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城市史学的回顾与展望
史明正
２０世纪的美国是一个城市国家。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统计，到１９８０年，近８０％的美国人口居住在城市或与城市密切相联的城郊。截至１９８６年底，超过１００万人口的城市多达十余个，其中纽约、洛杉矶、芝加哥、休斯顿、费城、底特律、圣迭戈和达拉斯等城市名列前茅。〔1〕作为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象征，美国城市不但反映而且影响着现代美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
然而，美国史学家对城市的研究起步较晚，美国城市史学作为一 门社会学科尚属年轻，处于探索阶段。１９世纪末期和２０世纪初期，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和他的西部边疆学说统治美国史坛。特纳的边疆学说认为，美国历史是一部西部开发史，对西部边疆的不断探索和征服是推动美国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因此，边疆研究是美国史研究的关键所在。在这个总纲之下，其他探讨，如民族性格，人口迁移和两党政治才变得有意义。毫无疑问，特纳的边疆学说是对美国史学的重大贡献。生长于美国中西部的史学家特纳凭借自己的直觉和洞察力，充分地肯定了西部边疆的无偿土地对提供生计保障、促进民主政治、塑造民族性格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为今后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研究模式。
１９２０年，美国人口统计局公布了最新结果，宣布西部边疆开发完毕，全国大多数人口已经在城镇落户。这个统计结果引起了一些史学家的重视，他们开始对美国城市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进行研究。美国城市史学的奠基人当推哈佛大学教授阿瑟·Ｍ·老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Sr.）。１９３３年，老施莱辛格发表了《论城市的兴起》一书，把１８７８－１８９３年这段美国历史纳入了城市发展的轨道。七年之后，他又在《美国历史学刊》的前身《密西西比河谷历史评论》上著文“论美国历史上的城市”。〔2〕老施莱辛格认为，城市对美国文明史发展的影响与边疆不相上下。城市作为社会的安全阀和改革的场所，加强了美国人的团结和集体责任感。这种群体的概念与边疆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探险精神一道共同塑造了美国的民族性格，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他强调指出，在美国成为一个城市国家以后，城市的作用将远远超过边疆，史学家应给予城市以足够的重视。总之，老施莱辛格 没有提出研究城市史的系统方法论，但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史学家的注意，奠定了美国城市史学的基础。
５０年代是美国城市史学的发展初期。老施莱辛格、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阿伦·内文斯（Allan Nevins）等著名史学家在几所美国大学里开始开设城市史课程，数量可观的博士研究生开始把美国城市史作为论文主题。１９５３年，城市史学会成立，次年开始出版其学术刊物，这一时期的学术著作大都属于“城市传体史学”范畴。史学家力图通过研究某个典型城市的兴衰史来揭示整个国家城市发展的规律。城市传体史学的基调为记叙体，与中国的地方志或县志类似，往往侧重于记载具体事件和传闻，忽视了综合分析和寻找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城市传体史学的代表作包括理查德·Ｃ·韦德（Richard C. Wade）的《城市边疆》，贝尔德·斯蒂尔（Bayrd Still）的《米尔沃基：一个城市的历史》，以及布莱克·麦凯尔维（Blake Mckelvey）关于纽约州罗彻斯特市发展史的四卷本著作。〔3〕
在大动荡的６０年代，美国城市史学发生了重大变化。起源于２０年代末期经济大萧条、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并在艾森豪威尔时代达到高潮的美国传统史学主流开始瓦解。６０年代遍及美国各地的贫民窟骚乱和肯尼迪、约翰逊两届政府所实行的种种社会改革方案再一次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城市和生活在城市里的中下层。在这种形势下，史 学家们开始摒弃传统的政治史和外交史，把重心逐渐转向社会史。他们开始从下朝上地研究历史，兴趣点放在种族文化和阶级背景上，研究下层人民的生活、工作和价值观念，以及这些无名人士如何影响美国的政治经济生活。
