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和平幻想
——司徒雷登与中日和谈
何 迪
司徒雷登是一位美国传教士的儿子，生下来就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事业是创办燕京大学，并由此成为在中国有根底、受尊重的外国人。许多后人替他惋惜：如果他在战后不与马歇尔一起调停 国共内战，如果他不在中国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就任美国驻华大使，那么他仍然能保持教育家的美名而不至于成为失败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牺牲品，遭到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辛辣的讽刺与批判。惋惜代替不了现实，事实上，自燕京大学诞生于中国大地那天起，在中国发生的每一场重大政治风暴都曾引起了未名湖水的波澜，作为校长的司徒雷登不会也无法置身事外，他的背景、他的能力以至他的助手——傅泾波都推动着他卷入中国政治的漩涡中去。在他参与的许多公开或幕后的政治活动中，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曾四度在中日之间穿针引线，希望达成和议便是一段鲜为人知的秘闻。它不仅反映出司徒雷登的政治观点与活动风格，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美、蒋、汪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各自的打算和相互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从２０年代起，为了燕京大学的发展，司徒雷登奔走于中美大陆，周旋于权势之间。他与蒋介石夫妇保持着私人友谊，聘请了孔祥熙为燕京中国董事会董事长，和宋子文等英、美派过从甚密；蒋介石对他颇为信任，曾托付他和傅泾波前往劝说张学良、韩复榘、宋哲元等人归顺，他“结识了每个营垒中的显要人物”。〔1〕为了筹款，他１０次返美，成为美国在知名度颇高的中国通，连罗斯福总统都在就任１００天内的繁忙日子里拨冗会见他，了解中日冲突的情况和征询援助中国的办法。〔2〕
１９３７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燕京大学在美国旗帜的保护下继续在北平开办。为了燕京的生存，他不仅与日本占领军的头面人物保持接触，与华北伪政权首领王克敏等时时交换意见，而且还指派了燕大毕业生萧正谊为联络员，奔走于燕大与日占领军司令部、以至中日之间，同时还通过在燕大就学的伪政权头头的子女去与他们的父母进行联系，这些渠道
成为司徒雷登消息的主要来源。日本对司徒雷登也颇为重视，资深议员田川经常出入他的寓所，甚至与他商量在华北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人选，他暗示了燕大学生王遵侗的父亲王克敏较为适宜，后来王克敏就任了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很可能是得力于司徒雷登的举荐。〔3〕
司徒雷登的身份与地位引起日本的注意，主管日本诱降活动的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这样形容他：“从大学时代起，司徒雷登就和罗斯福总统保持着亲密的友谊；在中国，他深得蒋介石夫妇的特殊信任”。“在中国事变初期，司徒雷登校长因与当时的美、中两国领导人有着上述的特殊关系，就加以利用。作为第三国人，他在日中两军势力范围内的北平、重庆任何地区都有自由行动的特权。因此，他可以将日军对重庆政策的真相转告给蒋介石，又可将蒋介石对日方针的内情密告给华北行政委员会王克敏委员长，借以表示他对日中两国实现和平的一番热情。”〔4〕
日本想利用司徒雷登，而司徒雷登本人对实现中日和谈也抱有热情。首先，他认为中日和解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这位美国平民主动承担起这项义务，愿为保护美国的远东利益贡献个人的绵薄之力。他在给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和燕京美国托事部的许多信件中一再表达他的愿望：“我最想见到的莫过于中日之间在共同利益关系的各个方面都能实现自主的友好合作，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愿望，同时也代表了美国的态度，我们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中美日三国间友好往来与自由贸易，自然而然地形成而非条约迫使的集团，以抵制苏俄在东亚的影响和保证太平洋区域的稳定”。〔5〕他表示“基于对美国意图的深入理解，我愿担当帮助中日双方领导达成符合各自利益解决方案的谦卑的传信人”。〔6〕
其次，他认为实现和平是一位基督徒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承认介入调停对他并非易事，因为，“人们本能的希望是让那些在中国杀戮无辜的日军也应遭到耻辱或大败的报应”。但是，他认为这种一报还一报的方式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而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将会使和平获得更可靠的保证和使中日建立更友善的关系，这符合完美的国际主义或基督教的理想”。〔7〕
