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几点评价
黄 椿
大规模报复战略正式提出已逾３５个年头了。这个战略曾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外交与军事上“新面貌”（New Look）的核心，是研究战后５０年代美国外交与军事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值得进行认真探讨的。而如何评价大规模报复战略，则是对该战略的探讨中较为重要、同时也是较为棘手的部分。对它的评价恰当与否，关系到能否正确认识这个战略的历史地位。但要做到评价恰当，却非易事。在此，笔者想从四个方面对大规模报复战略作些粗浅的评价。
一
随着苏联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迅速发展，美苏核僵峙局面的出现，大规模报复战略所赖以生存的军事物质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动摇，这决定了大规模报复战略被新的战略所取代的命运。
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５０年代初时美国在核武器方面占有的压倒优势。“大规模报复战略是建立在美国占有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优势而苏联的核武器打不到美国领土这样的设想的基础上的。”〔1〕在这个战略刚刚公开宣布时，它确实还有一定的威慑力量，“因为那时美国还拥有核轰炸破坏苏联城市、工业和军事设施的能力而不必担心苏联以同样的手段进行实质性的报复”。〔2〕苏联当然会慎重地对待美国的核威胁，在它的外交政策中不能不包含对这种威胁的考虑。但是，随着苏联核攻击能力的迅速增长，大规模报复战略所依据的物质前提开始发生动摇。这个战略正式提出后才７个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５４２２－２号绝密文件就估计：“到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９年期间，随着苏联核实力及武器本身威力的增强，包括拥有核武器的双方使用战略核武器的全面战争，将造成关系到威胁西方文明和苏联政权生存的大规模的破坏。”〔3〕承认不久苏联就会拥有反击美国的核实力。事实上，苏联核实力的增长比这个文件估计到的还要快。到１９５４年１２月，也就是正式宣布大规模报复战略还不足一年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就惊呼：“苏联已有能力使美国的主要自由世界盟国遭受大规模的破坏和对美国本土造成严重损害。”〔4〕报告虽然对苏联实力有所夸大，但反映了美国对苏联核武器迅速增长的担心。特别是在一向比较薄弱的运载工具方面，苏联取得了惊人的进展，这对美国威胁颇大。１９５３年８月，苏联试制成功氢弹，１９５５年开始拥有了新型喷气式远程轰炸机（米亚－４型，西方称为“野牛式”），航程达４８００公里，时速近１０００公里，从苏联东部的楚克奇半岛出发，经过一次空中加油，即可飞抵美国的许多重要地区。美国估计，到１９５７年时，苏联将拥有５００枚原子弹〔5〕和１２５０架远程轰炸机〔6〕。尤其是１９５７年苏联先于美国拥有了洲际弹道导弹，“这种情况给‘大规模报复’战略带来了最终的打击。洲际弹道火箭已经完全剥夺了美国从前在战略上不易受攻击的地位。”〔7〕现在，“两个超级大国都有能力使用原子武器摧毁对方，因此美国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依靠特殊的地理条件和英国的强大海军来阻止外敌的入侵了。”〔8〕苏联核实力的迅速增长，迫使美国在决定进行“大规模报复”前不得不考虑再三，因为它现在也会受到同样难以忍受的核报复的打击。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威廉·考夫曼评论的，“随着他们（苏联）本身的核力量不断增长，我们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决定只有在痛苦的衡量代价、风险和利益之后才会作出。”〔9〕这就使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可信性大为下降，“美国通过‘大规模报复’来进行廉价防御的威慑作用将会越来越不可靠。”〔10〕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也不得不承认：“克里姆林宫可能不会被全面战争的风险所威慑住。”〔11〕而大规模报复战略恰 恰是以威慑为目的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赖以存在的核优势的丧失，迫使美国当权者考虑用新的战略取而代之。
二
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与美国关系重大的西欧盟国提供核保护伞，巩固和加强集体安全体制。但是，西欧盟国却从一开始就对大规模报复战略普遍为之担忧，对它的有效性抱有怀疑态度。这种担忧和怀疑，深刻地影响到美国与其西欧盟国的关系，是可能导致美国与西欧盟国分裂的一个经常性的因素。
