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
——兼议“精英舆论”
袁 明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美国凭借亚洲这一舞台成为世界强国之一。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与东亚各国的关系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其他西方大国。以中美关系为例，自从美国提出在华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后，一部中美关系史便是“以在文化、历史、政治深渊两边出现的动乱、扰攘和意外事件为标志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如同万花筒一样多变。应当指出，形象问题并不对两国关系产生最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影响两国关系最根本的因素还是整个世界格局的演变，以及各自在变幻的国际情势下从本国利益出发而作出的战略调整。然而，在“形象”这一表面上呈万花筒一般的现象背后，还是有它形成与发展的一些特殊轨迹的。就美国方面塑造中国的形象这一点而言，它往往较为生动地反映出美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法律观念、道德观念乃至政治制度上的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又往往是在历史进程中长久起作用的因素。因此，在回首中美关系史时，对美国怎样塑造中国形象这一问题作一个初步的透视，还是颇有意义的。
一、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面面观
在一般的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往与了解这一层次上，用寓意深刻的“瞎子摸象”这一古印度寓言来形容美国人如何看中国，也许是一个最浅近、最生动并且又最符合实际状况的譬喻。在不同的时期，美国人远渡 太平洋来到中国，他们根据各自的经历体会，对中国的形象作了五花八门的描绘。这些文字反映的往往是关于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乃至风土人情的许多不同的侧面。当这些见闻又回到太平洋彼岸时，生活在美国本土上的人们便面对着一幅幅眼花缭乱有时甚至是扑朔迷离的图景。因此，费正清最近在对美国公众强调要认真思考中国形象这一问题时指出：“形象问题是一个十分变幻不定的主题。”〔1〕
然而，学者们还是努力将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形象的演变作了一些分类与归纳。１９５８年，曾在４０年代担任美国《新闻周刊》驻华记者后任教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哈罗德·艾萨克斯（伊罗生）的《浮光掠影——美国关于中国与印度的形象》一书出版。该书后来被广征博引，遂成传世之作。他将美国对中国的总体看法分为下列六个阶段：（１）尊敬时期（１８世纪），（２）轻视时期（１８４０－１９０５），（３）乐善好施时期（１９０５－１９３７），（４）赞赏时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４），（５）清醒时期（１９４４－１９４９），（６）敌对时期（１９４９－）〔2〕。２０年以后，在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前夕，美国学者就形象变化问题提出了略为不同的分期意见。（１）尊重时期（１７８４－１８４１），（２）轻视时期（１８４１－１９００），（３）家长式统治时期（１９００－１９５０），（４）恐怖时期（１９５０－１９７１），（５）尊敬时期（１９７１－）〔3〕。如将两者作一比较，可以看到，他们对２０世纪以前的中美关系看法是一致的，分歧在于２０世纪以后。当然，他们都指出，这种分期只是粗线条的归纳。历史的发展错综复杂，在划阶段时亦绝不可能泾渭分明，在各个时期中所形成的对中国的看法也经常互相影响渗透。
这些情绪上大起大落的阶段必然产生五花八门的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看法。艾萨克斯曾对１８１位美国大学教授、新闻记者、政府官员、商人、传教士进行调查专访，他所得到的答案可用一大串形容词来概括：在褒义词汇中，中国是“务实的”、“具有高度文明的”，中国人是“善良的”、“充满活力的”、“勇敢的”、“忠诚的”、“富有幽默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天才的民族”，“世界上最成熟的民族”，“亚洲的最杰出的人民”……；在贬义词汇中，中国人是“靠不住的”、“狡猾的”、“残忍的”、“无效率的”、“无社会责任感的”、“排外的”、“没有高度知识化的”、“莫测高深的”，等等〔4〕。
这一毁誉参半的词汇表只能在最表面的层次上表明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这些在一般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上都可以通用，并不仅仅在中美关系上具有典型意义。在这里作一罗列，也只是用较为具体的例子来证明“瞎子摸象”的深刻寓意而已。然而，有一些美国人对中国的观察已高出这一层次。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有较为长期的在华经历，对中国政治历史文化作过较为深入的体察，其中多数为驻华外交官、学者以及新闻记者。他们的言论往往被称为“精英舆论”。关于这一点，将在后文中详细论述。
