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RT谈判与美国“实战威慑”核战略
宋久光
发轫于1982年的美苏“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以下简称START），经历了长期步履艰难的谈判和激烈的讨价还价，近年来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进展。双方在削减50%战略核武器和其它一些重大问题上，已取得了一致意见。布什执政以来，继续了这一谈判进程。最近苏联同意将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同战略防御计划（ＳＤＩ）脱钩，美国也宣布放弃禁止机动导弹的立场，从而消除了影响协议达成的两项重大障碍，尽管还存在某些分歧，在个别问题上双方的立场尚相距甚远，但一般认为，鉴于缓和这一“大气候”的出现和双方内政、外交的需要，美苏在近年内达成协议是有可能的。
美苏核裁军谈判的这一新形势，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都引起了巨大反响。对它如何评价，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在这沸沸扬扬的内外舆论之中，一个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乃是，美国同意大幅度削减它的战略核武器是否会削弱被视为战后以来美国安全战略基石的核威慑？是否意味着美国准备放弃80年代所奉行的“实战威慑”（War-fighting）核战略？〔1〕
客观地分析和回答这一问题，对于研究美国的核战略，理解美国的核裁军政策与核战略的关系，以及START谈判的实质，大有裨益。
一、“实战威慑”——八十年代的美国核战略
在核时代，威慑已成为美国军事战略思想的主体。其核心，是以核武器为基础的核威慑。如何使核威慑充分有效和更为可靠，这是战后历届美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寻求解决的一个基本战略问题。几十年来，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军事技术的发展，美国核战略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和发展的过程。其间，尽管各种理论名目繁多，概念层出不穷，但基本上不外乎是以下两种战略思想的反映：一种是以“确保摧毁”战略为代表的“纯威慑”论（deterrence only）；另一种是以“抵销战略”（Countervailing）为代表的“实战威慑”论。前者立足于大规模核报复，以摧毁对方的社会，大量杀伤人口相威胁，迫使敌人放弃侵略意图；后者则着眼于发展有限核战争的能力，使潜在的对手看到，即使他发动了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也无法达到既定目标。或即使达到了目标，也将得不偿失，因而改弦更张。
７０年代中期之前，美国核战略基本上体现了“纯威慑”论；此后，“实战威慑”论逐步取而代之，成为美国战略威慑思想的主流。
“实战威慑”战略是卡特政府的“抵销战略”的继续和发展。它认为，可靠的进攻与防御能力是有效威慑和实现战略稳定的基础。就是说，威慑一旦失效，核冲突开始，美国核力量必须有能力按照苏联发起进攻的类型和规模做出反应。必要时，还要以升级和报复相威胁，从而重建威慑并在对美国有利的条件下尽快结束冲突。
与美国现今“实战威慑”战略有关的基本概念是：灵活反应，确保摧毁，战略稳定性，以及战略防御。
1.灵活反应（Flexible Response）
“灵活反应”是当代美国核战略思想的核心。它的基本含义包括两方面：一是纵向的灵活性。它强调对于包括常规战争、有限核战争直至全面核大战在内的一切形式的冲突，美国都能够做出适当的反应和拥有在必要时将冲突逐步升级的能力。二是横向的灵活性。它要求对于任何一个级别的冲突，美国必须掌握多种反应手段，制定多种反应方案，以便在各种复杂的形势下，都具有充分选择的余地并能够对冲突做出有力的、切合实际的反应。
“灵活反应”思想是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核恐怖平衡时代的产物，目的在于摆脱已经走入死胡同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所带来的战略上的僵硬性，重新获取战略主动权。到了70年代，核均势的现实使“灵活反应”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在双方都具有能力摧毁对方的情况下，既要实现有效的核威慑，又不致于引起全面核大战，只能求助于灵活反应而别无选择。这就是美国６０年代以来的战略方针中一直包含着“灵活反应”因素的基本原因。
从核战略的角度来看，实施“灵活反应”的决定性因素是战略核武器打击硬目标的能力以及保障这一能力实现的战略C3I（指挥、控制、通讯和情报）系统。硬目标是占苏联战略核力量２／３的洲际弹道导弹和Ｃ3Ｉ系统，它们藏在坚固的地下井中，位置固定，在现代军事技术条件下可以被摧毁，因此必然是灵活反应战略的主要打击对象。有效的打击硬目标的能力可以增强灵活反应，保证美国对有限核进攻做出切合实际的反应，并拥有在必要时发动有限核打击的手段。可靠的C3I系统则能保证美国一面作战一面谈判，这对于将核冲突限制在有限范围内，避免引起过大的附带损伤以及防止有限核冲突上升为全面核大战，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鉴于灵活反应对于美国核战略的重要意义，80年代的美国核战略常常被称之为“新灵活反应战略”，这是不足为怪的。
