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环境史观的演变
侯文蕙
有关环境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人和环境的关系的发展和演变,却是近些年来才开始的。在美国,环境史的正式称谓是在70年代初出现的,它是在这个时期里,在新的形势下出现的名目繁多的新的历史学科之一。
60年代以来,在战后世界格局发生剧烈变化的状况下,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世界经济的腾飞,使人们早已谙熟了的环境产生了新的问题,从而使人们对历来已经习惯了的观念也发生了疑问。人口猛增,空气和水质污染,能源危机,自然资源(包括土地、森林、矿藏等)枯竭……,这一系列问题都要求人们重新审视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对环境的态度。
70年代初美国的各种新的历史学科蓬勃发展,如社会史、黑人史、妇女史、企业史等。它们的重点都在于强调对亚文化的研究,历史学家的眼光开始转 向了普通人。随着美国历史研究方向的转变,在历史研究方法上也出现了重大突破,这就是历史研究与其他学科,特别是自然学科的结合。在这方面,除了计量方法在史学上的应用之外,其中最突出的大概就应该是环境史的研究了。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的环境问题使历史学家们认识到,历史上人类的活动绝不仅仅是纯政治和纯经济的过程,它与自然、与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的生产离不开自然,甚至人们为其政治和经济活动而设立的种种机构和政策也无不与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反过来,除了自然本身对人类的影响以外,人们的活动对自然影响的结果又影响着人类自己。因此,用传统的纯人文的和纯政治、纯经济的观点来论述人和环境的关系显然已远远不够了,特别是在考察这二者关系的演变时,就必然要涉及到地理、生物,以及其他一些学科。在这种情况下,冲破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界限的环境史研究应运而生,这是一个新型的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一体的交叉学科,它不研究具体的、微观的客观事物,而是从宏观的角度,从整体的观念上来考察人和环境关系演变的历史。
实际上,这种历史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也并不是全新的。在过去,在外国和在中国,都有学者从这方面或那方面来探讨历史的,但还不曾有人真正全面和系统地来探讨人和环境关系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有这样的论点:“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人们所遇到的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1〕然而,任何一种观点要成为一种为社会所接受的观念,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因此,直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还没有人能正确地使用这种观点和方法去探讨历史。美国环境史的出现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环境观念的演变过程。
一、荒野和文明
——十九世纪末期以前
19世纪的一位美国画家曾经这样说过:“美国人的情感中最突出的,大概也是给人印象最深的和最有特点的部分,就是对荒野的态度。”〔2〕这种说法对19世纪末以前的美国人来说是绝不过分的。美国人的这种感情来自他们这个时期赖以生存的环境。
当来自欧洲的移民踏上北美大陆时,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便是那广阔无垠的、由森林覆盖的荒野,站在他们面前的则是头插羽毛,身披兽皮的印第安人。这是他们在文明的欧洲从未见到过的景象,也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工业革命后的欧洲的自然环境。这个自然环境为他们提供的生活方式必然是农业社会。但是,在这时候,荒野并未能给移民们以诗情画意的感受,也未能使他们产生任何依恋情绪。他们拿起了斧子,毫不留情地砍去了树木,种起了玉米和烟草,在荒野上建立了田园,寂静的空中升起了袅袅的炊烟。艰苦的拓荒生活,只能使他们痛恨那成为种植障碍的森林,也无暇顾及那荒野的美色。
但是,随着新国家的建立,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荒野在美国人心目中有了特殊的意义。年轻的独立的美国要求得到世界的承认,却缺少跻身于世界的实力,它历史短暂,文化传统欠缺,经济也很落后,它能为之骄傲的,只有它的美丽的大自然——这是文明的先进的欧洲所没有的。托马斯·杰弗逊是那样赞美他的家乡弗吉尼亚的景色,以致他这样宣称:“这幅美景是值得横渡大西洋的”〔3〕。
不过,荒野的意义之真谛还在于它为这个年轻的国家所展示的未来。刚刚独立的美国需要繁荣的经济和健全的政府来维护它新赢得的胜利和自由,它的人民也幻想建立一种不同于欧洲的工业经济和不同于欧洲专制统治的政府。荒野遍布的新大 陆和它所提供的自然资源,使得美国人树立了一种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不同于欧洲的国家的思想,它的代表就是托马斯·杰弗逊的农业社会观。
