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前后
美国的印支政策
陈开益
１９５３年夏，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东亚局势从整体上看趋向缓和，两大阵营间的矛盾形式由武装较量转为和平对峙。印支人民与法国殖民势力的斗争本属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性质，这时逐渐显得突出，上升为国际政治中一个令人关注的新焦点。
１９５４年初，美、苏、英、法四国在柏林举行朝鲜战争以来第一次外长会议。这次会议除了探索缓和欧洲局势的可能途径外，在东亚议程方面，一个当务之急的议题本是如何实现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与会者商定该年４月在日内瓦就朝鲜问题召开国际会议，参加者除美、苏、英、法四国外，还将包括中国以及其他有关国家。与此同时，法国由于在印支战场上处境日趋不利，要维持那里的殖民战争，在国内日益不得人心，在这种形势下有心通过大国斡旋在印支实现停火，以取得喘息机会，保存其在印支的殖民地盘。英、苏两国出自其本国利益的考虑，也希望加强东西方对话。在此背景下，印支问题经法国提议，英、苏两国积极支持，在柏林会议上正式定为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的另一重要议题。以后，由于印支问题在会议期间取得重大进展，该次日内瓦会议成了印支问题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
美国在日内瓦会议前后这个时期的印支政策有复杂深刻的背景。长期以来，美国历史学家从不同角度作了很多分析论述。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种观点。相当一些学者把研究重点放在艾森豪威尔总统与国务卿杜勒斯之间的策略分歧上，认为总统是比较开明的，这个阶段中美国政府在印支政策上所有僵硬、不切实际的做法都是杜勒斯造成的。这个观点可以汤逊·胡泼斯（Townsend Hoopes）为代表〔2〕。另一些人不同意这种分析，他们认为杜勒斯的大喊大叫只是种手法，从他的行动和政策实施上看，他还是能实事求是、头脑冷静地判断形势，并作出恰当反应的，所以他并不比艾森豪威尔总统更热衷于战争。罗伯特·兰德尔（Robert Randle）关于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论著就反映这种观点。第三种观点认为总统与国务卿在冷战与反共上是半斤八两，他们在日内瓦会议阶段的行为表明他们在印支问题上下了很大赌注，急切要插手进去，大干一场。维克多·巴特（Victor Bator）明显地持有这种观点。最后，还有一些历史学者，诸如迈克尔·古兴（Michael Guhin）着重分析美国国内与世界政治的各种因素对杜勒斯这个国际舞台人物造成的约束与局限性。〔3〕
本文试图把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此阶段的印支政策与其对外总方针——所谓“新观念”（New Look）战略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并着重分析美国国内政治与国际形势对美国政策的重大影响。“新观念”战略方针是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后不久即提出来的。这个名称虽然历来没有明确定义，但人们一般认为其宗旨是要以“最小经济代价”取得“最大军事效应”，其具体措施之一是削减美国海外驻军，在此同时，相应地加强空军与海军力量。为了保证这一方针的实施，美国政治学家约翰·盖迪斯（John Gaddis）认为艾森豪威尔提出的这套方针有五个要点，即：核威慑，军事同盟（用杜勒斯本人的话说，即“联合防御”或“集体安全体制”），心理战，秘密特工活动，以及谈判。其中，核威慑与军事同盟显然是这套方针的基#O &石。〔4〕 本文作者认为决定美国当政者采取这套新的对外战略方针的一些内外因素同样也影响着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印支问题上的对策。从某种意义上看，美国在此阶段的印支政策正是这种新方针的一个实施表现。
一、美国对日内瓦和谈的态度
杜勒斯在柏林会议上迫不得已地同意把印支问题列入日内瓦会议议程，主要是出于两点考虑：一、在苏联代表面前保持西方国家步调一致；二、迁就盟国，特别是法国，在印支问题上的愿望，以换得法国尽快批准欧洲防御共同体条约。这后一点，即欧洲防御共同体条约之能否在法国通过，对美国或苏联代表说来都有头等意义。然而，尽管杜勒斯只是勉强同意把印支问题列入日内瓦会议议程，消息传到美国，在保守势力中仍引起很大不安。杜勒斯本人所在的共和党内，特别是“院外援华集团”，立时掀起了反对所谓慕尼黑阴谋的叫嚣。从柏林会议到日内瓦会议的期间，杜勒斯为给自己辩护，很费了一番口舌。〔5〕
美国保守势力反对所谓“远东慕尼黑”的呼声早在１９５３年春就已开始。当朝鲜停战谈判进入最后阶段时，参议员诺兰以及另一个顽固派威廉·布列特（William Bullitt）力促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东亚坚持两个政策不变，即：一、保证李承晚集团最后统一朝鲜；二、支持国民党反攻中国大陆。停战协定的签订在他们看来意味着南北朝鲜长期对峙，他们对这一前景很不甘心。为此，诺兰之流威胁艾森豪威尔政府要召开一次共和党参议员会议，专此展开辩论。〔6〕柏林会议后，顽固派的反对更为激烈，这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其一，柏林会议同意召开的日内瓦会议重新引起了美国对新中国究竟应采取什么政策这个爆炸性的问题。虽然中国问题本身并非日内瓦会议的议题，但是这无疑将是新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出席有西方主要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美国保守势力那么害怕新中国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又有两点具体背景。首先是所谓中国代表的资格身份。莫洛托夫在柏林会议上提的是五大国会议，这一提法显然包含把新中国请进国际社会，取得与西方主要国家相等大国地位的意思。这一设想尽管遭到杜勒斯的坚决反对，但是五大国会议的提法却为不少西方报纸接受采用，造成很大国际影响。其次，英、法两国代表对邀请中国出席会议所持的热烈态度使美国保守势力震惊不已。早在朝鲜战争结束时，杜勒斯本人就警觉到英国有借召开朝鲜问题政治会议的名义促成五大国会议的意图。柏林会议后，美国政府朝野普遍担心英、法两国政府要求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让步以换取苏联、中国在印支问题上的让步。诺兰本人对此前景如此恐慌以至叫嚷如果新中国真被接纳进联合国组织，他将立即辞去共和党参议院多数派议会领袖的职务，全力敦促美国退出联合国。〔7〕
