思想,而且也从大公司转入政界的经理阶层如麦克纳马拉、阿什、康纳利等人那里,获得了许多计划化的新观念。这些现代的经理人员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律师、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工程师,在60年代后期已经浸润了计划化的精神气质。他们一旦参政,必然企图运用系统论、运筹学等方法把宏观调节向计划化的方向推进。这不仅是合乎逻辑的,而且也是符合巩固垄断资本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的。
但美国的现实是存在许多强大的垄断资本集团，其中虽然不乏开明人士,但大多孜孜为利,目光短浅,因而形成了一股反计划、反干预的强大保守力量。在不存在战争或重大危机的和平环境,很难把这些权势集团纳入计划轨道。罗斯福建立计划局的努力曾被《纽约时报》批评为对计划的偶像崇拜。《美国新闻》曾断言建立计划局将使国家破产。在罗斯福之后,这种观点往往通过共和党总统的纲领反映出来。70年代许多保守主义者的代言人如怀尔达夫斯基、威尔逊、克利斯托尔也都从事反计划、反干预的宣传,他们提醒人们说,人类是无知的和容易感情冲动的,政府是无能的,社会对人类头脑和管理能力来说过于复杂,未来是没有尽头的泥泞道路,从而否定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能动作用。这些论调在资本主义计划化的实验遭到挫折时就显得特别耸人听闻。在这种保守力量的牵制下,像西欧、日本那样的计划化则为美国统治阶级所不能容忍。在美国除去战争时代,始终没有由中央政府做过全面计划,只有为某些利益集团或部门为控制其自身活动领域而制订的局部计划。它只为保护局部利益服务,却没有同更大的全国目标结合起来。这是当前激烈的世界经济角逐中美国的一大弱点。
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运用财政金融杠杆对经济进行宏观调节是两种力量互相抵消的结果。一方面在美国有一种向计划化迈进的冲动;另一方面又有一种从宏观调节向自由放任后退的力量。两者都为美国的现实所不许可,斗争的结果达到了暂时的平衡,使宏观调节的美国模式得以持续下来。
财政杠杆与宏观调节
宏观调节的美国模式以财政杠杆为主要调节手段。美国在30年代尤其重视财政杠杆在反周期波动中的调节作用。
通常人们认为凯恩斯是美国赤字财政政策的鼻祖,其实早在20年代美国即已产生赤字财政理论。它的倡导者是福斯特(Forster)。他在一本反衰退的书中提出一个简单的原理:“当企业情况不妙的时候要政府多开支”。罗斯福当选总统后,福斯特以一种更容易让人接受的表达方法重复了他的主张。他认为,“在政府领导下,使一次大萧条进入复苏……在困难的时候公债应当增加,好转时公债应当偿还”。这是补偿财政理论的雏型。它受到罗斯福手下以埃克尔斯为首的公共开支派的赞赏。
凯恩斯的“通论”以就业和收入取决于有效需求,以及用公共开支 弥补有效需求不足的说法,把赤字财政政策理论化了,为冲破传统的平衡预算论奠定了基础。然而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真正流行是在战后,特别是60年代。这时受凯恩斯理论培育的一代青年已经走上掌握实权的岗位。肯尼迪就是在这一代经济学家的熏陶下成为美国第一位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总统的。
凯恩斯学派认为财政杠杆反经济周期的机制有两类:一类是自动稳定器;另一类是斟酌情况而实行的自主调节政策。
自动稳定器是指美国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制度在经济周期波动中所发生的反周期效应。美国的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是随经济的兴衰而上落的。在经济繁荣期此类税收增加,赤字缩小,所起的是反膨胀的效应。在经济停滞期,税收减少,赤字扩大,所起的是刺激需求的反衰退效应。美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也有相似的作用。在繁荣期失业救济和社会救济开支减少,社会需求压缩,有利于防止经济过热。在衰退时此类开支增加,社会需求扩大,有利于促进经济复苏。还有许多开支虽然不会随经济周期而变化,但其不变性也成了在衰退出现时的稳定因素,所有社会保障项目,如老年保险、医疗照顾、医疗补助,对抚养未成年子女家庭的援助都有这种功能。人们认为这种自动稳定器是随政府干预的扩大而逐步形成的。在大危机以前这种稳定器还不存在,而它的形成对缓和危机的震幅是有作用的。