还在独立战争期间,杰弗逊就在他的《弗吉尼亚纪事》中用大量论据来证明,北美大陆是能够哺育一个文明的民族的成长的。他认为,在新大陆,荒野提供了无边无际的土地,从而足以供给定居者们使用。他说:“在欧洲,问题是要善于利用他们的土地,因为劳力是丰富的;而这里,是要善于利用我们的劳力,因为土地是丰富的。”〔4〕根据这种观点,杰弗逊和很多其他的开国元勋们都坚信,最适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而政府的作用,就是为解放人们潜在的创造性提供广阔的机会,也就是要人们获得“生活、自由和拥有财富的权利”。他们认为,这样的政府和这样的经济可以使美国避免发生像欧洲文明带给人们的那样的灾难。因此,国家的各种政策和方针都应当建立在充分发挥个人能力的基础上,土地也应当分配给个人,个人是土地的主人。
杰弗逊的小农经济思想和民主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整个19世纪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直到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政策都遵循着一条鼓励竞争和自由竞争的原则的,它的几经变迁的土地政策——从《西北法令》到《宅地法》,也都是根据要把土地分给个人的原则而制定的。这样的土地政策吸引着成千上万来自欧洲的移民。
这种思想和政策的根据都在于当时的美国确实还有无边无际的荒野,有着大量的“自由”的等待开垦的土地。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这种政策都得以实行,多数欲得到土地的人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尽管有多有少),似乎人们要求在这里有生活的权利,有自由的权利,有拥有财产的权利的“追求幸福”的愿望也是可以实现的。到19世纪中叶,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地区已遍布着鳞次栉比的农场,建立了很多工厂,这个国家兴旺起来了。这时,在文学家们、艺术家们的笔下,美国的荒野已不只具有物质的意义,它还被描绘成美国文化和道德的来源以及民族自我评价的基础。〔5〕
但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却并非完全按照人们的主观愿望进行的。杰弗逊理想的农业社会在19世纪的美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尽管美国的经济最初是以农业为基础的,而且它首先是成为一个农业大国,然后再转变成工业大国。它的农业从一开始,就由于其劳力的缺乏和土地的广阔,而走上了一条广泛使用机器的大面积种植的资本主义农场的道路,鸡犬之声相闻的静谧的小农田园是无法在这里存在的。农业的发展刺激了工业发展。内战以后,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更是空前增长着。人们的经济活动改变了他们的环境:城市、农庄、工厂、道路,……昔日寂静的荒野变成了人群鼎沸的村镇。这时,一直赞叹着独一无二的美国荒野的人们惊呼起来了:“我们的命运已在眼前了:眼看着从东到西的天空由不断升起的浓烟而弄得昏暗不清,每个山丘和峡谷都变成了财神的祭坛。只要短短的几年,荒野就将消失了。”〔6〕这是1836年美国画家托马斯·科尔在他的《悼森林》一文中的话。人类创造的文明似乎与人们喜爱的荒野在很早就发生了冲突,荒野的减少引起了一些美国人的忧虑。
但是,真正担忧着这种环境改变的在当时还只是一小部分人,确切地说,只是一些自然史学家、艺术家、作家、旅行家,还有一些哲学家。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似乎不仅未感到荒野消失的悲哀,他们还在欢迎新的工业文明的出现:他们为在荒野上树起了卓越着浓烟的烟囱而兴奋,为鸣叫着的黑色长龙——火车穿过大平原而欢呼。这时候,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是“野牛比尔”,因为他曾在17个月里只身射杀了游荡在大平原上的野牛4280头。〔7〕这些野牛似乎曾经是在荒野上建立工业文明的一大障碍,它们常常阻塞铁路,并且威胁着拓荒者的安全。野牛群在减少着,荒野在消失着。享受着文明的美国人没有想到,终于有一天,那些他们曾经恨之入骨的野牛会成为他们只能在国家自然保护区里才能看到的珍奇动物。
荒野和文明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文明的最终胜利也是必然的。更何况,文明尽管破坏了视觉上的美感,却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物质的舒适(当时的人们还不曾感到更多的坏处),因此,即使无限眷恋荒野的人也不愿抛弃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这时,一种调和矛盾的环境观出现了。哲学家、先验论者亨利·戴维·索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提出了一个他认为是最理想的能兼顾二者的最佳方案——田园方式,即半荒野和半文明的方式。实际上,杰弗逊比他更早地提出了这个观点,而美国的历史和现实都不允许这种社会状态的存在。索罗 和其他的荒野爱好者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为此,他提出了国家应当保留一定的荒野的主张。他认为,用这种方式可使保留的荒野保存其自然和原始的状态,从而使文明的美国人仍然有机会领略荒野的生活和美感,因为这是文明人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8〕历史学家波斯冬尼·弗朗西斯·帕克曼(Bostonian Francis Parkman)在19世纪70年代也预见到城市、文明代替荒野的不可避免性,但是他说:“文明既是一个毁灭者,也是一个创造者”,不过,为了保留这个国家的象征,就有必要保留一部分残存的荒野。”〔9〕