美国统治集团害怕日内瓦会议的第二方面原因是他们认为这次会议只对共产党国家有利，增进它们在印支的地位，而对西方不会有什么好处。〔8〕杜勒斯不止一次地表示这种担心：法国有可能在军事上招架不住，同意在日内瓦以高价换取和平。艾森豪威尔同意这种估计，他在４月４日致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信中认为：西方国家在日内瓦所能寻求到的“和平”，很可能只是“法国在印支地区投降的一块遮羞布”。〔9〕
最后，美国保守势力对此次会议的担心还有着深一层的国际背景。从１９５３年初开始，苏联方面发起强大和平攻势，英、法两国在美国看来已被这种攻势弄得晕头转向。１９５３年５月，斯大林去世不久，丘吉尔在对英国众院的一次著名演说中热烈称赞“新的苏联政府所作的一系列友好姿态”。他认为俄国内部正经历一场“自发而健康的演变”，这是一件“头等大事”，西方如不能抓住时机加以利用，将是十分可惜的。为了表示英国对和缓的诚意，丘吉尔在讲话中特地回顾了两段历史。一是１９２５年的洛加诺条约，英国在该条约中保证恪守中立，法国与德国之间一旦发生战争，英国将支持被侵略的一方；另一段历史是他与斯大林在二次大战期间的信件往来，丘吉尔旧事重提颇有重温英国与苏联战时盟国情谊之意。在此历史性演说结尾时，丘吉尔呼吁召开首脑会议，并具体建议这个首脑会议的与会国家和出席代表的数目均“应限在最小范围”。〔10〕美国政府当然记得正是同一个丘吉尔，在1946年另一次震惊国际论坛的演说中提出要把“铁幕”后的东欧人民解放出来。现在这位英国领导人竟然把美国、苏联相提并论，不分亲疏，这不能不使杜勒斯与美国朝野保守派疾首痛心。在他们看来，作为美国主要盟国的英国如果在对苏立场上有任何软化，轻则动摇西方阵营的人心，重则有可能被共产主义国家利用，瓦解西方阵营。因此，苏联的和平攻势在杜勒斯看来比共产主义向西方世界的公开挑战更可怕。他认为这种攻势实际上已解除了西方国家中那些“绥靖主义者”的警觉，而日内瓦会议正是让他们进一步受骗的一个圈套。
从这种估计出发，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会议自然采取了一种回避、阻挠以至对抗的策略。杜勒斯决定他作为国务卿最多只在日内瓦呆一个星期，剩余会议时间均由他的副手代表；会议期间，美国对中国代表团显出极不友好的态度，杜勒斯拒不与周恩来总理握手是这种敌对态度的一个极端例子；当会议在６月初陷于停顿时，艾森豪威尔亲自指令美方代表史密斯竭其所能尽早结束谈判；最后，在谈判行将达成协议，甚至在这些协议与美、英两国首脑在６月下旬华盛顿会议上达成的七点方案十分接近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同意不以武力干扰协议的同时，公然宣布不在协议上签字。杜勒斯事后虽然私下承认日内瓦会议达成的协议是西方所能获得的最佳结局，但仍贬斥会议成果是“部分投降”，比“出卖”只是程度上的差别。〔11〕
二、一个重大决策过程
自柏林会议到日内瓦会议结束，美国的印支政策有两个明显不同但又相互依存的方面。美国对谈判的消极态度是其政策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更主要的方面是它在会场外通过各种途径，外交与非外交的，与日内瓦会议分庭抗礼，力图把印支问题的解决完全纳入美国轨道。美国独行其是的一系列外交与军事活动从3月下旬法国总参谋长埃利到华盛顿求援开始，在为时四个月的过程中，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埃利访美开始。法国总参谋 长的一个具体要求是美国增加军援以缓奠边府法军受围之急。艾森豪威尔政府当然不愿在日内瓦会议前夕眼看法军崩溃。总统在３月２２日接见埃利时，指示在场的美国参谋 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尽最大可能满足法国要求，特别是奠边府防务的需要。〔12〕事隔一日，杜勒斯与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也相继表态。杜勒斯表示要保证对印支的增援，威尔逊则强调对南越军队要搞一个“更为紧迫”的训练计划。〔13〕２４日，艾森豪威尔进一步宣称，印度支那已成为“一切自由世界人民捍卫自由的战场”，而整个东南亚与西南太平洋地区则“具有至高无上的重大意义”。〔14〕同一天，美国参谋 长联席会议向埃利表示美方已决定增派２５架Ｂ-２６轰炸机增援奠边府法军。凡此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政府正酝酿一项重大军事援助计划。根据埃利事后的回忆，在他离美前，雷德福本人已向他表示只要法国政府提出请求，艾森豪威尔政府愿意立即要求国会授权在最短时间内派出美国空军轰炸奠边府。埃利甚至感到雷德福的此项提议是经总统同意的。〔15〕
美国政府为商议印支对策，在３月２５日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的紧急会议。会上，美国军方提交参谋 长联席会议的一个备忘录，建议一旦法国决定撤离印度支那，美国可以与其他盟国联合行动，“也可以在必要时单干”。艾森豪威尔对此方案有保留意见。他强调先要通过一下联合国与美国国会。杜勒斯也持慎重态度。当国防部长威尔逊问到如果中国方面派遣米格飞机介入印支战争美国作何反应时，杜勒斯一方面同意把中国这种可能做法称为“公开侵略”，一方面仍表示“即使如此，总统仍应先取得国会同意再介入印支战争”。另外，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所追求的主要是政治胜利，不是军事胜利，由此推测中国方面派出米格飞机的可能性很小，在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对中国公开干预的前景“可以放心，不必当真”。在这次会上，杜勒斯着重提出的是“一旦法国势力崩溃，谁来填补空缺”，“是共产党，还是美国势在必上？”〔16〕
“填补空缺”确是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政府注目的中心点。对杜勒斯说来，重要的不在于美国介入早晚，而是如何能更好地遏制印支民族解放运动的烈火，使尽可能大的东南亚地区由老殖民主义国家手里转到美国能一手控制的“自由世界”里。在国家安全会议开会的前一天，杜勒斯已在电话里向雷德福提出如何填补法国在印支留下的“真空”的问题。他暗示艾森豪威尔政府眼前面临的是“美国长时期来所作的最重要的决策之一”。他建议军方不用等美国明确其在印支的角色任务即可“加紧在（中国）沿海和以福摩萨为基地的活动”，同时着手与印支的三个参加法兰西联邦的政权直接联系。〔17〕换言之，美国介入这个最终目标不容置疑；彼时所悬而未决的只是美国在什么时候以及用何种方式插手进去，把印支从法国手里接管过来。然而，在３月２５日的国家安全会议上，杜勒斯在做法上变得谨慎起来，他的意见是美国应充分考虑美国介入可能在世界各地产生的反响。〔18〕同一天，他在给雷德福的另一次通话中表示“在法国进一步保证我们确能有效地合作”之前，美国先不作军事干预。对此，雷德福表示美国军方在调查清楚美国轰炸机在印支的使用情况前，“不作任何承诺”。〔19〕前面提到据说是雷德福向埃利提出过的空袭计划，这一类需要立即投入美国军事力量的紧急干预方案，对照３月２５日会议的精神，显然有了距离。
