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海危机”和中国对金门、马祖
政策的形成
何 迪
金门、马祖——这两座至今仍在国民党军队控制下的福建沿海岛屿——在５０年代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内，曾两次成为中美交锋的场所和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
中国为维护主权与领土的完整，１９５４年和１９５８年两次炮击金门、马祖，使美国陷入外交困境。艾森豪威尔认为，这构成了一场真正的危机，它不但使美国面临与盟国分裂的危险，而且几乎把美国带到了战争的边缘。〔1〕为克服危机，美国甚至考虑过使用原子弹。
台海局势的紧张，使中美、美台、美国和盟国的关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充分展现，使中国领导人有可能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进行军事与政治上的调整，由原来侧重于局部军事斗争的需要发展到后来从全局的政治斗争进行考虑，把逐个收复包括金、马在内的敌占岛屿的军事计划修改为把金、马留在台湾当局手中，作为沟通大陆与台湾的联接点，以防止产生“两个中国”的政治方针，形成了一套符合民族利益的针对金门、马祖的中国外岛政策，亦即台湾政策。
中国外岛政策的形成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５０年代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及美国对华政策认识的深化。同时，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美双方相互了解的水平很低，而艾森豪威尔政府遏制孤立中国的政策阻碍了双方信息的直接交流，增加误断对方意图的可能性和和平解决冲突的难度，往往使小规模的局部冲突发展为国际性的全面对抗，形成危机。１９５４和１９５８年两次所谓的“台海危机”为此提供了有益的教训。
美国学者对“台海危机”已进行了多年研究，出版了许多著作。但是，由于缺乏中国方面的档案资料，他们对于整个事件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意图的分析难免带有相当大的推测成分，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各执己见，难以得到准确的答案。在中国，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尽管笔者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文献资料和采访了一些当事人，但毕竟十分有限，离一项真正的学术研究的要求相差尚远，在一些环节上仍不得不进行一些必要的合乎逻辑的推断，其中也难免会有失误。为了推动这项研究，笔者期待着同行们的指正和文献档案的进一步开放。
突出台湾问题
——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台海危机”
“解放台、澎、金、马”是新中国的既定政策。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部队发起攻占金门的战役，但未获成功。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中国不得不暂时推迟了解放沿海敌占岛屿的军事行动。
１９５２年夏季，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国内政局日益稳定。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中国领导开始重新考虑解放沿海敌占岛屿的问题。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授权军区参谋长兼浙江军区司令员张爱萍研究、制订解放闽浙沿海敌占岛屿的计划。〔2〕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３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部队已陆续收复了一些敌占沿海小岛；１９５３年春夏之季，朝鲜战争又趋激烈，张爱萍等人考虑到美国正陷入朝鲜战争，无法分兵，于是提出利用时机，攻占金门。他们的建议得到毛泽东，中央政治局的批准。１９５３年夏，修建机场、码头，集结兵力等准备工作积极展开。
但是，１９５３年７月２７日，朝鲜停战协议达成；接着，１９５４年初柏林会议召开；同年４月到７月的日内瓦会议中，又签订了越南停火协议，美苏冷战形势开始缓解，持续了近10年之久的远东战火平息下来。中国领导人注意到国际形势的新发展，认为现在已不宜再发动大规模的渡海作战活动。在朝鲜停战后，即已停止实施攻打金门的计划，并把解放沿海敌占岛屿的计划缩小，仅集中在那些不易引起国际强烈反响而又直接威胁大陆的海运与渔业的岛屿上。同时，中国领导人还考虑到部队缺乏海陆空联合渡海作战的经验，所以，在制订计划时，挑选敌人最薄弱的环节进行 突破，积累经验，以提高三军联合渡海作战的能力。据此，中央军委规定了从小到大、逐岛进攻、由北向南打的解放沿海岛屿的方针。〔3〕
根据这个方针，大陈群岛被选为解放沿海岛屿的第一个目标。张爱萍等浙江军区领导人的主要考虑是：大陈远离台湾，并非台湾必守的战略要地，是其防卫的薄弱环节；美国也不值得为这几个小岛与我发生直接冲突，形成国际争端；同时这几个小岛位于灵
江口外，直接威胁着浙江沿海航运与渔业生产的安全。华东军区和中央军委同意了张爱萍的意见，１９５４年８月，正式成立了浙东前线指挥部，张爱萍任司令员。８月３１日，前指在宁波召开会议，讨论与制订了攻打大陈的具体作战方案。一江山岛被确定为整个战役的突破口。〔4〕
显然，这个作战计划并未将金门、马祖包括在内。如何回答长期困扰美国学术界的一个问题：１９５４年９月３日开始的金门炮击的真实目的是什么？炮击金门揭开了被艾森豪威尔称之为八个月的危机的序幕。如果不仅从纯军事的角度进行分析，而且把它放在急遽变化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去考察，我们便不难看出，炮击金门除了为一江山岛战役作佯攻的军事目的外，还有着更深一层的政治含义。
对朝鲜停战后国际形势的缓和，中国领导人一方面采取了积极欢迎的态度，并希望利用这种缓和，打破美国的孤立与封锁，重返国际社会。〔5〕１９５４年，中国积极参与了日内瓦会议，促成越南停火协议的达成；会议期间，中国主动向美国提出就交换双方战时被押人员进行直接谈判，导致了中美日内瓦会谈。与此同时，中国停止了攻打金门的作战计划，缩小了沿海岛屿的作战规模，以避免引起国际形势的紧张。
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十分怀疑美国缓和的诚意，特别是美国是否能真正改变其极端敌视中国的态度。１９５３年，艾森豪威尔就任伊始，便宣布解除台湾海峡的中立；接着在１９５４年的元旦，蒋介石发表公开演说，号召反攻大陆，台湾对大陆沿海的军事骚扰活动也大大增加。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正在推行“放蒋出笼”的政策。同时，美国在亚洲加紧策划与缔结了一系列旨在遏制、孤立中国的“集体安全防御”条约。１９５３年８月８日，在朝鲜停战后的九天，美国就与南朝鲜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１９５４年９月８日，美国推动的《东南亚集体安全防御条约》在马尼拉签订。为了完成对华环形包围圈的最后一环，１９５４年夏季，美国与台湾当局的缔约谈判活跃起来。