第三，司徒雷登愿意介入调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燕京大学的事业，使它能够在敌占区生存而又不丧失它为中国服务的性质。他认为在日占区继续办学，必须处理好与美国的燕京支持者、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日本占领军三者的关系。除了向日本人声称燕大是美国人的校产，不得侵犯，他还不断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更鲜明的态度来保护美国在华利益——美国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对日本占领军，除了与他们的头面人物拉关系外，他还想利用介入和谈来显示他的存在价值，他多次写信给燕京美国托事部，指出只要日本人还想利用他进行调停，他们便不会关闭燕大。而面对中国人民，以及燕大学生们所表现出来的抗日民族热情，他认为有必要以各种方式来表示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忠诚。〔8〕他利用每年一次参加在香港召开的中国教育文化基金会议的机会，与傅泾波一道前往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和重庆，“以向一切有关人士表示，燕京虽然在日本占领下继续开办，但它仍然忠于中国人民的事业”。〔9〕同时他利用这种机会来沟通中日和谈，他认为燕京大学的命运与恢复中国在华北的主权直接相联。任何能使日本放弃征服目的的行动都有助于确保燕京的生存。〔10〕
司徒雷登在他介入调停伊始，大约没有想到所肩负的使命的严肃性与艰巨性，也不会想到在这出戏中，他非但无法进行导演，而是被人引导着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１９３８年３月，司徒雷登首次介入中日调停活动。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日本政府声明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使公开调停中日战争的活动陷入僵局。但是，位于第一线的日军参谋本部次长、华北日军负责人多田深知这种政策将使日本陷入对华长期作战的泥沼之中，在反对无效后，他便转而接触司徒雷登，期望这位美国人能帮助私下里推进日军与蒋介石政府的和谈活动。日本占领军司令部从王克敏处得知司徒雷登愿意介入调停，于是在１９３８年２月，多田授意王克敏，请司徒雷登前往武汉与蒋介石探讨和谈事宜。〔11〕和谈条件是：（１）消灭反日活动；（２）华北自治；（３）中日经济合作；（４）中国赔款。如果蒋介石同意以上条件，日本就以蒋介石政府为和谈对象，并可接受蒋介石继续领导中国。〔12〕
２月２６日，司徒雷登由北平启程，经上海前往武汉。行前，他向美国驻北平领馆汇报了此行目的，出乎他的意料，美国政府对此持强烈反对态度。２７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收到北平领馆报告，２８日即复电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指示他明确转告司徒，他的行动只能代表他个人而不能代表美国政府，让司徒向他将要接触的中国政府官员及他曾接触过的王克敏、日军将领明确表示，美国政府决不协助司徒的调停活动。由于司徒已离开北平，电报追至上海、武汉，司徒未进入武汉之前，在上海便得知了电报内容。同时，赫尔让使馆通报国民政府外交部，转告那些司徒将要会见的官员，司徒的活动不代表美国官方意见，美国政府对此不负任何责任。〔13〕
和平热情遭泼冷水，司徒雷登不得不向使领馆人员表示，他理解美国政府的立场，他的作为完全是个人的行动。他辩解道，他只不过是想利用开会、办燕京校务之便，去武汉了解一下和平的前景。〔14〕或是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拦，或是由于日本的条件过于苛刻，司徒雷登没向蒋介石转达日本的和谈条件。事后，他向詹森大使表示，现在他相信了中日和谈是不可能的。〔15〕
尽管司徒雷登的首次和平使命未获任何成果，反而遭到赫 尔国务卿及美国驻华官员们令人尴尬的对待，但他并未就此灰心。大约是受了“保卫大武汉”气氛的感染，或许是由于蒋介石、孔祥熙、何应钦等人的激励，他回到北平后，便接连给罗斯福、赫尔、燕京大学美国托事部，以至北美的基督教徒们写信，一方面敦促美国破除孤立主义情绪，推动政府修改“中立法案”，援助中国，对日禁运，用此制止日本的进一步侵略与扩张。他向总统慷慨陈词：不要因顾及与日本冲突和美国在华人员与财产的损失而不敢对日采取更严厉的禁 运政策。〔16〕但是，在另一方面，他仍然感到美国介入中日调停大有可为，特别在１０月他与一位日本自由派教授一席谈后，更坚定了这种看法。他分别写信给罗斯福和赫尔，建议总统运用他的影响力作为中间人，或是召集在华享有利益国家会议，调解中日冲突。大概对赫尔处置他介入调停活动的措施记忆犹新，在给赫尔信件正本中，司徒雷登删去了这项建议。〔17〕１０月底，司徒雷登与王克敏再次探讨了中日和平的可能性。他问王克敏，请罗斯福总统出面调解的时机是否成熟，王答曰，在德、意进行此类活动之后，如果美国能出面，则将给日本面子，十分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随后，司徒雷登不无激情地写道：最近英、法、德、意在欧洲达成的以捷克为代价的协议给他们以启迪，用同样的办法，牺牲中国以换取它们与日本保持贸易的好处。在这种时刻，如果美国出面，按九国公约的原则进行调停，以维护中国主权、行政及领土的完整与尊严，这不但有利于解决中日冲突，而且可以证明美国是中国的最不谋私利的真正的朋友。〔18〕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认识到速战速决已无可能，于是制订了“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加强了诱降和扶植亲日傀儡政权的活动。