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文学的交叉点
——在国际现代语言文学联合会第十七届年会上的发言
朱 虹
中国有很长的研究与翻译外国文学的历史，我在这里却要把中国对美国文学的各种不同反响作为例子，用来说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这30几年以来，中国人的心理及趣味的变化。这样选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美两国曾一度尖锐对立，因而所表露出来的变化就更为引人注目。
第一篇被译成中文的美国文学作品是朗费罗的《生命颂》，这首诗被译成中文时，朗费罗还健在，并仍在写作。可惜的是，从那以后，美国文学研究所走的航线就不像朗费罗的诗句那样顺畅、平稳了……
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美国文学及其他外国文学得到的反响大体上可以分成开放以前和开放以后两个大阶段：在第一阶段，“政治的”标准统率一切，在第二阶段，“商业化的”和“文学的”影响平行发展。
50年代，政治标准第一，尽管两国缺乏交往，但美国“文学地理”被相当随便地重新调整为只有战斗的“进步文学”或激进主义的“暴露黑暗”的文学……因此，霍华德·法斯特、艾伯特·马尔兹、兰斯顿·休斯、西奥多·德莱塞、瓦尔特·惠特曼、马克·吐温和杰克·伦敦都被放在“暴露政治与黑暗”这张“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上，同时，一些重要作家如亨利·詹姆斯或威廉·福克纳，则大多遭到忽视或被当作颓废作家而一笔勾销。
实际上，所谓“政治标准”主要是道德方面的，如那些“进步”作家想当然地被认为是些和勇于献身的革命英雄或基督教圣徒一般的正面人物。其实，被 划为“进步”的那些作家不一定就那么是非分明。最近在马克·吐温百年纪念会上，习惯于把马克·吐温看作是进步斗士的读者们大吃一惊，因为纪念文章首次在马克·吐温好投机、爱赚钱等方面直言不讳。
问题不仅在于这种观点容易引起关于美国文学的误解，引出关于美国社会的片面结论；问题还在于，这种“进步”等同“道德”的尺度强加于中国的当代文艺也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它把文艺批评中富有历史含义的“政治”标准降为道德要求，特别是对作家本人的道德要求，使批评庸俗化，也束缚了创作自由。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即一个产生于民主社会环境的伟大文学被实用主义地曲解后在一定条件下竟会产生消极影响。
在美国文学在中国引起反响的第二阶段里，“暴露黑暗”的理论是一件法宝。
随着通俗言情小说和惊险小说的大量流入，一切都可以用“暴露”的理论来为之辩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众喜闻乐见”作为一条文学批评的原则，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了捍卫美国通俗小说的有效工具，因为以读惊险、侦探小说为消遣的人在数量上远远超过霍桑和麦尔维尔的爱好者。中国唯一一家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前年展开了就影片《第一滴血》的辩论。来访的美国人士惊讶地问：“为什么中国要进口毫无价值的电影？”而中国观众的代表则平静地回答说，这是因为兰博那“可敬的反叛”同中国历史传奇英雄林冲的反叛有相似之处！近来走红的则又是《天使的愤怒》（锡德尼·谢尔顿著），每周在电视黄金时间播放。
中国接受美国文学的这两种表现——“政治的”、“商业化的”和种种现象使人感到，我们的一些理论口号，在措词上那样斩钉截铁，应用起来又那样飘忽不定。而形象本身的多义性质，又似乎可以容纳一切阐释和定义，也拒绝一切阐释和定义。说到最后，还是要依靠具有分辨能力和实事求是精神的普通读者的巨大消化吸收力和他们的常识。正是这种能对付一切政治夸张和商业化魔力的理性态度才是多年来传播美国文学的基础。
开放时期为社会主义文化注入了理性主义与个人意识。在这个总的气氛下，除通俗小说的介绍以外，我国文化界对美国文学的反映还采取了新的形式，即“文学的”借鉴。人们不再从美国文学中仅仅挖掘批判、暴露性内容，而是将叙述角度、观点、方法、感性、风格、形象、语言都作为研究的对象。自从粉碎“四人帮”、文学创作进入繁荣时期以来，各种新手法，诸如所谓乔伊斯式的意识流、福克纳式的白梦幻（《透明的胡萝卜》）、卡夫卡式的寓言（《蜗居》）、荒诞派戏剧（《车站》）、存在主义的痛苦（《杨微微和萨特》）、异化（《疯狂的君子兰》）和黑色幽默（《麦麦提处长轶事》）都在新时期文学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迹。
凡上升的总归会有交叉。人们在开始议论中国新时期文学与当代西方文学的种种不同点，这本身就意味着相似点。否则“不同”从何说起？在我们新时期文学与美国文学之间，我可以看到两个交叉点，这两个交叉点就是“西部文学”和“妇女文学”。
方兴未艾的中国“西部”文学指中国西部省区的广大地区：陕西、宁夏、新疆、青海、甘肃、西藏的文学——这里有中国古代文化的沉积、“丝绸之路”的路线、古战场的遗址，巨大历史运动的见证。但随着封建帝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商业贸易逐渐到海路上进行，西部地区衰落了，成了中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因此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必然产生巨大的撞击，把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一切问题都尖锐地摆在人们的面前。