2.确保摧毁（Assured Destruction）
“确保摧毁”自60年代初麦克纳马拉提出以来始终是美国核战略中的一个基本概念。它要求即使在遭到第一次打击的情况下，美国战略力量仍然能够有把握地毁灭任何敌人。按麦克纳马拉最初所下的定义，这个概念的实质在于，保持高度和可靠的第二次打击能力，以便在核冲突的任何阶段，甚至在遭受到第一次打击之后，都能给对方造成无法承受的损失。麦克纳马拉确定的苏联所无法承受的损失指的是：消灭苏联人口的20-25%和摧毁其工业生产能力的50%，他认为，在遭受到这种损失后，苏联的社会就会按20世纪标准不再具有生存能力。
自麦克纳马拉时代以来，为达成既定威慑目标而对确保摧毁能力提出的要求，变动频仍。70年代中期，施莱辛格把“确保摧毁”定义为“摧毁对苏联战后恢复为大国地位有决定意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的70%”。〔2〕到了卡特政府时期，布朗又把这一标准修改为“毁灭苏联200个主要城市”的能力。〔3〕但这些变化基本是以麦克纳马拉最初的标准为基础的。
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美国战略思想由“纯威慑”向“实战威慑”演变，以灵活反应为特色的有限核战争思想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建立在大规模报复基础上的确保摧毁思想因其无法与新的战略环境相适应而受到颇多攻讦，其地位亦愈益下降。到了80年代，经过里根政府对“实战威慑”战略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灵活反应”已成为美国战略思想的主流，但是“确保摧毁”作为“大规模报复”战略的遗产和核时代的一种军事思想，已被现今美国“实战威慑”战略所批判地吸收。时至今日，它仍被视作核威慑的必要因素和慑止全面核战争的唯一手段而保留在“单一的统一作战计划”（SIOP）中，成为美国“多层次威慑”战略的“最后一招”和“终极威慑”。
3.战略稳定（Strategic Stability）
战略稳定的含义是，美苏之间只要保持实质上的均衡。那么，任何一方无论是率先发起第一次打击还是被迫进行报复，结果都不会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因而，在危机时期，双方就会克制自己而不会铤而走险。〔4〕
在70年代之前，美国享有核优势，奉行建立在大规模报复基础上的“确保摧毁”战略。当时并不存在困扰美国的所谓战略稳定问题。核均势的到来，使美国被迫放弃这种“纯威慑”理论而转向“实战威慑”，以此来摆脱战略上的困境和为核威慑寻求新的基础。然而，70年代中期之后，苏联掌握了分导式多弹头技术并迅速发展起来具有很强的打击硬目标能力的第四代陆基洲际弹道导弹（ICBM）。特别是其中的重型10弹头SS-18导弹，具有摧毁加固地下井的能力。而当时美国的核武库里却缺少同样的武器。这就对美国的ICBM形成了单方面的巨大威胁，也使以灵活反应为特色的“实战威慑”战略面临严峻的挑战。新战略强调有限核选择，要求优先打击军事目标，特别是战略军事目标。而苏联一旦对美国的ICBM发动第一次打击，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大部分民兵式导弹。使美国有限核反应的能力大为降低，重新面临“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困境：要么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要么进行全面核大战。而两者都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很明显，如果不解决ICBM的易受摧毁问题，不啻动摇有限核反应的根基，置“实战威慑”于岌岌可危之境地。保持战略稳定，防止苏联发动第一次打击，因此就成为“实战威慑”须臾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由此可见，战略核武器的生存能力是问题的关键。具有生存能力的武器系统可以使对方精心策划的突然袭击归于无效，遏止对方发起第一次打击的欲望，因而也就增强了战略稳定性。
在“纯威慑”战略时期，只要保持巨大的核报复能力，就足以建立威慑和保持战略稳定。因为，潜在的对手知道，任何有意的侵略行为，无论其规模多小，都会触动大规模报复的“绊索”而遭致毁灭性的核报复。“实战威慑”则不同。它既要求遏止全面核大战，又要求对一切形式的有限核冲突构成威慑，仅仅依靠报复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能力对有限的核进攻作出适当的反应。因而，具有灵活反应能力的武器系统也必须具有在经受第一次打击后能够生存的能力。在目前，这主要是对ICBM而言。由于苏联的第四代ICBM对加固硬目标具有很强的摧毁力，因此仅仅依靠加固地下井已不足以解决美国ICBM的生存能力问题。只有实施机动，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而机动的关键在于小型化。1983年，美国总统战略委员会（斯考克罗夫特委员会）提出建议，在部署MX导弹的同时，发展一种新型小型机动洲际导弹，其目的正是为了解决ICBM的生存能力问题，并以此来增强战略稳定性。
4.战略防御（Strategic Defense）
