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惘的一代文化背景透视*
【题尾】这篇论文,1986年11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海明威文学讨论会上,曾作为学术报告节要宣 读。【注尾】
赵一凡
海明威喜爱冰山。他曾在自己的《论创作》一文中说,“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因为它只有1/8露出水面。”他对埋藏水底的7/8更加神往,看它是冰山深沉含蓄的魅力所在。这一意象,后被批评家发展成“全景控制比喻”(controlling metaphor),用来形象地归纳并突出海明威的独特文体和审美意识。〔1〕
海明威与迷惘的一代作为文学现象,也像冰山兀然突起的峰峦,浮泛在美国文化与思想研究的海域里。
一方面需要我们沿结构主义,解构理论(deconstruction)和阐释学的道路,对迷惘的一代文学作品作深层构造上的形式与文本研究。
另一方面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提下扩展视野,增添文学之外的透视角度,将我们原有的“社会历史研究原则”(socio-historical approach),拓宽开放成宏观、立体的文化批评体系。这是破冰下潜,环绕冰山去测量它埋在水下的巨大文化思想本体。在美国,这种将纯文学和文论研究,同现代的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新兴理论沟通融汇的治学方法颇为流行。一方面,它促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发展;另一方面,诸如“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之类的理论也应运而生,其发展前景有可能超越流行多年的现代派文论。
这篇论文试以作家与文论为轴线,辅以文化、社会与政治三方面的背景,重新审视迷惘的一代所反映的文化与思想潮流。因侧重点移动,观察角度由单一变为多重,评价也另立了尺度。作为尝试和探索性研究,我希望国内各界学术前辈不吝指正。
文学繁荣期与文化革命说
迷惘的一代作家群在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而显著的地位。他们这一代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脱下军装,冲上文坛,以反战和理想幻灭主题开始创作活动,迅速冲垮了“高雅斯文传统”(the genteel tradition)和中代温和派作家的统治,成为20年代民族文学“主导的声音、主导的艺术家”。其中约有10位主要人物的活动和影响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海明威、福克纳、菲茨杰拉德、肯明斯、威尔逊和多斯·帕索斯的名字灿若星座,标志着美国现代小说、诗歌和文论的精致与发达已进入世界前列。1956年,马尔柯姆·考利以迷惘的一代首席编年史家的身份发表《第二次文学繁荣》一书,总结并肯定了这个作家群的历史功绩。〔2〕
考利有关“美国第二次文学繁荣时期”的命题,首先是针对19世纪中叶的美国浪漫主义文学高峰而言。他将海明威等迷惘才子,同爱默生、梭罗、霍桑、麦尔维尔和惠特曼等19世纪浪漫主义和超验主义文学巨匠并列对映,称本世纪20年代是美国史上第二次繁花似锦的文学发达时期。但是到了60年代初期,文学思想的研究由于邻近学科涌现大量新学说与创见,被迫改变了传统观念。
最强烈的外界震撼来自美国学(American Studies)与美国文化思想史研究。二次大战后,出于反省 民族文化的历史需要,美国学术界由约翰·海厄姆、派瑞·米勒与H·N·史密斯倡导的美国学运动,推动文史哲和社政经学科大批新进学者分头钻研美国文化思想史,开创了文化批评广阔前景,奠定下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坚实基础。
派瑞·米勒(Perry Miller)关于美国民族文化的根的研究,论证了清教主义思想形态向资本主义精神的世俗化转变,美国民主政治在宗教宽容、政教分离环境中的萌发，以及移民、土著和黑奴混合造成的“吸收-并存型”多元文化等处于原始混沌状态下的多种民族形成要素,进而勾勒出美国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结构的基本模式。〔3〕
