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主流文化的亚文化群——嬉皮士
温 洋
“青年人造反”（Youth Rebellion）几乎成了６０年代美国社会现象的代名词。当进一步探讨年轻人的造反运动时，就会发现，他们大体上是沿着两条道路向一个方向发展的。一条路上是“新左派”的政治革命，另一条路上是“嬉皮士”的文化革命。美国《评论》（Commentary）杂志的编辑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对６０年代年轻人运动作了这样 的分析：
所谓青年人的运动——人人常把它称为运动——是由政治和文化两条臂膀组成。政治臂膀是“新左派”，文化臂膀是“反主流文化”……。〔1〕
西奥多·罗斯扎克（Theodore Roszak）在他的《反主流文化的形成》（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一书中也指出，６０年代造反的青年：
一方面是以“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为代表的忘乎所以的狂放者；另一方面是以“新左派”学生为代表的强硬的政治活跃分子。……前者（可追溯到金斯堡和凯洛瓦克之流）试图“超脱”美国社会；后者（可追溯到Ｃ·赖特·米尔斯和老牌社会主义左派分子）试图打入并彻底改变我们的政治生活。〔2〕
“嬉皮士”的革命已成为历史。但是他们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今天仍处处可见。如何解释这一批人的“文化革命”一直是人们关心的课题。“嬉皮士”的革命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们对美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在闹了10年的“革命”后，他们为何纷纷脱离了这一亚文化群？笔者在做了大量的阅读后发现，简单地对“嬉皮士”现象下是与非的定论，恐怕过于轻率，这个历经10年，席卷全国的年轻人运动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撞击的结果。只有弄清这一现象背后的各种因素，才能更好地认识这一现象的本身。
一、反主流文化的形成
首先，为什么把这批青年人的造反现象称为“反主流文化”（the Counter Culture）？根据罗斯扎克的分析，所谓“反主流文化”是指青年人追求并创造的与社会主流文化不同的文化：
的确，把我们所看到的出现在年轻人中的现象称为“反主流文化”，实不为过分，即他们的文化同我们社会中代表主流的信念完全脱节……。
年轻人背叛我们的社会的行为之所以成为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政治运动，是因为它所涉及的已远远超出政治原则的范畴。它关心的是人的自我意识，即试图改变自我、他人和社会在人们心中的根本概念。〔3〕
“嬉皮士”曾受５０年代“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影响。代表“垮掉的一代”的诗人艾伦·金斯堡和小说家杰克·凯洛瓦克等人对５０年代美国的“物质崇拜主义”（materialism）的社会风气和道德准则给予了无情的抨击，表达了许多年轻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彷徨。这批年轻人用留长发、吸大麻、穿着褴褛的方式来反抗人情淡薄、物质至上的社会。
到了６０年代，“垮掉的一代”的反抗方式自然被“嬉皮士”采用，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反主流文化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它是战后十几年美国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飞速发展和巨大变化同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准则之间矛盾的不断扩大和总爆发。回顾战后美国经济的发展，可以看出，“嬉皮士”反主流文化的出现主要有下面几个因素：
技术专家治理的社会（Technocratic Society）
战后，美国的经济得到飞速的发展，并且进入了一个由技术专家治理的社会。技术、理性为衡量一切的水准。生活（life）被简单地理解为生存（living）。
肯尼迪总统１９６２年在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说，美国目前的问题不是哲学或思想界的争论，而是为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应采取什么具体办法和措施。经济决策所面临的问题也不是思想原则上的争执，而是“实际上如何管理现代经济的……技术问题。”６０年代的经济问题“需要的是技术性答案，而不是政治性答案。”〔4〕
