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美关系下一个高度的探索
李国友
一、冷却中的热点
在迎来中美建交十周年的时候，人们似乎突然发现，曾经促使中美接近的某些战略抗衡因素正在消失，同时，数度激起中美对抗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色彩也大为减褪。可以说，中美关系中原有的热点在冷却，很像是一个时代的结束。美国官方已经把中国作为不结盟的友好国家。中国的反美情绪，如果还有的话，那也降到了二次大战后的最低点，并且，大概比美国的某些盟友，如南朝鲜还少。总之，中、美在对方的形象已大为改善，广泛渗入了官方和民间，友好的势头大大压过了对抗的积怨。
促成中美接近的，原来主要是外部因素，不过，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新政”，其分量正迅速下降，好似冷战的贬值。潜在的热点，台湾海峡两岸，在蒋氏家族统治最后消失以后，老一代的敌对情绪已被淹没在探亲热、贸易热和投资热中了。朝鲜半岛局势，正迅速降温。南朝鲜和中、苏的关系急转直下，不仅贸易额剧增，正式贸易关系建立在望，直接投资也已起步。美国和北朝鲜的关系也在改善，并且是在南朝鲜的促进之下。
看来，一种新的游戏规则正在形成：对手的盟友可能是我的伙伴，缓和与对手的关系，争得更多的朋友。这一潮流到１９８８年的今天，几乎发展成“雪崩”之势。虽然今后仍会出现波折，缓和中仍会有冲突，但是三角对抗中的价值，中美间原有的引力和斥力，都已大为减弱。在一个变化迅速的多极世界中，中美关系能否获得新的势头，值得探讨。
二、选择的挑战
新的战略价值，未来的会聚点可能在哪里出现？很可能将更多地取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取决于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的国际竞争能力和相对优势组合。在当今这个急剧“缩小”的世界中，这正成为无形的主宰，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国际关系的冷热，虽然“静悄悄”，但影响之强，变幻之快，对人类贡献之大，胜过惊心动魄的热战和冷战中叱咤风云的军事统帅和政治领袖。
中美相比，中国是处于重大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不发达国家，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因此，首先要探讨一下中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面临的矛盾、潜力和制约条件，以及机会和可能的选择。
相对差距和主要矛盾
在５０年代后期到８０年代中的世界经济竞赛中，中国拉了车，中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樱保梗担的甑模７％下降到１９８０年的２.５％。按国内生产总值相比，中国１９６０年和日本相等，１９８０年只有日本的１／４，１９８５年只有１／５；１９６０年比美国仅少４６００亿美元，１９８５年少３６８００亿美元。１９８４年中国拥有的摩托车辆，仅和１０００万人口的希腊相等（均为１８０万辆）；其中小汽车的数量只相当南朝鲜或泰国的１／５。就是说，即使不算八亿农民，中国的相对和绝对差距都扩大了。
中国增长的速度表面不低，但发展水平落后，主要原因是投入大，效益低，国际竞争能力进化慢。体现资源利用水平的综合要素生产率（ＴＦＰ）的增长，长期来和发展中国家相比都较低，和发达国家比差距更大。对今后的发展，这更是关键，因为：第一、中国人均自然资源贫乏，人口增长进入高峰；第二、中国改革、发展的初级释放能量阶段基本结束，农业和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素质的提高；第三、面临的世界经济竞赛，以内涵增长为特征，要求以更少的自然资源，更低的成本，提供同等或更高效用的产品和服务。高技术产业成为这一发展的核心和动力。这正好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手段，但却和痼疾不相容。这一难关不突破，到本世纪末，中国经济发展的相对差距，将退回到鸦片战争时期，对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都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潜力和局限