亨利·F·梅(Henry F. May)1959年推出《美国天真时代的终结》,并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论点。梅认为,以清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理性为基础的美国文化传统,自18世纪形成之后,历经民主革命、工业革命的推动和加固,一直未曾大动根本。唯有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才产生激变,扭转方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好像一条历史断沟,割裂了传统的绵延和发展,成为现代意识和新文化起点。大战爆发之前,支撑旧文化的三根支柱,即对传统道德、社会进步与绅士文化的信念(belief in moral values, belief in progress, belief in culture)已被进步主义改革所带来的政治与经济变化腐蚀并凿空了基础。一遇上世界大战强烈冲击,整个旧文化轰然崩塌,留下的断墙残垣便 成为新文化的狼奔豕突之地。〔4〕
20世纪初美国是否真地发生过文化革命?经过近20年的讨论,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从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声援了梅教授的论点。贝尔1976年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提出,当代美国文化与政治、经济严重脱节。而总体脱节的根源在于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两股互控力量——宗教冲动与经济冲动——失去了平衡制约。代表着宗教冲动的清教禁欲伦理和苦行精神,先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了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功能理性割断了超验主义纽带。最后,20世纪初的动乱又砸碎了它的道德核心——先劳后享观念(delayed gratification),并代之以分期付款和信用卡等超支购买、及时享乐的纵欲消费主义。宗教冲动衰竭,导致经济冲动恶性膨胀。资本主义文化被迫以现代主义形态出现,来对抗物质与科技对精神的压迫。从而造成了准宗教式的现代派文学崇拜,以及几代作家的不断翻新和无休止争斗。〔5〕
贝尔教授高屋建瓴式的宏观社会学“文化脱节说”,视现代主义文学为资本主义经济与科技重压、冲撞下的畸变文化形态。贝尔严峻的批判态度,以及他的“道德判断”(moral judgement)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美国保守主义思潮关注文化传统的新动向。
若把梅的激进与贝尔的保守折衷一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较为平衡又不失新颖的理论判断,即把迷惘文学看成是一场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它既有显著的反传统性和革命性,也有相应的破坏性、局限性和内在矛盾。
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学革命
以往我们倾向于肯定迷惘文学对资本主义幻灭及其突出的反战情绪,同时批评其中的个人主义消极逃遁和悲观色彩。现在看来略显不足。有必要从文化角度挖掘它反叛旧文化的原因,分析它在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上的重大扭转,进而追究它艺术手法上相应的标新立异和显著突破。
