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德蒙·威尔逊书信
王佐良
艾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 1895—1972)在中国不是一个人们熟悉的名字。事实上,他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作品,本人也早在十几年前死去了。但是,他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首先是因为他介绍了许多重要作品。他的成名作《阿克瑟尔的城堡》(Axel's Castle, 1931)是介绍现代主义的好书,重点论述了两个爱尔兰作家:叶芝(Yeats)、乔伊斯(Joyce);两个法国作家:梵乐希(Valery)、普鲁斯特(Proust);两个美国作家:艾略特(Eliot)、格特鲁德·斯坦(Gertrude Stein)。现在看起来,这六个人除了斯坦不甚重要之外,其余五人确是现代主义的支柱。在20年代之末,当人们对于这些作家还在争论或根本不加理会的时候,威尔逊就能清楚地说出他们作品的优点,比较系统地介绍整个现代主义潮流,而且把欧洲大陆、爱尔兰和美国串起来讲,这就表明了他的多方面的知识,他的眼光和历史意识,他的文才。
10年后,他在另一本著作《创口与弓》(The Wound and the Bow)里,又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把狄更斯的内心创伤和他的创作特点联系起来探讨,加深了读者对这位大小说家的了解。
其次,威尔逊是卓越的实践批评家。他当然不是没有理论,但主要是一个就书论书的批评家。英美文学批评以其实践性见长,许多作家兼写文论,形成一个悠长的传统。这些人从创作实践里得到启发,写起文论来不仅言之有物,而且常有卓见,文笔也优美可读。但是这样的实践批评家是越来越少了,威尔逊却能在担任《纽约人》杂志评论员的漫长岁月里,维持这个传统的标准,写出了有见地又有文采的好书评。
他还有许多其他文学活动。例如,他也写过小说、剧本、诗歌,有些作品也曾盛销。晚年他又付出巨大的精力,去研究死海古籍。他也卷入过文学争论。如,同美国现代语文学会里的教授们,在出版美国文学名作丛书的问题上,有过一场双方都感到很不愉快的争论:他为普通读者着想,反对教授们那种要把原作者稿子上的拼法和标点的错误,也一一照印的学院习气。教授们有他们的版本学原则,而威尔逊则有作家的广阔视野。
他不让自己的眼光局限于美国之内,而经常关心欧洲大陆的文学动态;他爱好希腊、拉丁的古典文学,然而又做了最新锐的作家如乔伊斯的义务宣传者;他懂得多种语言,除了在普林斯顿大学学过希腊、拉丁、法、意等语之外,还在40岁学俄语,50岁学希伯来语,70岁学匈牙利语,临死之前还想学汉语。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也超过一般美国作家,所著《走向芬兰站》(To the Finland Station, 1940)就是关于十月革命和列宁作用的论述。他也注意现代科学和哲学的进展,曾把爱因斯坦和怀特海德(Whitehead)的学说同列为“智慧与想像力的构筑品”〔1〕。
他是美国文学中所谓“失落的一代”的同时人,其中司各特·费兹杰拉德(Scot Fitzerald)尤其是他的挚友。他了解巴黎咖啡店对这些人的吸引力,自己也多次旅欧,然而他又不是一个“自我放逐者”,每一次总是回到美国,总是尽自己的力量帮助美国本土文学的成长。他较早就有了比较文学的某些观点——《阿克瑟尔的城堡》实际上是一部比较文学的著作——然而他更关心在深厚的基础上研究美国本土文学的传统。他自己编写的两部书——《面熟之感》(The Shock of Recoghition, 1943)与《爱国之血》(Patriotic Gore, 1962)就是推进这方面研究的力作。
他嗜佳作如命。他自己讲究写文章,已如前述;对于别人的写作风格,也是一直注意的。第二次大战一结束,他重返欧洲大陆,到处访问作家,注意点之一是何处何人写了出色的文章。记录此行的《导游书以外的欧洲》(Europe Without Baedeker,1947)是很好的游记,但其最精彩的部分是谈论作家们文章风格的那些片断。
