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无关吗
张友伦
1977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休厄林·比勒和索菲娅·斯拉泽合编的《当代激进主义的起源》一书。该书第二章是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西摩·马丁·利普塞特撰写的。题目叫“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按照他的说法,似乎社会主义是纯 欧洲的产物, 同美国以及美国的工人运动没有什么关系。其实,这种看法在美国学术界早已存在。1906年,H·G·韦尔斯就已正式提出,以后路易斯·哈茨等人又陆续论述过。〔1〕利普塞特搜集和整理了各家的看法,形成了系统的观点,在美国学术界颇有影响。〔2〕
不可否认,利普塞特所列举的各家看法都有一定道理,其中有些论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但是,从根本上说,把社会主义看成是“欧洲舶来品”,同美国工人运动格格不入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至少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本文仅就这个问题谈谈粗浅的看法。
一、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二故乡
从历史上看,美国并非不能接受社会主义的国家。恰恰相反,当欧洲刚刚开始流传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时候,美国很快就成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广阔活动场所。威廉·福斯特曾概括地谈到空想社会主义在美国迅速传播的情况和原因。他写道:“这些乌托邦计划虽然主要是在欧洲创始的,却在美国获得了最广泛的发展。仅仅几年之内,至少有200个乌托邦计划在美国实施。美国的国土对这些计划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在美国,有许多可以廉价得到的土地,人民在政治上所受的封建限制很少,对伟大的独立革命经验记忆犹新的群众便很容易赞成社会改革的尝试和实验。”〔3〕
最早来到美国进行空想社会主义试验的是罗伯特·欧文。1824年11月4日,他偕同长子台尔和几名弟子抵达纽约。欧文希望联邦政府对他的试验进行资助,曾两次在国会发表演说,并拜会总统和高级官员,但都遭到了冷遇,最后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财力开办试验公社。1825年1月3日,欧文用15万美元在印第安纳州沃巴什河岸购买了三万英亩土地和一个居民点,取名“新和谐村”。在居民点里有生活用房,有学校、公共管理机构和教堂等建筑物。〔4〕最兴盛的时候有1000多人。开始,欧文很满意自己的试验,希望新和谐村能够成为理想社会的起点,让它“从公社传到公社,从国家传到国家,从洲传到洲,最后遍及全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空想社会主义的缺陷日益暴露,试验趋于失败。1827年6月下旬,欧文不得不向新和谐 村居民告别,结束了自己的试验。
欧文的试验是有影响的。除新和谐村以外,在田纳西、印第安纳、俄亥俄、纽约、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等州也先后进行过不同规模的欧文式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据估计,大约有18个公社。〔5〕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黄泉公社(俄亥俄州,1825—1826年)、汪勃罗合作协会(1825年)、富兰克林公社(纽约州、1826—1828年)、弗里斯特维里公社(1826—1827年)、堪达尔公社(俄亥俄州,1826—1828年)、维利弗治公社(宾夕法尼亚州,1826年)、兰泉公社(印第安纳州,1826—1827年)、纳绍巴公社(田纳西州,1826—1828年)、鹅塘公社(宾夕法尼亚州,1843年)、平等公社(威斯康星州,1843—1846年)等。〔6〕
19世纪40年代,继欧文试验之后,傅立叶主义也曾经在美国风行一时。傅立叶本人没有到过美国。他于1837年逝世。生前,他虽然精心制订和论证了理想社会的蓝图,并且提出了法朗吉计划,但始终未能进行试验。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学说竟然在美国引起强烈的反应。傅立叶的学说是经过他的美国信徒阿伯特·布里斯班、霍拉斯·格里利、帕克·戈德温、德纳等人传到美国的。1840年,布里斯班出版了一本系统介绍傅立叶学说的书,叫做《人的社会命运,或工业的联合及其改组》。这本书在传播傅立叶主义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格里利、德纳、戈德温等人都是报纸的编辑。他们把报纸作为阵地不断刊登介绍傅立叶主义的文章。
布里斯班等人的宣传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美国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傅立叶主义者。1844年4月4日,傅立叶主义者在纽约克林顿大厅举行了自己的全国大会。在美国,傅立叶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欧文。经过傅立叶主义者的努力,先后在各地建立41个试验公社,其中最著名的是北美法朗吉和布鲁克农庄。这两个公社都曾在某些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就。例如,布鲁克农庄的教育是颇为有名的。公社拥有一个包括幼儿园、小学、预备学校、高等学校四个部的完备的学校,并曾聘请一些当时知名学者在这里讲学。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傅立叶主义的影响也渗透到了工人队伍中。1843年5月,阿尔巴尼和纽约的一批技工组成了宾夕法尼亚公社,试图通过试验摆脱工厂主的剥削和改善工人的处境。
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也认为建设理想王国的乐土不是欧洲而是美国。尽管他在法国拥有几十万信徒,但仍然于1848年初带着一批追随者到美国进行伊卡利亚试验。他们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先后建立了三个公社,试验一直延续到1858年。
