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中国大陆知识分子
看美国的几点思考
袁 明
１９世纪中后期，太平洋的波涛将两类社会地位不同的中国人由中国送往美国。前者是１８４８年加利福尼亚金矿被发现以后，以“契约劳工”的身份登上美国国土的华工，后者是自１８７２年始由清朝政府派往美国留学的留学生。清廷将选派“聪颖幼童”赴美国学习的宗旨视为“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1〕
这两类被大洋波涛裹挟东去的中国人的自然生命都早已结束，然而，他们所从事工作的社会归宿却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中国赴美劳工在金矿开采、铁路架设中 为美国的经济繁荣流尽血汗，但美国在本身的西进运动完成之后，以“排华”代替了招雇中国劳工。１８８２年，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这一支中国人东去的人流中断了。他们对美国的看法，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除了留下一些在美国受尽歧视与剥削后写成的血泪斑斑的诗篇之外，基本上是无声无息。赴美学习的中国人则不同。一个多世纪以来，几代中国人通过各种途径负笈北美。这一支人流声势不断壮大。与前者被招雇去美国一去不能复返不同，他们有回流、有影响，架起了中美文化交流上的一座座桥梁。这一支人流至今没有中断。仅以数字为例，１８７２至１８７５年的首批中国赴美留学生人数为１２５名，而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８年仅中国大陆赴美留学、进修、访问人员已达５．６万人。〔2〕
在中美交往史上，这两类中国人的境遇与归宿本身已提出了无数个课题，值得引起中美两国有关学者的深入思考与研究。本文仅想对后一类中国人作一些初步探讨，重点放在当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如何看美国这一问题上。这是因为：（１）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一类中国人（中国知识分子）不仅继承了前辈的事业，也发展了前辈的思想。对他们来说，美国仍不失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参照系，他们的视野已由“西人擅长之技”而扩展到美国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法律诸 方面。这种现象必然会导致中国人进一步深入了解美国。（２）从中美交往的角度看，他们较他们的同胞更直接地接触了美国文化与美国社会，有大量第一手的感性与理性认识，他们实际上起着中美相互了解中的媒介作用。（３）他们中的许多人已被历史的大潮推到中国当前改革的各个前沿位置上，他们将对中美关系在各方面的发展起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就他们如何看美国这一问题作一些初步分析，对中国人看世界、看美国、看自己，以及对美国人了解中国都是有意义的。
一、众口纷纷话美国
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大洋彼岸的那一大片土地仍具有魅力与神奇色彩。那一片土地曾经毫不留情地吞噬了大批中国劳工的生命，同时，它又培育了一批批中国的精英。现代中国人要问：这个既吞噬中国人又培育中国人的美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要对这个问题做出完整的回答是困难的。有的中国学者认为，美国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相当特殊的现象，要回答美国如何成为美国，必须从地理条件、历史环境、民族因素、政治经济制度等多种角度来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考察。这个任务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
然而，许多现代中国人还是对美国社会与美国人作了不少观察与描绘。但正如一位中国留学生所说，留美的中国人往往根据自己的某种特殊的经历写出对美国这样那样的观感，而美国的“特殊之处”又太多，因此，一万名中国留学生就可以写出一万篇不同的美国观感来。这种说法虽然带有夸张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是有道理的。近年来，发表在不少报刊杂志上的大量游记、散文、小说等等，都可以归纳到这一类的对美国的描 绘上来。这些描述虽然零散表面，但却五光十色，并且生动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美国。而且，这些感性的认识是人们由表及里、由局部到全面认识的必要准备，字里行间也有不少闪光的思想。一位中国老新闻工作者从美国新闻写作截稿的“死亡线”（deadline）谈起，赞赏了“美国人的苦干和实干精神”；从美国的滑雪热和艺术节，看到了“美国人爱玩会玩的风尚”；从小学校到国会山，感受到“美国人的民主传统”；从婴儿室的布娃娃到独居的老祖母，体会到了“美国人的个人独立精神”〔3〕。另一位对美国进行了两年考察后的学者写道：“美国文化的一个根本价值观念便是人类应努力征服自然。他们相信人类能克服障碍，掌握环境，他们主张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对付自然界而不应消极被动。从这一价值观念出发，又产生出许多相关的价值观念，如关于努力工作，重视个人成就，主张开创进取，讲究效率和理性”〔4〕。一位中国社会学家认为，美国人的精神根源于拓殖时代，“那种粗放旷达的生活环境养成了独来独往，不亢不卑，自负自骄，耐苦耐劳的性格。这性格归结于他们崇尚平等，爱好自由的精神。美国的创造力并不是凭空获得的，而是从这种对生活的认真，对自由的爱好中长成的”。“我们要认识美国，不在他外表的耸天高楼，而是在他们早年的乡村里”。〔5〕