表现同一思想的还有肯尼迪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他被认为是典型的“技术官员”（technocrat）。他认为：“对民主的真正威胁……是让非理性的力量影响实际。”〔5〕
美国统治集团的这两位头面人物代表的是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他们心中的天平明显地倾向技术和理性的力量。应当承认，技术和理性是有不可忽视的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但是，如果生活只被解释为技术问题，只由理性的力量控制，一切“情感”——像麦克纳马拉说的那样——都让位于理性，那么，人类不是同时也失去了另外一层重要的、区别于机器和物的生存意义了吗？
主流文化同亚文化的矛盾和分歧就在这里产生，因为一个靠技术专家治理的社会需要的是懂技术的工程人员、有经验的经理和银行家、有专业知识的系统分析人员和计算机设计人员、受过专门训练的技术人员。这些“技术人员”是社会的骨干、受到社会的重视。然而，那些从事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人的知识受到社会的冷淡。人的需求（human needs）在一味追求物质成就（material success）和崇拜技术的社会风气中被忽略了。正像英国哲学家斯图尔特·汉普谢尔（Stuart Hamphshire）指出的那样，６０年代青年人的造反是反对以理性的名义忽略人的价值和需求。〔6〕
代间隔阂（Generation Gap）
青年人造反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他们的中产阶级父辈的，这两代人之间在生活方式上和价值观念上都存在着相当大的隔阂。
他们的父母经历过３０年代经济萧条和饥荒，也饱尝战争的惊 恐和痛苦。他们依然奉行传统的勤奋、节俭和竞争的生活原则。他们懂得，只有挣到更多的钱，把家底攒厚，才感到安全。
青年人没有他们父母的那段艰难的经历。他们是战后出生的一代，到了６０年代也不过是２０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开始长大时，正值美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富足的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他们的家庭是舒适的（不要忘记，这批年轻造反者大多数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电视机、小汽车、外出旅游等生活享受已习以为常；从吃的到穿的到用的，应有尽有。因此，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他们的父母乃至整个社会为什么如此强调拚命工作和竞争。他们认为，当社会还处在物质贫乏的阶段时，人们生活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生产，减少贫困，竞争、勤奋、节俭是这种社会的哲学。但是，如今美国已成为世界巨富，再拚命工作挣钱和无情竞争反会助长认钱不认人的社会风气。他们认为，社会应努力充实人的精神生活和满足人的心理要求，不应再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搞成纯粹商品的关系，使生活变成无休止的奔劳（rat race）。
实用主义的大学教育
战后，随着美国向后工业社会发展，权力的内涵不再是“经济资本”，而是“知识资本”，是如何支配经济活动的知识。经济领域由于分工过细，要求每一个部门、每一种工作都有自身的一套学问和规律，这就要求年轻人在真正走上社会之前，必须在大学内经过多年的训练才能掌握必要的职业技能，才能符合社会的需要。罗斯扎克称这种教育“其实是把年轻人训练成工具，以适应各种奇形怪状的官僚机构的要求：大公司的、政府的、军队的、工会的和教育界的。”〔7〕换句话说，社会向学校要的不是哲学家、文学家或社会学家，而是技术员。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嬉皮士”主要是那些主修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学生，而主修理工的学生则无动于衷。
