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访《美国文学简史》主要编写者
记者: 董衡巽同志,能不能请您谈谈有关编写《美国文学简史》的情况?
董: 欢迎你们提出问题。
记者: 首先,为什么上册与下册之间出版期相隔这么久?
董: 上册是1978年12月出版的,读者见书是1979年。下册1982年交稿,由于出版方面的原因,延迟到1986年才同读者见面。
记者: 上册15万字,下册35万字,为什么上下两册的篇幅相差这么大?
董: 美国历史短,美国文学的历史更短。如果我们从华盛顿·欧文算起,至今不到200年的历史。我这里指的是“纯文学”,不包括独立战争以前游记、历史和宗教论著那些广义的文学。美国19世纪产生过像惠特曼、马克·吐温这样的大作家,但是作为总体,美国文学发生世界性的影响是在20世纪,特别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现代和当代,下册的内容是20世纪文学,它的篇幅也就多一些。
记者: 这次上下册同时出版,上册是不是进行了修改。
董: 我们编写上册的时间正是“四人帮”统治的后期。我们在《后记》中表示,这本书“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去分析”美国文学现象。可是那个时期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深受极“左”路线的影响。反映在我们这本书里,就是对某些作家不那么实事求是。现在来不及重写上册,只好在原来基础上进行部分修订。
记者: 上册修改了哪些地方?
董: 我们改正了个别知识性错误,一些提法欠精确的地方,主要是对爱伦·坡和亨利·詹姆斯这两个作家的叙述进行了修改。
记者: 过去对这两个作家的评价是不是“左”了?
董: 是的。过去认为爱伦·坡是颓废作家,亨利·詹姆斯是美国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这些看法是片面的。我个人认为,不是说爱伦·坡没有颓废、病态的一面,亨利·詹姆斯没有美化上层资产阶级的一面,问题在于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他们是文学家,不是政治家,评论文学家必须首先考虑他们在创作方面的开拓。
记者: 你们对20世纪作家的评价也都这么客观吗?
董: 我们努力这么做,至于做到什么程度,不敢说。一定还有差距。
记者: 从你们编写者的角度看,您认为这本书最难写的是哪几个部分?
董: 在我看来,最不好写的是19世纪上半期的浪漫主义文学、一次大战之后的现代派文学和当代文学三个部分。
19世纪的浪漫主义很复杂。笼统地说它反映美国民族独立以后积极向上的精神独立意识是可以的,但是具体到一个一个的作家,就不容易捏在一起了。爱伦·坡是浪漫主义,但同代表精神独立的爱默生如何并列在一起?霍桑也是浪漫主义,可是怎么解释他的忧郁色彩?《白鲸》的作者麦尔维尔气势磅礴,但内心疑虑,这和浪漫主义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错综复杂,互相交叉。我们既要抓住主流,又不能简单化,把一切都归之一个单一的基因。负责撰写这一段的朱虹同志说她写时很苦恼。其实她是有自己见解的。她具有批评家的眼力,看得细,把不同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了。当然,将来的学者肯定会超过我们,不过,行家们都懂得,起步总是最难的。
记者: 霍桑、麦尔维尔这些作家的代表作都有中译本吗?
董: 都有中译本,但此外的许多作品在我们这本书里首次得到系统的介绍。
记者: 一次大战之后的现代派文学难写也是因为它复杂吗?
董: 情况不大一样。现代派难在两点:第一本身难懂,第二我们怎么评价,标准不好掌握。庞德、艾略特的诗,肯明斯的诗,都不好懂。因为语言隔阂,形象所引起的联想,所诱发的意味,中国人不易弄懂,懂了也不好译,难以传神。还有福克纳的小说,许多美国朋友讲,美国人读他的小说都有困难。这些都要求我们去下功夫研究。李文俊同志是下了功夫的。他抓得住特点，能把话说在点子上。
记者: 您说评价标准不好掌握是不是指我们应该肯定还是否定的意思?