１９３８年底，他们策划了汪精卫叛逃，接着一场组织汪伪政权的闹剧在紧锣密鼓中进行。１９３９年２月兴亚院联络部长喜多诚一带着东京的方案归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准备组织由汪精卫为核心的新国民党政府，吸收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要员参加；日本驻华北部队在清除了游击武装之后将留下一部分维持该地的经济合作“秩序”，中部与南部的占领军将逐渐撤离；这项方案将争取英美的支持。喜多诚一让王克敏将此转告给司徒雷登，大约希望他能将这些条件传达给蒋介石和美国政府。司徒一方面给赫尔写信转达了这些信息，但同时他也表示，如果美国支持了日本的建议，中国为了维护独立、进行抗战所付出的牺牲都将白白浪费，他反对这个方案。〔19〕日本的方案进展并不顺利，对依靠汪还是通过蒋来解决中国事变，日军内部存有分歧。直接处理中国事务的兴亚院对支持汪精卫组阁解决中国问题方案持否定态度。喜多诚一本人和多田等都是强烈的反对派，他们一方面对汪精卫组阁工作消极怠工，另一方面则积极开展对蒋诱和工作，〔20〕司徒雷登自然又成了他们的理想人选。司徒于１９３９年７月中旬离北平取道香港前往重庆，开始了他第二次和平使命。但是，司徒雷登从蒋介石那里得到的回答是：（１）日本必须将其部队、各伪组织和企业单位撤往关外；（２）在任何协议中必须排除汪精卫；（３）如日方和王克敏确有和谈诚意，蒋将考虑派张群去与他们会晤。司徒将口信捎给了日本华北占领军司令杉山元、喜多诚一和王克敏。汪精卫很快得知这些秘密活动，他指出蒋想在日汪之间制造分裂，要求日方马上停止此类活动。为了支持汪精卫组阁，日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口未一郎专程来华。他训斥了喜多诚一，否定了与重庆直接谈判的策略，认为这是种愚蠢的作法；“司徒是一个老骗子，他捎来的口信旨在破坏日本阿部内阁建立汪精卫政权的决定，是有违武士道精神的”。〔21〕但是，此时司徒雷登仍真诚地相信，“我得到这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在蒋与日本军界实力人物间进行调停，此事一定会引起总统与国务卿的兴趣”，“我个人印象是日本急于想解决中国事变，而罗斯福总统是使日本人明白在公平条款上达成协议的最佳人选”。〔22〕１０月，司徒雷登认为，由于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无法获得公众支持，短期内摧毁蒋介石的希望落空、伤亡增加、财政困难、士气低落，加之不利的国际形势，迫使日本不能不在继续进行武力征服或按蒋介石的条款进行和谈的政策中进行选择。现在是中日双方接触的大好时机，美国应该担负起调解的责任。他向美国驻北平领事做此建议，领事反应颇为消极，认为，美国的注意力都被刚刚爆发的欧战所吸引，怕没有精力顾及亚洲的问题。司徒愤愤不平地质问，美国重欧轻亚情有可原，但是，难道就没有人关心一下亚洲吗？美国能在中日间起斡旋作用，让日本人体面地撤出，美国的介入将大大有助于日本内部的主和派力量的斗争。司徒甚至建议了双方的条件：日在蒋汪之间承认蒋的合法性，给蒋以平等地位并撤军关外；蒋则停止反日活动，与日进行经济合作；日承认九国公约，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尊重中国政府在关内主权，美国将恢复前不久中断的美日商约。〔23〕
１９３９年秋，日本政府确定了支持汪精卫成立伪国民政府的政策，但是，持不同意见的兴亚院、驻华占领军与情报部门仍想趁汪伪政府成立前与蒋 达成和平协议，因而大力加强了与重庆方面的沟通工作。据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木武夫回忆，日本与重庆方面进行沟通的渠道有通过宋子良与重庆谈判的桐工作计划、孔祥熙路线、艾豪路线、钱永铭路线、司徒雷登路线。〔24〕汪精卫集团面临此种压力，也积极活动。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６日，汪精卫致电蒋介石呼吁和谈，并让周佛海通过关系请司徒雷登赴沪，商谈牵线使命。王克敏不甘落后，他运用和司徒的老关系，也插上了一手。一时间，日本人、汪精卫集团、王克敏都找上了司徒雷登。为了了解日本的真实意图，司徒派萧正谊前往日本探听虚实。〔25〕
经过一番调查，司徒雷登认为，中日和谈的可能是存在的，日本的“明智派”急于想利用和谈结束中日战争，但是目前和谈的时机尚未成熟。当时，日本内部就如何利用汪精卫解决中国事变问题存在着严重分歧，派系斗争日益激化，以参谋总长坂垣征四郎为首的一批“明智派”认为，仅仅依靠汪精卫组成新政府来实现中日和平的政策是十分糊涂的，为了不违背日本政府全力支持汪精卫的既定方针，他们期望通过与重庆方面直接和谈，劝说蒋介石与汪精卫联合，以共同组织政府的折中方案解决中日争端。司徒雷登认为蒋介石难以接受此种方案，他本人并让萧正谊 向日本方面表示，只有日本同意按蒋介石的条件进行和谈，他才愿意充当“非官方中间人”的角色。〔26〕按照司徒雷登的理解，重庆方面的和平条件是：（１）日本应以蒋介石为对手；（２）应以近卫三原则（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和平基本条件；（３）日本应以撤军关外为原则，为防共需要，华北、蒙疆驻军可暂时保留；（４）调整经济合作范围，成立合作委员会；（５）文化提携，改革教科书；（６）与英美维持友好关系；（７）东北问题留待实现和平后再作处理。司徒雷登还向日驻北平占领军首领建议，由重庆组织和平委员会，让王克敏担任委员长，具体进行蒋、汪、日之间的调解工作。司徒的建议引起日方高度重视。２月２６日兴亚院华北联络部长喜多诚一专程返日向中央本部作了汇报。〔27〕