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艾伦·布卢姆（Allen Bloom）在《美国人头脑的封闭》（The Closing of American Mind）一书中明确指出了美国大学教育从６０年代提倡“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以来所面临的危机。他指出，６０年代的大学教育宗旨的恶果之一就是，青年人不懂贝多芬，不知道康德的思想，也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或《红与黑》，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为今后工作接受专门训练。几年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不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文化人”。
大学没有把教育和技能训练区分开来。教育使每一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特性；而技能训练是让人们按同一方法操作，按同一个思路思考。它淹没了人的个性。这也是为什么“嬉皮士”的口号之一就是“走我们自己的路”（be ourselves）。
放纵式的家庭教育（Permissiveness of Child-rearing）
许多研究６０年代“嬉皮士”起因的学者都指出，这是战后美国家长对子女放纵娇惯所造成的。
美国传统的家庭教育同欧洲大陆或世界其他国家大体一样。他们用一种被社会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约束子女。尽管孩子们的性格各异，但是都要遵守同一个行为准则，否则就要受到“惩罚”。
但是，一位名叫本杰明·斯波克（Benjamin Spock）的医生１９４５年写的《婴儿和
儿童抚养通俗读物》（The Common Sense Book of Baby and Child Care）在家庭教育方面掀起一场革命，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战后出生的一代孩子基本上是在斯波克医生的教育思想的影响下成长的，因此也被称为“斯波克医生养大的孩子”。斯波克的主要观点是，家长要对孩子放开手，不要把社会的一些规范硬加给孩子，不能强迫孩子成为家长期望的某种人。每个孩子都有他的个性和潜力，要让他们尽量发挥。〔8〕
这批“斯波克医生养大的孩子”具有这一代人的特征：自以为是、不懂服从、不会适应，也没听说过社会责任和生活压力。到了18岁，家长告诉他们：“你们已长大，开始自己生活吧！”这时，他们茫然不知所措，更不知如何承担自己的那一份社会义务。当他们走进大学，面对艰巨的大学课程和严格的职业训练时；当他们听说（或亲身经历）通用汽车公司老板要求雇员留小平头、准时上班、尊敬上司等等清规戒律时，才#W1刚刚开始#w感到生活的无情。
当然，大部分青年人很快适应了社会的要求；而另外一些人仍无法摆脱斯波克医生的影响，依然强调欢乐和自由是人生的核心内容，对来自社会的任何约束都认为是侵害了他们享受生活的权利。
虚伪的社会
“嬉皮士”对社会的不满还表现在他们看不惯社会上虚假的一套。他们所受的教育是要讲友爱、平等、自由和个人尊严至高无上。电影、电视、小说，乃至歌曲里表现的大体上是同一个主题：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是“自由”；友爱和尊严应重于竞争和成功。
然而，实际生活却是另外一套。首先，追求物质上的占有和享乐成为生活的第一大目标和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尺码。如果一个年轻人的父母趁钱、有一座讲究的住宅、有几辆汽车、能供他上大学、外出旅游度假、供他参加各种社交活动，那么，他一定会得到同伴们的羡慕。总之，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穿什么料子的衣服，开什么牌子的汽车，住在哪个地区，上哪个大学，干什么工作，也就是他的表面是什么，而不是他的内心想的和实际是什么。
其次，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陋的现象和政府美妙动听的宣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年轻人看到的是，在政治上，行政机构不负责任，国会得过且过。安于现状、随波逐流、对世态炎凉麻木不仁的风气盛行；在经济上，大公司、大财团控制了国计民生。与其说美国是民主社会，莫不如说是几家大公司、大财团主宰一切的社会。此外，由于分配上的不公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在种族问题上，种族矛盾日益突出，黑人的处境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教育上，教育内容的庸俗化、市侩化，从学校出来的人不是修养全面的人，而是具有高技能的“原始人”；在外交上，自从二次大战结束后，朝鲜战争、冷战、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等，都有美国的份儿。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越南战争对“嬉皮士”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使“嬉皮士”的激进程度远远甚于“垮掉的一代”的主要原因。更可怕的是，核战争的威胁像一片阴云，时刻笼罩在美国人的心头上。