中国缩小差距能依靠什么？依靠劳动密集优势吗？
虽然廉价劳动是发展中国家的固有优势，理应发挥，但是，其增值有限，不能提供经济起飞的动力和后劲；并且在世界市场中优势在下降，范围在缩小，领域在变化。在８０年代头五年间消费电子装配所需的劳动力减少了一半，直接劳动成本平均已下降到总成本的５％。今后十几年发达国家将完成制造业，包括纺织业，从设计、制造，到销售、服务的计算机集成高级自动化，整个制造业剩下的某种“劳动密集”部分大约只有１５－２０％，并且是随着自动化筛选过程在转移。这已经在中国沿海开放前沿有了明显反映：定单批量减少，花色品种要求提高，电子产品的加工费和价格下降，品质要求苛刻，以致品质改善，而合格率降低。同时，劳务成本迅速提高。
国际分工理论是针对现状下的相对成本，要缩小差距就要突破现状。所以日本３０年前就摆脱了这种分工理论的束缚，作出了决定命运的选择。
依靠外部资源，即两头或四头（原料、市场、资金、技术）在外可行吗？显然，这些资源既稀缺，又丰富；既难以获得，又流动迅速；既代价高昂，又效益诱人；关键在于利用的能力。因此，智力资源的作用决定成败，中国的潜在优势在于：以１０万计的接触到当代前沿科技和经营管理的优秀人才，仅中国科学院就有４.６万科技人员，海外留学生超过６万，还有成百万的工程技术和教研队伍；相当规模的研究、开发和制造业基础，仅独立研究所就有４６９０个，５２万人；特别是一批具有开拓精神的创业人才，从农村的专业户，乡镇企业，国营大、中型企业，研究、教学单位、政府机构和海外留学生中，正在涌现。
可见，中国智力资源和科技－工业基础不比日本起飞时的相对差距大，也不比“四小龙”现在弱，更高于相似的发展中国家。问题在于发挥智力的作用，特别是在改革和发展方面，而不仅仅在技术上，这是中国一贯的弱点和难点。因此，中国大陆目前的竞争起点（观念、战略、执行效率），还比不上５０年代中期的日本和６０年代的南朝鲜，台湾和新加坡。容易发挥的优势前景有限，关键的潜力难以发挥，这正是中国面临的难题和严峻的挑战。
发展中的机会——四维三层次分析
机会在哪里，有种种说法。为此，作者研究出一种发展的四维三层次分析法，以利问题的展开和深入。
四维是指产业类型，国际化程度（外向水平），管理体制，发展特征（或模式）四个方面。每一个方面又可大体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每一层次又和增值水平，开放程度，发展阶段和国家规模有某种关系。如图１所示。
产业类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智力密集型。
国际化程度：出口加工和进口替代，产品开发和出口导向，国际网络一体化。
管理体制：外资管理（特区）型，（重点）竞争优势培植型，自由企业型。
发展特征和模式：香港式（短平快），日本式（跟进导向），美国式（融合进化）。
发展中国家一般从左下角出口加工，进口替代的Ｃ－３格局起步，利用劳动密集的固有优势，靠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带入国际市场，两头（原料、市场）在外是在外商手里。这对政府和企业界领导素质低的国家是重要的启蒙阶段，几乎是必经之路。但是，经济的起飞和发达程度的提高，却在于突破这一低增值和低外向水平的局限。因为出口加工和国内经济分离，和国际市场的联系是间接的，无实感，不透明。进口替代和国际市场分离，和国内经济机制的低效率部分易于结合。在这一阶段停留时间过长，超过八至十年，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往往会上升，甚至导致国际收支和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就是说，扩大利用外部资源（多头在外，大进大出）必须和提高外向水平和竞争能力相配合，及时从Ｃ－３进入Ｂ－２，才能转入良性 循环。否则，提高增值的目标难以达到，开放程度也得被迫收缩。中国近些年的波动，似乎是陷入了这类低水平循环的漩涡，并且，周期有缩短、振幅有加大的趋势。
