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右派初探
刘绪贻、胡金平
７０年代以来，保守主义思潮在西方一些国家迅速抬头。英国、美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国不仅涌现出一批对社会现状进行口诛笔伐的保守主义理论家，而且还兴起一个力图打破现状、重新实行自由放任经济、要求恢复传统价值观念与道德标准的新右派。其中，美国新右派更是一支颇有影响的社会、政治势力。早在１９７７年，共和党政论家艾迪·马赫就认为，新右派已经成为“美国第四支最有影响的政治力量，其势力仅次于两大政党和劳工组织”〔1〕。新右派不独对里根政府的内外政策有一定影响，还对美国社会制度今后的发展具有作用。因此，剖析其基本情况及其与里根政府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今的美国。
一、新右派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新右派是７０ 年代中期从共和党保守派中分化出来的一股极端保守势力，是一个跨党派联盟，主要代表西南部新兴地方资本、西南部和其他地区的中小企业、中小农场主和其他中下层中等收入者的利益。它在美国有其深远的社会历史根源。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美国爆发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挽救濒于崩溃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放弃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运用国家权力对工业、农业、贸易、财政和金融等各方面进行广泛的干预和调节。这种“新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但却遭到大部分共和党人和一部分民主党人的反对。这些反对新政的人被称为保守派，支持新政的人被称为自由派。
１９３８年，在俄亥俄州国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的领导下，共和党的新政反对派和一批代表中西部银行与工业利益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组成了美国政治史上第一个自称右派的团体。他们不仅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而且反对政府介入国际事务（主要是欧洲事务），反对可恨的“东部权势集团”。１９４５年后一段时期，他们因对杜鲁门政府在欧洲实行遏制共产主义政策有不同看法，出现了内部分裂。以塔夫脱为首的一批“孤立主义者”恪守“美国堡垒”和“亚洲第一”的信条，反对政府插手欧洲事务，而以阿瑟·范登堡、理查德·尼克松等为代表的一些人，则与东部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组成一个两党联盟，支持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然而，１９４９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又使分裂的右派重归于好。他们在国内掀起一股反对共产主义、迫害进步人士和攻击自由派改革的狂热，麦克阿瑟和麦卡锡在全国嚣张一时。但是，甚嚣尘上的反共叫嚣，无中生有的政治迫害，以及肆无忌惮的疯狂攻击并未扩大右派的影响，反而激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麦克阿瑟、麦卡锡倒台和塔夫脱归天后，右派的影响与内聚力渐趋衰落。
１９６４年，共和党右派出身的副总统尼克松为竞选总统，同党内东部权势集团的自由派代表纳尔逊·洛克菲勒达成了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第五号大街协议”，引起右派的强烈不满。该党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称之为“共和党的慕尼黑”。１９６４年，戈德华特在极端保守分子和西南部一部分新兴地方资本家的积极支持下，以“重振保守主义”的旗号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戈德华特是继塔夫脱之后的共和党右派的主要政治代表。他认为国家干预“束缚了企业的手脚”。因此，在竞选中公开号召剥夺联邦政府的财政经费，“向一切垄断……宣战”〔2〕。他反对历届民主党政府的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甚至在穷困的阿巴拉契亚山区谴责反贫困措施；在老人众多的佛罗里达州攻击对老年人的医疗援助。在国际问题上，他一再宣扬要进行一场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十字军远征”；“为了保卫自由”不惜发动一场核战争。然而，戈德华特的极右言论，却使得大选那天“数以百万计的共和党人第一次投了民主党候选 人的票”〔3〕，使得民主党自由派林登·约翰逊以历史上最高的选民票数取胜；众议院内共和党只剩１４０席，为１９３６年以来的最低数；参议院内仅剩３２席，为４０年代初以来的最低数。在全国各州议会中，共和党失去５００多席。选举上的严重挫折，使得共和党的大多数发言人都坦率地承认，“美国人民绝大多数确认自己对于进步主义传统的忠诚”。〔4〕