二、形象与决策
就国际关系的一般情况而言，在最高决策层用以表示形象的语言是很简洁的，即非敌即友或盟国。但是，在中美这一特殊关系中，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在决定对华政策时，美国决策人首先考虑的是战略利益，或综合的美国国家利益。地理情况、经济利益、政治及军事部署等诸方面因素起着主导作用，“形象”问题不能与以上因素并列。在美国立国之初，富兰克林、麦迪逊等人受１８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而将中国看成是人杰地灵的“文明礼仪之邦”。杰弗逊对中国本身在政治经济上采取孤立超然态度称羡备至，他认为美国如以中国为楷模而超然孤立于欧洲之外，就可以避免战乱纷争。乔治·华盛顿在１７８５年之前甚至将中国人说成“不管外表如何滑稽可笑，他们终究是白种人”。无论以上的形象估计与现实的距离多么大，但对决策却无直接影响。因为中国在美国立国之初的国策考虑中只占极其边缘的地位。
但是，随着美国在亚洲势力的增长，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交往的增长，“形象”问题在决策中便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大众新闻媒介、官方声明和决策者的回忆录中，仍有证据表明，感情用事的见解仍然对美国的想法产生微妙而重大的影响。”〔5〕典型的例子之一是西奥多·罗斯福在总统任期内的对华政策。作为一个“实力政治”的信奉者，西奥多·罗斯福认为“落后、无能”的中国在世界权力结构中无足轻重。他个人对中国的轻蔑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国”在他的语言中只是一个形容词。举凡他所看不起的事情，一概在前面加以“中国”两字来形容。一位著名的美国历史学者在仔细研究了罗斯福的远东政策后，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即当中国内部产生了新的改革的希望时，西奥多·罗斯福仍认定中国是一个“军事软弱、工业不发达的落后民族”。因此，他放弃了与中国联合起来对付日本的机会，造成了美国远东政策的失误，最后终于导致了几十年后的灾难〔6〕。可见，“形象”因素的作用与后果有时不可低估。
就美国的决策程序而言，“形象”问题在对华政策中起作用的层面与层次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美国驻华使领馆、国务院、国会、军方、总统在对同一问题上往往有各自带感情色彩的“中国形象观”。在决策中，这些五花八门的形象观便互相撞击。它们有时相互融合，但更多的是争执与分歧。因此，在战略方针既定的情况下，具体政策如何实施便成为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了。各个职能部门往往根据自己的情报来源及“中国形象观”而作出各种具体的政策设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中，这种情况表现得相当明显。它主要体现在美国对日本以及对中国国共两党的政策上。在罗斯福的任期之内，在“将中国置于与日本的战事之内”的大战略下，就有美国驻重庆大使馆的部分外交官与赫尔利之争，有罗斯福召回史迪威之令；在杜鲁门的任期之内，在“战后一个统一、民主、强大的中国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总前提下，就有“援蒋”还是“弃蒋”的分歧，有国务院与国会的激烈辩论。在这些表象的背后，皆有“中国形象观”这一因素在起作用，它既作用于不同方面，又作用于不同层次。在美国对华政策中，这一微妙而又事关重大、影响深远的因素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作用于一切参与决策人物的全部思维与行为之中。关于这一点，很有必要列出专题进行进一步具体的、个案的、比较的深入研究。
三、形象的塑造
在美国，是什么因素影响着对中国的形象塑造呢？
首先是国际环境。３０年代，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小说《大地》轰动一时，该书发行了２００多万册；被摄成电影后，观众达２３００万人。与《大地》几乎同时问世并在美国公众中引起巨大震动的是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它向人们展示了另一个中国形象，第一次向世界客观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人。《大地》和《西行漫记》之所以在美国得到成功，除了本身在写作上别开生面之外，客观上是适逢其时。面对日本的侵略势头，美国公众的同情倾向于中国一方。当时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对在亚洲大地上发生的这场对抗都显示出很大的关注。《大地》与《西行漫 记》使中国更具体化和形象化了。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发生突变。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莫斯科的工具”，而且“侵略”、“好战”，“赤色恐怖”与“黄祸”加在一起，中国在美国的形象真可谓是面目狰狞。３０年代时《西行漫记》中所塑造的中国共产党人形象从一般美国人心目中消失了，连它的作者也不得不迁居国外。