“实战威慑”与“纯威慑”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强调防御在整个威慑中的作用，认为可靠的防御能力对于增强威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5〕它可以使敌人无法达到发动侵略的既定目标，或者使敌人的侵略得不偿失。需要指出，这里所说的防御能力，主要是指战略防御能力，即对核武器进攻所进行的防御。它包括积极防御（主要是反导力量、反潜力量以及战略空防力量等）和消极防御（民防设施等）。在目前，对战略最具影响的是对弹道导弹实施的防御。
在“实战威慑”成为美国核威慑思想主流之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美国核战略的基础是所谓的“确保相互摧毁”（MAD）理论。这一理论对防御的看法与“实战威慑”论大相径庭，认为有效的核威慑依赖于双方都具有的确保摧毁能力。任何一方如果加强防御，都会削弱对方的核报复能力，因而也就破坏了相互威慑的基础。如果防御能力与打击硬目标能力结合在一起，还会构成潜在的第一次打击态势，其结果，只能破坏战略稳定，导致局势动荡和增加核战争的风险。因此，加强防御被看成是挑衅性的和进攻性的行动，而加强战略报复能力则被认为是防御性的。“确保相互摧毁”理论这一“有攻无防”原则在军事上似乎是荒谬的，然而在60年代，在防御技术尚不过关，双方都无法建立有效的战略防御系统的情况下，这毕竟是使核威慑有效的唯一选择。
随着美国核战略向“实战威慑”的转变，战略防御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但是在施莱辛格提出“有限核选择”理论和卡特政府宣布“抵销战略”时，由于技术上的局限以及政治、经济等因素的掣肘，提高战略防御能力仅限于理论上的表述和某些研究工作，并没诉诸到核力量的发展政策中。
执政八年的里根政府，不仅在理论上接受了“实战威慑”论，而且把这一理论大力付诸实行和继续推向前进。在１９８３年，里根宣布了以建立太空之盾——多层次空间反导系统为目标的“战略防御计划”（SDI）。这是里根政府执政期间，为落实、发展“实战威慑”战略所采取的最为重要的战略措施。
SDI的提出，决非偶然，它是８０年代新一代战略防御技术的突破性发展的产物，也是“实战威慑”战略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布什上台之后多次宣布要继续执行战略防御计划，并在技术成熟时就立即进行部署。尽管SDI在技术上，经济上，以及政治上，仍面临巨大困难。但是，只要美国不改变“实战威慑”战略，不放弃重新夺取战略优势的长远目标，美国的SDI计划和加强战略防御的努力就不会停止，必然会继续进行下去。
小结
战略防御，以及前面提到的灵活反应，确保摧毁以及保持战略稳定，是美国80年代核战略的基本概念。正是这四个概念对核力量提出的实战要求，构成了美国“实战威慑”战略的基础。
因此，分析START是否会削弱核威慑和它是否意味着美国放弃“实战威慑”就应该从分析START对这四种基本概念所体现的实战能力的影响入手。
二、START会削弱核威慑吗？
根据美苏一致同意的裁减原则，在START之后，任何一方允许部署的战略核弹头数量拗圃000。运载工具数量，包括洲际弹道导弹（ICBM）、潜基弹道导弹（SLBM）和重型战略轰炸机将限制在1600。这与目前双方各自大约拥有12000个弹头相比，削减幅度为50%左右。以后的分析将表明，在START之后，双方实际上可以“合法”部署的核武器会远远超出这一限额。但是，为了更有把握的作出结论，下面的分析仍然以6000个弹头，1600件运载工具的限额为依据。
在美国战略核武器削减一半之后，会不会削弱核威慑，会不会影响实战能力，这将取决于START之后美国战略核力量的结构、各种武器系统的数量以及武器性能等等因素。目前这些尚属未定之天。下面的讨论将根据美国一些学者所设想的三种可能的削减方案（分别以A，B，C代表）进行。〔6〕（见表１）
表一给出的轰炸机的载弹量，B-52型按每架12个计算，B-1轰炸机按20个计算。A、B、C三种方案中的数字纯系为计算方便而做的假设。
表1目前以及START之后不同削减方案下美国战略核力量的构成、数量
武器系统 |
当前武器构成 |
START后的削减方案 |
||||||
运载工具数量（L） |
弹头数量（W） |
A |
B |
C |
||||
L |
W |
L |
W |
L |
W |
|||
陆基洲际导弹（ICBM） 民兵-II 民兵-III（MK-12） 民兵-III（MK-12A） MX 小型机动导弹 ICBM小计 |
450 250 300
1000 |
450 750 900
2100 |
250
250
500 |
250
750
1000 |
1000 1000 |
1000 1000 |
50 500 550 |
500 500 1000 |
潜基弹道导弹（SLBM） 海神C-3 海神/三叉戟C-4 三叉戟D-5 SLBM小计 |
288 360
648 |
2880 2880
5760 |
144 192
366 |
1440 1536
2976 |
360
360 |
2880
2880 |
360 360 |
2880 2880 |
重型轰炸机 B-52H/G B-1 重型轰炸机小计 |
180
180 |
2160
2160 |
101 101 |
2020 2020 |
106 106 |
2120 2120 |
106 106 |
2120 2120 |
总计 |
1828 |
10020 |
937 |
5996 |
1466 |
6000 |
1016 |
6000 |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88 （Vol. 13, No.1）, p.97.
