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亚太地区起飞的作用
李国友
近30年世界经济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以日本和“四小龙”(南朝鲜、新加坡、香港、台湾)为标志的亚太地区的崛起。他们从落后的亚洲脱颖而出,在历史的瞬间消除或大大缩小了和发达的西方之间的差距,使世界经济的重心向东方移动。这一能量的爆发,引起了经济上的“大陆漂移”效果,使美洲的西海岸和东亚大为接近,形成了一条把美国和日本、“四小龙”以及亚太地区一些国家串联起来的、迅速转动的链条。这一链条闪闪发光,但是,在变幻无常的政治风云和汹涌澎湃的经济浪涛中,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起主要作用,却往往看起来有些扑朔迷离。不过,这一链条在相当程度上是由美国带动的,从这里可以寻到端倪。
美国的跳板作用
日本和“四小龙”起飞所借助的经济机制、管理和技术的原型多半都来自美国。链条上各个环节(国家或地区)吸收和转化的不同成效,可以通过美国市场得到反映和体现,而经济上的损益又会反馈回到相应的环节。谁吸收能量多,转化效率高,它就发展得快。不过,这是在整个链条相互作用下产生的效果,是在一场争分夺秒、既要讲究战略战术又要果断抓住时机的国际追逐战中,才能取得的成就。
对亚太地区的起飞,有三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一是美国的跳板作用:除了地理位置的自然因素外,美国至少起了三个不可缺少的作用,即最大的开放市场,先进技术的源泉〔1〕,以及提高竞争能力的课堂和战场。二是比美国后进的国家(包括日本)和地区的发展战略,以及是否善于借助这一跳板。三是美国本身发展的潜力。本文试图对这三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作一初步探讨。
最大的统一市场
美国庞大的市场,是决心起飞的国家赚取外汇资金的主要来源。几年前,美国商人曾设想,中国10亿人每人买一件美国商品将提供多大的市场。但是,和这一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美国市场要大得多。以商品零售额相比,美国三个中小城市,旧金山,圣何塞(San Jose),帕洛阿托(Palo Alto),相互距离不超过一小时汽车路程,总人口144万,其中帕洛阿托市只有5.6万人。它们1984年的零售额共104.7亿美元,相当于1983年北京、上海、天津、广州人口达2000万的四大城市的零售额总和103.7亿美元。洛杉矶一个市的零售额达185亿美元〔2〕,超过中国零售额最高的十大城市的总和168亿美元〔3〕(以上均按2.8元人民币对1美元折算)。从这里也可看出,促进中国的起飞,将为亚太地区今后的繁荣,提供多大的市场。
美国市场最开放。按进口制成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在1962、1970和1980年美国分别为1.2,2.6,4.9;日本则为2.3,2.3,2.6。同期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制成品占制成品进口的百分比,美国为12.3,14.7,26.7;西欧为4.2,4.8,9.6;日本为5.9,11.4,25.1〔4〕。日本在这方面增长较快,是由于要降低劳动成本,扩大国外制造,进口制成品中有相当部分用于再出口。
美国市场的统一和发达程度体现在,资源在全国范围内能比较合理地流动,流向可以得到更加有效利用的地方。雄厚的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提供了实现这种流动的可能。自1787年宪法实施以来整整200年形成的规则和习惯,为经济活动提供了稳定的保障。在统一市场中联邦、州和企业之间,层次和边界分明,既相互制约、又有独立性,从而提供了多样化和发展的余地〔5〕。
没有这样一个市场,日本和“四小龙”都难以起飞。没有别的地方,每年能吸收外国成千亿美元的商品,从纺织品到钢铁,从汽车到电子产品。美国每年进口的汽车多达500万至600万辆,中国到1990年,年需量还超不过90万辆。
这一切似乎毋庸置言，但并不尽然。美国等一些国家都喜欢抱怨日本,或埋怨日本不开放自己的市场,或埋怨日本不转让技术改善本国的出口,当然都有道理。但是,它们并不下功夫去打入日本市场,或采用日本的方式打入美国市场。直到最近,福特汽车公司才学习日本的经营管理经验,在陶拉斯—赛波(Tauras-Sable)汽车上大获成功,用日本方式夺回美国自己的市场。
美国市场对日本经济起飞所起的跳板作用是明明白白的。