因此，西部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边区，而完全是一块发扬开拓精神的疆土。
这里无需将中美两国的“西部”文学作任何牵强的比较，也无需寻找什么其间的影响或模仿。但是这两者间确有相似之处。以库柏的“皮袜统”故事和中国写西部的故事为例，二者产生的条件大不相同，但都表现出历史变革时期的时代感，都具有史诗的规模，都对变革进行了反思。饶有趣味的是，一位哈萨克族青年作家还写了一篇题为《西部！西部！》的文章，对于中美两国的西部文学首次进行了分析比较，谈到库柏、维拉·凯瑟、欧文·卫斯特等，强调尽管二者间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美国“西部”文学仍有许多可借鉴的地方。
这个文学充满了开拓精神——未开发地区的粗犷的美及其对开发者的挑战、农民那可悲的天真无知和厚实的潜力、现代化新生活与旧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两代人之间的鸿沟——老一代为自己无法理解的事物所困惑，青年一代被自己也说不清的欲望所折磨。总之，这种“天真与经验”的冲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在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和两性间关系中。它勇敢地正视了在新形势下所产生的种种冲突。正如作家贾平凹所说，如今它可以是“传统美德与现代美的结合”，也可以是“传统陋习与现代罪恶”的结合。
中国“西部”文学的另一个方面是历史的忧患感和个人的责任感。这是由于落后的西部是政治流放地和成千上万城市青年经历“再教育”的地方。他们从那次磨炼中走出来时已失去了少年的天真，但是获得了扎实的现实感，以及自身体力与道德力量的自我意识。这一点从鲍昌的《盲流》和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中可看出。“西部”文学写出一种新型主人公，跳出了窠臼。在官方眼里他们是法外的流亡者，而实际上是这个地区的建设者：强壮、高尚、有本事，是真正的人。他们的非正统观念，他们与官方的冲突使人想起皮袜统与开发地当局的冲突。
“西部”文学中的少数民族人物也颇具吸引力。作品成功地描写了他们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本民族所具有的常理和幽默感，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上更显示出运动是多么地荒谬，与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地格格不入。
总而言之，这个文学表现男子气概和果断风格，与以前的“伤痕文学”恰成对照；它是强者的文学，与美国的西部文学在精神上是息息相通的。
为迎接“西部”文学的新高潮，近几年来，许多文学杂志组织专谈“西部”文学，还召开了有关学术会议，计划出版专集。同时“西部”电影也在中国崛起，在国内外赢得荣誉。西安电影制片厂的《人生》《老井》是杰出的代表。
中国当代文学与美国文学的第二个交叉点是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方向上。它与表现男性美的“西部”文学既相平行又相对照，这便 是妇女文学，它正在占据文坛的显要地位。
早在新时期文学诞生初期，谌容的《人到中年》表现了一个女人在作妻子、母亲和职业妇女的三重要求下求生存的故事，出版后引起震动。如果说这还不算是妇女意识的话，那么继之而来的作品就在这个方向上更进了一步。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向传统观念挑战，按照传统观念，中年人的感情要求是得不到承认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是《人到中年》的一个变调。《方舟》则作出了更有意义的突破，它进一步表现了三位在感情上和职业上受挫折的中年妇女对于一个男子占优势的世界的愤愤不平，与美国当代一些女作家好像是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另一方面，《祖母绿》却悄悄地宣扬了妇女道德上的优势，她们是受害者，然而她们是属于另一个境界，超越了男性的价值标准，更懂得爱和自爱。更为年轻的作家张辛欣则写过另一个主题，她在《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中抨击了抹煞性的差别、强迫妇女从事跟男人一样的劳动并使其失去女人气质的那种假社会主义价值观。这种做法貌似平等，实际上还是损害了妇女。50年代的老作家宗璞更是创造了一系列有道德与智慧的光彩的妇女形象，她们在“文化大革命”的狂乱中能保持理性，超脱于环境之上（《三生石》）。这些作品虽然角度不同，但在揭露、抨击性压迫这点上与美国的妇女文学是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
随着新型妇女小说的出现，国内涌现出一些专为妇女文学而办的杂志以及各种研究专论，把妇女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领域来对待。
随着这种发展，人们对西方女作家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对美国女作家更是如此。由妇女作家写的一些短篇和长篇小说集的中译本已经出版，妇女作家常常是硕士论文的论题，而女权主义的文艺观是当前外国文学研究当中的一个热门。
中国有句老话，“妇女能顶半边天”，中美文学的交叉点既有“西部”文学那种开拓者的雄性美，又有妇女小说中新觉醒的“妇女意识”，虽说只是两个“点”，却包括了最主要的东西，在这两个“交叉点”上，将来还有更多的“交叉点”，中美文学互相启发，互相吸收的前景是十分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