在史学研究重心转变的６０年代还发生了另外两个深刻的变化：科技革命和教育普及。科技革命使美国进入了计算机时代，史学研究开始运用这个科技新成果搜集、贮存、分类和分析历史资料。计算机的运用使史学变成一门更为精确的社会科学，此外，到了６０年代美国的大学教育较为普及，攻读社会科学学位的研究生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据统计，在１８８２年到１９７０年之间，美国大学中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博士论文共有１４１７篇，其中半数以上是在６０年代完成的。〔4〕这个数字显示了一大批年轻学者开始对社会史研究发生兴趣，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美国城市史研究在６０年代获得新的突破。截至１９６７年，美国５０余所高等院校开设了城市史课程，其他１５０所学校开设了与城市史密切相关的课程。１９６７年，查尔斯·格拉布（Charles Glaab）和西奥多·布朗（Theodore Brown）合编了《美国城市史》教科书，填补了城市史课本的空白。同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开始出版由韦德为总编辑的题为“美国城市生活”的专著系列。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出版社也出版了类似的城市史专著系列。几年以后，《城市史学刊》创刊，《城市史年鉴》和《城市史评论》也分别在英国和加拿大出版发行。
美国城市史学的发展更体现在其方法论方面的突破。许多史学家认为，城市史学要真正成为一门社会学科，必须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模式。１９６１年，史学家埃里克·兰帕德（Eric Lampard）在《美国历史评论》杂志中发表了题为“美国史学家与城市化研究”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兰帕德对运用传体形式研究城市的方法提出质疑。他认为，城市史研究不应该成为城市问题研究，更不应该成为具有浓厚文学色彩的历史传奇。相反，“我们应该建立一套全面的、探索性的‘群体结构’理论”。城市应是许多相互作用因素的平衡产物，这些因素包括人口、环境、科学技术水平和组织结构。兰帕德指出，这个理论框架有助于史学家们理解人口迁移、劳动分工以及工业化之间的相互联系。最后，兰帕德提醒史学家们注意社会流动性这个美国社会突出的现象和它在城市化中发挥的作用。他指出，美国阶级之间的界限本来就不十分森严，城市的蓬勃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其他改善生活的机会。许多出身寒微的人士，特别是从乡村迁移到城市以及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中下层人士，通过自身的奋发图强改变了原先的境遇，跻身于上层之列，过上殷富的生活。同时，由于城市竞争激烈，不少原来经济基础比较雄厚的上层人士逐渐丧失了竞争力，变得贫困潦倒，沦为社会的最底层。美国城市社会中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流动性非常普遍，应该构成城市史学的研究对象之一。
真正对兰帕德上述理论进行实践论证，从而开创了美国城市史学新局面的史学家当推哈佛大学的斯蒂芬·塞思托姆（Stephan Thernstrom）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萨姆·沃纳（Sam Bass Warner）两位教授。１９６４年，塞思托姆发表了他的代表作《贫穷与进步：关于一个１９世纪城市社会流动性的研究》。〔5〕在这部论著中，他成功地验证了１９世纪的美国为城市工人阶级提供了众多改善生活机会的假设。在研究方法上，塞思托姆运用了人口统计结果，对他的研究对象——马萨诸塞州纽伯利港在１８５０年和１８８０年之间的人口变迁进行了系统的探讨，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贫穷与进步》这部著作“首创研究凡人小事的史学之风，首次运用社会流动性这个社会学的概念分析城市历史，并对复杂的计量统计方法应用于史学研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尝试”〔6〕。
《贫穷与进步》这部著作的问世标志着美国“新城市史学”的诞生。受塞思托姆的启发，大批学者也开始进行社会流动性的研究，并把重点放在美国其他工业城市，到了７０年代初期，以研究城市人口发展规律、职业流动和地区流动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为特征的“新城市史学”取得了重大成果。塞思托姆和另外一位史学家理查德·塞纳特（Richard Sennett）主持编辑了《１９世纪的城市——新城市史学论文集》一书，全面地总结了新城市史学的最新进展及其在城市史学研究方面的贡献。