在被封锁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无法了解美台谈判的进程及他们之间就条约适用范围和放弃使用武力问题上的争执，也不清楚美国并不想承担义务，防守金、马等沿海岛屿；他们十分担心，像早先出现的南北朝鲜、南北越南一样，《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有可能把台海两岸的分裂局面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为了防止台湾问题固定化，为了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毛泽东决定突出强调台湾问题。
１９５４年７月２３日，毛泽东打电报给正从日内瓦回国途中的周恩来，提出，为击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联合，必须向全国、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我们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还不进行此项工作，我们将犯严重的政治错误。〔6〕
为了突出台湾问题，中国采取了多种方式。首先，展开了“解放台湾”的宣传攻势。７月２３日，在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８月１日，朱德总司令在建军节酒会上的演说，８月１１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三次会议上的外交报告都强调了这个主题。他们特别指出：自从朝鲜、越南停战后，台湾海峡便成为新的热点。美国正在支持蒋介石集团对中国大陆进行挑衅，企图在亚洲制造新的紧张局势。为了防止美台运用条约形式将海峡两岸分裂的形势固定化，中国领导人一再声明：“美国政府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卖国集团无论订立什么条约都是非法的无效的”。〔7〕
为了进一步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周恩来在１０月１０日向九届联大发了“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电，这一行动受到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联大内的响应。〔8〕
在突出台湾问题的诸种措施中，最有效，但又是在后来最有争议的便是炮击金门。长期以来，毛泽东认为军事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炮击金门就是一例。当时，美国及其盟国采取遏制、孤立中国的政策，非法剥夺了中国在联合国内的席位；只有２０个国家与中国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其中１０个还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国缺乏向国际社会表达意愿并吸引注意的必要渠道。在没有更好的选择的情况下，中国不得不采取炮击金门这种有限的军事手段，以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向美国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和立场。
炮击金门一下子把台湾问题提到了全世界面前，同时也使美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艾森豪威尔声称这是他执政最初１８个月中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9〕一方面，美国不得不与盟国进行协调，以求取得一致的立场，但是美国的盟国英、法、加、澳、新都公开反对盟国为保卫金门而战。杜勒斯私下承认，如果美国采取协防金门的政策，那么它将发现自己将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单独与红色中国作战。〔10〕另一方面，美国却不得不去安抚台湾，很不情愿地被蒋介石拖着走，允诺协助防守金门。台湾一再借口说，如果金、马撤军，将使士气大伤，台湾也行将不保。〔11〕为了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杜勒斯建议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安排停火，并怂恿新西兰提出这个议案。在全世界高度关注台 海形势的情况下，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从这点来说，炮击金门达到了中国的目的。
金门炮击始于９月３日，共持续了１２天。但是，台海形势并未因停止炮击而趋于缓和。因为，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役拉开了序幕。按照浙东前线指挥部的作战方案，战役将于１１月１日开始，在这之前，为战役作准备的小规模战斗已在进行。与炮击金门相比，一江山岛战役是一次比较单纯的军事行动。前者是利用有限的军事行动来达到吸引国际舆论的政治目的；而后者则是经过精心计划旨在收复一江山岛的军事行动。中国领导并不希望这次军事行动引发中美直接冲突，变为国际性事件。为此，中央军委不仅限制了作战的规模，而且还采取了多种措施，降低它所产生的国际影响。
首先，中央军委为战役规定了对美不主动惹事，避免造成国际局势过分紧张的方针。为贯彻这个方针，浙东前线指挥部向部队进行教育，制订纪律，尽量避免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例如，战役空军司令员聂凤智规定飞行员们在没有得到司令部批准前，不得与美机交火。这些措施保证了在整个战役中未发生与美军直接冲突的事件。〔12〕
其次，中央军委为了观察国际形势，特别是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谈判的进展，有意延缓了战役发动的时间。直至１月１７日，在战役发动的前一天总参谋部还打电话给浙东前线指挥部，要求推迟进攻的时间，以避免万一战役进展不利，时间拖延，引起美国的干涉，给中国的外交斗争带来不利的影响。经张爱萍坚持，毛泽东授权国防部长彭德怀作最后决定。彭德怀同意了张爱萍的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于１８日一举攻占了一江山岛。〔13〕
在一江山岛战役结束后，按原订计划，部队休整一周，然后继续攻占大陈岛。这时彭德怀代表中央军委致电浙东前线指挥部：考虑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第七舰队的活动，让浙东部队停止攻占大陈岛的军事行动，〔14〕并规定了浙东部队船只、飞机不得前往公海活动，以免和美军发生冲突，使形势复杂化。