后进国家要缩小发展差距，就要充分利用“跟 进效应”（Catch-up Effect），吸取领先国家的经验和成果，以较少的研究、发展费用和投入要素，取得较高的增值，以较小的代价和较短的时间转变产业结构，进入较高的发达阶段。跟进效应是日本战后经济得以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日本１９５０至１９７３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９.３７％，其中来自跟 进效应的高达１.０２％，来自外贸的只有０.２６％，来自劳动力数量的为１.０９％；１９７３至１９８４年，ＧＤＰ年均增长率为３.７８％，其中来自跟 进效应的仍占０.４４％，外贸０.０５％，劳动力数量０.４％〔1〕。跟 进效应随着和领先国家差距的缩小而降低。不同阶段跟 进的特点不同，内在和外在的影响因素都在变化，包括世界产业格局和经济形势。要考虑时间差，就是说，跟进不是简单重复，而是要根据前沿的发展，为取得在预定的未来交会点上的相对优势，作好准备并付出代价。
例如，日本汽车业的发展在第一阶段利用了战后西方国家汽车市场急剧扩大的机会，仅美国的市场年销售量到６０年代末已达１０００万辆，比战前增加一倍。在第二阶段市场饱和的情况下，利用了石油危机，以省油的小型车夺取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低档市场份额。
而南朝鲜利用日本迫于美国限额，向中、高档车转移的机会，填补了低价车的空档。当前，世界汽车业正向三个方面急进：低成本，高性能和多样化需求。本田汽车公司总裁（Tadashi Kume）１９８７年宣称，在世界已经领先的本田生产率要再提高二倍。作者１９８８年９月访问本田在熊本的工厂，特就此问及完成情况，得知该厂已有一半以上工种达到目标。本田在研究和发展上的效率也极高。１９８５年本田和通用汽车公司均各取得约３００个专利，但通用汽车投入３７亿美元，而本田仅投入６.７亿美元。日本以品质和服务的优势抵销了日元升值，并针对贸易磨擦迅速进入Ａ－１格局：重点产业战略导向、出口导向显著削弱，国际化、自由化迅速发展。日本海外销售中在海外生产的部分，１９８３年只占２％，１９８６年增至５％，９０年代中期预计将达２０％，赶上目前美国的水平。
可见，以同一方式发展所能取得的效益是递减的。南朝鲜的汽车在１９８５年才批量销往北美，１９８８年预计可出口８８万辆，远低于日本，但是已开始在北美设厂，并加强了和日本的交织及在日本的销售。就是说，南朝鲜只有及早从产品出口的Ｂ方式转到国际网络的Ａ方式，才能保持发展的势头。因此，中国要尽快在图１的Ａ、Ｂ、Ｃ三个层次展开。目前三种类型的产业基本处于左下角，竞争能力低，要尽快进入Ｂ格局。智力密集的服务业要进入Ａ格局，以便提供国际化、商业化的支撑服务，以提高产业的增值和外向水平。但是，由于上述的效益递减，以及中国制造业的平均素质和政府对产业战略领导能力上的差距，中国难以获得日本和南朝鲜在Ｂ－２阶段取得的效益，因此，要提前进入Ａ－２，这样可以运用当代新的、更加优越的方式，弥补迟缓的损失。〔2〕
多层次发展可以把沿海发展战略从地区梯度，推向竞争力梯度，使改革围绕统一市场，投资环境和企业活力稳步推进，使开放获得坚实的基础。
三、智力密集的高度
在上述中国的多层次发展方式中，最有潜力，最关键，最适于中美双方长期合作的部分在哪里？大概就在智力密集领域；这里是泛指，不仅包含技术密集产业，并且包含专业性的服务业及教育、管理和学术研究。因此，这是具有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和不同性质的综合体，影响到经济、政治、文化的基础和变革。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可以把中美关系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新的引力