以戈德华特为首的极端保守派虽然出师不利，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戈德华特的竞选运动是保守主义高涨的一种标志，并为保守派留下了一笔可贵的遗产。首先，竞选运动加强了右派之间的联系与了解，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美国右派为支持戈德华特竞选，曾于１９６４年成立美国保守同盟， 以协调各地的竞选活动。当时，许多年轻右派分子都加入这一右派组织，例如新右派的主要领导人理查德·维格里和霍华德·菲利普斯等，都以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领导者的身份，积极支持戈德华特竞选，并且从中吸取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其次，竞选中使用的“直接邮寄”筹款法，为右派日后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戈德华特是第一个经由其支持者利用邮件进行大规模筹款活动的重要政治候选人”〔5〕，其竞选班子共发出１５００多万封筹款信，只用１００多万美元的代价筹集了５８０万美元，打破了不能依靠直接邮寄为政治运动筹措大笔资金的传统观点。此外，这种筹款方法还使右派获得大量同情者的姓名和地址，为右派摆脱对东部权势集团的 依赖创造了条件，成为“美国保守派方面今后一切有组织的政治活动的基础”〔6〕。最后，这次竞选表明，不讲策略地攻击广受欢迎的“新政”改革无疑是脱离广大群众的。这就使得一些右派领导人感到必须调整战略，抓住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才能扩大右派的影响。在美国右派总结经验教训、以图再起的同时，６０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又给它提供了发展的条件。
第一，６０年代末，美国经济出现滞胀端倪。７０年代中起，滞胀更频频发生。７０年代同６０年代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从４．１％降为２．９％；工业生产从５．５％降至３．２％。而同期消费物价的年平均上涨率，则从２．３％上升到７．１％；年平均失业率从４．８％上升到６．２％〔7〕。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危机期间，美国通货膨胀率还 曾上升到１１％，全失业率最高达到８．９％。这样，广大群众不独生活水平下降，而且面临失业危险，资本家的利润也下降。于是美国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反对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自由主义改革的保守思潮。
第二，６０年代以黑人为主力的民权运动、学生自由言论运动、反战运动、新左派运动、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反正统文化运动等，动摇着美国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造成许多严重社会问题。许多人，特别是白人中下层中等收入者，认为这种社会、文化上的异化现象，是“新边疆”、“伟大社会”带来的后果，因而对自由主义改革产生反感，使保守倾向迅速抬头。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１９６８年美国人采取保守主义立场的只有３１％，１９７６年达到５１％，１９８０年更增至６０％以上〔8〕。
第三，战后美国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阶层日益扩大。大约到６０年代中，中产阶级家庭已占美国家庭总数的一半以上。然而，由于通货膨胀率日益增长，中产阶级、尤其是刚刚进入中产阶级的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他们的名义工资越提高，他们的纳税负担越沉重。７０年代后期，仅是这种“悄悄的升级”，就使他们的纳税负担每年增加３－４％，税后收入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间减少约６％〔9〕。中产阶层既没有垄断资本家逃避和转嫁通货膨胀的手段，也无法享受低收入阶层的免税和福利救济待遇，因而在通货膨胀和税收提高的双重打击下日益陷入困境，对曾使自己进入中产阶层的新政式国家干预政策极为不满。民意测验表明，中产阶级中认为政府对人民生活构成最大威胁者，已从１９６９年的３２％上升到１９８０年的５３％〔10〕。这种不满现状的中产阶级为新右派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第四，战后，美国在维护和发展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程中，“一方面大量支出‘对外援助’并承担资本主义世界主要防务费用，致使财源大量外流，美元地位下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另一方面造成美国经济中的高工资、设备陈旧、政府规章制度繁琐等，致使美国商品的竞争能力逐渐落后于联邦德国、日本等国。”〔11〕６０年代以来，美国力量相对下降，而苏联则乘尼克松政府实行战略收缩的“缓和”政策之机，大举扩张，在争夺世界霸权中形成苏攻美守的态势。西欧、日本日益自主，第三世界也不那样听话了。许多人认为美国已失去大国形象。这就激起许多美国人新的民族主义思潮，加强了“鹰派”或极端保守派的力量。
