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的汇合：国家关系的基础
——写在中美建交十周年之际
资中筠
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而对生活在其中的当代人来说，却是风云变幻，内容丰富，值得思考和玩味。
中美两国今天的关系看来这样正常，交往这样密切，而中美建交这一事件在十年前却是轰动世界的新闻。整个建交谈判在绝对保密之下进行，笼罩着一层神秘的气氛。当时本人从事中美民间友好工作，早几天得知这一秘密，感到异常兴奋，不由得想起几十年来在逆境中为促进中美人民互相了解和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奔走呼号的美国朋友和他们的动人事迹，是他们在两国隔绝的情况下，努力在人民之间架起桥梁。于是与几个同事合写了一篇纪念他们的文章，题为《金桥若虹，思我良朋》（《人民日报》登出时题目被改掉了，内容也遭删节），笔名为“友声”，取“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之意。那时，主要萦回脑际的是人民之间的友谊，以自己在两国正常交往之前能结交那么多美国朋友为幸，并以曾为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尽过一分微薄的力量为荣。但是对中美建交的重大意义的认识还是比较抽象的，十年来两国关系发展的迅速，内容之丰富，也是当初没有想像到的。十年以前，谁也不能想像，两国各阶层之间发展了这样广泛而深入的接触。省与州之间、市与市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以及各种机构和团体之间都建立了特殊的关系，两国公民中个人之间交的朋友以千万计。与此同时，政府间的官方关系，也有长足的发展。这些都达到两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所没有达到的规模。民间的友好促进相互了解，在这基础上促进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两国政府对改善关系的积极政策又为开展各界交往创造有利条件，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这十年中，我国对美国以及美中关系的现状和历史的研究也从无到有，由浅入深，到今天美国学可以称为一门学科。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改革，为学术繁荣创造有利条件；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但使我们能获得大量的信息资料，而且能打破各种教条的约束，政治的偏见，作客观的、历史的分析。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这次才能开成这样一个学术讨论会，而且能够以刚成立的“中华美国学会”的名义召开。
如果说人民之间主要是发展友谊与了解的话,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的，只有符合各自国家根本利益的国际关系才能得到本国人民的广泛拥护，也才能持久。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国际间究竟应该重信义、原则，还是重国家利益？对这个问题，我想借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在叙述了著名的孟子与梁惠王义利之辩之后的一句评语：“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古人说的是治国之道，这里借用来说明在国与国的关系之中利益与道义原则从长远、宏观看，应该是一致的。道义就是指的国际关系中一些公认的准则。每个国家都有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利，但是以牺牲或侵犯他国利益来推进自己的野心，就会发生冲突，甚至战争。各国国力不同，往往强国凭借实力逼迫弱国服从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强权政治。所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平等的。另外，一国的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并不总是正确，也导致对外政策的失误。自从有民族国家【脚注】本文提到的“民族国家”是泛指一般人常识中的独立国家，包括多民族国家。【注尾】以来，常因国家利益冲突而纷争不断，结果无论是强国或弱国的人民都身受其害。在长年的争斗与不断调整关系中，各国共同制定了一些维护世界秩序的国际准则，如国际法、联合国宪章，以及现在日益为世界各国所肯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就是国家利益和道义原则的汇合点。当然这些原则并不总是得到遵守，而且各国站在不同立场可以作不同的解释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是终究在国际社会中已经有一些互相制约的公认的准则，完全靠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行事的时代已经过去。这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之一。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发展正符合这一进步潮流。
下面从四个主要方面剖析一下中美关系的发展基础和问题：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美两国在历史上曾有过不平等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后又有过２０多年的敌对关系。所以能有今天这样比较平等、友好、健康发展的关系，其重要的基础是《上海公报》中的一段话：