从欧文、傅立叶和卡贝的试验情况来看,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空想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影响确实远远超过了欧洲。完全有理由认为,美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二故乡。
我们说美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二故乡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试验所提供的极为重要的教训,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意义并不下于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本身。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起源于德国而起源于英国、法国和北美。”〔7〕三位空想社会主义大师都不是美国人,但是,马克思的话确实反映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大盛于美国的事实。
在美国进行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试验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那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天国”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具备种种理想条件的国家,空想社会主义的计划也只能是昙花一现,不能持久。而且试验的规模也都是很小的。例如,欧文公社的平均寿命不超过两年,傅立叶公社的平均寿命只有一年半。但是,这种经过反复实践检验的经验,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准确的例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论述就包括了这方面的材料。〔8〕可见美国空想社会主义实验家们的贡献同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相比是毫不逊色的。
二、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驻在地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科学社会主义传到美国的时间是不算晚的,比俄国和中国都要早得多。到19世纪70年代初,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以后,纽约就成为新总委员会的驻在地了。这当然是美国工人运动强大的标志,也是美国社会主义思想发达的标志。
最早把科学社会主义带到美国的是流亡北美的“1848年革命先驱”、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曾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回顾说:“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大陆上工人阶级所有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报刊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子弟在绝望中逃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去”。〔9〕在这批先驱者的名单中有约瑟夫·魏德迈、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阿道夫·克路斯、约翰·席克耳、亨利希·迈耶尔、古斯达夫、厄鲍姆、罗萨、雅可比、克莱茵等人。
最早要求把科学社会主义文献寄到美国的是阿道夫·克路斯。1850年3月31日,他在致斐迪南·沃尔弗的信中写道:“请按印刷品邮件给我寄来一本你于1848年春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并且写信告诉我,是否能搞到一份《新莱茵报》。〔10〕但是,斐迪南·沃尔弗的回信迄今没有发现,《共产党宣言》和《新莱茵报》是否寄到克路斯手中,不得而知。我们只能从1851年10月16日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中了解到,马克思曾给旅居美国的前德国大主教神父科赫寄去20本《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和一份英译本《宣言》。〔11〕这恐怕要算是第一批传到美国的《共产党宣言》了。
1851年底,约瑟夫·魏德迈抵达美国后同克路斯一起为宣传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大量工作,先后创办了《革命》和《改革》。〔12〕尽管这两个刊物存在的时间都不长,但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上面登载过《共产党宣言》的一部分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几篇文章。在魏德迈和克路斯的努力下,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分别于1852年和1853年在美国出版单行本。此外,从1853年起,马克思、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先后发表了200多篇文章。美国工人,首先是德裔美国工人在接触科学社会主义文献和著述以后,开始团结在魏德迈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周围,建立了一批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团体。其中有无产者同盟、共产主义俱乐部、国际协会德裔美国人支会等。60年代中期成立的最大的全国性工人组织全国劳工同盟也表现了靠拢第一国际的倾向,曾经同伦敦总委员会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1867年,全国劳工同盟副主席威廉·杰塞普曾致函伦敦总委员会说:“我认识到我们双方经常联系的必要性,假如明年我在这个组织中继续担任正式职务的话,我将在权限允许的范围内做一切事情来维持这种联系,并愿意提供你或者总委员会所需要的消息,或者交换彼此感兴趣的书信或文件。”〔13〕1869年9月,安德鲁·卡梅伦代表同盟出席了第一国际的巴塞尔代表大会。1870年,同盟的辛辛那提大会正式通过决议声明:“全国劳工会在此宣布,此后将坚决维护国际工人协会所提出的各种原则,并计划于最短期内加入该协会”。〔14〕