由于这样一批人的鼓动,1871年12月,国会开始考虑制定一个国家自然保护区法案。辩论极其激烈,但终于在1872年3月由格兰特总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创立国家黄石公园的决定。这是荒野保留主义者们的胜利,因为他们为此已做了好多年的努力。但是,黄石公园的创立并不能证明国会也赞同了他们的观点,也不能由此说明文明对荒野做了一点点让步。国会之所以赞同了它的创立,只是因为通过调查证实,黄石地区的地势很高,因此没有什么经济价值,把它变成保留地并不会损害人们的物质利益。〔10〕这说明,黄石公园的创立,只是因为其奇特的景色。它被看成一件值得放到博物馆去的古玩,可以供人们观赏,而并没有被人们从保护环境的角度上来认识,也更不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政策。
所以,到了19世纪末,虽然又陆续开辟了十几个像黄石公园一样的自然保护区(如1890年,哈里逊总统签署了建立红杉和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决定),大多数人仍然未能认识到工业文明带给人们生存环境的问题并非仅仅是荒野的消失。这个时期人们对荒野的留恋,只是一种对逝去的小农经济时代的怀念,以及对欧洲文明不可避免地在美国重现的感叹。
二、保留主义和保护主义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
1893年,美国历史学家特纳根据联邦普查局的报告说明,美国的边疆已经消失了,也就是说,美国已不再存在自由的土地了。这标志着美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工业化和城市化代替了农业和乡村,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之一。这时,传统的环境观念——美国的土地辽阔,资源丰富,以及政府的一贯政策——自由放任,这两者结合起来所导致的人们的行动给环境造成的恶果也充分显露出来了。
最严重的问题是在土地上。美国人一向认为,在辽阔的北美大陆上,土地可以任他们享用。19世纪的美国农场主们是很少关心水土保持的,他们总是尽量地消耗地力,一旦土地变得贫瘠时,他们便往西部去寻找更肥沃的土地,因此迁徙是经常的。这种滥用土地的现象在东部和南部的烟草和棉花种植园里更为突出,尤其是内战前,种植园主们在榨取奴隶劳动时,总是毫不吝惜地使用地力。烟草,是一种特别消耗地力的作物,一块种植烟草的土地往往在两三年后就贫瘠不堪了。在一般情况下,同一块土地只能连续种植烟草四年。〔11〕在这种情况下,种植园主们并不是去设法改变土壤,而是抛弃它们,觅取新的土地。19世纪70年代,由于《宅地法》的颁布,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大平原,但是平原上多变的气候和草根盘结的土壤,又使他们在80年代开始离开这里。到1900年时,已有2/3的农户遗弃了这里的土地,迁往他乡了。〔12〕杰弗逊在《弗吉尼亚纪事》中曾这样评论:“在我们中间表现出来的那种对农业漠不关心的态度得不到改变的状态,并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缺乏知识,还因为我们拥有如此富饶的土地让我们随意浪费。”〔13〕杰弗逊所表达的重点当然还是他的重农思想,但也说明,滥用土地的现象,还在建国之初就已引起了某些人的关注。
另一个问题是森林。前面说过,当欧洲的移民来到北美大陆时,森林是被当做农业发展的障碍的,移民们用砍伐和烧光的方式来清除森林,因此,在两个世纪内,东部的大部分森林已经被烧光变成农业区了。〔14〕中部和西部的森林在19世纪也开始减少,特别是内战以后,由于铁路、矿井、城市和农场房屋建筑的高速发展,加剧了对木材的需求,森林减少的速度更快了。这时的森林砍伐已不单单是农业的需要,而是为了供给市场。据估计,1899年,这个国家所需用的1/3的木材都是来自大湖地区的,因此,威斯康星、明尼苏达、密歇根州的森林砍伐已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最初,在这里的森林被砍伐之后,这里的土地也曾被用来进行农业种植,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这是一种砂质土壤,是根本不适于耕种的,昔日的森林变成了不毛之地。因此,个别科学家还在19世纪60年代就警告人们:没有树木,威斯康星总有一天会变成小亚细亚(沙漠)。〔15〕
问题已经很明显了：美国的土地是广阔的、富饶的,但它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们毫不在乎地用斧子和锯子砍伐的森林也不能任凭挥霍。大湖地区的松林正在毁灭,各种候鸽在灭绝,海獭、海豹和海鸟在消失,原来的1500万头野牛只剩500头了……。显然,美国人再也不能像建国初那样无忧无虑地看待他们的环境了,同样,也不能用那时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政府的政策了。