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塞思托姆的“新城市史学”之所以取得成功，不单纯因为他所研究的对象；更重要的是，“新城市史学”代表了史学发展的一次重大转变。塞思托姆摒弃了长期统治史坛的“杰出人物史学”，首次把史学兴趣引向千百万无名大众，因而迎合了６０年代激进主义政治的现实，受到新一代史学家的欢迎和效仿。在方法论上，“新城市史学”代表着计算机时代史学研究的新潮流，即将数理统计方法引入史学研究，建立可以应用于其他群体研究的模式和变量。总之，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新城市史学”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史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塞思托姆在《城市史学刊》的一次谈话中表示，他已经不再称自己为新城市史学家而为社会史学家。他指出：“现代城市与其周围的社会环境联系如此密切，并且成为整个社会体系中如此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以致于城市史的任何方面都不能孤立地进行研究。”〔7〕
继塞思托姆之后“新城市史学”的又一进展体现在西奥多·赫什伯格（Theodore Hershberg）主持的“费城社会史研究课题”上。这是一个为期１０年、耗资数百万美元的集体研究工程。整个研究围绕着费城这个美国东部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力图把社会流动性问题与其发生的环境紧密结合起来。研究成果汇编成集，题为《费城：１９世纪的工作、空间、家庭和群体经历》。〔8〕在导言中，赫什伯格批评塞思托姆过分强调社会流动性问题的独立性，而忽视了它与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赫什伯格认为，新城市史学与旧城市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视城市为变化的过程，而后者则视城市为静止的观点。换言之，城市并非事件发生的背景和陪衬，相反，城市是积极主动的范畴，常常成为事件发生的引导者和推动者。赫什伯格还认为，城市史研究应该注重城市系统中环境、行为和群体经历这三大基本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和联系；变化和运动中的城市应该成为史学家研究的基本框架和出发点。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表现城市的生命力，揭示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
“费城社会史研究课题”通过对费城的细致分析，构成了城市史学中独特的微观研究方法。该工程针对其研究对象——生活或者曾经生活在费城的２５０万居民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库，分别对工作、空间、家庭和群体经历进行了专题研究。同时，赫什伯格和其他研究者还调查了费城在１８５０、１８６０、１８７０、１８８０四年中城市住房、商业网点、工厂作坊和交通运输等状况，通过比较研究寻找该城市在数十年间的变化规律。参加费城社会史课题研究的不仅限于城市史学家，众多的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加入其中，并且使用同一数据库进行不同性质的研究，取得了不同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城市史学具有跨学科的特点，综合运用吸收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人口学之长，使其对城市的研究更为广泛而深刻。
在新城市史学统治史坛的６０和７０年代，前面提到的史学家萨姆·沃纳独辟蹊径，运用一套迥然不同的史学方法研究城市。他侧重分析所谓人类行为发生场所的城市和城市建设的历史演变过程。在他的代表作《有轨电车的城郊：波士顿的成长过程，１８７０－１９００》中，沃纳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有轨电车的发明和使用，是推动波士顿城区向郊区延伸从而改变人口分布格局的根本动力。他的研究方法更具有独创性，通过分析鲜为人知的波士顿三个郊区一共２３０００个造房许可证，他能够就建筑规模和风格、公共设施和市政建设以及邻里种族和阶级成分的构成作出许多可靠的判断，从而对美国现代城市的成长过程提供了大量的独特见解。
此外，沃纳对城市史学的方法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１９６８年１０月，他发表了著名的学术论文，题为“假如整个世界都是费城的话——城市史学的基本框架（１７７４－１９３０）”，这篇文章通过筛选几项可以统计的变量为城市研究提供了一个模式，这些变量包括人口的增长，工业化的过程，工业区和生活区空间位置的相对改变，居民住宅区密度以及劳动力的组织结构。〔9〕
