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和美国对华投资

陈宝森

当前世界各国在经济方面的合作正在增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互补作用为这种合作提供了重要基础。中国政府最近制订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将使这种互补作用得到最好的发挥。它的目标是利用沿海地区的资源、地理优势，加快发展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交换与竞争，以沿海经济的繁荣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执行这一发展战略中，中国将与一切友好国家密切合作，以优惠政策鼓励它们在沿海地区投资。鉴于中美经济关系近年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企业家将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是在九年的实践中成熟起来的。１９７９年中国政府把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开辟为四个经济特区。１９８４年对外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１４个沿海港口城市及海南岛并在开放城市中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１９８５年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划为三个对外开放区。１９８８年初中国政府又宣布在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进行全面开放和改革的试点。同时宣布把海南岛改制为海南省，并把它确定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这样中国东部沿海的特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就构成了一条弓形的同时向海外和内地辐射的开放带。对这一新事物的出现及其意义，有些美国朋友是理解的，但对更多的人说则是陌生的。因此讨论和研究这个问题无疑会对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中美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起积极作用。

    中国的沿海地带有近两亿人口，工农业基础较好，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科学、文化、教育水平较高，交通方便，信息比较灵通，历史上与国外有广泛联系。但是这些优势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是同过去外国对我国沿海的封锁以及中国政府对战争与和平的估量相关联的。１９７９年以后，中国政府根据国内外战略格局的新发展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这样，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就被历史推到了现代化建设的最前列。它将突出地发挥以下作用：

    １．引进外资的窗口。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引进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但就总体说内地的投资环境不如沿海；小城市不如大城市；在沿海地区则北方逊于南方。在南方，广东、福建两省由于在海外有大量侨胞，对于吸引外资又具备特别有利的条件。中国政府意识到要在较短的时期内在全国范围搞好投资环境是国力所不及的。开辟四个特区，同时开放１４个沿海城市和珠江、闽江、长江三个三角洲，集中力量为利用外资创造良好环境则是可能的。中国在１２个开放城市中建立起１３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开发区中又分别在几平方公里或１０几平方公里的范围中建设起一个基础设施较完善的起步区也是以给外资的发展创造一种良好的小气候为着眼点的。这样，特区和沿海城市依靠着它在地理上的和传统上的优势以及政府的特殊政策，自然会在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方面走在全国的最前列，并成为向外国展示中国开放政策的窗口和向内地传授引进外资经验的桥梁。

    ２．体制改革的先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把过去僵硬的以产品经济为主的计划经济改变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让市场调节发挥更大作用。但是中国的改革是一种伟大的开拓事业，没有可以遵循的现成模式，  在总体上它必须谨慎从事。而在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则可以迈出较大的步伐。这样，它的成功经验可以在全国迅速传播，它所遇到的某些挫折，对内地则可以引以为戒。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将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O

&——沿海经济开放地区——内地这样的层次，由外向内，由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这是改革的要求，也是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要求。因此特区、开放城市与地区将不仅是开放的先驱而且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验区，走在全国改革的最前列。

    ３．中国最先富裕起来的地区。作为开放的窗口和改革的先驱，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将大大超过内地。我们在深圳特区所属的宝安县考察，看到该

县布吉镇经济迅速腾飞的画面。该镇本来有人口１４７００人，近年来因香港地区来料加工的大发展从外地吸收劳动力４７０００人。每人平均净收入由１９７９年人民币１３９．７元，提高到１９８７年的３００４元，每年平均递增４６．７％，另一个沙井镇人口２４０００人，主要从事来料加工和来料种养，１９７９年人均净收入为人民币１４６元，１９８７年上升到１２４４元，每年平均递增３０．７％。这种迅速富裕起来的现象在珠江金三角并不罕见。正是根据这种情况广东省现已提出提前五年，即在１９９５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特区和开放城市率先富裕起来正在对内地起辐射作用。例如，宝安县因来料加工任务过重导致劳力不足，已在本县２３万人口之外吸收了来自全国２１个省市的２２万个劳动力。这些外地人大多是合同工，在开放地区工作几年又将返回本乡本土。他们来到开放地区不仅学习了技术而且积蓄了钱财。按２２万人每人每年积蓄人民币３０００元计算，一年就是６．６亿元。据该县邮政部门一个月的统计，汇出的钱就达１．２亿元。特区和开放地区的富裕正在对内地的繁荣起带动作用。此外，特区与内地企业实行联合经营也将对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起重要作用。