西欧盟国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担忧和怀疑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西欧盟国担心，由于美国用来攻击苏联的战略空军基地设在他们的国土上，一旦爆发战争，苏联就会首先攻击这些基地，从而把他们的国家拖入核战争的灾难之中。核武器威力巨大，即便是对军事性质的“点状目标”的攻击，也足以给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和民用设施造成严重伤害。正如法国著名学者阿尔弗雷德·格罗塞所说：“苏联显然已经开始执行一项配置中程导弹的计划。如果它想用一次打击摧毁敌人的破坏潜力，那岂不会意味着允许美国轰炸机设立基地、不久又会让美国建立导弹发射架的那些国家遭到最严重的威胁么。”〔12〕西欧盟国国土面积狭小，而人口密集，且不要说遭受大批核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全面攻击，有些国家（卢森堡、比利时、荷兰），恐怕就是落下那么几枚百万吨级的氢弹，也会遭受到难以忍受的巨大破坏。这样的风险，西欧盟国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承担的。因此，“当危机出现，美国要求盟国支持它用大规模报复作出反应时，西欧盟国会拒绝卷入。它们害怕苏联的反报复和世界舆论的谴责”。〔13〕西欧盟 国的这种担忧，会使美国在实施大规模报复战略时，受到来自西方阵营内部的重重阻碍，甚至可能无法实施。
第二，除担忧之外，西欧盟国还怀疑，“既然俄国的火箭已经威胁着美国的城市，他们还能依靠美国的核力量对苏联入侵欧洲作出反应吗？”〔14〕这就是说西欧盟国怀疑美国在苏联拥有了核反击能力的情况下，是否真的能为了别国的安全而甘冒遭受核反击的风险，动用大规模报复力量。西欧盟国的怀疑态度杜勒斯也是有所察觉的。他曾在一份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写道：“俄国的原子弹和氢弹的发展，增加了对不能防御其突然进攻的邻国的威胁。而且，他们察觉到，如果欧洲首先遭到攻击，我们可能置身其外。”〔15〕虽然美国政府在各种场合一再向他的北约盟国表示美国“保卫”他们的决心，但核战争的风险太大了，“人们仍然担忧，美国将会设法把其盟国弃于危险中而不使用核武器”。〔16〕因此，西欧盟国对美国能否真正兑现“保卫”的许诺始终疑虑重重。他们自然要问：“如果苏联占领了土耳其的一小块领土，美国真的愿意发动一场全面核大战吗？”〔17〕美国总统“为了保卫巴黎或伦敦，或者为它们的毁灭进行报复，他是否愿意牺牲纽约，或者哪怕只是冒这样的风险”。〔18〕恐怕没人能保证美国一定会兑现它的许诺，因为核战争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由于害怕美国可能不愿意为了它的盟国而冒被摧毁的危险，或者害怕美国使用其力量的方式可能使它的伙伴在物质上遭到破坏，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便产生了发展独立的报复力量的企图”。〔19〕英国和法国相继发展了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对美国提供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核保护伞信任感的减弱。
第三，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一个重要意图，是要用美国的核武器做为支撑所谓“集体安全体制”的中间力量，把“自由世界”连结成为一个整体，达到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影响扩大的目的。但是，西欧盟国恰恰对美国把大规模报复战略与42年国家参加的集体安全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深感不安。因为其中有不少国家位于世界的“热点”地区，两大阵营的力量常常在那里发生激烈交锋。而且，其中一些国家，特别是一些不发达国家的内部，正在发生或酝酿着革命。这些国家发生的革命，又往往同时受到两大阵营的关注、援助或干涉。这些因素使整个体系承担核战争风险的危险性大大增加。因此，西欧盟国担心，美国因在某一与他们自身利益关系不大的地区与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冲突，或因干涉某一第三世界盟国发生的革命，而动用大规模报复力量，把西欧盟国也牵连进去。这就使因战后国内经济困难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搞得焦头烂额，不愿意对集体安全体制多承担责任的西欧盟国忧虑不安。他们清楚地看到，如果美国对苏联及其盟国在欧洲以外地区的“侵略”作出大规模报复的反应，将使西欧盟国——至少是美国驻西欧的军队和基地——遭到苏联核武器的反击，从而把西欧拖入冲击波与核辐射的巨大灾难之中。对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１６２号绝密文件也承认：“许多欧洲人害怕 美国的政策，特别是远东的政策，使欧洲卷入一场全面战争中，或无限期地延长冷战的紧张局面。”〔20〕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一再强调，“要使盟国相信美国的政策和行动在考虑自身的安全时也考虑到了他们的安全，并使他们相信，美国和盟国即便是在核均势的情况下，也能够对付侵略的威胁”。〔21〕但西欧盟国对大规模报复 战略有效性的怀疑始终未能消除。