在《私有化城市：费城在三个阶段的发展》一书中，沃纳试图对上述变量理论进行检验。同时，他还引进了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概念“私有主义”。在沃纳看来，私有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其主要特征表现在私人财产所有权至高无上。作为一种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价值观，私有主义在美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特别可以用来解释城市盲目建设、贫民窟和贫富悬殊等弊病。在１９７２年出版的另一部专著《荒芜的城区》中，沃纳继续了私有主义的命题，认为私有主义是城市发展的推动力，使美国城市充满活力，但他强调城市规划的重要作用，呼吁政府在城市规划中扮演积极的角色。私有主义和城市规划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他认为，只有这样，美国城市才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地发展下去。〔10〕
进入８０年代以来，美国城市史学的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５０、６０年代单一的学术观点和方法独占史坛的格局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则是层出不穷的新观点和新方法。史学家的兴趣涉及城市的各个方面：城市政治、新地区主义、城郊化和阳光带城市、城市规划、种族关系、城市工人阶级、城市造房和交通以及城市大众文化等等。本文下面的篇幅将用来对８０年代美国城市史学的几个重要发展趋势加以简单介绍。
首先，城市政治寡头和改革者。这是“新城市史学”几乎完全没有探讨的问题。传统的城市政治研究把重点放在１９世纪末期出现的城市政治寡头和与其针锋相对的城市改革者。传统的观点认为，寡头统治机器腐败不堪，代表少数金融资本家的利益；改革者们则高举民主大旗，反映人民大众的呼声。到了５０、６０年代，许多史学家改变了这种看法，认为政治寡头不一定是公众的敌人，他们在推行民主政治、推动城市改革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不应该抹杀他们在历史上的功绩。相反，一些史学家对城市改革者的贡献产生疑问。他们指出，改革者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并非一个团结的联合实体。有些改革者本人就是政治寡头，另外一些改革者并不支持民主政治。因此，对改革者的贡献不能一概而论，政治寡头与改革者势不两立的观点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因而是站不住脚的。进入８０年代，这个问题又在史学界展开第三次评价。受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史学家开始抨击寡头行善的机能主义观点。乔恩·蒂伏德（Jon C. Teaford）认为，真正在美国城市中起决定作用的既不是政治寡头也不是改革者，而是成千上万有知识、懂技术的专业工作者，在每项决策通过之前，政府部门都需要请教由专家组成的智囊团。活跃在各行各业的建筑师、城市规划者、工程师、教授和律师才是城市建设的主导力量。相比之下，政治寡头和城市改革者的影响则逊色多了。〔11〕
８０年代的城市史学家还更加注重对美国城郊的研究。人口统计表明，近２０年来，美国居住在城郊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居住在市区的人数。人口重心的迁移使城郊在后工业化的美国城市中占居日益重要的地位。自沃纳６０年代开创性的著作《有轨电车的城郊》问世之后，关于城郊研究的著作和文章不断涌现，其中最负盛名的要数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肯尼思·杰克逊（Kenneth T. Jackson）所著的、曾荣获两项史学奖的《草坪边疆：美国城郊化》。这部著作首次从全美国角度对美国２００年的城郊化历史作了综合分析。该书开始先介绍了１８世纪和１９世纪初期工业化之前的“步行城市”，以及这种城市格局如何被新的交通工具和美国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而瓦解。自１９世纪中叶以后，科技革命带来了运输方式的飞跃，起初的载人马车和后来的有轨电车无一不推动了人口从城市中心向城郊扩散。到了２０世纪，汽车的发明加速了城郊发展的进程。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政府又通过修筑高速公路，提供造房贷款和分期付款等措施积极支持和鼓励人们向城郊迁移，使城郊逐渐成为居住和工作的场所。总之，杰克逊的《草坪边疆》一书从深度和广度上都发展了美国城郊化的研究成果。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从特纳的“西部边疆”一直到杰克逊的“草坪边疆”，美国的城市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12〕