    中国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的建立向一切友好国家包括美国提供了良好的直接投资机会。我们认为利用这个机会对美国是有重要意义的。自从７０年代以来，由于美国经济重点西移和亚太地区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美国同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纽带日趋紧密。亚太地区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出口市场和原料供应基地。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早为美国政府领导人所深刻理解。１９７５年福特总统发表了关于“新太平洋主义”的演说，宣称美国是太平洋国家，明确提出在亚洲“建立经济合作组织的必要性”。１９８４年里根总统也断言“美国是一个地道的太平洋盆地国家”，并宣称“我相信整个太平洋盆地将是世界的未来”。近年来美国对亚洲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对欧洲、加拿大和拉美的投资，说明美国企业界也正在把重点转向亚洲。

    但是亚太地区又是一个充满激烈竞争的市场。美国在亚洲的竞争地位正在受到来自日本、南朝鲜等国家的挑战。为此美国需要在亚洲为自己选择能够增强自己竞争地位的投资场所。在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后，中国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与地区无疑是这种较理想的地区之一。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的政局稳定，政策具有一贯性。特区和开放城市与地区的开辟不是中国政府的权宜之计，而是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和既定国策。有些外国朋友担心中国的开放政策将随领导人的更迭而发生变化。然而自１９７９年中国政府宣布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八年过去了，政策不但没有由放而收，开放的地区反而在不断扩大，对外资的优惠条件也在不断放宽。这就证明中国政府对贯彻执行开放政策是认真的。特别由于实践证明开放政策是成功的，人民群众拥护这一政策，因此不存在政策逆转的问题。加之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秩序稳定，因此到中国投资是稳妥可靠的。

    第二，中国的劳动力充裕，费用低廉，在降低劳动成本方面有特殊的优势。以广州为例，香港和新加坡工人的月工资为广州的３．７５—５倍；台湾为广州的２．９—３．８倍，南朝鲜为２—２．６倍。据日本来广东洽谈投资的商人反映，同样加工一件产品如果在日本需要人民币６元，在台湾则要３元，南朝鲜２．５元，泰国２．５元，在中国大陆则只要１．５元。中国劳动费用低廉，在南朝鲜和台湾货币升值以后显得更为突出。当前由于美国的劳动成本高，许多产品缺乏竞争能力，而建设能降低劳动成本的全自动化无人工厂尚需时日，因此把某些传统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移到中国，对美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是有  利的。利用中国劳动成本便宜的优势在华投资，无疑可以有效地提高美国在亚洲市场，乃至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

    在中国兴办企业还具有资源优势。中国的特区和开放城市与地区从北纬４０°到１８°绵延万余公里，跨越温带、亚热带和热带边缘，土地辽阔、物产丰富、资源充沛，可以发展多种合资合作及独资企业。在农业方面种植业和养殖业都有很大发展潜力；在矿业方面海南岛的钛，内地的稀土金属都为发展高技术所不可或缺；开发能源也有广阔的前景。沿海开放地区以内地为依托发展冶炼业和加工工业都是大有可为的。$第三，中国有１０亿人口的广阔市场，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它将逐步由潜在的市场变为有实在购买力的市场。外国资本在沿海地区的直接投资将成为创造这种具有实在购买力市场的重要触媒，并且首先使这一地区成为能够容纳外国进口商品的市场。从战后美国的经验看，要扩大美国的商品和资本的输出，首先要使伙伴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战后西德和日本如果没有美国的经济支援，它们的工农业是不可能迅速振兴的。而没有日本、西德的复兴也就不会出现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美国对日本、西德商品输出的繁荣年代。美国资本和技术的输出使西德、日本的经济获得了好处，反过来也使美国得到好处。不过日本和西德的国内市场都比较狭小，它们的经济膨胀起来必然要同美国争夺国内外市场，这正是目前西方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源。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它有巨大的国内需求，因此就整个国民经济说中国不可能成为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对美国市场造成威胁。目前，中国政府要求沿海地区和城市发展外向型经济，一是为了求得外汇的平衡；二是为了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经受检验以利于提高质量，增加效益，降低成本并带动内地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使中国产品真正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美国向中国输出资本和技术将能更好地发挥两国的互补作用和比较成本效益，因而将使中美双方都得到好处。