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与外交政策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国家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这段话的意义十分重要。它有两方面的含义：１．贯彻平等和互相尊重的精神，反对强权政治；２．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平共处，使国家关系超越意识形态。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敌对的状态，同时区别于历史上的不平等关系。显然，这是符合双方利益的。１９７９年的建交公报和１９８２年的“８．１７”公报又重申了两国遵守这几项原则的立场。具体的表现最主要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到了撤军、断交、废约，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基本上结束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割裂中国领土的历史。也在１５年中美大使级谈判中一个僵持不下的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但是，如众所周知，在这个问题上仍有分歧，那就是美国紧接着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和继续售台武器。美国的理由是中国没有公开申明放弃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的立场是，台湾问题既然是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就是中国人的事，外人无权过问，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的实质还是继续干涉中国内政。但是在实际上，中国也认为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并且几年来一直以和平统一为 国策，进行了积极的努力，采取了种种有利于这一目标的措施。近一两年来大陆的改革日益深入，台湾岛内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也有所松动，海峡两岸之间的来往有引人瞩目的发展。美国政府公开表示的态度是欢迎这种发展。这样，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和继续对台军售就日益缺乏借口。对美国说来似乎更多是满足某些政客的意识形态的需要，而不是实际的 国家利益。对中国说来，只要《与台湾关系法》存在一天，美国售台武器还在继续，就不认为在中美关系中的这个问题上五项原则得到了彻底遵守。另外，美国政界和舆论界还有一股支持台湾分离的力量，还有相当能量，不时在中美关系中造成干扰的因素。目前在台湾问题上，双方利益的汇合点是维持岛内局势的稳定，向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不过，中国强调的是和平统一，统一是大前提；美国则只强调和平，对统一问题始终态度暧昧。中国要求美国向有利于中国和平统一的方向运用它实际存在的影响；美国表示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与美国无关；而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诸如《与台湾关系法》等种种行动对台湾表示极大的关切，中国则认为这是美国进行了不应有的干涉。这始终是两国之间的一个困难问题。
坦率地说，对在两国关系中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远比美国重视。这是因为，（１）自近代以来，中国与列强的关系很少是平等的，几代中国人的流血奋斗就是为结束民族屈辱和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所倡导的，对于它的意义中国体会更深；（２）战后美国曾经干涉过中国的内争，后来又奉行过对中国孤立、封锁，并割裂中国的政策，中国认为在过去的中美关系中中国是受害的一方，而如上所述，有些问题至今尚未彻底解决；（３）两国目前国力悬殊，在经济、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客观上不可能对等，从而造成不平等感。
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二方面的含义，那就是尽管中美两国制度不同，政治文化以及立国的哲学理论不同，只要遵守这些原则就能友好相处。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国家关系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中国领导人一再宣布，“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实践，我们 坚持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决定亲疏、好恶”，〔1〕而且中国在对外关系实践中也的确是这样做的。美国在与中国关系中基本上也是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而不强调意识形态。但是与中国相比，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成分仍然相当浓厚。美国的外交最终目标仍是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制度、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加以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推行自己的利益时并不总是注意尊重别国的利益。例如，除了上述台湾问题外，以“人权”为名，在西藏问题，甚至计划生育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等等。有些言行来自国会，不一定代表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但是实际上美国国会作为“三权”中之一权，对外交政策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特别是就损害美国在中国人民中的形象而言，不可能指望一般中国群众对美国政治作这样细致的分析。因此，这类事造成中美间不愉快的因素，既违背中国的利益，而中国人也看不出美国的利益需要这样做。这就是意识形态因素在两国关系中的消极作用。