３月２９日杜勒斯在海外记者俱乐部发表长篇演说，进一步给美国的印支政策定了基调。这篇演说有好几层用意。首先当然是恫吓警告中国。用杜勒斯的话说就是只要中国军队公开介入，战争就会“不只限于印度支那”，美国将开始“由自由世界选择地点与方式的军事行动”。〔20〕这是赤裸裸用核武器作所谓“大规模报复”威胁的一个明显例子。它给美国在东南亚和东亚的一些仆从政权打了气。演说发表的第二天，以反共著称的参议员诺兰立即表示赞赏。杜勒斯本人也指令国务院设法使这篇讲话在与“（南）朝鲜、福摩萨、印度支那与西贡方面”的关系上取得“最大效应”。〔21〕其次，此篇演说也是针对美国盟国的。杜勒斯第二天向诺兰透了底，说他存心要在日内瓦会议之前“捅一下那种绥靖气氛”。〔22〕然而，这篇演说的中心旨意还在于为印支问题正式提出了一个美国方案。杜勒斯把这个方案归纳为两个英文字，即“联合行动”。
虽然整篇演说充满好战字眼，而“联合行动”这个提法又是那么含糊其辞，但可以看得出来，杜勒斯在提出这种解决方式时实际上已放弃艾森豪威尔政府早些时候曾考虑过的立即介入那另一种选择。当空袭奠边府计划在４月３日向国会两党领袖提出而遭冷遇时，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支持“联合行动”这一方针的倾向就更占了上风。４月４日，当法国方面正式请求美国派空军去印支时，杜勒斯断然予以否决。〔23〕法国政府对此可能感到意外，但是，我们如果比较一下法、美两国政府在日内瓦会议前后整个阶段里的立场、观点，就可看出所谓雷德福方案与法国政府请求的被否定都是势所必然的。与其说那是美国政府在意图上有什么重大转变，还不如说这反映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一项重大决策的酝酿权衡过程。
法、美两国政府在印支危机上的立场与观点有两个基本分歧。第一个分歧关系到美国介入的目的、范围和紧迫性。法国的着眼点显然只是印度支那，特别是岌岌可危的奠边府。然而，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关心的却是如何防止“共产主义俄国与其中国共产主义伙伴把东南亚地区置于它们的政治制度之下”。〔24〕 这个分歧不只是地理范围的大小，而且牵涉到对印支问题所包含的政治和军事危机的性质的看法，也因此牵涉到处理这种危机的轻重缓急，时间安排。对法国说来，奠边府战役有燃眉之急；但是对美国而言，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心目中的整个东南亚被赤化毕竟还只是个假设前景。
第二个分歧是从第一个分歧派生出来的，那就是对付印支危机的方式问题。对法国拉尼尔内阁说来，既然奠边府成败对法国政局举足轻重，当然要全力以赴。然而，对美国说来，印支只是整个东南亚体系的一个环节，而后者又只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前提出发，美国政府势必把印支问题的解决途径与美国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政策统一起来考虑。因此，杜勒斯一方面不同意法国请求美国立即派空军介入的请求，一方面提出了意味深长的“联合行动”方案。从日后的发展看，“联合行动”实质上意味着：要让美国军事介入，必须先把印支问题“国际化”，而所谓“国际化”，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看来，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在国内得到国会的同意；二、在国外得到西方盟国，特别是英国与邻近东南亚地区的英联邦国家——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支持，这种支持哪怕只是道义上的；三、法国必须给三个印支联邦政权全面独立主权。与第三个条件相关的另一个条件，美国在等到以后与拉尼尔政府进入具体谈判时才提到桌面上，那就是美国即使不能接管，至少也要参与印支地区总的军事部署与指挥。很明显，杜勒斯设想的联合行动不是法国所企求的旨在稳定法国政局或者使拉尼尔政府能在日内瓦谈判桌边提高讨价还价地位的一种短期、应急的权宜之计，而是如美国学者巴特所说的，一个“目光久远、全面、长期的行动计划”。〔25〕美国这一决策，简括起来就是：只等条件成熟，介入势在必行；至于何时介入，是否立即出兵，以及介入有什么具体条件，那一切都不能根据法国利益而定。
三、为实现“联合行动”的种种努力
如果说法国正式请求的被否定是第一阶段的结束，那么艾森豪威尔于４月４日给英国首相的信件便标志第二阶段的开始。该信提出为了落实“联合行动”计划，有必要成立一个“新的特殊集团或同盟”，其中除美、英、法三个国家外还应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以及三个印支联邦政权。信件强调同盟的军事性质，要求与盟国家在“必要时必须愿意参加战斗”。然而，为了不一下子把英国吓跑，信件示意眼下不会要求英国派出“数量可观的地面部队”去印度支那。〔26〕 从４月初到５月７日驻奠边府法军投降为止的这个阶段中，杜勒斯为兜售他的“联合行动”计划，四处奔走，煞费苦心。他两度出访西欧，穿梭往来于西欧各国首都之间。第一次出访回来，他自以为取得了两个主要盟国的赞许，急不可待地电邀九个有关政府于４月２０日在华盛顿正式讨论结盟问题。在此关键时刻，英国政府突如其来地提出异议，使杜勒斯张皇失措，十分尴尬。他一时无可奈何，只好把原定的结盟会议改为向有关国家作一次情况介绍。然而，杜勒斯并不就此罢休，他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紧接着举行理事会的机会，继续向英国外相艾登与法国外长皮杜尔推行他的主张。外长们与三国驻外使节在三国首都紧张活动，彼此甚至施展了某些外交手腕和小动作。简括起来，杜勒斯一方面利用艾登的反对干预来说服法国奠边府大势已去，美国即使派空军去轰炸也无济于事；另一方面则利用法国的焦虑与苦恼向英国施加压力，要它同意他的“联合行动”计划，否则英国就不得不单独承担一手断送法国请求的罪名。〔27〕杜勒斯倒霉的是他的苦心未能如愿以偿。４月２５日，英国内阁一天之内接连开了两次特别会议，重申“在日内瓦取得结果之前，英国不在印度支那承担任何军事行动”的原则立场，法国政府几乎同样执拗，它坚持要美国出兵轰炸。另一方面，法国内阁在４月２４日星期六晚上举行的一次紧急会议上，决定谢绝美国关于全面介入的建议。〔28〕杜勒斯本打算在４月２６日日内瓦会议开幕前就搭起东南亚军事条约组织的架子，这样就可以在政治上压倒日内瓦国际会议。当这一目标未能实现时，他仍不甘心，在会议开始后继续向英、法施加压力。在他的坚持下，英国最后不得不同意在４月３０日开始英、美两国军事参谋人员的会商，以为东南亚条约组织作准备。〔29〕
