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九世纪美国经济增长

与贸易变化的关系

——兼评美国经济的“殖民地性质”问题

贺力平

１８世纪末，近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拿破仑战争以后，一方面英国工业革命继续前进，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开始扩散到欧洲大陆国家和北美地区。美国是欧洲移民拓殖开发出来的国家。自移民登上北美大陆以来，农业一直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北美居民用以与欧洲商人相交换的主要产品是烟草、皮毛等初级产品。第二次英美战争后，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同时也由于国内市场的发展，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显著地成长起来。１９世纪４０年代，铁路建设开始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之一，美国经济出现高速增长的势头。南北战争以后，美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使美国得以在较短的时期中赶超第一个工业国家英国，一跃而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

    １９世纪美国经济增长是如何发动并持续进行的？在１８世纪中叶显露端倪的英国工业革命中，我们看到有许多业余发明者废寝忘食地从事各种设计，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都具有“发明的冲动”。英国工业革命大量受益于这些彼此独立的发明者的成果。但在１９世纪美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先进技术似乎大多来自欧洲，引进和消化外国技术是当时的主要形式。因此，许多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将注意力集中在需求因素或市场因素方面。一种代表性的传统观点是，１９世纪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市场广大，它使美国经济特别多地享受到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利益。晚期出现的另一种代表性观点是，１９世纪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出口贸易的带动作用下发生的，正是在国际贸易的体系中美国经济才特别多地享受到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利益。〔1〕本文打算针对这个问题考察一下  １９世纪美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关系。

    在这种讨论中，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值得顺便提出来。这就是马克思《资本论》中说道美国经济的殖民地性质问题。马克思在一个脚注中这样评说１９世纪前半期的美国经济：“美国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欧洲特别是英国大工业的产物。目前（１８６６年）的美国，仍然应当看作是欧洲的殖民地”〔2〕。在这段话的下面跟着两组统计数据，一是从１８４６年到１８６０年从美国向大不列颠输出的棉花，二是１８５０年到１８６２年从美国向大不列颠输出的谷物等。我们猜测，马克思大概是以这两组数据作为“美国仍是欧洲的殖民地”这一论点的佐证材料（这两组数据在列举期间均呈显著增长趋势）。紧接着马克思的那个小注，恩格斯在１８９０年《资本论》第一卷发行第４版时还加上一段话：“从那时以来，美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国，但它的殖民地性质并没有因此完全失掉。”究竟什么是１９世纪美国经济的“殖民地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直接说明。从上下文看，他们心目中所指的可能就是美国对外经济关系所具有的这么一种特点：出口商品主要是原料和粮食一类初级产品，进口商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表１所概括的１９世纪美国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基本上映证了这一点。当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美国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在１９世纪前半期呈上升趋势而在１９世纪后半期呈下降趋势，美国制成品进口比重在整个１９世纪中几乎一直呈下降趋势。这些变化趋势似乎与美国经济具有“殖民地性质”这个论点所隐含的理由不相吻合。〔3〕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暂时略而不论这个问题，而首先弄清楚一个较高的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和一个较高的制成品进口比重与所谓国民经济的“殖民地性质”有什么联系。

表１．１９世纪美国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

资料来源和说明：根据《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代到１９７０年）》第８８９－８９０页数字计算；因小数省略，各项分类数之和与总数不完全相等；出口不包括复出口和贵金属出口；“初级产品”指原料和未加工食品。

    有必要再引述一段马克思的原话。他在上述引文附近的一个地方写道：

    “……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W1原料#w和#W1销售市场#w才是它的限制。一方面，机器直接引起原料的增加，例如轧棉机使棉花生产增加。另一方面，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例如东印度就被迫为大不列颠生产棉花、羊毛、大麻、黄麻、靛蓝等。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例如澳大利亚就变成了羊毛产地。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着重号系引者加）

    显然，殖民地具有双重经济意义：为宗主国制造业提供初级产品和吸收宗主国的“过剩”制成品，因为初级产品的来源和制成品的销售出路正是宗主国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条件。这种关系反映在殖民地国家的对外贸易上就是殖民地国家有一个较高的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和一个较高的制成品进口结构。反过来说，一个对外贸易具有较高的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和较高的制成品进口比重的国民经济似乎就具有殖民地性质。这可能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判断１９世纪后半期美国经济仍具有殖民地性质的逻辑依据。但是，我们要指出，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我们难以仅凭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数据来判断一国经济的殖民地性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两种“例外的”典型事例。