现在国际上有一种理论，认为今天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人类共同的利益已经超过一国的利益，因此主权和国家利益应退居次要地位。诚然，在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世界各地人民的命运更加紧密相连。诸如防止核战争、环境保护、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反对种族歧视等等，都是关系到全人类的利益，需要各国合力完成的共同事业。涉及这些问题，每一个国家都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但是除了这些共同问题外，在现阶段，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还是主要的，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的主要考虑，当然还是推进本国的利益，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远未到来。特别是在国家之间贫富强弱悬殊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抹煞民族利益实际上会导致强权政治。７０年代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是一例。美国在对外政策思想中推行美国理想的“天命”论，也往往导致强加于人。所以，笔者仍然认为在今日世界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关系中各民族国家的利益和人类的共同利益、道义理想和现实利益的最佳汇合点，也是中美关系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基础。
二、中美关系国际背景的变化
战后４０多年来，中美或为敌，或为友，都是在“冷战”的背景下产生的，因而苏联的因素起很重要的作用。毋庸讳言，１７年前中美关系的突破，１０年前中美建交，其中都有苏联的因素。当时苏联借美国在越战之后需要收缩之机加强军备，并在全世界扩张，咄咄逼人。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是对和平最大的威胁，也是对自己安全最大的威胁；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是可以借以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 。卡特政府决定与中国建交，是政府中联华抗苏的主张占上风的结果。因此，建交初期，双方都强调战略关系。当时， 双方对于对方与苏联的关系的变化都比较敏感。中国领导人曾对“绥靖主义”提出警告；而１９８２年中国开始调整外交政策，强调独立自主，并且同苏联关系有某些松动时，美国政府对此抱有很大疑虑，美国政界出现一种论调，怀疑中美关系的价值，一些一贯反华的政客乘机攻击美国政府发展对华关系的政策。
但是进入８０年代后期，这一国际背景发生很大变化，最主要的是两个超级大国各自的处境和相互关系的变化。更为突出的是苏联自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宣布进行改革，对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７０年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反思，提出“新思维”。苏联国内问题非本文讨论范围。重要的是，苏联要致力于如此深刻的内部改革，难以同时负担昂贵的军备竞赛和军事扩张，必须调整和收缩对外的战线。现在已经看到的除了对国际关系的理论上一系列新的提法外，在行动上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而且国内舆论公开批评当初侵阿错误；同美国达成中导协议，第一次同意核查；在对待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承认各国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等等。
美国没有发生苏联这样令人瞩目的变化。但是美苏之所以能够达成中导协议，也是出自美国本身的需要。美国的经济也遇到相当严重的困难，对于沉重的军备竞赛的承受力决不是无限的。最重要的是世界力量中心正在分散，美国发现自己左右世界事务的力量已今非昔比。与里根上台伊始对苏联的咄咄逼人的强硬姿态相比，第二届里根政府已经转而致力于同苏联谋求缓和，而且自１９８５年以来已实现了四次美苏首脑会晤。
中苏关系的发展没有美苏关系走得那么远。不过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开始有希望逐步消除。如果印支问题进一步得到解决，苏联能更进一步发挥影响，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苏之间的关系可望进一步改善。
并不是说，美苏之间的对抗已经不存在了；笔者也不同意世界已经实现“多极”之说。因为尽管影响国际局势的力量正在分散，但是美苏之外的其他力量还没有能成为一“极”的；美苏两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没有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取代。但是无论如何，中美建交的“冷战”背景已经发生极大变化，整个世界局势正在趋向缓和，单纯从中美苏三角关系来考虑两国关系已经不符合变化了的现实。事实上，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十年来，客观上中美关系的基础逐步向多面化扩大；两国决策者从主观上也日益认识到这样对两国有利。这不仅仅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且从根本上讲，中美两大国之间本来有建立良好关系的多种理由。在和平时期，单纯以对付第三者的共同威胁为基础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现在，中国领导人对美苏关于裁减核武器的谈判和协议不但不批判而且表示欢迎，对美苏关系的缓和也处之泰然。美国政府发言人也公开表示，在三大障碍消除的前提下，中苏关系的改善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这样一种理解正是中美关系健康和稳定的表现。
