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文学发展的几个新趋势
施咸荣
美国人民尚新,有创新精神。美国国内情况变化得也快,因此历史学家欧内斯特·莱西提出,在美国时隔一代即为历史,美国的历史小说比起其他国家的历史小说来,年限也要相应缩短。英国历史小说的大师司各特给他的第一部历史小说《威弗莱》加了一个副题:“60年前发生的事情”,暗示至少隔两代,才够得上称“历史小说”;莱西则认为,在美国只要隔一代就可称“历史小说”。〔1〕
二次大战后美国科技发展更迅猛,社会变化更快,反映在文学艺术里,就是新流派不断诞生,新趋势不断出现。从40年代末开始,几乎每隔10年就有一种新趋势替代旧趋势。至于战后文学中流派之多,更使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战前,新批评派文艺理论在美国文坛尚能称霸数十年,而在战后,结构主义很快让位给解构主义,不久接受美学(也即读者反应论)又取而代之。随着60年代女权运动的兴起,还产生“女权主义批评”和“新女权主义批评”。最新的文艺理论之一是所谓新历史主义或文化唯物主义,它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探索文化,很值得注意。在诗歌运动中,黑山派、垮掉派、自白派、新超现实主义、战斗的黑人诗歌等等,此起彼落,但都只能起影响于较短时期和较狭窄的读者圈子。80年代的最新倾向则是对一些不知名的诗人产生了偏爱,以致于像罗伯特·哈斯(Robert Hass)这样的小诗人居然获得了1984年度有“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之称的麦克阿瑟基金,不仅文学界觉得突然,连作者也感到意外。〔2〕战后的美国戏剧从百老汇到外百老汇到外外百老汇,探索与创新的实验性戏剧层出不穷,从宣扬暴力革命到抒写色情与暴虐狂,无所不包;表现手法离奇荒诞得简直出乎人的想像之外。实验性戏剧中的色情戏越来越多,猥亵程度也越来越厉害,已成今日美国剧坛的一种危机。倒是黑人戏剧保持勃勃的生机,而80年代初出现的一批有忿怒情绪的青年女剧作家,也给不景气的美国剧坛带来一些朝气。美国剧评家古索夫指出:今天的女剧作家关心社会题材,对现实世界更为接近 。〔3〕
在小说领域里,创新与实验之作更多。由于50年代麦卡锡主义对三四十年代左翼文艺的镇压与围剿,使美国文坛萧条静寂了近10年。到了60年代却静极而动,涌现出众多流派,如非虚构小说、超小说(surfiction)、超级小说(superfiction)、超绝小说(metafiction)、反小说、超现实主义小说、抽象小说、荒诞小说、新型传奇小说、黑色幽默小说、存在主义小说、新小说、新“新小说”等等。这些实验性小说中有一个较为突出的共同点,即采用“黑色幽默”技巧,用玩世不恭的态度讽喻社会的黑暗面,因此又有人把“黑色幽默”派作为60年代多种实验性小说的总称。到了70年代“黑色幽默”日渐过时,随着两位犹太小说家获诺贝尔文学奖,犹太小说在美国文坛令人瞩目。但犹太民族迅速被同化,新一代犹太裔作家写不出有本民族特色的作品,老一代作家死的死(如名作家马拉默德),活着的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辛格与贝娄等,都只能根据记忆中的犹太经验和感受汲取创作灵感,而记忆宝藏越挖越少,作者往往只好向壁虚构以补不足,无怪乎他们晚期的创作在走下坡路。看来犹太文学从80年代始正在日趋没落,濒临死亡 。〔4〕到了80年代,美国小说又有恢复传统的趋势,但不是单纯的复旧,而是各种文学流派经过互相交流、互相吸收或互相结合,再回到传统的形式,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所谓“实验现实主义”(experimental realism)与“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的出现。
“实验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新形式
文学中的各种流派在不同的时期可能有某一派占主导地位,但它们总是相互渗透、 相互影响, 从不可能壁垒森严到势不两立的地步。当代美国文学中, 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倾向在50年代初就出现, 到70年代已很明显, 80年代之后则成为小说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1952年, 以一本小说奠定文学地位的著名黑人作家拉尔甫·艾里森 (Ralph Ellison) “在他的有预见性的《看不见的人》(Inrisible Man) 里创造了一种超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结合的风格,描绘变得疯狂的美国”。