这时的美国还正面临着由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变革。自由竞争为垄断所代替,城市代农村而起,人们对垄断不满,却又不愿失去已取得的物质的舒适。由此而出现了两个以前不曾有的现象:一个是19世纪末以来开始兴起的由公民群众参加市政改革、社会福利、公共卫生的社会正义运动;另一个则是要求加强联邦权力,并由政府干预经济,特别是干预垄断的新的政府作用。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所说的“进步运动”,这个时期(罗斯福和威尔逊执政时期)又被称为“进步时期”。
在这个时期,针对着以上提到的环境问题,也出现了一个保护自然资源的运动。这个运动的主力是一些科学专业工作者,和一些有专门知识的政府官员,但却也包括了许多市民的群众组织。运动的中心在于致力资源的保护,并改 善人们享受闲暇的环境。它要求政府行使保护资源的权力,改变过去在资源开发上的放任政策。在这个运动中,出现了两种在表面上相似,但又有实质不同的主张——保留主义(preservation)和保护主义(conservation)。尽管它们后来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在最初时,它们却是推动运动的共同力量,在形成美国人的新的环境观上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保留主义的鼻祖当然还是索罗,但在索罗时期,它并未能使人们广泛接受。到进步时期,这种理论由约翰·米尔(John Muir, 1838—1914)进一步发挥,并得到了相当多数人的支持。和索罗一样,米尔也是一个先验论者,他们都把自然看成是人类通向上帝的媒介。如果说索罗的保留主义是半荒野半文明的结合的话,米尔则更深地陷入到自然主义中去了。他认为,“人类本来就来自森林”,因此,“到森林去就是到家里去”。〔16〕他认为自然的物体是“上帝在尘世的表现”,自然是“通向天国的窗户,是造物主的镜子”。〔17〕他认为凡是野生的都比人工的好,人们一旦到了荒野,就可以在精神上得到再生。〔18〕他对自然的热爱,使他痛恨一切将自然资源用做商业目的的行为。他鼓吹保留荒野,保存自然的原始状态。为了把这种理论付诸行动,他于1892年组织了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以便宣传他对自然和荒野的感受,以及自然所面临的威胁。他劝说人们离开城市一个时期去欣赏一下荒野,因为自然几乎可以奇迹般地使那些“过分文明”和城市化的男男女女们恢复自我。针对这个时期迅速发展的经济对荒野的威胁,他认为只有扩大政府的权力,“才能把加利福尼亚最好的美洲杉林从野蛮的傻瓜手中拯救出来”〔19〕他的一系列文章和讲演对在国内建立森林和自然保护区起了重大作用。他的俱乐部的成员们在说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机关支持这一运动方面也有巨大影响。
保护主义的倡导者与保留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应当是以开发为前提的,但是这种开发应以“聪明的利用和科学的管理”为原则。它的代表人物是西奥多·罗斯福政府时期的森林部长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 1865—1946)和他周围的一批受过专业训练和有科学知识的政府官员们——“科学智囊团”。平肖和他的朋友们又被称为“改良达尔文主义者”,因为他们强调进化过程的最终结果是人的智慧的进化。他们认为,人类是具有理性的,他们有技术,并且有各种社会机构,他们有能力并有责任去克服他们本身的动物天性,而重建一个可以适应整个人类共同体所需要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平肖说:“人类的第一职责就是控制他们所生活于其上的地球。”〔20〕他们和保留主义者一致的观点是,将资源控制到公众手中,而不是分给个人所有,并且需要政府对资源的控制,以防止个人缺乏科学知识的滥用。因为有这一共同点,所以在保护运动的初期,保护主义者和保留主义者的行动是一致的,因此,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由政府颁布了多项保留地法令,并建立了许多新的国家自然保护区。
但是,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两种观点的本质上的差别也越来越明显,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了。平肖说:“保护政策的全部原则都在于利用,即要使每一部分土地和资源都得到利用,使其造福于人民。”〔21〕在保护主义者看来,人是可以控制自然的。人的责任是向自然索取。而保留主义者把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绝对地对立了起来,使人在自然面前退缩了,消极了,他们的保护是一种纯自然的保存。