西欧盟国对大规模报复战略担忧和怀疑的结果，就是一旦在与西欧盟国关系不大的地区发生冲突，在决定是否动用大规模报复力量时，西欧盟国会千方百计地影响美国的决策者们，尽全力阻止美国动用战略核力量，甚至可能不惜与美国分道扬镳。美国也许会一意孤行，不理会西欧盟国的劝阻。“然而，没有盟国的支持，美国就是以极大的开支，也难以适应其防务要求”。〔22〕而且，在美国尚无可部署作战的洲际弹道导弹时，“有效地使用美国战略空军力量对付苏联，在若干年内需要建立在外国领土上的海外基地。……这些基地的效力和美国在必要时能够使用它，在大多数情况下要依靠它们所在地区国家的合作”。〔23〕如果美国与其盟国闹翻，失去它在海外的基地，当时构成美国大规模报复力量主要支柱的１４００多架Ｂ－４７型轰炸机就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因为Ｂ－４７型轰炸机若直接从美国本土出发攻击苏联的话，需经过一至二次空中加油，这就给苏联击落这些飞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因此，包括使用核武器的美国战略，只有在我们的主要盟国相信它表示了共同安全和抵御苏联威胁的目的，并将得到贯彻时，它才能成功地得到执行”。〔24〕可见，美国如果与其盟国闹翻，美国的大规模报复力量就会被大大削弱。因此它不能不慎重考虑盟国的反对 意见。美国著名国际战略问题专家基辛格早在１９５７年就敏锐地看到了西欧盟国对大规模报复战略担忧和怀疑将造成的后果。他说：“我们的战略理论有着把任何战争都变成一场全面战争的倾向。……它就必然成为我们盟国最为关心的问题，不论是它是有这种权力还是出自本身的利益，而它们将尽力制止我们这方面采取任何有把握把它们也卷进去的危险的行动”。〔25〕印支战争是西欧盟国竭力阻止美国在欧洲以外地区冲突中使用大规模报复力量的一个典型例子。１９５４年法国兵困奠边府时，美国就想拉西欧盟国一道干涉这场战争。杜勒斯先是恐吓西欧盟国，说如果“自由世界”在印支失败，将导致整个东南亚的崩溃，那时不仅法国的势力要被逐出这个地区，还会威胁到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这位“国务卿企图利用这个引人注目的警告，使美国和盟国一起支持把大规模报复的理论以对印度支那进行干涉的形式应用到那个地区”。〔26〕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海军上将甚至制定好了一项代号“秃鹫”的计划，准备用６０架Ｂ－２９型轰炸机和１５０架舰载战斗机，“装备上战术核武器对付越盟”。〔27〕似乎只要法国人和英国人一点头，美国的轰炸机就会隆隆作响地飞过去，把原子弹砸到包围奠边府的越南人民军头上。但是，“法国人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提供打下去的保证，而没有法国人的保证（法国人是不会提供这种保证的），美国国会就不愿意采取行动”。〔28〕英国也反对在印度支那动用大规模报复力量，“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表示他的国家拒绝对援救法国的国际部队给予支持”。〔29〕艾森豪威尔在他的日记中也记录下当时英国的态度：“英国人害怕继续打下去会把我们——可能还有别的国家——都牵进去，从而（在英国人看来）将增加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性”。〔30〕由于英法等盟国的坚决反对，也由于世界舆论的反对和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美国终究未能在印度支那试验它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有效性。
至于那些被拴在“集体安全体制”战车上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旦受到所谓“国际共产主义侵略”，能否指望到美国为了它们而动用大规模报复力量，就更成问题了。如果美国连保卫柏林、巴黎或伦敦的决心都令人可疑的话，又怎么能让人确信美国会因保卫汉城、西贡或台北，而甘愿使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的摩天大楼被夷为平地呢？可见，美国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貌似强大，实则羊质虎皮。
三
大规模报复战略阻挡不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也难以成为杜勒斯“解放政策”的支柱。
镇压战后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是美国霸权主义对外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就曾在亚、非、拉许多地区，支持当地反动政权或亲自出马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如：支持法国在越南的殖民主义战争、颠覆危地马拉合法 政府和派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登陆。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认为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是与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其背景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煽动”或颠覆“阴谋”。为了阻挡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美国威胁要用大规模报复力量对付民族解放运动，不仅要把核武器运用在发生民族解放运动的地区，而且“可以考虑把莫斯科本身当作对付全球各地共产党侵略的人质”，〔31〕并“用进攻性战略打击力量，使（共产党）遭受大规模报复的损害”。〔32〕美国当权者以为挥舞核威慑的大棒，就可以阻挡住人民要革命，民族要独立的历史潮流。但事实上，“民族解放战争不能用大规模报复的威胁来对付”。〔33〕美国的战略空军不可能动不动就对在城市街头举行反帝、反殖、要求民族独立游行示威的人民群众和在山区丛林活动的小股民族主义游击队摔原子弹。假如美国当真用核武器对付民族解放运动，不仅效果甚微，还将付出遭到世界舆论强烈谴责的巨大政治代价。