要概括一切只能说:艾德蒙·威尔逊是一个现代美国的文化人。他的先辈是门肯(Mencken)、帕灵顿(Parrington)、范·魏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更早一点还有爱默生(Emerson)和爱伦·坡(Alan Poe),比他晚一点的有麦息生(Matthiesen)、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哈利·勒文(Harry Levin)、欧文·豪(Irving Howe)等人。他们是美国知识分子中的“精华人物”,虽然有种种弱点,却在美国这个重物质、急功近利、有时很庸俗、然而又充满生气的社会里,关心世道人心,主持正义公平,坚韧地维护着社会文化生活的高标准、高格调,为此而同强大的反知识分子潮流抗衡。他们常是失败者,他们的人数也越来越少,以至哈利·勒文把艾德蒙·威尔逊称为“最后的美国文人”〔2〕。
威尔逊的全部书信集目前正由利昂·伊德尔(Leon Edel)教授编辑中。威尔逊的夫人艾林娜(Elena Wilson)赶先挑了若干,编出了这部《艾德蒙·威尔逊关于文学与政治的书信》,于1977年出版。
这本书的编辑体例也值得一谈。书信按年代排列,分为若干时期。每一时期之前有一个大事表,表中关于事件的叙述尽量引用威尔逊自己的话。同样,在介绍重要的收信人的时候,也是精选威尔逊有关此人的话。这样,编者尽量少出面干预,使得全书从本文到注释几乎都是威尔逊的原话——例 外只有书前的说明、前言和序文,分别出自艾林娜·威尔逊、利昂·伊德尔和旦尼尔·阿伦(Daniel Aron)之手。阿伦(《站在左边的作家们》〔Writers on the Left〕一书作者,哈佛教授,曾于1982年左右来过中国)的序文,同后来哈利·勒文写在伦敦《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悼念文章一样,都对威尔逊的为人、作品及其社会作用,作了中肯的分析。
书信是一种亲切的体裁。只是有些文人写信时也是着眼于发表的,因此不免有故作姿态之处。威尔逊的信却不属此类。他往往是执笔疾书,直抒胸怀,因此写得随便、亲切,有时候也直率,甚至愤怒。总之,露出了真性情,这样也就更值一读。
他对朋友极热情,但对他们的行为、作品之类说真话。如果称赞,也常伴有批评,甚至指出错误。例如,在一封给阿尔弗列特·凯津(Alfred Kazin)——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学论著《在本土上》(On Native Grounds)的作者的信中,他写道:
亲爱的阿尔弗列特:……我还在读你的书,我想我之所以对它热情不衰,不是因为你把此书献给了我;你知道我对于献给我的东西往往是有戒心的。总论部分尤其好,这类文章是特别难写的。这本书,再加上你在《大西洋》杂志上发表的那篇——它可能是你至今写得最好的一篇——使我感到你真是功成名遂了。
这里“献给他的书”是凯津的重要新作《同时代人》(Contemporaries),可见两人的互相仰慕。但威尔逊又写道:
在你写的一篇论福克纳的文章里,德斯边因少校两次误作德斯边因市长了。
(1962年5月6日)
如果说凯津比他年轻一点,是后辈,那么对于前辈——而且是有名的前辈,如文学史家范·魏克·布鲁克斯,他也是一样又热情又直率的:
我读了你的《山影》(Shadow of the Mountain),感到是一种享受,同你其他的书一样。……但它有三个小错,我现开列如下,因为我知道你是力求完美的。
(1962年1月2日)
范·魏克·布鲁克斯、艾德蒙·威尔逊、阿尔弗列特·凯津三人,都是有志于唤起美国作家和读者对美国文学的自信心的重要批评家。这些信件所透露的,不是别的,只是美国文化人之间频频通气和互相关照的动人情景。
用同样坦率的精神和直截了当的口气,威尔逊不怕打破人们心里的偶像、偏见,不怕触犯学术界的陋习、陈规。请看:
我从纽约买了《肯庸评论》的亨利·詹姆斯专号,玛丽刚读了它。我只翻了几页,但玛丽证实了我的看法,即这个专号像是完全由同一个人写的。兰塞姆的身上真是缺少一点什么,否则他为什么老要编这些专号,谈这些一看就明白的题目——亨利·詹姆斯、象征主义等等——早被人家写绝了的题目,找一些对这些题目毫无见解的庸才来写文章,而不是去看看有哪 些真正值得一读的人写了什么,想写什么。我遇见的人都对此不满。《南方评论》的叶芝专号也是一塌糊涂。它与其说是纪念叶芝,不如说是让《南方评论》大出其丑,因为评论叶芝的人与叶芝之间的差距是太大了。
(1943年10月22日,致阿仑·泰特〔Allan Tate〕)
40年代是“新批评”盛行之时,兰塞姆(Ransom)正是新批评派的领袖人物,《肯庸评论》、《南方评论》正是他们的主要理论刊物,当时以及后来以新派自居的文学研究者几乎是每期必读的。而艾德蒙·威尔逊一笔戳破了它们的纸糊门面!