这三种削减方案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方案A为均匀削减方案。除了重型轰炸机部分以B-1代替B-52外，其他武器系统没做大的变动，仍按目前构成比例削减至6000。其特点是打击硬目标能力和ICBM的生存能力都较弱。方案B是ICBM最大机动性方案。其特点是ICBM完全由单一的小型机动单弹头导弹构成，机动性好，整体生存能力强。但此方案打击加固硬目标的能力有限。方案C是全面现代化方案。特点是战略核力量的三个组成部分都实行现代化。ICBM由MX导弹和小型机动导弹组成；潜基导弹由具有打击加固硬目标能力的三叉戟Ⅱ型（D-5）导弹取代目前的海神（C-3）导弹和三叉戟Ⅰ型（C-4）导弹；重型轰炸机则由B-1取代B-52。全面现代化方案的特点是它既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又有很强的打击硬目标能力。以上三种方案各具特点，但综合比较，第三种方案，即核力量全面现代化方案与目前美国核力量的发展趋势比较吻合。
下面分别讨论在以上三种不同情况下，START对美国核力量的灵活反应能力、确保摧毁能力、保持战略稳定性能力以及战略防御能力的影响。在进行这一讨论时，假定苏联也采取类似的削减方案。
1.对灵活反应能力的影响
如前所述，决定灵活反应能力的两个主要因素是战略核武器的打击硬目标能力和战略C3]I系统的生存能力。由于START谈判并不涉及C3I系统，它的任何结果都不会对C3I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作出限制。因而，回答START是否会削弱灵活反应能力，分析START对打击硬目标能力的影响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决定核武器打击硬目标能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核武器的当量和命中精度。核武器毁伤硬目标能力（以K表示）与当量、命中精度之间的关系如下式：
K=Y2/3/CEP2（2-1）
公式中，Y为核武器的当量，单位为百万吨。CEP为圆公算偏差，即武器命中精度，单位为海里。这个公式表明，左右核武器打击硬目标能力的主要因素是命中精度，其作用远远超过了当量的作用。命中精度提高或降低一倍，相当于当量提高或降低七倍。
目前美国战略核武器当中，具备打击硬目标能力的武器系统只有民兵-Ⅲ型导弹和MX导弹。巡航导弹虽然具有很高的命中精度（CEP=20米）和毁伤硬目标能力。但由于它飞行速度低，飞行时间长，并缺乏电子对抗能力，而无法做出快速有效的反应，因此一般不将其列为有效的快速打击硬目标武器。民兵导弹中配备MK-12弹头的导弹命中精度和当量都不高，只具备打击一般的硬目标能力；换装MK-12A弹头后毁伤力提高了一倍，初步具备了打击导弹地下井的能力，但却无法摧毁加固的导弹地下井（如苏联SS-18导弹地下井）和坚固的地下指挥中心，而打击这类目标的能力对于实战威慑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只有MX导弹和正在发展中的小型机动导弹以及潜基D-5导弹具备摧毁加固硬目标的能力。然而，美国目前只部署了少量的MX导弹，D-5导弹尚未部署，小型机动导弹还处于发展阶段。因此，目前美国核力量的打击硬目标能力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上述武器系统的性能及根据公式（2-1）计算的毁伤硬目标能力见表２。
目前以及在不同削减方案下美国核力量的硬目标毁伤力大小见表３。
表2美国具有打击硬目标能力的武器系统性能及毁伤硬目标能力
系统名称 |
弹头形式 |
当量（百万吨） |
命中精度（米） |
毁伤力 |
民兵-Ⅲ（MK-12） 民兵-Ⅲ（MK-12A） MX导弹 小型机动洲际导弹 三叉戟--Ⅱ型D-5 巡航导弹 |
分导式多弹头 分导式多弹头 分导式多弹头 单弹头 分导式多弹头 单弹头 |
3×0.17 3×0.34 10×0.34 0.475 8×0.475 0.2 |
220 220 120 120 130 30 |
3×21.75 3×51.57 10×116 145 8×123.55 1303.35 |
资料来源：〔美〕托马斯、科克伦等著：《核武器手册》，解放军出版社。
表3目前以及在不同削减方案下美国战略核力量的硬目标毁伤力
|
目前水平 |
方案A |
方案B |
方案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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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 工具数 |
弹头数 |
运动 工具数 |
弹头数 |
运动 工具数 |
弹头数 |
运动 工具数 |
弹头数 |
|
民兵-III型 （MK-12弹头） |
250 |
750 |
|
|
|
|
|
|
民兵-III型 （MK-12A弹头） |
300 |
900 |
250 |
750 |
|
|
|
|
MX导弹 |
|
|
|
|
|
|
50 |
500 |
小型机动 洲际导弹 |
|
|
|
|
1000 |
1000 |
500 |
500 |
三叉戟II型 D-5 |
|
|
|
|
|
|
360 |
2880 |
总毁伤力（ΣK） |
6.27×102 |
.7×104 |
14.5×104 |
48.63×104 |
||||