为配合杜勒斯紧张的幕后外交活动，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此阶段发起了强大的宣传攻势。4月6日，美国政府呼吁六个有关国家联合警告“红色中国”。4月7日，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大谈印度支那的战略意义以及东南亚国家彼此衔接、存亡相依的“多米诺骨牌”理论。〔30〕这次宣传攻势的顶峰是副总统尼克松在４月１６日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作的一次演讲中，耸人听闻地提出一旦法国撤军，美国如认为有需要，将派兵去印支参战。〔31〕尼克松这一声明虽被国务院解释为是他个人对一个“假设性问题”的表态，尼克松本人随 后在４月１８日与２０日的讲话中也降低了调门，但是它在美国与世界舆论造成的反响表明它并不仅仅是一个试探气球。艾森豪威尔事后给尼克松打电话，充分肯定其讲话的作用。〔32〕尼克松这次讲话表现了一种从“实力地位”出发的威慑战略，其手法与杜勒斯３月２９日的演讲相似。这正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所谓“新观念”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美法谈判与美苏接近
从５月７日奠边府之战结束到６月１２日拉尼尔政府垮台是美国印支政策在这个时期发展的第三阶段。奠边府的失守使拉尼尔内阁陷入危机。该内阁担心越南解放阵线乘胜攻取河内，只得再度向艾森豪威尔政府求援。由于形势紧迫，法国方面在提法上更为现实了，他们主动询问美方准备在印支采取什么样的军事行动以及条件如何。在５月１０日，拉尼尔政府进一步明确提议美国派一名熟悉印支情况的将领立即来巴黎开始会谈。〔33〕这样，美国立即介入的可能性顿时上升。在美国方面，总统本人已开始考虑一旦法国方面同意条件，将如何向国会请求授权派兵去印支。〔34〕杜勒斯在５月１１日向美国驻法使馆发的指示中也提出美国在没有英国配合的情况下进行干预的可能性。〔35〕然而，美法间的商谈并不像预期那样顺利。双方的分歧归根到底在于法国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过在日内瓦通过谈判取得和平解决的希望。越南解放阵线攻克奠边府曾使法国政府惊慌失措，但是当局势稍见平静后，法国对美国全面介入的兴趣又减退了。与此相反，法国对和平解决的希望重新回升。这种情况下，法国所要求于美国的，在美国看来只剩下为增强法国在日内瓦的要价地位而敲边鼓的作用，双方分歧就很快显露出来。〔36〕
法、美新一轮谈判中出现的第一个具体问题是美方要求法国公开同意印支联邦政权随时有权退出法兰西联盟。法国坚持不干，理由是印支联邦政权从来没有过如此要求。〔37〕另一个问题接踵而来，那就是法国坚持统一指挥，即军事指挥必须保持在法国人手里，美国不得参与作战总体规划。〔38〕法国的固执使杜勒斯大为失望。到５月２２日，法方又提出法国政府不能保证在整个联合行动过程里法国自始至终维持现有在印支的军事规模。同一天，法国外长皮杜尔抱怨道，如果法国公开宣布印支联邦政权随时有权退出法兰西联盟，非洲的法属国家会相继仿效，这将给法国带来恶性循环，无限麻烦。法国对美国这一要求反感之大，使美国大使也感到美国有必要暂且放弃这个要求。〔39〕由于上述种种分歧，法美谈判未等到６月１２日拉尼尔下台已差不多陷于停顿了。
在巴黎谈判停滞不前的同时，美国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史密斯却在当地与苏联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５月２２日，美、苏代表在莫洛托夫主动建议下进行了会晤。会晤形式虽然是饭后非正式的谈话，这却是双方十分重视的一次摸底接触。整个会晤气氛异常融洽，史密斯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比之为“蜜月时期的终了”。史密斯在此次会晤中传递给对方的最重要信息是：老挝与柬埔寨问题应与越南问题区别对待；在越南问题上，史密斯承认越共军事力量“组织纪律完整，强大有力，并且控制着越南境内相当一大部分地方”，鉴于这一情况，美国政府承认南北间“某种分离”的需要。史密斯暗示这是美国为争取“荣誉妥协”所能同意的最大让步。史密斯亮出这张底牌后，据他记述，莫洛托夫“以充分友好的方式表示能够理解”。史密斯在发回国务院的电文中最后评论道，那天晚上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莫洛托夫的态度与斯大林在世时判若二人”。〔40〕
日内瓦谈判到6月初陷于停顿。６月１２日拉尼尔政府倒台，谈判前途一时变得渺茫。在此情况下，英国向美国靠拢。英国驻美大使于１２日会见美国副国务卿帮办墨菲，表示“日内瓦游戏已完”，伦敦愿意与美国进一步讨论联合行动。〔41〕同一期间，英、美两国宣布两国首脑6月下旬在华盛顿会谈。杜勒斯对日内瓦谈判受挫，当然不胜高兴，他在６月１５日记者招待会上扬言谈判既已失败，“现在该考虑其他办法了”。〔42〕
然而，新的转机很快出现。据艾登回忆录记述，莫洛托夫不失时机地会晤英国外相，表示同意在五国代表组成的有关印支决议实施的监督委员会中，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是两席；中国代表周恩来在另一场合表示愿意促使越南北方从老挝和柬埔寨地区撤出，另外中国准备承认老挝与柬埔寨的王国政府。〔43〕在苏、中两国采取主动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政府究竟是接受对方让步还是进一步提高要价，或者加紧美、法谈判以求早日出兵印支呢？６月下旬美、英首脑会议作出了答复。在两国达成的所谓七点共同立场中，艾森豪威尔政府实际上接受了南北分离这一解决方案。〔44〕但是，为了平息国内保守势力的情绪，美国迫使英国同意立即着手东南亚组织条约的筹备工作。
越南南北分离的方案一直是英国政府的一个主张，也是日内瓦除美国之外所有大国都接受的一个和解前提。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此方案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反对，美国国会中诸如参议员肯尼迪等人也把“分离或者联合政府”等同于同意“共产党最终取得统治”。〔45〕这样，６月底艾森豪威尔政府接受这一原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转变。这一声明也是对史密斯一个月前向莫洛托夫透过底的妥协条件的一个肯定。当美、英会商结果的消息传到国会时，诺兰竭力反对，他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屈就”英国，“做了桩交易”。〔46〕不管美国政界右翼势力如何反对，美、英七点声明表明美国当局看到日内瓦会议在印支问题上取得和解已是大势所趋，他们心里虽不赞同，但眼下也无可奈何。从６月１２日拉尼尔政府下台到日内瓦会议最后结束，这是个收尾阶段，美国政府的印支政策在此阶段有点随波逐流，不了了之。