自主调节政策试图创造的是一种外在机制,它的功能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总供给与总需求不能自行平衡时,使它恢复平衡。它以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为指南,研究在私人投资不足和私人投资过度两种情况下,为了达到充分就业所应实行的补偿财政政策。这种政策的高级形式就是编制所谓充分就业预算。它采取如下的方法:在私人投资不足时,要依据充分就业的失业率水平(一种说法是4％)与实际失业水平之差,计算出达到充分就业收入水平所需要的补投资，这也就是必须增加的财政开支。这个开支的大小取决于投资乘数,而投资乘数又是根据边际消费倾向计算出来的。相反,在私人投资过度时,则必须使用相同的方法减少财政开支,以克服求过于供所造成的通货膨胀。
除使用扩大或紧缩财政支出的方法促进供求平衡之外,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还可以把税收政策和开支政策结合起来运用,以达到同样目的。这是因为根据投资乘数、消费倾向等参数计算,如果按同等金额在增税的同时增加财政支出,那么增税所造成的居民消费支出的下降,以及由此导致的收入水平的下降,将小于增加开支所导致的收入的增长。因此在实行补偿财政政策确定应增加或应减少的收入金额之后,就可以根据不同时间、不同的政治经济需要,采取增税和增加开支并举;多增税少增开支;只增税不增开支;减税增支;减税减支或增税减支的不同自主调节政策。
不仅如此,凯恩斯 主义还认为可以把这种自主调节政策扩大到同金融政策相互配合。比如财政方面必须实行紧缩政策,维持高税率和低开支,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使宽松的金融政策与紧缩的财政政策相配合;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以吸引私人投资,弥补私人和政府开支的不足。在另外的历史背景下,如果金融方面必须实行紧缩政策,就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这时,为了实现充分就业,还可以使宽松的财政政策与紧缩的货币政策相配合,降低财政收入,增加开支,以消除紧缩货币信贷对投资的消极影响。
财政杠杆所创造的两类外在调节机制在实践中的效果,是一个颇具争论的问题。
就自动稳定器说,一般认为它对缓和战后经济危机的震幅有一定作用。但是它正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最大的问题是随着自动稳定器中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日益增长,政府背上了一个日趋沉重的支出包袱,约束了政府在运用自主调节政策时的自由。
至于自主调节政策对稳定经济、促进增长方面的作用,则可以举出成功与失败的不同例证。
1938年罗斯福的预算赤字曾经对促进复苏起过作用;二次大战期间的巨额预算赤字曾经使不景气的经济达到充分就业;1964年的减税曾经带来了经济的有力扩张,这些都是比较成功的例子。
但是,1948年的减税并没有导致经济扩张而是带来了衰退。朝鲜战争时期的通货膨胀是与预算结余同时发生的,可是当预算结余变为赤字时通货膨胀反而减弱了势头。伴随着较大预算结余而发生的1954年衰退,比伴随着较小预算结余而发生的1957-1958年衰退要来得温和。这些事实又说明经济的发展并不符合财政调节的预期效果。
由此可见,运用财政杠杆对经济进行宏观调节其效果是极不稳定的。其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 的。首先是财政杠杆本身作用的有限性。在肯定联邦财政收支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大的同时,必须看到垄断资本的经济运转 还受到其他许多难以预见因素的影响。其次,宏观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使杠杆调节必须依靠经济预测,而在不准确的预测基础上进行 的杠杆调节,不仅不起积极作用还可以帮倒忙。在这一点上,里根政府对宏观调节的批判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最后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运行规律,会促使政府执行的积极干预政策走向自己的反面。凯恩斯主义理论本来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为目的,但是垄断资本对内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而不断扩大“安全网”,对外为了维护其全球 利益而实行军事扩张,却使其总需求大大超过了总供给,这是导致70年代滞胀和凯恩斯主义政策失灵的重要内在根源。改变这种局面不仅凯恩斯主义无能为力,就是里根经济学也并没有找到有效办法。
金融杠杆与宏观调节