蒋介石在美国压力下同意撤出大陈岛，２月５日，国民党部队由美第七舰队护送，开始撤退。浙东前线指挥部拟在敌撤退时予以打击，彭德怀再次来电指示：此事牵涉到国际关系，让他们撤退，不作任何追击。〔15〕２月１４日，国民党军队全部撤离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了大陈。
尽管中国领导人采取了种种措施，降低一江山岛战役所引起的国际震动，但是，多种非中国主观能控制的因素影响着事态的发展。
首先，美国错误地判断了中国炮击金门及一江山岛战役的真实意图。他们很难区分炮击金门和攻占一江山岛战役的不同，二者给他们带来的结果，给他们造成的困境是一样的。为了支持台湾，美国加快了与台湾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的步伐。１９５５年１月下旬，艾森豪威尔又进一步向国会提交了“授权总统使用武装部队协防台澎有关地区案”（又称《福摩萨提案》）。
美国国会的对华态度由于台海局势的刺激变得更加敌视、更加僵硬，不仅堵死了美国内部欲调整对华政策的任何一点可能（如果这种可能存在的话），而且使杜勒斯的僵硬政策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国会与政府在对华政策上达到了空前的一致。美国国会以压倒多数批准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和《福摩萨决议案》。《条约》与《决议案》把金门、马祖等外岛的防御问题与台湾防御联结在一起。尽管《决议案》给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处理外岛问题的机动权，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为台湾当局固守金、马和中国政府将金、马留在台湾手中，作为海峡两岸的连接点提供了借口与有利条件，这当然又是美国决策者们始料未及的。
在人民解放军进占大陈岛后，按计划，整个战役基本结束，部队在１月底已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国领导人认为，台海局势应就此缓和下来。但是，美国再次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发展的趋势。２月下旬，杜勒斯在他的远东之行中，对台海形势做了实际考察，他得出结论，认为共产党中国目前正企图用武力夺取台湾，即便放弃金、马也无法中止中共的决心。〔16〕３月６日，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报告了他的观察后，两人一致同意，为了保卫金、马，防止共产党中国进一步进攻台湾，美国应采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打击手段。〔17〕３月１０日，杜勒斯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了他和总统的意见，并指示，为美国介入台海地区的军事行动和使用原子武器制造舆论，使盟国与国内民众思想上能有所准备。〔18〕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和副总统尼克松多次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暗示了美国有可能会采用包括原子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来对付共产党中国的进攻。〔19〕
美国的原子威慑和战争叫嚣使本来应该缓和下来的远东局势持续紧张，引起了许多亚洲国家的担忧。１９５５年４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为了解除这些国家的担忧和澄清事实的真相，公开表明了中国的立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20〕
美国注意到周恩来的公开声明，经过１２个月的考虑，美国于７月１３日通过英国转达了愿与中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的信息，一场箭拔弩张的危机变为谈判桌上的和平对峙。
从这场台海危机中，中国领导人吸取了十分有益的经验，对国际形势有了更明确的看法。周恩来在１９５６年总结道：“１９５３年停战以后，１９５４年、１９５５年又出现台湾海峡局势的紧张，整个世界局势怎样还要看一看。直到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以后，到去年年终和今年年初，才慢慢感到国际局势是缓和下来了。”〔21〕
为了进一步促进形势的缓和，并期望通过中美直接谈判解决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在１９５５年８月１日举行的首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上，中国主动提出释放１１名在押美国间谍。９月１０日，中美双方达成了第一个也是今后１５年谈判中唯一的一个协议——关于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
“台海危机”暴露出美台之间的分歧，为了利用矛盾，同时也为了促进远东形势的进一步缓和，１９５５年初， 中国政府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同年７月３０日，周恩来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表示，中央政府愿与台湾当局进行和平谈判，以谋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22〕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美台矛盾又有进一步发展：１９５５年８月，台湾当局以兵变罪免去亲美国民党将领孙立人陆军司令职；第二年２月，台独分子廖文毅在美国支持下，在东京宣布成立了“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５月，以美军士兵枪杀中国居民刘自然为导火索，台湾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反美示威，砸了美国大使馆，美台矛盾达到高潮。针对美台矛盾的发展，中国政府加紧了对台湾和平谈判的攻势。
“台海危机”不但 暴露出美国与盟国的矛盾，而且也显现了美国控制盟国的能力有限。为了突破美国的禁运、封锁和创造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中国开始主动改善与日本、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亚洲伙伴们的关系，发展民间外交，促进贸易往来，与它们达成了一系列的双边贸易协议。仅１９５５年一年，中国的贸易伙伴就由４７个增加到６２个，对外贸易额增长了２８％。〔23〕