    美国对华投资的情况如何呢？

    中国宣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迅速得到美国政府和企业界的响应。在开放初期近海石油曾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点。随着中国开放地区的不断扩大和政策的逐步完善，其他领域的直接投资正在逐步增加，投入地区也在不断扩大。中国大陆对外开放虽较其他亚洲发展中的国家与地区为晚，但外国许多国家包括美国对华投资的势头相当有力。下面谨就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基本情况略加分析：

    １．和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比，美国对华投资已达到一定规模并有较快的增长速度。

    到１９８６年底为止美国对亚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可以按累计额排列次序如下：印尼第一４３．０５亿美元；香港第二３５．８亿美元；新加坡第三２２．９１亿美元；马来西亚第四１０．７４亿美元；泰国第五１０．４８亿美元；我国台湾省第六８．６亿美元；南朝鲜第七７亿美元。美国对中国大陆投资到１９８６年底累计约为１２．４８亿美元。和上述国家与地区比较低于新加坡而高于马来西亚，应居第四位。就中国幅员广大，自然和人力资源丰富等优势而言，应当说美国对华投资仍然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和亚洲其他国家比较，美国对华投资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这几年的增长速度特别快，见下表：

表１．美国对亚太地区各国与地区直接投资额及其增长速度(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大陆以外见1985、1986、1987年商情概览。

美国对华投资增长速度超过对其他国家与地区的速度是投资初始阶段的标志，说明美国对华投资方兴未艾。如果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得当，它的发展前景是十分光明的。

    就各国和地区对华投资的情况看，截至１９８７年５月止，中国批准建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达８３３２个（包括海洋开发合同），外商协议投资额１９１．４亿美元。到１９８６年底，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额（不包括海洋开发合同）港澳地区占第一位，约达４５．８８亿美元；美国占第二位，约达１２．４８亿美元；日本占第三位，约达１１．４亿美元。港澳地区直接投资居于首位是因为港澳企业家与祖国有着民族感情，愿对祖国四化大业做出自己的贡献。但就经济实力而言，美国显然具有港澳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它对中国的投资潜力显然可以超过其他国家和地区。

    ２．美国对华投资就地区说开始于大城市，逐渐遍及全国，对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投资刚才开始。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始于首都北京。１９８０年４月中国政府批准美国伊  沈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旅行社北京分社合资兴建北京长城饭店，打响了中美合营兴办企业的第一炮。自此以后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６年底美国在中国共兴办各种企业２３４家（不包括合作开发石油和补偿贸易项目）。这些企业分布在中国沿海和内地的５７个市和１４个县。

    可能由于历史原因和投资环境，初期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差不多都集中在大城市，包括北京、广州、武汉、上海、天津等地。迄今为止，美国在中国大城市的投资仍然占较大比重。在这些城市中，截至１９８６年底，上海签订美商投资企业协议３４个，投资额达６００３０万美元，占第一位；北京签订协议３６个，投资额达２４５９３万美元，占第二位；天津签订协议２２个，投资额达５３４２万美元，占第三位。不过就单个项目说朔县安太堡露天煤矿的投资额最大，达３．４亿美元，而这个合作项目则并不在大城市，这是采矿业的特点。

    中国政府于１９８４年宣布开放沿海１４个城市和３个开放区以后，美国对华投资也随之扩大到沿海城市。不过美国投资自１９８４年以来，不仅在沿海中小城市有很快进展，而且也延伸到了特区和开放城市以外的许多中小城市，截至１９８６年底止，就沿海特区、开放城市、开放地区与内地比较，前者共有美商投资企业１３０家，投资额７６２２８万美元，后者共有１０４家，投资额７７９６１万美元，两者金额所差有限，基本上是平分秋色。说明美国企业家对中国优势各异的地区具有广泛的投资兴趣。