世界市场导向
日本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连升二级,从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耶鲁大学教授休·帕特里克[Hugh Patrick]语),跃为仅次于美国的发达国家,使人眼花缭乱。通产省颇具权威的产业政策和大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给日本经济蒙上了一层政府控制和计划经济的色调。但是,日本的成功、发展战略的精髓,却离不开“市场”:着眼于国内市场的效率,着眼于国际市场的占有额,着眼于利用世界市场的“八面风”(好手使帆能用八面风)来为民族经济的航船加速。
在经济机制上,日本战后迅速地消化了美国制定的市场竞争体制,企业垄断集中的程度比重视反垄断的美国还要低,并且继续下降。最大的100家制造业公司,在行业销售额中的比重,美国为41％(1972年),日本为25.7％(1977年)。100个最大的非金融公司在全部商业资产中的比例,1967年美国为32％,日本为27.3％;1975年美国为30.6％,日本为22.6％。日本指导性经济计划的基本原则是,调节国内市场竞争,既防止垄断,又防止竞争过度。并且,为了有利于世界市场的竞争,允许企业间的某种联合,而美国到80年代才开始放宽不利于世界市场竞争的反垄断束缚。在国内市场中,日本从开头起,就是按国际市场竞争价格来促进对资源的最有效利用的。
日本政府对市场的直接经济干预程度也是较低的,经费也少。通产省的经费只占政府预算的1.5％(1973年),1.6％(1982年,约8.6亿美元),1982年美国商务部的经费是18亿美元。政府对研究和发展的补贴(不包括用于军事防务的部分)所占的比例,美国为32％,日本为28％。虽然日本和英、法政府都重视发展计算机行业,但英、法着重于用财政补贴培育出重点企业,而日本却促使重点产业中的各公司面向国内外竞争,从中筛选出优胜者。
日本的产业政策从来就不是为了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而是为了根本改善日本产业在世界市场,主要是美国和西欧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日本在战后恢复期结束的50年代中期,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1/10,工业规模不比中国强。但是在那时,日本就已形成了从世界经济总体出发的发展战略,认识到日本经济的振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收支的进展”〔6〕。要实现使一亿日本人在生活水平上赶上美国和西欧的目标,必须奠定雄厚的基础,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且这些产业要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在产品的质量和成本上消除差距,彻底改变日本货是中看不中用的坏名声。
这一战略既不能在宏观经济理论中找到依据,看来也脱离当年日本的实际。日本大多数工业品的价格都高于竞争对手,钢板比美国高一倍多,连棉织品都高1/3。通产省列为重点的产业多数还处于“婴儿期”,其中汽车业起初更遭到大藏省、运输省和日本银行三大重要部门的反对,认为是代价高昂,旷日持久,违反国际分工理论的方案。但是通产省认定,“要使日本摆脱落后的亚洲形态”,这却是变希望为现实的基础。因为这类产业是“需求的收入弹性高【脚注】指对某些商品需求的程度,随收入水平不同,变化幅度大,如汽车。——作者【注尾】,技术发展迅速,劳动生产率提高快的产业”〔7〕,也就是增值高、潜力大、后劲足、美欧等高收入市场需求多的产业,是使日本这样一个大国得以发达的基础。这一战略把具有足够份量的产业推向世界,首先是美国市场。日本利用美国为跳板,实现了经济的起飞。其效果是出色的,1970年和1960年相比,日本在世界总产量中的比例大增,摩托车辆从2％上升到17％,钢从6％上升到16％。并且,日本也发展为高收入市场,目前每年可内销300万辆汽车。
现在美国人也承认,如果当时日本听信了美国经济学家的话,仅依靠纺织等传统上适合日本的产业，那么,日本今天恐怕依然是一个低度开发国家。