把迷惘文学纳入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并不是说,20世纪初在美国也曾发生过像中国那样规模的五·四运动。事实上,由于美国进步主义改革(1901—1917年)深入推进,欧洲现代主义文化和各种新思潮(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影响,美国知识界早在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就经历过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和启蒙教育,大战与革命恰好加速了它的进程。
这场被布鲁克斯视为推动“美国进入成年”的新文化运动〔6〕,虽然在目的和动机上不同于中国反帝反封建、倡举民主和科学的五·四运动,但它们之间颇有历史对称性:都负有引进新思想、全面批判旧文化,建设适应时代潮流的新文化体系的任务;在斗争方式上,也都显示出将旧文化连根掀翻、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斩决信心和偏激冲动。
20年代的中国产生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鲁迅这样闻名的文化革命旗手。美国一代迷惘或革命青年也有自己成群的精神反叛导师——社会学巨擘凡勃伦鼓吹知识分子“新阶级”掌权,痛讥资产者的无能和寄生性;哲学大师桑塔雅那半开玩笑地给美国高雅文化扣上了“斯文传统”的小丑花帽,使其威风扫地;哈佛大学的史学教授亨利·亚当斯以他高贵的出身和教养一举拆穿美式教育的荒诞虚伪和误人子弟;影响巨大的现代派诗祖埃兹拉·庞德咬牙切齿地写下,“an old bitch gone in the teeth”(称旧文化为“老娼妇”,骂娘的话同时带出嘶斯的痛恨声),他的学生T·S·艾略特则预言资本主义制度不是“轰隆崩溃”,而将“扑哧一声完蛋”;还有更加激烈的传统掘墓人H·L·门肯,他不惜拳脚交加,全盘否定本土文化及其道德习俗。正是这些新文化的先驱发起了世纪交替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而他们对旧文化的严厉批判,影响并抚育了整整一代青年文人领袖:约翰·里德型的革命作家,布鲁克斯为首的民族“新文化保姆”,T·S·艾略特这样的现代诗圣(以上三位都是哈佛1907—1909届毕业生,分别代表了左中右不同立场),以及比他们约小10岁的海明威及其迷惘同龄人(据考利的不完全统计,生于1891—1905年间的参战迷惘青年,至1942年已有236人进入美国文化名人字典)。
与他们的精神导师不同,里德、布鲁克斯、艾略特和海明威所代表的这一辈美国青年知识分子,是横跨两个时代(以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为分界),厌弃传统而又鼓吹异端的新式叛逆。他们生于中产家庭,受到良好教育,在充满梦想、自负和进步改革思想的时代环境中长大。他们走出校园,肩负起推进美国文化成熟的重任,却痛感社会的愚昧狭隘与自己的志趣格格不入,迎头相撞。忍无可忍之下,艾略特走上当年亨利·詹姆士的逃逸之路。约翰·里德为追寻理想出走俄国,目击并报道了十月革命震撼世界的十天。布鲁克斯哪儿也不去,坚守国内阵地,领导起既不向东、又不向西的自由主义民族文化重建派。
比较不幸的海明威一伙,怀抱着“为国出力又不弄脏双手”的浪漫理想投笔从戎,参加志愿医疗队远征欧洲。结果在空前惨酷的世界大战中痛遭摧残,饱经幻灭。他们脱下军装,已成为弗罗伊·德尔定义的“精神漂泊者”(intellectual vagabonds),或G·斯泰茵打趣的“迷惘的一代”。
迷惘青年在战后立即受到左中右三派的争夺和交替影响。他们先是留恋欧洲沙龙,拜庞德和艾略特为师。打算远离美国文化“对艺术的敌视和压迫”,利用《离异》与《扫帚》等唯美派流亡刊物练习写作,倡导文学革命。可是布鲁克斯领导下的国内自由派文化喉舌(如《七艺》、《新共和》与《民族》)也向他们大开绿灯,并呼唤海外浪子回头,为民族文艺复兴尽力。流亡的迷惘才子们在20年代初大批回国,集聚到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在这个“波希米亚的研究生院、娱乐场和精神诊疗所”〔7〕里,大群的迷惘艺术家和文化人写文章、开沙龙、办展览、编杂志,一面攻击传统文化和陈规陋习,一面宣扬现代艺术、个性解放和社会革命。这时期除去艾略特和布鲁克斯的吸引之外,激进的《新群众》集团已完成了从社会党左派向社会主义革命立场的历史转变,公开悬起左翼文化的红旗来招兵买马。