这些分析无疑都是深刻且有说服力的。然而，它们并不能全部回答本节开始时提出的那个问题：“美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这是一个动感情的问题。因为美国总是与中国人的痛苦与希望联系在一起。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探求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往往会涉及到中美关系中的一些深层的、本质的东西。中国知识分子在看美国的时候，往往要受到一个复杂的外部世界与一个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制约与影响。这些制约与影响，也许是中国至今还不能有一本像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那样从历史、文化的深度来全面论述中美两国的著作的主要原因。
下面想就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看美国的客观与主观两方面因素分别作一些探讨。
二、在政治的漩涡里
任何人看世界看社会，总不免带上他所处时代的印记，受到身处的政治环境的影响。这一点在中国知识分子看美国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当前中国国内知识分子队伍，若从年龄上作粗线条的、并不严格的划分，可分为老、中、青三个年龄段。他们各自不同的经历，不能不影响到各自对美国的看法。以老一代为例，他们中不少人有留美经历，更多人则在美国人办的学校里受过教育。他们“生活于中国和世界动荡最大的年代，许多够得上是世界头号新闻的事件都发生在这段时期里。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解放战争、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们所亲身经历的这些与中国命运相关的重大事件，往往都在不同程度上与美国联系在一起。他们对美国的希望、失望也都与这些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政府介入中国内战，朱自清教授“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配给面粉”，引起了中国师生的一片敬佩之情。一位老新闻工作者１９４８年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时，领到了校方发给的校友通信地址登记表，出于对美国政府助蒋内战的义愤，他认为今后美国同中国敌对是注定的了，再同美国联系似乎没有什么可能，于是，他挥笔在地址栏上填了“花果山水帘洞孙悟空转”，弄得美国人莫名其妙。４０年代在美国旅居四年的《大公报》女记者杨刚于１９５１年出版《美国札记》一书，当时正值朝鲜战争方酣之际。她在书的前言中开宗明义：“英勇的人民志愿军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和敌人的炮火与钢铁对抗，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胜利，证明了美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因此，“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对美帝无法无天的掠夺精神以及这种掠夺精神所造成、所影响的美国文化思想多作研究与暴露”。她认为，“一般地讲，除了少数进步的人而外，美国人是在民智未开的情况之中。他们的生活目标是空虚的，他们不问生活的意义何在”〔6〕。我们在今天回顾那几十年前的事情，重读那几十年前的文字，不能责怪当事人的偏激。就以上举例提及的几位而言，他们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精华。他们学识渊博，精通中外文字，但他们当时之所以那样“宁死不食周粟”，义愤泻于笔端，主要是大政治环境的影响所致。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在评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那一段年月时指出，当时在中美两国国内，两种民族主义情绪都在迅速增长。一种以要扩张为标志，一种以争独立为特征。这两种强烈的民族情绪迎头相撞，必然会产生深刻的反响。政治已以压倒一切的优势代替了其他。当时美国国内又盛行麦卡锡主义，在“反共”的口号下反华，大批中国留美学生不得不排除重重阻挠返国，有的甚至要绕道 第三国始能回到故土。彼时彼景，对美国的友好感情无从谈起。他们中间不少人后来经历过许多坎坷，有的人甚至因为早年与美国有这样那样的关系而受到无端牵连和委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我与祖国共了患难”来自慰。当前，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如何从历史中总结经验，使中国能尽快摆脱贫困与落后，“如美国能平等以待我，中国应当发展与美国的关系”。由于有丰富的人生经历，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不少人对美国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并且，由于他们有早年与美国的种种联系，在交流上又没有语言障碍，他们目前在中美文化科技学术交流上仍起着带头作用。