以上结果表明，在三种可能的削减方案中，除均匀削减方案会使美国打击硬目标能力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外，另外两种方案则将大大增强这一能力。其增加幅度分别为目前毁伤能力的2.3倍和7.8倍。这充分说明，在START之后，只要采用第二、三种方案而不采用第一种方案，美国核力量的灵活反应能力就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进一步增强。
2. 对“确保摧毁”能力的影响
“确保摧毁”能力，一般是指核武器打击城市、人口等“软目标”的能力。它可以用“等效百万吨当量”（EMT）来度量，单位为个。其大小与当量的关系是
EMT=（Y）a（2-2）〔7〕
当a=2/3, 当Y≤1; a=1/2, 当Y>1
核武器的总等效百万吨当量等于所有核武器等效百万吨当量之和，即
∑ＥＭＴ＝∑（Yn）ann=1，2，3……
式中： Y为核武器当量，单位为百万吨。
公式表明，核武器毁伤软目标能力与当量之间是指数关系而非线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5个当量为10万吨的核武器（∑EMT=1.08）的毁伤软目标能力可以超过一个当量为100万吨的核武器（EMT=1）。
表４给出了美国核武器打击软目标能力（用等效百万吨当量表示）。
表4美国核武器打击软目标能力
武器系统 |
当量（百万吨） |
等效百万吨当量 |
陆基洲际导弹（ICBM） 民兵-Ⅱ 民兵-Ⅲ（MK-12） 民兵-Ⅲ（MK-12A） MX 小型机动导弹 潜基弹道导弹（SLBM） 海神C-3 三叉戟C-4 三叉戟D-5 重型轰炸机 重力型炸弹 近程攻击导弹 巡航导弹（ALCM） |
1.0×1 0.17×3 0.34×3 0.34×10 0.48×1
0.04×10 0.1×8 0.48×8
1.0 0.2 0.2 |
1.0 0.31×3 0.49×3 0.49×10 0.61×1
0.12×10 0.22×8 0.61×8
1.0 0.34 0.34 |
资料来源：同表二。
根据表１给出的不同削减方案和表４核武器的性能， 可以利用公式（2-2）计算出目前及削减后美国核力量的总等效百万吨当量。这一结果由图2表示。表中的当前实际水平指的是１９８７财年美国战略核武器的总等效百万吨当量。
(图略)
上述Ａ、Ｂ两种削减方案都会使总等效百万吨当量减少。减少幅度分别为３０％，３２％。如按方案Ｃ进行削减，总当量非但不能减少，反而会增加８％，这主要是因为部署了Ｄ－５潜基导弹的缘故。如与当前实际水平相比，则三种方案均使总等效百万吨当量减少，减少幅度分别为５０％，５２％和２３％。
对于“确保摧毁”能力来说， 问题的实质不在于START之后美国核力量的总等效百万吨当量下降多少， 而是在削减后是否仍具有足够的打击软目标能力。
图3的曲线给出了核武器等效百万吨当量与软目标毁伤率之间的关系。〔8〕从曲线看出， 在一定数量的核武器范围内（大约300个等效百万吨当量以内），曲线斜率较大。毁伤率K值与等效百万吨当量呈近似线性关系。但超过这一范围后， 曲线斜率变小， 而且随着等效百万吨当量的增加变得更小。这时， 尽管EMT变化较大， 对应的毁伤力变化却较小。目前美国核武器的等效百万吨当量大约为４６００， 即使削减一半也还有２３００。从曲线可以看出， 等效百万吨当量在这一量级上的变化， 引起的毁伤力变化是很小的。
(图略)
曲线也表明， 要达到麦克纳马拉提出的消灭苏联人口的20-25%， 工业生产能力的50%这一标准， 只要确保把大约等效百万吨当量为300的核弹头投到苏联就足够了。即使按施莱辛格提出的标准（摧毁苏联75%的工业生产能力）， 也只需要850左右。因此， START之后， 尽管美国核力量总等效百万吨当量会有所下降， 但并不会对“确保摧毁”能力产生实质的影响。
那么START对不同类型目标毁伤力具有何种影响呢？
根据“单一的统一作战计划”（SIOP-6）， 美国战略核力量打击目标， 按打击的优先次序及目标性质分为六类， 共计近6000个（见表５）〔9〕。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核冲突爆发时， 所有的目标都必须打击，
也不要求同时打击所有目标， 而是要根据优先次序和战时情况而定。
表5美国战略核力量打击目标一览表
1. ICBM及控制系统 2. 其他战略核力量 3. 除战略力量以外的其他军事目标 4. 政府机构，C3]I系统 5. 军工企业 6. 能源、电力设施 |
1460 330 1560 1080 1000 520 |
总计 |
5960 |
根据计算，美国经受第一次打击后生存下来的核力量，在实施报复的攻击中对苏联各类目标的摧毁能力如表６。〔10〕
以上结果表明， START之后， 除均匀削减方案会使打击硬目标能力稍有下降外（由33%降到26%）， 其余两种方案会较大幅度地增加这一能力。这与前边对灵活反应能力的分析结果是一致的。同时也表明， START不会对美国确保摧毁能力造成任何影响。据美国一些机构分析， 甚至把战略核弹头削减至3000， 这一能力也不会削弱。〔11〕
表6目前以及在不同削减方案情况下,美国核力量对战略目标的摧毁能力
目标名称 |
目前 目标覆盖率(%)/ 目标摧毁率(%) |
A 目标覆盖率(%)/ 目标摧毁率(%) |
B 目标覆盖率(%)/ 目标摧毁率(%) |
C 目标覆盖率(%)/ 目标摧毁率(%) |
1.ICBM及 控制系统 |
57∶19（33%） |
31∶8（26%） |
98∶68（70%） |
97∶83（86%） |
2.其他战略 武器系统 |
93∶73（78%） |
93∶73（78%） |
92∶78（85%） |
94∶78（83%） |
3.其他军事 力量 |
41∶30（73%） |
41∶30（73%） |
41∶30（73%） |