〔5〕20年后,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伊哈伯·哈桑总结战后美国小说的发展时说,当代美国作家都在追求和探索“更深一层”的艺术手法,结果在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喜剧和悲剧、事实和象征,全都通过难以捉摸的形式相混合,像当代现实生活一样扑朔迷离” 。〔6〕一度怀有“可笑的巴尔札克式雄心”的现实主义女作家欧茨( Joyce Carol Oates )在她后期的作品如《查尔德伍德》(Childwold, 1976)和《贝尔弗勒》(Bellefleur, 1980)中试图用意识流、象征主义、神秘主义等现代主义手法来丰富现实主义。她在1980年与《纽约时报书评》记者谈话时强调:“在我们可爱的美国文学里,现实主义者早已与超现实主义者结合。到80年代后,作家们都反对将作家进行分类。”
在60年代,美国的小说家们为了创新,在现代主义中进行种种实验,因此有不少评论家把这类“实验小说”概括为“后现代派小说”。到了80年代,小说有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倾向,却又有一些作家在现实主义中进行实验以求创新,这不能不说是当代美国小说发展中的一个新倾向。
不久前靠所谓“实验现实主义”一举成名的爱尔兰裔作家威廉·肯尼迪,把自己的创作方法的特点解释得很详细。首先,他欣然同意用“实验现实主义”这个新术语来概括他的创作方法,声称“关于麦克卡弗利教授所提出的‘实验现实主义’,我认为如果只用一个词儿来概括我的作品,这一术语是最贴切不过的了 。”〔7〕
这里的“作品”指他的成名作《斑鸠菊》(Ironweed, 1983)。肯尼迪已出版四部小说,前三部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都是超现实主义作品,出版后未受重视,于是在他的新作《斑鸠菊》里改用新的手法,一方面遵循文艺反映与描绘真实世界的现实主义精神,一方面又要“打破现实主义的框框”,在现实主义中搞创新与实验,这种实验主要可归结为两点:一,对艺术真实作出不同的理解;二,在表现作者所理解的艺术真实时采用现代派与后现代派的一些新手法。
各种文学流派各有各的对于真实性的理解,各有各的反映与描绘真实性的方法。不少现代派作家曾把人的无意识世界看作真实的世界,认为作家应该反映与描绘的主要是心理现实。〔8〕60年代后的后现代派则强调情感现实。〔9〕肯尼迪在1986年致中文译者的信中强调指出:“我深信在严肃小说里描写的主体是真实的 (重点系肯尼迪本人所加)世界和它的问题。我非常钦佩某些像卡夫卡和塞缪尔·贝克特这样的荒诞作家。不过对于这些作家,谁也不会怀疑真实世界是他们荒诞想像的基础。”他在另一场合又说,他作为作家的任务是“再创造某一时代的人物与地方”,但不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而是着重描写人物情感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也即情感现实。他还说,一个作家要在作品中揭露和谴责社会黑暗面比较容易,困难的是要表现出个人怎样能在黑暗的社会中生存下去,要挖掘出潜藏在灵魂深处的东西。他自己在《斑鸠菊》中就企图做到这一点。他认为在生活中现实与想象是混在一起的,因此他也要在小说中描绘与反映混杂在一起的两个世界——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为了生动地再现这两个世界,他什么手法都用:意识流、黑色幽默、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古老的抒情笔法、鬼魂的出现,等等。他说在《斑鸠菊》中利用鬼魂的出现来表现主人公法兰西斯的过去并不是一种新手法,英国作家狄更斯和乔伊斯、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Marquez)都用过,当代法里尼(Fellini)的影片《8 .p7 1/2 .r 》和伯格曼(Bergman)的影片《野杨梅》(Wild Strawberry )中也用过,他的新颖之处只是利用这一手法来表现人物更深一层的意识,为的是加强而不是削弱作品的现实主义 。〔10〕
肯尼迪的《斑鸠菊》只10几万字,近似中篇小说。全书没有主要故事线索,人物也只是一些瘪三、流浪汉(所谓的“反英雄”),内容主要写流浪汉法兰西斯离家22年后回到故乡奥尔巴尼市以后几天中的活动,多半是回忆与现实交织的心理活动。但作者杰出地运用了所谓“实验现实主义”也就是现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方法，集中而生动地表现了人物各个层次的心理活动(清醒的、半清醒的、梦幻的),想像丰富,结构严谨,文笔洗炼而富于诗意。这部小说出版后立即受到评论界与读书界的普遍赞誉,获1984年的普利策奖和全国书评界奖,翌年又获26.4万美元免税的麦克阿瑟基金奖。索尔·贝娄大力推荐此书,华裔美籍女作家於梨华1985年回国访问时也推荐此书翻译成中文出版。《斑鸠菊》的内容只是刻画一个小人物与命运搏斗失败后维护个人尊严的内疚心理,这在当代文学中原不足奇。使该书和作者成名的,主要应归功于它的艺术成就——所谓“实验现实主义”的新方法。