战后美国城市发展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所谓“阳光带城市”的兴起。“阳光带城市”指包括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在内的东南部各大城市和以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为代表的西海岸城市。１９５０年以来，这些城市人口激增，就业率和人均收入有的已经超过基础雄厚的东部城市。此外，由于这些地区终年气候温暖，阳光普照（阳光带城市由此而得名），所以旅游业和文化娱乐业非常发达，大批美国人退休之后也搬迁到“阳光带城市”来安度晚年。卡尔·艾博特（Carl Abbott）在探讨“阳光带城市”兴起原因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政府出于战略需要，将军事基地和训练设备设在美国南部和西部，国防工业比如军舰和飞机制造业也都集中在这个地区。联邦政府的大量军事开支创造了大批就业机会，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劳动力前来工作。这种兴旺势头经久不衰，造成“阳光带城市”的形成。〔13〕到１９８０年，美国最大的１０个城市有５个在“阳光带”——休士顿、达拉斯、菲尼克斯、圣迭戈和洛杉矶。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的不断南移，“阳光带城市”作用会愈加重要，史学家也会对美国城市发展史中这个饶有兴趣的现象有更深入的认识。
美国是一个多种族、多元化的移民国家。城市移民史向来是美国城市史的重要内容之一。美国著名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所著的《离根者：缔造美国民族的伟大移民运动史话》代表了传统观点。汉德林把欧洲移民描绘成被迫告别乡下，迁徙到陌生的都市的离根者。在美国城市的少数民族居住区里，这些新来的移民逐渐丧失了本国的传统文化，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被美国主导文化所同化。〔14〕
近年来，城市史学界对城市移民过程、种族居住区的建立和移民文化生活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约翰·博德纳（John Bodnar）在他的新著《植根者：美国城市移民史》中总结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他指出，欧洲移民定居美国以后，原有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民间习俗虽然受到同化力量的强烈冲击，但并没有完全消失。恰恰相反，移民们不但始终保持着传统的家庭关系和道德观念，而且还常常利用传统的价值观适应新的环境，向现存的美国主流文化提出挑战。博德纳列举了移民建造社区的例子来阐明他的论点。他写道，芝加哥市的“小意大利城”作为意大利移民定居美国后为自己建造的生活和工作区充分反映了意大利民族文化特点。事实上，“小意大利城”不过是在美国这个新的国土上建立的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罢 了。它植根于欧洲传统文化，但又丰富了美国主流文化的内容，为其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其向多元化发展。〔15〕总之，历史学家们认为欧洲移民被同化不是普遍的现象。他们引入“涵化”这个概念来表明主导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初次撞击之后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事实。“涵化”一词比“同化”更注重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强调少数民族文化是美国城市充满生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城市大众文化已经成为史学家热衷研究的课题。大众文化涉及面甚广，各种文体生活，如体育、电影、电视、舞会、音乐酒吧等等，皆属于城市大众文化研究范畴之列。史学家试图通过对这些大众娱乐方式的研究，搞清在城市发展的某一阶段这些娱乐方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以及它们是如何塑造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冈瑟·巴思（Gunther Barth）所著的《城市大众：１９世纪美国现代城市文化的兴起》一书代表了这方面的研究水平。在该书中，巴思具体分析了五种大众文化形式：城市单元住房、都市报纸、百货商店、舞场和剧院。他指出，这五种大众文化形式随着美国现代城市的发展而产生，代表了现代城市大众文化的特点。正是由于美国是一个多种族、多元化的国家，共同的文化娱乐方式才显得日益重要，因为大众文化方式可以帮助不同背景的城市居民适应紧张的、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此外，大众文化还具有强烈的凝聚作用，有利于社会各阶层人士和不同种族、性别和年龄的人们互相沟通和接触，有助于全社会人士接受和吸收某一特定的价值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众文化的传播在美国现代城市兴起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作用不亚于工厂的兴建和政治机器的运转。〔16〕