可见,日本之所以能快速起飞,一方面是由于它发挥了传统市场机制之长,不斤斤计较企业的短期盈利,而注重建立长期优势。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力求提高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能力,这不仅是对个别企业的要求,更是对民族经济整体的要求,其目的是用高层次的世界市场来提高低层次的国内市场。目前虽然没有成形的学说来为世界市场机制及世界经济的主导作用提供依据,但是,它的客观存在和经济意义是确定无疑的〔8〕。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屡次能够摆脱不利的落后状态,提高发达程度,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从不把民族利益依附于某一种经济学说,而是博采众家之长,按照最基本的客观实际,开辟自己的道路;同时也不强调形成日本式的道路,以免日后受制。在日本经济奇迹耀眼的光芒下,日本式的道路和经济学说,相形暗淡。看来,不断适应未来的变化,就是日本式的道路吧。
南朝鲜的例子说明,导致日本起飞的某些因素,别的国家也同样可以利用。1960年南朝鲜的人均国民收入不到美国的1/20,出口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并且多为初级产品。但是在60年代初南朝鲜把产业政策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后,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后一时期(1962至1976年)和前一时期(1953至1962年)按年均增长率相比:人均国民总产值从1.7％上升到7.2％,制造业的增值从11.1％上升到18.4％,投资从1.6％上升到18.1％,出口从15.6％上升到29.1％,进口从3.2％上升到17.3％。由于显著提高了自己的竞争能力,南朝鲜在能源危机冲击下,比石油资源丰富的墨西哥,还发展得快。1973至1983年和1965至1973年按年均增长率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南朝鲜从10.0％降到7.3％,墨西哥从7.9％降到5.6％;工业,南朝鲜从18.4％降到11.2％,墨西哥从8.6％降到6.2％。虽然两国都借了大量外债,但是,到了1983年,南朝鲜经常帐户赤字减少了2/3,1986年贸易已转为盈余。
南朝鲜的进展明显反映在美国市场:1982年和美国双边贸易额已达120亿美元,近年已超过法国而在美国贸易伙伴中占到第6位。对北美出口占的比例,从1980年的28.3％猛升到1986年的40％。人均国内总产值和美国相比,从1960年的8.2％,1970年的11.8％,猛升到1980年的23.7％。
可见,着眼于世界经济导向,不仅能增加出口,而且能提高国民经济效率,缩小发展差距。菲律宾和墨西哥则相反,它们虽和美国关系密切,源远流长,在50年代中期分别和南朝鲜、日本的发展水平相近;那时墨西哥人均国内总产值对美国的比例,还略高于日本〔9〕。但是,1/4世纪后,却相差悬殊。这里至少有两个原因。
一是菲律宾和墨西哥都长期停留在进口替代和依赖外国公司出口的阶段,如前者的出口加工区和后者的毗邻美国的自由贸易区就是这样。迟至1980年作者在这两个国家考察中,还没有发现转向世界市场导向的趋势。二是虽然两国在60和70年代经济也高速增长,但重量不重质,有时政治因素代替了经济效益。墨西哥对和美国经济的结合有疑虑。世界银行认为,菲律宾的资金往往按政治、而不是商业准则进行分配。巴丹出口加工区投资不小,经济效益不大,但因为是马科斯倡导的,所以必须维护。
相比之下,台湾的出口加工区起步早,成效大,但是台湾深知,那只是一个“起动器”,其作用时间、范围都有限;只有把国内产业推进世界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才能起飞。
升级的跳板
要使世界市场导向的战略取得成功,关键是在国际追逐战中夺得相对优势。这是一场从战略到产业的升级竞赛:从内向型经济转到外向型经济;从劳动密集到资本密集到知识密集型产业;从初级产品到制成品出口;从低增值产品到高增值产品;从通过外商出口到自主开发海外市场;从零部件和装配承包到创出自己的名牌产品;从产品出口到形成国际性的制造、销售、服务网络。及时和有效的升级能保持发展的良性循环，使收益超过利用外部资源的高昂成本,并在不同的阶段保持竞争优势。在劳动密集产业上,工资和劳动成本要和低度开发国家相当,但技术水平要较高,产品要适合发达国家的要求。在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上,品质要赶上先进的工业国,但工资和劳动成本要较低。这样才能为升级奠定基础。升级快的占先机之利。日本从引进技术、自主开发产品、进入美欧市场起步,跳过了进口替代或依靠外商出口的阶梯。日本在1949到1962年吸收的外资中,2/3是贷款,只有5.7％是有控制权的直接投资。