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之后的美国政局

 

 

张  毅

 

 

    美国第40位总统罗纳德·威尔逊·里根1980年初次当选,1984年卫冕成功,至今已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英雄艾森豪威尔以来任职最长的总统。对于里根的评价,人们见仁见智,褒贬不一,但批评和赞扬者大都认为里根的当选与执政对美国政治的影响非同寻常,创造了“里根时代”(并不是每一位总统的任期都可叫作时代的)。有的人甚至称为“里根试验”或“里根革命”,其意义之重大可与新政相提并论。里根任期还剩一年半时间,不少人已经开始发问:里根之后美国政局将向何处发展?里根试验是否会继续进行下去?美国下一任总统会不会同里根一样保守,使里根时代名亡实存?

    预测政治难,预测美国政治尤其难。去年国会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净增8个参议院席位,事后几乎所有专吃政治饭的竞选专家都感到难以置信,更不用说事先预料了。几个月之前,民主党人加里·哈特春风得意,在本党总统提名角逐中遥遥领先,又有谁预见到他会因个人风流韵事而灰溜溜地退出竞选,造成目前民主党内群雄混战的局面?但是,只要不为某个政客卜卦算命,而是就今后美国政局发展动向作一粗略估计应当是可能的。本文就试图通过分析美国当前的政治思潮,简单探讨一下1988年以后几年的美国政局。

 

 

    要预测里根之后,先要了解里根时代本身,要了解里根时代本身,又必须先从分析里根之前  入手。也就是说,不弄清里根所以上台执政的背景,就无从预计里根下台以后美国政治形势的发展。

    1980年正值美国保守思潮盛行,这是里根得以大胜在任总统卡特的主要原因。美国历史上封建势力不强,加之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导致美国迄今为止没有真正的革命传统可言(不仅共产党,就是社会民主党在美国也难以生根),特别反动的思想也不得人心(信奉法西斯的毕竟是极少数)。〔1〕因此,美国历史上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主要是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进行。1932年,以富兰克林·罗斯福入主白宫实施新政为转机,自由派取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以至于新政以后四五十年间的美国政坛基本上是自由派的一统天下。60年代末,自由派的垄断开始被打破;10年之后,则基本瓦解。与此同时,保守派权势急剧增长,最明显的例证便是里根的大胜以及共和党时隔26年之后重新变成参议院多数党。

    就政治观点而言,里根同共和党老右派戈德华特非常接近。1964年,里根正是由于为戈竞选而在全国政界初露锋芒。当年戈德华特同约翰逊竞争总统惨遭失败。在50个州中,只赢得了6个州。16年后,里根却大获全胜。两人的竞选风格有异固然是成败不同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戈德华特与里根共同信仰的保守主义在60年代中期“生不逢时”,至80年代初则“时来运转”,且大有席卷全美国之势。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保守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新政自由主义的反动,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经济保守主义。70年代美国物价上涨幅度之大和生产率增长速度之慢创美国“和平时期纪录”。消费价格指数翻了一番,比50和60年代高出三倍。生产率则只提高了15%,不及50和60年代增长率的一半。失业率也大大超过战后20多年的水平。〔2〕关于经济不景气的根源,经济学家莫衷一是。凯恩斯学派认为它主要是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所致,所以政府必须插手,加以弥补。保守学  派则认为问题的根源恰恰在于政府干涉过多。强烈的个人主义传统,物价上涨和失业增多的现实,使多数美国人倾向于后一种观点,把经济困难归因于新政以后执行的自由派经济政策。据密歇根大学的统计,认为联邦政府政策合适妥当的人的比例从1964年的76%降至1976年的33%,到1980年就进一步降到25%。〔3〕里根正是迎合了人们的这种反政府情绪,在竞选中猛烈抨击政府对经济的干涉,赢得了不少选票。

    保守思潮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社会道德问题上的保守主义。按西方标准,由于殖民地时期清教徒传统的影响,美国人在社会问题和个人生活方面原本是比较保守的。本世纪20年代,已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居然还为是否禁酒闹得不可开交。作家亨利·米勒30年代写的《北回归线》中因为有不少性的描写一直到1961年才能在美国  发表。但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以个性解放、追求自我为中心内容的社会自由主义流行,发展到嬉皮士的“反文化”。联邦最高法院也接连裁定公立学校不得组织学生祈祷,妇女有权堕胎,同时还扩大了被告的权利。所有这些固然增加了美国公民的民权,使美国社会的某些方面变得更加文明,但也造成了社会问题更加突出。犯罪上升,吸毒成风,性病(包括爱滋病)流行,家庭破裂,同性恋泛滥成灾,宗教约束力下降等等,引起了许多美国人的强烈不满。同60年代末的尼克松一样,里根在竞选中也一再表示要对犯罪采取强硬措施,以改善社会治安,恢复传统道德。