正是在这新旧交错、左右拉锯的背景下,由革命、改良和弃绝三派观点合成了美国知识界声势浩大而又变化莫测的反叛态势。200万参战青年返回祖国,无形中增强了文化战场上的新派力量。而哈定政府借口“战后正常化”,不仅纵容反动势力发动“帕尔玛袭击”,大批逮捕驱逐革命人士,并且强行实施“禁酒法案”,以整肃道德风尚为名,向战前进步改革大举反攻倒算。一时原教旨主义猖獗,宗教活动频繁。大城市里排犹排外,种族暴行和“红色恐慌”不断。
以门肯为锋芒的新文化运动被迫应战,在一代新青年呼应声援下,重新展开一场持续10年(1919—1929)的文化肉搏战。终于打破禁酒限制。赢得1925年司各普斯审判的象征性胜利(自由派名律师达罗击败保守派议员布莱安的起诉,法庭被迫宣判中学教员司各普斯讲授猴子变人的进化论不构成侮辱教会罪)。并且在文化思想界猛烈打击、连根动摇了保守政治、传统文化和中产阶级价值观的统治地位。
在政治上,门肯利用他主持的《时髦者》(Smart Set)和《向导》(Mercury)杂志频频发表投枪匕首般的时论杂文,抨击威尔逊的战争政策,讥讽哈定的昏庸无能。他著名的《民主笔记》,贬损美国政治法律是代表愚民众生(booboisie)的意愿,指美国文化为庸俗市侩(philistine)统治下的“民主暴政”——因为工业文明和垄断资本以它巨大的财富和窒息性的平庸束缚了精神与思想的生长,压制了尼采式的超人和才智。〔8〕资产阶级保守文化,在门肯眼中已成一具毫无生气的僵尸。只有砸碎它死板的躯壳,才能使美国新生。
门肯对传统道德的致命批判,选择了清教伦理和禁酒舆论为打击目标。他大声疾呼“清教传统压抑人性、禁酒法案压制社会健康欲望”,很像鲁迅当年呐喊“旧礼教吃人”。在他的启发下,青年一代纷纷痛骂祖先害人。有的宣扬弗洛伊德心理学“压抑”(repression)原理,有的诊断文化痼疾和社会积弊。其中兰道夫·博恩脍炙人口的《清教徒的统治欲》一文,便把清教主义者当成传统卫道士,严厉指控他们的虚伪褊狭,热衷于迫害异端、摧残新思想。他还宣称,清教道德已发展成为一种社会迫害狂,非连根铲除不可。〔9〕
在批判中产阶级价值观方面立下大功的是名作家辛克莱·刘易斯。他的小说《巴比特》描写了 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人物。巴比特是个房地产商人,“中部美国的统治者”。他平庸浅薄,自鸣得意。一辈子凭着虔信上帝和美元发财致富,却又精神空虚而怪梦不断。刘易斯无情地解剖这个民族标本,就像鲁迅研究分析阿Q和中国民族心态。不同的是,刘易斯除了如实展示巴比特的宗教心理、政治行为和浪漫经验之外,还巨细无遗地考察此人的财务状况、家政社交及其生意经营手段,从而使某些社会学家欣喜若狂,直接以小说里的数据建立模型,研究中产阶级的标准行为方式。
海明威与青年楷模文化
门肯、刘易斯等人奋力进行文化反围剿的同时,迷惘青年作家也开始了自己的集团冲锋和狂飚突进。海明威发表悲怆凄惶的个人参战史诗《太阳照样升起》(1926)和《永别了,武器》(1929)。福克纳写重伤的青年军官在战后被女友和社会遗弃，默默死在一位战争寡妇家里——小说题名《士兵的报酬》(1926)。多斯·帕索斯笔下的《三个士兵》(1921),一个甘当炮灰,一个厌战逃亡,剩下一个学生兵擅自离营,去巴黎找钢琴,却带着未完成的乐章被宪兵押往刑场。肯明斯在处女作《巨大的房间》(1922)中记录他和朋友如何因通信不慎,被法国盟军当成奸细投入监牢,饱受折磨与侮辱之后,变成了玩世不恭的达达派诗人,终生把自己的名字小写成e. e. cummings。菲茨杰拉德这位“爵士时代”桂冠作家在《天堂这一边》(1920)和《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里展示战后美国的纸醉金迷和冷酷残忍,为他这一辈《所有悲伤的年轻人》(1926)哀恸欲绝。
以上的迷惘文学奠基作品在文学和文化领域都触发了革命性的轰动。这批作者的反叛首先采取了“文学革命”方式。因为有参战的特殊体验,以及欧洲现代派大师的启蒙指点,他们写起幻灭主题的先锋小说,表达现代青年的感觉意识,完全独树一帜,中年作家很难与之竞争。相形之下,安德森、刘易斯等现实主义作家显得过于温和平淡。当时迷惘文学的同龄批评家和辩护人埃德蒙·威尔逊曾表示,由于他们这群年轻作家在文化理论上尚欠成熟,全力搞创作既有 利于一炮打响,也是合理分工。他承认是中年理论家为他们开辟了道路,“布鲁克斯提出美国文学成年的问题,而门肯做了最多的努力来促成它的发展”〔10〕。