“台海危机”还暴露出美国国内不同派别在美国外岛政策上的争执。为了扩大敌人内部的矛盾和加强 与美国人民的友好交往，１９５６年８月，中国政府宣布单方面邀请美国１５家主要新闻机构的记者访华。接着，在日内瓦会谈中，中国又提出一系列协议草案：９月的禁运协议草案，１０月的文化交流、人民往来协定草案和１２月的司法协议草案。
总之，在第一次“台海危机”后的二三年中，根据世界形势全面缓和的趋向，中国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对外政策，突出强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促进形势的进一步缓和，为争取改善与美国、美国的盟国、以至台湾的关系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尽管在当时中国远未能形成一个全面的外岛政策，但是，中国领导人通过“台海危机”对外岛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首先，炮击金门导致了中美大使级会谈，为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增添了新的渠道，通过有限的军事手段获得了丰硕的政治成果。其次，炮击金门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新的外交斗争的手段，打也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方式，“打打谈谈”互为补充。在被封锁、缺乏渠道的情况下，炮击金门既可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愿，又可试探美国政府的反应，同时又不会冒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最后，炮击金门可以加剧敌人阵营内部的矛盾，以利于我利用矛盾，以弱势来调动强敌。这些有益的经验在１９５８年的炮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运用。
运用外岛作为海峡两岸的连接点
——1958年“台海危机”
尽管中国为推动国际形势的进一步缓和和改善中美关系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美国遏制、孤立中国的政策没有丝毫松动，并进一步在国际上推行“两个中国”的方针。杜勒斯在各种场合多次重申了美国对华政策三原则：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和继续实行对华贸易禁运与经济封锁。〔24〕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自１９５５年８月举行首次会议以来，两年半中，除了当年１０月达成的《平民交换协议》外，再未获任何进展。美国不但拒绝了中国方面 的多项建设性意见，反而于１９５７年１２月单方面中断了会谈。这使中国领导人极为愤慨与失望。中国方面本来希望通过大使级会谈，能进一步安排周恩来与杜勒斯进行外长级会谈，来解决中美关系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其中也包括台湾问题。但是，美国出席会谈的目的大不相同，他们不想解决这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他们只想要回在华被押的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他们坚持要求中国放弃武力，致使会谈陷入僵局。
谋求中国放弃使用武力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是美国的一项既定政策，杜勒斯认为，根据世界舆论对于保持德国、朝鲜和越南停火状况的制约力量，没有理由认为美国不能利用时间，推动国际舆论迫使中国接受不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改变现状的原则。〔25〕中国认为，美国“放弃使用武力”的原则有意混淆了中美间的国际冲突与大陆台湾间的国内争端性质的不同，中美间若达成协议，则等于承认了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如果不能就此达成协议，美国则无限期地拖延会谈，以便同样达到冻结台湾现状的目的。这是美国自第一次台海危机以来，一直兜售的“两个中国”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26〕国际上日益甚嚣尘上的“两个中国”方案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警觉，他们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对此进行批驳，另方面严格区分了中美关系与大陆台湾关系不同的界限。中国政府一再声称前者是国际问题，应放弃武力，通过谈判谋求和平解决，而后者是内政问题，美国无权干涉中国使用什么手段——武力的或是和平的——来实现祖国的统一。
美国除了坚持对华政策三原则和推行“两个中国”方针外，它还继续在军事上武装台湾。自１９５５年３月《共同防御条约》生效以来，美台军事人员定期举行会议，研究协防问题，美军顾问也大大增加，人数达２６００人。１９５７年５月，美军驻台司令殷格索宣布，美在台部署了可携带核弹头且可深入数百公里打击中国大陆腹地目标的“斗牛士”导弹。与此同时，台湾还修建了可供Ｂ－５２战略轰炸机使用的机场并接受了Ｂ－５２飞机的驻扎。〔27〕国民党台湾当局自１９５５年以来，一直强化金、马的防务，到１９５８年，岛上驻军已达１０万人，占台湾总兵力的１／３。
美国在政治、军事上的所作所为，很难使中国领导人相信美国在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的愿望及《共同防御条约》是一个防御性的条约。面对美台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通过缓和与让步是否是明智的，是否能以此达到与美国关系的改善和解决台湾问题。当时，中苏两党之间已经就如何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问题展开了争论，这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国领导人对向帝国主义妥协政策的怀疑。
斯大林去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很大变化。波匈事件和苏共党内的权力斗争给苏共新领导人赫鲁晓夫带来了很大麻烦，苏共在共运内部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为了摆脱困境，赫鲁晓夫急需获得中共这样有影响的大党的支持。形势变化与中共在国际共运中地位的提高，促使中共领导人更加关注全球性问题并认为中国有责任在与帝国主义斗争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这就使１９５８年的炮击金门的决定带有更多的国际特色，意味着对美缓和时期的结束。
在中国国内，１９５８年掀起了“大跃进”运动，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破除对美、英帝国主义的迷信，解放人们的思想，鼓舞人民的斗志，成为保持“大跃进”势头的重要工作。这种气氛也影响到台湾海峡的军事斗争。
