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中文版序
【题注】Michael H. Hunt,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3. 【注尾】
〔美〕韩 德
编者按:北卡罗来纳大学的韩德(Michael H. Hunt)教授是美国外交史学家,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他的《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运用中美双方的资料,阐述了从1784年“中 国皇后号”驶华直到1914年的中美关系。作者突破前辈学者的模式,不仅讲两国政府间的关系,而且花费大量笔墨叙述民间的(贸易往来、传教、移民等)关系;不仅讲美国对中国的影响,而且探讨中美两国人民的互相影响。该书于1983年出版后,即获得美国史学界的好评。该书已由中美关系史丛书编委会组织翻译,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是韩德为中文版写的序言。在文章中把历史上的门户开放与今天中国开放政策下的对外关系作了比较,提出了作者独到之见。
本书主要论述的是美中两国门户开放关系的起源。许多人,也许是大部分中国读者,会立即把门户开放与1899年和1900年海约翰(国务卿)的外交照会相联系,与美国需要反对其他列强的侵略行动以保护其在华经济利益相联系。本书提出了关于门户开放的另一种更为广阔的见解,并试图展示 这一政策的复杂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人和中国人自18世纪开始接触直至本世纪最初几十年这段期间的相互作用。本书中有四个要点我希望中国读者会感兴趣,甚或受到启发。现逐点加以简要说明。
第一,美国门户开放思想之萌发,不主要是,而且肯定不完全是出于经济原因。门户开放作为一种政策,既未经明确阐述,也未得到大力推行。若把门户开放视为三个不同利益集团——谋取利润的实业家,渴望提高国威的政治家、外交家和致力于中国精神与文化之改造的传教士——联合的创造物,就能最好地解释这些特点。在这三个利益集团中,有理由认为传教士是影响最大的。举例来说,他们是决策者、外交官和公众有关中国情况的最原始的来源。他们作为遗产留下的是美国人心目中的某些历久不衰的中国形象。这三个集团在19世纪90年代结成联盟协同行动,力促华盛顿为美国在华利益采取有力行动。随着美-西战争以美国的胜利宣告结束,有争议的和平条约在参议院通过,美国对新属地的统治立足已稳,海约翰和威廉·麦金莱总统可以转而处理这三个利益集团不断提请决策者们注意的中国危机。
这些利益集团用以劝说华盛顿支持门户开放政策的论点并非突然从天而降,他们关于中国的性质和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向的论点在19世纪中业已形成。这些论点由于“既源于美国要拯救和统治中国的民族幻想,又转而加强了这种幻想”(原书第302页),便带上了意识形态的色彩。无论这些利益集团的根本目标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共同信念,就是使中国保持门户开放,以便美国人可以扩展他们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和影响。这些美国人坚持认为,在自由竞争中,他们的基督教慈善动机,他们的经济知识、技术和资本,以及他们有吸引力的民主制度,使他们享有明显优势。美国人梦想使中国在美国的庇护下实现独立和“现代化”,这一梦想激发了“门户开放”政策;美国人期望中国人会因感谢这种帮助而对美国友好,这种期望又使“门户开放”政策得以维持下去。
门户开放政策一经形成,便证明是一项涵义极不明确的政策。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原先政策的发起者是从不同利益考虑的,海约翰和麦金莱在宣布门户开放时,看来首先考虑的是推进美国的经济利益和提高美国的威望。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则把中国看作是一个需要文化复兴的国家,而这一需要可由美国传教士改革者予以满足,因此他将门户开放隶属于美国与强盛的日本建立良好关系。他的继任者威廉·霍华德·塔夫特(总统)恢复了海约翰和麦金莱的门户开放政策和他们对市场的关心。但塔夫特政府的意图也是要利用门户开放来增强美国在华的外交影响。这一意图,有时推进其经济目标,有时却又与其经济目标相冲突。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又给门户开放政策以新的理解,他把增进美国文化影响的愿望置于塔夫特提出的经济计划之上。
若说这四届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断然拒绝冒险,拒绝投入大量的国家资财来促进它们在华野心的实现。在这些年间,门户开放政策多半是梦幻,而中国仍不是官员们认真关注的对象。当时美国决策者关注的是加勒比、中美洲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欧洲。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情况一直未变。不错,正如某些人所说的,门户开放时代的早期标志着美国帝国主义开始染指中国。但是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在美国人实际取得的文化和经济优势上,华盛顿的功劳(或过错)也是有限的。