“新现实主义”——女权运动与文学相结合的产物
二次大战甫告结束,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夫人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 )从研究战后妇女的处境出发,写了《第二性别》(The Second Sex,英译本出版于1952年)一书,广泛论述并指出争取女权的途径,这本著作产生了世界影响,尤其在美国,已成为女权运动的经典。美国女权运动的杰出领袖凯特·米列特(Kate Millett)说:波伏瓦的这部作品“改变了全世界亿万人的命运”。美国女记者贝蒂·弗里登(Betty Friedan)受这部书的影响,出版了《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 1963),为60年代的美国女权运动制造了舆论。1970年米列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性政治》(Sexual Politics)出版,论述了西方文化对妇女的压迫,使女权运动与文化运动相结合,从而产生“女权主义批评派”( feminist criticism )文艺理论。
女权主义批评派及后来的新女权主义批评派都强调女性特点和家庭日常生活,如女作家安妮·泰勒(Anne Tyler)强调厨房里洋溢着感情生活,她的小说也从家庭日常生活反映社会重大问题。另一著名女作家艾丽斯·沃克( Alice Walker )在其成名作《紫色》(Color Purple,1982)中借人物之口说出,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找到叫作“爱”的这种难能可贵的美德;有了爱和爱的力量,才能弥补人生的不幸。女权主义评论派还号召发掘与重新评价历史上的女作家和作品,分析现存作品中的妇女形象(如认为海明威的作品贬低女性),但最重要的是以女性对人生真谛(包括人的权利和尊严)的追求这一女权主义的指导思想来创造新女性的形象。目前美国女作家们已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创造出一系列觉醒了的、懂得争取女性权利、维护女性尊严的新女性群像,而在这些创作中,又体现了被称作“新现实主义”的女性美学原则。
女权主义评论家在论及女性美学时,往往以美国女作家阿奈伊斯·宁为范例,常用她日记中的一句话作为女作家的创作特征:“女人的创作压根儿不同于男人,她的创作就像生儿育女,必须出自她自己的血液,孕育于她的子宫,喂以她自己的奶汁”。〔11〕宁虽写小说,但其主要成就是七卷本(1931—1974)日记,用生动、优美、形象化的文笔记录她40多年的生活与感受。她认为,“今天的男人像一棵根部正在枯死的树,而大多数女人都模仿男性生殖器在写书作画。这个世界充满了男性生殖器,像图腾枝一样,却哪儿也见不到子宫。普鲁斯特在创作中寻找永恒时刻,我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我必须在生活中寻找永恒时刻,我的作品必须最接近生活流。”〔12〕宁的理论与创作实践被女权主义评论派所推崇和传播,对今天的“新现实主义”方法有很大的影响。
60年代开始,美国文坛曾出现一股反传统的潮流和暗流,不少评论家认为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随着小说的死亡而过时,作家的任务在于探索和创造一种适应时代精神的新艺术。于是大多数美国作家中存在着一种脱离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倾向,还有不少作家认为今天的疯狂世界已无法理解,也无意去理解并描绘它,于是他们的作品就把描写的重点从重大社会问题和广阔的社会画面转移到个人生活——尤其是中产阶级个人内心生活的小天地。而妇女作家早从60年代起就成为这股逆流的中流砥柱,始终坚持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一如女权运动本身的趋向,把文学创作的焦点从自我的小天地转移到社会。在她们的影响下,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在80年代回到了美国文学,重新受到重视。
女权运动中有争论,有分歧,甚至有分裂现象,其社会内容十分丰富,有的把重点放在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上；有的要求社会消除性别歧视和不平等;要求妇女体现女性的特殊性和敏感性,在文化上作出贡献;要求妇女把争取女权的斗争与阶级斗争和种族斗争结合起来,此外还提出性解放、同性恋自由等要求。不少女作家本人就是女权运动的领袖或积极参加者,其作品往往反映自身的斗争经验,社会意识十分强烈,因此有的评论家称80年代女作家中出现的“新现实主义”为“社会现实主义”(social realism)。