１９５８年夏季，国际形势骤然紧张。７月，美、英军队在黎巴嫩登陆，并向伊拉克施加压力，企图扼杀中东人民的革命。中东地区一时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在远东，中美关系再度出现紧张，美国拒绝明确回答中国政府于６月３０日提出的美应在１５天之内派代表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通牒；８月１１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长篇备忘录，重申不承认中国，并对中国进行了猛烈的攻击；１７日，美国又宣布美舰六艘与士兵２０００人进驻新加坡，更增加了远东局势的紧张。〔28〕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骚扰大陆的活动达到十分猖獗的程度。面对美台的挑衅，中国如果示弱，将不利于世界范围内的反帝斗争，将挫伤正在大跃 进的中国人民的斗志，将长美蒋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毛泽东提出了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29〕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开始了第二次炮击金、马的准备工作。作为１９５４—５５年解放沿海敌占岛屿战斗的继续，这次炮击将争取收复这两座岛屿。毛泽东亲自指挥了这次战役。为了确保成功，他曾推迟了发动的时间。７月２７日，他指示彭德怀、黄克诚：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30〕在８月１７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作出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定。〔31〕
８月２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以１９０００发炮弹揭开了第二次炮击金门的序幕。人民解放军计划用密集的炮火封锁金门，切断敌人的供应线，造成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困难，以此来激化美台在防守外岛问题上的矛盾，期望最终能导致美国施加压力迫使台湾从金、马撤军。这有１９５５年大陈撤军的先例可循，是最便宜的胜利。
炮击金门再次把美国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美国担心，放弃外岛将会引起多米诺 效应，“失一颗钉将失去一双鞋”，这使美国决策者把金、马外岛的防卫与 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联在了一起；另方面，美国政府又担心，蒋介石将会利用台海紧张局势，扩大对抗范围，谋求冲突升级，以便将美国拉下水。〔32〕为了防止这两种情况的发生，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制订了“让敌人去猜”的策略，即不预先承诺美国协防台湾属地的范围；同时，他们探讨了使用战术原子武器摧毁大陆福建军用机场及供应线的可能性，妄图以核威慑达到不战自胜的目的。〔33〕
在“八·二三”炮击打响的第三天，艾森豪威尔指示美国军舰准备护航，以保卫台湾对金、马的供应线；８月２７日，他发表公开声明，声称他将行使１９５５年国会通过的《福摩萨决议案》所授予的职权，命令部队协防金、马；两天后，他下达了护航的命令。〔34〕９月４日，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联合发表“新港声明”，宣布美国为台湾军舰护航。与此同时，美国积极调兵遣将，甚至从战火尚未平息的中东地区调 来两艘航空母舰。到９月中旬，美国声称在台海地区已集结了战后以来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原子打击力量，合众社作了进一步报道，美国已为其核打击作好了准备。〔35〕
远东紧张局势的升级和美国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恫吓使得苏联领导人极为担心，赫鲁晓夫派葛罗米柯于８月底来华探问究竟。接着赫鲁晓夫于９月７日和１９日，两次致信艾森豪威尔提出警告，如果美国发动对中国的核攻击，“那末，侵略者就将立即遭到 应有的、同类武器的反击”。〔36〕苏联的介入，使得台海局势更加复杂起来。
毛泽东未完全料到炮击金门所引起的国际反响如此强烈，〔37〕经过反复思考，９月初，他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美关系及对美政策问题。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国首席代表王炳南奉命回国，向政治局作了汇报。会议为中国代表参加重新恢复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制订了基本方针。〔38〕在这期间，毛泽东于９月５日与８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两次讲话，分析了国际形势与中美关系，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重要变化。
首先，毛泽东认为美国对中苏的态势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他重提“中间地带”理论，指出帝国主义阵营发动的反华反苏攻势，只不过是美国企图控制亚非拉新兴 国家的一种借口，他们的进攻矛头对准着这些国家内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而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取守势。〔39〕
毛泽东对帝国主义进攻与防御态势的判断是他对美国远东政策看法的一个巨大转变。从新中国诞生之时起，毛泽东就认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美国对新中国采取着进攻的态势，它企图从朝鲜、台湾、越南三个方面对新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美国介入朝鲜战争使毛泽东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看法，两次炮击金门、马祖也是毛泽东对来自台湾方向的美国挑衅的一种回答。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及人民民主力量的壮大，改变了国际舞台上敌我力量的对比，毛泽东作出了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判断，根据这个基本判断，他认为美国实际能力有限，不得不对社会主义阵营取守势。对全球战略态势的看法的改变，使得毛泽东对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性质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认为《共同防御条约》主要是一个防御性质的条约，不是放蒋出笼而是给蒋上辔头的条约。〔40〕