但是，他们又担心这是司徒雷登有意阻止汪精卫政权成立的花招，于是，日参谋本部次长多田授意让周佛海出面，于２月２４日向司徒雷登转达了日本的条件：（１）如蒋有诚意，根本改变容共抗日政策，肃清重庆政府内的共产分子，与汪精卫合作，汪可以接受；（２）蒋对于收拾时局的意见，最好与汪精卫直接谈，汪可向日方转达，希望重庆派密使来谈。周佛海还希望司徒雷登劝解蒋介石“勿因日本困难，过于轻敌，勿因个人恩怨，决定大计”。〔28〕
３月初，司徒雷登到达重庆，先后会见了蒋介石夫妇、宋子文、孔祥熙、何应钦等一系列国民党军政要员，见了美、英大使，甚至由英国大使安排会见了中共驻重庆代表团。他得到的总印象是，重庆方面没有任何寻求和平、放弃抗日的企图，对于汪精卫的和平条款反应冷淡。蒋介石向司徒雷登表示，除非美国同意介入中日调停，否则他不考虑任何中日间的和平谈判。蒋介石强调，这是由于他对美国的友谊和美国处理国际事务的道义原则充分信任，同时，也是由于对罗斯福总统高度信赖。只有美国作中间人，才能保证日本实践它的允诺。蒋还向司徒雷登表示，中国有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打下去，三年、五年在所不计，但是，目前的财政困难正成为影响抗日的严重问题，所以，进一步的外国贷款成为抑制通货膨胀，鼓舞抗日信心的重要措施。〔29〕
４月５日、１０日，司徒雷登分别写信给燕京大学美国托事部和罗斯福总统，汇报了他重庆之行的结果。首先，他对美国介入调停有新的看法，他第一次表示如果美国作为调停人介入，那么美国政府与美国总统将要承担责任，此事暂不易实行；目前，日本的所作所为离和谈要求甚远，它并不想卷入美国为中间人的谈判，而是想通过和重庆的直接谈判，获取尽可能多的好处，所以，中国宁愿战斗下去，直至它的独立自由获得真正保证时才能谈及和平；而日本只有意识到靠傀儡政权不能结束战争，日本人民意识到自身的危险而群起反对军事专制集团时，日本政府才会被迫求助美国出面调解。只有当中日两国都要求美国介入时，美国总统才应考虑介入调停。〔30〕其次，司徒雷登向罗斯福总统呼吁，尽快采取措施在财政上帮助中国，以免中国财政崩溃。这么做所冒风险甚小，而利益，甚至从美国自身利益的观点看，都是巨大的。〔31〕
４月底，司徒雷登到达上海，分别向周佛海和日本议员田川转达了蒋介石对和谈的意见。在未到达上海之前，司徒曾两次捎信给周佛海，表示急盼与周见面，使得周佛海感到“岂蒋先生有和意欤？果尔，是天赐中国也”。但是，在２８日与司徒的二小时会谈后，他大失所望，感到“蒋对汪，仍不谅解”，“蒋今仍逞意气，不顾大局，实为可叹”。尽管他得知“美国出面调停”，“蒋或可接受”，并与司徒约定共同为此努力，但“恐前途仍属悲观”。〔32〕可是，田川所得到的信息则有很大出入，他向日本本部报告，司徒雷登与蒋介石会谈的要点是：近卫关于收拾时局的声明也是蒋之所望，但是日本并未能按此实行，这表明日本要压服中国，没有承认中国独立，尊重中国主权之意向；蒋并未说过日本未撤军期间不响应和平，未撤军期间虽不能在华实现和平，但并不等于不进行和平交涉，蒋希望和谈；蒋对蒙疆、华北不抱希望。司徒雷登建议，日本应暂时克制已经获胜的感情，双方只有站在平等的立场上，共同为东亚谋求永久和平亲善，和谈方可成立。〔33〕可能是司徒雷登根据不同的对象强调了不同的侧面，也可能是听者各取所需，日汪间对此次司徒雷登重庆之行获得了相反的印象，日本方面甚至乐观地认为“司徒雷登工作是有希望的”。〔34〕事实上，３月３０日，司徒雷登正在重庆探求和谈可能之际，汪精卫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这无异于堵死了汪蒋、中日和谈的大门。
１９４０年７月，日本近卫内阁决定了南进政策，９日，进占印度支那，同月下旬，与德、意结成轴心同盟，日本的扩张态势使得美日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中国成了美日进一步角逐的场所。日本为了实现南下政策，急于解决中国问题，１１月１３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加紧军事压力，切断美英在中国南部的供应线，通过谈判迫使美英减少对华援助，同时，与重庆沟通，谋求和谈。〔35〕而美国则为了遏制日本南下，扩大对日禁运，加强援华抗战，反对蒋汪、中日妥协，特别是在１１月３０日日本宣布承认汪伪政权并与之订立条约之际，美国宣布给予中国一亿美元贷款，以示对蒋政权的支持。司徒雷登在１１月２６日关于美日关系的备忘录中分析了这种形势。他观察到，由于中国战争久拖不解，南下受阻，美英的态度日趋强硬，使得日本内部分裂进一步加剧。日本的亲英美派更加协调一致，谋求组阁，以便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中日战争和改善与英、美的关系。他甚至注意到，１１月１３日的日本御前会议已决定派外务省东亚司司长前往香港，寻求与重庆方面接触。他认为，这表示日可能改变了“不以蒋为对手和谈”的政策。〔36〕
为了开辟与重庆沟通的渠道，日本驻华使馆和驻军开始动员司徒雷登再次承担和平使命。１２月上旬，日本外务省东亚司第一课课长田后专程前往北平游说司徒，他告诉司徒，外相松冈洋佑已获批准谋求与蒋介石和谈，但是，蒋介石拒绝派代表前往香港与日东亚司司长会谈。司徒雷登为蒋介石辩解，他回顾了蒋在３月会面时对此作的解释：（１）日方以往的表现，使他无法信任日本谈判代表；（２）他无法确认任何一位代表具有代表日本国家政策的权威性。司徒雷登进而介绍了蒋介石的和谈条件，并批评日本承认汪精卫政权给中日和谈造成了困难。他指出，解决中国问题，日本有两种政策选择：一是靠武力征服，二是靠尊重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建立友好关系，合法地获取在华利益。而目前，日本想将二者结合，获得两方面好处，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如果日本采取后一种政策，日本便能保持与美国的友好关系。美国的基本利益是保持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为此，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如果中日能实现自愿的合作，那么，不必担忧其他国家的侵略。随后，司徒雷登列了十个问题，让田后转交日本当局，他指出，弄清这些问题会有助于日本对蒋和谈。〔37〕