新右派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提名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担任副总统这个政治事件。１９７４年８月８日，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败露被迫辞职。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之后，为加强与东部权势集团的关系，提名洛克菲勒出任副总统。以维格里为首的一批青年共和党右派，对此感到极为恼火与失望。他们认为洛克菲勒不仅是共和党东部权势集团的代表，而且也是一个保守事业的叛徒；１９６４年大选时他拒不支持戈德华特，致使民主党自由派取得压倒性胜利。因此，他们不愿意为了“党的团结”而支持这个可憎的人物。为阻止任命的批准，维格里等人进行了种种活动，但都失败了。他们说：“这件事情使我们认识到：忠于共和党使我们毫无权力可言，甚至在共和党内部也是如此；保守派要想今后对共和党施加影响和压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宣布我们独立。”〔12〕起初，维格里等人设想建立一个真正忠于保守原则的政党，但很快便打消了这一念头，因为他们感到任何政党同样都会遇到共和党所面临的两难处境——“选票还是原则？”后来，他们建立了一个由各种“奋斗目标单一”的集团所组成的可分可合的跨党联盟，共同为他们坚持的右派原则而奋斗。因此，１９７４年８月，可作为维格里等人与老右派决裂、新右派兴起的时期
二、新右派的基本政策主张
新右派一词初见于１９７５年。右派政治评论家凯文·菲利普斯在《库尔斯、理查德·维格里和新右派综合体》这一论著标题中，首先将以维格里为代表的一批“社会保守派”称为新右派，以区别于１９３８年以来保守派领导的老右派。新右派没有系统的思想理论，只是针对社会现实问题提出一系列非常保守的政策主张。
在国内政策上，新右派特别强调家庭和宗教的重要性。他们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责任是促进个人和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不恢复家庭和宗教的价值，就不能消灭贫困。此外，他们还反对自由堕胎、轻率离婚、同性恋、吸毒和色情宣传等一切可能引起家庭破裂的行为。新右派认为，对传统家庭威胁最大的是美国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因此，他们的第一个重大行动便是反对１９７２年通过的《平等权利修正案》。在麦卡锡和戈德华特前助手菲利斯·施拉芙丽的领导下，拥有５００００名会员的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组织——“鹰论坛”，通过在州议会作证、举行集会、聚众请愿、游说议员和威胁本案支持者等方式，终于使象征当代美国女权运动的平等权利修正案因差两个州的批准而成为废案。
自由堕胎是新右派的第二个反对目标，斗争最为激烈。１９７３年１月２２日，美国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判决：胎儿非宪法所指的“人”，法律不保证胎儿有生的权利，孕妇有权决定是否终止妊娠。堕胎合法后，美国每年平均实施１５０多万例堕胎手术，其中１／３涉及不满２０岁的未婚少女。对此，新右派、尤其是其中的天主教徒极不满意。他们认为生命是上帝赋予的，杀戮“无辜”不人道，怀孕是对性行为应负的责任，只有禁止堕胎才能防止性放纵和道德败坏。为反对这一判决，他们建立了各种保障生命权利的组织，并在各州积极提出种种限制性法案。仅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新右派就在３１个州提出了１１８项议案，其中“人类生命权利修正案”规定：除挽救母亲生命外，禁止以任何理由堕胎；禁止使用宫内避孕器，因为生命始于受孕，宫内避孕器阻碍受精卵的着床。新右派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连挽救母亲生命的堕胎也反对， 某些新右派议员甚至在国会攻击我国和其他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
教育和社会秩序也是新右派关心的重要社会问题。他们认为，６０年代的社会骚乱是自由派教育政策失败的反映，只有改变美国的教育政策、加强宗教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才能恢复和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因此，他们主张调整课程设置，禁止性教育；制定保守的、极端爱国主义的教科书标准，严格挑选人才；清除 图书馆中他们认为的淫秽书籍；恢复公立学校的自由祈祷，举行忠诚宣誓，在课堂教学中讲授圣经的宇宙观、平等对待神创论和进化论；建立教师资格考试制度，等等。
在劳工问题上，新右派反对支持政府雇员罢工、工会工厂制、劳工法改革等有利于工会运动的各种法案。在种族问题上，反对汽车接送学童、黑白学生同校、在入学和就业等方面照顾少数民族等一切旨在消除种族歧视的措施。在其他社会问题上，反对枪支管制和各种犯罪活动，要求恢复死刑、加强治安，近年来还反对非法进入美国境内抢夺美国人饭碗的外国移民。
在经济政策上，新右派反对政府干预，要求恢复新政以前的自由市场经济。他们认为，３０年代以来，美国各级政府开支不断扩大，赋税逐渐提高，通货膨胀率频频上升，政府规章日益繁琐，致使企业负担过重，发展到７０年代，美国经济在国际上竞争力日益削弱，如不改弦更张，美国将走上“大不列颠的衰落道路”。为此，他们积极反对大政府，主张提高政府效率；攻击高福利和高赋税政策，认为福利制度容易使人形成依赖心理，造成穷人更穷的局面，而高赋税打击了高效率生产者的积极性。他们主张尽量减少福利开支，只帮助那些确实无力自助的人；大幅度减税以刺激经济增长。他们还反对垄断企业，反对政府的种种规章条例。