其次，美国国内政治也影响着对中国形象的塑造。５０年代初，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盛行一时。“谁丢掉了中国？”成了攻击上至总统、国务卿下至一般外交官、记者、学者的咒语。共和党人批评民主党政府将中国推入苏联的怀抱，一时人人自危，凡提“中国”就谈虎色变。６０年代后期，美国国内反对越战情绪高涨，一部分人出于反对本国政府的印支政策，重新注意中国，并写书著文（不少到７０年代才发表），其中不乏对６０年代中国的肯定之词。但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中国正值“文革”动乱之中。以上例子说明，那些虚构的“中国”的形象是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一个折射，其图象自然是被扭曲的。
再一方面，中国本身内部的变化也对它在美国的形象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但是，这是一个更大的课题，以后将在另文中讨论。
国际环境、美国国内政治、中国本身的变化是影响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塑造的几个重要因素。但是，真正的塑造工作是由人来完成的。这样就必须要着重讨论一下中美关系中美国方面的所谓“精英舆论”。
任何一个社会，在任何时期，必然存在一批“精英”。他们是社会的头脑与眼睛。他们往往集历史感、现实感与超前意识于一身。任何社会，如要真正进步与发展，是离不开“精英”们的眼光与思考的。
美国自立国以来，对“精英舆论”一直给予重视。现在遍布美国各地的研究机构、“思想库”、大学等等就是给“精英”们提供的一个思考辩论、献计献策的场所。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精英舆论”的作用尤为显著。当然，它们多是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很难以中国的标准去衡量美国“精英舆论”孰优孰劣。本文中所说的“精英舆论”，一般是指那些能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观察问题并尊重客观事实的分析与见解。
４０年代，有一批驻华的美国外交官、学者、新闻记者在从事“精英舆论”的工作。１９４７年，美国新闻记者白修德发表《中国的惊雷》一书，向美国公众生动地介绍了中国革命。不久，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发表《美国与中国》这一专著。它从东西方不同的政治历史文化背景出发，系统地论述了中国这一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政治文化实体的特点，告诉西方人应当如何去理解中国。值得在今天重新翻阅回味的是４０年代一批驻华外交官发给本国政府的现已解密的报告，其中有些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作了精辟透彻的分析，有的甚至可以与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媲美。它们虽然在当时并没有完全被采纳，但对后来美国对中国的了解起了积累材料和奠定基础的作用。
“精英舆论”在塑造中国形象、影响美国对华政策方面另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在５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初。关于这一点，资中筠在《缓慢的解冻——中美关系打开之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一文中已作了系统和全面的介绍〔7〕。本文只想从“精英舆论”对形象的转变的影响这一角度作一点补充。
在整个艾森豪威尔政府、肯尼迪政府、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朝野对中国的称呼通常是“赤色中国”和“共产党中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敌对的国家，谁也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一想起来就害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危险。”〔8〕到了６０年代，虽然麦卡锡时期的恐怖已经过去，虽然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开始，但彼此的敌对与戒备心理仍十分严重。一个在对日作战时曾在陈纳德的“飞虎队”中服务过的退役军人甚至预言：“我已经４２岁了。我绝对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们会与中国再打一次仗。”〔9〕对一般美国人来说，朝鲜战争以及１９５４、１９５８年两次“台海危机”仍记忆犹新，中国的形象仍是“侵略”与“好战”。然而，“精英舆论”却已在这种情势下从美国的长远国家利益出发，重新考虑与审视美国对华政策。在这项工作中，美国的一些“思想库”、基金会和学者们起着重要的作用。１９６０年，鲍大可发表《共产党中国与亚洲》一书，指出“在过去１０年里，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富活力、最摧枯拉朽、最有扰乱人心的影响的国家之一”，他告诫美国决策人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必须调整政策〔10〕。同一年，艾伦·惠廷在美国著名思想库兰德公司支持下写成《中国跨过鸭绿江》一书。他运用大量材料分析中国为什么入朝参战，“中国共产党的参战行动是由理性驱使的。中国既没有参与策划战争，也不是因为俄国人的压力。”“美中关系白皮书”的主要起草者菲利浦·杰赛普认为：“这本书符合美国在未来远东的新危机中与北平政府打交道时应采取的客观态度与政策的需要。”〔11〕