如果说,无产者同盟和共产主义俱乐部都是少数先进分子的组织,那么全国劳工同盟就是一个庞大的全国性组织了。根据最稳妥的估计,同盟的人数大约在20万至40万之间。〔15〕可见科学社会主义对美国工人运动是产生过一定影响的。
1869年,国际工人协会美国第一支部成立,以后又陆续建立了一系列支部。到1872年上半年,总人数达到三四千人。这支队伍就是纽约总委员会的群众基础,人数虽然不多,但同第一国际在其他国家的组织相比较,要算是相当庞大的了。但是,在一般的教科书和有关著作中,很少谈到海牙大会后纽约总委员会的活动,似乎第一国际就此终结。其实不然,纽约总委员会仍然在战斗,至少开展了下列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恢复总委员会和欧洲各国支部的联系。1872年10月20日,纽约总委员会发布了致国际工人协会会员的第一个通告,宣布新 的总委员会开始活动。通告发表在11月23日《国际先驱论坛报》上。以后又陆续发布通告,以保持总委员会同各支部之间的联系。总委员会还聘请了处理各国事务的代表来加强这种联系。1872年底到1873年初,塞拉叶、恩格斯等人先后被聘请为处理法国、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波兰事务的全权代表。
第二,反对无政府主义。总委员会曾于11月8日向汝拉联合会发出警告,要求它修改圣伊米耶大会的决议。由于汝拉联合会抗拒这个决定,总委员会乃于1873年1月5日将该联合会开除出国际。此外,总委员会还给比利时工人代表大会寄去呼吁书,强调海牙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呼吁比利时工人团结在国际的旗帜下。
第三,试图建立各种国际工会联合会。根据海牙大会的决议,纽约总委员会曾经制订和公布国际工会联合会的章程草案,规定应当在各个国家全国性联合会基础上建立国际工会联合会。
第四,1873年9月8日至13日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一国际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纽约总委员会向大会提出了一份书面报告,报道了总委员会的工作和各国组织的情况。
由此可见,美国这个新的总委员会驻在地所起的作用虽然不能同英国伦敦相提并论，但也决不能一笔抹煞。
三、社会主义政党的涌现和社会主义影响的衰落
19世纪80年代是美国工人运动大发展时期,各种思想纷纷登台表演,同欧洲1848年革命前夕的形势很接近。在工人运动中出现了三大派别:亨利·乔治运动、劳动骑士团、社会主义工人党。各种名称的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人政党也纷纷成立。就是在刚刚建立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内部也有社会主义者在进行活动。
从7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或者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政党。其中有伊利诺工人党、北美社会民主工党、辛辛那提社会政治协会、费城德国人自由协会、辛辛那提斯拉夫工人协会、密尔沃基工人联合会等。一般说来,这些组织人数不多、思想混乱,存在的时间也都不长。1876年,一部分组织同第一国际北美联合会合并,组成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立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恩格斯曾说:“不管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什么 样子,不管它把自己的前辈的工作的成绩怎样归于自己,但毕竟是美国唯一的一个总的说来站在我们立场上的工人组织”。〔16〕然而可惜的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始终未能发展为一个群众性的、有重大影响的社会主义政党,而且内部不断出现分裂,几度陷于瘫痪。以致恩格斯一直到1887年还认为:“这个党只有一个虚名,因为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它在美国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作为一个政党出现。”〔17〕
80年代,在政治运动高涨的过程中,在纽约、芝加哥、印第安纳波利斯、旧金山、圣路易等地又陆续建立了一批独立劳工党和统一劳工党。不过,这些党主要是为了参加竞选而组织起来的,不是一种稳定的、巩固的、具有严密组织纪律的政党。只有1900年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党才拥有较大影响而成为美国共产党的前身。它曾经在激进的工人组织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和其他工会中开展过积极的活动,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极盛时期,党员曾达到12万人。〔18〕
美国共产党成立后也在工人中做过大量工作。虽然内部斗争频繁,发展道路十分曲折,却也取得过值得称道的成就。例如,1936年,美共决定在产联中开展工作,仅仅三年时间就可以控制产联所属的10％的工会。到1944年,产联会员中有20％到25％的人属于共产党领导的工会,或者是共产党的支持者。在产联的执行委员中支持共产党的人占1/3。〔19〕
从上述简略的历史可以看到,在美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各个阶段,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都有某种程度的结合。对于这一点,资产阶级的社会舆论和联邦政府是最为敏感的。联邦政府不止一次把重大的罢工斗争说成是社会主义者“策动的红色恐怖”,企图寻找借口,从法律上把社会主义者打垮。例如,1875年,煤业托拉斯和费城雷丁铁路的负责人富兰克林·高恩在宾夕法尼亚州州议会作证时说,矿工工会的领导人都是“巴黎公社的代言人和共产国际的间谍”。〔20〕1877年,当全国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的时候,《纽约世界报》又宣传说,匹兹堡“已落入一群中了共产主义邪魔的人们的手中了”〔21〕。接着联邦政府出动军队,伙同地方武装镇压了罢工运动。正如美国进步学者波义尔所说,“赤色恐惧比快速操作法赚的钱更多,比新式机器和节省人工的设备把利润提高得更快。它没有时代性而且永远是新颖的。自19世纪中叶,自从连释奴主义者都被称为共产党人以来,它就一直被用来对付美国人。它曾对付过1877年的铁路罢工,它曾绞杀过1887年八小时工作制运动的倡导者。它曾是对付德布斯和普尔曼罢工者的一个强大的助手。它曾破坏过1919年的钢铁罢工。”〔22〕它总是作为破坏工会和破坏罢工的借口,使千百万工人只能拿到低微的工资。