在国防与外交政策上，新右派强调建立军事优势和反对共产主义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维护和平的办法在于强过任何企图征服我们的国家”〔13〕。他们坚决反对美苏缓和，主张增加军费开支，争取在军事上和技术上全面超过苏联。同时，他们还主张美国联合西欧、日本以及南美、中东、亚洲和非洲的一些“重要国家”共同对付苏联，停止与苏联进行谷物、技术、计算机装备交易和信贷往来。新右派还从宗教立场出发，宣扬“共产主义不相信上帝”，并“使个人成为国家的奴隶”，是世界上的“邪恶势力”；主张美国必须同“自由世界国家”一起，进行一场“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世界性战斗。新右派对我国持敌视态度，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人”，视台湾为“盟友”，要求恢复美国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坚持美国应继续向台湾出售包括先进武器在内的各种武器装备，不能抛弃“老朋友”。此外，新右派还强调支持以色列、南非及拉美等国的反动独裁政权，鼓吹必要时对第三世界进行军事干预。
三、新右派的组织和势力
除抓住人们敏感的各种问题大力进行宣传鼓动外，新右派还建立许多为实现其政策主张而进行活动的组织，并拥有一批积极将其思想观点兜售给选民，使之变成选票的领导人。
新右派的领导人主要有维格里、保罗·魏里希、霍华德·菲利普斯、约翰·特里·多兰、里德·拉森、施拉芙丽、杰里·法尔韦尔、爱德温·Ｊ·福伊尔纳和康尼·马什纳等人。他们大都是出身于社会中下层、成长于战后的年轻一代，其思想观点多受老右派的影响。维格里说他的政治观点形成于对麦克阿瑟和麦卡锡的崇拜过程中；魏里希承认他受过塔夫脱的影响，并说“我读过他写的所有著作”。〔14〕另外，维格里和魏里希等还是罗马天主教徒。
新右派领导们认为，“权力就是告诉人们问题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和区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一种能力”。〔15〕新右派积极在两大政党内外建立组织；几乎在每个重要问题上，他们的组织都在活动。
新右派的组织名目繁多，主要有四类。
１．各种政治行动委员会。如魏里希领导的争取自由国会生存委员会、菲利普斯领导的保守派核心会议和多兰领导的全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等。争取自由国会生存委员会成立于１９７４年，其任务是将保守派人士选进国会。保守派核心会议成立于１９７５年，主要在基层活动，在全国每个国会议员选区均设分会，约有３０万会员。全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成立于１９７４年，目前是美国最大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政治行动委员会是新右派的基本组织，主要任务是为保守派候选人提供竞选资助和技术指导。
２．保守派的“目标单一”的组织。这类组织主要是围绕某个问题而建立的，目的在于运用动员选民写信等手段，反对他们不满的事物，并筹集资金支持观点保守的候选人、打击自由派候选人。它们的数量最多，声势也很大。如反对堕胎的全国生命权利委员会声称有１０００万会员；主张取消最低工资法的全国工作权利委员会自称有１５０万捐助者，年度预算至少有１０００万美元；反对高赋税的全国纳税者同盟代表４５万名成员，号称全国最老最大的纳税者组织；反对枪枝管制的美国持枪者协会，也拥有３５万名会员。
３．宗教右派组织。如法尔韦尔牧师１９７９年建立的道德多数派，罗伯特·格兰特１９７８年建立的基督教之声，爱德华·麦卡提尔、詹姆斯·罗宾逊牧师等１９７９年建立的宗教圆桌会议，和罗伯特·比林斯建立的全国基督教行动联盟等。其中，道德多数派声势最大，有４０万名世俗成员和６万名牧师，在全国各州设有分部，年度预算超过600万美元。法尔韦尔主持的“昔时福音”电视广播传教节目每周有１４０万听（观）众。〔16〕这类组织主要是美国南部和中西部一些极端保守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牧师在维格里等人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政治性宗教组织。
４．政策研究和宣传出版机构。这类机构的主要任务是宣扬保守观点，影响政府决策和社会舆论。例如，１９７３年成立的传统基金会，在其主席福伊尔纳的领导下，不断向政府提供各种反映新右派观点的政策研究报告和有关情况的背景材料，并经常就国家的某项重大政策或当前的重要国际问题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向新闻界表明保守派观点，成为新右派的著名思想库。该基金会设有一个资料库，收集和传播保守派的活动信息与各种出版物；一个人才库，负责将合格的保守派人物安插在政府和国会的各个决策岗位上。为了在全世界传播“有责任感的保守主义”，该会正积极与西欧和日本的保守团体及学者建立并发展合作关系。
新右派的出版物主要有维格里发行的月刊《保守文摘》和半月刊《新右派报道》。《保守文摘》在１９７５年创刊后不久，发行量即达１３万份，现已成为新右派的机关刊物。另外，新右派的许多组织都有自己的出版物，如传统基金会就创办了《政策评论》季刊和《今日传统》月刊。新右派的出版机构主要是维格里公司，除出版书籍外，每年还直接向选民寄发大量邮件以筹集资金和宣传政策。
为了协调工作、加强各组织间的联系，新右派在许多组织中实行连锁董事制，还设立协调机构，如处理宗教组织之间关系的宗教圆桌会议和全国基督教行动同盟，协调“维护家庭”运动的图书馆监督委员会〔17〕和负责外交与国防问题的斯坦顿小组。新右派的领导人还经常利用午餐、晚宴、国会招待酒会和各种正式会议保持联络，每周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讨论新右派的战略与战术问题。参加高级会议的都是内圈组织“金斯顿小组”的成员，包括维格里、魏里希、多兰、霍华德·菲利普斯、其他著名新右派议员，以及共和党研究委员会、美国制造商协会、美国保守同盟等的代表。