这些“精英舆论”对美国决策人与公众产生了直接和间接的影响。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印度支那局势紧张，美国人称之为“老挝危机”。在危机处理过程中，肯尼迪总统认识到，中国考虑的首先是本身安全问题，“即便共产党人在追逐他们的目标时仍是残忍的，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却是谨慎的、现实的，他们对自身的军事力量有着清醒的估计，而且只在他们认为是与中国直接相连的至关重要的利益问题上才去冒险。”〔12〕因此，当负责政策设计的助理国务卿罗斯托提出由美国派遣三个师去老挝的建议时，肯尼迪拒绝了。他此举意在向中国方面表明，“我们理解你们”。与他的前两任总统相比，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尤其在危机处理时，肯尼迪要“相对成熟得多”，“他向中国表明，如果中国不伤害美国的最低限度的利益，则中国的利益也不会受到影响。”〔13〕
当时的“精英舆论”不但为决策层勾划出现实中的中国的形象，而且从历史文化的深度告诉美国公众应当如何理解中国。埃德加·斯诺于１９６５年指出：“要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中国，要从两重性的角度来看那里的人们。他们不仅仅是共产党人，而且是一种在基因与文化上都将长存不变的文化的代表。”〔14〕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旅美华裔学者张歆海向美国公众提出：“那些古老的帝国现在都在哪里呢？古波斯、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成吉思汗帝国、古巴比伦和埃及，它们现在都在何处呢？它们走进了历史，又一个个消失了。中国是唯一的例外。因为中国懂得，仅仅靠武力是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永存的。”〔15〕
虽然当时中美关系的坚冰未开，但这些“精英舆论”已在逐步改变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它们的影响面与作用程度各不相同，但就它们的出现与参与而言，其影响是深远的。这些舆论为后来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即：（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并正在发展的政治文化实体，不容忽视；（２）中国在对外关系上是以防卫为主，而不是像５０年代中被描绘的那样“侵略好战”。当我们今天在谈论７０年代以来以及在可望的未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连续性时，６０年代“精英舆论”在对中国的形象塑造上力排众议并定下的这两点基调是应当给予肯定的。
四、美国的政治传统与对中国的形象塑造
作为第一任美国驻华外交使节，顾盛在赴任前夕说：“往日，是东方给这一片文明世界带来了文明与知识的曙光，如今，这一潮流反过来从西方回到东方。我们已经成了我们的老师的老师，我要到中国去了——我是作为文明的代表而去的。”〔16〕立国虽短但笃信“命运天定”的美国人，相信自己的民主政治制度、宗教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一旦机会来临，他们便希望别人也接受这种美国式的制度与观念。一个多世纪以后，一位美国学者指出：“我们总是很容易从自己出发去判断要求别人，从杰克逊时代的变革以来，我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了。”〔17〕看来，这种“习以为常”还将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思维传统了。１９８３年，美国的大西洋理事会生动地指出：“从美国的观点看，我们的１９世纪‘多情的帝国主义分子’（教士、商人和冒险家，他们是开路先锋，是他们在我们的心目中形成了中国人民的形象）形成了一个传统。看来，美国人将奉天承运横渡太平洋西去，把‘进步’和‘文化’带给地球上最大的国家，而施主也将因此而得意洋洋。”〔18〕
但是，美国人所面对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有着本身悠久历史的政治文化。无论在哪一个时期，中国都不可能完完全全地按照美国的模式行事。美国人对此是大惑不解的。在中美的交往中，美国在对中国的形象塑造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爱－恨情意结”；“在我们看来，中国人既聪慧睿智又迷信无知，既富有活力又软弱无能，既是难以推动的保守又是难以预料地好走极端，既有逆来顺受的冷静又有突如其来的暴力。我们对中国人的感情总是在同情与反感、家长式的爱护与恼怒、倾心与敌对、爱与恨之间徘徊。”〔19〕这种“爱—恨情意结”是贯穿于美国对中国的形象塑造中的另一个传统。