随之，毛泽东对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作出了新的判断，他认为中美双方都怕战争，“但是他们（指帝国主义阵营）比较怕我们多一点，因此战争是打不起来的。”〔41〕
既然美国在战略上处守势并且不愿意冒和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毛泽东认为，美国已“形成了从金、马的脱身政策”，美国政府“实在想脱身”，“而且舆论上也要求脱身”，“怎么脱法呢？就是这１１万人（国民党驻军）走路”。〔42〕
为了促使美国逼迫台湾尽早从金、马撤军，中国采取了继续炮击以施加军事压力和恢复谈判进行和平劝说的两手来达到这一目的。９月６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同意与美国恢复大使级会谈，地点改在华沙。９月初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鉴于前一段的中美会谈各自提出的种种问题难以分别解决，今后要确定“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原则，即如不解决台湾问题，其他问题都谈不上。同时，毛泽东指示王炳南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希望美国不要因一个不到１０００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６亿中国人民为敌，促使美国从台湾撤军。〔43〕在这次会议上，尽管中国领导人已把台湾问题放在了中美关系的首位，但是他们还没有能够最后形成其外岛政策，仍然希望美国 压蒋从金、马撤军，以便收复这些沿海敌占岛屿。
９月４日，中国政府宣布将其领海范围扩大为１２海里，其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封锁坐落在１２海里以内的金门、马祖，增加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困难。９月６日，周恩来在宣布中国将同美国恢复大使级谈判的同时，仍然强调了中国将不能容忍来自离中国沿海如此之近的金门、马祖的军事威胁。〔44〕这一时期中国报刊发表的社论、文章讲得更加明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收复金、马是中国人民天经地义的权利和义务，完全属于中国内政，正如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解放海南岛、舟山群岛和其他沿海岛屿一样。〔45〕
台海地区军事形势的持续紧张，使美国与盟国在防守外岛问题的矛盾日趋尖锐起来，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施加压力，促使美国采纳从金、马撤军的建议。在美国内部，艾森豪威尔协防金、马的许诺也遭到了许多质疑。甚至连原来支持美国防卫金、马，一直持强硬路线的军方也开始转变了他们的看法。三军参谋长联席会和国防部都向总统建议从金、马撤军，他们警告说，蒋介石希望扩大危机，将美国拖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以有利于他们重返大陆。〔46〕为了摆脱政治、军事上的两难局面，美国政府开始在私下劝说台湾当局从金、马撤军，这进一步加剧了美台矛盾的发展。
这是一个美台长期存在分歧的老问题。美国一直对金、马等外岛有着政治与军事上的双重考虑。早在１９５１年，美国利用缔结《对日和约》和《中日和约》的机会，迫使台湾当局接受了“台湾地位未定论”，但是，这并未包括主权地位已经确定的中国福建省的沿海岛屿——金门与马祖，这两个岛屿已成为台湾与大陆在地域上和政治上最后的关联点。因此，金门、马祖成为经常给美国远东的军事与政治带来麻烦的两座小岛。为了消除引起麻烦的根源，美国从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的第一次台海危机起，就一直劝台湾当局自金、马撤军。这么做，既可在军事上减少将美国牵入远东战争的一个隐患；又可以在政治上达到隔离台湾，割断台湾与大陆在政治上的最后一点联系，进而制造“两个中国”的目的。
对国民党台湾当局而言，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的政治价值远远超过了它们的军事价值。蒋介石清醒地认识到，持有这两个外岛意味着台湾当局仍统辖着大陆福建省的部分土地，这成为国民党政府仍对大陆享有统治权的一个象征，〔47〕金、马成为台湾与大陆相联的最后一根政治纽带。如果退出金、马，便割断了台湾与大陆最后一点政治联系，这将有利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两个中国”的方针，从而动摇了国民党政权在国际社会中“代表”中国法统的地位。为此，蒋介石始终不肯就金、马防卫问题对美国实行让步。９月底１０月初，美台间的争执达到白热化，矛盾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面对美国与西方盟国的压力，蒋介石在９月２９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声称，台湾将决心固守金、马，台湾将“不容为了考虑盟邦态度如何，而瞻顾徘徊”，若至紧急关头，台决独立作战。〔48〕第二天，杜勒斯毫不客气地说，尽管美台之间就防务问题保持着经常而又密切的联系，但是双方并未能就外岛防务问题上取得一致看法。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海峡两岸取得了可靠停火，那么仍然在金、马保持庞大的军事力量是愚蠢、不明智和欠谨慎的。〔49〕蒋介石马上进行反驳，他在１０月１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讲，杜勒斯的建议只是单方面的声明，台湾政府并无义务去遵循它。〔50〕台湾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坚守金、马，决不撤兵。
美台关于金、马防御问题的争执白热化、公开化，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加上福建前线指挥员请示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报告，促使了毛泽东重新考虑中国的外岛政策。毛泽东分析了台海形势，他认为，一方面台湾当局在美国大量的军事援助下，仍在竭力地向金门、马祖运输物资，企图坚守金、马，并且用各种办法拖美国下水，把战争扩大；另方面，美国虽然积极援蒋并企图用强大的海、空军的压力迫我让步，但是又怕被蒋拖下水，越陷越深，不愿也不敢直接参加和扩大金门、马祖地区的战争。为了摆脱这种进退两难的窘境，美国正试图改变现行做法，玩弄有条件撤退金、马的阴谋。他估计美国可能：一，玩弄所谓“停火”阴谋，争取蒋军不从金、马撤退，或只从金门、马祖撤退一部分；第二，要蒋军撤出金、马，退守台湾，以放弃金、马来换取盘踞台湾的合法地位，从而达到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第三，不得已时，掩护和强迫蒋军撤退。