他对于美国以外的类似现象也不放松:
《秘密情报员》(The Secret Agent)叫我感到沉闷,老式的心理分析太多,堆积了一大堆,却不给人以真实感。李维斯专挑二流作品来大夸一顿,真是出色地表现了他的缺乏文学趣味。
(1970年3月17日,致普里契特〔V. S. Prichett〕)
这里,又是一箭双雕,即奚落原籍波兰的英国19世纪末年著名小说家康拉德,更奚落鼓吹康拉德的小说艺术的英国批评家F. R. 李维斯(Leavis),又是一个所谓新派文学理论的大名人!
当然,威尔逊并不都正确,可能兰塞姆、李维斯都会作出反驳的。但是,我们是在谈一个作家的私人通信。如果他在写信的时候还故作公允之态,尽说些不痛不痒的话,那么不仅书信不值一读,人也不值一谈了。威尔逊书信的好处,正在于他不随波逐流,敢于说出自己真正的想法。文学界有时也颇多乌烟瘴气,来这样一阵清风无疑是值得欢迎的。
威尔逊也有过分自信的时候,结果之一是陷入了同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关于如何翻译普希金作品的激烈争论。两人本是好友,纳博科夫从苏联出来辗转到达美国之后,威尔逊还曾帮他找工作和出版机会。但是,当纳博科夫将普希金的《叶夫根尼·奥涅金》译成英文出版的时候,威尔逊却对译文很有意见。结果,闹出了“美国人说俄国人俄文差,俄国人说美国人英文不成”的局面。文学翻译大概是最容易引起文人争论的题目了,威尔逊未能免俗,而且一 直到最后,在1971年3月8日,他在回答纳博科夫表示和解的信中,仍然说:
我在修改我评纳博科夫译普希金一文中的俄文错误的文章,但同时又举了不少你的败笔。
但威尔逊并不总是同人争论的。在多数情况下,他给朋友的是温暖的阳光,所追寻的是一场有意义的讨论,一场充满智慧和风趣的谈话。书信里也多这方面的反映,例如:
艾萨亚·柏林(Isaiah Berlin)……刚在我家度了周末。他是一个奇特的牛津教员。8岁离开俄国,因此有一种俄英双重性格。这一配合不常见,但完全令人倾倒。我们整夜作着精彩的谈话,谈了不知多少题目,但又都谈得有内行知识,有真正的智慧,还有闪耀的机智。他走了以后,我忽然感到,由于过去几乎不认识他,这一次我是把我一生里最好的故事、警句,最有刺激性的想法,都一股脑儿搬了出来,放在他的头上,而且还装作临时想到的样子;很可能,他对我也是这样的。
(1949年6月6日致妈曼·柯斯特勒〔MamaineKoestler〕)
这里,既写来访者,也写主人本人,两个自命不凡又颇会说话的人碰在一起,才有上面这个有趣的场面。
由于威尔逊的交游和见闻之广,书信里涉及到的当代美、英、西欧的文人很多。他有一种本领,能够三言两语,就勾出一个作家的小影,或指出其人的特点、长处、毛病:
我曾碰见过劳伦斯(D. H. Lawrence)一次,觉得他缺乏教养,有点歇斯底里。他的作品也给我同样印象。
(1966年4月4日致西西尔·连恩)
我如约去见一个很神气的老头,他是这里大学的希伯来语系主任。他同一位同事一起接见我,在一间到处都是书的房间里,连坐下讲话的地方都没有,除了书之外,只有一张特大的写字桌。他的头发乱蓬蓬,像奥登(Auden)一样;一只眼睛半开半闭,必是由于终年紧盯古代手稿之故。他很有风趣,但在指定了一位教师同我一起读希伯来文之后,很快就把我打发走了。
(1954年3月,无日期,致艾林娜)
关于桑塔亚那(Santayana):我没有读过多少他的哲学,但十分欣赏他的其他著作。他自己说他只在不在哈佛教哲学之后才感到自由,我觉得这以后他的文章也更好了。因为他主要是一个作家。有一次他对欧文·埃特曼(Irvin Edman,他写过关于他的文章)说:“你没说最明显的一件事,即我是错过了机会的诗人。”但他作为一个批评家也是很出色的,无论是评论思想、观点,或者文化。去年冬天我读了他的小说《最后一个清教徒》,觉得写得很好。我大学的朋友不少人同他书里的主人公相似,有许多共同点,真没想到桑塔亚那这位西班牙人对这类人了解得如此之深。
(1956年9月25日,致诺曼·坎普·斯密司〔Norman Camp Smith〕)
我又碰到了伊夫林·华(Evelyn Waugh),谈的中心题目是他的新小说(《重访勃莱兹海特》),它在美国可能还未出版。此书一部分毫无价值,还显得滑稽,而这并非作者本意,所以必然令他感到悲哀,倒给了喜欢说坏话的伦敦文学界一个大开玩笑的机会。他极为势利,到了令人难信的程度(由于娶了一个天主教贵族家庭出身的老婆),喜欢卖弄他所知的所谓大家族的内情,而他的贵族朋友则告诉他,他把什么事情都搞错了,这就使他狼狈不堪……
奥登刚才路过此地,到德国去了,将在那里调查轰炸造成的心理影响——他现是美军中的一个上尉。我上次到伦敦时,那里的人都在说他坏话,他的老朋友斯蒂芬·斯本德(Stephen Spender)对我说他绝不可能再回英国,那将是世上最难的事了。可是几星期后,他在那里出现了,而且一如斯本德所说,不但毫无一点不好意思,而且高傲得很。他抱怨英国的房子冷,英国生活如何苦,并且对人说伦敦并未受到轰炸。英国人全气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为了礼貌才按捺住自己,没说出心里的一句话,即他这个调查轰炸对心理影响的人自己没有尝过轰炸滋味,多么可惜!他又对他们说——由于他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他知道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是。我喜欢这故事,因为英国人最会把别人贬低,所以看见一个移居外国的英国佬回来把当地伙计们收拾一番,我就感到太妙了!