对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也承认，游击战和抗议示威“这些方法使美国很难主要靠军事手段作出反应”。〔34〕至于要把苏联当做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人质”，则完全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核恐吓。殖 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掀起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原因是在于这些国家内部对民族独立的渴望，在于他们对殖民主义压迫的仇恨，而不是什么共产党国家的“煽动”和颠覆“阴谋”。大多数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并没有得到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和物质的援助， 而且是由当地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因此美国找不出理由为对付这些民族解放运动而把原子弹扔到莫斯科。就是对付那些确实得到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力的物质援助的民族解放运动，美国也不敢轻易用原子弹轰炸苏联。且不要说苏联已拥有了核武器，可以把美国的西欧盟国也做为“人质”，“即便是在美国拥有明确的核武器及运载工具的优势时，显然，美国也不能真的就每一这类事件（民解运动。——引者）的反应而对莫斯科扔炸弹”。〔35〕因为那将意味着美国要付出极其沉重的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代价。到了苏联也拥有了可以攻击 美国的战略核武器后，所谓“人质”的叫嚣，连美国人自己也不再相信了。
杜勒斯还试图用大规模报复战略支持所谓“解放政策”，要依仗美国拥有的核优势，“解放”铁幕后面那些“被奴役的人民”。对此，《世界主义的崛起》一书的作者曾给予了辛辣的讽刺：“解放奴隶将导致大部分世界的毁灭，大多数的奴隶将死在这个过程中”。〔36〕结果，所谓“解放”反倒成了大屠杀。其实，杜勒斯的“解放政策”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不会真正实行。因为他很清楚美国当真动用大规模报复力量去“解放”那些“被奴役的人民”将会意味着什么。匈牙利事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时，尽管“美国人和他们的政府对勇敢的匈牙利爱国者深表同情，但却不敢介入其中以免引发一场大规模相互摧毁的战争”。〔37〕美国所能做的，不过是在多瑙河的另一端收容逃亡的起义者和在“美国之音”或“自由欧洲电台”上发表一些煽动性的言论罢了。
四
提出 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本意与其内容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个战略还缺乏当美苏出现核僵峙局面时，应付局部性、有限性冲突的选择能力。
大规模报复战略是进入核时代后美国提出的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军事—外交战略，它是美国政策制定者们开始认识到核武器划时代意义但同时又是这种认识还不够深刻的反映，它是美国军事与外交政策进入核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等人看到了“原子革命使国际关系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38〕这一事实，认识到在核时代像遏制政策那样仅仅把核武器作为一种新式兵器是不行的，需要制定一个以获取政治、外交利益为目标，着重发挥核武器威慑价值的新的战略。这是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比杜鲁门和艾奇逊的高明之处。因为进入核时代以后，“严格说来，战争的目标不可能再是军事上的胜利了，而是为了获得某些为对方所充分了解的特殊政治条件”。〔39〕但是，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却没有充分认识到核时代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这就是：由于苏联核力量的迅速发展，核僵峙局面的必然出现，“核武器使我们所熟悉的战争作为国家之间解决冲突的工具的时代结束了”。〔40〕核武器有着可以毁灭人类文明的巨大破坏力，无论什么理由动用核武器，都是对全人类犯下滔天罪行。“在核时代，胜利已失去它的传统的重要意义了。战争的爆发越来越被认为是最不幸的灾难”。〔41〕相信即便是美国统治阶级，也绝不会愿意轻率地发动一场连他们自己也会毁灭的核战争。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本意，是想“威慑”住苏联可能发动的“侵略”，避免东西方之间发生军事冲突。但这个战略却以打核大战作为威慑的主要内容，采取了一种进攻性的好战姿态。不是把核武器这把剑装在鞘里，而是拔出来直逼对方的喉咙，不给对手以任何可以进退的余地。不是将大小不同的冲突与危机区别对待，而是明确宣布要把一切可能爆发的冲突与危机，都与大规模报复力量联系起来，使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反而陡然增加。这就与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原先意图背道而驰了。