第二,在门户开放政策中,中国方面的情况很重要,这一点往往被忽略。早在1899-1900年以前,中国的地方官员就试图将美国关于中美友好的词藻和对门户开放政策的支持变为中国的某种实际利益。直至清朝覆灭,甚至清朝覆灭之后,他们一直对此怀抱希望。这种希望以两种方式出现。他们对中美战略合作感兴趣,因为这可能制约其他列强,并打破已建立的势力范围(例如在毗邻的朝鲜,在东北和华中)。他们还对美国能提供教育、技术和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感兴趣。主张与美国建立联系者,把美国视为列强中最不具侵略性的国家,最宜于驾驭来实现中国政策目标的国家。
当然,那些试图利用门户开放和利用美国人的晚清官员常常受到批评,他们通常被说成是卖国贼,说他们受自己阶级利益和腐败的清政府所驱使,一次次向帝国主义的要求投降,但是这一指控可能并不完全公正。如果换一种角度看,这些官员也可被认为是努力保卫中国漫长边界和主权以及筹划经济发展战略的爱国者。因为在当时情况下,他们自己既无资财,又无法从京城得到足够的支持,诸如李鸿章、袁世凯和徐世昌等官员就是这样,他们在绝望中为疆防和谋求富强转向美国求援,可是与美国合作实际证明是很困难的,结果他们的政绩自然是乏善可陈的。更糟的是,那些曾经是由美国方面的大胆声明和冒险计划所引起的,也是由中国方面一厢情愿发展而成的对美国的期望,却总也得不到满足,因为美国的表现很少有符合中国所期望者,因而中国对门户开放的希望屡次变成失望。美国是否真与其他列强不同?美国对中国的关注和对其他列强的妒忌,是一种软弱的反映还是一种仁慈的表现?这些大可怀疑的问题,在中国政策的辩论中一再提出。
门户开放历史的第三个值得重视的特点,是19世纪后半叶漂洋过海到美国西部去的50万华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处境。正当美国政府准备采取行动正式支持中国门户开放时,华人移民所面对的却是更为严峻的门户关闭政策。当美国人有权在中国不受清政府监督和管制而自由、安全地行动时,美国的华人却发现自己受到干扰、限制以至被驱逐。19世纪最后30余年中,由于美国本地人反对华人,促使国会和各州当局通过了形形色色的排华措施。美国总统和清朝官员都一度抵制过这种歧视政策和做法,但最终还是徒劳的。
1900年的事件,使中国的门户开放和美国的门户关闭这种颇具讽刺意味的对照更为强烈。这些事件也揭示了太平洋两岸仇外势力的力量。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在美国是排华气焰甚嚣尘上,在中国是频繁袭击外国人(其中美国传教士也不在少数),最后导致义和团运动和美国参加八国联军派兵到中国。这些情况提醒人们——如果还有必要提醒的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并不是一贯友好的(不管两国官方的辞令如何宣扬与此相反的神话),虽然两国高级官员都在努力缓和其同胞的普遍愤怒和保护外国侨民,但是他们受到两种文化所产生的社会动乱和政治骚动的冲击而身不由己。
第四点,也就是最后一点,值得说明一下的是门户开放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从更好的角度认识当代的中美关系。1979年,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之后,要求中国的历史学家对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政策进行评价时,他们是充分认识到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这种联系的。在以后的学术讨论中也涉及到(有时是小心翼翼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美中关系和今天重新接近的美中关系,例如门户开放对中国有利还是不利?美国是否可以信任?如果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信任？对于这些问题,根据本书可以作出以下回答:在美中之间的大门再次开启的15年来,旧的门户开放政策至少有两个基本特征又重新出现。
首先,美国人在想到中国时,按美国的形象改造中国之梦仍然存在。诚然,理查德·尼克松政府是把战略考虑提到首位的,他的继任者继续根据这些战略考虑制定政策,但是在大众新闻媒介、官方声明和决策者的回忆录中,仍有证据表明,感情用事的见解仍然对美国的想法产生微妙而又重大的影响。例如,来源于传教士的有关中国的形象和吉米·卡特一起进入了白宫,而罗纳德·里根则发扬了从美国文化价值观的胜利这一角度来认识中国的那种倾向。
在中国方面,与旧的门户开放时代的决裂也远非彻底。毫无疑问,中国革命改变了它外交政策的风格并巩固了它外交政策的基础,现在中国之门应开多大,对谁开放等问题的决定,再不是由外国人作出,而是由中国人作出了。但是中国仍有一条漫长和易受攻击的边界,这使北京面临着人们所熟悉的战略问题;中国还是个穷国,有强烈的发展要求。因此毫不奇怪,当今中国人对门户开放关系所抱的希望似乎不过是旧题翻新。在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美国主动提供了对抗苏联的战略保证。近期以来,美国的重要性在于,它能通过贸易、[资本]投资、技术转让和教育方面的交流而有助于中国“富强”。
中美双方领导人能否协调他们的不同目的?在目前新门户开放政策体制中,一种较为平等的关系使北京处于较强的谈判地位,使华盛顿不得不更加认真地听取北京的意见。现在总的看来,这将有助于减少长期以来官方关系中所特有的那种大幅度的摇摆,并增加了建立互利关系的可能性。但是新门户开放政策的筹划者们发觉,自己肩荷着比他们的前辈更沉重的负担——那就是台湾问题。新门户开放关系能否继续发展,台湾会对这一政策施加何种压力,只有时间才能作出回答。
(林勇军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