毛泽东反复考虑了收复金、马的得失。如果早日收复金门、马祖，对解除福建沿海地区的直接威胁，对打开海上交通，发展福建沿海的经济建设，对鼓舞全国人民和军队的士气，有 很大好处；但是，从解放台湾的全局利益考虑，如果让蒋军从金、马撤军，退守台湾，那么台湾实际控制的地域与大陆的距离将由原来的２公里扩大至１８０公里，尔后除了大喊大叫、望洋兴叹而外，就没有多少文章好做了。一旦美蒋从金、马脱身，海峡两岸隔离的状况形成，这将大大有利于美国实现其“两个中国”的阴谋。
经过反复思考，毛泽东最后决定暂缓收复金、马，而留待将来时机成熟时，将金、马、台、澎一揽子解决。１０月５日夜，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停火指示；１０月６日，《人民日报》刊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宣布暂停炮击七天；１３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再次发布命令，停止炮击二周，“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以利他们固守”。２５日，国防部长命令进一步宣布，每逢单日炮击，双日停止。〔51〕美国相应地宣布了停止护航。台海局势很快缓和下来。
从８月２３日炮击金门到１０月２５日宣布炮击逢单打逢双停，两个月内形势大起大落，变幻复杂，致使艾森豪威尔大为困惑，怀疑是否在“进行一场滑稽歌剧式的战争”。〔52〕在他们眼里看来，宣布停火表示显然是由于美国的支持和台湾的坚决抵抗，使得共产党人懂得金门是难以攻破的，〔53〕在中共承认以炮火压服金门的努力已告失败后，转而采取心理战。〔54〕一些美国学者在后来也把这一事件视为美国进行危机处理的成功范例。他们始终很难相信中国主动停火的原因是有意识地将金、马留在台湾手中，以作为联接大陆与台湾的纽带，防止“两个中国”的产生，这种平战转化、变敌为友的政治考虑在他们耳中像“天方夜谭”。
其实，只要我们仔细追踪历史发展的线索，剖析外岛政策变化的脉络，便 不难发现这种结果的产生是合于情寓于理的。中国领导人从来就把解放金、马等沿海敌占岛屿看成是最终解放台、澎，实现国家统一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产生了解放沿海敌占岛屿的方针和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解放一江山岛和大陈岛的战斗，１９５８年炮击金、马是为完成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解放沿海岛屿任务的继续。但是，中国领导人从未把这些战斗看成是简单的军事行为，而把它们当成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因之有１９５４年的炮击金门和１９５８年打而复停，又打又停的结果。取与不取金、马完全服从于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大局的需要。如果说，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解放沿海敌占岛屿的行动还是更多地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那么１９５８年炮击金、马时，政治考虑就大大增加。９月初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把台湾问题摆在了中美会谈的首位，提出了“一揽子解决”的原则，即已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定下了基调——一切以涉及中国民族利益的台湾问题为转移；１０月初，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决定把金、马留在台湾手中，则成了纯政治的考虑，一则有利于将这些沿海岛屿留作沟通大陆与台湾的桥梁，防止美国孤立台湾、托管台湾，以制造“两个中国”；二则在海峡两岸交流被美国割断的情况下，利用打打停停的炮击作为传达政治信息的方式，名为军事行动，实为政治沟通；三则在“一个中国”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将金、马留在台湾手中有利于蒋介石与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作斗争。总之，毛泽东在１０月１３日的国防部命令中清楚地表达了中国考虑打与停的基本出发点：“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55〕正是从这个基本原则出发，中国最终形成了它的外岛政策，并将其对金、马外岛、对台、对美的政策有机地统一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金、马联系海峡两岸的作用显得日 益突出。
维护国家主权完整是中国外交的最根本原则，是处理对外事务的基本准则。这不仅对敌对国家（当时的美国）是如此，对同盟国家（当时的苏联）也一样。
中国两次炮击金门的行动过程中，苏联的态度并不对中国的决策构成重大影响，有两个方面原因。首先，中国从来把台湾问题看成中国的内部事务，它不仅仅反对美国的干涉，同时也反对苏联的直接介入。如果在台海危机中，中国接受了苏联直接的军事援助（赫鲁晓夫曾提出过这样的建议），那将有可能给美国以借口，使台湾问题国际化。其次，中国为了维持其独立自主的防务体系与国家安全，一直在减小苏联在军事上影响中国的能力。苏中于１９５４年达成协议，１９５５年苏联撤走了所有的驻华军队，交还了旅大军港。中国领导人一直在避免出现苏联利用军援再次进入中国的可能。
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苏联专家曾参加了一江山岛战役计划的制订；〔56〕１９５８年炮击金门，事先并未与苏联领导商量，炮击开始后，苏联一方面派了葛罗米柯前来中国探听虚实，表示了他们的忧虑；但是在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却想利用这个机会，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早在１９３８年４月和７月，苏联就两次向中国建议在华建立长波无线电台和联合舰队，遭到中国拒绝。〔57〕当金门炮战打响后，赫鲁晓夫９月１３日召见中国驻苏大使，再次提出给予中国军事援助的建议，尽管这些援助有利于中国的局部斗争，但是，中国领导人从维护主权独立的全局出发，再次拒绝了苏联的援助〔58〕。毛泽东这种反对控制，不依附于苏联的独立自主精神成为后来中苏分裂的最主要的原因。
为了主权尊严与领土完整，中华民族经历了上百年的浴血奋斗，才从列强的欺压当中赢得了独立自主，在国际社会中追求平等的地位成为新中国继续奋斗的目标。但是，在５０年代，尤其是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执政时期，美国采取了遏制、孤立中国的政策，驻军台湾，阻挠中国解放金、马等沿海岛屿的统一行动，剥夺中国在联合国内的合法席位，对新中国实行贸易封锁与禁运，以至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美国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政策对于追求国际平等地位的新中国是一种巨大的挑衅与污辱，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中国在５０年代所采取的维护主权的行动可看成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挑战。