美国史学界讨论到为什么苏联方面的让步要等到日内瓦会议行将开始中间休会的时候才提出。除了英国态度变化以及美、英两国宣布首脑会谈这些因素外，有人同意美国驻法大使狄龙的分析，即苏联方面有意先坚持条件，以把和解的最后达成拖到7月。到那时，法国议会由于临近夏季休会，无暇从容讨论欧洲防御共同体条约，该条约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就随之减少〔47〕。这当然只是一种推测，但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五、杜勒斯的困境与策略
朝鲜战争给美国政府沉重教训，使它认识到美国力量的局限性，同时也看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兴力量。从这一教训出发，美国对外政策有两个明显的转变。首先，尽管美国在外交上继续不承认中国，但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对东亚的战略估计上，开始比较认真考虑新中国这个政治力量的客观存在。如果说杜鲁门政府在朝鲜战争前对新中国“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下去还想观望一下的话，艾森豪威尔政府，包括以反共著称的杜勒斯，已清楚地意识到新中国的存在不是美国意志所能转移的。美国对国民党反攻大陆不再抱什么希望。从已公布的文献看，艾森豪威尔政府把主要希望放在中国和苏联两个共产党大国今后矛盾分歧的发展上。基于对东亚政局的这一基本估计，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处理邻近中国的印支问题时，比杜鲁门政府１９５０年处理朝鲜问题时更为慎重些。雷德福的空袭奠边府计划遭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其他军方领导的一致反对。当该计划被提呈给国会领导人时，两党领导一致表示不能再进行一次像朝鲜战争那样“由美国提供90％人力”的军事冒险了。〔48〕这些都反映出美国政府对朝鲜战争的教训记忆犹新。
然而，美国认识到自己力量的局限，并不意味着它甘心放弃它作为西方世界领导这一有利地位。艾森豪威尔政府为此不得不根据新的力量对比在策略上作某些改变。这也就是“新观念”战略问世的客观基础。这种战略要求美国政府根据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实际利益和实际控制程度，对不同地区进行区别对待。就在朝鲜停战协定签订的前后，艾森豪威尔政府毫不迟疑地在对美国具有头等战略意义的中东策动政变，推翻了伊朗摩萨台政府。到１９５４年，地处美国后院的危地马拉出现反美风潮，艾森豪威尔政府趁世界舆论注目日内瓦会议和印支问题之机，在英国丘吉尔、艾登政府默许下，于６月底悍然推翻了阿本斯民主政权。相比之下，美国在印度支那面临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印支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使美国不好轻举妄动，贸然下手；另一方面，西方阵营内美国本国的舆论以及英、法等国家的态度也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有很大牵制。下面专就西方阵营内的这两种影响作一剖析。
就美国国内而言，美国政界与舆论界在朝鲜战争后这个时期表现出一种十分矛盾的心理状态。一方面，国会与报界继续右转，使杜鲁门政府后期开始的各种反共措施变本加厉。最主要的表现包括在参议员麦卡锡等人要求下，调查、解雇成千名政治上被认为不可靠的政府工作人员，清除所谓共产主义国家在美国安下的间谍网，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等等。这种右的社会政治背景助长了顽固派在对外政策上的影响，使他们叫嚷的“东方慕尼黑”之类口号有了一定市场。从柏林会议到日内瓦会议，美国政界与报界对英国政府极为不满。它们指责丘吉尔和艾登对日内瓦谈判幻想太重，而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的“联合行动”计划配合不力。在艾登提出用洛加诺协定的方式稳定印支地区局势后，对英国领导人的不满与谴责更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49〕鉴于共和党在１９５２年大选时抨击过杜鲁门政府对共产主义手软而失去中国，新当选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此时对保守势力右的舆论也不能不有所顾忌。１９５４年４月中旬一次国家安全会议的记录反映出艾森豪威尔政府这方面受到的压力。在那次会上，总统提到他本人希望利用贸易这一杠杆来加速离间中、苏关系，但是遇到阻力。他抱怨道：“国会里有那么多人，只要见谁赞成自由国家可同共产党中 国有某种贸易，就要置谁于死地。”〔50〕联系到印支问题，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日内瓦谈判的僵硬立场以及对新中国代表的敌对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国内顽固派的政治要求。
然而，朝鲜战争后的美国社会还有其另一面特征，那就是美国由于在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５３年为时１０年多一些的时间里经历了两次重大战争，举国上下对直接用军事手段介入国际事务已感厌倦，渴望一个间歇机会。甚至像塔夫脱这样在国内问题上立场一贯保守的右翼领袖也流露出不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涉足太深的孤立主义情绪。〔51〕在这种社会气氛中，杜勒斯主张的从长远角度制定美国全球政策的观点应运而生。１９５４年，在日内瓦会议召开那月出版的《外交季刊》上，杜勒斯在他撰写的一篇纲领性文章中分析道：共产主义对美国与西方是一种将“长期存在的威胁”，这种“威胁”会“持续一整个历史时期”。他的结论是美国政策不能建立在“应急的基础上”，而必须是“从长计议”。只有这样，国防力量的发展速度，用杜勒斯的话说，才能做到“保持而不是耗竭我们盟邦与我们自己的经济力量”。〔52〕 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会在讨论１９５３到１９５４年度预算时，提出对印支的军援削减一亿美元或者更多一些。〔53〕用美国历史学家古兴的话说，国会对支持法国在印支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利益显然不感兴趣。〔54〕国会对立即介入印支的淡漠，除了见诸于４月３日对雷德福的计划外，在法军奠边府大败之后依然如此。５月中旬，参议员诺兰与迈克·曼斯菲尔特一起表示反对派遣美国军队去印支。在５月１６日的一次ＣＢＳ电视节目上，这两个参议员表示除非中国公开介入印支，美国派地面部队卷入亚洲大陆问题将是个错误。第二天，当杜勒斯将一份草拟的国会授权总统在紧急情况下可采取断然行动的决议案让诺兰过目时，诺兰强烈反对，认为这等于是“给总统一张空白支票”，使他随时可把美国引入战争。〔55〕 当美、法谈判进入关键阶段时，艾森豪威尔在一次高级会议上表示：如果美国非得独家单干的话，他担心在要求授权对中国施用武力时有可能遭到国会否决。〔56〕