１９４１年１月中旬，日大本营参谋部总长坂垣征四郎邀请司徒雷登前往南京会商中日和谈事宜。坂垣表示，他愿在任何地方，甚至在国统区内与蒋介石或他的代表进行私人会晤。〔38〕开始时，司徒雷登感到犹豫，怕又像前三次一样徒劳无功。他向日本驻北平总领事表示，和平的障碍来自东京，与其靠和谈劝说蒋介石改变立场，莫若东京下决心放弃武力征服中国的政策。〔39〕经再三考虑，司徒认为通过坂垣这样掌有实权的人物或许能解决一些实质问题，于是，他同意前往上海会晤坂垣，但拒绝到南京与汪精卫见面。〔40〕
２月１３日，坂垣和司徒在上海会晤。坂垣透露：在最近召开的南京军事会议上，有１８位高级日军将领希望以承认蒋介石政府，撤退关内所有日军，并保证中国国家独立为条件，尽早结束中日战争。坂垣已将他们的建议送回日本，争取批准；同时，他表示愿意接受美国调解。南京会议的参加者们相信，一个由中、日、美三方参加 的会议将可有效地解决中日冲突和战后的经济合作问题。中日双方都愿获得体面的和平，日本期望罗斯福总统能够找到实现这种体面和平的途径。司徒认为，日本占领军头面人物这么急于谋求他的帮助，说明各级将领们几乎达成一致意见，尽快结束中日战争。但他提醒坂垣，他们的问题不在于如何影响重庆或华盛顿的看法，而在于如何取得东京的同意。坂垣希望司徒前往日本替他们说项，司徒拒绝了这项要求，他告诉坂垣，只有蒋介石要求，他才愿担当这种使命。但是，他私下向美国驻沪领事说，他对坂垣的谈话印象深刻，希望能就坂垣提供的可能性进行仔细的研究。〔41〕
２月中下旬，在沪停留期间，司徒雷登已预感到调解中日和平难获成功。２３日，司徒的美国友人传来重庆方面消息，蒋无意和谈，他转告周佛海，美国进行调解，恐难以实现，并让周将此信息转给日本占领军。正在此刻，司徒接到美国政府训令，结束燕京校务，准备撤退。〔42〕于是，他匆忙返回北平去筹划燕京在未来美日冲突情况下的出路。
尽管他人回到了北平，但心仍挂念着未能展开的中日和谈。他受到美国采取的日益强硬的对日政策和积极援华的行动的鼓舞，认为这有助于迫使日本最高当局考虑放弃武力征服代之以和平谈判，而坂垣的行动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司徒雷登回忆到，１９４０年３月，蒋介石希望罗斯福总统出面调停，而当时，这并不能为日本最高当局接受；现在，坂垣征四郎等驻华将领提出了和谈建议，尽管很难确切知晓这是否代表了日本最高当局的意愿，〔43〕但是，他殷切希望，日本最终能接受美国总统出面，组织中、日、美三国会议，这三个国家将构成太平洋地区联合或协作体的核心，为形成一个永久性的组织奠定基础。从全局看，这将成为世界新秩序的一部分，为解决当前国际混乱 与争端树立榜样；对日本而言，则为其提供了从当前困境中解脱出来的途径，实现体面的和平，同时，又能满足它对原料和贸易市场的需求。司徒写道，他无法抑制不提出这样的建议，这种政策对美国、对世界都是极符合基督教精神和富有远见的，它将必然受到中日两国明智的领导人以及遭受战争苦难的民众们的热烈拥护。〔44〕４月，司徒前往重庆参加教育文化基金会议，行前，他与日本驻北平总领事土田丰交换了意见，日本领事再次表示，希望美国能介入中日调停，司徒回答，依他个人看法，必须得到中日双方的邀请，美国才愿意充当中间人或参加中、日、美三国会议；只有日军全部撤出关外，蒋才愿意讨论和平。随后，司徒将与日本领事的谈话报告给美国驻北平领事，并认定，他是受东京的指派提出以上要求的。〔45〕
４月中旬，司徒雷登经上海、香港抵达重庆，他三次会晤蒋介石，并与孔祥熙、何应钦等进行了长谈。蒋介石对日本和谈条件不感兴趣，外界传言谟肴 谋和的孔、何二人也矢口否认，司徒认为，他在重庆感觉不到对日求和的趋向。〔46〕事实上，蒋介石一直盼望着美日冲突，这样，美国便不得不与中国拴在一起与日作战，蒋便可节省自己的力量而依赖美国去获取战争的最后胜利。早在１９３９年２月日军进占海南岛之时，蒋就声称这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事变。〔47〕１９４０年９月，德、意、日轴心同盟成立，蒋又预言，太平洋海战必将爆发，美国一定会直接参战。〔48〕现在，美日矛盾愈演愈烈，直接冲突已指日可待，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自然不会有意和谈。当年，他向司徒表示：如美国总统介入，中国愿与日本和谈，无非是想利用和谈向美、英强调，要是他们不对中国进行大量援助，那就必然要冒迫使中日和解的风险；而这种和解将使日本得以任意南侵，从而危及西方的利益。〔49〕此时，蒋却向司徒强调，须待世界战争总结束以后，方能解决中日问题。日本不能持久，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50〕４月２８日，司徒在给燕京美国托事部的信中描述他在重庆得到的印象：国民政府的领袖们对于世界 局势有深切的了解并时刻注意着时局的进一步发展。他们知道，在爱好自由的人士与肆无忌惮的军事侵略者作全球性的斗争时，美、英、中三国实际上已变成了同盟者。〔51〕５月上旬，司徒雷登回到上海，把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不成功使命的结果转告给日本占领军当局和汪伪政权。〔52〕