建立核威慑力量的本意在于防止核战争的爆发，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却“用一个几乎肯定会毁灭国家生存的战略来进行一场目的在于维护一个民族的历史经验和传统的战争，这本身就有矛盾”。〔42〕较为可行的威慑原则应当是设法向对方（同时也就是对自己）提出某种明确宣布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将使对方认为与其所要获得的任何利益不成比例，因而使对方不致采取某种行动途径”。〔43〕在这种危险性限度允许的范围内，双方展开政治、经济与外交的争夺。越过这种危险性的限度，就可能爆发核大战，将使双方同归于尽，甚至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对双方讲都是不可取的。这也就是说，美苏双方都只能采取“假如对方发动核攻击，我就实施核报复”的战略方针，绝不能采取主动进攻的姿态，尤其是不能把可能发生的一切大小冲突和危机，都与大规模报复力量联系起来。正如基辛格所说：“现在，美国人民必须明白，随着我们的原子垄断的结束，全面战争，除了作为最后手段外，已经不再是执行政策的工具”。〔44〕但大规模报复战略却奉行如果发生所谓“国际共产主义的侵略”，就要用“进攻性打击力量使共产党人遭受大规模报复的损害”〔45〕这样的方针，错误地以为核威慑就是随时准备发动核大战。显然，大规模报复战略与其制定者们原先希望达到的目的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它反映了当时美国最高决策者们对核时代的重大意义的认识尚不十分深刻。
大规模报复战略是以随时准备发动一场代价高昂的核大战作为威慑内容的。然而，这个战略却“忽略了假如威慑失败的后果”。〔46〕由于核武器威力巨大，核战争必然使冲突双方都遭受惨重损失，甚至双方同归于尽。因此美苏两家都会处处行动谨慎，不到最后阶段，谁也不会轻易动用核武器。“力量越是强大，使用这种力量——发生最可怕的紧急事变时除外——的顾虑也就越大，并且也会使得任何目的的重要性似乎都不足以诉诸全面战争”。〔47〕核武器的巨大威力对美国决策者们产生的约束力是一种客观现实，无论杜勒斯平时如何叫嚣随时准备实行大规模报复，可一旦危机发生，这种客观现实就会迫使美国政府认真考虑全面核大战的严重后果，在行动上就不得不谨慎小心。因此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美苏之间的危机发展成武装冲突，也就是说威慑失败了，但双方冲突的规模又十分有限，或冲突地区对美国讲并非关系重大，或苏联要达到的目标有限，这时，美国会不会仅仅为了获得一个有限的胜利，当真不惜动用大规模报复力量而把自己和西欧盟国投入核战争的灭顶之灾中，是很成问题的。这就是说，大规模报复战略在对付规模、范围、程度和目标有限的局部性冲突时，可能会失去作用。因为无论是对手还是盟友，都不会相信在这类局部性冲突中，美国会毫不犹豫地动用大规模报复力量。所以这个战略“它不再能有效地对付苏联和其卫星国军队更有可能发动的局部入侵”。〔48〕美国提出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试图夺取战略上的“主动权”，但由于这个战略缺乏应付局部性、有限性冲突的能力，反而使美国失去了在这一类冲突中的“主动权”。正如威廉·考夫曼所说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要么是毁灭世界，要么投降。这种选择必然会使我们在战争边缘上犹豫不决，把主动权拱手送给我们的敌人”。〔49〕基辛格曾批评道：“我们的战略理论一直未能决定如何来防护受到威胁的地区：是局部的防卫它们呢，还是把对它们的攻击就当作是引起战争的原因”。〔50〕美国陆军参谋长泰勒上将也尖锐批评道：“大规模报复政策除了作为遏制总体核战争或作为对发起总体核战争的一方的一种报复手段外，就没有其他作用。这一事实已如此明显，以至必须考虑苏联或我们的盟国是否还相信我们除了为保全自己外，将会运用报复力量。”〔51〕随着苏联核力量的迅速发展，美苏核僵峙局面的出现，大规模报复这个“要么全面战争，要么什么也不干”〔52〕的战略，在应付局部性、有限性冲突时缺乏选择能力的弊病日益突出，采用新的战略来取代它已成为必然。
大规模报复战略，作为进入核时代以来美国提出的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军事—外交战略，在美国军事与外交政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承前启后，影响深远。进入６０年代以后，尽管它被强调“有限战争”的灵活反应战略所取代，但是，大规模报复的思想，则被灵活反应战略及此后的战略所继承。曾经对大规模报复战略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基辛格就说过：“有限战争并不是用来代替大规模报复的，而是大规模报复的补充，能制止战争扩大的，正是大规模报复的能力”。〔53〕从尼克松政府的“现实威慑战略”和里根政府的“新遏制战略”中，也都可以看到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影子，这些战略最后的手段仍然是大规模动用战略核武器的核大战。大规模报复的思想，在美国制定军事与外交战略时，还在起着重要的作用。
注释：
〔1〕〔苏〕《战争与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７１－２７２页。
〔2〕〔美〕拉塞尔·Ｆ·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４９２页。
〔3〕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KFRUS#FS），１９５２－１９５４年，第２卷，第７１６页。
〔4〕Ibid, p.808.