美国社会主流却不愿正视这些问题，电影、电视里仍是一派欢乐，故事的结局依然是老一套的皆大欢喜（happy ending）。菲利浦·斯莱特（Philip Slater）指出，这种现象其实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安全阀”。老一套结局是他们的心愿，而不是事实〔9〕。
知识界对“嬉皮士”的影响
战后，金斯堡、凯洛瓦克、诺曼·梅勒、Ｃ·赖特·米尔斯等一大批诗人和作家冲击着美国社会死气沉沉、循规蹈矩的气氛和措辞讲究、深奥难懂的“学院派”文风，写出了一批批令人耳目一新、深感振奋的诗歌和小说。金斯堡的《嚎叫》（Howl）、凯洛瓦克的《在路上》（On the Road）、梅勒的《自我宣传》（Advertisement for myself）、米尔斯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The Cause of the Thirld World War）等作品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人。他们对美国社会文化的处境和人们的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所作的分析鼓励了“嬉皮士”的反对美国主流文化的造反意识和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些青年人开始怀疑，他们是否应该走他们的父辈那样的“成功道路”。如果上学只是为了找到好工作，挣足够的钱在乡下买房子等，那么，这一切是否值得去拚命争取。
对“嬉皮士”影响甚大的还有萨特的存在主义。它为“嬉皮士”的反抗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其中有两点对“嬉皮士”有着直接的影响。一是存在主义强调的人的存在和人的自身价值应表现在他的自由选择上的理论。自由是人的价值的唯一基础。二是存在主义强调的“目前”、“现在”的重要。“过去”已失去了其参考价值，“将来”也变得远不可及。唯有“现在”还能被人掌握，还能对人的价值有些意义。存在主义的这两种思想，在渴望自身价值得到体现的“嬉皮士”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共鸣。
二、“嬉皮士文化”（the Hip Culture）
“嬉皮士”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甚至一个文化群体。表现在他们身上的是与主流文化——代表美国中产阶级的一套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作对的价值准则和生活方式。听摇滚乐、吸毒品、过集体生活等，成了“嬉皮士文化”的主要特征。
在具体分析“嬉皮士文化”之前，有必要为“嬉皮士”划定一个便于理解他们的范畴，亦即这个亚文化群到底包括什么样的人。
加州的詹姆斯·帕克主教说：“嬉皮士”身上表现了基督徒的特点。“这些人的气质和品质有某些值得注意的东西。他们有一种文雅、恬静和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某种好的东西。”〔10〕
历史学家肯尼斯·凯尼斯顿（Kenneth Keniston）认为，对社会不满的是那些自身价值准则与社会主流的要求发生矛盾的年轻学生。“主修工程、企业管理等学科的学生——即其所学领域受到社会重用的学生——不反抗，不造反；相反，是那些主修被社会作废的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学生成了反主流文化的先锋。”〔11〕
作家亨特·Ｓ·汤普森（Hunter S. Thompson）认为：“‘嬉皮士’讨厌虚伪。他们希望开诚布公、友爱和自由，反对２０世纪美国虚情假意的风气，愿意回到大自然中去，像亚当和夏娃一样。”〔12〕
１９６７年是“嬉皮士”的全盛时期，据估计全美国共有３０万“嬉皮士”，年龄在１７－２５岁之间（当然也有中年人参加他们的行列）。这些“嬉皮士”中，大部分是不满现实，力图创造“另一套文化”（a new culture）的“严肃嬉皮士”；也有一些只在周末或假期才脱离美国社会主流（drop out）的“业余嬉皮士”；还有一些自称“嬉皮士”的“飞车帮”（motocycle gangs）小流氓。后两者是凑热闹的。唯有“严肃的嬉皮士”给美国文化留下深刻的烙印，可以说是一场“文化革命”。他们的造反行为被赖克（Charles A. Reich）称为一种“新意识”的表现；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Arnold Toynbee）则称之为“为美国的生活方式亮起的红色警灯”。