当然，国际背景中不仅仅是美苏关系问题。美国是超级大国，在它的观念中，全球各地所发生的问题常与其战略利益有关。中国自认为属于第三世界，与美国处境不同。中国的对外政策也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与美国的战略相配合。特别是对待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对美国的政策常常持批评态度。这是国家关系中的正常现象。但是，维护世界和平，在热点地区尽量争取局势缓和，始终是双方的共同要求。特别是在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促进该地区的繁荣方面，中美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余地。重要的是要弄清双方根本利益所在，尽量发展共同点，妥善处理分歧，不使它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冲突。国际局势变化多端，双方如能本着这一原则处理两国关系，就能使它较少波动而更加稳定。这也正是１十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总趋势。
不言而喻，中美关系决不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被动的因素。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１十年来的积极发展对于今天的国际局势缓和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中美之间关系如何，其意义不同于一般的双边关系，这是两国的地位和分量所决定的，尽管中国不是超级大国而且并不富强。因此，在考察和处理中美之间的问题时，除了各自的国家利益之外，对整个国际局势的影响也必须考虑在内。
三、中国的改革、现代化与中美关
今天中国所执行的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政策一般都从１９７８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一周之后，中美建交，所以中国改革的进程与中美关系的发展几乎是同步前进。这不仅是时间上的巧合，而且二者之间确有一定的联带关系。
诚然，中国为现代化而奋斗非自今日始。结束贫穷、落后状态，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以平等的一员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以说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无数仁人志士在漫长的岁月中进行了前仆后继的努力和探索，也作出了可贵的牺牲和贡献，但是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原因，中华民族几经磨难，至今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不过今天比起以往，又有着新的奋斗基础：
１．中华民族作为整体，从曲折的历史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可以说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的目标成为举国上下一致的全民共识。
２．过去，中国的大门为列强的炮舰所打开，后来又有过被迫的和自愿的闭关锁国的经历。今天则是完全自觉自愿地打开大门。这十年来，中国人对世界事务的了解飞速增长，参与国际交流的阶层空前广泛。为克服闭塞、无知、孤陋寡闻的状况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今天的中国人对现代化的含义了解得更为切实、具体，追求也更为强烈。
３．有一个基本稳定，并以组织全体人民实行现代化为坚定不移的目标的政府。它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中心考虑，就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前提下，如何有利于建设现代化的中国。
所以，实现现代化是全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这就是当前中国的现实。
另一个现实是，一般说来，多数中国人在想到现代化时，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想到美国。不论是抽象地还是具体地，也不论对美国的想法是否符合实际情况，相当广泛阶层的人士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把美国当作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美国高度发达的科技、教育、文化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是中国可以吸收和借助的对象；尽管美国与中国国情极为不同，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文化背景都相差甚远，但是这一切对当前的中国人都有吸引力，对美国的探索和研究方兴未艾。
在美国方面，促进中国现代化符合美国的利益，似乎也是绝大多数朝野有关人士的看法。这是因为：