    最后,外交上的保守主义也对里根上台起了促进作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国力远远超过世界任何其他国家。当时的美国耀武扬威,到处伸手,俨然以世界警察自居。然而好景不长,战后苏联、西欧、中国、日本以及大批第三世界国家迅速崛起,美国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尤其是在70年代,苏联自感羽毛已丰,它的核武器增长速度已超过了美国,因而向全球出击,战略态势咄咄逼人。苏联支持古巴出兵安哥拉,纵容越南侵略柬埔寨,甚至直接入侵阿富汗。美国则由于侵越战争等因素的牵制显得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中东小国伊朗长期扣押美国外交官员不放,卡特总统束手无策,准备营救的飞机又出了故障,机毁人亡,更使得“老子天下第一”惯了的美国人憋了一肚子气。里根竞选时大谈重振国威,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深得人心。尽管卡特等民主党人把里根描绘成一个好斗的“西部牛仔”,但大多数美国人似乎并不介意,甚至还希望有一位强硬果断的鹰派人物为美国扬眉吐气。

    里根的当选还得力于一批保守主义思想家。他们著书立说,把上述三个方面的保守主义倾向上升为理论,给保守主义披上了“正统”的外衣。如同美国政界一样,美国思想理论界战后也长期是自由派的地盘。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60年代中期右派领袖戈德华特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说明在美国全国范围内保守势力之强。但在思想理论界,保守主义信徒屈指可数。美国著名学者路易斯·哈茨曾抱怨美国缺少其他学派的思想家,致使美国人不能通过比较来了解自由主义的真谛。〔4〕直到1970年,作家赖恩诺·特里林还认为,“在当前的美国,自由主义不仅是占统治地位的、甚至还是唯一的知识分子传统,因为事实很清楚:保守或反动观点的市场很小。”〔5〕但是,70年代以来,美国思想理论界发生了重大变化,保守势力迅速发展到可以同自由派分庭抗礼的地步。他们为里根上台做了大量而必不可少的舆论准备。

    70年代末的保守主义浪潮来势汹涌,瓦解了新政以后确立的自由主义“公众哲学”(public philosophy)。〔6〕所谓公众哲学,是指一般公众(包括政界领袖)对国家事务总的看法及政策倾向。新政公众哲学的主要特征是经济上加强联邦政府的干预,增加社会福利,实现一定程度的财富再分配;社会问题上强调个人自由;外交上虽然强烈反共,但相对来讲还比较注重缓和。迄今为止,新的公众哲学尚未完全确立。但毫无疑问,近10多年来,美国的人心已明显朝着背离新政公众哲学的方向发展。里根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赢得了1980年大选的胜利。

 

 

    保守主义的浪潮  把里根推上了台,保守主义的大气候也帮助里根完成了里根革命。

    1986年参议院多数党易手以来,关于里根是否已成为跛鸭的议论颇多。里根受宪法限制不能连任,国会两院均在民主党控制之下,加之“伊朗门”丑闻的牵连,里根已成为跛鸭当是定论。即使他在下台前能同苏联达成限制中程导弹或其他军备的协议,也不足以证明他能扭转局面,因为军备控制本来就不是里根的执政日程上的重要内容。

    虽然里根的权势已近强弩之末,但这与里根的政绩关联不大——在里根成为跛  鸭之前,所谓里根革命业已完成。概括起来,它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里根经济学

    里根经济学与传统的保守主义经济思想有很大区别,其实质是供应学派理论和货币主义的混合物(尽管两者有不同甚至矛盾之处)。美国新政以后的历届政府基本信奉凯恩斯学派理论(连尼克松都说过:“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7〕),主张通过影响需求来促进经济发展。供应学派则反其道而行之,主张从供应入手,以改善供应环境和增加投入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

    供应学派的灵丹妙药是降低税率和减少政府开支。就前者而言,里根的成就相当惊人。1981年,里根执政伊始,便抛出《经济复兴税法》,提议在三年中把个人所得税率降低30%,其中最高税率从70%降至50%。在当时,它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也是20年代以后“第一个对富人更有利”的减税计划,遭到民主党的强烈反对。尽管如此,里根的计划还是基本未加修改就被国会所接受了。1984年,里根表示全面修改和简化联邦税法将是他第二任内首要的内政目标。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国会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相当迅速地(按美国立法标准)对联邦税法进行了战后最大一次改革,从11%到50%不等的14级个人所得税制改为15%和28%两级税制。