简而言之，８０年代的美国城市史学在许多重要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与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的城市史学相比较，８０年代的城市史学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全都得到发展，成为城市史学史上成果甚丰的时期。那么，今后９０年代，乃至２１世纪美国城市史学的发展趋势如何呢？笔者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之内，美国城市史学除了保持上述各种研究的势头之外，还将在下列各领域有所发展和突破。
第一，比较城市史学。愈来愈多的学者认识到，美国城市史学不能孤立地研究，应该置之于国际城市发展的大背景之中。实际上，一些史学家已经开始从事城市比较研究。布赖恩·贝里（Brian J. L. Berry）在其著作《比较城市化：２０世纪的不同途径》中，把美国城市演变视为国际城市化发展进程的一部分，与欧洲城市、日本城市和第三世界各国的城市相提并论。他认为，推动全球城市化的动力在于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这个意义而言，世界上许多城市有大量的共同性，探索城市的共同性有助于掌握城市的发展规律，了解其兴衰原因，从而建立起科学的城市系统研究框架〔17〕。此外，还有许多史学家侧重于城市之间的比较研究，力图通过对各国城市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发展的异同比较，为研究美国城市史提供宝贵的借鉴经验，丰富美国城市史研究内容，开拓其研究视野。拟定于１９８９年在中国召开的“中美城市史比较研究”讨论会，将成为美国城市史学比较研究国际化的有力证明之一。
第二，应用城市史学。在城市规划与建设等方面，城市史学可以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出计献策。不久前，美国城市史学的权威刊物《城市史学刊》出版了一期特刊，专门载文讨论如何借鉴历史经验，解决城市中能源、交通、垃圾、下水道等问题。史学家马丁·梅洛西在《论美国城市中的污染和改革》一书中提出的综合治理城市环境污染的主张受到许多市政官员的重视和采纳。〔18〕美国各大中城市所设的城市规划委员会中一般都有城市史学家的参加。可以预见，学术界和市政府在市政建设中的通力合作还会继续下去，应用城市史学也会获得更大的发展。
第三，城市史学方法论。首先，城市史学将会更广泛地吸收和运用相邻的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经济学、地理学、人口学、统计学和社会学等会与城市史学的联系日益密切。因此，城市史学跨学科的特点表现更为突出。其次，城市史学家将会更加注重城市的宏观分析，强调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有机结合，使城市史作为一门社会学科逐渐系统化和科学化。最后，城市史将与口述史相结合，从听觉上扩大城市史学的研究范围。康涅狄格大学的布鲁斯·斯特夫（Bruce M. Stave）教授对当代美国几位著名城市史学家进行采访后编辑了《城市史学的形成》一书，成为口述史学与城市史相结合的首次成功的尝试。〔19〕同时，一些史学家还通过历史图片和照片研究城市的发展，充分利用形象的优势作为论点的有力说明，同样获得重大效果。对口述史学和历史图片创造性的运用将会极大地丰富城市史学的研究方法。
总之，以老施莱辛格的先驱性著作为诞生标志的美国城市史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历时５０多个年头了。正如它的研究对象——充满活力的美国城市一样，美国城市史学在数十年中经历了几次重大变化。从老施莱辛格的奠基概论到盛行一时的城市传体史，从塞思托姆的“新城市史学”到沃纳对美国城市史独树一帜的贡献，从８０年代城市史学在各个研究领域的突破到对其发展大趋势的展望，我们可以粗略地了解美国城市史学的基本脉络和发展过程。可以推断，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城市史学在研究内容上会不断广泛深入，在方法论上会不断更新。不断发展、不断创新正是美国城市史学充满生机的奥秘所在。
注释：
〔1〕《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６日。
〔2〕阿瑟·老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论城市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City, 1878-1898），纽约，１９３８年版；“论美国历史上的城市”（“The City in American History”），《密西西比河谷历史评论》（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１９４０年６月号。
〔3〕理查德·韦德（Richard C. Wade）：《城市边疆》（The Urban Frontier），芝加哥，１９５９年版；贝尔德·斯蒂尔（Bayrd Still）：《米尔沃基：一个城市的历史》（Milwaulkee: The History of a City），麦迪逊，１９４８年版；布莱克·麦凯尔维（Blake Mckelvey）：《水力城》，《花城》，《争取质量》和《一个冉冉升起的都市》（The Water-Power City, The Flower City, The Quest of Quality, An Emerging Metropolis），纽约，１９４８年版。