保护主义和保留主义的矛盾最后集中在对黑齐黑齐水坝的建立上。黑齐黑齐是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山区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一个河谷,1912年,旧金山市要求取得在这里建立水电站的权利,因为这个日益发展的城市需要更多的电力和用水。米尔和塞拉俱乐部的成员们坚决反对这一计划,并且动员了全国的舆论来制止它。但是,保留主义者们轻易地就被击败了,因为还在老罗斯福政府时期,平肖和他的同僚们就已经为这个国家的“聪明的利用”和综合开发政策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1914年,旧金山市取得了在这个河谷的用水和建立水电站的权利。〔22〕
黑齐黑齐河谷的辩论结果说明,在进步时代,保护主义已成为这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环境观,它由一些专业人员所倡导,而又为官方所接受。它的胜利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在国家政府开始干预经济时,必然也要干预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环境。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政策似乎违背了由私人支配资源的原则,但它却实际上符合那些大垄断集团的综合开发和利用的长远利益。〔23〕因此,保护主义原则已影响了整个美国经济和政府政策。
这样,从进步时代开始,在环境和资源问题上,美国政府一反19世纪的自由放任政策,而贯彻了一条保护主义的方针。据此,联邦和州政府都颁布了一系列收回和合理利用资源的法令,并收回了大批土地、森林、草原为公共保留地,建立了更多的自然保护区。仅在西奥多·罗斯福执政时期,就收回一亿英亩和118个森林保护区,使全国森林保护区的总数达到159个,面积达1.5亿多英亩。〔24〕
这种保护主义政策一直延续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时期,并持续到战后。到了60年代,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三、傲慢和谦逊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
自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聪明的利用,有效的管理”的保护政策看起来一直是行之有效的。特别在30年代和40年代,政府利用这个政策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有效地发挥了人的作用,克服了经济危机和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使人们感到,人似乎已成了环境的主人。但是,还在20世纪30年代,也就是在保护主义很盛行的时候,一种新的,从不同角度来看待人和环境的关系的理论发展起来了。这就是生态系统论。
从广义上来说，生态系统的思想最早还是出自达尔文的。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中曾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红苜蓿和猫;以此说明在表面上没有联系的生物之间所存在的实际上的联系:红苜蓿是靠蜜蜂传粉的,而蜜蜂又常常受到田鼠为了吃蜜和其幼虫而捣毁蜂房的威胁,猫为蜜蜂解除这一忧患,所以红苜蓿是靠猫生存的。达尔文的这一思想曾被德国科学家恩斯特·赫克尔在1866年所吸取,并首次用了生态学(ecology)这个词。〔25〕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生态学只是作为一种生物学的分支来研究的,一直未能取得进一步发展,生态学这个词也鲜为人知。达尔文主义本身在19世纪中期以后被分为许多分支,多是从生物进化和物竞天择的角度来各自发挥,到了20世纪30年代,各个分支才又开始合流,从而产生了生态系统的概念。这个生态系统,除了生物(动物和植物),还包括土壤、水、气候,以至人类。这些因素都在一个完整而和谐的和充满活力的物质系统里发生着作用。在这个理论中,人是做为这个系统的一份子而存在的,它与其他因素的地位是平等的。不过,在这个时期里的生态系统论主要还是停留在论述上,并未产生实际的效用。〔26〕
在美国,早在1915年就已经出现了“美国生态协会”这样的组织,但是生态系统论的观念也是在30年代才开始被接受的。在美国最早一代的生态系统论者中间,最重要的,也是对后来影响最大的是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 1886—1948)。他原是一个森林学家,曾经是美国森林署的官员,后来又做了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他在30年代以前是一个保护主义者,他和别的保护主义者一样,特别推崇人的因素,认为“人可以有效地控制他们的环境,并生产出利于自己的理想物品来”〔27〕。但是,后来他接受了生态系统论,并通过自己的实践和研究,在30年代后期发展了自己的一整套的“自然的自我调节系统的哲学及大地卫生和大地道德的生态思想”〔28〕。他使生态系统论带上了道德的色彩:人只有从这个系统的一员的角度,“谦恭地认识生态系统的功能”,才能去“进行明智的控制”。因此,他认为,“管理的目的主要是保存和重建生态系统,以便维持其效力和自我更新的作用”〔29〕。他要求人们真正认识生态系统的规律,小心和谨慎地处理人和其他生物及环境的关系。他说:“一个事物,只有在它有助于保护 生物界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否则,它就是错的。”〔30〕这是一种不同于保护主义的,新的重新安排了人和环境关系的观点。