    在减税的同时,里根还大幅度削减了政府社会福利开支。受影响最大的开支项目包括就业训练、教育、食品券、医疗补助、对有子女家庭的补助等。联邦非国防开支占总开支的比例从1980年的77.3%降至1986年的72.9%,〔8〕扭转了战后联邦非国防开支持续大幅度上升的趋势。

    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货币供给是决定经济活动的主要因素。在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帮助下,里根采取了紧缩银根的措施,通货膨胀率从1979年的13.3%降到1986年的1.1%。

    (二)里根主义(Reagan Doctrine)

    里根主义是里根外交政策的基石,其核心是反共。如同摩尼教徒认为黑暗代表了所有罪恶一样,里根也认为当今世界的罪恶之源就是共产主义。他不止一次称苏联为“罪恶的帝国”,认为只要有共产主义存在,世界就不得安宁。

    具体地讲,里根主义有两根支柱。其一是大力扩充军备,力争取得对苏战略优势。里根上台后改变了前任总统的许多决定,命令加快研制和部署诸如B-1轰炸机、MX导弹、大型海军舰只、隐形飞机、SDI等耗资亿万的武器系统。国防支出从1980年到1986年居然翻了一番。近两年,因为联邦赤字激增,国防预算授  权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但是这种停滞不前是在大踏步之后出现的。1980年以来,美国国防支出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2.2%,大大超过联邦总支出增长的幅度,也大大超过北约国家商定的国防开支每年增长3%的幅度。〔9〕

    里根主义的第二根支柱是积极支持世界其他地区的反共势力,认为这是美国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点在中美洲表现得尤为突出。美国虽然同尼加拉瓜保持着外交关系,但它一再干涉其内政,在海岸线布雷,实行经济封锁,侵犯领空,甚至对反政府武装进行军事援助。另外,1982年,仅仅是因为格林纳达新政府对美不特别友好,美国便以保护美国学生为借口,公然出兵入侵。当代以强凌弱的事例,以此为最。

    (三)里根的社会道德观

    里根是美国第一位离过婚的总统,而且出身于并不以贞操、道德为重的好莱坞,但他在言辞上强烈主张恢复传统的道德观念,同新右派及原教旨主义者的言论如出一辙。

    在社会道德问题上,里根谈论最多的是人工堕胎和学生祈祷。1973年以前,妇女是否可以打胎由各州自定。个别州基本允许自由打胎,大部分州则只允许在诸如挽救母亲性命等特殊情况下打胎。1973年1月,美国最高法院在“罗诉韦德”〔10〕一案中裁定,妇女打胎的权利受宪法保护,各州与此相反的法律统统无效。美国不少人,尤其是新右派和原教旨主义者,对此项裁决非常不满,强烈要求修改宪法,把它推翻。并不以写作见长的里根专门写了一本小册子,支持反堕胎运动,声称人工堕胎是不人道的行为。

    学生祈祷也涉及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1963年,最高法院在“恩格尔诉费泰尔”〔11〕一案中裁定,公立学校不得在校内组织学生祈祷,因为这种作法违反了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关于政教分离的原则。美国右派集团对此也极为反感,不仅企图修改宪法,而且还想剥夺联邦法院对这个问题的审判权,而里根同样对这些举动表示支持。

    除此以外,里根在“主动行动”、“平等权利修正案”、被告权利、学校教育、黑白学生同校以及反对吸毒等方面,都持比较保守的观点。

    在评论里根政绩的时候,有些人认为所谓里根革命只是一种幻觉,有名无实。应当承认,里根革命的内容确实被一些人夸大了。虽然里根大谈平衡预算的好处,但联邦赤字在他任内却增加了两倍,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虽然里根表示反对凯恩斯主义,但大举借债(赤字开支本是凯恩斯主义的重要内容);虽然里根积极反共,在竞选期间表示要同台湾恢复“官方”关系,但他上台后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进一步发展了同中国的关系;虽然里根声称为了反共不惜支持右翼独裁政权,但他最后还是放弃了对菲律宾马科斯的支持;虽然里根在堕胎等问题上言辞激烈,但他并不把这些问题作为他立法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致使一些极右派对他也颇为不满,表示失望。

    由于来自多方面的牵制,里根未能把自己的意愿完全付诸实施。尽管如此,考虑到美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常态是“渐进式”(incrementalism)的,里根上台以来对美国政府和政治的影响(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确实不同一般,称其为里根革命并不特别过分。《里根传记》作者、《华盛顿邮报》著名白宫记者楼·坎农这样评价里根的影响:

    “里根下台后的加州政府同他在台上时不一样了,里根下台后的美国政府同他在台上时也不会一样。……里根的成就在于他决定了政治对话的基础。他虽然未能完成他希望要做的许多事情,但他把国家引上了变化的轨道。有些人认为这些变化是分裂性的,甚至是危险的,破坏了半个世纪    来所取得的社会成果。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变化拯救了美国人的干劲和经济自由。无论未来的历史学家作出何种评价,里根都没有白当总统。如同他推崇的英雄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他努力领导国家朝着他认为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是任其自流。罗纳德·威尔逊·里根是一位领袖,他改变了世界。”〔12〕

 

 

    里根当选是由于保守主义盛行,里根政绩是借助于保守势力的强大,里根之后美国政局的命运同样也取决于保守思潮今后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关于保守主义的前途,美国目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派意见认为它前途光明。美国传统基金会副会长伯顿·派因斯今年初访华时作了一次演讲,题目就是《里根时代之后的美国》,其中谈道:“起码在今后一代人的时间内,美国的领导将是保守的,不管他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里根]的观点、政策和原则——他的哲学和意识形态——在他下台以后的许多年里将继续统治美国的政治,正如安德鲁·杰克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策和哲学长期统治了美国一样。”〔13〕另一派意见则认为美国政治气候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自由派的“冬眠”已经结束,“春天”即将来临。著名历史学家阿瑟·小施莱辛格指出,美国历史发展在“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摆动,每30年为一周期。60年代同30年代一样,“公共利益”受到重视;80年代同50年代一样,“个人利益”至高无上。9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又将是60年代的回潮,自由派将重新掌权,所以保守时代的结束已经指日可待了。〔14〕

    小施莱辛格是著名自由派人士,曾担任肯尼迪总统的高级顾问。传统基金会则是美国极右派的思想库。两者看法截然相反,或许恰好说明他们的观点不无主观成分。从目前情况看,在可预见的将来,保守思潮的影响既不会像传统基金会的派因斯说的那样强,也不会像小施莱辛格说的那样弱。总的来讲,保守主义同自由主义相比将略占上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保守势力在美国的政界、思想界乃至广大选  民中仍然很强。

    60年代以来,美国两大执政党之一的共和党一直在朝右摆,至今没有根本变化。在此之前,共和党长期受自由主义倾向较强的东部权势集团的控制,威尔基、杜威、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分别获得1940年至1960年间总统大选提名,便是明证。1964年,保守派东山再起,成功地推举右派领袖戈德华特为总统候选人。再经过20多年的惨淡经营,终于牢固地确立了在共和党内的统治地位。原来的一些温和派领导人要么去世(如纳尔逊·洛克菲勒),要么退休(如杰拉尔德·福特),要么退党(如约翰·安德森),要么在预选中被本党右翼击败(如雅各布·贾维茨),所剩无几。1984年,共和党竞选纲领委员会几乎由清一色的保守派组成,推出了新政以来最保守的竞选纲领,说明在共和党内温和派根本不是保守派的对手。

    民主党近10年来也在往政治光谱的右端移动。60年代和70年代初,由于民权运动、“伟大社会”和越南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民主党在共和党变右的同时,朝左的方向略有发展。50年代中两党矛盾主要局限于经济方面的现象逐渐消失,分歧扩展到社会和外交领域。“水门”事件以来,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来,民主党的政治中心又开始往右回摆。1976年当选的卡特就是一位比较保守的民主党总统。同共和党一样,目前民主党内的头面人物也以比较保守的人为多,传统自由派的影响日益下降。1986年9月,负有为民主党树立“新形象”使命的民主党政策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政策报告,题目是《变化中的美国的新选择》。同民主党以往的政策纲领相比,这项报告显然要保守得多。它没有强调同情、公平、就业  和福利等传统自由派观点,只字不提自由堕胎、“主动行动”和同性恋者权利等问题,相反却大谈“选择和机会”,保护家庭,加强军事力量以及反对苏联威胁等等,同共和党保守派的腔调非常相似。〔15〕

