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的汇合：国家关系的基础
——写在中美建交十周年之际
资中筠
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而对生活在其中的当代人来说，却是风云变幻，内容丰富，值得思考和玩味。
中美两国今天的关系看来这样正常，交往这样密切，而中美建交这一事件在十年前却是轰动世界的新闻。整个建交谈判在绝对保密之下进行，笼罩着一层神秘的气氛。当时本人从事中美民间友好工作，早几天得知这一秘密，感到异常兴奋，不由得想起几十年来在逆境中为促进中美人民互相了解和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奔走呼号的美国朋友和他们的动人事迹，是他们在两国隔绝的情况下，努力在人民之间架起桥梁。于是与几个同事合写了一篇纪念他们的文章，题为《金桥若虹，思我良朋》（《人民日报》登出时题目被改掉了，内容也遭删节），笔名为“友声”，取“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之意。那时，主要萦回脑际的是人民之间的友谊，以自己在两国正常交往之前能结交那么多美国朋友为幸，并以曾为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尽过一分微薄的力量为荣。但是对中美建交的重大意义的认识还是比较抽象的，十年来两国关系发展的迅速，内容之丰富，也是当初没有想像到的。十年以前，谁也不能想像，两国各阶层之间发展了这样广泛而深入的接触。省与州之间、市与市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以及各种机构和团体之间都建立了特殊的关系，两国公民中个人之间交的朋友以千万计。与此同时，政府间的官方关系，也有长足的发展。这些都达到两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所没有达到的规模。民间的友好促进相互了解，在这基础上促进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两国政府对改善关系的积极政策又为开展各界交往创造有利条件，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这十年中，我国对美国以及美中关系的现状和历史的研究也从无到有，由浅入深，到今天美国学可以称为一门学科。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改革，为学术繁荣创造有利条件；一方面当然是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但使我们能获得大量的信息资料，而且能打破各种教条的约束，政治的偏见，作客观的、历史的分析。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这次才能开成这样一个学术讨论会，而且能够以刚成立的“中华美国学会”的名义召开。
如果说人民之间主要是发展友谊与了解的话,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的，只有符合各自国家根本利益的国际关系才能得到本国人民的广泛拥护，也才能持久。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国际间究竟应该重信义、原则，还是重国家利益？对这个问题，我想借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在叙述了著名的孟子与梁惠王义利之辩之后的一句评语：“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古人说的是治国之道，这里借用来说明在国与国的关系之中利益与道义原则从长远、宏观看，应该是一致的。道义就是指的国际关系中一些公认的准则。每个国家都有维护自己利益的权利，但是以牺牲或侵犯他国利益来推进自己的野心，就会发生冲突，甚至战争。各国国力不同，往往强国凭借实力逼迫弱国服从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强权政治。所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平等的。另外，一国的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并不总是正确，也导致对外政策的失误。自从有民族国家【脚注】本文提到的“民族国家”是泛指一般人常识中的独立国家，包括多民族国家。【注尾】以来，常因国家利益冲突而纷争不断，结果无论是强国或弱国的人民都身受其害。在长年的争斗与不断调整关系中，各国共同制定了一些维护世界秩序的国际准则，如国际法、联合国宪章，以及现在日益为世界各国所肯定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就是国家利益和道义原则的汇合点。当然这些原则并不总是得到遵守，而且各国站在不同立场可以作不同的解释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是终究在国际社会中已经有一些互相制约的公认的准则，完全靠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行事的时代已经过去。这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之一。中美关系正常化和发展正符合这一进步潮流。
下面从四个主要方面剖析一下中美关系的发展基础和问题：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美两国在历史上曾有过不平等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后又有过２０多年的敌对关系。所以能有今天这样比较平等、友好、健康发展的关系，其重要的基础是《上海公报》中的一段话：
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与外交政策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国家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这段话的意义十分重要。它有两方面的含义：１．贯彻平等和互相尊重的精神，反对强权政治；２．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平共处，使国家关系超越意识形态。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敌对的状态，同时区别于历史上的不平等关系。显然，这是符合双方利益的。１９７９年的建交公报和１９８２年的“８．１７”公报又重申了两国遵守这几项原则的立场。具体的表现最主要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到了撤军、断交、废约，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基本上结束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割裂中国领土的历史。也在１５年中美大使级谈判中一个僵持不下的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但是，如众所周知，在这个问题上仍有分歧，那就是美国紧接着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和继续售台武器。美国的理由是中国没有公开申明放弃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的立场是，台湾问题既然是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就是中国人的事，外人无权过问，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的实质还是继续干涉中国内政。