１．早在珍珠港事变之后，美国就认定在西太平洋的长远利益在于有一个既稳定、繁荣而又与美国友好的中国。这两方面缺一不可。在４０年代末，国民党政权虽然亲美，却过于软弱，无力统一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稳定而日益强大，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与美国处于敌对状态。现在，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对美国说来，中国具备了这两个方面的条件。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同美国没有利害冲突；中国不是超级大国，没有扩张野心；在中国与美国关系友好的前提下，中国越是发展、强大，则美国在这一地区越无后顾之忧；中国向现代化 方向发展是历史潮流，美国在这过程中起的作用越大，同中国的良好关系也越稳固，同时也越有利于美国在正在蓬勃发展的亚太地区发挥其影响。
２．中国的改革方向是朝着经济上加强市场作用，政治上民主化，思想上打破教条束缚，全面开放的方向发展。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之一是鼓励世界各地向这一方向的发展。作为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当前的改革对美国更有特殊意义。
３．在政治关系正常化之后，经济关系的地位就日益重要。中国经济同美国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中国即使进一步发展，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大可能在国际市场上成为美国的劲敌，而相反，中国目前还只是潜在的巨大的市场将会有更大的吸引力。同时，如果改革比较成功，目前中国存在的种种弊病将有所克服，从而减少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中国方面的障碍，中美经济关系也将能更加顺利地发展。
基于上述理由，当美国政府和政界人士一再表示美国乐于见到中国实现现代化，一个现代化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国有利于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时，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出于美国本身利益的考虑。
当然，目前美国支持中国现代化有一定限度。这里有美国的政策、制度等原因，也有客观能力的限制。在中国看来，最主要的，不应有的障碍是“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对中国的技术转让的限制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在具体问题上发生摩擦时，技术转让常常被用来作为一种施加压力的杠杆。在中国出口武器问题上，甚至在中国的内政如计划生育等问题上都发生过与技术转让相联系的做法。另外，在国际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中国作为后来者，客观条件相对不利，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更加损害中国本来可以有的机会；从长远看，也未必对美国有利。当然，还有一个限制因素是，美国自己的经济地位已经下降，已经不具备战后初期那种可以运用裕如为政策服务的经济力量。
所有因素中最重要的，还是美国对中国改革的估计。中国的改革进行到现阶段，遇到了比前一阶段复杂得多的问题，正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暂时受挫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美国的决策者对此如何估计，作出什么反应，必然影响对华政策。美国投资者和商人更加敏感，因此而使中美经济关系出现波折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总之，围绕着中国的现代化，中美关系有共同的利益，因而有很大的 发展余地；同时也存在种种限制。归根结底，中国现代化要靠自己的努力和改革成功，这方面成效越大，同美国的合作基础也越宽，否则反是。在这种合作中双方都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因而是互利关系。中国人如果以为可以主要依赖美国或任何外国实现现代化，是完全错误的；美国人如果以为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完全是一种利他主义的慷慨行为，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四、文化交流
【脚注】这里文化交流是广义的，包括学术、思想、教育、科技、文艺、出版等各个方面、各种形式的交流。【注尾】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文化关系往往被忽视，实际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中美文化交流是一个值得作为专题研究的课题。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尽述。这里只从本文的题目——两国利益的角度来加以评论。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也就是中美建交前夕，两国签订了《科技合作协议书》，这是中断了３０年的中美文化交流之后第一个正式协议书。从那时起在各个学术领域中以及各大学和学术机构之间签订的交流协议已经难以统计完全，两国的文化学术交流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单就中国派往美国的学者和留学生一项，根据“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发表的数字，从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７年，已有５６０００名；〔2〕已经可以预计，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９年的十年中，总数将超过１８６０至１９５０年将近一个世纪的数字。〔3〕美国派往中国的学者和学生虽然远少于中国留美学生的绝对数字，但是已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当然，文化交流决不仅是互派留学生而已。各种层次，各种职业的人员互访；书刊、资料的互译互通；文学、艺术的介绍，以及其他有形无形的信息交流，其深度和广度都是十年以前难以想像，也是近百年来中美交流史上所未有的。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对两国各自的利益以及两国关系意味着什么？还存在什么问题？