    美国政府和企业界对中国开辟的新开发区也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例如美国政府通过国际开发总署曾拨给在美国注册的美国咨询公司近５０万美元，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销售战略和土地利用问题进行研究。中标单位美国联合规划公司已经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发展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这无疑对促进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是极其有益的，这一行动也说明美国对在中国开放区扩大直接投资是抱有希望的。

    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目前采取合资、合作、独资、合作开发、补偿贸易等五种形式。在这些形式中合作开发主要以近海石油勘探为对象，其发展前景如何取决于实际蕴藏量，现在尚难定论。中美补偿贸易数量有限，不占重要地位。合资、合作与独资企业则有广阔的发展前途。自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６年底，合股经营的企业已达２０６家，按合同规定美方投资额达５．７２亿美元，每户合２７７万美元；合作企业２２家，美方按合同应投资９．６亿美元，每户合４３８０万美元。数量表明合资企业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企业规模较小。合作企业数量虽少，但每户平均投资额很大，属于大型企业。独资企业则无论在数量上和投资额方面都是较小的。

    ３．美国对华投资，就行业说，初期重点在能源和服务行业，逐渐扩大到其他领域，这一趋势尚  在发展之中。美国在近海勘探石油属于合作开发项目，本文不拟详述。下面谨就合营、合作和独资企业在各行业的分布略加分析，见下表:

表２．1980-1986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从表列数字可以看到就行业说美国在服务业的投资占第一位，能源占第二位（不包括近海石油勘探），轻纺食品占第三位，机电制造占第四位，电子、电讯、生物工程占第五位（其中某些项目属于高技术）。

    在服务业中，实际上重点是在宾馆和饭店。这方面共签订协议２０项，总投资额约６.２亿美元。其中，中美合营企业１４家投资２.０７亿美元，中美合作企业１０家投资４.０９亿美元。平均每个项目投资２５７０万美元，最大项目投资额达１亿美元。

    美国企业把投资重点放在宾馆方面说明美国商人认为中国旅游资源丰富，对国际旅游业具有吸引力，是一个收益较高，风险较小的行业，而且旅游业有直接的外汇收入，容易解决外汇平衡问题。美国向中国旅游业大量投资有助于发展中国的旅游事业。但是由于各国资本对宾馆饭店普遍感到兴趣，在某些城市宾馆建筑已趋饱和，估计今后各国在这方面的投资可能进入低潮。

    美国对能源特别是石油资源深感兴趣，其理由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１９８５年石油价格暴跌以后，美国对这方面的投资兴趣减弱，加之中国近海石油勘探尚未取得重大突破，估计今后在这方面的投资可能  不会有大的发展。

    美国对轻纺、食品投资达１．８亿美元，但户数达７４家，每个项目投资额仅为１０９万美元，多属中小型企业。

    美国对电子、电讯、生物工程等的投资共４２项，投资额５４０６万美元，每个项目平均为１２９万美元，规模也不很大。

    在中国政府于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公布了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简称２２条），宣布对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给以更多优惠之后，这项政策正在引导外资向这两个方向发展。

    由于产品出口企业和技术先进企业并不一定都是大型企业，而投资额巨大的能源和宾馆短期内未必有更大发展，所以今后几年美国对华投资就金额论增长速度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投资项目的增长速度未必很慢，美国对华投资的总势头仍将是强劲的。

    ４．美国在华投资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并有若干比较成功的范例。

    根据中国政府的调查，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总的说效益较好。国家经委一位负责人在１９８７年５月，根据政府调查和国外评论对外资在中国经营情况作了如下评估，“到去年底（注：指１９８６年底）已投产的外商投资企业达到３１２０家，而且大多数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成果。天津、上海、大连、深圳等市已投产的生产型企业大部分已经赢利和出口创汇，从总体上做到了外汇平衡有余，有的赢利率达到２５％，投资回收率达到３２.４％，投资结构也有所改善。国家鼓励发展的先进技术企业和产品出口企业明显增多了。美国科学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对我国７０多家外商投资生产性企业进行了调查，达到或超过外国投资者既定收益目标的占９４％，外汇收支可以平衡或有节余的占２／３。他们认为，外商来华投资正在从试探性阶段进入建立长期立足点的阶段。联合国跨国公司主席汉森先生最近也指出：“从任何角度看，在对外开放与吸收外资方面，中国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都是最成功的，也是走得很快的，目前还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重要的大国能够在短期内取得如此的成功”。〔1〕