两次大战期间和战后都出现过反共、反社会主义高潮。1917年9月,美国司法部对当时的激进组织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全国各地的会址进行了大搜查。到1918年2月,先后有2000多人被投入监狱。接着社会党也遭到了搜捕。1920年1月2日夜间,同时在70个大城市进行的搜捕,使1万多人丧失了自由,成为阶下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推行反共政策,先后通过了塔夫脱-哈特莱法(1947年)、麦卡伦法(1950年)。1954年,共产党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组织。
工会官僚们也配合政府的政策，对社会主义者实行一次又一次的清洗。在历史上,劳联、产联都采取过这样的措施。1950年11月举行的产联的第十二届年会就曾完全赞同联邦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肯定了产联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措施。这一年,几乎所有受共产党影响的工会都被开除出产联。〔23〕
政府的迫害和干预,以及工会官僚的排挤固然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很大的困难,但决非使社会主义者和后来的美共党员成为一批人数不多的“沙漠布道者”,处境极其孤立的根本原因。1967年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美共再度成为合法组织后,其影响仍然是极其微弱的。1968年,美共在总统竞选 中,在明尼苏达州和华盛顿州只得到了1075票,仅相当于两州总票数的几万分之一;1969年,在纽约州竞选州长也遭到失败。〔24〕据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加斯·霍尔估计,1969年美共拥有的党员人数不过12000至13000人,同情者约10万人。〔25〕针对这个情况,美共主席亨利·温斯顿曾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号召说:“全党应当实行决定性转变,要在基础工业中,在汽车、钢铁、航空电子工业中和交通运输业中,首先要在我国所有工业中心建党和创办报刊,并对南方给以特殊注意。”〔26〕然而,这一号召并未产生实际效果。时至今日,美共党员仍不足15000人,对美国工人运动没有什么重大影响。美国工人运动基本上是和社会主义相分离的。这时,“社会主义不存在论”就显得颇有道理了。
四、历史的启示
战后美国社会主义影响削弱的现象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理论界的注意。人们都在认真地思索和探讨。我国也有少数理论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开始认真研究美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种种见解。毫无疑问,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同美国工人运动的关系是十分有益的。然而,应当看到,这不是一个一般的、具体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不可能找到现成答案,决不是写几篇文章或者写几本书就可以解决的。这里仅从历史的角度谈谈美国工人运动发展过程中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从历史上看,美国确实具备很多特点,可以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特国家。它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建国之初就基本上确立了资本主义的原则。同时,它又是一个经济发展迅速,后来居上的国家,到19世纪末就跃居资本主义世界工业大国的榜首。这些对于美国工人运动不能不产生重大的影响。当英国工人在宪章运动中,法国和德国工人在欧洲1848年革命中为了争取政治权利而进行斗争的时候,美国工人已经得到了选举权。因此,在美国早期工人运动中没有发生过类似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在以后各个阶段,美国工人也很少像欧洲工人那样直接提出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要求。即使在社会党的纲领中也只是说:“其目的在于把工人阶级及其同情者组成为政党,以期取得政府权力,并用以达到将现有私人占有生产和分配手段的制度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目的。”〔27〕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例外论”者就曾经夸大这个特点,大弹社会主义是欧洲舶来品的调子。在历史学界,康芒斯-威斯康星学派的代表人物朴尔曼提出“职业意识论”来证明“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都是欧洲舶 来品。他写道:“外来的社会阶级意识在美国土地上深深扎根以前,本地滋生的工资意识已经初次表现在斯捷沃德的盛行于60年代的八小时工作制的哲学中了。”〔28〕“对于美国整个工人队伍来说,唯一可以接受的就是‘职业意识’,它只具有‘有限的’、‘保障工资和控制职业’的目的”。〔29〕然而,社会主义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反对和否认而失掉了美国。那个时期社会主义所蒙受的损失倒往往是某些社会主义活动家的失误造成的。例如,丹尼尔·德里昂的左倾双重工会政策就曾经给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极其重大的损失。他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不顾美国的具体条件,反对同劳联和劳动骑士团发生任何联系,要求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退出这两个工人组织。1895年12月,德里昂终于建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双重工会“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来同劳联相对抗。