这种相互敌视的状态持续了整整２０年，美国领导人才开始认识到两个基本事实：中国不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如果不尊重中国的主权，不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那么美中关系将难以获得根本的改善。终于，在１９７２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了中国，并与中国签署了《上海公报》。在公报中美国承认了上述基本事实，为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石。
注释：
〔1〕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受命变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８年版，第５１８页。
〔2〕王德等：《三军挥戈战东海》，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３８页。
〔3〕同上，第３８页。
〔4〕同上，第３９页。
〔5〕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５－６页。
〔6〕同上，第４１－４２页。
〔7〕《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编，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１９４３页。
〔8〕同上，第２００４－２０１２页。
〔9〕同〔1〕，第５１８页。
〔10〕同上，第５２２页。
〔11〕同上，第５１９页。
〔12〕同〔2〕，第１６、５０页。
〔13〕〔14〕〔15〕同上，第５１页。
〔16〕FRUS, China, 1955-57 II., pp.307-310.
〔17〕“Dulles Memorandum, Meeting with Eisenhower, March 6, 1955”, Dulles Papers, White House Memorandum, Box 3., 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t 1955(4), Eisenhower Library.转 引自张少书未刊稿“To the Nuclear Brink: Eisenhower, Dulles, and the Quemoy-Matsu Crisis of 1954-55”。
〔18〕“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40th Meeting of the NSC, March 10, 1955”, Eisenhower Papers, NSC Series, Box 6. NSC Summaries of Discussion, Eisenhower Library.
〔19〕Thomas E. Stolper, China, Taiwan and the Offshore Islands, M. E. Sharpe Inc., 1985, pp.89-90.
〔20〕同〔7〕，第２２５０－２２５１页。
〔2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３６页。
〔22〕同〔7〕，第２２８７页。
〔23〕同上，第２３９６页。
〔24〕同上，第２４７４，２４８４，２５０２－２５１１页。
〔25〕Memorandum of Comversation with the President, August 16, 1955, Dp, White House Memoranda Series, Box 3., 转引自Stolper 书,见注〔19〕。
〔26〕同〔7〕，第２３９８－２４００页。
〔27〕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中华日报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３４－１３５页。
〔28〕同〔7〕， ２６２６－２６３７页，第２６５７－２６６５页，第２６７５－２６７７页。
〔29〕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９年４月１５日。
〔30〕《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６４页。
〔31〕毛泽东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谈话，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３０日。
〔32〕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缔造和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７年版，第３３０－３３６页。
〔33〕同上，第３３１页；见Stolper书，第１１８ 页。
〔34〕同〔19〕，第１１８页。
〔35〕同〔27〕，第１５６－１５８页。
〔36〕同〔7〕，第２６９４－２７０１页，第２７７３－２７８０页。
〔37〕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８年９月5日。
〔38〕同〔5〕，第７０页。
〔39〕同〔37〕，１９５８年９月５日，８日。
〔40〕〔41〕〔42〕同上。
〔43〕同〔5〕，第７１－７２页。
〔44〕同〔7〕， ２６８５－２６８７页。
〔45〕同上，第２７０２页。
〔46〕同〔32〕，第３３６页。
〔47〕沈剑虹：《使美八年纪要》，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３４页。
〔48〕《蒋总统四十七年言论集》，行政院新闻局编印，第４８－５６页，转引自陈志奇书第１６３－１６４页。
〔49〕同〔7〕，第２８１６页。
〔50〕同上，第２８２４页。
〔51〕同上，第２８３８－２８３９页，第２８５３页，第２８８９－２８９０页。
〔52〕同〔32〕，第３４０页。
〔53〕同〔7〕，第２８５９页。
〔54〕同〔32〕，第３３９ 页。
〔55〕同〔7〕，第２８５３ 页。
〔56〕同〔2〕，第９页。
〔57〕何晓鲁：《元帅外交家》，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６８页。
〔58〕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６３－６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