中年一代知识分子，成熟、成长于新中国诞生之后。他们之中最年长的一批，正是属于４０年代末在北平美国创办的燕京大学校园中贴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大标语的那一代人。这一时期，是美国对中国采取敌对政策，要中国共产党人受难，封锁孤立新中国的时期。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即使他们中间最远离政治的人也要认真地考虑国家的安危存亡问题。原来与美国的联系被朝鲜战争切断了。他们不可能再像上一辈知识分子那样赴美学习。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到了苏联和东欧，更多的人是留在国内，参加抗美援朝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反右”运动。他们中间更为年轻的一批人则从小学开始便感受到美国敌视中国的气氛：小学时，他们听的唱的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曲。中学时，他们参加的是“要黎巴嫩，不要美国佬”的示威游行，从报纸与教科书中，他们读到的是大量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文章。这一代知识分子从政治启蒙开始，就被大政治气候推入一个固定的、由教条概念组成的思维框架之中。如果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激烈震荡，不是这场“革命”结束后出现的拨乱反正局面，不是新局面下的开放政策以及有了直接赴大洋彼岸亲眼看一下的机会，他们也许至今也不明白美国的多元性、复杂性绝非是几个政治名词就可以概括得了的。近１０年来，这一代人中的不少人已经访问过美国。他们承担着将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缺掉的一页重新补上的历史重任。这项工作已在科技、文化、教育领域全面展开。１０年来不少双边研究项目、交流项目、国际会议的主力是由这一代人来承担的。
青年一代知识分子中的较为年长者的经历与上一批知识分子有不少共同之处。他们之中的稍年轻者出生成长于国内的动乱年代。客观环境不允许他们有一个正常的人生启蒙的机会，他们的人生 启蒙的最初几课是在动乱与迷茫中度过的。但是，这一阶段恰好与中美关系由敌对趋向解冻并发展的时期相吻合。美国对他们来说是神秘的、充满吸引力的。他们从书刊、电影、电视、交友中了解到的美国与中年一代在早期所受的影响熏陶已很不一样。在他们心目中，遥远的美国与其说是面目狰狞的“头号敌人”，还不如说像那“白胡子、戴眼镜、永远笑容可掬的山德士上校”那样直观、富有人情味〔7〕。青年人特有的朝气与探新精神和对旧传统的不满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渴望有朝一日能去“新大陆”实地了解美国。每次“托福”报名时那热闹盛况便是一个生动的写照。现在，已有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可以预期，在对美国有了较为长期的观察以后，在对人生、对自身、对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与体味以后，他们之中的不少人会比他们的前辈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美国。
三代中国知识分子看美国，时间、条件不同，主体、客体都在变化。就中国知识分子本身而言，老一代知识分子当年到美国与今天中青年知识分子去美国的情况与待遇是很不一样的。“回想当年，美国一般人对少数民族的心理状态还停留在黑奴主的时代，在美华人哪能高视阔步？有时甚至连头也不敢高高抬起，唯恐受到压制和打击”〔8〕。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今天这一情况已有了很大的改变。与老一代相比，中青年知识分子今天了解美国的条件与机会毕竟是好多了。
尽管条件起了变化，我们仍可以看到，中国当前几代知识分子都没有完成在客观的、系统的基础上了解美国、研究美国的工作。变幻动荡的国内外局势使中国知识分子在做这一项工作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５０和６０年代中有些部门、大学中设立了研究美国的系科，但并不真正受到重视。
以上只是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看美国的直接客观原因，如放到更为广阔的政治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可以看到还有更为深沉的因素。
可以这样说，中国人看美国与中国人看世界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一开始就“先天不足”。中国人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认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其间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只有到了１９世纪，中国的旧观念才开始发生变化。但大的概念变了，具体看问题的角度、思想方式、语言、行为的适应与改变则没有很快跟上去。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观察美国时就有更大的基本文化价值观念问题、语言问题等障碍。这些障碍从上一世纪一直沿袭至今，加上上述的大政治环境的限制和影响，使中国人在全面认识美国这一点上始终没有打好基础。中国的美国研究没有在近几十年内发展成健全的独立的学科，而是经常受到国内外大政治气候的左右。
三、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之间