但是在实际上，中国也认为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并且几年来一直以和平统一为 国策，进行了积极的努力，采取了种种有利于这一目标的措施。近一两年来大陆的改革日益深入，台湾岛内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也有所松动，海峡两岸之间的来往有引人瞩目的发展。美国政府公开表示的态度是欢迎这种发展。这样，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和继续对台军售就日益缺乏借口。对美国说来似乎更多是满足某些政客的意识形态的需要，而不是实际的 国家利益。对中国说来，只要《与台湾关系法》存在一天，美国售台武器还在继续，就不认为在中美关系中的这个问题上五项原则得到了彻底遵守。另外，美国政界和舆论界还有一股支持台湾分离的力量，还有相当能量，不时在中美关系中造成干扰的因素。目前在台湾问题上，双方利益的汇合点是维持岛内局势的稳定，向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不过，中国强调的是和平统一，统一是大前提；美国则只强调和平，对统一问题始终态度暧昧。中国要求美国向有利于中国和平统一的方向运用它实际存在的影响；美国表示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与美国无关；而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诸如《与台湾关系法》等种种行动对台湾表示极大的关切，中国则认为这是美国进行了不应有的干涉。这始终是两国之间的一个困难问题。
坦率地说，对在两国关系中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远比美国重视。这是因为，（１）自近代以来，中国与列强的关系很少是平等的，几代中国人的流血奋斗就是为结束民族屈辱和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所倡导的，对于它的意义中国体会更深；（２）战后美国曾经干涉过中国的内争，后来又奉行过对中国孤立、封锁，并割裂中国的政策，中国认为在过去的中美关系中中国是受害的一方，而如上所述，有些问题至今尚未彻底解决；（３）两国目前国力悬殊，在经济、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客观上不可能对等，从而造成不平等感。
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二方面的含义，那就是尽管中美两国制度不同，政治文化以及立国的哲学理论不同，只要遵守这些原则就能友好相处。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国家关系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中国领导人一再宣布，“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实践，我们 坚持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决定亲疏、好恶”，〔1〕而且中国在对外关系实践中也的确是这样做的。美国在与中国关系中基本上也是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而不强调意识形态。但是与中国相比，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成分仍然相当浓厚。美国的外交最终目标仍是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制度、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加以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推行自己的利益时并不总是注意尊重别国的利益。例如，除了上述台湾问题外，以“人权”为名，在西藏问题，甚至计划生育等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等等。有些言行来自国会，不一定代表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但是实际上美国国会作为“三权”中之一权，对外交政策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特别是就损害美国在中国人民中的形象而言，不可能指望一般中国群众对美国政治作这样细致的分析。因此，这类事造成中美间不愉快的因素，既违背中国的利益，而中国人也看不出美国的利益需要这样做。这就是意识形态因素在两国关系中的消极作用。
现在国际上有一种理论，认为今天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人类共同的利益已经超过一国的利益，因此主权和国家利益应退居次要地位。诚然，在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世界各地人民的命运更加紧密相连。诸如防止核战争、环境保护、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反对种族歧视等等，都是关系到全人类的利益，需要各国合力完成的共同事业。涉及这些问题，每一个国家都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但是除了这些共同问题外，在现阶段，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还是主要的，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的主要考虑，当然还是推进本国的利益，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远未到来。特别是在国家之间贫富强弱悬殊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抹煞民族利益实际上会导致强权政治。７０年代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是一例。美国在对外政策思想中推行美国理想的“天命”论，也往往导致强加于人。所以，笔者仍然认为在今日世界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关系中各民族国家的利益和人类的共同利益、道义理想和现实利益的最佳汇合点，也是中美关系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基础。
二、中美关系国际背景的变化
战后４０多年来，中美或为敌，或为友，都是在“冷战”的背景下产生的，因而苏联的因素起很重要的作用。毋庸讳言，１７年前中美关系的突破，１０年前中美建交，其中都有苏联的因素。当时苏联借美国在越战之后需要收缩之机加强军备，并在全世界扩张，咄咄逼人。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是对和平最大的威胁，也是对自己安全最大的威胁；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是可以借以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 。卡特政府决定与中国建交，是政府中联华抗苏的主张占上风的结果。因此，建交初期，双方都强调战略关系。当时， 双方对于对方与苏联的关系的变化都比较敏感。中国领导人曾对“绥靖主义”提出警告；而１９８２年中国开始调整外交政策，强调独立自主，并且同苏联关系有某些松动时，美国政府对此抱有很大疑虑，美国政界出现一种论调，怀疑中美关系的价值，一些一贯反华的政客乘机攻击美国政府发展对华关系的政策。