不管怎样，“嬉皮士”作为一个亚文化群已在美国文化发展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那么，他们的“新意识”以及他们力图创造的“另一套文化”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
摇滚乐（Rock'n'Roll）
摇滚乐是“嬉皮士”的集体宗教，它表达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当时最受“嬉皮士”崇拜的有两个摇滚乐团：甲壳虫（Beatles）和滚石（Rolling Stone）。它们的出现将“嬉皮士文化”推向了高潮。摇滚乐以它与众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年轻人的不满情绪；它使人坐立不安，令人振奋，想和音乐一起动；而且这种动完全是听凭内心的感受驱使的自由运动——没有章法、没有步调，想怎么动就怎么动，充分表现了活力，表现了自我的存在。
此外，摇滚乐借助现代音响设备和灯光，造成一种梦幻般世界的效果，使人感到音乐不是来自舞台，而是发自人的五脏六腑，发自内心深处，使人感到一个新的“我”的存在。
“嬉皮士”崇拜的摇滚乐歌手是鲍勃·迪伦（ Bob Dylan）。他的演唱充满了吼叫和哀鸣。这些不带学院味道的粗俗演唱手法，恰恰是离经叛道的“嬉皮士”所喜欢的。摇滚乐歌词多是反战、爱情、茫然或失望的内容，如“我无法得到满足”（滚石乐团）、“妈妈，我不知为啥生活”（鲍勃·迪伦）。迪伦在《大雨将至》中唱到：
我要在大雨降临之前回家去，
我要走进最密的黑森林深处，
那里人丁繁众，可都一贫如洗，
那里毒弹充斥着他们的水域，
那里山谷中的家园紧挨着潮湿肮脏的监狱，
那里刽子手的面孔总是深藏不露，
那里饥饿难忍，那里灵魂被弃，
那里黑是唯一的颜色，那里无是唯一的数据……〔13〕
比尔·格雷厄姆（Bill Graham）是６０年代摇滚乐的活跃分子，并亲自创建了两个摇滚乐团。他在谈到对摇滚乐的看法时说道：甲壳虫乐队的歌词令人深思。年轻人想摆脱眼前的现实，就用摇滚乐做工具。他们用摇滚乐对世界说： “我们能做独立的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是革命者。……我们要消灭贫困、疾病和战争。”年轻人把对现实的不满全部发泄在摇滚乐中。〔14〕
滥用毒品（Drug Abuse）
滥用毒品并不是“嬉皮士”的首创。他们的前辈——５０年代的“垮掉的一代”——就用吸大麻的方式表示过对现实的不满。“嬉皮士”只不过是继承了“垮掉的一代”的传统，并有了新的发展，从吸大麻，到用海洛因，再到用迷幻药（LSD）。
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４日的《纽约时报杂志》有这样一段关于加州的海特－埃施勃里区的“嬉皮士”吸毒的描述：
到处可以看到吸大麻的人。人们在边道上吸，在点心店里吸，坐在停着的车里吸，或躺在金门公园的草地上吸。街上几乎每一个２０岁的人都是用毒者，不是吸大麻，就是吃迷幻药，或两者都用。
年轻人这样大范围地使用毒品，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空前的。这其中固然有年轻人离经叛道的心理在起作用，但是，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因素，即美国人从未像五六十年代这样对药品（英文的drug兼有“药品”和“毒品”二意）的依赖程度如此之大。据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平均每个家庭的药盒里有多达３０种药品。〔15〕人们已习惯地相信，只要得一种病，肯定会有一种专治这种病的药。年轻人从小就懂得“药物治疗”（medication）是解决生活和心理问题的重要手段。加之，像大麻这样的毒品随处可以弄到（尽管贩毒是犯法的），也是导致年轻人吸毒的一个主要因素。
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美国社会普遍对“药物治疗”的崇拜心理和随处可以弄到大麻，因为除“嬉皮士”以外的任何年龄层和社会阶层的人都可以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导致“毒品文化”（Drug Culture）的出现是“嬉皮士”厌恶现实、幻想在毒品给予片刻的幻觉中得到安慰的反叛心理。他们受不了父辈一味追求物质成就的生活哲学。吸毒能使他们忘掉眼前的现实，进入一个“自由世界”。正如美国著名的幽默大师阿尔特·布赫瓦尔德（Art Buchwald）说的那样：“吸毒包涵着极大的反社会成份。”〔16〕