女作家的“新现实主义”体现女性的特点。她们身为家庭主妇和母亲,多数是家庭制度的维护者,她们作品的特点是通过家庭日常琐细来反映社会风貌和描写重大社会问题,笔法细腻,感情丰富,风格清丽多姿,能激起男女读者感情上的共鸣,因此评论家又称其为“感情的现实主义”(emotional realism)。
今天美国女作家已在各个文艺领域里吹入新的现实主义清风,给黑人文学、犹太文学、南方文学等带来新的生机。梅雅·安吉鲁(Maya Angelou)的《自传》、女记者瑞娜塔·阿德勒(Renata Adler)的政论和她写年轻女记者经历的小说《快艇》(Speedboat,1976)、女诗人安妮·塞克斯顿(Anne Sexton)的自白诗、玛丽琳·法兰琪(Marilegn French)全面反映女性觉醒、精确描绘女性本来面目的长篇小说《女厕》(The Women's Room,1977)、爱瑞卡·琼( Erica Jong )描写女人性欲与独立人格的小说,都反映出女作家们独特的成就。到了80年代,美国文坛已不得不对女作家刮目相看。1983年美国的大部分文学奖都为女作家所获得,包括普利策小说奖和戏剧奖、全国图书奖的小说奖、小说处女作奖、传记文学奖、全国书评界奖等。尤其是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的书信体小说《紫色》以独创的风格描写一个惨遭后父奸污的14岁弱女子的觉醒过程,刻画了一个从只能向上帝倾吐哀衷的可怜虫转变成有思想、有才能的新女性形象,涉及了当前美国社会中诸如女权斗争、宗教信仰、同性恋等等尖锐复杂的问题,因而兼获普利策奖、全国图书奖和全国书评界奖三大奖。
当代文学史家也开始关注妇女文学,如80年代初出版的《哈佛版当代美国文学导论》辟专章(第八章)加以论述。1985年首次出版《诺顿女作家选集》,收辑了700年来150多位女作家的作品,许多历史上受忽视的女作家被发掘出来。诺顿英美文学选集近20年来一直是许多大学里的英语教材,享有较高声誉,《诺顿女作家选集》标志着妇女文学已越来越受今天世界文坛的注意。
南方文学的未来
所谓“美国南方文学”有双重涵义。广义地说,是指地理上的区别,也即美国南部的文学。狭义地说,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南部突然出现的文学繁荣。当时的三个重要文学批评运动——“逃亡者”(Fugitives)、“重农派”(Agrarians)和“新批评派”(New Critics)都发生在南部。还涌现出一大批有才华的作家:福克纳·韦尔蒂( Eudora Welty)、沃尔夫(Thomas Wolfe )、沃伦(Robert Penn Warren)、兰塞姆(John Crowe Ransom )、泰特(Allen Tate )、布鲁克斯( Cleanth Brooks)等,最重要的代表当然是福克纳。文学史家们后来称这一时期(1925—1955)为“南方文艺复兴”( Southern Literary Renaissance )。
其实称作“文艺复兴”并不确切,因为这之前美国南部并不存在独树一帜的文学,谈不上“复兴”。严格说来,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一个有浓重地方色彩和深刻历史感的文学流派,其思想倾向与艺术表现尽管十分复杂,这两点都是共同的。艾伦·泰特说,第一次大战促使南方作家们回顾历史和重新认识历史,从而诞生了南方文艺复兴。他们在重新认识南北战争的意义时一方面痛恨战前南方的蓄奴制,为祖先所犯的罪恶感到内疚,另一方面更清楚地看到在南北战争中吃了败仗的后果:经济的落后,北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以及南方古老社会的解体,正如南方女作家奥康纳( Flannery O'Connor )所说,南方正在“失去它很多的缺点和极少的优点”,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像南方”。像英国名作家哈代在他的《威塞克斯小说集》(Wessex novels)里所做的那样,美国不少作家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把南方社会解体的变化反映出来,最成功的是福克纳,他吸收了现代派的某些手法,通过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艺术世界,描绘了南方古老家族的衰败,从经济崩溃、道德堕落到子孙变得病态与畸形,甚至成为白痴。在他的影响下,刻画畸形、怪诞的形象已成为南方文学的特征之一。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南方文学的特殊繁荣,促使文学史家们去追本穷源,探索传统。因此,有的史家把产生南方文学的历史上溯到1607年,把南部的种植园文学、黑人文学以及一些出身于南部的作家如爱伦·坡、马克·吐温等人的创作都包括进去,于是所谓“南方文学”便成了美国南部的文学,地理概念甚于文学概念。从这一概念出发,就不存在“南方文学的未来”这一问题,正如美国学者诺布尔( Donald R. Noble )所说,只要美国有南方,就会有南方文学,而且或多或少带点南方特色。〔13〕