松下和索尼公司在美国创牌子的费用,高达几十亿美元。但是,换来的是发展差距迅速缩小和国际收支的良性循环。日本的人均收入和美国相比,1955年为11％,1970年为40％,1980年为77％。日本的国际收支1965年从逆差转为顺差(外贸自1958年即转入平衡)。南朝鲜的汽车1986年进入美国市场,销售了15万辆。这一成功部分是由于抓住了日本小型车因美国限额而留下的空白。据估计,南朝鲜汽车出口美国超过60万辆,就可能卡住,而对日本的限额却是230万辆。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跃跃欲试,但份额可能会递减。日本的录相机在美国国内企业还没有形成大量生产时就成批进入,虽然占有的市场份额高达90％,远超过汽车,但是却没有受到限制。南朝鲜捷足跟上,很可能占到比汽车高得多的份额。
可见,美国这一跳板的弹性,可能借助的程度和方面,都是变化的。从目前的势头看,美国仍是世界经济和新产业革命的“带头羊”,而日本,“四小龙”,或许还有几个国家,则逐一跟得很紧,看准机会,就竭尽全力去抓住。这逼使美国以至日本避开短处,开拓新的领域,发扬新的长处,形成后浪推前浪的形势,使这串链条转动得更快。
南朝鲜的金星公司1986年销售额16亿美元,出口占10亿,连IBM也在买他们的集成电路。金星的电子部分就是在美国的企业界中打的基础,输送回南朝鲜,发挥本地人力资源的优势,再打回美国市场的。
1985年新加坡的一位部长到美国寻求有潜力的生物工程公司进行投资,以便使新加坡发展成这一产业的世界中心:科学家尽可留在美国,增值归新加坡。这是利用跳板升级的杰出尝试。
台湾为了使自己的产业升级,建立了新竹高科技工业园地,但是在新技术的商业化上遇到困难,达不到相应的经济效益。台湾近年来在“硅谷”设立了一个创新投资基金,委托台湾在美国投资界的人士管理,对台湾的高科技项目进行“引导投资”,以协助筛选、发展有商业价值的科技项目,为台湾产业界指示目标。
近来,在要求更多开放国内市场和提高内需的压力下,日本继续向美国市场进军,一方面增 加输出资本,在美国制造,在美国产业界扎根;另一方面,增加向“四小龙”及马来西亚、泰国等地的生产性投资,扩大纵向和横向分工,改善由于日元大幅升值而降低的国际竞争能力,保持向美欧的出口势头。这样,日本继续坚持赖以成功的航向——加深对世界市场的渗透以及和美国产业的交织。日本没有回头路可走,纺织业的进口已超过出口,钢铁业已大幅收缩,只能在这场逐追战中继续升级。
为了消除和美国的最后差距--创新,除了在国内兴建筑波科学城,鼓励风险资本外,日本还在采取极端认真的方式。一是到美国硅谷创办风险 投资公司。二是派大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目前达15000名)到美国,学习美国的同行在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三是请美国的创新人才到日本,带徒弟,“亦步亦趋”,不走样地学,连生活方式,包括下午到植物园散步,都照搬不误。四是制定了一个三十年计划,要在日本“复制”19个硅谷。第一个投资3亿美元,以自动化,生物技术,计算机和资料处理为主,将涉及12个市、镇、乡,约8000平方公里的区域〔10〕。五是建造价值六亿美元的新粒子加速器,为争夺诺贝尔物理奖作准备。六是提供优惠条件,请美国著名大学到日本办分校,把 培育创造性人才的温床,原封不动,全 套引进,从“治本”入手。可见,日本正全面、深入地利用美国这一跳板升级。日本企业还着重直接发挥美国人才的优势,宣称“利用国际人才的时代已经到来”。日本大金融公司在美国选用的人才都担任过美国政府要职或第一流企业的董事,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前董事长。目的是通过他们,使日本公司美国化,而不是为了收集情报,因为“把人才用于搜集情报的时代已经过去”〔11〕。国际网络化才是企业战略的重点。目前制造业在海外经营的比重,美国占18％,日本仅占5％;估计本世纪末,日本将达到20％;松下到1990年就将超过25％。当前,日本制造业向美国迁移,不过是在步美国企业国际化的后尘。美国在日本的子公司在日本市场的销售额,1983—84年度高达53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同期日本对美国的外贸盈余〔12〕。
跳板的升级
亚太地区的起飞同样促进了美国的繁荣。价廉物美的商品,提高了美国的生活水平;扩大的市场增加了美国的收入和就业;加剧的竞争促进了美国企业效率的提高和产业的转化。不过,近年来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优势显著下降,从债权国变债务国,是衰落的起点还是终点,起飞的跳板自己靠什么升级?