除了外部大环境的影响之外，影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看美国的还有一个非常特殊与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个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形成与中国在近现代在周围列强的挤迫下所走过的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密切相关。
要说明中国知识分子这一复杂的内心世界，必须考察一下它的由来。这就不得不要提一下五四时代。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思潮中的主旋律就是“启蒙与救亡”。“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与救亡、爱国的主体相碰撞、纠缠、同步。中国近现代历史总是这样”〔9〕。在这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中美关系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巴黎和会结束后，中国知识界对美国在和会上对日本的妥协与让步感到极大的震惊与失望。李大钊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写道：“威尔逊！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你自己的主张计划如今全是大炮空声，全是昙花幻梦了。我实为你惭愧！”〔10〕悲愤之余，大批中国知识分子仍怀着强烈的救亡与启蒙的意识，远渡重洋，负笈美国。从２０年代到４０年代，在美国的大学中培养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中国留学生，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对中国发生巨大影响的学者。这批赴美学子，以启蒙为主要目的，即寻求科学与民主，但救亡意识仍紧紧地同启蒙志愿联系在一起。“１９１９年我到美国后，和西方文化有了直接的接触，当时我经常考虑的问题是：西方为什么富强？中国为什么会贫弱？西方的优点，在于其有了近代自然科学”〔11〕。一位留美学生在致国内的信中说：“到了美国以后，发生了许多在国内不会发生的思想。……我是学化学的，我时常想到国内很难找出一个占有国际地位的化学学者。国内最好的，在世界地位不过二、三等。其他学科，也多有同样情形。我觉得这也是国家的羞耻之一。我深切地感到，至少应有一部分留学的同学能拚命延长学习，埋首十年或二十年，替国家造出几个占世界地位的学者”〔12〕。中国的有识之士，即使是受英、美教育影响很深的人，也不可能将历史投下的阴影完全从内心深处抹去。中国自上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扮演着大国交易，强权政治中的牺牲品的角色。对任何一个以权势谋发展的大国，中国人是谨慎看待并持保留态度的。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力量膨胀的美国尤为如此。费孝通在１９４４年至１９４５年间访美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大英帝国的扩展时代已经过去，成了年，有的是心平气和、冷眼看世的神气了”。但像美国这样“一个年轻的文化，配上无比的强力，毕竟不是件太可以放心的事。何况，若是拓殖的心理没有修改，他再度的扩张，是否是世界的幸福呢？……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300年前的北美了，没有文化的真空区了。若是按照18、19世纪的老方法去扩展的话，说不定会遇着很大的阻力，把人类在封建制度所解放出来的力量消磨在无谓的争斗之中”〔13〕。战后美国在远东、中东、拉丁美洲的困境已足以证明这段话的预见性。此处要强调的是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在１９４５年看待盟国美国时那深沉的感情内涵与救亡意识。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救亡的主旋律一次次压倒启蒙，这主要是由大时代和客观环境决定的。“自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是，“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14〕这种情感，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也仍然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文革”中，提“现代化”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救亡意识发展到僵化锁国，走上了绝境。直到７０年代末以后，启蒙、现代化的口号才再一次被响亮地提出。中国人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美国。今天，大多数曾到过或未到过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已有一种共识：“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实力雄厚和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5〕。而且，美国经济发达和科技进步的重要因素，是“美国建国二百多年来执行开门政策，第一，大量吸收外国移民，第二，不断吸取外国技术，第三，长期吸收外国资金，第四，大量吸收外国文化”〔16〕。凡是到美国去过的中国人，几乎无一不对美国那高度发达的通讯联络、交通运输、机械化程度发出由衷的赞叹：“当夜幕降临、万物隐退的时候，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驱车疾驰……只要继续向前，眼前就永远闪烁着、流动着两道长长的火龙、金色的光带……这时，我忽然觉得自己触摸到了美国的动脉”〔17〕。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贫困、落后、锁国、吃大锅饭等现象有切肤之痛，面对美国那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那一个开放的、竞争的、机会众多的社会，心情复杂而感慨不已。对自己祖国也往往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叹。当前，这种由两个社会的强烈反差而引起的感慨与实现现代化的决心交织在一起，启蒙的旋律便奏出了最强音。