    民主党变右同美国近20年来人口情况的变化有关。首先是大量人口从北部“霜冻带”移向南部和西南部“阳光带”,导致后者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两党都已决定在南部举行1988年总统提名大会)。因为“阳光带”是美国比较保守的地区,所以这种影响的主要结果之一是加强了民主党内的保守势力。1985年,一些主要来自“阳光带”的民主党领袖人物成立了一个叫作“民主党领导委员会”(Democratic Leadership Conference)的保守组织。两年来,他们召开会议,发表演说,组织调查研究,提出政策纲领,已成为民主党内一支非常  活跃和不容忽视的力量。其次,战后20多年里,美国经济发展较快,大批原属社会下层的人升入中产阶层,“‘有产者’的人数超过了‘无产者’”,削弱了民主党的传统力量。中产阶层思想比较保守,但参政积极,势力强大,是两党争夺的主要对象。传统上比较注重下层利益的民主党必须调整自己的政策,才能取得他们的支持。近10年来,民主党人反复强调吸引中产阶层的重要性。著名民主党竞选顾问帕特里克·卡德尔早在1976年就指出,经济的发展使大多数选民成了中产阶层,为了保持自己的多数党地位,民主党就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这些选民的支持上。〔16〕参议员拜顿说得更明白,民主党“不仅要照顾穷人,更重要的是要保护中产阶层”〔17〕。

    政党之外的保守主义运动目前在美国也方兴未艾,形形色色的保守组织层出不穷。70年代以前,美国有影响的保守派组织寥若晨星。1964年戈德华特竞选时,只有“支持自由的美国青年”(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和约翰·伯奇社(John Birch Society)稍有名气。即使戈德华特赢了当年的选举,他也未必能任命足够的保守派到政府各部门任职。20年之后,保守派的力量已是今非昔比。众多的保守组织和思想库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美国政坛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费城学社(The Philadelphia Society),国会俱乐部(Congressional Club),全国保守政治行动委员会(National Conc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保守会议(The Conservative Caucus)和道德多数会(Moral Majority,现改为“自由联盟”:Liberty Federation)等。一代保守主义的干部队伍也在成长起来,他们大都担任过政府职务。这些组织和个人形成了保守主义的基础,其影响不会因为里根的下台而消散,就正如新政自由主义的基础没有因为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上台而消散一样。

    前面说到,保守主义思想家为保守政客和政策的“正统”化作了大量工作。他们的影响目前仍在上升。主要代表人物有厄文·克里斯托(ErvingKristol),马丁·李普塞特(Martin Lipset),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和乔治·威尔(George Will)等。他们干劲充沛,著述甚丰,在同自由派的斗争中显然处于攻势。从美国舆论界情况来看,除了诸  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等以新闻报道为主的刊物仍带有强烈的自由主义色彩以外,以政治评论为主的期刊显然是保守主义占上风。比较著名的保守刊物包括《全国评论》(National Review),《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评论》(Commentary),《美国观察家》(The American Spectator)和《世事》(Human Events)等。就连《新共和》(New Republic)近些年来也变得比以前保守多了。

    70年代以来,美国广大选民当中也出现了保守化的趋势,使两党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调查,1979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分别占选民总数的48%和24%。1986年,民主党的比例降到39%,而共和党则上升到33%,几乎可以同民主党平起平坐。〔18〕改变政党认同,观点变得保守的主要是占美国选民大多数的白人中产阶层。原因有三:第一,当经济状况良好,“蛋糕”能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他们并不特别反对帮助穷人的各项福利计划。但是,当经济不景气时,他们经济上难以自保,便转而支持削减福利开支。第二,70年代以来,为了消除学校中的种族隔离,美国不少地方采取了用校车接送学生使黑白学生同校的作法,引起许多白人的不满。第三,自约翰逊总统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主动行动”,照顾以前长期遭受歧  视的人(主要是黑人)。不少白人认为它违反了“机会均等”的原则,是“反向歧视”。

    在讨论美国选民保守化时,有两点需要特别指出。首先是选民投票率。美国选举的一大特点是其投票率非常之低。目前总统大选投票率大约只有50%,国会中期选举更只有1/3左右。不参加投票的原因因人而异,也包括各种类型的人,但他们大都是来自社会下层,生活比较拮据,受教育程度较低,其中尤以黑人及拉美裔人为多。这些比较倾向传统的民主党自由派观点的选民不参加投票,使美国实际选民的构成更加保守。

    其次,当今美国青年选民的思想观点较60年代和70年代初更为保守。十几年前,美国青年的理想成分较多,以思想自由为时髦,以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为光荣。6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则大不一样。他们的世界观是在美国经济不景气和美国国际地位日益下降的背景下形成的,因而他们非常实际,更注意为自己今后的前途着想和奋斗(比如刻苦学习等)。他们的观点,除了在一些社会问题上(因为涉及自己的生活方式)比较自由以外,在经济和外交方面都很保守。据调查,18至27岁年龄组是美国共和党人多于民主党人的唯一年龄组。去年国会选举时,它也是唯一的希望共和党继续控制参院的年龄组。〔19〕无怪乎不少共和党人满怀希望,认为共和党将取代民主党,成为明天美国的多数党。