    一是一国经济可能在拥有较高的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和较高的制成品进口比重的同时，国内制造业也有相当的发展。按照前面关于殖民地经济性质的定义，一个殖民地经济之所以有着较高的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和较高的制成品进口比重，基本原因在于缺乏国内制造业的相应发展。这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足够大的国内制造业部门来吸收国内初级产品的供给并为国内市场提供制成品。这样，本国的初级产品只能为外国也就是宗主国的突出发展的制造业部门所吸收，本国所需要的制造品也只能由外国也就是宗主国的制造业部门来提供。外国制造业部门完全起着替代本国制造业部门的作用。在这种关系下，殖民地社会中制造业部门的独立发展与宗主国制造业部门的发展有着强烈的对抗性。但是，事实上，在国际经济社会中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一个国家由于自然禀赋上的优越地位，其初级产品供给不仅能满足本国制造业发展的需要，而且还可供出口、满足其他自然禀赋较差国家制造业发展的需要。这样，这种国家一方面拥有不断迅速增长的制造业部门，另一方面其初级产品也大量出口，同时也大量进口外国制造品。在这种关系中，本国制造业的发展与外国制造业的发展之间不一定有着强烈的对抗性。本国制造业与外国制造业也有着某些分工关系，前者的产品主要满足国内市场，后者的产品可能同时满足国内和国外市场。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原先自然禀赋优越国家的初级产品日益不能完全满足本国制造业增长的需要，本国制造业的发展也对国外初级产品供给提出了新的需求，因此，反映在进口贸易上，初级产品进口相对于制造品进口有一个较快的增长。同时，本国制造业的增长也在或大或小程度上提高了本国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并相应削弱本国初级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反映在出口贸易上，制成品出口相对于初级产品出口有一个较快的增长。我们在后面将指出，１９世纪美国经济增长基本上具有这个事例的特征。

    第二种情况是：一国对外贸易中初级产品出口比重较高、制成品进口比重较高，同时国内制造业增长较为缓慢，而且其相对地位也不显著，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不在于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经济政策或者说这种社会经济的殖民地性质，主要原因在于一系列经济因素使得制造业在这种国家的发展不能获得比较利益。这些因素包括：本国自然禀赋条件特别优越，劳动力供给短缺因而劳动成本较高，国际交通便利使运输成本较为低廉，等等。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举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事例。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１９世纪后半期到２０世纪初期也是比较高的，但两国对外贸易结构的“殖民地性质”特征比美国更突出，它们的国内制造业发展却比美国逊色得多。这两国与美国相比，自然禀赋条件上较为接近，但美国接受国际移民较多，土地价格相对昂贵；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接受国际移民的规模小得多，因而其劳动力供给不如美国充裕，劳动力的相对价格高一些，而这对它们国内制造业的发展是一个重要不利条件。这也就是说，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制造业相比其他国家的制造业来说，面临着较高的工资成本压力。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相对优势，例如接近本地消费市场，技术更为先进，实行保护关税后的有利价格条件等等因素，那么制造业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更难有任何的增长。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事例说明，虽然这两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和国内经济结构都显示出明显的“殖民地性质”的特征，但这些特征与所谓宗主国的殖民地政策很少有关，主要还是由于客观的经济条件决定的。

    以上对两个事例的讨论表明，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进口以制成品为主甚至在国内经济结构中缺乏制造业部门的显著地位，这不一定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具有殖民地性质。按照“殖民地性质”这个术语的含义，它至少要表示这么一层意思：宗主国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实施着某种人为的压迫，在宗主国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商品、劳务、资金和人员等的国际流动只对宗主国的经济增长有利而对后者的经济  发展不利，而且，造成这种结构关系的主要原因是宗主国的殖民地政策和当地社会经济中因这种政策而形成的畸形经济结构。由这样的标准来看，我们不仅很难说美国、也很难说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１９世纪后半期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殖民地性质。