尽管四次调停使命未获成功，尽管太平洋上的气氛随着日本的刻意南进而变得剑拔弩张，但是，司徒雷登坚持认为，由美国介入的中日和谈仍是解决远东危机的有希望的方案。直至１９４１年７月和８月，他还通过美国驻北平领馆和燕京美国托事部向美国政府建议介入调停。他确信，美日之间正在进行的会谈表明，日本已放弃了早先所宣称的不与蒋或任何第三国进行谈判的政策。〔53〕最近日本有影响的人物已准备开始与重庆方面和谈，甚至可以接受中国方面的条件，日方唯一需要的是罗斯福总统和蒋介石愿意与会的保证，而中国方面的看法是只要美国更有效地援华，那么重庆方面多则二三年，少则明年春、夏，便可 迫使日本按中国的条件坐到谈判桌上来。〔54〕他唯一担心的是在日美华盛顿会谈中，美国作出与中国和谈条件相违的妥协，会谈所造成的和平气氛不利于施加压力迫使日本放弃扩张野心，与中国谈判实现真正的和平。〔55〕美驻北平领事巴特瑞克（Butrick）为之所动，向国务卿建议，说不定美国介入中日和谈是保护它远东利益的最佳方案。〔56〕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四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司徒雷登作为敌国公民被日军囚禁起来，他们认为司徒是有价值的人质，很可能在哪一天还能派上用场，司徒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软禁生涯，和平的使者成了“和平”的囚徒。１９４５年５月，德国战败，日本政府改组，新成立的铃木内阁急于想以体面的方式结束战争。为了和重庆沟通，铃木内阁想到了司徒雷登，于是派河相达夫为密使前往北平，请司徒雷登出面斡旋。由于日本华北占领军反对停战，从中阻挠，几经周折，河相才于８月１日与司徒见面，这次，司徒雷登干脆地拒绝了日方的请求，并劝告日本政府应尽快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57〕
司徒雷登介入中日调停的始末十分鲜明地反映出他参与政治活动的风格与特点。他是一个美国人，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而是一位在华有巨大事业，与中国利益相连、情感相通的美国人。当中美共同抵抗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时，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在华利益，他所举办的美国在华事业的利益和他所理解的中国利益在他心中被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些利益的一致性构成了他行动的基本出发点。他认为，使中国这块亚洲大陆成为美国在世界舞台上最可靠的伙伴，不仅在政治上协调一致，而且在价值观念上同步合拍，这是美国在华利益之根本，也是他传教、办学孜孜以求的目标。为此，必须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防止苏俄共产主义的扩张。日本是中国生存和美国在华利益的直接、现实的威胁，而苏俄则是未来染指中国、危及美国在华利益的隐患。它们的入侵直接损害了美国在华利益，它们推行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又和美国的民主思想格格不入。在司徒看来，维护中国主权独立完整，成为保护美国在华利益的最好方式。所以，他在调停中始终坚持了“以蒋为对手，日军撤出关外，尊重中国领土与行政主权”为和谈基本条件；他反对欧美对日妥协，出卖中国，他谴责英国对日妥协，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为愚蠢的政策。〔58〕他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在日美谈判中上当，出卖中国去换取短暂的和平。〔59〕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如何才能最有效地保护美国的在华利益，司徒雷登认为，采取援华抗日和介入和谈的两面政策，既可遏制日本南下，实现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又可避免美国直接卷入战争，美国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成果。如果中、美、日三国真能以和平的方式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那么，便能有效地抵御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这无疑是一幅最符合美国利益的图景。难怪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巴特瑞克在向国务卿推荐司徒的建议时说，他的想法并不新鲜，我之所以转 呈他的建议是因为它反映了一位在华利益遭到威胁的美国人的观点，它表达了美国国家利益和美国个人利益如何能得到有效保护的意见。〔60〕