但从狭义上说,自福克纳1962年逝世后,所谓“南方文艺复兴”已告结束,作为流派的“南方文学”也江河日下。两位杰出的后起之秀奥康纳和麦卡勒斯(Carson Smith McCullers )相继去世,惟近80岁的女作家韦尔蒂还在散发余热。60年代后成名的南方作家都在另辟蹊径。最近逝世的卡波蒂( Truman Capote )当时已转向“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 )的创作。珀西(Walkes Percy )要求“摆脱福克纳的魔影”,致力于写哲理小说。当代最负盛名的斯泰伦( William Styron )公开宣称“南方作家现在必须脱掉沼泽与地方色彩的襁褓,把注意力转向其他方面”。七八十年代虽有一些年轻南方作家在勉强继承这一流派的传统,企图保持旧的特色——如哈利·克鲁斯( Harry Crews )在《吉卜赛人的诅咒》(The Gypsy's Curse, 1974)里刻画侏儒和无腿的哑巴等怪诞形象,认为世界上人人都是畸形的,所不同的只是有的形之于外表,有的隐藏于内心;而考麦克·麦卡瑟(Cormac McCarthy )在小说《萨特瑞》(Suttree,1980)中更把怪诞转为荒诞:一个心理变态的男子夜夜潜入农夫的瓜园去奸淫西瓜——但他们的创作已缺乏思想深度和新的艺术特色。一些南方女作家如安妮·泰勒、盖尔·高德温(Gail Godwin )倒是有地方色彩,但作品的内容侧重于家庭生活,通过妇女之间及日常琐细的描写来反映社会,与其说是南方文学,倒不如说是妇女文学。
总之,随着美国的经济与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南方已发生很大变化。拿珀西的话说,美国“新南方”的市中心已与纽约市中心无什么不同,作家们已把视线从古老的南方传统上移开,转向今天的新南方。他们的作品已失去“南方文艺复兴”时期这派作家的特色与韵味,最多只能称为“南部的文学”。
“纽约知识分子”的今昔
“纽约知识分子”( New York Intellectuals )也称“资产阶级先锋派”,原是一伙团结在《党派评论》杂志周围的文人〔14〕, 文学评论方面的主要代表有艾德蒙·威尔逊、 莱昂纳尔·特里林和他的夫人黛安娜·特里林、菲利普·拉甫( Philip Rhav )、戴尔摩·许华兹(Delmore Schwartz )、诺曼·波道瑞兹( Norman Podhoretz )、艾尔弗雷德·凯津、欧文·豪等。他们中间有不少犹太人,年轻时候思想激进,信仰共产主义,三四十年代是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权威,五六十年代还保留革命精神,是解释存在主义的权威,支持过60年代的黑人抗暴斗争、女权运动、学生反战运动等正义斗争。他们的著作持正统观点,认为文学必须有社会意义和合乎道德准则的思想内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文学的发展起过积极的影响。但60年代以后,《党派评论》在不知不觉中失去原有的色彩和影响,原先团结在它周围的这些评论家死的死,活着的也都散了伙,有的去大学教书,有的埋头写回忆录,少数还在继续写文学评论的,已分裂成自由主义左派和新保守主义右派,带着各自的追随者分别团结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和《评论》(Commentary)的周围。作为美国文学批评界一个激进流派的“纽约知识分子”集团,到了80年代已不复存在了。
有没有继承者?中大西洋激进史学家学会( Middle Atlantic Radical Historians' Organization )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保尔·伯曼( Paul Berman )说：“新保守主义者已成为‘纽约知识分子’的真正继承人。他们仍相信思想的力量——深信只要你分析社会正确,就是有了很大成就。”这批新保守主义评论家团结在《评论》、《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 )、《新标准》(The New Criterion)等右派刊物的周围,支持里根政府的国内外政策,与政府关系密切。1984年冬,波道瑞兹庆祝他主编《评论》25周年,国务卿舒尔茨出席了有数百个名流参加的隆重宴会,里根总统还发了贺电。