    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需要略加说明一下。一个国家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是否就不利于它的经济增长或国民的经济福利呢？换言之，出口初级产品是否仅仅有利于这些初级产品的进口国？看来马克思是这样认为的，因为他在前述引文中认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也就是初级产品生产国或出口国与“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也就是初级产品的进口国或消费国之间有着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这就是说，在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中，进口国享受了利益而出口国没有享受到利益；相反，在制成品的国际贸易中，出口国享受到利益而进口国没有享受到利益。马克思在当时没有进一步给出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发生。一些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原因在于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长期变化趋势对生产者不利。这里，我们不打算讨论这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只是想着重指出：从１９世纪后半期到２０世纪初期，国际市场上曾有过粮食产品长期疲软而后才得以恢复的情况；工业原料尤其是矿物原料的贸易条件没有出现类似的长期恶化趋势，相反，原料类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或多或少还有改善。〔4〕整个说来，全部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都发生恶化的情况是极少见的。既然我们说初级产品生产者或出口者也能得到合理的价格，那么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还有什么不利之处呢？许多人认为，不能单说初级产品生产发展的不利，而应当说发展制造业的更有利之处，这就是诸如增强国防力量、有助于提高民族自豪感等等。这已属于非经济学上的问题，这里不予讨论。

    当然，有必要指出，初级产品生产者所享受的经济利益，包括用出口收入换得等值的制成品进口，应当归之于技术革命的作用，即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首先发出了对初级产品的巨大需求。如果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像１９世纪中先进的英国经济对全世界范围内的初级产品的巨大需求，包括美国在内的初级产品生产国就不可能出口那么多初级产品，也得不到那么多相应的制成品进口。这样的话，初级产品的价格水平会更加低下，既谈不上为别国经济“服务”，也谈不上为本国经济“服务”。

表２．１８６９－１９１３年美国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资料来源和说明：全部数据引自《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代到１９７０年）》第８８７页。进出口占国民产值比重的前五个时期数字系根据Ｓ．库兹涅茨统计，其余由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农业出口统计不包括阿拉斯加和夏威夷。

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考察一下１９世纪美国对外经济关系与其经济增长的联系。表１已经给出美国进出口贸易商品结构的数据。我们还需要知道对外贸易在美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及其变动趋势。但我们没有１９世纪前半期中美国经济在这方面的统计数据。１９世纪后半期至２０世纪初的几个数据列在表２中。可以看出，出口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１９世纪后半期至２０世纪初期之间一直比较稳定，进口所占比重在同期内则呈缓慢下降趋势。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期的数据相比，美国这两个数据的水平是较低的。〔5〕这两个数据虽然表明国际经济成分在美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并不突出，但并不能说明国际经济成分对美国经济的作用方式及其所具有的实际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这样认为：如果没有进出口贸易，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只会下降百分之几。我们应当进一步弄清楚在这些统计数字后面的因果关系，即进出口贸易活动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在考察１９世纪美国经济发展问题时尤其更应当如此。

    表２还举出了两个数据，一是“农业出口占农业收入的比重”（这个数据只有１９１０年以后的），二是“进口最终物品占最终物品生产百分比指数”。前一个数据表明在１９１０－１９１３年期间美国农业生产有一个较高的出口倾向，即比美国国民生产的一般出口倾向要高。虽然我们手头的数据只限于２０世纪初的这几年，但我们有把握推测，这种差别在整个１９世纪的美国经济中一直就有。我们知道，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农业生产在美国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已大大下降。在１９世纪最后２０年以前，农业的地位——就它在美国国民收入或附加价值总额中所占比重来看——一直高于制造业。因此，美国农业生产具有较高的出口倾向以及这对于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增长有什么影响，便是一个值得注意、值得探讨的问题。另一方面，表２最后一栏数据表明进口最终物品占最终物品生产的百分比在不断下降，也就是随着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发展，美国对国外制成品的需求相对于对国内制成品的需求在下降，换言之，美国国内制造业向国内市场供给制成品能力的提高相对快于外国制造业向美国市场供给制成品能力的提高。这一情况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解释表２中第２栏数据的变化。既然在１９世纪中期以前美国进口以制成品为主（如表１所显示的），那么，随着对国外制成品需求的相对减少，进口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就会出现或大或小的下降趋势。当然，进口比重的这一下降还要以美国经济对外国初级产品的进口需要没有更快的和足够高的增长来解释。表１已经说明美国对外国初级产品的进口需求相对于对外国制造品的进口需要在１９世纪后半期至２０世纪初期间有较快的增长，但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增长速度没有达到足够高度以抵销进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的下降趋势。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出口与美国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方面，进口方面的问题放在适当的有关地方加以论述。