对美国经济进行宏观调节的另一重要渠道,是通过货币信贷活动影响国民经济,这是联邦储备系统的职责。联邦储备掌握发行货币的大权,同时还握有三种可以直接影响货币总供应量,间接影响银行信贷活动的手段。它们是法定准备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联邦储备通过上述金融杠杆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
法定准备率是指银行对存款型负债所必须持有的资产比率。根据1980年立法,所有金融机构都必须设置法定准备金。它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金融机构所持有的货币,一种是存在联邦储备系统的存款。规定这两种资产具有准备金资格是为了对货币总量便于控制。联邦储备所投放的准备金,经过若干次信贷活动可以创造出比原来大许多倍的货币供应量。投入流通的准备金和它所创造的最大限度的货币供 应量两者的比率,称为货币乘数。它受法定准备率的制约,等于法定准备率的倒数。这就是说,如果法定准备率为10％,货币乘数就是10。联邦储备投放1万美元的准备金,它的最大限度是可以增加10万美元的货币供应量。因此法定准备率的提高或降低就会扩大或紧缩货币供应量。
贴现率是联邦储备对商业银行贷款所收取的利率。任何金融机构如果准备率达不到法定标准,都可以向联邦储备申请短期贷款。这一准备金的来源通常称为“贴现窗口”。借款单位可把顾客给他的票据或联邦储备银行可以接受的其他抵押品进行重贴现。
当联邦储备想抽紧银根时它可以提高法定准备率。在此情况下银行之间短期拆借的所谓联邦基金的供应会紧缩,金融机构将被迫转 向联邦储备的“贴现窗口”。如果贴现率同时提高就会使金融机构觉得这样做无利可图,他们将被迫紧缩贷款和投资。在企业活动疲软的时候,联邦储备可以用低贴现率向金融机构提供准备金,使他们感到扩大贷款和投资有利可图,从而扩大信贷活动。
联邦储备有权改变法定准备率和贴现率,这对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活动确有调节作用。不过这些杠杆的运用必须具有相对稳定性,不能过于灵活,而金融和经济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因此必须有一种与此相适应的手段。购买和销售美国政府债券就是联邦储备能经常作用于金融市场的手段。这就是公开市场业务。
联邦储备用公开市场业务影响准备金的机制是这样的:当联邦储备购买政府债券时,银行发现自己的准备金增加了,在法定准备金之外出现了超额准备金。为了把超额准备金变为谋利资产,他们就急于把超额准备金贷放出去,这样就增加了贷款或投资的供应。当联邦储备出售证券给金融机构时,相反的事情就会发生。一般说当联邦储备需要增加货币供应时,它就购买政府债券 ;当它要减少货币供应时,就出售政府债券。因此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就成了联邦储备中一个最有权威的决策机构。
在金融领域可以对经济进行宏观调节的杠杆有上述几种。如何运用这几种杠杆去调节国民经济,在二次大战后是有争论的。这种争论和理论上的指导有关。总的说可以分为三种战略。
一种是严格控制准备金总供应量的战略。货币主义者主张实行这种战略,即把准备金总供应量定死而把利率放活。按照这种战略,当经济情况变化对贷款需求超过或不足计划规定的准备金供应量时,就要发挥利率的调节作用。假定经济高涨,对贷款的需求增加,银行为了取得更多利润愿意扩大贷款,为此就要追加准备金。有些银行将转 向联邦基金市场告贷,从而加剧市场资金需求的竞争,把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其他短期利率受到影响也将上升。有些银行将转 向联邦储备的贴现窗口贷款。这种贷款增加之后,联邦储备必须在公开市场上销售债券,从银行系统吸收一个相当数量的准备金,这就将使联邦基金市场更加紧张,并把利率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最后利率将高到足以减少贷款量和对准备金需求的程度,直到抵消最初贷款需求的增长。银行系统总的准备金供应量则始终维持原来水平。
第二种是严格控制利率的战略。凯恩斯主义者在70年代中期以前采用的基本上是这种战略。其论据是稳定的低利率有利于刺激经济的增长。在这种战略下,重点不是控制准备金供应量而是稳定联邦基金利率,并且通过这个关键的利率保持其他短期利率的稳定。这就是把利率定死,把货币供应量放活的战略。这样做,联邦储备在经济高涨、信贷需求增加、联邦基金利率上涨时,必须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债券增加货币供应量。在相反的情况下,它必须在公开市场上销售债券以紧缩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执行这种战略的结果,将是利率的稳定和准备金供应量的不稳定。
第三种是控制准备金增长目标区的战略。这是1979年10月以后,联邦储备所实际执行的一种战略。在防邦储备每周每月的操作中，力求稳定准备金供应量,同时允许它有一个变动幅度。这种战略的含义是介于上述两种战略之间的中间道路。