波道瑞兹出身于犹太移民家庭,年轻时信仰共产主义,是“纽约知识分子”集团的一员,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外政局的变化,他由早先的社会主义者转变成新保守主义代言人,他的变化也反映了美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变化。美国知名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 )在1984年出版的《党派评论》创刊50周年纪念专号上撰文说,在1952年一次《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文化》专题讨论会上,有人提出知识分子在美国社会生活中已没有异化感,曾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而在30年后,发生了完全相反的情况:一大批知识分子都肯定美国生活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认为随便批评美国是一种冒失行为。
美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地位近几十年来有很大提高。40年代的“纽约知识分子”都是自由撰稿人,靠稿费谋生,往往只能花几十美分到自助餐厅买些冷食填饱肚子,去大学执教是不敢梦想的事。但近30年来,一个以知识为资本的知识分子新阶级形成了,他们不仅受重视,而且在大众传播媒介日益扩大的影响下,他们的言论举足轻重。波道瑞兹还说,知识分子已成为“优越的阶级”。
“纽约知识分子”集团的80年代继承者虽分左右两派,但在反共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左派的主要成员女文学评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1982年支持波兰团结工会的集会中公开声称“共产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号召左派人士应该消除过去那种认为共产主义会繁荣文学艺术的陈腐想法。这与新保守派“共产主义威胁学术自由”的言论如出一辙。
两派文学评论的主要分歧是对通俗文学的看法。桑塔格60年代中期就在《坎普札记》(1964)与《反对释义》(1966)等著作中,为取消“高雅艺术”( high art )与“低级艺术”( low art)间的区别酝酿理论根据,今天她的追随者们已公开宣扬群体社会( mass society )的大众化文学比少数文化贵族享受的高雅文学更应受到重视。新保守主义评论家则把保卫美国传统文化(严肃文学或高级艺术)视作神圣职责,他们一方面反对通俗文学,斥它们为商业化的庸俗读物与垃圾,一方面也批评像约翰·霍克斯(John Hawkes )、雷蒙德·卡佛( Raymond Carver )等后现代主义作家,认为他们的创作随波逐流,为创新而背离了传统与文艺原则。
新保守主义文学评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使文学评论政治化。这派的祖师爷波道瑞兹有一理论,扬言美国文化早在60年代就已被政治化了。他说,本来应投入文学与批评的精力既然早就被转用到政治与社会问题上,因此在今天的文艺评论中掺入政治是天经地义的事。他晚年致力于写政论,他的追随者们也都从政治观点出发写文学评论,无怪乎《新共和》(New Republic)的文学编辑里昂·维塞尔梯阿(Leon Wieseltier)称这些新保守主义者是“政策知识分子”( policy intellectuals )。
这样,在80年代,一度左右美国评论界的“纽约知识分子”集团已分裂成两派,各树一帜,而由社会主义转向新保守主义的一派目前占压倒优势,成了“真正的继承人”,但他们已失去昔日的权威,他们的言论与文章已不能产生决定性影响。此外,另一代年轻文学批评家正在成长,他们出身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在大学里取得博士学位,在分工细、爱钻牛角尖的新学术气氛中对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纯理论更感兴趣,只是他们的文章缺乏文采,理论过于深奥,因此不能引起广大读者甚至创作界的兴趣,只能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倒是一些作家从自己的创作实践出发,写的文学理论有的放矢,有血有肉,文章也各有风格,丰富多采,他们的文论在今天多元化的美国文艺评论界比较受人重视。
黑人文学中两股不同的思潮
80年代的美国黑人文学中存在着两股不同的思潮,不仅指导着文艺创作,而且影响着广大黑人的生活与斗争。
黑人女作家托尼·莫瑞森( Toni Morrison )曾说,现代美国黑人小说的发展可以分作四个阶段:先是抗议的狂热,随即是较为反省地寻找自我本质,进而进一步探索文化,技艺上精益求精,最后是对世界持更广博的看法 。〔15〕从艾里森寻找自我本质的小说《看不见的人》到探索文化与家史的《根》(Roots, 1976),一直到80年代一群把黑人家庭生活作为描写重点的女作家,都反映莫瑞森的这种看法。这也代表美国评论界的一般看法,因而使艾里森、莫瑞森、沃克等黑人作家蜚声美国文坛。