由于这些组织的积极活动，新右派不仅获得不满社会现状的中下层中产阶级的广泛支持，而且在联邦政府和国会中取得一定势力。他们在第９７届国会中拥有４０名众议员和１０名参议员，控制了国会近１０％的席位。这些议员绝大部分来自西南部各州，一般为共和党人，较著名的有参议院共和党政策指导委员会主席杰西·赫尔姆斯和参议院共和党党团主席詹姆斯·麦克卢尔等。
新右派的主要财政支持者约瑟夫·库尔斯等人，成为影响里根决策的“厨房内阁”中的主要人物。此外，里根第一任海军部长、负责公共关系的总统特别助理是新右派；新右派还在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劳工部、教育部中担任次要职务。
不过，新右派在国会与政府中的地位并不稳定。１９８２年中期选举后，新右派势力一度下降。以后虽有回升，后来又陆续失势。
四、新右派的特点
新右派、老右派和新保守派虽然都是美国保守势力，但是新右派却有一些与老右派和新保守派不同的特点。有些特点是它能够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这些特点大体如下：
１．社会基础和后台老板不同。１９３８年以塔夫脱为首的右派，其财政方面的核心力量是鼓吹保护关税的中西部银行与工业集团，其社会基础是靠租金与利息为生的残余势力，和无求于政府、特别是东部银行家的无数小城镇的小工商业者。１９５８年以来形成、１９６４年支持戈德华特竞选总统的右派，除了塔夫脱的大部社会基础外，其典型力量是正在兴起的阳光地带的企业家和住在市郊、一般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层人物。该派与东部权势集团虽有矛盾，但常从实际利益出发与其达成政治妥协。７０年代中期兴起的新右派，与上述老右派不同，其社会基础是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者中信奉宗教和传统道德的中下层；主要代表西南部新兴地方资本、西南部和其他地区中下层中等收入者的利益。其财政支持者的阵容，较６０年代右派的有所扩大，但大多仍是阳光带“自我奋斗”发家的巨富，主要集中在第一和第三产业。如石油勘探业的亨利·萨尔瓦多里、利昂·赫斯、埃德·诺布尔、诺顿·西蒙；建筑业的Ｊ·罗伯特·弗卢尔；旅游－娱乐业的巴伦·希尔顿、沃尔特·诺特、Ｊ·威拉德；农业综合企业和不动产业的杰克·雷瑟、威廉·威尔逊、查尔斯·威克、威廉·Ｆ·史密斯；超级市场界的西奥多·卡明斯；纺织业的罗杰·米利肯；以及科罗拉多州的啤酒大王约瑟夫·库尔斯，世界最大汽车交易商霍姆斯·塔特尔等〔18〕。此外，东部梅隆家族的理查德·梅隆·斯凯夫，到 １９８１年已向传统基金会捐款４００万美元。但是，新右派与东部财团关系不密切，且从一开始就反对全国性大企业或垄断企业。他们认为，大政府保护大企业，大企业也对压制竞争的文牍主义、规章制度和官僚主义感到满意。该派参议员保罗·拉克索尔特在１９７８年就宣称“去掉骑在我们背上的《幸福》５００家的时候已经到了。”〔19〕与此同时，新右派还反对 所谓左派的教育－福利权势集团，即聚集在高等学校和政府官僚机构中的寄生“新阶级”。由此可见，新右派和主要由中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组成的新保守派也是不同的。
２．政策主张更加保守，宗教色彩浓厚。老右派、新右派和新保守派都主张放松国家干预以刺激经济发展；实行对苏强硬与积极反共的外交政策，重振美国的霸权地位；恢复传统家庭和价值观念，维持社会安定。但是，新右派更加强调家庭和社会问题的重要性，并且要求国家在这方面进行干预；在自由堕胎、学校祈祷等问题上显得非常保守，而老右派和新保守派则不大强调这两个问题。戈德华特等人非但不相信道德问题在政治辩论中的重要作用，反而认为要求国家干预私人生活问题不符合保守派的原则。在福利问题上，新保守派主张维护福利国家，实行“保守主义的福利政策”，新右派则试图尽量削减社会福利开支。
新右派的宗教色彩主要来自其内部的宗教势力。美国在传统上一直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但是，６０年代末期以来，大批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牧师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他们认为，圣经原义和教会势力在６０年代的社会动荡中受到世俗观念和自由主义的冲击，因此，教士必须参政，“向邪恶势力宣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利用自己控制的“电子教会”，通过布道积极宣传自己的主张，敦促教徒进行选民登记并投票支持保守派候选人。据估计，该“电子教会”拥有３６座纯宗教性电视台和１３００家宗教电台，还向一些商业电视台购买了几十个电视福音节目的播放权，每周听众多达一亿人。〔20〕
强调家庭和社会问题，是新右派能够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６０年代的社会动乱使大批选民倾向保守，他们迫切要求改变这种混 乱 状况。新右派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首先抓住人们敏感的家庭和社会问题宣传自己的主张，很快博得广大选民的同情与支持。维格里说：“帮助我们走到这一步的是社会问题，带领我们走向未来的仍将是社会问题。在开始重视用公共汽车接送儿童、堕胎、学校祈祷和枪支管制这类问题以前，我们从未取得真正的胜利。谈论自由企业的神圣性和共产主义的猛烈攻势，曾把我们弄得精疲力尽，但是，我们在选举中还是没有取得多数。”〔21〕