迷惘文学的社会影响远远超出文学范畴。考利在《斯文传统之后》(1937)序言里这样总结它的倾向:“他们已告别清教传统。不仅敌视反对它,而且直率地宣传感官享受,歌颂性自由,声言饮酒是人们确保幸福所必需”〔11〕。门肯也得意地指出,他所痛恨的美国文化“福特化倾向”(the Fordiantendancy),正在被一代青年文化精英所代表的“艾略特精神”(the spirit grown Eliotic)所压倒。〔12〕
20年代的美国文化确实处于大动乱之中。正像当时中国的五·四运动打翻了孔家店牌位,造成了新青年进步文化、租界买办文化和封建遗老文化在大都市交错混杂的万花筒般的局面,美国迷惘文学也借新文化运动之势,迅速冲决传统的羁绊,征服批评界与出版商。进而风靡全国,带动起文艺百家和大众生活方式上的现代主义潮流。青年文化的撞击和振荡,辅以哈莱姆黑人文艺复兴、女权运动和多种移民文化的兴起,形成了现代美国文化中斑驳绚丽、雅俗并举的多元格局。而科技与物质文明的进步(诸如电影、汽车、无线电新闻媒介和横越大洋的国际交通)也有助于青年文化的传播。靠了新兴的广告和推销术的魔力，迷惘才子们获得了老辈作家做梦也想不到的百万读者与观众。他们成为爵士时代的文化骄子,民族与社会瞩目的英雄,思想激进而又放浪形骸的名士派和摩登女(flapper girls)。这种文学艺术之外的社会意义,就构成了当今学术界所讨论的“青年楷模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命题。
所谓“青年楷模文化”,是70年代才产生的文化人类学概念。但它源远流长。早在20年代,美国心理学协会主席,创建格式塔学派的霍尔教授(Granville Stanley Hall )就曾提出过“青春危机论”。他认为,青年发育期的生理变化同时引发思想与品格上的新生(包括发现自我,养成性格和确立人生理想),因此是危机年代,得十分小心。可惜霍尔1924年去世,他的理论未能沿着心理危机方向 探索文化危机问题。人们急切地盼望,布鲁克斯有关“美国成年”(America's coming of age)的设想能早日实现。结果事与愿违。新文化运动推翻了清教传统和中产阶级的商业保守文化统治,却迟迟没能建立起一个由“富有文化素养、深刻而真诚”的知识界领导的,“既有集体精神生活,又利于发展个性才能”(见布鲁克斯《文学与领导》)的乌托邦美国现代文化。〔13〕相反,青年文化的崛起及其主导作用突出体现了美国文化青春期的危机症状。有些史学家抱怨说,20年代到60年代全属于一个“漫长的(文化)青春期”(a long, long adolescence),其间充满文化骚动和间发性社会动乱。
说来可笑,60年代嬉皮士和新左派青年暴动,倒是有力地推动了美国青年社会学和青年心理学的研究进展。各派观点纷纷亮相,终于趋向比较成熟的意见。
新左派青年最著名的思想导师赫伯特·马库塞称青年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主要革命阶级和独立的反专制政治力量。他将马克思、弗洛伊德和格瓦拉的部分思想杂交出新,炮制出激进的惟恐天下不乱的理论,促成青年与社会全面对抗。结果把新左派运动推上了政治狂热、道德沉沦、身心俱残的迷惘之路,使青年与社会都吞下了苦果。
较为保守的哈佛社会心理学权威,艾瑞克·艾瑞克森教授,在《青年与危机》(1968)一书中带头反省动乱的原因,并指出“社会延期补偿”是造成大规模青年反叛的重要原因。延期补偿论认为,现代教育和专业化职业要求大幅度延长了青年处于儿童与成人间边缘地位的时间,推迟他们毕业、就职、婚育和晋升的年限。 这种长期置青年于社会监护之下的反常现象,非但阻碍青年正常发展,更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社会要求和责任心。因而导致青年一代对成人社会的不满或反抗心理,引起周期性危机。〔14〕
艾瑞克森的理论虽是泛指,却帮助我们从新的角度去诊断迷惘青年的“无故创伤”(unreasonable wound)。当初有人指责参战青年对战争的“反应不成比例”。说他们在欧洲只打了半年仗,而战后却呼天抢地,痛苦绝望得发了狂,令人难以理解。用“延期补偿论”检验一下,则可发现,200万青年被骗往欧洲打仗,中断了学业和工作。战场上受精神刺激和肉体摧残不用说,回国后还要四处受气,重新谋生,又陷入“地位焦灼”(status anxiety)状态。难怪精神创伤和心理危机同时并发,哀怨与愤恨之声不绝于耳了。