司徒雷登不仅仅是一位具有中国背景有影响的美国人，而且是一位虔诚的传教士，基督徒的理想主义、传教士的使命感和对自己影响力的自信心形成了他介入调停活动时与众不同的色彩。他以基督教非暴力观念看待战争，认为日本用战争暴力去攫取它的经济需要，这种企图是邪恶的，手段是不仁不义的，因此注定了日本失败的命运；但是，如果用同样的暴力手段制服日本，这种一报还一报的作法无法取得永久的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的最佳途径是双方通过合乎理性的协商，在满足各自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合作、和平共处。〔61〕在非暴力原则的基础上，司徒雷登一再勾画了他的世界政府与东亚新秩序的蓝图。他声称，他从来都是以一位传教士和教育家的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来对待当今世界的。〔62〕世界与东亚新秩序的理想方案是，以政治力量促使达成一项国际协议，建立起一个超国家的统一政府，为此，各国都必须放弃它们的部分权力，变成国际主义者，作为太平洋地区大国的中、美、日应该首先携起手来，用和平协商的方式建立起东亚新秩序，从而为解决欧洲的战乱提供可遵循的模式。〔63〕他认为这种方案是可行的，他过分夸大了日本内部主和派的力量，甚至根据自己的逻辑将他们理性化，他一再指出美国的强硬政策有助于遏制日本好战派的野心，而美国介入中日和谈的作法则有效地支持了日本主和派的斗争并为他们提供了出路。〔64〕他相信人性的因素，认为非但日本的主和派人性尚未泯灭，能够作出理性的选择，连汪精卫、王克敏一类人也并非真正的叛徒，他们只不过是失败主义、机会主义者，希望通过妥协与合作达到中日间的和平。〔65〕
非暴力的原则、东亚新秩序的幻想和人性因素的信念，模糊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界限，夸大了和平的可能，这不仅仅使司徒雷登在战与和的问题上产生误断，而且也使他常常忘记自己真实的位置与能力的限度，以及在这场国际性的角逐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以至于用良好的主观愿望来替代日益险恶的现实。他在给燕京托事部的信中承认，应邀介入中日和谈活动，这无异于将自己置于某种危险之中，一方面会被认为好管闲事，干扰了外交事务；另方面则会受到中日双方狂热的极端分子的攻击。但是，他认为只要对沟通、解释中日双方的意图略有帮助，这种冒险便是完全值得的。〔66〕尽管他的调停活动一开始便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但是，传教士的 使命感激励着他仍按照自己对于事态发展的理解，不受政府的纪律束缚，我行我素。这种单干户的活动风格的确不合乎美国的外交规范，但是，在司徒雷登今后的政治生涯中却不断地显现。
作为调停对象的日、蒋、汪三方十分重视司徒雷登的美国背景，希望通过他向美国政府传达信息。可是他只是一介平民，既非调停特使，又无与美国政府要员的特殊关系，他的所作所为根本无法代表美国政府的意愿。同时，他往来北平、上海、重庆之间往往负有参加教育会议、办理燕京校务的责任，这使他不可能迅速转达各方面的信息。最后，连日本人都 发现，司徒雷登这条线对于一气呵成推动和平工作是不适当的。〔67〕
事实上，美、日、蒋、汪之间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是中日和谈难获成功的根本原因，司徒雷登的个人努力无法扭转客观趋势的发展。就日方而言，独霸中国是它的既定方针，具体政策的调整不能根本违背这一方针，日本的和谈计划前三次都是由华北占领军司令部提出的，第四次则由南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领导。他们的行动缺乏与日本政府最高层领导的协调，有时甚至和日本的总政策相矛盾，如司徒的第一次调停活动直接违背了日本近卫内阁刚刚宣布的不以蒋为谈判对手的方针；第二、三次调停又与日本政府扶植汪精卫政府的政策相冲突，汪精卫等人拆台自不待言；第四次调停也未获得日最高当局的肯定。司徒雷登也看出了其中破绽，他抱怨：日本方面没有权威的领导，缺乏贯彻始终的工作，这只能使混乱与踌躇不决的局面日益严重，对此又没有任何人或任何集团敢于承担责任，去寻找一个解决冲突的有效方案。〔68〕
就中方而言，蒋介石谋求的妥协是以不丧失他的统治为前提的，他不甘心仅仅作一个儿皇帝。抗战初期，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过于苛刻；而后，他难以接受汪精卫作为合作的对手；当美日矛盾激化，美国介入太平洋战争的趋势明朗后，蒋介石苦撑待变、拖美下水的政策即将奏效的时刻，他更不会轻易和谈。把美国卷入中国事务，与美结盟是蒋介石对外政策的基本点。司徒雷登的调停活动成为送上门的向美国传递信息、影响美国舆论的渠道。或利用和谈作为敲诈手段，迫使美国增加援助；或提出美介入调停建议，把美国直接卷入中日争端。从司徒雷登每次重庆之行后写往美国的报告看，蒋介石有效地利用了这个渠道。
而美国方面，在中日战争初期，坚守中立政策，不愿介入中日和谈；随着日本南下企图明显化，美国则希望用援华抗日的方法，遏制日本南下，为美国争取备战的时间。美国的政策决不希望蒋介石实行妥协，进行中日和谈。司徒雷登的调停活动自然受到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他多次呼吁美国介入调停，也未能收到罗斯福总统的任何积极反应。美国政府的消极态度不仅剥夺了司徒雷登调停活动的权威性，而且使他的个人信誉受到损伤。在司徒雷登初次介入调停活动时，赫尔 国务卿便颇有先见之明地预言：历史经验证明，国家领导人就重大国际问题进行的协调，事非同小可，个人以平民身份介入其中，必将承担重大责任，其结果往往是弊多利少。〔69〕赫尔不幸言中，司徒雷登的四次调停活动空耗了精力与时光。
注释：
〔1〕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６０页。
〔2〕1938.7.15. Stuart to President Roosevelt. Record Group, No. 11, J. Leighton Stuart File, Record of YenchingUniv.(J.L.S-RYU),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Library of the YaleUniversityDivinitySchool.