 

 

    说里根之后保守主义仍占上风是对未来数年美国政局一个定性的估计,它不能回答占上风程度的问题,可是要使有关美国政局的讨论有意义,程度问题又不可完全避而不谈。当然,要精确地回答保守主义占上风的百分比(比如是55%还是62%)显然是办不到的——政治毕竟不是数学。但是,利用序数定量方法对占上风程度作出一个定量的结论还是可能的,即:今后几年内保守思潮对美国的影响不会超出里根执政时期的水平。这是因为美国不仅存在对保守主义有利的因素,而且还存在限制它的因素。

    第一,里根初次当选的1980年与里根要退休的1988年有许多不同。1980年时,民主党是执政党。保守派可以利用人们当时对国内外形势的不满,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民主党自由派。1980至1988年,共和党保守派执政,其间固然有一些值得炫耀的成绩(比如物价上涨基本消灭,军事力量有所增长),但也有不少难堪的问题(比如庞大的联邦赤字、贸易赤字和外债)。保守派很难把这些问题的责任都推给民主党,可是自由派倒会借这些问题大作文章。新政几十年累积的问题,瓦解了自由派的统治,而里根执政带来的困难,也会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寻求非保守主义的或不那么保守主义的解决方法。

    里根执政还造成了1980和1988年之间的另一重要区别。1980年,里根大谈减税,削砍福利开支和增加军备,赢得不少人的支持。里根之后的保守派几乎不可能如法炮制,因为在这些方面能够做到的里根基本上都做过了。以福利开支为例。经过里根大砍大削之后,已经没有多少继续削减的余地。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前局长斯托克曼的话说,河中每一块石头都摸过了。正因为如此,1985年通过的格兰姆-拉德曼法规定一些重要的福利开支不在自动削减之列。税法改革也与此相同,最高税率已降至28%,不可能再进一步下降了。

    第二,保守主义(尤其是极端保守主义)的某些主张带有明显的反动性质,只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摈弃。在国际事务中,保守派持两极世界观点,认为任何争端都带有东西方对抗性质,对南北问题和其他国家的发展视而不见。他们还留恋过去,企图重新恢复美国在二次大战刚结束时那种世界霸主的地位。在经济政策方面,保守派也过于信奉“自由放任”的哲学,忽视了政府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不可少缺性。近几年,美国经济受到来自日本、联邦德国等国的强大挑战,美国产品的竞争力出现空前危机。美国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日本等国的成功是同政府和企业的通力合作分不开  的。美国马萨诸塞州和新泽西州的经验也证明政府的产业政策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保守派如果坚持奉行撒手不管的政策,只能进一步削弱美国经济的竞争力。此外,在一些社会问题上,保守派的主张也非常不得人心。根据美国广播公司民意测验的结果,支持“不管什么原因”都可打胎的人在1981年占40%,1985年上升到52%,反对的人在同期从59%降到46%。〔20〕在经济和外交上坚决支持里根保守主义的年轻人尤其反对社会保守主义。据调查,在保守的哈佛共和党人俱乐部成员当中,反对改宪以禁止打胎的人占67%。〔21〕在经济外交问题上保守,而在社会问题上自由,这似乎是当前美国青年的一个总的特征。

    第三,保守派要想巩固和发展里根革命的成果,就必须同其他势力联合,形成多数;而要形成多数,又必须有足够的灵活性,要能够作出妥协。例如30年代以后民主党得以长期占据美国多数党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能包纳许多不同的派别和集团,比如黑人,南方白人,天主教徒,犹太人等。目前,保守派(尤其是势力强大的极端保守派)还未显示出有足够的妥协和兼收并蓄的能力。他们意识形态色彩浓重,是保守主义“纯洁性”的卫道士。他们常常责备里根的高级助手,说他们使里根不能成为真正的里根。甚至还直接批评里根言而无信,在对外政策(如对华关系)及一些社会问题上  过分注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牺牲了原则。如果保守派继续如此捍卫其思想的纯洁,将很难取代民主党成为美国的多数党,因为在美国有着纯正的保守思想的人毕竟是少数。正因为如此,共和党的一些头面人物近年来格外强调求同存异和建立保守联盟的重要。以在1985年谋取连任时获得60%黑人选票而名噪一时的共和党人、新泽西州长托马斯·凯恩指出,共和党必须坚决摈弃“狭窄的政党”的形象,团结尽可能多的人。“如果我们想在里根之后成为多数党,我们必须找到能够包括所有美国人的希望和梦想的观点。”〔22〕保守派能否真的做到这一点,目前还是个问号。