就主观原因来说，这种“爱－恨情意结”的产生是因为美国人太固守自己的政治观与价值观。旅美华裔学者邹谠在经过对美国社会多年的深入观察与思考后指出：“美国的政治形态过去和现在都受到一种高度的精神一致性的保护。美国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所有的基本观念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20〕这种美国对中国的“爱－恨情意结”一方面反映了美国民族政治文化上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一些特殊之处。政治家们“爱”这个太平洋彼岸的有广袤疆土的国家，却又“恨”它成为敌人的朋友；商人们“爱”那广阔的市场，却又“恨”它不易开发和利用；传教士们“爱”那可以传播福音的活动天地，却又“恨”它不轻易接受基督教义；兴办文化教育的美国人往往觉得自己对中国倾注了满腔热忱，却又常常被 中国师生们表现出来的强烈民族主义感情弄得黯然神伤。对美国人来说，以他们本身得天独厚的条件，“命运天定”的观念，充满自信心的美国精神来看，大洋彼岸的这个富于吸引力的国家实在是太难以捉摸了。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美国的“精英舆论”已经开始对这种“习以为常”的传统进行认真的反思，“在美国，没有人认识到，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看中国是以美国式的眼光来看的，它又立足于一种对我们本身影响中国事务能力的过高估计，而且基于对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的缺乏准确性的概念。”〔21〕当然，现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要改变自己的政治观念。但是，部分“精英舆论”认为，美国必须重新认识中国，而且重要的是改变认识中国时的立足点。“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特别是研究与西方冲突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观所造成的歪曲。”〔22〕“精英舆论”的这一思考，值得引起重视。当然，它们远未形成主流，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内还是曲高和寡。但是，它们反映了一种反传统的新思维方式，而在整个国际社会处于大变动的时期，反传统的新思维方式，尤其是将别的文化作为自身思考时主要参照系的思维方式，往往是富有生命力的。
五、７０年代以来中国在美国的形象
经过比较深刻的思考以后，美国的一部分“精英舆论”认识到，“中国既不是一个失散多年的朋友，也不是一个永久的敌人。它是一个很大的、很明确的政治和文化实体，（它）不是作为美国或者苏联的仆从，而是作为一个凭本身的力量就足以自存和独立的大国。”〔23〕应该说，从国际格局与中美政治关系大局来看，与本世纪前半期相比，美国对中国的看法趋于稳定与成熟了。
但是，近２０年来，由于国际环境，美国国内政治、中国本身内部情况的发展，美国公众舆论中的“中国”形象有时仍然是“变幻不定”的。粗略归纳，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中国的“开放”政策吸引了大批的美国商人、投资者、学者、新闻记者、技术人员及游客。他们与中国的交往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来说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因此，就具体的形象塑造来说已更加多样化、复杂化了。它们不但反映出美国传统的对中国的看法，还有新的发展与变化。
（二）７０年代初，由于“乒乓外交”、基辛格秘密访华这一系列富有戏剧性事件的影响，“美国全国都压抑不住对中国人的感情冲动”，于是，对中国的赞美之词接踵而至。但是，１０年以后，《中国“发臭”了》、《中国——苦海余生》等文章书刊相继问世。中国这一形象前后反差极大。７０年代初，中国被描绘成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平等的社会、“几乎全体人民参政”、“和谐团结”；而８０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实际上的不平等”，“少数人参政”，“一盘散沙”的议论便取而代之。〔24〕一些曾在中国“文革”期间着力歌颂过中国的美国人反过来激烈地批评中国。这种情绪上大起大落、看法上大幅度跳跃的现象是值得研究的。当中国与外部世界几乎没有接触时（如在美国立国初期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美国对中国往往赞扬备至，而一旦当中国先被动后主动地打开大门，美国人实地接触了中国以后，各种抱怨、批评、疑惑又纷纷而来。８０年代出现的这一现象，是否是美国历史上对中国的看法由“空想”到“现实”的又一次循环呢？如果是的话，那么它在中美这一特殊关系中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三）在众议纷纭中，美国的一部分“精英舆论”仍然力图起主导作用。他们认为，从“单方面、易走极端地、扭曲地看中国，不会导致一种健康的现实主义感而只会是一种轻蔑感。”〔25〕年逾八旬的费正清于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７年连续出版了《伟大的中国革命：１８００－１９８５》及《望中国》两部著作，强调要从历史发展的纵深处来理解中国与中国革命。当然，这些“精英舆论”本身的走向以及作用，还要由今后的国际环境变化、美国的国内政治以及中国本身的发展这几个因素来决定。需要指出的是，在国际局势趋于缓和、无全球性的激烈冲突，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保持７０年代以来的连续性、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本身的发展与变化这一因素将在形象塑造的过程中起比较重要的影响。