所谓“对世界持更广博的看法”,就是要求黑人作家不在自己的作品里写种族矛盾与种族斗争,就是要求黑人作家与白人作家步调一致,一同在作品中探索当代西方文化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对自我本质的重新认识。艾里森说,他首先是人,其次才是黑人,因此他对人类的处境比对黑人的处境更为关切。他之所以在小说里写黑人,只是因为黑人作为受歧视的“看不见的人”,更能说明现代人在荒谬世界中的悲惨处境,因而更是“当代人的典型”。他要求“把社会学留给科学家,并且就在此时此地,用童话里的一切精彩魔法,写出一种能表现关于人类处境的相对真理的小说”。〔16〕他还把自己目前正在创作的新小说(部分章节已发表)称作“超越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
80年代的黑人女作家一般也都对世界持更广博的看法。〔17〕一个白人记者问黑人女诗人乔凡尼( Nikki Giovanni )她是不是认为革命已经过去,她回答说:“我认为在这方面我应该与你有同感。这问题很叫人腻烦。”问到她对“黑人美学”的看法时,她说:“倒不是我说不出我的看法,可我对这实在不感兴趣。”恩托扎克·尚治(NtozakeShange)说,她的职责是诚实和尽善尽美地运用她的艺术技巧。沃克在《紫色》里主要描写黑人家庭内部问题和男女之间的博爱。女主人公西丽亚宽恕虐待过她的丈夫;她丈夫的情妇不仅不妒忌她,反而使她获得真正的爱与新生;而她丈夫最后也尊重她独立的人格,对她另眼相看。西丽亚一再遭后父奸污和毒打,在生活最悲惨的时候只知写信向上帝求救。
60年代美国黑人抗暴斗争掀起新高潮时,黑人文艺界曾发生过一场争论。一批激进的黑人作家提出“黑人美学”,搞“黑人艺术运动”,要求黑人文学继承理查德·赖特( Richard Wright )抗议文学的传统,反对黑人作家像白人作家那样在小说里描写像“看不见的人”这类懦弱的、被白人踢来踢去的“反英雄”。他们认为,今天美国黑人受压迫、受歧视的处境,决不是探索“我是谁?我的‘身份’如何?我与上帝、宇宙以及其他人的关系如何?”可以改善的。他们主张暴力斗争,像赖特的小说《土生子》(Native Son, 1940)的主人公别格那样用暴力对付暴力。这批激进黑人作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阿米里·巴拉卡(AmiriBaraka )。
巴拉卡原名勒洛依·琼斯(Le Roi Jones),50年代参加“垮掉的一代”,60年代参加并领导黑人艺术运动,同意黑人穆斯林的暴力斗争观点,主张成立黑人解放党(Black Libration Party),但他很快就发现黑人民族主义是“死胡同”,于是“认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逐渐懂得“黑人解放斗争是导向社会主义的关键”。〔18〕他自称他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强调“黑人艺术家的任务是帮助摧毁美国”,在我国“四人帮”被粉碎后曾在长诗《一切反动派注定要死亡!!!》(All Reaction is Doomed !!!)中批判林彪和“四人帮”,要求人们改造世界观,并号召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起来革命。〔19〕巴拉卡是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和政论作家,也是有影响的黑人领袖,目前是左翼黑人文艺运动的领导者。哈佛大学美国黑人文学系主任索拉斯教授曾为他写过长篇评传。〔20〕
从1983年开始,詹姆斯·格温( James B. Gwynne )主编的《垫脚石》丛书（Stepping Stones)开始出版,每年出版三本有关激进黑人作家的文选,已出版的有评价兰斯顿·休士( Langston Hughes )、巴拉卡、马尔考姆·爱克斯(Malcolm X)等人的专集。这套丛书有个副题:“导向解放的文选”(A Literary Anthology Toward Liberation)。编者在纪念创刊周年的《解放》专集序言里说,这里所谓的“解放”是最广义的,凡是有助于反对政治、经济或精神专制的作品,都被视作对解放斗争的贡献。编者认为,今天的美国存在着不少重大问题,核心问题是种族主义和经济分配。除非正义得以伸张,美国国内将永无宁日。编者还强调,艺术、文学与生活都有一个目的。艺术与文学应该在某些方面给人们施加影响;或许文艺能触及人们的灵魂与才智,从而带来变革。
上述两股文艺思潮在美国当代黑人文学中流行,前一种目前占主导地位,在美国文坛受到普遍赞誉与欢迎;后一种是星星之火,但可以燎原。
注释:
〔1〕欧内斯特·莱西(Ernest E. Laisy ):《美国的历史小说》(The American Historical Novel),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52年版。