从中国方面说，似乎比较明显。一言以蔽之曰：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中国首先关心的是向美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的知识；借助美国发达的高等教育和开放的教育制度培养各方面的人才；探讨美国发达的原因和建设经验以作借鉴；了解美国的制度、国情以便正确制定对美国政策，恰当地解决两国关系中的问题。另外，还有利用美国的资金协助加强和发展一些教育、学术活动和机构，等等。这些都是有形的。而无形的影响可能比有形的更为深远。同美国的交往，使长期闭塞的中国人打开眼界，接触到一个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了解另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特别是在知识界引起的震动是极为强烈的。这当然不仅是美国一国引起的，而是整个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不过由于美国的实力雄厚和积极的对外文化宣传政策，在这方面美国的影响自然是独占鳌头。这十年来中国翻译的大量书刊中美国的占第一位，并遥遥领先；中国在外国留学生有一半以上在美国，就是证明。
那么这种文化交流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呢？由于两国经济力量悬殊，文化交往的资助大多来自美方，在美国人中间存在着一种看法，似乎是中国单方得利，有人认为中国人期待美国“行善”。〔4〕果真如此，这是不可能持久的。事实上，美国积极推进对外文化教育事业有着长远的历史，而且已成为美国对外关系中一大特色，显然美国决策者认为这是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
中美之间最早的大规模的文化教育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庚款“退款办学”。当年“义和团”运动所表现出来的“仇外”情绪使西方人震惊，八国联军侵华更激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帝情绪，还有美国排华运动和清廷与美交涉的失败引起中国人抵制美货的斗争。美国希望改变自己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把自己同其他列强区别开来，便于争夺中国市场。当时这一主张倡 导者之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Edmund James）在１９０６年给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一封备忘录中说：“哪一个国家能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文明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5〕
半个多世纪之后中美在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又恢复了文化教育关系，而且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发展着。但是美国所追求的目标精神基本方向没有变。在１９７９年５－６月间美国众议院科技委员会“科学、研究、技术”小组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副主任本杰明·胡伯曼与“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路易思·布朗斯孔姆列举美国同中国交流对美国的“动机”如下：
１．在某些领域内获得科学成果。
２．与年轻一代中国科学家与工程师建立重要联系，他们很可能在未来的领导层中占很大部分。
３．使美国能在日益扩大的商品市场中有更强的竞争力。
４．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并帮助中国矿产和能源的发展与出口。
５．对发展一个“强大、安全和和平的中国”作出贡献。
６．通过美国社会科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在中国的研究工作提供对中国社会、政治与政府更好的了解。
７．通过让中国学者接触美国以改进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了解。
８．使那些为了发展经济而求诸西方思想的人能得到美国的技术，例如管理学。
９．研究中国农村发展的某些方面是否能适用于发展中世界的其他地区。
１０．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人员和机构的联系网，并建立许多继续进行的项目，俾使朝着关系更加密切的方向发展的潮流难以逆转。〔6〕
以上１０点概括了从美国角度看中美文化交流的好处。比之庚款时期提法略异但实质精神是一致的，而且大大地发展了。美国政治家和科学家都认为，在成 千上万中国青年思想成型的过程中接受美国的基本价值标准之一：“个人通过科学研究追求真理的自由”，是有重大意义的。还有人指出，如果在各个负责岗位的中国人许多是在苏联或日本受的教育，而与美国没有联系，那美国会多么吃亏！〔7〕
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说，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访问中国，走到北京的王府井，望着摩肩接踵的人群，忽发感想说，如果这样众多的中国人都反美，太不堪设想，美国无论如何应致力于防止发生这样的情况。
不论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在十亿中国人中间，特别是其中的精英阶层中间，美国的形象如何，美国是不能无动于衷的。