然而，前人的思考与话语并没有成为历史陈迹、空谷余音。在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政治关系稳定的今天，它们仍然时时激起中国知识分子内心的共鸣。在肯定美国的长处与优点以后，今日中国的有识之士仍不能不对美国有所批评：“美国军事实力较大，向外伸手较多，世界公认它是超级大国，西方推举它是盟国之首。它自己也老实不客气，经常说自己是‘世界第一’，自命超人一等，情不自禁地要求别国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转移，动不动用美国的一套政治信仰和政府制度来挑剔别国内政”。〔18〕这从宏观角度观察美国的理性思考，是新形势下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层的救亡意识的又一次表露，是老一代知识分子几十年前对美国的思考与评价的承继与发展。
美国人对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深沉的内心世界经常无法理解。他们往往将其归于美国人理解的那种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框架中去。其实，这种处于“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之间的复杂内心世界是较一般的民族主义感情更为深沉、理性、带有强烈历史感与责任感的忧患意识。它几乎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独有，而且往往超越时空与党派的界限。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一现象：无论是大陆、港台还是在美国及世界各地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旦相聚并谈及中华民族的前途，顿时会有那么多的话题及语言。这正是一般美国人所难以了解与体味的深层心理因素。现执教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对中美之间的这道鸿沟作了以下的描绘：“中国人的忧患意识与美国人对政治悲剧的全然无知共存。没有尝过炮火轰炸滋味的美国人怎么能够理解什么是一场真正的民族灾难呢？”〔19〕
中国知识分子看美国时的这一由“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为特征的内心世界，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历史遗留的与现实发生的种种问题，使中国知识分子要摆脱这种心境变得非常困难。何况，目前正在中国知识界出现的大规模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正是这种心境的反映。
四、在对传统文化反思的困境中
１９世纪中，李鸿章看到了中国已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是在西方列强主要是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前发出的惊呼。而100多年以后，咄咄逼 人地向中国传统文化发起挑战的是另一个新的文化价值体系的代表——美国。这种挑战异常严峻。纵观200多年来的世界历史，美国从弱变强，中国由强变弱。姑且不提这强弱变化背后的种种原因，就其目前力量对比来说是很不均衡的。中国现正处于改革变型时期，对自身的旧传统，究竟什么该坚持，什么该扬弃，尚在思考之中；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究竟什么该吸收借鉴，什么该抵制，也尚在犹豫之际。更何况扬弃、坚持、借鉴、抵制的过程，从思想认识到社会实践，更需一段漫长的时间。这期间必然会有各种磨擦与阵痛。当前的中国知识分子正身处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之中。
目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已构成上层建筑改革中的重要部分。学术界关于文化的讨论成为“显学”。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这种反思往往与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看美国联系到一起。反思是需要借鉴外部世界的种种模式的，而美国已成为最重要的参照模式之一。“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以法治代替人治的法律观念，市场调节的经济理论，已成为学术界热门的话题。不但中国的“经典文化”受到以美国为代表的整体文化体系的全面挑战，就连中国的“民间文化”似乎也“在劫难逃”。“文化的深处时常并不是在典章制度之中，而是在人们洒扫应对的日常起居之间”。“行为时最不经意的，也就是最深入的文化表现”。尽管“麦氏咖啡”的浓郁一时还不能替代中国传统茉莉花茶的清香，而迪斯科、摇滚乐、霹雳舞等等毕竟已 纷沓而至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中美之间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不可避免。“全盘西化”不符合我们的国情，一概斥之为“污染”而拒之门外也未免失于浮躁。中国知识分子在认识美国时，还要面对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问题，而认识自己往往更为困难，这实在是一个困境。正如严复所说的“旧者已亡，新者未立，怅然无归”。这不仅仅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历史安排它在２０世纪末期发生。