美国与西方盟国利益的分歧是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所遇困境的外部因素。英国对日内瓦会议的积极态度与美国相比构成鲜明对照。反过来，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日内瓦会场外所作的一系列好战叫嚣则使英国政府为整个和谈前景忧心忡忡。两国利益的分歧归根结蒂在于：美国希望稳固与强化它对西方世界的领导，而英国的愿望恰恰相反。英国对朝鲜战争后出现的和缓势头十分满意，对它说来，和缓意味着能更多地摆脱美国控制，能有更多的自由与东方国家打交道，能与社会主义国家做更多生意，以及在国际政治中能有较多的发言权。在日内瓦会议阶段，英国在印支问题与东南亚安全体系问题上的立场不仅得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两个英联邦国家的密切配合，也赢得南亚许多原来是英国殖民地的新独立国家的好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作为万隆不结盟会议发起国之一的印度。英国在南亚影响的扩大，自然使美国不高兴。5月中旬，《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在日内瓦的代表注意到，英国正以牺牲英、美关系为代价来加强它与印度以及英联邦其他国家的关系。〔57〕杜勒斯对此更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在筹划东南亚条约组织时，他为提防英国把印度、缅甸请进来，打算以邀请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与南朝鲜两家代表进行抵制。他之所以没有同意诺兰的主张而把蒋、李两个仆从国家立即 请进条约组织，那是因为他深知必须先稳住英国，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是让英国“先上钩”。〔58〕
英国的立场成了实施杜勒斯“联合行动”计划的一大障碍。美、英间的分歧最后甚至反映到总统与国务卿这两个最高外交决策人的观点上来。从５月２８日到６月３日，艾森豪威尔政府举行了多次高级会议。总统对美国单独介入印支的前景表示担心。在６月３日的第２００次国家安全会议上他议论道，如果美国不得不单独介入印支，那将“标志着美国联合行动政策的完全垮台”。他接着用杜勒斯曾用过的一个词若有所讽地说：如果真到那一地步，就有必要“对美国的基本安全政策作一次‘令人痛苦的重新估计’，同时，美国应考虑“战争的对象会不会该是苏联”。艾森豪威尔认为先对中国作战，“这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基本目标”；杜勒斯在会上则认为只要中国公开介入，那就是对美国的挑战，美国就不能让盟国的态度束缚自己的手脚。杜勒斯相信别的国家不用多久就会追随美国，但他强调美国不应让“太平洋盟国愿意不愿意与我们合作成为我们行动的一个条件”。然而，当总统坚持他的看法时，杜勒斯表示尊重艾森豪威尔的意见，会议为此对决议作了相应修改，表示如果美国的盟国拒不参加联合行动，政府即使在中国公开介入时也可能“重新考虑其预定的行动方针”。〔59〕
法国对谈判的兴趣不低于英国，只是考虑角度有所不同。法国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取得比较有利的谈判地位。这个考虑促使法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杜勒斯的“联合行动”计划。然而，在日内瓦会议整个过程里，法国不愿为支持杜勒斯的“实力政策”而完全牺牲通过谈判实现印支问题合理解决的前景。与此同时，法国在印支的既得利益也决定它不愿让美国在“全面介入”的名义下将法国取而代之。法国的这些顾虑，与英国的暧昧态度一样，也限制了杜勒斯想根据美国利益遂心所欲的可能。
国内外上述两方面的压力使杜勒斯懂得立即介入与“绥靖”政策两者均不现实。〔60〕４月中旬，他向尼克松透露道：他与总统已决定采取一条“既不使我们卷入战争又不丢失领土的途径”。〔61〕为达到这一目标，他奉行的策略实际上是不战不和，介乎谈判与直接干预二者之间。５月１日，在美、英两国代表团一次饭后谈话中，杜勒斯默认这是一种旨在使事情年复一年“保持沸腾”的政策。〔62〕根据１９５６年美国著名报人詹姆士·谢泼利（James Shepley）一篇报道的披露，杜勒斯在回顾１９５４年印支问题时把他的策略进一步概括为：
“和平与战争一样，也有个风险。有人说我们到了战争边缘。是的，我们是到了战争边缘。能到战争边缘而不被卷入战争，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艺术。你要是掌握不了这种艺术，就难免会陷入战争。你要是想逃避这种境地，害怕到达边缘，你就会输掉。”〔63〕
对１９５４年杜勒斯在印支危机中运用这种策略的结果，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方面，他的策略并没有能阻止谈判取得以南北分离为基础的和平解决。日内瓦谈判带来的和平尽管是不稳固的，但它至少是实现了其他主要与会国代表的愿望，也符合世界潮流的趋势，这对杜勒斯说来显然是个失败。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一系列强硬姿态与威慑行动多少支撑了法国的谈判地位，有利于西方国家从谈判对方取得某些让步；在一定意义上，印支问题的暂时冻结也使美国政府有时间为今后全面介入作各方面的过渡准备。从这个角度考虑，杜勒斯的策略确也起到了一定的反作用。最后，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盖布里尔·考尔科（Gabriel Kolko）所指出，杜勒斯通过保持紧张局势，实行了一种“恐惧战略”。〔64〕这种战略的主要结果是使美国政府得以继续把西方世界牢牢地保持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东西方对峙以一种新的形式在新的要求和缓的国际气氛中保存下来。
注释：
〔1〕《纽约时报》，１９５４年２月１２日；罗伯特·兰德尔（Robert F. Randle）：《日内瓦，１９５４年：印支战争的解决》 (Geneva， 1954：the Settlement of the Indochina War)，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９年出版，第２５页；维克多·巴特（Victor Bator）：《越南，一场外交悲剧：美国介入的渊源》(Vietnam，a Diplomatic Tragedy：the Origin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valvement)， 奥辛埃那出版公司１９６５年出版，第１８页。