这又联系到一个经常困扰中国人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美国在中国培养“亲美派”？过去，这曾经被认为是美国居心叵测的表现，似乎凡“亲美”者必然要反对本国人民，本国利益，于是美国的积极外向的文化宣传政策就被认为是“文化侵略”。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１．在过去，中华民族长年处于民族屈辱，广大人民处于苦难之中的时候，中国的民族利益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在华利益有很大矛盾。当时受到西方教育的，或者与外国企业机构关系比较密切的人中间有少数人脱离本国人民，甚至轻视本国人民，处处站在外国立场做出维护外国利益，损害本国利益之事。更严重的是，如果处于重要的决策地位，却受制于外国，自觉或被迫执行外国政府所需要的政策而不顾本国利益，这当然为本国人所唾弃。中国过去有所谓“国贼”“洋奴”或“高等华人”之讥，即由此而来。而外国有关当局则致力于培养忠于自己利益的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受外国影响面越大，往往对本民族不利，“文化侵略”之说有一定根据。
但是，文化本身并无敌友之分。文化上接受美国教育熏陶是一回事，维护民族利益与否又是另一回事。就以庚款培养的大批知识分子为例，他们是西方现代科学文化在中国的得力的传播 者，他们中间许多人学习并欣赏美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但是在４０年代后期，美国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时，这些教授中多数都支持或参加了反美学生运动；美国出资在华办的一些学校的学生成为这些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由于美国驻华外交官说了中国学生受教育是美国的“恩惠”这样的话，引起清华大学教职员工拒领美国救济面粉事件。所以在民族利益发生尖锐冲突时对于多数受美国教育的知识分子说来，民族立场始终是第一位的。
２．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敌视中国政府。艾奇逊说“寄希望于中国民主个人主义东山再起”；杜勒斯说“共产主义”统治在中国是“暂时现象”，都只能被解释为意在推翻和颠覆现政府。另外，在“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文化宣传成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当中如果有人“亲美”，当然就与爱国相悖。因此当时中国政府对美国“文化渗透”进行谴责和批判。不过，许多本来很爱国的受过西方教育，特别是美国教育的知识分子受到怀疑和迫害则是全然错误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在美国麦卡锡主义时期，大批了解中国国情的学者和外交官，从美国利益出发，主张美国采取现实的对华政策，也被怀疑为“亲共”，受到“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调查和迫害。这样的悲剧应该一去不复返。
３．在正常情况下，各国文化只要有交流，就必然互相渗透，互相丰富。人类的共同文明因此得而发展。而且，一个国家的对外文化政策当然是以争取别国人民对自己有好感为目的，这不但无可非议，而且有助于消除人民之间的隔阂与偏见，有利于促进两国关系。在这里人民之间的友谊正好与国家的利益汇合在一起。自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基本上可以纳入这一格局。
不过，在新的形势下，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例如，在相当多的中国人中间对美国有一种盲目崇拜，以为美国遍地黄金唾手可得。有的青年人痛感中国民主改革的迫切需要，处处以美国的制度为蓝本，提出激烈而不切合中国实际的要求；这些情况又引起当政者对人心动荡的担心，从而对与美国文化交流产生疑虑；另一方面，有人面对当前民族文化的不景气担心失去中国的民族特质，因而对西方文化持怀疑和抵制态度。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目前无可讳言地在文化、经济上与美国差距太大，在相互交流中很难吞吐自如。特别是中国过去有着这样历史悠久的光辉灿烂的文化，现在普遍教育水平又如此低；过去长期闭关锁国，思想禁锢，现在一旦开放，面对汹涌而来的外来文化冲击，产生种种矛盾摩擦和不平衡的心理状态，恐怕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全民族的教育文化水平提高，重新树立民族自信心，解决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问题，才能逐步取得心理平衡，也才能在吸收外来的营养中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这些都是中国本身的问题，非外来文化之过，重新关闭是没有出路的。当然，在美国方面也还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以及“美国中心”的心态。
还有一个困难问题是人才流向问题。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最新主持出版的《中国留美学生》一书中差不多用了一半篇幅讨论这个问题，足见这个问题已引起美方重视。美国发展强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善于吸收各国人才为己所用。这固然有美国的雄厚财力为其后盾，更重要的是美国特别优越的文化环境和积极的文化政策。十年来，中国向美国输送了大批留学生和学者。除少数由中国政府资助外，多数是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美方资助，或半工半读，或在美国各种学术以及企业机构工作。表面上是美方出钱为中国培养人才，而实际上大批优秀人才在美国学习或工作，对提高美国大学和学术机构的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美国各种单位就业或半就业的中国人总的说来都表现出色。因此有人说，在某种意义上等于中国为滞留在美国的一部分优秀人才支付了中小学教育费用。美国方面对大批外国学生涌向美国的现象对美国的得失有所争论，去年《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两位学者的文章，总的认为外国学生对美国作出了宝贵贡献，如果外国学生一旦停止要求进入美国大学，对美国将是重大损失。〔8〕