１９６７年，一位“嬉皮士”对《纽约时报杂志》记者谈她的看法：
每个人都应吸毒，就连儿童也应如此。他们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儿觉醒，非要等到老呢？人类需要彻底的自由。上帝就在那里。我们需要消灭虚伪、欺诈、谎骗，重新回到我们儿童时所具有的价值观念的纯洁中去。〔17〕
迷幻药（LSD）的发明者阿尔勃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在解释为什么“嬉皮士”使用他的迷幻药时指出，使用毒品是有其“深刻社会原因的”：
物质崇拜主义、工业化和不断都市化造成的同大自然的隔绝，在这个富足的社会里，生活反倒无聊乏味，没有意思，失去了其宗教、教育及有价值的基础。……这些是导致“嬉皮士”运动发生和发展的因素。他们与迷幻药热同时出现。〔18〕
尽管使用毒品是犯法的，但是“嬉皮士”还是不听这一套。也许政府的禁令恰恰加剧了他们的逆反心理。“家长不让咱们吸大麻，那我们偏要吸给他们看。”此外，“嬉皮士”还认为，烈性酒和大麻都可算作毒品，为什么他们的父母（或主流社会）在心情苦闷，情绪不好时，可以喝酒、吸烟、服镇静药，并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为什么社会对能导致肝病、肺病的酒精、尼古丁视而不见，反倒对年轻人吸大麻却如此大动干戈？年轻人的不理解变成了敌对情绪，这种情绪促使他们更肆无忌惮地吸大麻。
集体生活（Communal Life）
除了摇滚乐和吸大麻外，过集体生活也是“嬉皮士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少则三五人，多则几十人住在一起，过着简单的类似“部落”的生活。他们用这种办法去体验在人情淡薄的生活中难以找到的人与人之间互助互爱和“紧密感”。
旧金山的海特-埃施勃里区（Haight-Ashbury）是“嬉皮士文化”的首都，也是“集体生活”的一个缩影。６０年代初，由海特街和埃施勃里街组成的居民区主要还是工人居住区。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一年的工夫，这个居民区就成了“嬉皮士”实验带有人情味生活的大“公社”（Commune），居住着至少有几百“嬉皮士”。他们把对社会的不满体现在他们自己创造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上。首先，“友爱”（Love）是“嬉皮士”的口号。一个“嬉皮士”的名字叫“爱神舰长”（Admiral Love）；人们吃的汉堡包被叫作“爱堡包”（Love Burger）；佛教徒用的念珠被叫作“爱珠”（Love Beads）；６７年的夏天被称为“爱的夏天”（The Summer of Love）；“嬉皮士”自称是“友爱的一代”（Love Generation），他们的口号是“要友爱，不要打仗”（make love not war）。旧金山的“嬉皮士”有一个自己的地下刊物《退缩者》（Crawdaddy）。上面刊登过这样一首歌：
来吧，人们，
向你的兄弟微笑，
大家来到一起，
让我们相互友爱，
就在现在。〔19〕
“嬉皮士”的友爱宗旨还表现在“大家分享“（mass sharing）的生活态度上。他们把自己的东西凑到一起，一起干活，一起做饭，互相关照，共同分享能弄到的哪怕是一点点吃的。旧金山市政府曾专门派人做过调查，结果发现，在这个“嬉皮士”的“公社”里，有２００人合住在一所大房子，也有５０人合住在一套公寓。政府还惊奇地发现，这些过着“公社”生活的“嬉皮士”，除了卫生方面不够让人满意外，并未给本地区造成任何麻烦。恰恰相反，他们奉行的“友爱”宗旨使当地居民感到安全。《纽约时报杂志》（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４日）曾这样报道：在“嬉皮士”到来之前，这里犯罪活动频繁。家庭主妇在去市场的路上遭到打劫的，年轻人打群架的，酗酒闹事的时有发生。但是，自从来了“嬉皮士”，“就连最保守的当地居民也承认，街上比前几年安全多了。”
此外，为了表示对社会上崇拜物质和金钱的价值观念的反抗，他们宁愿过极简朴的生活。大多数人靠帮小工，卖报纸维生。他们不指望发财，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还有些人索性当乞丐。
当然，“嬉皮士”的“公社”并非平稳。随着旧金山的“海特－埃施勃里区”的名声在全国流传开后，到１９６７年夏天，全国各地的“嬉皮士”、离家出走的孩子，以及前来看热闹的人挤满了小小的海特－埃施勃里。随着人员成份的复杂，社会秩序开始混乱，犯罪率直线上升。警察也频繁干涉“嬉皮士”的公社生活，几十名“嬉皮士”被捕。“嬉皮士”的“公社”开始动摇了。到秋天，人们陆续离去，这块“嬉皮士乐土”（Hippie land）慢慢失去了它昔日的活力。
性放纵（free sex）