当贷款需求增加时,正如控制货币总供应量的战略那样,将使寻求准备金的银行争着向联邦基金市场告贷,这将抬高联邦基金利率。随着这种利率的上升有些银行将转 向贴现窗口。然而和第一种战略的作法相反,联邦储备将不利用公开市场业务去抵消贷款,结果将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长。
在控制货币增长目标区的战略下,利率和货币供应量都将随着贷款需求的增加而增加。然而这种利率的增加将比在第一种战略下所增加的为少,而货币供应的增加则比第二种战略下上升的幅度为低。在贷款需求下降时,利率和货币供应量都将下降,但是利率的下降将比第一种战略下为少,而货币供应量的下降则将比第二种战略为低。
几种战略比较,联邦储备认为目标区战略比控制利率战略优越,因为它允许对货币供应量进行比较严密的控制。在控制利率的战略下货币供应量趋于加强周期波动。这就是说在商业周期的高涨阶段,贷款需求膨胀时利率有上升趋势,要维持低平利率就要增加货币供应,货币供应的增长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膨胀。同样,在商业周期的危机阶段,当贷款需求下降时利率有下降趋势,为了维持稳定的利率就要紧缩货币供应。货币供应量的紧缩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收缩,这样的战略显然不能对经济起调节作用,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而是增加它的不稳定性。
同时,联邦储备认为目标区战略比总量控制战略优越,因为它可以避免不适当的短期利率波动。
然而从三至六个月的较长时期着眼,联邦储备认为,总量控制战略和目标区战略的精神是一致的。在目标区战略下,如果观察到一种货币供应量向高于它的指定区域持续 移动的趋势时,就必须通过公开市场业务逐步向下调整,使之进入原定的目标区。如果观察到货币供应量向低于它指定区域持续移动的趋势时,就必须通过公开市场业务逐步向上调整,把它推到指定的轨道中去。
然而联邦储备的经济学家们坦率承认,在现实世界里要精确地对金融活动进行控制和调节,使它像在火车轨道上那样运行是不可能的。联邦储备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能力要受到技术上的限制,也要受到许多变化不定因素的限制。
自1979年10月联邦储备宣布实行目标区战略以来,经过七年的实践,控制通货膨胀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说明在货币流通的条件下,货币供应量所形成的购买力与生产的增长必须保持适当比率,否则就会发生通货膨胀,这是与马克思的货币规律理论相一致的。但是把美国宏观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看,当前的根本问题是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极端不协调。财政的超级赤字造成了国民收入的严重超分配,它目前是靠外资的流入勉强支撑的。如果失去这个条件,其结果将不是物价高涨就是利率飞升。所以财政的超级赤字将始终是对金融稳定的一大威胁。目前通货膨胀率受到控制,除外资支撑的条件以外,还从石油价格暴跌和初级产品价格疲软得到很大好处。这些条件一旦发生变化,必将使美国宏观经济失去平衡,陷于混乱。这也是为什么里根政府决心对赤字实行紧缩政策的原因。它的困难仍然在于美国对外争夺军事霸权和对内求得人心安定所形成的过度需求与财力不足的矛盾。
几点评论
第一,宏观调节的美国模式是生产力发展到高度社会化之后,实行计划化的客观要求和反计划化的趋势相互妥协的折衷产物。诚然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即使是西欧、日本的计划模式对熨平经济周期也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就促进经济发展来说,后者比前者还是略胜一筹。这可以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揭示战后西欧、日本经济发展速度快于美国的原因。肯尼迪是最早注意到这一事实的美国总统。但是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特别强大,使美国经济的宏观调节模式不仅不能有所前进,反而时刻面临着倒退的威胁。另一方面,国际上日趋激烈的经济角逐,又促使美国的有识之士在为推进计划化而奔走呼吁。两种思想的较量长期以来持续不断。尼克松第二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坦(Herbert Stein)曾经说过,计划思想有自己的周期正是这种反复较量的反映。