然而，意识到是一个“困境”，比身处“怪圈”而不知其“怪”要好得多。“困境”实际上是一种矛盾，进入“困境”，也就有了变化的契机。上文中提到，中国人看美国、看世界时大的概念起了变化，但习惯的、传统的、具体的看问题的角度、思维方式、语言词 汇等都还没有来得及做相应的改变和调整。大概念的变化也就像建在沙丘上，因为没有实质的具体的东西来支撑它，一阵风刮来，沙丘马上就会成为平地。中美之间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仅仅想用几个名词概念来说明这些差别是无法办到的。必须从具体问题上研究起。各自的文化传统都已渗透到日常起居、举手投足之间，不从具体问题上做起，既不会认识对方，也不会认识自己。譬如说中国人凡事都讲究“正名”，即主观判断为主，而美国人则讲究“理性”，以客观实际为标准；中国人重人际关系，凡事左右考虑，个人在客观环境中越渺小越好，否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而美国人却重个人独立，在主观意识上较少受客观环境或关系的牵制。凡此种种，皆是差别，有时题目虽小，却能见微知著，深入思考，往往能见本质，有助于对自身的反思，对深刻认识美国与认识自己都有积极意义。
五、结束语
“美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正在寻找对这个问题的较为完整和科学的答 案。中国的美国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就其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来说，这一研究的成果将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２１世纪。除了加强这一研究本身之外，中国还需要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如何看美国。一切尚待于实践。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问题将会对今后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持久的魅力。
注释：
〔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８２卷，第４６页。
〔2〕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５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４版。
〔3〕王作民：《美国万花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５年，第４４０－４４７页。
〔4〕陈尧光：《大洋东岸——美国社会文化初探》，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１９８６年，第３５页。
〔5〕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１９８５年，第１６页。
〔6〕杨刚：《美国札记》，１９８３年再版，湖南人民出版社，第１３页。
〔7〕此处的“山德士上校”指天安门广场附近“肯德基烤鸡店”的标志。见《人民日报》海外版，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８日，第３版。
〔8〕〔美〕沈己尧：《海外排华百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北京，第１５页。
〔9〕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７年，第１５页。
〔10〕李大钊：“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每周评论》第二十二号，１９１９年５月１８日。
〔11〕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４年，第２０２页。
〔12〕“孙观汉致胡氏”，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４３０页。
〔13〕费孝通前引书，第３６－３７页。
〔14〕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第１４７４－１４７５页。
〔15〕姚士谋、何腾高：《美国风光》，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２年，第１页。
〔16〕张海涛：《我说美国》，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８－２１页。
〔17〕周倜：“在美国高速公路上开车”，《望》，１９８５年，第２６期，第３５页。
〔18〕彭迪：“论‘变’——评里根政府对外政策新动向”，《望》，１９８３年第２期，第３２页。
〔19〕TuWeiming: “Chinese Perceptions of America”，引自M. Oksenberg R. Oxnam: Dragon and Eagle，1978，Basic Books，N. Y. p.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