    前面已经指出，美国出口商品在部门和地区间的分布是极不平衡的。整个地说来，美国农产品或初级产品的出口系数高于制成品的出口系数，即出口量占产量的比重在农产品或初级产品上要高于在制成品上。纵观１９世纪美国经济史，我们看不到美国有什么大量供应国外市场的制造业部门。所谓“大量供应国外市场”，有两个标准：一是该部门产品中有相当部分输出国外，二是该部门的出口占全国商品总出口的相当部分。检查统计资料发现，属于美国制成品出口的重要项目是：面粉、肉产品、木制品和棉纺织品。这些产品都属于大量耗用原材料的产业。但即使在这些方面，制成品的出口比起相应的未加工的原料出口来也逊色得多。例如，直到１９世纪最后３０年，美国棉纺织品（包括半加工的棉纺品）出口值尚不及美国原棉出口值的１／１０，尽管棉纺织业那时已是美国国内制造业的重要部门（仅棉织品就占１８８０年美国制造业总产值的５．２％）。在美国经济中，面向出口的首先是初级产品。这个特征从殖民地时代就出现了。在这方面最具典型意义的当推棉花。棉花是棉纺织业的基本原料。棉纺织业的大发展是与近代工业革命的开展密切相连的。美国的棉花种植和出口正是在１８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带动下扩张起来的。美国人惠特尼发明轧棉机  正是为了解决当时摘棉和脱棉籽劳动中人手紧张问题。我们可以认为棉花生产在美国的发展基本上是由英国工业革命带动起来的。表３概括了整个１９世纪美国棉花出口系数和出口比重的情况。我们从这个表可以看出，在１９世纪初期，美国棉花产量的一半是为了出口；在１９世纪上半期，美国棉花出口系数在不断提高，即在棉花产量不断扩大的同时，有更高比例的棉花用于出口；与此同时，棉花出口带给美国的外汇收入也越来越多，其相对重要性也在不断提高。南北战争是个重要转  折点。内战以北方的胜利而结束并沉重打击了南部的棉花种植园经济。但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五年  中，虽然美国棉花的出口系数由高峰的７０％下降到５０％多，但棉花出口创汇在美国全部出口收入中的比重却由原来的１／２大大提高到２／３。其中原因主要是南北战争后的几年中出现了世界性的棉荒，原棉价格大大上升，使得美国在棉花总产减产的情况下也能得到更多的外汇收入。南北战争结束到１９世纪末，虽然棉花出口收入在美国全部商品出口收入中所占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但棉花出口系数仍呈提高趋势。如果我们再联系到１９世纪也正是美国国内棉纺织业大力引进英国先进技术、获得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一事实  ，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三个推论：首先，美国原棉生产和出口先于美国国内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原棉的生产和出口是由来自外国（主要是英国）的需求带动起来的；其次，美国国内棉纺织业在１９世纪初开始的迅速增长应当被认为是大量利用了当时已有相当发展的棉花生产部门所提供的一系列有利条件；第三，尽管美国国内棉纺织工业到１９世纪末已有长足的发展，其技术水平也达到世界先进地位，但它仍然不能全部有效吸收国内原棉供应，甚至也只能吸收一个较小的部分——美国原棉的大部分仍供出口。综合起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棉纺织业的技术革命推动了棉花生产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就美国而言，是原棉的生产发展给予国内棉纺织工业的增长以有力推动。

表３．１９世纪美国棉花的出口系数和出口比重（％）

资料来源和说明：（１）、（２）、（４）和（５）栏数字均取自《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代到１９７０年）》：棉花产量见第５１８页（按每包等于５００磅换算）；棉花出口量和棉花出口值见第８９８－８９９页；国内商品出口总额见第８８５－８８６页。所有数字均为时期内年平均数。棉花出口系数和出口比重按各时期总数计算，因而与表中时期平均数之比可能不完全一致，前者比后者更准确一些。因为找不到产值数据，棉花出口系数用了实物数据作为依据。１８６１－６５年美国内战使棉花贸易和生产受到严重干扰，故我们转用了１８６６－７０年的数据。