(1945年7月4日,致伊利莎白·休林〔Elizabeth Huling〕)
以上牵涉到英国大小说家D. H. 劳伦斯,希伯来大学的一位老学者,美国名哲学家桑塔亚那,英国名小说家伊夫林·华,英美当代重要诗人奥登,一个个都活跃纸上,有时靠素描,有时靠讲掌故,另有时靠尖锐的、毫不客气的议论。
那么,在畅游欧陆名城、访问了许多作家之后,这位美国文化人踏上本土的口岸,又有什么新的印象,新的观感?
他仍然眼光锐利,能抓住新鲜的光、色、感觉,把它们立刻放在纸上:
这一次回来,有一种奇怪感觉。由于是从欧洲径直回到美国,没有做点心理准备,结果我感到像是进入了另一个外国,发现了我离开时未注意到的许多事情。人们像是都大得出奇,同欧洲人一比,显得缺乏焦点,缺乏味道(虽然味道在欧洲有时是很不好的)。过去曾叫我发生兴趣的许多事情,现在显得沉闷不堪了。人们似乎希望我们起一种伟大作用,但我看不出我们在提供灵感和卓见方面做了什么。我们唯一的伟大贡献是原子弹。我怀念起伦敦来——那些可爱的小饭馆,塞里尔·康诺利(Cyril Connolly),他的香槟和他在摄政王公园的屋子……
(1945年9月11日,致妈曼因·配吉特〔MamainePaget〕)
几个月之后,威尔逊又来了更深沉的感触:
对杜鲁门的信心正在下降。美国刚刚开始在适应它的国际地位,还没有真正的政策。这里的人有的听俄国人的,有的听英国人的,我都讨厌。这个国家似乎正在经过一个十分奇怪的阶段,不同于我记得的任何过去时期。我们的孤立已经烟飞云散了,同时许多其他东西也跟着消失了。眼前进行着的尊崇美国传统的国家主义式的宣传,在我看来,正是表示这个传统在死亡——正像在维吉尔和贺雷斯赞美罗马理想的时候,罗马已开始死亡一样……
(1945年11月5日,致妈曼因·配吉特)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完不久,世界躺在废墟里,美国正处在国力的峰巅,而威尔逊却想到古罗马由盛而衰的转 折。以后他还要看到更多的变化:冷战,肯尼迪被刺,越战,等等。关于越战,这本书信集里几乎没有任何反映,也许是留待将来的信函全集了。美国、欧洲、世界都在变化,而威尔逊本人,慢慢地由一个英锐的青年变成一个心脏病患者,行动不便了,所欠的所得税还不清,老朋友或死或散,人生的忧患更深了。但是他没有放下笔,编好了第27本书之后,还在间间断断地写信,一直到1972年5月27日——这是本集里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写给《纽约人》的主编的。6月12日,他终于死去。他的有些著作会存留下去,但也许只在他的几千封书信里,人们才寻到 这位文化人对他所处的国家和时代的真正的、多方面的反应。它们不仅是好的散文,而且能比报纸、杂志以及调查报告之类更使我们看清:美国高层文化是哪些人在构筑,他们的光荣和失败又在哪里。
注释:
〔1〕艾林娜·威尔逊编选:《艾德蒙·威尔逊关于文学与政治的书信》(Edmund Wilson, Letters o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1912—1972),纽约法拉·斯屈劳司·吉卢出版社1977年版,第703页。
〔2〕哈利·勒文:《关于现代派的记忆》(Memories of the Moderns),伦敦与波士顿费勃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