董: 对现代派文学,解放之后几乎没有什么介绍,偶然提到,总是一笔抹煞,70年代末之后陆续翻译介绍过来,又引起争论,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我们认为,对西方现代这场“上下百年、纵横万里”的文艺大变动,用几句话否定掉,不是唯物主义者的郑重态度。我们既不笼统肯定,也不笼统否定,尽量做到具体、公允。一句话,“拿来主义”,先介绍过来再说。将来是“存放”,是“毁灭”,还是“进博物馆”,历史自会判断,我们不必担忧。退一步讲,这样的介绍、给予评价,也是一种文化积 累,对于我们的文化建设是不可少的。
记者: 当代部分也有不少现代派作家。
董: 不少。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派与二次大战之前的 不同,又有新的发展,有人称之为“后现代派”,像“黑色幽默”、“荒诞派”戏剧、各种各样的“实验”创作,也是相当难懂的。这是其一。其二,当代作品数量多,阅读量大,非有长期的积累不可能动手写。施咸荣同志是有这个条件的。他读书很多,读得又快,信息量大。还有一个难点,是分类,归类。这么多作家,这么多作品,又是这个流派那个流派,叫人眼花缭乱,你就得把他们分门别类。可是一分,一别,问题就来了。一个作家,尤其是大作家,是一个多面体,你分类的时候只能顾一面,那么其他的方面呢?你把贝娄分在“犹太小说”类,可是他写的不仅是美国犹太社团特有的精神面貌,他写的是美国知识分子,反映的是整个美国。当代黑人作家,也不像他们父辈,专门写种族歧视。不,他们现在“对世界持更广博的看法”,有的采用荒诞手法表现美国社会。你怎么给他们归类?怎么归都不合适,而且作家本人一般都反对归类,他们认为自己广博得很,说他们写的是整个儿的人生,是人的灵魂,岂容钉死在某个标本上?其实,我们文学史家也不是有归类的癖好,实在是没有办法。你总不能把乱七八糟的一团杂乱无章地塞给读者吧?现在施咸荣同志采取的办法是既归类又不归类。大致上先归成几类,具体到每个作家,又不限于所归的类别,他有什么,我们评介什么,不把他限死,也就是不把我们自己限死。我觉得这个办法还是比较好的。
记者: 《简史》出来之后,一般反映都是比较好的。您听到有什么批评意见吗?
董: 《简史》上册出版后,杨周翰、王佐良、周珏良等先生都发表过书评,他们主要是鼓励,也指出一些不足。我们这次就参照他们的意见修改了上册。上下两册出版之后,董乐山同志写了一篇书评,发表在1986年第十期《读书》上,他主要也是鼓励我们的,不过他指出我们对通俗文学注意不够,理论批评部分写得不深。我想,这些意见可以供我们将来修改时参考,如果有机会修改的话。
记者: 除了这三个部分,还有其他的突破吗?
董: 不敢用“突破”两个字,不过施咸荣同志撰写的“黑人文学”,朱虹同志撰写的“现代戏剧”,都是系统化了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
记者: 你们这套书只印5400册,是不是少了?许多人买不到。
董: 不但读者买不到,我们自己也买不到。发行工作是个老大难问题,不谈了吧,谈也没有用。不过,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说,应读者要求,出版社马上要加印《简史》。
记者: 还有,你们这部书是五个人合写。现在有些人害怕集体写作,你们有什么经验没有?怎么能合作得这么好?
董: 我认为根本的一条是互相尊重。我们这几人都是很好的朋友,平时也谈得来。所谓互相尊重,是尊重别人的长处, 这是合作的基础。人人都有短处,至少都有空白点。如果只见别人的短处,别人的空白点,那就不好办了。一方面是看到别人的长处,另一方面是注意自己的短处。朱虹、施咸荣、李文俊等同志都是有成就的专家,但是我们不是老虎屁 股摸不得,相反,欢迎别人对自己写的稿子提意见。你写的稿子,别人认真看了,提出意见,这就是对你的尊重。别人提得中肯的,参照改正,提得不符合原意的,也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充实自己的观点。互相尊重还包括不计较报酬，不计较名次。尤其是不计较名次排列这一点,最令我感动。郑土生同志没有参加下册的编写工作,但是他为全书统一了译名,不嫌繁琐地做了索引。如果你计较,我计较,大家都计较,这本书就砸了。我想,“学者”这个名词,既说明有学问,又说明有修养。不计名利是有修养的学者应有的风度。
记者: 您能不能谈谈国外编写美国文学史的情况,与我们自己写的有什么不同?
董: 我知道得不多。我所知道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艾略特(Emory Elliott)教授正在主持编写一部一卷本的美国文学史,哈佛大学的勃克维奇(SacvanBercovitch)教授正在主持编写一部五卷本的大型的《剑桥美国文学史》。他们两位都来过中国,我们交换过意见。他们说,以前的美国文学史过时了,须要更新。怎么更新?我了解有两点:第一,内容不限于少数名家,要顾及各个方面,诸如黑人文学、妇女文学,还有美国其他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包括印第安人文学和华裔作家的作品,都 要写进史里。第二,这两部美国文学史都不是一个人从头写到底,而是集体协作。他们两位是主编,下设分主编,再下面还有许多专家撰稿。可是撰稿人各有各的观点,主编怎么保持全书观点的统一呢?他们持开放态度,主编不以自己的观点去统一,各个时期、各个章节的撰稿人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观点去写,主编不强求一致。当然,撰稿人的人选都是主编挑选的。
记者: 您觉得这两点值得我们参考吗?