德里昂推行双重工会政策的结果造成大批社会主义者退出劳联和劳动骑士团,严重削弱了社会主义对美国工人运动的影响。新成立的社会主义行业和劳工联盟也由于脱离广大工人群众而迅速衰落。正如美国老左派史学家方纳所说的，德里昂所做的这一切“是社会党人从美国劳工运动的巨流中把自己孤立起来的经过,而正在这个时候,他们却有充分的机会在整个运动中起先锋作用的。”〔30〕
美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过去美国的特殊国情并不能构成排斥社会主义的决定性因素,关键在于是否能够找到适合美国国情的道路和方法。马克思在论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时就十分注意普遍原理同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问题。他曾明确指出,工人阶级有朝一日必定夺取政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31〕令人遗憾的是,美国社会主义者长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照搬外国经验。这不能不使社会主义的声誉在工人群众中受到损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经济和技术的飞速发展,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差别逐步消失。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第三产业和高科技工业蓬勃兴起。白领工人、技术人员、科学家、知识分子的人数和影响都 在稳步增长。蓝领工人所占的份额日益减少。工人运动的斗争形式和内容也都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社会主义影响的削弱不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而已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现在已经不是美国一个国 家能不能接受社会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能不能得到发展的问题了。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提出来了。当时,许多社会主义者曾预期十月革命将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个持续的革命浪潮。然而到20年代中期,却出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的局势。人们开始感到某些理论上的结论需要重新研究。1925年3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欧洲在经过革命风暴后已由于美国的经济援助而趋于“相对的”、“部分的”和“暂时的”稳定。共产国际的理论家尤金·瓦尔加也改变了过去的提法,认为:“美国资本主义仍然有生命力”,“同欧洲资本主义相反,它确实还在上升”,不过,这种上升“会很快结束的”。〔32〕1926年春,瓦尔加在第六次执行委员会上再次提出美国资本主义处于上升阶段的观点,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当时,威廉·福斯特也支持这种看法。〔33〕
在今天来看,这种估计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假如能够把讨论深入下去,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是很有裨益的。但可惜这场讨论到第二年就突然被打断了。1927年12月,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资本主义的相地稳定时期已经结束,新的革命高潮就要到来。接着第二年7月到8月,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类似的决议,指出世界的前景是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国际阶级斗争进一步尖锐化。此后,凡对形势持不同看法的人都受到了批判。
诚然,在讨论过程中,确有一些“例外论”者趁机宣扬美国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企图证明它可以不受资本主义成长和衰退规律的限制。毫无疑问,这种错误论点是应当受到批判的。但当时不加分析地把对形势的不同看法都归结为例外论而加以禁止显然是不正确的。这样就严重挫伤了社会主义者研究新问题的积极性,使理论工作日趋僵化。
50年代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有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者在进行思考和探讨,寻求科学社会主义和当前形势相结合的途径和方法。70年代中期盛行一时的欧洲共产主义就是一个例子。姑无论其理论正确与否,探索本身就是应当肯定的。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也在进行探讨。不少工人运动活动家甚至提出了重新建立群众性工人政党的要求。从60年代初开始到80年代,一些全国性工会代表大会、地方工会大会和行业工会联合大会不断提出建立工人政党的建议。〔34〕例如,在1979年9月召开的电器工业工会代表大会上,第506地方分会代表尼尔森发言说:“建立工人党是各级工会的重要任务。我们将在实现这一任务的斗争中,力求同其他各个工会,同妇女和黑人运动的代表,以及讲西班牙语的美国人的民主运动协同作战。”〔35〕可以断言,一旦理论上取得突破,在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影响的重新增长将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密切结合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注释:
〔1〕韦尔斯认为,从18世纪开始,洛克的自由主义,或者说辉格主义已在美国思想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美国既没有封建社会,又不存在贵族传统。因此,它也就没有托利党和社会主义党存在的基础。20世纪50和60年代,哈茨在自己的著作《美国的自由传统》(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1955)和《新社会的创立》(The Founding of New Societies, New York, 1964)中,进一步论述了这个观点。
〔2〕参阅比勒和斯拉泽:《当代激进主义的起源》(SewerynBialer and Sophia Sluzar, Sources of Contemporary Radicalism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31—149页。
〔3〕威廉·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1页。
〔4〕参阅弗加蒂:《美国乌托邦主义》( Robert S. Fogarty, American Utopianism),伊塔斯卡1972年版,第44页。
〔5〕参阅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69页。
〔6〕参阅哈里逊:《英国和美国的欧文社会主义运动》( J.F.C.Harrison, The Owenite Socialist Movement 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载《工人史》1968年第9卷第3期,第325—326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3页。
〔8〕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3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1页。
〔10〕《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资料汇编》(Der Bund DerKommunisten: 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第2卷,柏林迪茨出版社1982年版,第151页。
〔11〕参阅《马克思恩格斯给美国人的信》,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12〕《革命》创刊于1852年1月6日。1月13日出版了第2期以后,由于经济原因被迫停刊。《改革》于1853年3月5日发行。起初是周刊,同年10月15日扩展为日报,于1854年4月26日停刊。
〔13〕伯恩施坦:《第一国际在美国》( Samuel Bernstein,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in America),纽约1962年版,第29页。
〔14〕《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第613页。
〔15〕参阅格洛布:《工人和乌托邦》( Gerald N. Grob, Workers and Utopia),纽约1976年版,第1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1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1页。
〔18〕参阅《美国共产党史》第116页。
〔19〕参阅《世界共产主义手册,1918—1965年》(World Communism: A Hand Book 1918—1965),斯坦福1973年版,第469页;香农:《美国共产主义的衰落》(David A.Shannon,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Communism),纽约1959年版,第3页。
〔20〕引自波义耳和摩莱士:《未透露的工人故事》(Richard O. Boyer and Herbert M. Morais, Labor's Untold Story),纽约1955年版,第49页。
〔21〕参阅《美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第690页。
〔22〕《未透露的工人故事》,第210页。
〔23〕参阅《世界共产主义手册:1918—1965》第469页。
〔24〕参阅《1970年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1970 Yearbook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st Affairs),斯坦福1971年版,第479页。
〔25〕同上。
〔26〕引自《1970年国际共产主义事务年鉴》第480页。
〔27〕《美国社会党纲领》,见《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7期,第23页。
〔28〕朴尔曼:《工人运动理论》( SellgPerlman, A The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纽约1928年版,第193页。
〔29〕上引书,第169页。
〔30〕参阅方纳:《美国工人运动史》第2卷,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62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59页。
〔32〕《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记录:1925年3月21日—4月6日》(ProtokollderErweitertenExekutive, 21 Marz—6 April 1925),第139—140页。
〔33〕参阅《国际新闻通讯》(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1926年3月10日,第282页。
〔34〕参阅《工人报》($i Worker $r),1967年2月12日;《每日世界报》(Daily World),1978年10月18日;《联合电器工人新闻》(UE News),1980年9月29日,第8页。
〔35〕《联合电器工人新闻》,1980年9月29日,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