    上述评价对中美合资、合作企业也是适用的。前不久我去天津、上海、广州、蛇口、珠海等地做了一点调查，得到了类似的印象。

    例如广州开发区兴建的广州美特容器有限公司就是一个迅速建成投产，迅速取得经济效益的合资企业典型。该厂于１９８５年３月签约，外资占３５％，由香港和美国参股，总投资额２６８０万美元，项目于１９８５年９月破土动工，１９８６年５月投产，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全部完工。主要工程部分的建设实际只化了八个月。１９８７年是试生产时期，同年５月不但达到设计能力而且超过设计能力，完成产值１.８亿人民币，其中出口价值１.５亿人民币，创汇３０００美元，外汇不但平衡而且略有结余。这个厂生产的易拉罐罐体和罐盖已出口到港、澳、台、中东和远东。质量、物耗都达到先进水平。产品质量得到可口可乐公司的认可书，允许全世界可口可乐厂使用该厂产品。外方对这个厂建成的速度是满意的，认为在香港建成同等企业要化３－４年时间，在美国也要１４－１６个月，同时必须用五年时间才能达到生产能力。外方对这个厂的经济效益也是满意的，原估计该厂建成后至少要亏本二至三年，而实际却盈利１８３７万元人民币。美方勃尔公司总裁说：中国人的工作是第一流的，广州美特给我们树立了信心。

    我们还参观了一个在蛇口工业区兴建的浮法玻璃厂。该厂是由中、美、泰三国合营的，总投资１亿美元。这个厂于１９８５年动工，化了两年时间即已建成投产，一次试车成功。产品一半外销，一半内销，外汇平衡不成问题。头一年试生产虽然还没有盈利，但以后肯定可以赚钱。美方经理对该厂充满信心。当问到在蛇口工业区投资有什么好处时，他强调指出：第一是工作效率高，官僚主义少；第二是劳动成本低廉；第三是毗邻港澳，进口原材料设备都很方便。这位来自匹茨堡ＰＰＧ公司的美方经理对中方的合作是满意的。

    上海中美合营的福克斯波罗有限公司则是引进先进技术和提高经济效益比较成功的范例。该公司主要业务是根据美方的技术生产自动化仪表和过程控制计算机及其系统。１９８２年４月签订合资合同，１９８３年４月正式开业。开业的第二年就转亏为盈，营业额利润在开始后三年持续成倍增长。１９８６年再增长６０％，１９８７年增长４０％。１９８７年营业额可达４０００万元。经过美方技术转让使该厂代表性产品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缩小到２－４年，并且学习西方经验建立了以销定产的市场调节经营体制。美方对该公司的工作表示满意，承认合作是成功的。

    类似的成功例子还可举出若干，说明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完全可以给中美双方都带来成功和利益。即使暂时不太成功的企业经过努力也是可以逐步取得进步的。

    迄今为止美国对华投资的势头是很好的。但必须承认目前美国企业界还有许多人并未感到中国特区和开放城市是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场所。许多美国大公司对于向中国投资仍持观望态度。某些大公司来到了中国并略有投资，但不过是投石问路。怎样才能扫除障碍，促进美国对华投资的大发展呢？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当然是主导方面，因为美国是在中国兴办企业，很多生产经营条件是由中国提供的，很多问题的发生中方负有更大的责任。从根本上说中国投资环境未臻理想，一在于生产力不发达，二在于市场机制不完善，经济体制不适应国际交换的要求。由于生产力落后，所以外商投资的硬环境不理想，许多地方水、电、煤  气供应不足，通讯、交通运行不畅，不能保证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由于经济体制僵化，以致外商投资的软环境不理想，官僚主义，互相扯皮，缺乏效率，法制松弛，使外商感到诸多不便。中国政府充分意识到这些问题，确信要吸引更多美国投资必须扫除我方造成的这些障碍，并有信心解决这些问题。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既然中国实行的是全方位的开放政策，欢迎一切友好国家来中国投资，那么在投资者之间就存在着竞争。我们当然希望美国企业家能以强有力竞争者的姿态，在中国特区和开放城市发挥作用。到目前为止，我所接触到的与外资有关的中方人员对美国朋友都有良好印象，认为大多数美国企业家具有战略眼光，顾全大局，不计较小利，通情达理，而且给中国企业带来了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现在的问题是为了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必须把美国对华投资推上一个新的台阶。因此必须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更快地扫除中方的障碍，更有效地提高美方的竞争力，找到双方共同的着力点，把这一事业推向前进。我认为以下诸端是问题的关键：