值得回味的是,70年代,当经济学家专注于“滞胀”时,美国的高技术产业却在腾飞;那时美国增加了近2000万个新职位(其中90％并不在高技术产业),幅度之大,可属空前,但却久久未引起注意,原因众说纷纭。据劳工统计局罗纳德·库彻尔(Ronald E. Kutsher)的说法,是因为美国就业的流动性和劳动力市场的调节活动,发挥作用迅速〔13〕。80年代中,当美国人,还有中国人,在大谈硅谷的衰落时,日本人却在全力以赴地学硅谷的全部“真经”。
同样,尽管美国的经济优势在衰落,它的市场却更显光彩。仅美国的公司就吸收了3800亿美元的外国投资,其中1800亿是直接投资。美国市场一年进口3500亿美元的外国商品。日本在美国生产的汽车,1982年几乎是零,1986年猛增到56万辆,并且成本、质量都达到日本国内的水平,预计1988年要达到150万辆。没有任何其他市场能为外国投资提供这样的成长规模和效率。美国的市场规模、市场效率、稳定度仍将是最有竞争力的,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吸收和融合不同文化的能力,成为亚洲、拉美、西欧和大洋洲经济和产业活动的聚合点,通向世界市场的跳板。“必须先在美国取得成功,才能在世界取得成功”,仍是在美国的外国企业界人士的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
看来,美国的潜力还是有的,至少以下三个因素会起作用。
一、多元化体制使得美国新陈代谢快,兼有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特性,为继续进化提供了动力和余地。开辟“新大陆”的传统依然存在,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的机动性大,社会、企业、城市的变化灵活,较少受到固有的地域、行业、模式、等级和权威的束缚。从这一角度衡量,美国不同于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大英帝国,甚至比目前经济发展成熟的日本,都更像“发展中”国家。
近些年来,调整、兼并、整顿和设备更新的浪潮,席卷美国企业,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触动之深,可属空前。仅最近五年,56％的大工业公司进行了精简。有108年历史的通用电气公司(GE)在重新塑造自己,改换经营的领域,购入和售出的部分,各达60至70亿美元。通用汽车公司五年来投入“未来工厂”的资金,就达400亿美元。同时,小企业大量增加,从1978年的27万家,上升到1985年的64万家;在此期间,有的成长迅速,甚至已进 入前500家大公司的行列。并且不论在大型还是小型公司中,在不同行业包括纺织、钢铁等“夕阳工业”中,都有富于活力的前沿。
在这些前沿中有公认的世界第一流优秀企业,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计算机),默克公司(药品),伯林顿公司(纺织),纽卡公司(钢铁)等。还有不见经传的未来型企业,有的远在70年代初就出现在普通行业里,但在管理的观念和实践上超前的程度,使80年代中期美国第一流商学院的美、日、西欧研究生都难以置信。典型之一就是设在佛罗里达州沙拉索达(Sarasota)的太阳液压公司(Sunhydraulics)。它是生产液压器件的一家机械厂家,只有200名职工。公司内部没有组织章程和总裁、经理等管理职称(对外有,以适合法律),职工分享信息,按公司目标主动充分发挥本人能尽的作用。这是创始人考斯基(Bob Koski)在1970年创建该公司时定下的基本宗旨。15年来,增长和利润都超过行业平均，上万种产品,畅销美欧;在吸引优秀人才和稳定职工队伍上,更是突出。作者在该公司一周的调研中,和20来位职工交谈后发现,乍看是空想,其实最符合实际,不过是排除了公认为常规的偏见。考斯基已在英国建立了一家相似的公司,以证明这一经营方式有较广泛的适用性。
在马州劳威尔(Lowell)上个世纪砖木结构的纺织厂厂房里,研制计算机辅助工程的新公司在全速运转。全美最大的软件研究所将在匹兹堡建立,为衰落的昔日钢都增添生机。
美国也可算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性最大,1975至1985年在不同城市间迁移的占总人口1/5;移民最多,仅1985年就达57万;吸收外国投资最多;出口农产品最多;出口劳务最多,1983年已达1370亿美元;进口外国制成品最多。同时,美国在认真学习外国先进经验,一些头等大企业以各种方式吸收日本管理方式,取得显著成效,通用和丰田在加州合资的汽车装配厂生产率得以提高一倍。可是,日本的先进管理,源头在美国。50年代提出发挥职工内在潜力的哈佛大学教授赫茨伯格(Fredrick Herzberg),美国质量管理先驱朱朗(J. M. Juran)和德明(W. Edwards Deming)都被日本企业界奉为上宾,朱朗并被授以 给外国人的最高勋章〔14〕。美国当代管理理论,大概还加上中国“鞍钢宪法”中的“两参一改三结合”〔15〕,转化为大显神通的日本式管理,重返美国,可能登上新的高度。