    在另一种重要的初级产品即小麦上也存在类似的情形。如表４所显示的，美国小麦生产的大幅度增长发生于内战前后的几十年间。这种增长也正是与小麦出口的迅速扩大密切相关的，即表现为小麦出口系数的持续提高。虽然小麦的出口系数和出口比重相对于棉花来要低得多，但它在１９世纪后半期中相对重要性是趋于提高的，而这正好与棉花方面的趋势相反。同时，小麦出口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棉花出口停  滞不前而给美国全部初级产品出口收入带来的不利影响。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小麦出口和生产的迅速增长，是与内战前后美国区域经济的新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新发展就是美国中北部地区的土地开发以及中北部在美国全国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中北部地区的主要农产品之一便是小麦。小麦出口和生产的扩张，是中北部地区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中北部地区制造业的发展，例如面粉业、牲畜加工业和木材制品业等的增长，无不与各自有关的初级产品生产的迅猛扩大有关。随着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发展以及以这些初级产品  为原料的加工业的发展，相应的其他一些制造业也发展起来。这后一种制造业部门的特点是：它们或者是向前者提供生产资料，例如农业机具、各种工业生产设备和交通运输工具等等，或者是向前者提供各种消费品。这些制造业部门包括钢铁业、铁路设备制造业、电力机械设备制造业等，它们在１９世纪最后３０年中的中北部地区发展得特别迅速，这显然是受到初级产品生产和这些初级产品加工业的增长所提供的巨大市场的刺激。

表４．１８３９－１８９５年美国小麦的出口

资料来源和说明：参见表３。

    概括地说，我们认为在１９世纪美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三级增长火箭”：首先是某种或若干种初级产品出口的扩张带动这种或这些初级产品生产的增长；受到初级产品供给条件改善的推动，国内初级产品加工业开始发展起来，其产品主要供应国内市场；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和初级产品加工业的  发展又为其他一些制造业部门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需求刺激（也有一些供给方面的推动力，例如这些制造业部门也需要国内原料供给），使这些部门或迟或早不断诞生和增长。在这三级增长序列中，或者说三类生产部门中，只有初级产品的生产具有或维持一个较高的出口倾向，而其他两类部门都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因此，反映在统计上，随着后两类生产部门的发展，美国国民经济中出口产品所占比重就趋于下降。正如前面指出的，这种下降发生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因此，可以认为４０年代正是美国经济的重要转折时期。这个转折，不是简单表现为出口部门在美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了或者它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减弱了，而应当看作出口扩张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有力推动作用在愈益增大的程度上表现出来了。这种作用及其程度，不是体现在它自身在国民产值中的比重，而是通过后两类部门的更快增长体现出来的。

    在１９世纪美国经济的三级增长序列的关系中，有两种因果关系是必须注意到的。一是三级增长序列的关系之所以能够成立完全取决于在各类生产部门间具有强烈的相互投入关系。例如，初级产品加工业当然是以国内的原料作为供给来源的，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和初级产品加工部门也需要第三级制造业产品作为投入来源。如果初级产品生产部门的扩张不需要或在很低的水平需要国内制造业部门的供给，那么它就不能或很少能给后者以需求刺激。南北战争前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园经济就有这个特点。南部经济的劳动力是黑人奴隶，与国内劳动者移民少有关系；这种奴隶劳动很少需要农业机械或其他农用制成品；在消费品方面，南方种植园主人及其家属有着较高的进口倾  向，而黑人奴隶的生活用品则基本上靠自制解决。这种经济结构削弱了棉花出口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国内制造业进一步增长的障碍。南北战争爆发的经济原因也在于此。１９世纪后半期世界性的初级产品需求扩张也席卷到南美一些国家，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当迟缓，原因也包括在这些国家中的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及其较少需要国内其他部门的产品投入，也不形成消费品的显著国内市场。第二种因果关系是，经济增长除了需要初级产品部门与制造业部门发生相互投入或交换关系外，还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的制造业各部门间发展相互投入或交换关系，而且除了“二级”制造业部门与“三级”制造业部门之间的相互投入或交换外，还包括“三级”制造业部门内部之间的相互投入或交换。这种因果关系也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制造品的相互交换有着比制造品与初级产品相互交换发展更快的趋势。这一趋势给国民经济结构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使初级产品生产部门的相对地位趋于下降，另是全国人口的城市化比重提高，也就是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体现着制造品相互交换关系的增长，另一方面体现着制造业与服务业以及各种服务业相互交换关系的增长。１９世纪中期以后美国中北部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便伴随着这一地区的城市化以较高速度持续进行的过程。