第二,我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建立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模式,在促进社会再生产均衡发展上，比资本主义的所谓计划经济和杠杆调节有更大的优越性。因为在我国不存在只追求各自利润,而否定整体利益、独霸一方的利益集团。国家、企业和工农知识分子在整体利益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能够遵循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的方针,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以及各个经济部门的比例关系,使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在计划商品经济中,财政金融杠杆在调节经济方面有重要位置。它的任务是,根据国民经济计划所确定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以及各项社会、经济、技术政策,在把微观经济搞活的同时,使各种经济成分和各个经济部门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协调起来,通过财政、信贷的平衡,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促进经济的发展。30多年来,由于我们对计划商品经济认识有偏差,使它的优越性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认识经济规律、实行计划经济方面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实行经济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更好地发挥计划商品经济的优越性。这是一种新的探索,在此过程我们需要研究西方宏观调节的经验,借鉴其可取之处。
第三,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不是为了制造不平衡,而是用财政上的不平衡求得经济上的平衡。这在资本主义供过于求、资本闲置的条件下,是可以起一定作用的。但是赤字要有限度,借债超过了一定限度就会造成另一种不平衡。美国实行赤字财政政策的教训就在于忽视了,或者说无法控制这种量的界限。我国的情况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们的家底薄,加上公有制的分配制度,一般不存在资金过剩的问题,所以美国式的赤字财政政策不适合我国的国情。但这并不是说我国不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适当举债,这里的前提还是要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至于把财政亏空货币化的做法则应避免,因为它的结果只能是国民收入的超分配和通货膨胀。有一种说法似乎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起飞和加速经济发展的条件,这是把西方发展经济的教训当作经验的错误理解。认真研究一下美国的通货膨胀史就知道,这种道路是不可取的,蕴藏着极大风险的。
第四,要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财政杠杆和金融杠杆的配合极端重要。在美国,有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谁在宏观调节中更为重要的争论。这种争论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凯恩斯主义在70年代所受的挫折,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货币政策上的失误造成的,就是过分强调维持低平利率而不重视控制货币发行量。80年代里根经济学深陷泥泞是财政政策的失误造成的,即片面强调减税能带动收入的自行增长,低估了赤字失控的危险。这两种失误都与理论指导的片面性有关。两种失误所造成的后果其共性是总供给与总需求失去平衡和经济的停滞。不同之处,一个表现为通货膨胀,一个表现为由高赤字的连锁反应所带来的高贸易逆差。这就说明宏观调节不可能单靠一种经济杠杆的作用取得成功。这一点无论在美国或在中国道理是相同的。我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不仅要求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的各自平衡,而且要求财政信贷的统一平衡。而这一点在美国则还是一个众说纷纭、没有解决的问题。这恰好说明掌握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极端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