回顾历史，中国的形象在美国几经变幻。这些变化构成了中美这一特殊关系中的一个生动的侧面。它们既反映了国际因素与两国国内因素的作用，也反映了美国民族的观念与性格上的一些特点。然而，只要中美两国关系继续发展，“形象”问题便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美国如何看中国？中国又如何看美国？如果将这些问题深入地探讨下去，是可以加深相互的理解并发现中美关系中的某些内在价值的。当然，这个任务不可能在本文中完成。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与开端。
注释：
〔1〕J. K. Fairbank: China Watch, p. 2,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87.
〔2〕Harold Isaacs: Scratches on Our Minds, p. 71, Greenwood Press, 1958.
〔3〕Warren Cohen:" American Perceptions of China", 引自Dragon and Eagle，edited by Michel Oksenberg and Robert Oxnam, p. 55, Basic books, 1978。
〔4〕同〔2〕，pp.72-73。
〔5〕韩德(迈克尔·亨特)：《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中文版序，《美国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３期，第１６０页。
〔6〕Howard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 p. 251, Baltimore, 1956.
〔7〕见《美国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２期。
〔8〕A. T. Steele: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 p. 61, 1966, McGraw-Hill Book.
〔9〕Ibid.
〔10〕Doak Barnett: Communist China and Asia A Challenge to American Policy，Vintage Book, 1960.
〔11〕Allen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0.
〔12〕Roge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p. 291, Delta Book, 1964.
〔13〕David Lampton:"The U. S. Image of Peking in three International Crisis",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XXVI, No.1, p.28, 1973.
〔14〕Edgar Snow: Introduction for America and China, written by Chang Hsinhai, Royalton College Press, 1965.
〔15〕Ibid, p. 92.
〔16〕James Thomson: Sentimental Imperialists, p.17, Harper and Row, 1981.
〔17〕Lovis Harts: The Liberal Traditions in America, p. 302, New York. 1955.
〔18〕《美中关系未来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第３页。
〔19〕Harold Isaacs, op. cit., p.64.
〔20〕Tang, Ts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American Image of Chinese Communism”，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77, p.570.
〔21〕Robert Oxnam:"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 37.
〔22〕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1984.
〔23〕同〔18〕,第5页。
〔24〕Harry Harding:"FromChina, with Disdain, New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a", Asian Survey, Vol. XXII. No. 10, p.934.
〔25〕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