    最后,里根这个“战后最重要的政治人物”的下台将造成一个难以填补的“里根沟”,是保守派的一大损失。1980年,共和党提名里根为候选人之后,不少人(包括卡特总统)认为这是帮了卡特的大忙,因为这个“愚蠢而危险”的前演员将不堪卡特一击。著名专栏作家赖斯顿写道:如果由卡特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来决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们也一定会选择里根。正如1964年共和党选择了约翰逊“最喜欢的对手”戈德华特一样,他们这次又选择了卡特“最喜欢的对手”里根。〔23〕然而,大选结果表明,民主党的如意算盘不过是南柯一梦罢了。里根不仅赢了1980年和1984年两次大选,而且还成了本世纪以来美国少有的几个威望最高的总统之一。他那潇洒的、“祖父”式的形象是保守派的“一笔重要财富”。“里根沟”将具体表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里根的离去将使保守派失去一位德高望重的领袖和保守思想的最好的推销员。第二,同里根这个“巨人”相比,保守派任何其他未来的领导人物都是“侏儒”。他们无法躲避里根的阴影,进退两难,既不能同里根的政策一刀两断,又不能百分之百地承袭里根的衣钵,以免引起选民的反感。第三,里根下台将很可能导致保守派内部分裂。1964年以来,保守派在共和党内势力不断上升,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目前看来,在1988年大选中共和党保守派将难免发生内讧,其影响也必然会因此而削弱。

 

 

    既然里根之后保守思潮仍将占上风(虽然其程度将不如里根时代),那么它对下一届总统大选以及下一届政府的政策有什么具体的影响呢?

    前面说过,为某一个美国政客算命是出力不讨好的,且意义也不大。重要的不是看哪一个人而是看哪一类人当选总统的可能性较大。就类型而言,1989年接替里根的人很有可能来自保守阵营,不管他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目前较有希望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的人,包括副总统布什,参院少数党领袖多尔,前参议员拉克索尔特和众议员肯普。肯普和拉克索尔特基本上是极右派,许多问题上的政见甚至还在里根之右。布什和多尔一般被认为是共和党内比较温和的人物。但是,所谓温和只是相对于共和党的极右翼而言,如果相对于民主党、全国选民以及20多年前的共和党来说,他们仍是不折不扣的保守派。比如  多尔1986年的ADA指数居然为零,是少数几个最保守的参议员之一。〔24〕布什近几年也一直朝右摆,同原教旨主义的“道德多数”派来往密切,力争取得极右派的支持。当然,如果布什或多尔就任总统,他们将不大可能比里根更保守。

    民主党阵营内也是比较保守的人看好。传统自由派领袖蒙代尔、肯尼迪和科莫都已宣布不谋求1988年总统提名(当然还不能完全排除科莫因哈特退出而改变决定的可能性);新自由派代表哈特的竞选刚刚开始便夭折了;“进步自由派”领袖杰西·杰克逊虽有不少黑人支持,但在美国这个白人占大多数的国家既不可能获得本党提名,更不会赢得大选胜利。他那在1988年“实现马丁·路德·金的梦想”的希望本身就是一个梦想。剩下的主要竞争者包括参议员拜顿,戈尔,塞蒙,众议员盖帕特,马萨诸塞州长杜卡基斯和亚利桑那前州长巴比特(参议员纳恩也可能参加角逐)。其中除了塞蒙公开打出传统的自由派旗号外,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接受了保守主义的一些观点。在竞选活动中,他们也有可能进一步右转。如果说共和党1988年总统提名人不大可能会比里根更右的话,那么民主党的候选人则几乎肯定不会像蒙代尔那样左。

    下一届美国政府的政策也将是比较保守的。首先在经济方面,政府几乎不可能实行新的类似“伟大社会”或“向贫穷宣战”的计划;联邦福利开支以及整个政府预算不大可能大幅度增长;国家对经济部门的管制有可能进一步放松;为了把通货膨胀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紧缩银根的政策将被继续采用。由于庞大的赤字,下一届政府可能不得不增税,但增加的收入将主要被用来减少赤字,而不是增加新的开支项目。

    需要指出,在提高美国国际经济地位方面,下一届政府将会采取比里根政府更加积极的态度。进入80年代以来,美国国际收支情况急剧恶化。产品缺乏竞争力,贸易赤字连年激增,甚至还从世界头号债权国变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1988年大选时,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将是两党辩论的一个重要题目。无论哪个政党当选,都将制定某种产业政策。