39∶30（77%） |
4.政府机构 C3I系统 |
54∶43（80%） |
53∶42（80%） |
53∶42（80%） |
54∶43（80%） |
5.军工企业 |
28∶22（79%） |
28∶22（79%） |
27∶22（81%） |
29∶22（76%） |
6.能源， 电力设施 |
22∶16（73%） |
22∶16（73%） |
22∶16（73%） |
21∶16（76%） |
资料来源：同表一。
3. 对战略稳定性的影响
决定战略稳定性的根本因素是战略核力量在第一次打击下的生存能力。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核力量生存能力越强， 遭第一次打击后生存的武器数量越多， 实施核报复的能力就越强， 对于第一次打击的遏制力就越强， 战略形势因而会趋于更加稳定。
任何第一次打击的军事目的， 都是在于打破均势而获得优势。如果第一次打击能力很强， 用数量较少的武器消灭对方较多的武器， 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反之， 如果第一次打击能力不强， 或者虽然很强， 但对方的核力量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 则发动第一次打击就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目的， 甚至会得不偿失。因此， 用发动第一次打击后一方的剩余武器数量与对方生存下来的武器数量之比可以近似的用来判定第一次打击能力的大小和衡量战略稳定性的优劣。比值越大， 说明第一次打击效果越好， 战略局势则越不稳定。反之，比值越小，说明第一次打击效果越差，战略局势则越稳定。
下面的计算结果给出了目前和不同削减方案下苏联发动第一次打击和美国发动第一次打击时，上述比值的变化。（见表7）〔12〕
表7发动第一次打击后剩余武器数量与对方生存下来的武器数量之比
情况一苏联发动第一次打击
|
当前 |
Ａ |
Ｂ |
Ｃ |
苏联剩余武器数量 |
6000 |
3600 |
800 |
2600 |
美国生存武器数量（潜基导弹弹头+机载核武器） |
2900 |
1500 |
1400 |
1400 |
苏联剩余武器数量/美国生存武器数量（K） |
2.1 |
2.4 |
0.6 |
1.9 |
情况二美国发动第一次打击
|
当前 |
Ａ |
Ｂ |
Ｃ |
美国剩余武器数量 |
5600 |
3600 |
1700 |
1800 |
苏联生存武器数量（潜基导弹弹头+机载核武器） |
1700 |
1300 |
1700 |
1800 |
美国剩余武器数量/苏联生存武器数量（K） |
3.3 |
2.8 |
1.0 |
1.0 |
以上结果表明， 无论在目前还是START之后， 美苏双方都不具备可靠的第一次打击能力。核威慑是可靠的。在方案B， 即最大机动性方案下， 比值K为0.6， 表明苏联如果发动第一次打击， 其剩余弹头数量将少于美国生存下来的弹头数量。这主要是由于打击机动ICBM需要消耗大量弹头的缘故。这在军事上是得不偿失的。不难看出， 除非均衡削减， START会不同程度地削弱第一次打击的效果。因而有助于增强战略稳定性。
由于美苏双方目前都奉行“实战威慑”战略， 任何可能的第一次打击都会首先针对ICBM而来。而ICBM的易受摧毁性恰恰是美国战略核力量的薄弱之处。因此， 是否会有足够数量的ICBM在第一次打击中生存， 对于“实战威慑”和保持危机时期战略局势的稳定都具有重大意义。下面通过对ICBM的生存能力的估算来进一步分析START对战略稳定性的影响。估算井基洲际导弹的生存概率可用“传统模型”的计算公式进行：〔13〕
Ps=0.5×[（16Y／H）2／3]/[CEP2]（2-3）
公式中的Ps为目标生存概率， Y为弹头当量， 单位为百万吨， H为地下井的抗压强度， 单位为磅/英寸 ， CEP为导弹的圆公算偏差， 单位为海里。
若用两颗弹头打击一个地下井， 则该地下井的总生存概率Ps为：
Ps=（1-PA+PA·Ps）2（2-4）〔14〕
公式中的PA为核武器系统的总可靠率。目前美国ICBM的可靠率为80%， 苏联的为75%左右。
机动导弹的生存概率计算比较困难。据美国的有关研究分析，摧毁一枚机动导弹，平均需要５个弹头〔15〕，如以此来分析机动导弹的生存率，并设苏联以两个弹头打击美国一个导弹地下井， 则根据公式（2-3）和（2-4）计算的结果见表８。
表8苏联发动第一次打击后剩余的ICBM弹头数量与美国生存下来的ICBM数量之比
|
当前 攻击前／攻击后 |
Ａ 攻击前／攻击后 |
Ｂ 攻击前／攻击后 |
Ｃ 攻击前／攻击后 |
苏联发动第一次打击后剩余ICBM弹头数量 |
6418／4418 |
3330／2300 |
2070／70 |
2000／900 |
美国生存下来的ICBM弹头数 |
2100／630 |
1000／300 |
1000／600 |
1000／460① 1000／780② |
苏联剩余弹头/美国生存弹头 |
3.06／7.01 |
3.33／7.77 |
2.07／0.12 |
2.0／1.96 2.0／1.15 |
①MX为井基部署。
②MX为机动部署。
上述的结果是颇具说服力的。均匀削减方案显然无助于战略稳定。而其余两种方案则可大大增强ICBM的生存能力， 因而会增强战略稳定性。
4. 对战略防御能力的影响
自从里根在1983年提出“战略防御计划”（SDI）以来， 美苏一直就这个问题争吵不休。在START谈判过程中， 它曾经是双方立场尖锐对立和影响双方达成协议的一个重大问题。现在，苏联虽然放弃了要求将战略防御计划同ＳＴＡＲＴ谈判“挂钩”的主张，但要求美国继续严格遵守１９７２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ＡＢＭ条约），把ＳＤＩ计划限制在研究范围内。