二、美国在吸引、利用人才,发挥智力资源的效益上,大概在世界首屈一指,竞争力最强。而智力正代替推动了早先工业革命的蒸汽和电力,成为新产业革命的“能源”。产业的高增值、高增长、高效益,日益取决于创新的水平,企业家精神,职工的主动性,以及使人员素质、组织管理随新技术同步“脱胎换骨”的进化能力。
美国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商业化发展的各个环节和层次上,力量比较均衡,配合和连接比较密切,转移和调节比较灵活。人才的选择、培养和发挥作用的方式,能随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特性,相应转移。这包括按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按市场的需求,按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目标、不同难点,按工作班子的协调和总体效益,按不同人才在不同时期的特长和潜力,区别对待,适时调整。在观念上,美国人较少受到把各领域分成高低贵贱,三等九级的束缚。同一个人或不同的人,会按照自己的相对优势,根据机会,在不同的环节上下功夫。在体制上,相对独立的多种结构和渠道,提供多种选择,使得流动和重新组合易于实现,使薄弱的部分可以比较迅速地得到加强。这样就形成了行行出状元,状元创造新行业,行业相互促进、渗透的效应。
企业家精神是美国创新的一大特征,不仅盛行于工商界,也流行在科技、文体、娱乐、影视等界和较园中。创业高于守业,开拓新边疆、新领域的传统,至今未衰,近10多年来,更进入了又一高潮。在美国存在着适宜这种传统发扬的有利环境。那就是:独创易于受到理解或容忍;冒风险取得成功不仅受到尊重,并且报酬很高;失败的创业者损失有限,不但不会“败则为寇”,他受的教训往往还会被当作投资,附加到才能上,受到重视,因为人们相信好的企业家不犯第二次同样性质的错误。因此某些优秀人才宁愿舍弃已有的优厚地位和待遇,从大企业和著名机构跳出来,另闯新路,更上一层楼,如发展高增值的技术、产品或服务。另一方面,大企业也试图为优秀人才提供探索和创新的条件,以便稳住他们,使他们继续为企业服务。
企业家精神体现了创新和求实、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成为美国各界、各行业相互沟通的共同语言。这种精神加上体制中具有的自由和灵活度,就为发挥智力资源的经济、社会效益,提供了转化的条件。它不仅促进了纵向转化,而且加速了横向扩散。优秀人才易于突破或摆脱现有机构、上司、旧观念或既得利益的束缚,争取到必需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支持。这是“因人设事”,资源向人才聚集,产生高增值。另一方面,人才又向有开发潜力的方向和领域聚集,以加强有前途的企业。
三、美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主旨正在形成,就是“把增强竞争能力列为国内最优先课题”,因为能否实现“国家目标——保持世界领导权,提高生活水平和保障安全，取决于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这是1986年8月美国政府成立的“提高竞争能力工作小组”提出的指导方针。里根总统于1987年2月提出了《1987年贸易、就业和生产率法案》,其宗旨就是“保证美国一直到21世纪都具有竞争优势”。法案的核心是对人力和知识资本的投资,促进科技的发展并迅速向商品转化。法案中最易引起争论的,大概是有关对等开放市场以及针对不公正贸易采取保护措施的部分。数百名国会议员已参加了最近由两党共同同意成立的国会提高竞争能力问题小组。看来，一项旨在全面提高美国竞争能力的法案,可望在今年通过。〔16〕
根据作者近些年的观察,这一发展战略,是80年代以来美国产业界、学术界和政界对美国经济优势下降开展的大讨论的结果。虽然国内各利益集团和国外各贸易伙伴的平衡和协调将十分困难,但是发展战略的基调和核心,即从根本上提高美国的竞争能力,迎接挑战,而不走贸易保护主义那条“大难之道 ”,似乎正成为各界有识之士的共见,对美国的未来可能起主导作用。