    １．要按国际惯例管理企业必须减少行政干预，完善市场机制。

    要吸引更多的美国资本必须给美国企业家创造按国际惯例管理企业的环境，而按国际惯例管理企业的关键则在于减少行政干预，完善市场机制，形成较健全的劳务市场、资金市场和商品市场。近年来，特区和开放城市在简化外国投资企业的批准手续方面有明显进步。许多地方建立了外资服务中心，把海关商检、税务、银行等部门以及律师事务所，运输公司，物资供应公司集中在一座大楼办公，外商只要在大楼里走一圈就能把事情办完。基本建设的速度也比过去加快，一座厂房半年建成投产的例子并不鲜见。但是在日常生产经营中许多外国投资企业仍为过多的行政干预以及不健全的市场机制所苦。许多外国投资企业感到不满的是，他们虽然在供产销，人财物等方面拥有自主权，但是没有充分实现这种权力的市场环境。一个办得很好的中美合资企业的中方经理说，他虽然有用人权，但是开除了工人，找不到出路，这是一难。另外，他想提拔的人上面不同意，他不想提拔的人上面要塞给他，这又是一难。这些都是劳务市场不健全和行政干预的结果。资金市场不健全也使外国投资企业很伤脑筋。一个合资企业反映说现在缺乏短期资金借贷渠道。国际上通行的透支帐户和抵押贷款都行不通,即使你想用资产抵押也没有估产单位进行评估。外资银行虽然有透支办法，但外国投资企业只准在中国银行开户，又束缚了合资企业的手脚。这些都说明资金市场的不完善。还有一些外国投资企业在购买原材料方面遇到困难。有些国产原材料质次价高，难以利用，而向国外进口又受到外汇管理的限制。这是商品市场不完善的结果。当然要在全国范围完善市场机制，不是短期能实现的，但是在特区和开放城市则是应当做到也可以做到的。走在开放前列的深圳市和蛇口工业区在这些方面遇到的困难就少些，而北方一些经济技术开发区则还有较多困难。他们反映由于经济技术开发区必须以老城市为依托，他们正面临新老体制谁战胜谁的危机。目前，在有些开发区中合资企业往往要组织一个熟悉旧体制，专门应付官僚机构和寻找关系网的小班子，否则就不能正常生产和经营。这是必须引起严重注意并切实加以解决的问题。

    ２．要办好外国投资企业必须提高中方人员特别是领导骨干的素质。

    合资合作企业由外商负责管理是一种好办法，它有利于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但是合资合作企业要能取得成功，中方领导骨干的素质是一个重要因素。现有合资合作企业凡是中方所派干部懂得政策，熟悉生产，善于经营者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就是一个证明。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外的子公司常常雇用当地人员当经理，它的好处在于熟悉本地情况，理解职工心理，便于沟通思想，这些无疑都是办好一个企业的必要条件。美国跨国公司的这种做法当然也适用于中国。因此中美双方的经济合作不仅是生产经营上的合作，而且应当扩大到人员培训。中方领导骨干不仅应当学习现代化企业的经营管理，而且应当学习到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本领。现在有些外商投资企业“合资不合营”。中方人员只管生产。采购和销售由外方负责。这样中方人员就无从学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而办一个合营或合作企业，如果不了解生产过程是不会成功的。