关于青年动乱的权威性概括,来自美国人类学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玛格蕾特·米德。1970年,米德发表《文化与认同:代沟研究》一书,正式提出代沟说与青年楷模文化观点。在米德看来,人类社会既有因性别和阶级造成的文化差异(如母系文化或封建文化),也有依据代沟(年龄差距)形成的三种不同文化模式。19世纪前西方文化多属“无预见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即社会由保守持重的长辈领导,以他们的法则和信仰引导青年的一切行为和思想。20世纪产生的以青年为楷模的“造形”文化(configuarative culture)则相反。因为文化变迁加速,新的知识和观念更替迅捷,老辈人追赶不上,无所适从,便转向适应变革的青年寻求指导。然而,米德指出,这是非正常文化形态,它同父母楷模文化一样不适应于现代社会。较为理想的模式是长辈与青年互相尊重并吸取对方长处的“并存文化”(shared culture)。〔15〕米德的理论在美国产生了较为积极的影响。70年代以来,“青年社会化”工作有了稳步的进展。一代“雅皮士”追求学历、事业和社会认同，不再模仿当年嬉皮士们自暴自弃、怨天尤人的方式。美国文化好不容易熬过了又一轮“从反叛到顺应”的青春危机。
迷惘青年的功绩与局限
可惜,美国20年代迷惘青年并没有类似米德或艾瑞克森的理论来分析并指导他们的成长。艾瑞克森当时还是维也纳大学的学生。米德刚从哥大人类学系毕业,就去亚洲和太平洋岛屿考察土著文化,一直没能顾上研究与她同龄同胞的“受诅咒的一代英俊”(the beautiful and damned——菲茨杰拉德语)。也没有人在回顾迷惘文学历史时指出,那是一次“青年楷模文化”实验——它曾打乱了长幼尊卑观念,颠倒了传统的指导与服从的文化秩序。
大半个世纪已经过去,现在该是冷静公允地裁判这桩公案的时机了。处于中国人立场,也许有利于避免研究者本身的代沟心理或“移情作用”(empathy)。
在我看来,迷惘文学和以海明威为象征的青年楷模文化,在摧垮落后保守的旧文化统治,推动美国文学及思想意识现代化方面功不可灭。1930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与刘易斯诺贝尔奖时特别指出,“美国仍处于青春动乱年代。新的、伟大的美国文学是从全国性的自我批判开始。这是健康的象征。”阅历丰富的欧洲人看出了新生文化的壮丽前景,也没有忘记美国民族 的幼稚与冲动。应该补充说明的是,由于缺乏指导和自我控制,迷惘青年曾经把许多事情弄过了头。这场文化实验的学费昂贵,遗患至今未消——这不是八个诺贝尔奖和更多几次“文学繁荣”所能弥补的。
当初海明威负伤归来,没有工作,也不愿继续上学,彷徨若失如孤儿,心灰意懒成为“硬汉”一条。正像《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他损失了一切的一切,却没见到任何“神圣与光荣”。战场上多少同辈死伤疯癫,“就像芝加哥屠宰场,不同的是把肉埋掉而已”。菲茨杰拉德在《爵士时代》中借酗酒消愁的主人公之口高骂狂笑:“所有神统统死光,所有战争都已打完,所有信仰全都完蛋!”剩下些什么呢?全世界只留下海明威式“不甘被打败的英雄”,以及“她漂亮的脸蛋和我的新装”(菲茨语)。
在这一片精神与道德、信仰与理想的废墟上,青年文化建立起它病 态的、桀骜不驯的崭新楷模和权威。他们是迷惘的歌星,痛苦的专家,清高孤傲的王子,寻欢作乐的冠军。大群青少年如痴如狂的崇拜追随,未经战火的中年人的艳羡,老派绅士太太们的震惊或迷惑,保守当局强撑威严、故作正经的镇压,这一切恰恰肯定和加固了青年文化的地位——资本主义真是罪有应得,活该受治于这批亲生的浪子(迷惘作家成名之后被称作prodigal sons)。
迷惘青年的特征和局限,可以从文化、文学和政治三个方面试作归纳如下。
一、文化渎神倾向(cultural profanity)。
所谓“文化渎神”,是丹尼尔·贝尔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得出的一项认识。说穿了,它就是不受拘束、没爹没妈、非圣无神的文化无政府主义,或“文化弑祖”。迷惘青年视传统权威如同粪土,以叛逆和砸偶像为历史使命。他们的“革命”如同儿戏,破坏愿望超过了建设和修补的能力。这个毛病,同门肯等新文化领袖彻底否定清教传统、大举引进欧洲思想的过激宣传有关。当时有人(如史学家比尔德教授)曾指出他们在介绍尼采和弗洛伊德、解释清教文化方面有不少学术性失误,但没引起足够重视。新文化运动和青年反叛者抛弃传统,强行移栽或嫁接外来文化思想。虽说当时为形势所逼,难免粗暴行事,但从长远利益考虑,是颇欠周到的。