但是,利奥波德理论的意义直到他去世时也没有普遍为人所认识。他的最主要的著作《沙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从1941年就开始寻求出版,但是直到他逝世前一周,1948年4月14日才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接受,于他去世后第二年才问世。在利奥波德生前和去世后的几十年里,就是在那些认可了这种生态系统论的人们中间,很多人也是将它概念化了。美国环境史学家苏珊·福莱德说:“他们不仅不认为人类在了解和控制这个系统时应采取一种谦恭的态度,而且还强调人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是一个例外的、具有实力的因素,人不仅有能力去打乱这种均衡,而且还能通过科学去创造新的具有广泛的不同特点的更适合于他所需要的和要得到的东西。”〔31〕福莱德所说的这种情况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战后美国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变化。
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的20年里,美国利用它在战争中的有利形势,集中了来自欧洲,以至亚洲和世界各国的科技人才,取得了一系列的巨大成就,整个美国社会达到了空前的富裕,尤其是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和人类的登上月球,更使人感到一种人的智慧的力量。新的科学技术在工业和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减轻了人在体力上的负担,提高了生产效率,新的化学杀虫剂滴滴涕的发明,使人们得以控制害虫和由它们带来的疾病,这些都很容易地使人们相信了科技的威力,增强了人们对征服宇宙的信心,并蔑视一切与人对立的客观事物,从而产生了一种科技万能的盲目乐观情绪。
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到了60年代,似乎长期以来就存在着的,但却深深 隐藏着的令人不安的各种社会因素都突然汇集到一起,动摇着整个社会。民权斗争、青年造反、新女权运动……迫使人们看到了繁荣的、民主的美国社会的另一面:贫穷、歧视、偏见、不平等,甚至腐化、堕落……,人们大吃一惊?原来这并非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这时,传统的价值观念动摇起来了,人们对好坏、善恶的看法发生了改变。“黑人权利”,“黑就是美”,被歧视的受?压迫的黑人挺起了腰板做人,他们发现,他们非但美丽,而且勇敢、智慧,300年来创造美国文明的功劳不也有他们一份吗?黑人的领袖成了令人注目的英雄,那些曾嚣张一时的不可一世的白人种族主义分子变成了历史的小丑。这是怎样一种观念上的变化!青年们充当了反对传统文化的先锋,服装、生活方式都和过去不同了,他们的父母摇着头说:“真是垮了的一代!”但是脚上也在不自觉地踏着摇滚乐的舞步节拍。越南战争的升级,使美国人开始怀疑他们的政府,而70年代的水门丑闻更使人们对美国的政治心灰意懒。那些在上个世纪里曾一直被美国人看做个人奋斗的楷模和英雄的财团大亨们也在人们心目中改变了模样: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1966年尚有55％的美国人对大财团表示信任,过了10年,这个数字已下降到21％。在这一历史潮流的冲击下，新的历史学科产生了。
这时,人们发现,他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也不是安全无恙的。1962年,生物学家雷彻尔·卡森(Rachel Carson)发表了她著名的论著——《静止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在这本书中,卡森利用生态学中食物链的原理揭示了滴滴涕中毒素的聚集过程,说明它不仅能杀死害虫,也能杀死那些染上滴滴涕的害虫的鸟类,并危害到食用了用染上滴滴涕的作物制成的食品的人类,甚至它的子孙后代。〔32〕这本书在美国公众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成了当时最畅销的书。人们开始担心新科技的副作用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从1900年以来鱼类就开始减少的伊利湖被科学家们宣告为“死亡之湖”——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自然的傲慢态度的后果。这时,生态的名词开始普及了,对生态系统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利奥波德的生态系统理论又开始重新被人认识。当时还很年轻的正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历史博士学位的苏珊·福莱德(现为著名的美国环境史专家,密苏里大学教授),开始把利奥波德的生平和理论做为她的科学研究方向,并于1974年出版了专著:《像山那样思考:奥尔多·利奥波德和对鹿、狼及森林的生态观的进化》(Thinking Like a Mountain: Aldo Leopold and Evolution of an Ecological Attitude Toward Dear, Wolves, and Forests) 。她肯定了利奥波德的生态系统道德论,但也特别指出,人们在小心谨慎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应当有信心去“发现新的通向人类理想和幸福的大道 ”,“去发现各种新的不会导致生物能量枯竭的发挥人类创造能力的方式”。〔33〕