董: 我觉得有参考价值,尤其是第二点。中国学术界有一个毛病,喜欢下定论。总希望对一种流派、一 位作家下一个“正确的”结论,统一大家的认识,“一劳永逸”。这有点像寻找绝对真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学术问题的探讨哪有穷尽?评价一种文学现象,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这是完全正常的,是学术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即使总的观点你我一致,因为角度不同,强调的侧面不同,也会有差异。还有,今天这么看,明天思维的视野扩大了,认识改变了,评价也可能不一样。所以,不要怕不一致,只要有根有据,言之成理,而不是感想式的论断,都应该受到尊重。各种看法表达得越充分,我们就越接近真理。我觉得,美国学者写同一本书采取开放的办法,实际上是求同存异的办法,值得我们借鉴。
至于文学史的范围,是不是应该包罗各种各样、各个档次的创作,那要看史的规模,规模大的,自然可以,也应该。像我们《简史》那样的篇幅,恐怕有点困难。题材有价值的,艺术质量未必就高,规模小的史只好有所取舍了。
记者: 最近几年来美国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很多,您认为你们美国文学工作者应该怎样加强 研究?
董: 这个问题我想过。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在三个层次上加强工作。第一个层次是加强评论。因为我们评论队伍太小,评论落后于翻译的状况一下子不容易改变,但无论如何要赶上去,特别要加强 在中国读者中有影响的作品的评论。既要评论思想内容,也要注意艺术分析,使读者看了你的评论之后对他读的作品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第二是加强综合研究。一个时代、一个流派、一个作家群,都应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可以从历史文化角度进行解释,可以研究他们共同的思想心理特征,也可以就创作方法进行比较研究。综合研究可以克服就作家论作家、就作品论作品所带来的弊病,避免割断各种联系的孤立倾 向,便于总体把握。综合研究也包含写史……
记者: 您是说再写一部美国文学史?
董: 是的。
记者: 你们不是已经写了一部吗?
董: 一部史是不够的。再写一部也不嫌多。我们的《简史》只是一家之言,还有99家没有发言。只尊一家之言,慢慢地就会形成定势,甚至观点僵化,这是学术的致命伤。应该有观点不同的同类史作出现,才能扩大我们的思维空间。
记者: 写法可以有所不同。
董: 我同意你的意见。我们这本书基本上是按作家为单位串起来的,各个时期有一篇概述,有的节,如第四章中的“诗歌创作”,因为有它本身的独立性,也有一篇“序论”,这是横断面。我们用的是纵横法。将来的美国文学史,可以这么写,也可以以发展为主线抓住这条主线来写,例如写一部美国文学发展史,也可以按文学的种类、体裁写,例如小说史、诗歌史、戏剧史、批评史、通俗文学史,还可以专写少数民族的,例如美国黑人文学史……这些史可以是通史,也可以是断代的。此外,我觉得应该多翻译出版一些美国学者写的史作。总之,希望见到用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法写成的美国文学史。
记者: 您才说了两个层次,还有第三个层次呢?
董: 第三个层次是最高的层次。我认为,我们应该研究一些美国文学特有的问题,一些其他民族文学所没有或者表现不那么突出的问题。我想到的,比如,美国文学的幽默传统,美国文学的平民性,崇尚个性这个主题在美国文学中的表现,青少年文学形象及其独立意识,美国文学的反传统与创新,妇女文学与女权运动,黑人文学的走向……等等,还应该探讨美国文学的主流是什么、当代文学的流向这样重大的问题。这里我就不一一解释探讨这些问题的意义。我只想说这么一点:要提高我们的水平,最好研究一下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在美国也是开放的,各家各说,没有定论。
记者: 这些问题我们探讨有困难吧?
董: 有困难。我们资料太少,不能同美国学者的条件相比。主要缺乏社会思想、历史文化方面的背景资料。资料少,再以感想代替论据,“空对空”,这就没有意思了。不过,我们作品还是有的,而讨论这些问题必须以作品为基础,这叫“内部依据”吧。根据我们现有的资料,逐步摸索,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单薄到深厚,慢慢地会取得发言权的。这样的研究,回过头来,对我们评论介绍美国文学是大有好处的。
记者: 而且可以“走向世界”。
董: 不过我们现在还是小学生,有志于“走向世界”的小学生。
更 正
本刊创刊号,第15页第19行,“中美文化中心”误为“美国研究中心”；第148页第7行,12月1日误为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