社会问题确实给新右派提供过不少帮助，然而，带领其“走向未来”的却不仅仅是社会问题。随着美国第８次经济危机的爆发，维格里也开始呼吁新右派关心经济问题，重视保护贸易、非法移民、高利率、税收等问题对扩大新右派选民基础的作用。
３．重视基层政治活动，鼓吹平民主义。老右派领袖人物大多来自知识阶层和社会上层，历来轻视“群众性政治”。新保守派主要是一批活跃在思想舆论界和政界的中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没有固定的组织。新右派则非常重视基层政治。他们认为，占人口多数的中等收入阶层，是美国传统文化的真正代表和保守事业的“天然选民”，因此积极在各州和地方建立各种政治组织，并打着平民主义的旗号，呼吁人们反对权势人物、大政府、大企业和大劳工，用公民投票等“直接民主”手段来“改变现存权力结构”。从加利福尼亚的第１３号反高税提案到席卷全国的抗税运动，从反对自由堕胎到击败平等权利修正案，从反对工会运动到改革学校教育，新右派的基层组织动员了一大批不满社会现状的人，把他们所关心的各种问题从地方推向全国，并迫使州议会忙于讨论他们提出的法案。据统计，仅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新右派就在４０个州议会内提出了３６６项有关堕胎、神创论、教育、劳工、假释通知、政府雇员、学校祈祷、开支与举债限制、州政府、教师和教科书标准等１１个问题的法案，〔22〕新右派还积极扶持保守派的州议员候选人。多兰说：“我们认为，明天的国会议员就是我们今天的州议员。”他领导的全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向各州保守派候选人提供资金和指导，先后将一批保守派选入州议会和国会，并使一些自由派落选。
４．重视传播媒介，运用直接邮寄。老右派对传播媒介是既恨又怕，总是设法避开新闻界的采访和宣传。新右派则很重视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的作用，对它“既打又拉”。传统基金会是新右派最具传播媒介性质的智囊机构。该会的政策研究报告和出版物，既供给决策者，也发送新闻界；每年还专门举行两次记者招待会。但是，新右派认为，美国的传播媒介都操纵在以东部财团为后台的自由派、温和派手中，或新保守派手中；如果要想影响民意，就必须依靠自己的传播媒介——直接邮寄。
直接邮寄即发信人根据收集到的大量收信人姓名和地址，把宣传信件从邮局寄出。所谓“直接”，是相对报刊、广播和电视而言的。伍德罗·威尔逊、亨利·卡波特·洛奇和戈德华特等，都曾用它来竞选，但广泛用于政治目的，还是７０年代的事。这和电脑的使用有关。电脑除提高直接邮寄效率外，还可模仿发信人的亲笔签名，使收信人感到发信者对他的关心。新右派很善于利用这种现代政治技术，建有许多直接邮寄公司，其中维格里公司最著名。该公司建于１９６５年，至１９８０年已有职工３００名，邮寄名单３００份，内有２５００万个美国人的姓名。该公司租用了两台大型计算机，昼夜不停地印制各种信件。据估计，该公司每年发出一亿封信件，赢利约１５００万美元。
直接邮寄不仅为新右派筹集大量资金，而且为新右派联系群众、动员群众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方便。“同样一封信，除了要人出钱之外，还可以要求他们投票支持某位候选人、自愿做些竞选 工作、在邻里中散发请愿书、给参议员和众议员写信敦促他们通过或击败某项法案。”〔23〕因此，直接邮寄是新右派摆脱两党控制，独立发展自身势力的一个有力工具。
５．打破政党界限，建立跨党联盟。老右派主要是共和党内的极右势力，常为某一目的而与东部权势集团达成妥协。新右派认为“政治原则高于政党”，反对共和党为捞取选票和建立多数而实行妥协。维格里公开号召，“保守派必须学会蔑视毫无意义的政党标签”〔24〕。为了改变现存权力结构，新右派主张实行“联盟政治”，即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内提名保守派候选人，并建立保守派的多数。在选举中，新右派一面支持两党保守派候选人，一面采取“反面竞选”的方法打击自由派候选人。到１９８０年为止，新右派已将近１００名两党保守派选入国会，并击败了弗兰克·丘奇和乔治·麦戈文等一批著名的自由派参、众议员。
通过“联盟政治”，新右派扩大了在国会中的势力，并对美国政府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五、新右派与里根政府
新右派同里根政府的关系比较复杂，既有相互合作支持的一面，也有彼此矛盾和斗争的一面。这种情况首先反映在里根竞选和里根政府的组成上。
里根是共和党极端保守势力的著名代表。在经济问题上，他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削减庞大的政府开支——主要是社会福利开支，大量降低企业和个人纳税负担，废除束缚企业自由的各种规章制度，发挥资本家的能动性，以刺激经济增长。在社会问题上 ，他歧视黑人，反对用汽车接送学童以促进种族合校，主张对纯白人儿童学校实行免税；反对控制私人枪支；支持恢复死刑；赞成禁止自由堕胎，反对平等权利修正案；主张实行学校祈祷。在外交问题上，他鼓吹重振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要求大力加强军事实力，实行强硬的对苏政策，主张恢复美国与台湾之间的官方关系，积极支持以色列，并反对归还巴拿马运河。