〔2〕汤逊·胡泼斯（Townsend Hoopes）：《魔鬼与约翰·杜勒斯》(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小布朗公司1973年出版。
〔3〕迈克尔·古兴（Michael A. Guhin）：《杜勒斯：政治家与其时代》(John Foster Dulles： A Statesman and His Times)，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２年出版。
〔4〕杜勒斯：《安全与和平政策》(“Policy for Security and Peace”),《外交季刊》，第３２期，１９５４年４月，第３５３—３６４页；《挑战与美国的政策反应》(“Challenge and Response in United States Policy”)，《外交季刊》，第３６期，１９５７年１０月，第２５—４３页；约翰·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遏制战略，对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评估》(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出版。
〔5〕杜勒斯电话记录稿(Telephon Conversations of John Foster Dulles)，普林斯顿大学藏：１９５４年２月２０日与诺兰参议员通话；２月２３日与瑟拉斯顿·毛顿（Thruston B. Morton）通话；２月２４日与华尔特·罗伯特逊（Walter Robertson）通话；２月２７日与国会议员华尔特·贾德（Walter Judd）通话；３月２２日与亚瑟·迪安（Arthur Dean）通话。
〔6〕杜勒斯电话记录稿：1953年4月9日，6月8日与诺兰通话；4月9日与亚瑟·克劳克(Arthur Krock)通话；6月30日与威廉·布列特(William Bullitt)通话。
〔7〕诺曼·格里勃纳（Norman A. Graebner）：《艾森豪威尔与共产主义：五十年代的公开记录》（“Eiserhower and Communism， the Public Record of the 1950s”），见理查德·米兰逊（Richard A. Melanson）与戴维·梅厄斯（David Mayers）所编《艾森豪威尔的重新估价：五十年代的美国外交政策》（Reevaluating Eisenhow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50s），伊利诺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出版，第６８—６９页。
〔8〕杜勒斯１９５４年６月１５日声明，美国《国务院简报》(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１９５４年６月２８日，１９５４年卷，第９９０页；杜勒斯电话记录稿，１９５４年６月１２日与诺兰通话。
〔9〕杜勒斯电驻英使馆，１９５４年４月４日，《美国外事文献》(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年，13卷， 1238—1241页。
〔10〕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世界风云纵观》（“Survey of the World Scene”），１９５３年５月１１日在英国众院的讲话，见《当代重要演讲选》(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19卷，17期，522—526页。
〔11〕杜勒斯电话记录稿，１９５４年７月１７日与亨利·卢斯（Heary Luce) 通话。
〔12〕兰德尔：《日内瓦》，５７页；巴特：《越南》，３２页。以上二著作均援引保尔·埃利（Paul Ely）的回忆录（Memoirs -- L'IndochineDansLa Tourmente），１９６４年巴黎出版，６４页。
〔13〕《纽约时报》，１９５４年３月２４日；《大事记》（“Chronology”），见《当代历史》杂志 (Current History)， 1954年5月，319页；兰德尔：《日内瓦》，５７页。
〔14〕１９５４年３月２４日记者招待会，《艾森豪威尔总统公开文件集》(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Dwight D. Eisenhower， 1953—1961)， 1954年期，339—349页。
〔15〕巴特：《越南》，４６—４９页。
〔16〕国家安全会议第１９０次会议讨论纪要，１９５４年３月２５日，《外事文献》，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１３卷，１１６３—１１６８页。
〔17〕杜勒斯电话记录稿，１９５４年３月２４日与雷德福通话。
〔18〕同注〔16〕。
〔19〕杜勒斯电话记录稿，１９５４年３月２５日与雷德福通话。
〔20〕《国务院简报》，１９５４年４月１２日，１９５４年卷，５３９—５４２页。
〔21〕杜勒斯电话记录稿，１９５４年３月３０日与诺兰及罗伯特逊的通话。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于４月７日向美国驻台北的使馆递交备忘录。同日，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向助理国务卿罗伯特逊转述台北对杜勒斯讲话的反应。蒋介石集团对杜勒斯讲话的强硬语气以及重申不承认新中国的部分表示满意，但强烈要求艾森豪威尔政府今后不再与大陆就东亚问题举行任何会谈。对杜勒斯的“联合行动”计划，台北方面认为美国的介入不应取决于印支地区是否有“外来的共产党军队”。该备忘录总的精神是要艾森豪威尔政府进一步强化印支政策。（美国国家档案馆，外交文件３９６．１—ＧＥ／４—２０５４。）
〔22〕杜勒斯电话记录稿，１９５４年３月３０日与诺兰通话。
〔23〕道格拉斯·狄龙（C. Douglas Dillon）大使电国务院，１９５４年４月５日，《外事文献》，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１３卷，１２３６—１２３８页；国务卿电驻法国使馆，１９５４年４月５日，出处同前，１２４２页。
〔24〕同注〔20〕。
〔25〕巴特：《越南》，５０页。
〔26〕同注〔9〕。
〔27〕胡泼斯：《魔鬼》，２１８页；兰德尔：《日内瓦》，９９—１０１页。