    下面我们连贯地看一下１９世纪美国经济增长及其对外联系的过程。在殖民地时期，各州经济基本上属于独立对外的局面，即各州分别地与欧洲（主要是英国）发生进出口贸易活动，相互间的贸易往来很少。那时，北美大陆上的制造业十分薄弱，而且以家庭手工制造业形式为主。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各州之间的贸易往来活动增多了，而且随着制造业在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初步成长，美国各地区间的贸易在较大的程度上反映着制造品与初级产品的交换关系。棉花生产这时在南部地区迅速普及，南部经济出现繁荣景象。在１９世纪前几十年时间中，南部经济的繁荣即棉花出口的景气对美国经济增长是有利的。１８１６年时，南部吸收了当时制造业较为发达的费拉德尔菲亚地区对区外出口货物（包括对外国出口）的４６％；到１８２６年，这一比例虽有下降，仍然达到４１％，远远高过该地区对东部和西部的出口；同一时期内该地区来自南部的进口比重由６％上升到９％，而来自外国的进口由７２％下降到５０％，对外国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也由３６％下降到２８％。〔6〕对这些数据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南部经济支持了对费城地区制造业的需求扩大，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从初级产品供给方面给予了支持；对外经济成分在费城地区经济中地位的下降可以说带有隐蔽转移的性质，即这种下降是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地区联系的增加相伴随的，而这些地区，尤其是南部地区经济中对外经济成分的地位并未下降，很可能还是上升的。费城制造业中心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扩张离不开其他地区初级产品的供给以及这些初级产品生产者通过出口贸易获得的需求刺激和收入效应。当然，随着费城制造业的发展，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对这些初级产品生产者给予需求刺激并部分替代国外需求者的作用。

表５．１８３９－１８６０年西部对区外出口及其分布

资料来源和说明：阿尔伯特·费希洛《内战前区域贸易的再考察》，载Ｒ．安德瑞诺编《美国经济发展的最新见解》，坎布里奇，麻萨诸塞，１９６５年，第１９６、１９９页。对外国出口只限于美国的面粉类食物出口值。因小数省略关系，各地区之和不完全等于１００。

１９世纪前半期或南北战争前美国的另一个重要地区是西部（即大西部，包括五大湖和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如果说南部的作用在１８世纪４０年代开始有所减弱的话，那么西部的兴起正好以更大的规模抵销南部经济作用削弱后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从表５关于西部地区出口的地理分布数据可以看出，在西部地区发展的较早阶段，对国外的出口占有一个最重要的地位；只是在发展的晚后时期，对国内其他地区、尤其是对制造业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出口才取代对国外出口在早先那样的地位。可以认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最初也是主要从国外市场获得刺激，而当这种刺激的种种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以后，经济增长的型式以及贸易型式便发生转变，并使地区间和国际间的经济关系趋于复杂化。

    南北战争后到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相交之时，国外需求继续对美国初级产品生产部门提供增长拉力，但其作用要比以前相对小一些。原因主要在于：首先，在农产品方面，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期至９０年代初期发生了世界性的农业危机，美国农产品在欧洲市场上的廉价竞争力引起了欧洲国家强烈的保护主义反应；其次，在这段时期中，美国国内制造业已趋于成熟，在技术水平上缩短了与英国等国的差距，在与初级产品的交换关系中，国内制造业开始居于主导地位。