〔5〕Ibid, p.1804.
〔6〕Ibid, p.725.
〔7〕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研究所：《美国对外政策的动力》，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第１５１－１５２页。
〔8〕美国陆军军事学院：《军事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３５－３６页。
〔9〕〔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９８页。
〔10〕同〔8〕，第７８９页。
〔11〕FRUS, p.727.
〔12〕〔法〕阿尔弗雷德·格罗塞：《战后欧美关系》，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１１页。
〔13〕Robert F. Burk: Dwight D. Eisenbhower, Hero and Politician, Twuyne Publishers, Boston 1986, p.130.
〔14〕〔美〕阿瑟·林克，威廉·卡顿：《１９００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下册，第７９页。
〔15〕FRUS, p.458.
〔16〕〔美〕威廉·考夫曼：《麦克纳马拉战略》，解放军总参情报部，1965年，第１６６页。
〔17〕John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1983, p.98.
〔18〕〔美〕赫尔曼·康恩：《设想一下不可设想的事》，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第１２页。
〔19〕〔美〕亨利·基辛格：《选择的必要》，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３年，第１３７页。
〔20〕FRUS, p.499.
〔21〕Ibid, p.720.
〔22〕Ibid, p.495.
〔23〕Ibid.
〔24〕Ibid, p.496.
〔25〕〔美〕亨利·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第２２０页。
〔26〕R. F. Burk, op. cit., p.132.
〔27〕Ibid.
〔28〕同〔2〕，第４８２页。
〔29〕Robert D. Schulzinger: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Twentienth Centu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37.
〔30〕〔美〕罗伯特·Ｈ·费雷尔编：《艾森豪威尔日记》，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７１页。
〔31〕〔美〕拉尔夫·德·贝茨：《１９３３－１９７３美国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下册，第１５２页。
〔32〕FRUS, p.494.
〔33〕Jerald A. Combs: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249.
〔34〕FRUS, p.791.
〔35〕Amatol, Rapoport: The Big Two, Bobbs-Merril Company, 1971, p.148.
〔36〕Stephen E. Ambrose: Rise to Globalism, Penguin Books, 1980, p.188.
〔37〕Daniel M. Smith: The American Diplomatic Experience,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2, p.425.
〔38〕Gordon C. Schlomi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Nuclear Dilemma, Prentice-Hall, Inc. 1987, p.14.
〔39〕同〔25〕，第２０９页。
〔40〕G. C. Schloming, op. cit., p.16.
〔41〕同〔19〕，第18页。
〔42〕〔43〕〔44〕同〔２５〕，第２２４页，第９３页，第１６２页。
〔45〕FRUS, p.494.
〔46〕John E. Endicott, Roy W. Stafford. Jr. ed.: American Defense Polic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54.
〔47〕同〔25〕，第１６３页。
〔48〕Hugh Higgins: The Cold War,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84, p.87.
〔49〕同〔16〕，第３１页。
〔50〕同〔25〕，第２２０页。
〔51〕〔美〕马克斯威尔·泰勒：《不定的号角》，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５７页。
〔52〕J. Spanier, op. cit., p.96.
〔53〕同〔25〕，第１３７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