    ３．争取外汇收支平衡并有结余应当是外商投资企业争取实现的目标。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是长期存在的困难。引进外资，借用外债固然都是发展本国经济从而增加外汇储备的有效办法，但用之不当也可能走向反面。东欧和拉美的许多国家都有过这种教训，那就是只能引进而不能创汇，其结果就使外汇储备枯竭，负债累累，陷入债务危机。在这一点上我国也已经有过若干教训。这就是盲目引进生产线但产品在国际上无竞争力，只能在国内销售，而原器件仍然要外汇进口。一旦外汇短缺，生产就无法进行下去。有些外商对我国政府强调发展外向型企业不理解，他们要求迅速扩大外国投资企业所产商品在中国的市场，这是操之过急的主张。殊不知目前中国的购买力是有限的，外汇平衡是紧张的，外国投资企业如果只图近利，那么他们在中国的生存就不会持久，中国外汇购买力枯竭之日也就是外国投资企业停产之时，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为解决外国投资企业的外汇收支平衡，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在特区开办外汇调剂中心，在外汇有余和外汇不足单位之间互通有无是一种办法。对外国投资企业制造的国内尚须进口的产品可以由国家付给外汇，以产顶进是一种办法。赵紫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吉普车厂时提出用中国能生产的汽车零部件作为补偿以进口中国不能生产的汽车零部件也是一种办法。此外还必须抓紧原材料部件的国产化。国产化不是保护落后，而是要求本国产品定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使之在国际市场上能站住脚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合资企业的外汇收支平衡，并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外商也才有可能将所得利润以外汇形式汇还本国。

    ４．引进先进技术是中国开放政策的目标之一。为此中美双方需要在这方面加强合作。

    发达国家的技术输出总是和资本输出相伴随的。它既可以使输出国提高竞争力，又可以促进输入国经济的发展。这已为二次大战后的实践所证明。西欧、日本和一些新兴工业国都曾以美国为技术转让的主要来源以加速自己的现代化。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也要从一切发达国家引进技术以缩短现代化的进程。友好国家都愿与中国合作，美国当然也可以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目前在引进先进技术方面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在中国方面是提高消化能力问题。由于先进技术的发展速度极快，中国的技术基础薄弱，一种新技术尚在消化之中，另一种新技术又已问世，因而可能产生消化不良症。另一方面，掌握一种新技术不是一个工厂能解决的，需要原材料工业和元器件厂的配合，它涉及国家基础工业的技术水平，需要国家统筹安排，制订出能协调各方的产业政策、价格政策和分配政策。这些都是中国自己必须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则是美国的技术转让政策。美国近年来对中国的技术转让虽然有所放宽，比较合作。但在“Ｖ”组国家中是唯一要受“巴统”检查和美国国家安全检查的国家，并没有真正享受到“Ｖ”组国家的待遇，这是不公平的。美方的这种态度反映美方对中国仍然存在信任问题，它使美国在技术输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种状况希望美方继续努力加以改变。

    尽管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尚存在上述种种问题和障碍，但这些都是前进中的问题，是有可能逐步解决的。它的基础就在于扩大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国策，中国政府有决心使投资环境不断改善。赵紫阳总书记在今年年初曾要求“沿海地区和有关省市要立即对现已投产的４０００多个外商投资企业所遇到的问题进行普查，尽快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问题。要少说空话。一个一个企业地落实有关政策。通过实实在在的工作给外国投资者传递一个新的信息，即中国的投资环境将在１９８８年有新的改善。”〔2〕这一宣布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决心。在我去考察的各省市已经看到他们正在以２２条为依据采取行动。以福建省为例，１９８６年合资企业开业２２７家，有２０２家亏损，亏损额达到９０００万元人民币，盈利额只达２０００万元，净亏损６０００多万元。１９８７年采取了措施，一个一个企业地落实政策，解决问题，结果一个厦门市就在１９８７年盈利人民币６０００万元，盈亏相抵净盈利１亿元人民币。这种形势是令人鼓舞的，相信美国政府和企业界是会对中国政府的决心作出积极响应的。

注释：

〔1〕朱熔基在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管理研究会上的讲话，《经济工作通讯》，１９８７年第７期。

〔2〕赵紫阳在接见外国投资工作座谈会代表时的讲话，《人民日报》，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