但是进入８０年代后期，这一国际背景发生很大变化，最主要的是两个超级大国各自的处境和相互关系的变化。更为突出的是苏联自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宣布进行改革，对苏联自十月革命以来７０年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全面反思，提出“新思维”。苏联国内问题非本文讨论范围。重要的是，苏联要致力于如此深刻的内部改革，难以同时负担昂贵的军备竞赛和军事扩张，必须调整和收缩对外的战线。现在已经看到的除了对国际关系的理论上一系列新的提法外，在行动上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而且国内舆论公开批评当初侵阿错误；同美国达成中导协议，第一次同意核查；在对待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承认各国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等等。
美国没有发生苏联这样令人瞩目的变化。但是美苏之所以能够达成中导协议，也是出自美国本身的需要。美国的经济也遇到相当严重的困难，对于沉重的军备竞赛的承受力决不是无限的。最重要的是世界力量中心正在分散，美国发现自己左右世界事务的力量已今非昔比。与里根上台伊始对苏联的咄咄逼人的强硬姿态相比，第二届里根政府已经转而致力于同苏联谋求缓和，而且自１９８５年以来已实现了四次美苏首脑会晤。
中苏关系的发展没有美苏关系走得那么远。不过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开始有希望逐步消除。如果印支问题进一步得到解决，苏联能更进一步发挥影响，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苏之间的关系可望进一步改善。
并不是说，美苏之间的对抗已经不存在了；笔者也不同意世界已经实现“多极”之说。因为尽管影响国际局势的力量正在分散，但是美苏之外的其他力量还没有能成为一“极”的；美苏两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没有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取代。但是无论如何，中美建交的“冷战”背景已经发生极大变化，整个世界局势正在趋向缓和，单纯从中美苏三角关系来考虑两国关系已经不符合变化了的现实。事实上，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十年来，客观上中美关系的基础逐步向多面化扩大；两国决策者从主观上也日益认识到这样对两国有利。这不仅仅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且从根本上讲，中美两大国之间本来有建立良好关系的多种理由。在和平时期，单纯以对付第三者的共同威胁为基础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现在，中国领导人对美苏关于裁减核武器的谈判和协议不但不批判而且表示欢迎，对美苏关系的缓和也处之泰然。美国政府发言人也公开表示，在三大障碍消除的前提下，中苏关系的改善有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这样一种理解正是中美关系健康和稳定的表现。
当然，国际背景中不仅仅是美苏关系问题。美国是超级大国，在它的观念中，全球各地所发生的问题常与其战略利益有关。中国自认为属于第三世界，与美国处境不同。中国的对外政策也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与美国的战略相配合。特别是对待某些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对美国的政策常常持批评态度。这是国家关系中的正常现象。但是，维护世界和平，在热点地区尽量争取局势缓和，始终是双方的共同要求。特别是在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促进该地区的繁荣方面，中美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余地。重要的是要弄清双方根本利益所在，尽量发展共同点，妥善处理分歧，不使它发展成为不可调和的冲突。国际局势变化多端，双方如能本着这一原则处理两国关系，就能使它较少波动而更加稳定。这也正是１十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总趋势。
不言而喻，中美关系决不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被动的因素。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１十年来的积极发展对于今天的国际局势缓和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中美之间关系如何，其意义不同于一般的双边关系，这是两国的地位和分量所决定的，尽管中国不是超级大国而且并不富强。因此，在考察和处理中美之间的问题时，除了各自的国家利益之外，对整个国际局势的影响也必须考虑在内。
三、中国的改革、现代化与中美关
今天中国所执行的以现代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政策一般都从１９７８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一周之后，中美建交，所以中国改革的进程与中美关系的发展几乎是同步前进。这不仅是时间上的巧合，而且二者之间确有一定的联带关系。
诚然，中国为现代化而奋斗非自今日始。结束贫穷、落后状态，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以平等的一员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可以说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无数仁人志士在漫长的岁月中进行了前仆后继的努力和探索，也作出了可贵的牺牲和贡献，但是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原因，中华民族几经磨难，至今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不过今天比起以往，又有着新的奋斗基础：
１．中华民族作为整体，从曲折的历史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可以说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的目标成为举国上下一致的全民共识。
２．过去，中国的大门为列强的炮舰所打开，后来又有过被迫的和自愿的闭关锁国的经历。今天则是完全自觉自愿地打开大门。这十年来，中国人对世界事务的了解飞速增长，参与国际交流的阶层空前广泛。为克服闭塞、无知、孤陋寡闻的状况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今天的中国人对现代化的含义了解得更为切实、具体，追求也更为强烈。
３．有一个基本稳定，并以组织全体人民实行现代化为坚定不移的目标的政府。它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中心考虑，就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前提下，如何有利于建设现代化的中国。
所以，实现现代化是全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这就是当前中国的现实。
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