新右派的社会基础认为，里根的主张反映他们的愿望，代表他们的利益，因而一开始就支持里根竞选总统。不过，新右派的主要领导人却认为，里根在政治上经常采取实用主义的妥协办法，有时表现为温和保守派，并非理想的总统候选人。他们看中的是尼克松任内的财政部长、得克萨斯州前任州长约翰·康纳利。１９７６年，里根雇用布鲁斯·埃伯利合伙公司为其筹集竞选资金，聘请自由派约翰·西尔斯第三为其公共关系顾问，并挑选有自由主义投票记录的理查德·施韦克作为竞选伙伴，引起维格里等人的强烈不满。１９７８年，他们开始反对里根，并积极支持康纳利出马。１９８０年３月，康纳利因预选中接连败北而退出竞选角逐，新右派领导人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才转而支持里根。同时，里根为争取新右派的支持，也作了一些让步和承诺，首先是辞退了西尔斯。
新右派主要通过直接邮寄为里根和保守派的竞选活动进行宣传、筹款和拉拢选票。仅全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就在１９８０年大选中筹集并花费了７６０万美元，其中支持里根的费用仅次于赫尔姆斯领导的国会俱乐部。新右派中的宗教团体，还通过电子教会向其信徒宣扬：只有保守派和里根才能“拯救美国”，使美国摆脱“自由派所造成的巨大危险”。１９８０年大选中，宗教右派组织动员了１００多万从不参政的原教旨主义者去投票。里根能在大选中获胜，与蓝领工人、妇女和黑人选民的大量选票，以及１／４的民主党选民选票有很大关系，而这些都是与新右派的支持分不开的。
在组织政府的过程中，里根继续得到新右派的合作并受其影响。传统基金会向里根过渡班子提供了１１名工作人员，并起草了一份名为《对领导人的委托》的研究报告。这份“保守主义的治国蓝图”长达３０００页，对新政府各部和各专业机构的政策与计划，都提出了具体的建议，颇受里根班子的重视。
然而，在正式组成的里根政府中新右派只占有一些内阁级以下的职务，内阁中的重要职务全由温和保守派和老右派分享。对此，新右派的一些头面人物极为不满，纷纷指责里根在分配内阁职务上屈从于东部权势集团的压力，“背叛了保守事业”。为平息新右派的不满，里根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辞职后，任命 保守派克莱尔·卢斯和威廉·巴克利为国家安全顾问，并于１９８２年６月解除了新右派一再反对 的黑格国务卿的职务。
在内政、外交和国防问题上，新右派与里根政府之间也存在着合作与斗争。
在国内问题方面，里根上台之后就把“重振经济”放在首位。１９８１年２月，里根向国会提出以大规模削减个人及公司税、减少非国防开支、大量增加军费为核心的“经济复兴计划“，宣布今后三年内减税2850亿美元，削减联邦政府开支１４００亿美元，而军费则将以７％的比例逐年增长。该计划执行不久便引发战后美国第八次经济危机。在危机深化和温和保守派的双重压力下，里根被迫于１９８２年９月签署了一项“和平时期最大的增税法案”，规定三年内增税９８３亿美元、削减开支３０８亿美元。
新右派支持里根大幅度减税和大砍社会福利开支的措施。他们虽然也要求平衡联邦预算，但一直反对增税、尤其是靠增税来消灭财政赤字的计划。在１９８４年８月召开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上，新右派与老右派共同控制了政纲起草委员会，最后把“我们将反对任何增税的企图”明确写进了共和党的竞选纲领。同年９月，新右派还在联邦国内收入局门前召开“平民保守派反税联盟”成立大会，维格里和菲利普斯出任主席和副主席，宣布该联盟的宗旨是压迫里根政府削减大部分税收、实行将个人所得税一律降到１０％的“平税制”，并保证不再征收任何新税。面对这种压力，里根一面向国会提出平衡联邦预算的宪法修正案，一面又以“没有任何增税计划”的许诺来安抚新右派。
社会问题在里根政府的议事日程上只居次要地位。为集中精力解决滞胀问题，里根仅在口头上支持新右派这方面的要求。而极力避免提出有关这些问题的法案。新右派对里根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他们指责总统“说得多、做得少”，违背了竞选时承担的“道义责任”。为稳住新右派，里根随即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如任命比较保守的桑德拉·奥康纳夫人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等。然而，新右派却认为任命奥康纳是“里根违背诺言的第一个行动”〔25〕，因为奥 康纳曾在亚利桑那州投票支持自由派的堕胎法案。不过，在最高法院１９８３年６月再次裁决堕胎合乎宪法时，奥康纳却投了反对票。为了进一步拉拢新右派以争取连任，里根积极支持犹他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奥林·哈奇和密苏里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托马斯·伊格尔顿倡议的禁止堕胎宪法修正案，许诺下届政府将优先考虑“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议程”问题，还签署了《同等机会法令》，明文禁止公立学校再阻止学生集体进行宗教活动。大选时，里根不仅大谈宗教的重要性，还破例让法尔韦尔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主持大规模的宗教祈祷仪式。里根连任后，对社会问题有所重视。１９８５年，他连任后的首次公开露面便对正在华盛顿举行反堕胎游行的几万名妇女发表支持性演说。１９８６年８月，里根又发表电视讲话，号召美国人民开展一场全民禁毒运动，并宣布将与布什一起带头接受尿液检查。尽管如此，新右派对其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在里根任内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仍然不满。