鉴于美国目前继续奉行“实战威慑”战略， 而战略防御又是这一战略的重要基础。因此， 美国决不会轻易放弃加强战略防御的努力。尽管ＳＤＩ技术目前尚不成熟，但发展保护ＩＣＢＭ的局部防御系统则有可能，某些新技术仍在探索之中。并且不能排除在将来实现重大突破的可能性。
如果说ＳＴＡＲＴ会对战略防御产生某种影响的话，那就是， 在进攻性战略武器削减之后， 为了确保有限的战略进攻武器具有生存能力和确保威慑,进一步发展战略防御能力对美国来说就更加势在必行。
小结
在START之后， 美国的核威慑和实战能力都不会因战略核武器削减至6000而受到实质的影响。由于核武器在质量上的改进会有效地抵销数量减少而产生的影响， 因此， 只要美国继续坚持战略核力量全面现代化的方针， 美国的核威慑和核实战能力就不仅不会因START而受到削弱， 相反还会进一步得到增强。
三、START到底会削减多少核武器
前边所进行的分析以及由此分析而做出的结论， 即美国即使把战略核力量减少到START规定的6000枚， 仍然不会削弱核威慑和实战能力。然而， 在START之后， 双方可以“合法”部署的战略核武器数量将会大大超过6000。其原因主要来自限额的计算规则和巡航导弹。
按目前双方商定的限额计算规则，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基导弹的弹头， 将按实有数量计入6000的限额。装载重力型核弹和短程攻击导弹的重型轰炸机则每架按1个弹头计算。
对于机载巡航导弹， 双方同意将其列入战略核武器并计入限额。但在计算规则上则立场不同。美国主张专门装载巡航导弹的重型轰炸机不论实际载弹量为多少， 只按每架10枚计算。而苏联则坚持按实有载弹数计算。
美国重型轰炸机包括B-52， B-1B以及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一代B-2“隐形”战略轰炸机。这几种轰炸机的实际载弹能力见表9。
表9美国重型战略轰炸机的载弹量
轰炸机型号 |
空射巡航导弹 |
近程攻击导弹 |
重力型核弹 |
总数 |
B-52G B-52H B-1B B-2 |
12 12-20 - - |
4 - - - |
4 - 24 12 |
20 12-20 24 12 |
资料来源： 同表2。
不难看出， 重型轰炸机的实际载弹量将会远远超出按START计算规则计算的载弹数。
海基巡航导弹（SLCM）仍是双方没能达成一致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SLCM， 苏联开始主张全面禁止。后改变立场， 提出允许部署
1000枚， 但其中装备核弹头的巡航导弹不超过400。美国最初坚决反对把SLCM列入START谈判范围之内， 后作了让步， 同意进行谈判， 但立场与苏联仍相距甚远。目前美国只同意为核SLCM规定一个双方能接受的限额（但不列入6000限额之内）， 根据报道， 美国提出的这一限额为800。但是不论按苏联建议的400限额， 还是美国提出的800限额， 都会进一步增加双方的实际战略核武器数量。
美国国会众院武装力量委员会的一个特别小组对START会导致美国削减多少核武器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后， 得出结论， 认为START之后，如果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力量由１３２架Ｂ－２飞机，１００架Ｂ－1Ｂ型飞机和６０架Ｂ－５２型飞机组成，那么，按ＳＴＡＲＴ计算规则计算的载弹量为１１３２，但实际载弹量可达到５７１２，两者相差４５８０。如果允许部署８００枚海基巡航导弹的话，这一数字可达到６５１２（见表１０）。〔16〕
这样，根据这个小组提出的特别报告， 在START之后， 美国可以“合法”部署的战略核武器会超过一万个，相当于８０年代初的水平。如果算上海基巡航导弹，则数量可达一万一千个左右。削减幅度大约为２０％，远远少于要求削减“一半”的水平。〔17〕
表10美国战略轰炸机按START规则计算的武器数和实际载弹量比较
武器名称 |
每一运载工具 实际载弹量 |
按START规 则计算数 |
运载工具总数 |
实际武器数量 |
按START规则 计算的武器数 |
重型轰炸机 B-2 B-1B B-52 |
12 24 12 |
1 1 1 |
132 100 60 |
1584 2400 720 |
132 100 60 |
机载 ALCM B-52H |
12 |
20 |
84 |
1008 |
840 |
总计 |
|
|
292 |
5712 |
1132 |
如果按美国建议允许部署800枚SLCM的话， 则美国战略核武器总数会进一步增加为：
潜基SLCM 海基SLCM |
6 10 |
0 0 |
50 50 |
300 500 |
0 0 |
总计 |
|
|
1045 |
6512 |
|
除了上面这种“合法”， 即在条约允许范围内增加部署的核武器数量外， 还可以合法地大量增加非部署性的核武器数量。这些非部署的核武器， 一般用作试验， 定期换装， 贮存以及备用等目的。START条约所限制的， 仅仅是“部署”的核武器， 这些非部署的核武器则不在限制之列。而这些非部署的武器数量是十分可观的， 也是在研评核裁军问题时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问题。