同时,在60年代后期,一个围绕着敦促政府颁布《全国环境政策法案》(1969年)的群众性的环境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1973年,中东的石油禁运所导致的能源危机,更使得美国人认识到人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地位。而且,这时国际和国内的种种事件也表明,他们不能依赖自己的政府做好每一件事,他们必须敦促和推动政府去行动。保护环境的责任从政府转向社会,从专业人员转向普通群众,这是一个不同于上半个世纪的新的现象。
生态系统的理论研究更加深入了。人们对环境的关切推动了对人和环境的关系的探讨。从70年代 初,美国各大学的历史系都开始了有关环境史研究的课程。到80年代,这门新的学科更显出了它的光彩,因为世界形势的变化要求人们更加谨慎地对待在人类历史上备受摧残的环境,人们需要一种新的更加完美的环境观。
注释:
〔1〕《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页。
〔2〕罗德里克·纳什(Roderick Nash)著:《荒野和美国思想》(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修订版,耶鲁大学1973年版,第67页。
〔3〕同上,第68页。
〔4〕苏珊·福莱德(Susan Flader)著:《科学的自然资源管理:一个历史的展望》(Scientific Resource Management: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第18页(第四十一届北美野生动植物和自然资源会议记娐糩Transactions of the Forty-first North American Wildlife and Natural Resource Conference],华盛顿,1976年3月22日)。
〔5〕同〔2〕。
〔6〕同〔2〕,第97页。
〔7〕约瑟夫·M·贝图拉(Joseph M. Petulla)著:《美国环境史,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保护》(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Exploit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旧金山博伊德-弗雷泽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208页。
〔8〕同〔2〕,第102页。
〔9〕同〔2〕,第99页。
〔10〕同〔7〕,第230页。
〔11〕同〔7〕,第47页。
〔12〕同〔7〕,第226页。
〔13〕同〔4〕,第21页。
〔14〕同〔7〕,第51页。
〔15〕同〔4〕,第22页。
〔16〕同〔2〕,第128页。
〔17〕同〔2〕,第125页。
〔18〕同〔7〕,第231页。
〔19〕同〔7〕,第232页。
〔20〕同〔4〕,第24页。
〔21〕同〔2〕,第171页。
〔22〕同〔7〕,第282页。
〔23〕J·雷纳德·贝茨(J. Leonard Bates)著:《实现美国民主:保护运动,1907—1921》(Fulfilling American Democracy: 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 1907 to 1921),见理查德·M·艾布理木斯(Richard M. Abrams)选编:《二十世纪美国的形成》(The Shaping of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波士顿和多伦多李特尔·布朗出版公司1965年版,第277页。
〔24〕同〔7〕,第272页。
〔25〕多纳德·福莱明(Donald Fleming)著:《新保护运动的根源》(Roots of the New Conservation Movement),见《美国历史展望》(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1972年第6期。
〔26〕苏珊·福莱德著:《像山那样思考》 (Thinking Like a Mountain),见《森林史》(Forrest History),1973年4月,第16页。
〔27〕理查德·戴维斯(Richard C. Davis)编:《美国森林和保护历史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st and Conservation History),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第344页。
〔28〕同〔27〕。
〔29〕同〔4〕,第27页。
〔30〕查理斯·斯坦赫克尔和苏珊·福莱德著:《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旧金山塞拉俱乐部1973年版,第11页。
〔31〕同〔4〕,第28页。
〔32〕同〔25〕,第29页。
〔33〕同〔4〕,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