１９８５年约翰·艾克斯（John Akers）就任ＩＢＭ公司总裁后在斯坦福商学院的讲话中，对作者提出的关于该公司新建的自动化打印机工厂的作用时，明确答复，ＩＢＭ有长期制造打字机的经验，因此有信心夺回（计算机用的）打印机的制造优势，在质量、成本上都胜过东南亚的制造商。作者就此问过英特尔公司（Intel）的创始人诺伊思（Robert Noyce），ＩＢＭ的这种战略是否会被其他公司效法。答复是否定的，因为大部分公司认为，还是投资到研究和发展上收益更大。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斯坦福商学院教授亨利·罗文（Henry S. Rowen）来华讲学和作者交谈中认为，美国的概念设计和中国的工程设计相结合是大有可为的。１９８８年４－５月作者在广东调研中得知，蛇口工业区工人的工资加上补贴，已高达泰国劳务成本的二倍，日本的１／７。但是，中国高级科技、工程人员的劳务成本只相当印度的１／１０和美、日的１％。
从上述的“一孔之见”可以发现，美国的制造业竞争优势主要不寄托在海外廉价劳动上，美国的重点放在高增值的层次，需要扩大这一层次经济规模和效益的雄厚智力资源。
７０年代初美国在海外制造业中的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只比国内低３１％，大大高过日本（比国内低６７％）。〔3〕近十年来，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呈现类似特点。至１９８８年６月，美国在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的企业达４６７家，平均投资协议额为４６９万美元，比日本的平均额２３２万美元高一倍以上。
这显示，富于劳力资源的日本，比富于资本和技术的美国，更依靠海外廉价劳动，以便维持劳动密集的优势，而美国更着重技术密集优势。当然日本也正向这一方向转移。
从中国方面看，虽然在这个不祥的龙年，价格改革准备不周，起步不稳，胎死腹中，笼罩着通货膨胀和信心受挫的阴影。但是，从作者的“一孔之见”仍可以发现缕缕光明，仍可感到一股强劲的潜流，试图冲出漩涡，游向彼岸。
中国开放、改革前沿的创业人士已经目标明确地在从依靠政策优惠，转向培育和发挥机制和素质优势，转向技术和智力密集层次，转向提高外向水平。仅从作者1988年接触到的部分，从蛇口工业区，深圳科技工业园，广州黄埔经济开发区，佛山市，中国科学院，都在为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经营环境作切实的准备，并且在使这一转向得以操作和实现的软支撑上下功夫，认为这是促进外向经济更上一层楼的关键，是使“七通一平”、各种内外资源等硬件发挥经济效益的催化剂。
聚合点
目前，坚冰已经打开，禁区迅速缩减。美国在放宽高技术向中国转让的范围，中国在致力于改革的深化，包括价格改革，股份制，证券市场，证券交易所，法律体制，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转移给民办机构，国营企业部分股份出售给私人，企业的破产，人事制度的活化，都在实施或加紧筹划中。聚合点在哪里？可能就在智力密集的专业性服务业，包括信息、咨询、投资、会计、法律、人才培训交流等，影响到经济体制、产业政策、产业、企业、产品等各层次的衔接、调整和效应，并且可促进相关环节的贯通，是中美在智力密集领域结合的基础。对此，双方都极关注，在某些方面几乎不谋而合。例如，本文上述基本观点，一年来曾在中国不同层次中酝酿并得到重大支持。1988年１０月中，美国助理商务部长穆尔（James Moore Jr.）和进出口银行行长博恩（John Bohn Jr.）在世界电视网答中国记者强调的也正是：“……担心中国今天还没有充分了解服务业对整个经济是何等重要，……让我们的服务部门人员和中国服务部门专家一起工作，我想会对双方都有好处。”（穆尔语）“我想只用三个字：这就是信息，信息，信息。……我不会在鼓励投资办法方面下功夫，而会在透明度上，在资料的可靠性上，在动员更多的人往来于太平洋两岸，从事交流活动的问题上下功夫。”（博恩语）
对美国来说，服务业在世界领先，增长最快，并且是优势出口产业，仅八大会计公司（1988年已是二大会计公司）在海外的收入就十分可观。同时，服务业是投资环境的重要支撑。因此，对美国这一行业的合作者来说，不是等待投资环境的改善，而是在参与改善中寻求机会，扩大领域，增加收益。对中国来说，存在巨大的服务真空，相当部分不适于由政府
去填补，要转移给民间，政府中的有识之士也已认识到，但是民间难以接办。同时，各级政府的主体倾向于以各种名目保持计划体制中对人、财、物的控制权，而难以向维持市场秩序，提高市场效率的政府权力方面转移，这又形成政府权力的真空。这两部分合在一起就形成，中国没有服务，既没有政府的服务，也没有民间的服务，而没有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就丧失了领导的基础，形成两头落空：决策无依据，执行无手段。