在美国， 每部署1枚导弹， 大约需生产1.6-2枚导弹。例如民兵-Ⅲ型导弹部署了550枚， 而生产数为867枚〔18〕]， 除用于试验飞行等目的外， 还有约150枚备用。部署数与非部署数之比为1∶0.3； 又如B-52型轰炸机， 部署数为272架， 而属于非部署性贮存的则为187架 〔19〕，两者之比为1∶0.7。如按这个比例推算， 在START之后， 美国核武器的数量可以进一步增加，数量大约在５０００左右。
由于不受条约的限制， 美国完全可以通过大量增加这类非部署性武器的数量， 来增加美国核力量的潜在能力。一旦需要， 例如美国决定退出START条约， 或核冲突迫在眉睫时， 这些武器就可以很快转入部署， 在短期内大大增强美国的实战能力。
结论
1. 在80年代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 美国核威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战略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和进一步现代化。如果所有的战略核力量都具有生存能力， 又允许全面现代化， 美国的战略威慑力量就会绰绰有余。即使在数量上再做更大幅度的削减， 也不会削弱核威慑和对实战能力产生实质的影响。
2. 在美国， 核裁军政策与核战略一样， 已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核威慑本身不是目的， 而只是达到国家安全目标的一种手段一样， 核裁军是达成同一目标的另一手段。因此， 核裁军政策与核战略必然是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的关系。START谈判与美国“实战威慑”核战略的关系正是如此。
3. 在过去２０年中， 美国同苏联就战略核武器进行了各种谈判， 由限制核武器的数量（SALT谈判）发展到现今准备大幅度削减核武器（START谈判）。这对于两国间几十年来无休止的核军备竞赛， 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作用。这与以往核裁军谈判对核武器仅限制而不削减， “向上平衡”而非“向下平衡”的作法相比， 无疑是一大进步， 是值得肯定和欢迎的。然而， 同时也应看到， 双方在控制、限制乃至削减核武器数量方面取得长足进展的同时， 在军事技术方面的竞赛， 在核武器质量上完善和更加现代化方面的竞赛， 却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也是战斗力。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减少核武器数量， 而以现代化来弥补数量的减少，使核力量向更高层次发展，已成为当前和未来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军备竞赛的最重要特征。而START谈判的实质， 正在于此。
注释：
〔1〕有关“实战威慑”的概念及其发展演变， 参见《美国研究》1988年第4期，张静怡， 宋久光“从‘纯威慑’到‘实战威慑’——六十年代以来美国核战略的演变”一文。
〔2〕Desmond Ball，KTargeting for Strategic Deterrence，ADELPHI PAPER，No.185, pp.37-38.
〔3〕Harold Brown，Annual Report to the Congress FY 1979，p.55.
〔4〕Warner R.Schilling，U.S. Strategic Nuclear Concepts in the 1970s，Internations Sccurity， Fall 1981（Vol.6，No.2）.
〔5〕Caspar W.Weinberger，Annual Report to the Congress FY 1987， p.39.
〔6〕有关美苏战略核武器在不同削减方案下的构成及数量，参见Micheal M.May， George F.Bing， and John D. Steinbruner，Strategic Arsenals After START， International Security，Summer 1988（Vol.13， No 1）， p.97。
〔7〕The Harvard Nuclear Study Group： Living with Nuclear Weapons， Bantam Books， pp.132-132.
〔8〕〔美〕罗杰·斯皮德著: 《八十年代的战略威慑》， 战士出版社， 第38页。
〔9〕May， Bing and Steinbruner， p.115.
〔10〕Ibid， p.120.
〔11〕Ibid， p.123.
〔12〕Ibid， p.111.
〔13〕〔美〕罗杰·斯皮德著: 《八十年代战略威慑》， 战士出版社,第218-219页。
〔14〕同上书， 第220页。
〔15〕Michael M. May, p.120.
〔16〕The Defense Policy Panel of the Comittee on Armed Services，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Breakout， Verification and Force Structure： Dealing with the Full Implications of START, May 24， 1988.
〔17〕Ibid， pp.3-4.
〔18〕Ibid， p.5.
〔19〕〔美〕托马斯·科克伦等著： “美国的核力量和能力”，《核武器手册》， 解放军出版社， 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