70年代以来,美国文化保守主义开始反省现代文化矛盾。不少学者倾向于严厉批判态度。有的指出世纪初的文化革命造成传统断裂,促进了社会享乐趋势和理想主义衰败。有的抱怨青年一代生活放荡,精神虚无,甚至于纵欲或自戕。较为年轻的学者中,也有克利斯托弗·赖西这样的新秀站出来批评美国文化中的“自恋心态”(culture of narcissism)——唯我独尊,孤芳自赏,整天担心自己是否有病,无病也呻吟,而不顾外界天塌地陷。〔16〕还有人以惋惜心情追悔20年代大量浪费的才智精力,认为迷惘青年未能发挥较大的文化建设作用,实在是历史的悲剧。悲剧论者的主要依据是迷惘才子们的早熟早逝(如菲茨杰拉德)和疯狂自戕(如克罗斯比)现象。
二、文学自我表现与先锋派技巧。
文化渎神倾向在迷惘文学中的对映现象是具有现代先锋色彩的自我表现主义。具体解释起来,这种自我表现又包括一系列独特的艺术特征。例如它的“泛自传体裁”(auto-novel),近距离主观审美心理,反道德说教与反理性的“零式结局”(zero-ending),以及过分突出个人形象和自我意识所造成的历史感失落与社会背景黯淡模糊。
迷惘文学最突出、也是最成功的自我表现形式不是上述特征,而是由海明威创造并影响美国文艺至今的所谓“硬汉”典型形象——这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现代英雄”原型,也是现代人意识的集中体现者。上帝死了,信仰无存,“世上万物都 被剥掉了神奇色彩”(席勒语)。天地间耸立起一尊麻木而坚挺的现代派青铜雕像。海明威给他起名Toughguy。这位英雄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扭曲,变得像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神,或兽身人首。他既有神一般的地位和自尊,又 像兽那样听命于本能欲望。而且,他讨厌“前现代”(pre-modern)人的道德伦理(海明威在铜像上刻下了他的名言,“我喜欢的便是道德,我觉着不好就是不道德”),也遗忘了使命感和责任心(“既然世界已经颠倒,也就无需再去把它扳正了”)。他勇猛无畏,孤军奋斗,浪迹天涯,到处无家也都是家。偶尔他也需要个姑娘,可那是身外之物,难得动情。批评家形容这条硬汉像“牛一样迟钝木讷”,也缺乏丰满个性。说对了。此人只凭感觉和本能生活,“吃饭、喝酒,同凯瑟琳睡觉”。再就是骑马、斗牛、钓鱼或打猎。用社会心理学家的原型模式来体现这种“硬汉心态”(toughguy mentality),只需画三根线:一个顶天立地的“I”(大写到最大限度的“我”),拄着一根支撑他不垮的辅助线“courage”(勇气),外边用一圈虚线绕一周,表示硬汉对世界的接触方式——“感觉”。这就是现代文学意识的灵魂:道德冷漠,感觉精微,在绝望中挺立,于多疑自嘲中默默寡语。
语言上的表现技巧也相应发生重大变革。一个极端是海明威将简约口语风格发展到尽善尽美,“剪净了文学身上的乱毛”,使文体简练清澈如珍珠串串。这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典范。另一个极端是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风格——它也兼备道德冷漠和感觉精微的迷惘特征,却又多出一项发明,“语言粗鄙化”(口语化渎神倾向),结果被英国文豪萧伯纳骂作是“为下流而下流”(dirt for dirt's sake),至今难登大雅之堂。
三、软弱松散的政治自由主义。
在政治倾向上,迷惘青年基本属于自由主义范畴。但他们的自由主义消极软弱,松散零乱。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夹攻下难以自立;另一方面,它正处于美国传统自由主义和现实自由主义的两个高峰,即威尔逊总统和罗斯福总统之间的低潮败退阶段,因而轮廓模糊不清,难于把握。
如前所述,迷惘青年在20年代分别受到左、中、右各派理论和多种思潮的交叉影响。他们在艺术上唯美激进,在文化上反叛求新。既有无政府主义破坏倾 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并感染上社会主义革命情绪。然而,在政治态度上,他们大致处在幼稚混乱的“非政治”(apolitical ,即不关心或厌恶政治)立场,拿“文学革命”当护身符和临时的政治招牌,来抵挡保守或革命政治对他们的压力,宣 称自己是一群独立于两极之间的“自由派”(liberals)。