“性放纵”或“性革命”（sexual revolution）是“嬉皮士”亚文化群的又一个价值准则。在“嬉皮士”的许许多多的“解放”口号中，唯有“性解放”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冲击最大，引起的争议也最多。
如果说“嬉皮士”寻求“自我解放”的话，那么“性解放”则是所谓“自我”的最敏感和最核心的内容，因为“性”反映了人的本能，它是一个人的“自我”的体现。但是，“嬉皮士”所看到的是崇拜物质和金钱的生活准则把最能代表人的本能的“性生活”物化了，商品化了。它不是表现或满足人的内心需要，而是受外在因素的支配；它不是“自我”的组成部分，而是外部世界的一部分。
罗斯扎克在谈到战后性生活受到扭曲的现象时指出：
我们所受的影响是，真正的性生活必须陪衬着一流的苏格兰威士忌酒、２７美元一副的太阳镜和带有白金头的鞋带。〔20〕
性生活不是人的本能的满足，而是物质享乐的陪衬品。物质和金钱的价码越高，性生活才越理想。“嬉皮士”的性解放的目标，就是要把“性”从物质和金钱的“监禁”中解放出来。
“嬉皮士”似乎达到了这场“革命”的目的，但同时也造成了许多“嬉皮士”大概没有料到的社会问题：少女怀孕、淫秽刊物的泛滥、政府对这种刊物的管制放松等。
三、“嬉皮士”亚文化群的解体
１９６９年８月的一个周末，在纽约州北部的一个叫伍德斯托克的地方搞的“伍德斯托克节”（Woodstock Festival）是“嬉皮士”的最盛大的，也是最后一次聚会。来参加这一盛会的有３０多万人，整整三天三夜，“嬉皮士”们如醉如狂地听摇滚乐、吸大麻、男男女女一起赤身裸体在湖里游泳，也毫无顾忌地在草地上做爱。这是一次大有“最后的晚餐”味道的聚会。此后，在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冲击下，“嬉皮士”逐渐在报纸头条新闻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经济的不景气、失业、通货膨胀、能源危机等一连串迫使人们认真考虑的实际问题。美国国内的气氛开始转变。１９７２年，以尼克松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上台，预示着美国主流社会在沉默了10几年后，开始将舵轮向右转。
１９７５年４月的一个晚上，曾经使“嬉皮士”热血沸腾的诗人艾伦·金斯堡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一场诗歌朗诵会。１６年前，他也曾在这里举行过一场朗诵会。那一次简直是整整一代人的会师。然而今天，在１０００多名听众中，只有三四人是１６年前的听众。其余的“老听众”已对金斯堡和他所代表的东西不感兴趣了。
到了７０年代，大部分“嬉皮士”已成家立业。他们的态度变得实际多了，也许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追寻的“乌托邦社会”根本就不存在，即使存在，也要他们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实现。他们有这个勇气和能力吗？比尔·格雷厄姆在回顾他本人以及“嬉皮士”所走过的道路时，深有感触地说，“嬉皮士”只知一味地喊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但是，除了高喊口号外，他们都做了什么具体的事？”他们把鲜花插在头发里，梦想美好社会的到来，但从未冷静地想想，这样社会的到来需要什么代价。〔21〕
“嬉皮士”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历时１０年左右，终于在７０年代初平息了下来。他们并未能看到一个“理想的社会”的到来，恐怕也不会到来，首先因为，“嬉皮士”的“革命”不同于“新左派”的“革命”，后者要求的是“积极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去”；前者则是采取消极逃避的办法，在幻想中闹革命，聊以自慰。人类历史上尚不曾记载这种“革命”的胜利。
其次，“嬉皮士”的性放纵和吸毒行为非但不能取代美国主流文化，而且为自己的失败提供了条件，因为，美国的“正统社会”（Straight Society）对“嬉皮士”抨击最猛烈的就是他们对毒品和性生活的放纵态度。这也是导致“嬉皮士”运动失去社会基础的致命的原因。可以设想，在美国这样宗教传统极深的国家里，一场以性放纵和吸毒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革命怎么会成功？它与现行的道德规范格格不入。至今，毒品和性放纵仍是美国社会的心腹之患。