在外交与国防上，里根政府扩大国防开支、遏制苏联扩张的政策，得到新右派的支持。但是，拒绝制裁军管之后的波兰、取消对西欧与苏联合作建造天然气管道进行制裁的决定、发表与售台武器有关的美中“８．１７联合公报”等外交行动，遭到新右派的激烈反对。他们指责里根向温和保守派妥协，“背弃”台湾，追求“缓和的幻想”，等等。里根作过一些让步和解释，但始终未采纳新右派的极端保守主张。１９８７年１２月，里根政府又不顾新右派的反对，与苏联签署了中导协议，在美苏关系的缓和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总之，新右派对里根政府的政策虽有一定的牵制和影响，但一直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
综上所述，新右派是７０年代中期兴起的一股极端保守势力，他们反对东部权势集团占优势的现存权力体制和这种体制下的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要求取消新政以来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措施，回到３０年代以前的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由于其政策主张适应７０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的保守思潮，并具有一定蛊惑性，再加上它的组织方法和宣传手段的有效性，该派现已成为美国一支很有影响的政治势力。然而，新右派企图完全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恢复自由放任政策，同时希望国家加强对社会生活干预以恢复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解决美国面临的种种难题，显然不切实际。因而，新右派的政策主张也就没有成为美国政府的主导政策。尽管如此，只要美国经济继续存在滞胀危机，社会问题依旧严重，新右派就仍将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注释：
〔1〕艾伦·克劳福德（Alan Grawford）：《右派头上的惊雷：新右派与憎恨的政治》（Thunder on the Right: the “New Right”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纽约潘西昂书屋１９８０年版，第４页。
〔2〕谢·阿·达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三联书店１９７５年版，第２８５－２８６页。
〔3〕小阿瑟·Ｍ·施莱辛格：《美国共和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第４２４页。
〔4〕阿瑟·林克、威廉·卡顿：《１９００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下册，第１５４页。
〔5〕〔6〕同〔１〕，第46页。
〔7〕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现代美国经济问题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５７、３７９页。
〔8〕郑永年：“当代美国新保守主义述评”，载《国外政治学》１９８６年第２期。
〔9〕〔10〕美国《商业周刊》（１９８１年５月１８日），第９６－９７、９８页。
〔11〕刘绪贻：《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６１页。
〔12〕罗伯特·惠特克（Robert. W. Whitaker）编：《新右派文件》（The New Right Papers），纽约圣马丁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８页。
〔13〕理查德·Ａ·维格里(R. A. Viguerie)：《我们新右派准备负起领导的责任》(The New Right: We Are Ready to Lead)，维格里公司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６页。
〔14〕〔１５〕同〔１〕，第２７０、１１１页。
〔16〕参见马克·博安农等（Mark Bohannon et al.）：《各州新右派：团体、出版物和策略》(The New Right in the States: The Groups, The Issues and the Strategies)，载《为州与地方提供政策建议的学术会议文集》，华盛顿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２６页。
〔17〕原文为The Library Court。它鼓吹清除图书馆中他们认为不良的出版物。
〔18〕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沉溺于美国梦的人们》（Prisoners of the American Dream)，伦敦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７２页。
〔19〕同〔１〕,第２１８页。《幸福》杂志每年发布一次美国最大的５００家企业名单。
〔20〕同〔１〕，第１６１页。
〔21〕转 引自１９８１年４月１日纽约《卫报》(Guardian)，第５页。
〔22〕同〔１６〕，见该书第４７－９２页的附录。
〔23〕〔24〕同〔１〕，第７５、２４５页。
〔25〕吉列恩·皮尔(Gillian Peele)：《复兴与反动：当代美国右派》(Revival and Reaction: The Right in Contemporary Americ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１９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