此时的所谓自由派,在政治理论上几乎不成体统。门肯与布鲁克斯正忙于抨击和批判战前美国进步改革政治和实用主义哲学。而由伍德罗·威尔逊和约翰·杜威代表的战前改良主义理论,恰恰是传统自由主义的最后象征。威尔逊总统推行“新自由政纲”,从政治与经济两方面支持民众与地方的民主改革要求,压制并打击垄断资本和托拉斯的为所欲为。这位理想主义的激进改革领袖还企图改良国际政治,在战后提出“十四点和平方案”和建立国际联盟的设想。他的理想型自由主义在战争和帝国主义列强政治的礁石上撞得个粉碎,他本人也含愤死去。与此同时,作为进步改革指导思想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杜威的工具论也完全破产，被美国知识界和迷惘青年视为无用的废物。从此,美国自由主义开始了它从传统形态向现代模式的痛苦而缓慢的过渡。
整个20年代充满了政治论战的硝烟。一代迷惘青年头晕目眩,不知所措,索性高傲地宣称,他们懒得服从任何“往左、往右、前进、后退、上去或下来的政治命令”。但是他们思想深处,仍然或多或少地保留下自由主义的某些基本成分,如萨拜因教授在《政治学说史》中列举的人道、自由和改良概念。〔17〕30年代经济危机和思想危机总爆发,终于把迷惘的一代推向左翼文化和反法西斯文学的道路。他们对文学革命的热衷让位于社会革命。却又因为自身的自由主义本质,同国际共运中的某些左派幼稚病和斯大林路线发生矛盾与冲突。有的同路,有的落荒,有的变节。到了50年代,他们已饱经磨炼,相对沉稳,这才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准社会主义”政治立场周围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现代美国自由主义思想体系。〔18〕
迷惘青年经过30年大起大落、左冲右撞,走完了他们的天路历程。他们的成熟终于促成了美国文化的成年。成年的标志中有三项与他们的贡献密切相关:一是海明威以《老人与海》为顶峰的艺术升华境界;二是福克纳深入发掘南方没落贵族文化和战败者的“忍耐哲学”(principle of endurance),为美国文化注入了难能可贵的历史平衡意识,增加了睿智 淡泊的超脱感;最后,是埃德蒙·威尔逊在艺术与政治、象牙塔与贫民窟、美国中心和世界文化之间建立起的宏大精深的文学与文化批评体系。美国现代文化,像烈焰中复活的不死鸟,背负着迷惘一代的夙愿,缓缓升空。
参考论著目录
〔1〕董衡巽、朱虹、施咸荣、李文俊著:《美国文学简史》下册。
〔2〕Malcolm Cowley, A Second Flowering.
〔3〕Perry Miller, The New England Mind.
〔4〕Henry F. May, The End of American Innocence.
〔5〕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6〕Van Wyck Brooks, America's Coming of Age.
〔7〕Max Eastman, Love and Revolution.
〔8〕H. L. Mencken,Notes on American Democracy.
〔9〕Randolph Bourne, The Puritan's Will to Powe.
〔10〕Edmund Wilson, The Triple Thinkers.
〔11〕Malcolm Cowley, After the Genteel Tradition.
〔12〕H. L. Mencken,Prejudices: Third Series.
〔13〕Van Wyck Brooks, Literature and Leadership.
〔14〕Erik Erikson, Youth and Crisis.
〔15〕Margaret Mead, Culture and Commitment.
〔16〕Christopher Lasch, Culture of Narcissism.
〔17〕George H. Sabine,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
〔18〕Louis Hartz,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