〔4〕大卫·韦伯（David Weber）：《城市研究博士论文集》（Dissertations in Urban Studies），安阿伯，１９７４年版，第５－８页。
〔5〕斯蒂芬·塞思托姆（Stephan Thernstrom）：《贫穷与进步：关于一个１９世纪城市社会流动性的研究》（Poverty and Progress: Social Mobility in a 19th-Century City），坎布里奇，１９７３年版。
〔6〕布鲁斯·斯特夫（Bruce M. Stave）：“城市史：多城的故事”（“Urban History: A Tale of Many Cities”），载于《历史杂志》（History Magazine），１９８７年春季号，第３４页。
〔7〕布鲁斯·斯特夫（Bruce M. Stave）：《城市史的形成》（The Making of Urban History），贝弗利希尔斯，１９７７年版，第２２１－２４６页。
〔8〕西奥多·赫什伯格（Theodore Hershberg）：《费城：１９世纪的工作、空间、家庭和群体经历》（Philadelphia: Work, Space, Family and Group Experience in 19th Century），纽约，１９８１年版。
〔9〕萨姆·沃纳（Sam Bass Warner）：《有轨电车的城郊：波士顿的成长过程，１８７０－１９００》（Streetcar Suburbs: The Process of Growth in Boston, 1870-1900），坎布里奇，１９６２年版。又见“假如整个世界都是费城的话——城市史学的基本框架”（If All the World Were Philadelphia: Scaffolding for Urban History, 1774-1930），载于《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号。
〔10〕沃纳：《私有化城市：费城在三个阶段的发展》（The Private City: Philadelphia in Its Three Periods of Growth），费城，１９６８年版。又见《荒芜的城区》（The Urban Wilderness），纽约，１９７２年版。
〔11〕乔恩·蒂伏德（Jon C. Teaford）：《未通报的胜利：美国的市政府》（The Unheralded Triumph City Government in America, 1870-1900），巴尔的摩，１９８４年版。
〔12〕肯尼思·杰克逊（Kenneth T. Jackson）：《草坪边疆：美国城郊化》（The Crabgrass Frontier: 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纽约，１９８５年版。
〔13〕卡尔·艾博特（Carl Abbott）：《新城市美国：阳光带城市的成长和政治》（The New Urban America: Growth and Politics in Sunbelt Cities），查珀尔希尔，１９８１年版。
〔14〕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离根者：缔造美国民族的伟大移民运动史话》（The Uprooted: The Epic Story of the Great Migrations that Made the American People），波士顿，１９７２年版。
〔15〕约翰·博德纳（John Bodnar）：《植根者：美国城市移民史》（The Transplanted: A History of Emmigrants in Urban America），布卢明顿，１９８５年版。
〔16〕冈瑟·巴思（Gunther Barth）：《城市大众：１９世纪美国现代城市文化的兴起》（City People: The Rise of Modern City Culture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纽约，１９８０年版。
〔17〕布赖恩·贝里（Brian J. L. Berry）：《比较城市化：２０世纪的不同途径》（Comparative Urbanization : Divergent Path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纽约，１９８４年版。
〔18〕马丁·梅洛西（Martin V. Melosi）：《论美国城市中的污染与改革》（Pollution and Reform in American Cities, 1870-1930），奥斯丁，１９８０年版。
〔19〕布鲁斯·斯特夫（Bruce M. Stave）：《城市史学的形成：以口述史学研究城市史学》（The Making of Urban History: Historiography through Oral History），贝弗利希尔斯，１９７７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