对中国说来，自然就是人才外流，这也是中国政府及一些单位的领导为之烦恼的问题。美国之所得，暂时成为中国之所失。更为严重的是目前尚在国内各种岗位上工作的各种人才也不安心工作，纷纷谋求出国，而最容易得到机会的还是美国。中国在这样一种现象中究竟得失如何，似乎成了问题。不过这与其说是中美之间的问题，毋宁说是中国本身的问题。人才为谁所用，主要要看中国是否能创造一种能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的环境和可以过得去的接近公平的待遇。不利于中国建设的人才流向只有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经济的发展和人才政策的合理化，才能逐步好转。如果解决得好，大批优秀人才将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国现代化起到 远比庚款所培养的前辈们更为深远的作用。这个问题同前一个一样，靠重新关门是无论如何不可取，也办不到的。中国教委负责人和中国领导人一再发表谈话，表示中国将不改变向国外派留学生的总的政策，说明这也是中国政府的认识。
本文主要谈中美关系中双方利益的汇合。但是这里还必须指出，文化交流除了涉及两国利益之外，还有其超乎国家利益的本身的价值。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文化体系目前正在面向世界的过程中向现代化蜕变，与美国这样一个年轻的，脱胎于欧洲，而又自成体系的西方文化之间，在历史上第一次有机会这样全面深入地，无拘束地相互认识，相互探索，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是应该占有重要的一页的。一部分中国学者已经或正在意识到这一点。在这方面，双方发展趋势似乎不平衡，在中国的美国学正在向纵深发展，而据笔者从一些研究中国的专家学者处了解，近年来，美国研究中国的人数和经费正在减少。与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以及正常化初期相比，“中国热”正在减退。若干年后，一批优秀的中国学专家有后继无人之虞。还有一种现象，在一些著名大学的中国学系中，在校的学生或研究生大半都是中国留学生！即使这些中国学生毕业后留下来充实美国各研究和教学岗位，也代替不了美国人本身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据说这种现象之出现是因为两国关系已趋稳定，问题较少，似乎不需要给予太多注意。这显然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态度。其实，总的说来美国人对中国的探索和了解刚刚开始，过去长期存在的偏见，一些简单程式化的标准和仓促的结论，都是进行深入了解的障碍。即使是在近期也还是妨碍两国关系的一个因素，遑论更深远的影响。本来，美国能够兼容并蓄各民族的文化，是迄今为止美国的优势。但是这种短视的，缺乏耐心的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又会使美国失去这种优势。从长远来看，也将影响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势头。作为一个研究美国的学者，我借此中美建交十周年之际，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供将来与美国同行们作进一步探讨。
瞻望将来，中美之间有广阔的利益汇合区，因此有足够的理由期待两国关系稳定而健康地前进。但是也存在不少困难，要靠双方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来促进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从长远看，两国人民互相深入了解还有许多工作可做，这也是我们以学术讨论会来纪念中美建交十周年的宗旨所在。
注释:
〔1〕１９８５年赵紫阳总理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的演讲（《人民日报》１９８５年６月７日）。
〔2〕里奥·奥林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政策、问题与数字》(Leo A. Orleans,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Policies, Issues, and Numbers, for CSCPRC, Washington, 1988)，第９页。
〔3〕大卫·兰普顿等：《恢复了的关系：美中教育交流中的趋势，１９７８－１９８４》(David Lampton，A Relationship Restored-Trends in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s, 1978-1984)，第２页。
〔4〕沈大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美国的互相矛盾的形象》，威尔逊中心亚洲部论文集第３２卷(David Shambaugh，Conflicting Chinese Images of America Dur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lson Center Asia Program Occasinal Paper, No.32)，第２３页。
〔5〕明恩溥：《今日中国与美国》(Arthur. H. Smith, China and America Today, New York, 1907)，第２１４页。
〔6〕转引自拉夫·克劳：《美中交流计划评述》（美国新闻署调查报告，１９８１年２月），(Ralph N. Clough, A Review of the U.S.-China Exchange Program, Research Report USICA, Feb.23, 1981)，第７页。
〔7〕同上，第６１页。
〔8〕《华盛顿邮报》，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