可以看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有着强烈需要，会带来巨大经济效益，但尚未开发和生疏的领域。为此，有必要促进形成双向接口，兼容和官民协调的多元化合作体制。着重点可能在：
第一，增加双向透明度和可测性。美国体制和市场的透明度和可测性是较高的，但是对中国却很低。从中国政府到企业界人士都反映，美国的情况复杂，难以捉摸，连合法、非法的界限都不易划清。在贸易，特别是反倾销上，不确定的因素更多。
中国沿海今后更加开放，更加“特”，不仅要把国外的要素引进来，更要把国内有活力的前沿“放”出去。并且，只有更好地放出去，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才能成为素质好的合作伙伴，从而提高放进来的水平。通过抓住中国力图提高进入国际市场水平的需求，美国企业、首先是服务业，不仅可以获得商业机会，并且可以在中国的低透明度和低可测性中，发现扩大中国市场的“空档”和前景，特别是优秀的合作者，后者往往是提高外向水平的先锋和扩大国内市场潜力最大的成分。
第二，建立国际化、商业化、社会化的软支撑网络，加强多边、民办和独立的性质，以增强客观性、持续性和稳定性。
这种软支撑网络可以包括：
（１）与世界市场信息网络联接的卫星信息处理服务网络。
（２）公司经营实绩跟踪考核网络，为股票证券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基础。$（３）风险投资，项目咨询评估，管理及市场服务网络。〔4〕
以上是美国的强项，中国的弱项，几乎是空白。当然，还应包括美国国会技术评价局（ＯＴＡ）在技术基础设施和创业网络中所列举的内容，如智力资源网络，和研究、发展以及有竞争力的企业、经销、顾客连接的网络。〔5〕
美国的服务业对和中国的合作也是感兴趣的。仅1988年８－９月作者和国家科委的一个考察团访问美国期间，对一些可能的方案就进行过广泛的交流和认真的探讨。信息产业协会（Informa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作出积极反应，正继续进行接触中。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和最大的会计公司阿瑟·安德森公司（Arthur Andersen and Co.）都有和中国合作的经验，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其他留下深刻印象和有兴趣合作的公司和机构也不少。
多边国际合作对促进软支撑网络的独立性和开放性会起作用。例如世界银行的国际金融公司（ＩＦＣ）表示，和美国公司一起参与在中国的这类项目，用ＩＦＣ的资金和美国公司的执行能力和效率，带动中国民办的服务行业，是可行的方案。从美国到日本，在和包括台湾、南朝鲜和香港的人士接触中都可以强烈感觉到，扩大和加深双边和多边合作的需要和困难。中美在智力密集领域的合作可以起促进作用。例如：减少中资大量进入香港带来的使香港商业水平和市场效率下降的趋势；开拓美、中、台湾、南朝鲜的交织通道；改善投资环境和提高中方伙伴的素质将大大增加日本在中国的投资。
第三，智力密集的合作网络必须是多元化、多领域和融合贯通的。上面涉及的偏重于经济和产业，显然，没有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配合是不能成功的。创业精神（enterpreneurship）和美国概念中的个人主义关系密切，而艾奇逊提到的民主个人主义在３９年前就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判，并且埋下了反右派运动的诱因。其实，在文化上（不是政治上）是一场误 会，因为在中国批判的个人主义在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上和美国的没有多大关系，倒是和中国开放后流行的个人主义有些关系。似乎中国批判中国的个人主义和接受美国的个人主义可以兼容。