    关于社会问题,妇女有权打胎,公立学校不得组织学生祈祷,这是最高法院根据宪法作出的决定,政府行政部门不能作任何修改。但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政府将继续强调受害者的而不是被告的权利,主张严惩罪犯,打击黄色刊物。未来的总统会同里根一样,支持恢复传统道德,对妇女权利、同性恋者权利及少数种族权利不会特别重视。“主动行动”和用校车接送学生以达到黑白学生同校的方法虽不大可能被禁止,但也不会得到积极的采用。

    在对外政策方面,下一届政府将会继续强调以实力同苏联争夺而不是缓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进行裁军谈判)。SDI的研究不会停止。由于联邦赤字居高不下,军费开支不会像80年代初期那样大幅度增长,而有可能在最近两年的水平上徘徊。反共仍将是美国外交的主要目标,里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会被延续。同第三世界国家发生冲突时,美国可能会继续采取比较强硬的对策。但总的来讲,下届政府将比里根更重视以非武力的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保护主义会进一步发展,对日、对西欧及其他地区的贸易摩擦将增多。至于对华关系,除非肯普上台,其他任何主要候选人上台都不会从根本上修改尼克松以来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两国关系将进一步发展,台湾仍将是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主要障碍。(如果台湾发生内乱,美国支持台独,也不排除中美关系降格乃至破裂的可能。)

    必须强调,美国政治中的变量很多,上述比较具体的一些估计是根据目前情况作出的,最终难免有与事实不符之处,如果发生了经济严重衰退、战争或其他重大事件的话,这种估计可能就会有更大的出入了。

        1950年,美国有一人因扰乱社会治安而被捕。一位目击者作证说:“他在骂人,说人们保守等等。”〔25〕1980年,美国选举了30年代以来最保守的总统。短短的30年间,“保守”二字从骂人的脏话变成最时髦的政治词汇之一,保守派从一个“边缘派别”发展到统治今日美国的正统派,变化可谓翻天覆地。不仅如此,里根之后,保守思潮仍将成为美国政治的主流,保守派依然会控制美国政坛。当然,美国政治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终有一天自由派会卷土重来,再执美国政治之牛耳,然而起码在里根之后的数年间还不会到来。

 

注释:

 

〔1〕见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N. Y., 1955)。

〔2〕John L. Palmer and Isabel V. Sawhill, eds., The Reagan Experiment (Washington, D. C., 1982), p.34.

〔3〕见William Schneider, “The New Shape of American Politics”, The Atlantic, January 1987, p.52.

〔4〕同〔1〕。

〔5〕见William Rusher, The Rise of the Right (N. Y. 1984), p.11.

〔6〕见Anthony King, ed., The New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Washington, D. C., 1978) ,pp. 5-44.

〔7〕同〔5〕, p. 313。

〔8〕Statistical Abstr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7 edition (Washington, D. C., 1987) ,p. 195.

〔9〕同上。

〔10〕Roe v. Wade, 410 U. S. 113.

〔11〕Engel v. Vitale, 370 U. S. 421.

〔12〕Lou Cannon, Reagan (N. Y., 1982), pp.416-17.

〔13〕The Heritage Lectures,No. 95, pp.11, 15.

〔14〕见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Cycler in American History (N. Y., 1986)。

〔15〕同〔3〕.

〔16〕见Seymour Martin Lipset, ed., Emerging Coalitions in American Politics (S. F., 1978), p.102.

〔17〕见William Schneider, “The Democrats in '88”, The Atlantic, April 1987, p.42。

〔18〕A. James Reichley, “Post-Reagan Politics ”,The Brookings Review, Winter 1987, p.21.

〔19〕Crocker Coulson, “Lost Generation”, The New Republic, Dec. 1, 1986.p.21.

〔20〕Thomas Ferguson and Joel Rogers, “The Myth of America's Turn to the Right”, The Atlantic, May 1986, p.45.

〔21〕John B. Judis, “The Right: Is There Life After Reagan?”The Progressive, Oct. 1986,  p.22.

〔22〕同〔13〕, No. 47, p.8。

〔23〕James Reston, “Carter's Secret Weapon”, N. Y. Times, March 21, 1980, p. A-27.

〔24〕ADA指数是“支持民主行动的美国人”(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这一自由派组织每年根据议员对涉及意识形态的一些重大的分歧问题的投票记录而制定的。指数从0到100,  越低越保守。

〔25〕见Clinton Rossiter, Conservatism in America (M. A., 1982), p.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