〔2〕朱迪斯·摩尔( Judith Moore ):《一个诗人的地位》(A Poet's Place),《快报》(Express, The East Bay's Free Weekly )1984年11月23日。
〔3〕梅尔·古索夫(Mel Gussov ):《女剧作家显示新的力量》(Women Playwrights Show New Strength),《纽约时报》1981年2月15日。
〔4〕参阅艾伦·勒尔契克(Alan Lelchuk ):《犹太小说的死亡》(The Death of the Jewish Novel),《纽约时报书评》1984年11月25日。
〔5〕丹尼尔·霍夫曼(Daniel Hoffman )编:《哈佛版当代美国文学导论》(Harvard Guide to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ing)第三章,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6页。
〔6〕伊哈伯·哈桑(Ihab Hassan ):《当代美国文学》(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45—1972)小说部分导言,纽约弗里德力克·恩格出版公司1973年版,第26页。
〔7〕威廉·肯尼迪(William Kennedy )1986年3月10日致《斑鸠菊》中文译者王约西的信,见北京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斑鸠菊》中译本序言。
〔8〕参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长期革命》(Long Revolution )第七章,鹈鹕丛书1965年版。
〔9〕参阅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新新闻报道文选》(The New Journalism),纽约哈泼与罗出版公司1973年版。他认为新新闻报道应该解释动机,使读者觉得自己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体验现场中的情感现实。
〔10〕美国州立圣迭戈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半年刊《国际小说》(Fiction International)主编拉利·麦克卡弗利(Larry McCaffery )教授在1983年8月23日专访肯尼迪,在他家中作了通宵长谈。访问记发表于1984年第1期《国际小说》上,肯尼迪对文艺的看法都引自该文。
〔11〕《阿奈伊斯·宁的日记》(The Diary of AnaisNin),第2卷1934—1939年,收获丛书1967年版,第233页。
〔12〕同上,第235页。
〔13〕路易斯·鲁宾(Louis D. Rubin,Jr.)等编:《南方文学史》(The History of Southern Literature ),州立路易斯安那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78页。
〔14〕在一次“什么是‘纽约知识分子’?”的学术讨论会上,乔治城大学的诺曼·本鲍姆 (Norman Birnbaum)教授说:“一个‘纽约知识分子’曾经是《党派评论》的作者、编者或读者。”他用的是过去式时态。见《纽约时报杂志》 ( $i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r ),1985年8月25日。
〔15〕《新闻周刊》(News Week)1981年3月30日。
〔16〕拉甫·艾里森:《影子和行为》(Shadow and Act),纽约兰德姆出版公司1964年版。
〔17〕参阅克劳迪娅·泰塔( Claudia Tate )编:《黑人女作家在工作》 (Black Women Writers at Work),纽约连续出版公司1982年版。
〔18〕阿米里·巴拉卡:《自传》,纽约弗劳莫特利克斯丛书1984年版,第301页。
〔19〕《阿米里·巴拉卡/勒洛依·琼斯诗选》,纽约威廉·摩罗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313—316页。
〔20〕沃纳·索拉斯( Werner Sollors ):《阿米里·巴拉卡/勒洛依·琼斯:寻求民粹派现代主义》 (AmiriBaraka / Le Roi Jones: The Quest for a “Populist Modernism"),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共3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