“嬉皮士”喧闹一场，到头来又回到主流社会中去，但他们的造反决非毫无意义。一方面，它不是凭空产生的，这些年轻人也不是无事生非。他们的出现反映了战后美国社会文化发展所面临的新问题。“嬉皮士”只不过是用其“特殊”的方式指出了这些问题而已。这场“革命”不贴上“嬉皮士”的标记，也得贴上别的什么“士”的标记；另一方面，经过６０年代“嬉皮士亚文化”的冲击，美国的主流文化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嬉皮士”的某些影响今天依然存在。许多民意测验表明，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经常吸大麻，婚前性生活的现象极为普遍，人们对此也不像以前那样大惊小怪；年轻人摆脱家长的影响，要求独立生活的意识已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
不管从哪个方面评估６０年代的“嬉皮士”现象，这个反主流文化的亚文化群已成为美国社会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坐标。对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的社会文化现象的任何解释都将不可无视６０年代的影响。
注释：
〔1〕William Safire, Political Dictiona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p.431.
〔2〕Theodore Roszak, 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9), p.56.
〔3〕Ibid. pp.48-49.
〔4〕John F. Kennedy, “Yale University Commencement Speech,” New York Times, June 12, 1962, p.20.
〔5〕Robert S. McNamara, The Essence of Secur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pp, 109-110.
〔6〕Barton J. Bernstein and Allen J. Matuson, ed.,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Recent Interpretations, Second edition (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72), p. 534.
〔7〕Roszak, op. cit, p. 16.
〔8〕Benjamin Spock, Baby and Child Care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68), p.12.
〔9〕Philip Slater, The Pursuit of Loneliness (Boston: Beacon Press, 1967), p.10.
〔10〕Joe David Brown, ed., The Hippies (New York: Time Incorporated, 1967)
inside flap.
〔11〕Barton J. Bernstein and Allen J. Matuson, ed., op. cit, p.53.
〔12〕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y 14, 1967), p. 28.
〔13〕〔美〕莫利斯·迪克斯坦著《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９５页。
〔14〕Peter Joseph, Good Times: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 in the Nineteen Sixtie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Inc, 1974), p.350.
〔15〕Helen H. Nowlis, Drugs On the College Campus (New York: Anchor Books
, 1969), p.116.
〔16〕Joseph, Good Times, p.78.
〔17〕New York Times Magazine, p.123.
〔18〕Abe Peck, Uncovering the Sixti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5), p.34.
〔19〕Ibid, p. 48.
〔20〕Roszak, 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 p. 15.
〔21〕Joseph, Good Times, p. 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