〔3〕1986.4.3.访问傅泾波先生记录，美国华盛顿。1938.6.6. Stuart to B. A. Garside. J.L.S.-RYU.
〔4〕《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７１页。
〔5〕1939.10.14,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J.L.S.-RYU.
〔6〕1939.8.17, Stuart to B.A.Garside. J.L.S.-RYU.
〔7〕同〔5〕。
〔8〕1938.6.6, Stuart to B.A.Garside. J.L.S.-RYU.
〔9〕同〔1〕，第１２３页。
〔10〕1938.7.29,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J.L.S.-RYU.
〔11〕《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４００，４０６页，《今井武夫回忆录》，第１７１页。
〔1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 1938, II, pp.109-110.
〔13〕同〔12〕 ,第111-113, 114-115, 117, 119, 124页。
〔14〕FRUS., III, p.117.
〔15〕同〔１４〕,第124页。
〔16〕1938.7.15,Stuart to President Roosevelt, 10,15 to Hall,10,17,11,14，Stuart to The Trustees. J.L.S.-RYU.
〔17〕1938.10.15, Stuart to President Roosevelt, to Hall. J.L.S.-RYU.
〔18〕1938.10.29, Stuart to The Trustees. J.L.S.-RYU.
〔19〕1939.2.22, Stuart to Cordell Hall. J.L.S.-RYU.
〔20〕约翰·博伊尔：《通敌内幕》（下），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版，第３３４，３５７页。
〔21〕同上，第３５８页，邵玉铭博士论文。
〔22〕同〔６〕。
〔23〕同〔５〕。
〔24〕同〔４〕。
〔25〕1940.2.12,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J.L.S.-RYU.
〔26〕1940.1.18,1940.2.12.1940.2.14,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J.L.S.-RYU.
〔27〕《侵华资料长编》（上），１９４０年２月１４日，第５２８－５２９页。Stuart's Memorandum on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merican Concern.J.L.S.-RYU.
〔28〕蔡德全编注：《周佛海日记》（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４５，２５２－２５３页。
〔29〕1940.4.5, Stuart to The Trustees, 1940.4.10. Stuart to The President Roosevelt, FRUS, 1940, IV, pp.315-316.
〔30〕Ibid.
〔31〕同〔１４〕，ＩＶ，第３１６页。
〔32〕同〔２８〕，第６２，７７，７８－７９页。
〔33〕同〔１１〕，第５２８－５２９页。
〔34〕同〔１１〕，第５２９页。
〔35〕同〔１１〕，第５８６－５８８页。
〔36〕1940.11.20, Stuart's Memorandum on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 J.L.S.-RYU.
〔37〕同〔14〕，ＩＶ，第４６６－４６７页。
〔38〕同〔14〕，１９４１，Ｖ，第４６７页。
〔39〕同〔14〕，Ｖ，第４８４页。
〔40〕同〔3〕。
〔41〕同〔14〕，１９４１，ＩＶ，第３６－３７页。
〔42〕同〔28〕，第４６７、４６９页。
〔43〕1941.4.2,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J.L.S.-RYU.
〔44〕Ibid.
〔45〕同〔14〕，１９４１，ＩＶ，第１１７－１１８页。
〔46〕1941.4.28,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J.L.S.-RYU.
〔47〕名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中央日报社，１９７８年，第４页。
〔4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73-７４页。
〔49〕同〔２０〕，第４１７页。
〔50〕同〔２８〕，第５０３页。
〔51〕1941.4.28,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J.L.S.-RYU.
〔52〕同〔２８〕，第５０３页。
〔53〕1941.9.15, Stuart's Momerandum on The Real Danger on the Pacific J.L.S.-RYU.
〔54〕同〔14〕，１９４１，ＩＶ，第３２３－３２４页。
〔55〕同〔14〕，１９４１，ＩＶ，第３９０页。Stuart's Memorandum.J.L.S-RYU.
〔56〕同〔14〕，１９４１，ＩＶ，第３２４页。
〔57〕同〔4〕，第２０６－２０８页。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第１４２－１４４页。
〔58〕1939.7.30,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J.L.S.-RYU.
〔59〕同〔14〕，１９４１，ＩＶ，第５６４－５６５页。
〔60〕同〔14〕，１９４１，ＩＶ，第３９０页。
〔61〕1940.2.14, Memorandum on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merican Concern. J.L.S.-RYU. 1939.10.14, Stuart to The Trustees. J.L.S-RYU.
〔62〕1941.2.18,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J.L.S.-RYU.
〔63〕1941.9.11, "The Meeting to US at Yenching University of Contemporay World Events". J.L.S.-RYU.
〔64〕1941.2.18,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J.L.S.-RYU.
〔65〕1938.9.1,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J.L.S.-RYU.
〔66〕1941.2.18,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J.L.S.-RYU.
〔67〕同〔4〕，第１７２页。
〔68〕1941.4.2, Stuart 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J.L.S.-RYU.
〔69〕同〔14〕，１９３８，ＩＩＩ，第１１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