中国对美国的政治体制有自相矛盾的误解：政界中对三权分立有忌讳，以致决策程序混乱，增加了随意性和摇摆性；而司法界中对三权分立清楚，但对现代的三权合一，如美国的独立机构（Independent or Regulatory agencies）知之甚少，以致中央政府管理经济的机构软弱无力；权力分散和自由化的程度大大超过美国。中国没有一个机构，甚至所有的机构加在一起，具有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更不用说日本的通产省在相应领域所具有的实际权力。同样，美国人中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和隔阂，对中国误 解也不少。往往看到下放权力，多宣布几个开放城市，放开物价，就是改革派占上风，有保留的就是保守派。带有这种误 解的美国人士，加上“读了半部塞缪尔逊（P. A. Samuelson）经济学”（青年学者中的戏言）的中国新秀合在一起，大概也为中国的改革帮了倒忙。社会的因素同样重要。1988年８月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经济学院组织的国际金融研讨会期间，一位朝鲜银行(Bank of Korea)的访问学者Yu Hae-ju（柳海柱）和作者交谈中强调的一点，可能是有启发的。他认为作者提到的南朝鲜经济得以起飞的有关因素，只是表面现象。深层的原因在于，南朝鲜相当普遍的人可以指望，只要努力进取，提高才能，就能得到相应的地位和报偿，而不靠家庭背景和出身地位。在这一点上，表面和中国社会传统相近的南朝鲜还有日本，反而和美国有共同之处。东京的ＹＨＰ公司体现了美国ＨＰ公司文化在日本的生根。而年轻的日本ＡＳＣＩＩ公司的总裁西和彦成功的创业，显示了美国信息产业前沿的风格。熊本技术都会中心（Kumamoto Technopolis Center）和地区的环境，使人感到在智力密集领域把技术、文化、社会融合一体的目标明确的势头，并且具有坦诚和乐于交流、合作的“硅谷”气氛。同样，通用和丰田汽车合营的加州工厂的美国经理也可以眉飞色舞地介绍美国人如何吸收丰田文化，包括做工间操，而取得成功。中国可以从这里得到的启示是更多地着眼于文化、社会和经济的综合交流，着眼于国际多边合作。
这一合作的网络应使各领域，各层次，各阶段相呼应，相贯通，包括在学术界，产业界，政界之间，在某些政策、战略、项目的规划和执行之间。以下试用一个例子来表明一类现存的断层和差距，以及需要贯穿的环节。
爱瑞斯公司（Aries Technology, Inc.）是设在波士顿地区的一家计算机软件公司。１９８６年４月作者应一位风险投资管理人之邀去访问时，该公司预计当年末即可推出一套供机械工程师个人使用的计算机辅助工程（ＣＡＥ）。因此，在寻求第三轮投资和扩大产品销路。该产品从概念设计的优化着手，通过三维有形的软原型来验证设计的性能和可靠性，大大减少通过硬原型的高费用和反复、迟延，从而使产品发展的成本和时间各缩小３０％，对大规模发展的项目，如汽车，效果更显著。该公司对４０家公司包括三大汽车公司作过调查，以便使产品更适应用户的要求；展示的原型已得到良好反应。这对中国有关企业是很有用的，可以通过投资，共同设计，补充进适合中国的软硬件。和中国有关方面试探发现，这涉及上下左右各环节，相互难以理解和协调：这种ＣＡＥ软件涉及产品发展周期（软件人员不清楚），涉及企业经营战略（管理人员对通过优化概念设计和验证来缩短周期，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的认识和迫切性不高），涉及国际竞争战略（完成出口指标属于外贸，而外贸对于如何有竞争力地发展新产品没有责任），涉及国家产业政策（计划部门按人、财、物和协商水平规划产出，没有按世界市场竞争格局促进企业提高生存能力的政策）；对机械业，包括汽车业的很多企业来说，目前的承包利润不反映国际相对水平，要有竞争力地发展新产品，扩大规模，才能有存在的资格，于是回到了缩短产品发展周期，降低规模成本的软件。在执行上涉及引进技术，共同发展，投资，海外投资，海外风险投资（一种股本投资）各环节，也难以相通和融合。
一种美中多边国际合作的中介机构和网络，将有助于贯通、连接或绕过上述割裂的环节，并可以起到示范、补充和衔接的作用。否则，中国的改革难以深化，观念和执行能力上的真空，会使漂亮的口号落到小农方式的尘埃中。
高 度
智力密集领域的合作有低有高，有实有虚，可能导致何处，高度在哪里？为什么是中美会聚的高度？