但是大国往往对内在的病症 反应迟钝,处危而不知危,也是常有的。美国目前财政和外贸双赤字居高不下,在不少方面处于内外交困、狼狈不堪的境地,就并非一日之寒。不过，美国各界的危机感似在加强,而强烈的危机感曾多次把美国从危机中解救出来,例如在30年代的大萧条和40年代的珍珠港事件后就是这样。近来,美国产业界也开始从各种聊以自慰的想像中一步步醒悟过来。质量在制造业中又成为关注的中心。因为事实显示,有些美国产品的质量,从集成电路片到小汽车,比日本都相差甚远。这是美国货成本高,销售不畅的主要原因,不是仅靠美元贬值所能扭转。同时,企业界也在认真研究,如何促进管理人员从长期效应经营,包括调节管理权和所有权的离合点和制约面。看来,在可见的未来,美国大概仍然可以起到亚太地区起飞跳板的作用,虽然特点会有所不同。
起飞的动力学
在亚太地区30年来的盛衰变化中,看来有某种“起飞动力学”在起作用。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如按照惯性前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会扩大;要实现起飞,必须获得加速度。为此,一是要提炼和浓缩内部贫乏而分散的能量;二是把能量集中到有利的方向,并不失时机地促使产业升级;三是要借助跳板,增加助推力。
一、要提炼和浓缩能量必须按国际竞争标准,提高本身利用资源(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等)的水平。为此,要抓住改善国内市场机制,促进有效竞争这一关键,不仅要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更要加强职工的、企业的、市场的和政府的竞争能力。反之,依靠低效益的大量资源(包括外债)的投入而换来的高速增长,往往会导致经济软弱、臃肿,阻力增加,起飞无力。
资金、技术、人才对起飞固不可少,不过,在当代资源流动国际化的时代,利用的能力可能比得到这些资源更为关键。着眼于得到资源,易与不发达的惰性结合,难以获得加速度;提高利用资源的能力,有助于质的提高,可为缩小差距奠定基础。新加坡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作者数年前访问新加坡时得到两个突出印象。一是新加坡建立了发展中国家少有的廉洁而有效的政府。部长仅因按公司内部优惠价格购物,即被撤职。因此,政府方针得以有效执行,政府的服务成本低,质量高。二是吸引外资的行销(marketing)战略,即从世界经济发展和市场行情出发,建立适宜的经营环境,吸引外国投资者。虽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新加坡提供的优惠不多,并且税率较高,国内市场又小,仅250万人口,但吸收的外资却不少。近年,日本在亚洲的直接投资下降,但投入新加坡的却上升。
南朝鲜和台湾虽然政治不民主,但是经济决策有独立性。它们所实行的面向世界市场、与国际经济相结合的战略,提高了国内经济的效率。
二、把能量集中到有利的方向,不失时机地升级,关系重大。在当代经济追逐战中,任何迟缓都会减慢民族经济的发展,甚至会导致国际收支的恶性循环(如果大借外债的话),或者扩大差距(如果在原有水平上转圈子的话)。因此,不同阶段的过渡转化,包括产品的、产业的、发展战略的转化十分关键。
在发展的初期,把贫乏的资源集中到有战略意义的方向,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往往成效显著。日本通产省就是一个出色的典型:50年代它把纺织、玩具等传统产业赚得的外汇导向造船业,60和70年代又把造船业赚的外汇,引入化工、汽车和电子业。现在,它缩小了指导产业和控制技术引进的范围,似乎权威下降了,光芒暗淡了。不过,这是日本产业升级和企业实力加强的一种反映。日本虽然没有美国那样的多元结构,可以提供各种旁路去绕过阻滞的环节,但是它不僵化在一个阶段的模式上,不把一个时期的、即使十分出色的政策当作目的本身去维护,而是推陈出新,去攀登下一个高峰。因此,日本在面临石油危机,美国的贸易限额,高利率以及美元贬值等困难的时候,总是能够趋利避害,在逆境中更上一层楼。
香港的转化应变能力也很强,是这串链条上最开放、最市场化的一环。它没有日本那样的总体和长期发展战略,而是背靠中国大陆,在世界市场中飘浮,苦乐均在其中。不过,这是香港小而轻,并且不是民族国家所致。像南朝鲜那样的中等国家,仅凭开放大概“飘浮”不起来,更不用说日本那样的大国了。南朝鲜的研究发展经费已超过国民收入的1％,居“四小龙”之冠,表明较大的国家要具有更强的推力,才能在世界经济的浪涛中前进。新加坡虽小,但发展民族经济观念强烈,升级战略明确。