〔28〕杜勒斯、艾登、比道尔特自４月２２日至４月２５日的活动见艾登回忆录(Full Circle)， 1960年波士顿出版，１１２—１１９页。也见《外事文献》，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１３卷，１３８６—１３９９页。
〔29〕艾登回忆录，１２７页；国务卿与艾登谈话纪要，１９５４年４月３０日，《外事文献》，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１６卷，６２２—６２６页。
〔30〕总统１９５４年４月７日记者招待会，《艾森豪威尔公开文件集》，１９５４年卷，３８１—３９０页。
〔31〕《纽约时报》，１９５４年４月１８日。
〔32〕谢尔曼·亚当斯（Sherman Adams）：《第一手报告》(First Hand Report)， 1961年纽约出版，122页。
〔33〕狄龙电国务院，１９５４年５月１０日，《外事文献》，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１３卷，１５２２—１５２５页。
〔34〕麦克阿瑟参事作的谈话纪要，１９５４年５月１１日，出处同上，１５２６—１５２８页；国务卿与总统谈话纪要，１９５４年５月１９日，出处同前，１５８３—１５８５页。
〔35〕杜勒斯电驻法使馆，１９５４年５月１１日，出处同上，１５３４—１５３６页。
〔36〕国家安全会议第１９８次会议讨论纪要，１９５４年５月２０日，出处同上，１５８６—１５９０页；史密斯与比道尔特会晤，１９５４年５月２４日，《外事文献》，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１６卷，９０２—９０３页。
〔37〕狄龙电国务院，１９５４年５月１４日，《外事文献》，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１３卷，１５６６—１５６８页。
〔38〕驻西贡代办麦克林托克（McClintock）电国务院，１９５４年５月１９日，出处同上，１５８２—１５８３页。
〔39〕狄龙电国务院，１９５４年５月２２日，出处同上，１６０１—１６０２页。
〔40〕史密斯与莫洛托夫会晤，１９５４年５月２２日，《外事文献》，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１６卷，８９５—８９８页。
〔41〕副国务卿帮办墨菲致国务卿备忘录，１９５４年６月１４日，《外事文献》，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１２卷，５６５页。
〔42〕杜勒斯６月１５日声明，《国务院简报》，１９５４年６月２８日，１９５４年卷，９９０页。
〔43〕《艾登回忆录》，１４５页。
〔44〕美、英七点声明见《艾登回忆录》，１４９页；艾森豪威尔：《受命变革：１９５３—１９５６年》(Mandate for Change， 1953-1956)，道布尔台出版公司１９６３年出版，３６８页；兰德尔：《日内瓦》，２９７—２９８页。
〔45〕约翰·肯尼迪：《和平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Peace），汉密斯·汉密尔顿出版社１９６０年出版，５９页。
〔46〕杜勒斯电话记录稿：１９５４年７月１日与诺兰通话；７月２日与尼克松通话；７月２日与国会议员贾德通话。
〔47〕狄龙电国务院，１９５４年５月１９日，《外事文献》，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５卷，９５７—９５９页。
〔48〕国务卿会见国会领导人商讨东南亚危机备档纪要，１９５４年４月３日，《外事文献》，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１３卷，１２２４—１２２５页。
〔49〕对艾登有关洛加诺协定方式的和解建议之反应，见《艾登回忆录》，１４９—１５０页。
〔50〕国家安全会议１９３次会议讨论纪要，１９５４年４月１３日，《外事文献》，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１４卷，４０８—４１２页。
〔51〕塔夫脱在外交政策上的孤立主义观点，见查尔士·亚历山大（Charles C. Alexander）：《坚守阵脚：艾森豪威尔年代，１９５２—１９６１年》（Holding the Line， the Eisenhower Era， 1952—1961)，印地安那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５年出版，３—５页。
〔52〕杜勒斯：《安全与和平政策》。
〔53〕杜勒斯电话记录稿，１９５３年７月２６日与诺兰通话。
〔54〕古兴：《杜勒斯》，２５０页。
〔55〕《纽约时报》，１９５４年５月１７日；兰德尔：《日内瓦》，２１７页；杜勒斯与总统谈话纪要，１９５４年５月１９日，《外事文献》，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１３卷，１５８３—１５８５页。
〔56〕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罗伯特·喀特勒（Robert Cutler）致国务卿备忘录，１９５４年６月２日，《外事文献》，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１２卷，５２９—５３１页。
〔57〕《纽约时报》，１９５４年５月１６日；兰德尔：《日内瓦》，２１８页。
〔58〕杜勒斯电话记录稿：１９５４年４月７日与诺兰通话；４月１９日与亚历山大·史密斯（H. Alexander Smith）参议员通话。
〔59〕杜勒斯电话记录稿：１９５４年５月１０日与雷德福通话；５月１４日与迪安·腊斯克通话。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罗伯特·喀特勒作的谈话纪要，１９５４年５月２８日，６月２日，《外事文献》，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１２卷，５２１—５３７页；国务卿致总统备忘录，１９５４年５月２８日，出处同上。
〔60〕杜勒斯电话记录稿，１９５４年３月２７日与卡尔·麦卡德尔（Carl McCardle）通话。
〔61〕杜勒斯电话记录稿，１９５４年４月１９日与尼克松通话。
〔62〕《艾登回忆录》，１２７页。
〔63〕詹姆士·谢普利（James Shepley）：《杜勒斯怎样避免了战争》（“How Dulles Avoided War”），见《生活》杂志，４０卷，１９５６年１月１６日，７０—８０页。
〔64〕乔伊斯与盖布里尔·考尔科（Joyce and Gabriel Kolko）：《强权的局限：世界与美国外交政策，１９４５—１９５４年》 (The Limits of Power： 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54)， 哈泼出版社１９７２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