在太平洋世纪即将到来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大中国”（美国《商业周刊》称为Greater China）经济大国似乎也在成形。这是指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取长补短的联合经济优势，加之，成其自然，很少政治色彩，对统一祖国有利，对各方有吸引力，势头正强。但是，三者都缺少长远计划性，战略导向能力弱，港、台企业家族色彩重，大陆产业经营水平低，相互促进的余地有限；港、台促成起飞的小而轻的灵活反应方式，可以推动华南起步，却难以带动大陆。日本和南朝鲜那样的国家规模，就要求不同的方式。并且，港、台也难以填补本文提到的大陆“服务真空”。同时，“大中国”虽然在文化、社会上有共性，却缺乏新的激活因素，难以获得更高的发达程度。从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看，中国采取了各种方式摆 脱落后，实现了大陆近代的空前统一和强盛，曾一度缩小了差距，但随后又迅速扩大。在这分裂，统一，封闭，开放的不同形态中，有一点相同，就是“中央王国”，“中学为体”的心态和主旨不变。但是当代的辩证法却是，要保持民族的传统，关键在吸取外部的养分，适应时代潮流进化。否则，“体”仍在，优秀传统尽失，成为空心大树。从这一意义，中国不能从“大中国”，而要从和人类发展前沿的融合中，获得新生。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及不列颠帝国一样，已成历史，超级大国控制的时代也正在过去，都没有恢复的价值。相反，中美的交织倒可能为亚太地区的进化，注入新的基因。
智力密集领域在中国的发展不仅会促成一个内外融合、透明度和可测性高的经营环境，使十亿人的潜在市场成为现实，并且将导致一个有目标、有理性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包括农民中的专业户，技术工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和党政军中的职业官员。核心将是各阶层中的创业人士，是当代的淘金（智力资源）者。他们将奋力进取而不走极端，求实而不腐化，兼容并蓄而不走中庸之道，从而促进民族的成熟，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当然，也将把中美关系推到新的高度。
今天，中美关系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在很多方面超出了十年前的期望，特别在人员交流和观念的沟通上。这为登上下一个高度打开窗口，但是道路艰难，需要双方各界人士的开拓性努力。中美看来差异很大，智力密集领域看来很玄，但是，有如绝缘的陶瓷，用适宜的配方和工艺来调整微观结构，在经济上实用的温度下就可实现超导，从而带来突破性效益。中美间的“超导”将为人类文明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注释：
〔1〕引自Angus Maddison, Growth and Slowdown in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June 1987。
〔2〕参见李国友，顾淑林，王可，王路烨，曾洪：《加速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建议》，世界经济导报，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３１日。
〔3〕引自Terutomo Ozawa, Multinationalizm, Japanese Style, PrincetonUniversity, 1979.
〔4〕详见王可，顾淑林，李国友，陈明宣，华祉年：《调研报告——迎接开放前沿地区经济发展的第二波》，１９８８年６月。
〔5〕参见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Ro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July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