    总的说来，在从１８世纪到１９世纪末这一个多世纪的时期中，我们看到美国经济增长的道路分别由三大地区在继起的不同时区中重复。这个增长道路是：首先由外国需求引起本地区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发展，接着本地区的制造业或国内其他地区的制造业逐步发展起来。东部地区最早遵循这条发展路线，接着是南部地区，最后是西部地区分别重复了东部地区开创的这条路线（南部的情况稍为特殊一点，那里制造业的发展不仅较慢、较落后，而且在内战前给予其他地区的经济推动作用越来越小）。整个美国经济也就在这样的经济地理上和贸易型式上的循序渐进过程中得到快速的增长。

    至此，我们可以回答１９世纪美国经济增长中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的作用大小或相互关系的问题了。从我们说明的增长道路中可以看出，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是在两个不同时间阶段以及产业层次上发生作用的。国外市场是在一个地区的早期增长阶段中对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发生强烈的推动作用，而国内市场是在这个阶段以后的时期中主要对制造业部门发生强烈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说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主要以国内市场为主，但这并  不是说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与来自国外市场给予本国初级产品部门的最初推动力作用就毫无关系了。同时，国外市场的初始推动作用也有它的限度，即当美国制造业部门已足够壮大并在技术开发上已与国外制造业并驾齐驱时，这种初始推动作用的效应便被越来越多地吸收而呈弱化趋势。两种市场的作用及其关系的具体体现就是美国地区间相互贸易与国际贸易比较融洽地结合在一起。

    本文的论证可能是很不充分的，欢迎提出批评并给予指正。

注释：

〔1〕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著名新经济史学家Ｄ．Ｃ．诺思。他在两本著作中阐述了这一论点：《１７９０至１８６０年的美国经济增长》，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１９６１年初版；《美国历史上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学解释》，纽约，１９６６年初版。有关他的介绍，可参见Ｒ．Ｌ．南森等编《新经济史学探索：献给道格拉斯·Ｃ·诺  思的纪念文集》，学术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2〕这段和以下所引均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４篇第１３章第７节，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

〔3〕另外，从国际范围来看，当时发达程度高于美国的英国其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呈现出了与美国相反的趋势。在１８７６－１８８０年、１８９６－１９００年和１９１３年这几个时间上，英国初级产品出口比重由１１．９％提高到１７．２％再提高到３０．３％，制成品进口比重由１４．２％提高到１７．４％再提高到１８．８％（参见Ａ．Ｇ．肯伍德与Ａ．Ｌ．洛赫德《１８２０－１９６０年国际经济的增长》，伦敦，１９７１年，第９９页）。如果以此说英国经济又出现一些“殖民地性质”的迹象，肯定是毫无意义的。

〔4〕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初期的作家们对原料供应前景普遍持悲观看法，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１９世纪末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这种情绪有关的。如果原料供应较为充裕并有保证，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没有那么激烈。列宁也是这样认为的：“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来源的斗争愈紧张，那么占据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２２卷，第２５３页）。原料紧张的原因是当时技术进步主要表现  在大量消耗原料的重化工业方面，而在新原料供应地的开发和节约原料使用等方面的技术进步相对落后一些。事实上，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悲观论和初级产品供给短缺论可能都是片面的。

〔5〕包括美国在内的１０余个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占国民经济比重的历史比较资料，可参见Ｓ．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耶鲁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第３１２－３１４页。我们还应当看到，据估计，美国的对外贸易比重在１８世纪时是比较高的，仅出口比重就为１５－２０％；出口比重稳定在５－８％大约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开始（参见罗伯特·利普塞《对外贸易》，载兰斯·戴维斯等编《美国经济增长》，纽约，１９７２年）。此外，美国各地区的出口比重也不相同，例如１８６０年时东部出口比重只有１５％，而南部和西部却分别达２９％和２３％（参见Ｄ．林兹特罗姆《国内贸易与区域专业化》，载Ｇ．波特编《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第１卷第２７３页，纽约，１９８０年）。这些情况后面将要论及。

〔6〕参见Ｄ．林兹特罗姆，前引文，第２７０页。南部在费城地区出口和进口中的比重，从１８２６年到１８３７年，均呈下降趋势，其中在出口中的比重到１８３７年时已低于东部地区。这表明，费城地区经济增长更多地偏向制造品相互间贸易（因为东部地区以制造品生产为主），贸易型式已随经济增长而发生转变，但这并不与我们的观点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