三、亚太地区的起飞,显示出某种“美国加速器效应”:通过美国交流的频率越高,加速越快。日本和美国在人才、技术、产品和企业活动上交流最快:人才对流(外流则通过频率低)和能量交换快;技术形成商品返销快;企业经营交织层次多。而美国这个加速器本身的能量,却来自世界的精华——各类优秀人才,包括大量亚洲的人才。由于它具备适宜的环境和接口通道,因而后起之秀的“四小龙”,主要不是通过先起飞的日本,而仍然通过美国来加速。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单纯引进技术和资金,往往难以实现经济起飞,其原因之一是忽视了这样一条规律,即只有依托美国“加速器”特有的基础和网络,才有利于掌握世界经济发展的脉搏,自如地选择自己扮演的角色、进入的时机、参与的方面和程度,寻求相应的渠道和配合,进入世界市场,从而得到好的经济效果。
对潜力巨大的中国来说,这一起飞的实践可提供的借鉴,是不言而喻的。上述三条作用中,第一条显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似应着重扫除资源流动的障碍和促进资源利用的效益,逐步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形成有效竞争的机制。只有在建立新体制上下功夫,才能摆脱“统、死、放、乱、收”的老循环。第二和第三条是发展战略。这三条必须协调匹配,才能把改革和发展结合起来,并按照不同状态进行“剪裁”。
中国有三个特点。一、它是具有发达部分的发展中国家,有航天等尖端产业,有少数较发达的城市,有成万名懂得当代先进科技和经济管理的人才。二、人均自然资源和收入虽低,但是可集中的资源可观。三、中国国内市场潜力大，但因调节机制不健全，所以目前容量有限。
中国可以集日本和“四小龙”起飞方式之大成,拉开层次,使相应的体制和相应的发展战略在相应的层次配套。发达的部分逐步自主进入国际市场,通过“美国加速器”,加强和世界经济结合的程度,逐步形成几个、十几个有竞争力的全球性公司,特别是制造业公司,形成几个新加坡式的、具有高效经营环境的经济区。东南沿海的中小城镇和农村,可随香港在世界市场“漂流”,像台湾那样依靠大量家庭企业和中小企业,在国内外竞争中起动。拉开层次有利于发挥不同发展水平的潜力,避免“一风起,一刀切”,以及有害的摩擦和牵制,增加相互促进和带动升级的因素。促成中国的起飞,不论对中国本身还是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繁荣前景,都关系重大。
为了起飞必须提高在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性,才能把稀缺的资源用在刀刃上,抓住大头,起到滚雪球的效应。当代发展的辩证法是,和世界经济变动的中心靠得越近,交织的层次越深,“自力更生”的程度也越高;落后的国家要赶上去,就要力争上游,进入国际竞争的中心,和强手相交;不要满足和自己的过去比较,而应着眼缩短前面的差距,加速发展的步伐。
注释：
〔1〕李国友:“美国的新技术革命和启示”,《世界经济》,1984年12期。
〔2〕1986 Rand McNally Commercial Atlas & Marketing Guide.
〔3〕按《中国统计年鉴》所列人民币额换算。
〔4〕世界银行:《1982年世界发展报告》。
〔5〕李国友:“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6年6期。
〔6〕日本大藏省:《日本经济概览》,1955,转 引自Case Study in Political Economy,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1980。
〔7〕是通产省高级官员对产业战略的说明。引自OECD, the Industrial Policy of Japan, Paris, 1972。
〔8〕对这一点美国麦肯西公司驻东京办事处主任大前健一作了生动的论述,参见他著的Kenichi Ohmae, Triad Power,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85。
〔9〕世界银行:《1982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2页。
〔10〕Fortune, 30, III, 1987, pp.40—42.
〔11〕《东洋经济》,1986年10月18日。
〔12〕The Economist, 11, VI, 1987.
〔13〕美驻华使馆新闻文化处:《交流》,1987年2月,第17页。
〔14〕Business Week, 8, VI, 1987, p.132.
〔15〕指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群众三结合。
〔16〕诺曼·F·伦特:《竞争与自由贸易》,1987年3月27日(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