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
霍世亮
人类有史以来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战争与和平的历史，也是人类追求和平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政治家、政党领导人、外交家的政治信念都与他们所处时代的和平与战争问题分不开。探讨和了解一个政治家或外交家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态度，有助于人们了解和认识政治家、外交家本人及他所代表的这个国家的信仰、理想和目标。对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作一探讨，会有助于在世界行将进入２０世纪最后１０年之际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进一步的思考，以求明确一条通往人类真正和平之路。
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在它二百年的发展历史上产生了不少忠诚于美国资本主义理想和利益并为之终生奋斗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外交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 1888-1959）是其中的一位。杜勒斯是一个基督教徒、国际金融与经济律师、外交家三者混合为一体的人物，是本世纪里美国国务卿当中一位最带有哲学和意识形态色彩、反对共产主义最坚决，最能反映、体现和保卫美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一位国务卿。
从他１９０７年１９岁作为中国清政府代表团秘书随同其外祖父、中国清政府顾问、前美国国务卿约翰·沃森·福斯特一起参加海牙第二次和平会议起到１９５３年６５岁时担任美国国务卿为止，杜勒斯为了担当国务卿职务可以说准备了近４５年，这在美国国务卿中间是少有的经历。作为一位美国外交家，杜勒斯的名字与战后５０年代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是分不开的。人们可能对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国务卿在制订和指导这一时期美国外交政策上所起的作用大小有不同的认识，但是有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即杜勒斯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设计师。
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虔诚教徒、出身于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这位笃信宗教道德和资本主义法律思想的杜勒斯，不仅是一位充满传统美国“理想”、“世界使命感”、“共和国早日那种十字军精神”，热诚地想把“伟大的美国试验”推向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传统的美国“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继承了美国实用主义精神的现实主义的美国外交家。
杜勒斯的政治外交思想与实践是受他的哲学观念指导的。而他的哲学观念则具体体现在他长期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思考所形成的他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上。杜勒斯的和平哲学的思想渊源来自他的基督教宗教信仰、宗教与世俗一体的美国理想和“世界使命感”。其和平哲学的思想意涵主要是基督教宗教道德（所谓“道德法”，moral law）与资本主义的法律原则。杜勒斯的哲学思考是环绕着战争与和平这个核心问题进行的。他与一般美国外交家不同之处是，他给他的政治信念和理想披上了一层哲学的面纱，他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想起某种哲学家的作用，让人们对他的外交思想和政策主张更加信服。
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和实用性，就是维护和保卫资本主义制度和利益及其价值观，为资本主义最终战胜共产主义提供一项“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高尚战略”，这就是被称作“基督徒政治家”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的思想精髓和它所想要完成的“使命”。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体现在他写的两本书中，二次大战期间１９３９年出版的《战争、和平与变革》，二次大战结束后１９５０年出版的《战争或和平》，以及他的大量文章、备忘录和演说中。
一
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是在他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主要影响来自家庭的宗教传统与他的宗教信仰、美国传统精神、大学的哲学与法律学的教育；参加１９１９年巴黎和平会议的经历；１９１１年至１９４５年长期断续在华尔街从事国际与金融经济律师业务的经历。
（一）思想渊源之一：基督教宗教道德法
杜勒斯于１８８８年２月２５日生于华盛顿他的外祖父母家，出生后不久与母亲一起回到纽约州沃特敦家。杜勒斯家族是１７７６年自英国苏格兰来到北美南卡罗来那查尔斯顿的移民。祖父是传教士，曾在印度传教。杜勒斯 的父亲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是沃特敦小城的长老会牧师，后来在一所神学院当教员。几个叔父也出身于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叔父是牧师。这是一个几代相传、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宗教家庭。杜勒斯兄弟姊妹就是在这样一个浓厚宗教气氛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杜勒斯的妹妹玛格丽特回忆说：礼拜日，“我们都去教堂，都去主日学校”，“每个礼拜日早晨”，“我们五个孩子由我母亲带领着，穿过教堂的走廊，坐在第二排长凳上”。“我们每个人都带着铅笔和本子——这是父亲的意思——将讲道的内容记下来……然后在礼拜日晚饭时拿出我们的记录本子，讨论讲道的内容”。年轻时的杜勒斯可以背诵全部约翰福音。〔1〕据杜勒斯的小妹妹埃莉诺回忆说，家庭环境给孩子们“不仅留下了对宗教真理的深刻信念，而且也留下了互相之间以及在远方正在争取的光明和自由而斗争的人民的一种责任感”〔2〕。杜勒斯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受到了严谨的宗教教育，培养了他的基督教长老会的宗教道德观及加尔文教派的责任观念。
杜勒斯的世界观其本质是一种宗教世界观，他的政治信念来自他那深厚的宗教信仰。杜勒斯通过他的宗教世界观观察人类、文化、历史、政治、国际关系以及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杜勒斯对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的看法是，“一个自由社会如果不是基于人是上帝之子的信仰基础上，那是不能长久存在下去的”。他说，“如果人们接受宗教关于人的本性的观点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必须整个地否定”。杜勒斯认为，“道德原则并不只限教堂礼拜的范围。可以勇敢地和光明正大地把道德原则引伸到世界事务范畴中去。道德法在支持我们这个世界时并不比法律少”。对杜勒斯来说，宗教不仅仅是他的人生信仰，也是他的政治信念及他日后参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时的精神指导原则。如埃莉诺所说，对杜勒斯来说，“他的宗教深植于他的生命核心之中”〔3〕。杜勒斯身上这种浓厚的宗教情感与信仰给了他的国务院下属以十分深刻的印象，以致他的一名年轻助手詹姆森·帕克（James Parker）曾说，杜勒斯给他的印象就像 是，“越过了他也就是越过了上帝”一样的感觉〔4〕。
杜勒斯宗教信仰的核心是他所说的“道德法”，这指的是基督教的道德原则。基督教的教规 及其道德原则体现在基督教教规和犹太教徒的信念中，它来源于古犹太奴隶主神权统治的法律，即旧约“十诫”，它要求：“除耶和华（上帝）外不可信别的神；不可造、拜偶像”等。杜勒斯认为，“对一个自由社会的管理，也即是个人接受道德法”。他认为，“一个不信仰宗教的社会……不会有更多的自由”。〔5〕
杜勒斯强调美国传统的本质就是基于基督教道德法上的精神传统、宗教传统。他说，“美国人民有一个伟大的传统，我们模糊地看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对它的本质不太清楚。对一些人来说，它是一种物质传统，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是政治传统。从本质讲，它是一个宗教传统”〔6〕。他说，“不论个人或政府都应该服从道德法”，“对我们来说……其中以道德法最有权威。这些观念必然会影响到我们的外交政策，这是不可避免的”。〔7〕
杜勒斯的宗教信仰引伸出一种传教士式的“世界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就是要将基于基督教信仰的美国理想、“伟大的美国试验”传播到全世界，在政治方面则将其运用于美国对外关系中。
（二）思想渊源之二：“世界使命感”
杜勒斯说，美国“从一开始时起就为一种使命感所鼓舞”。〔8〕杜勒斯认为，美国“是这样的人创造的，他们觉得他们个人的使命不仅仅是使自己迁就别人造成的变化，而且自己要成为变化的动力。他们的使命感多半来自他们强烈的宗教信仰。”〔9〕而杜勒斯所说的“使命感”，所要实现的使命就是将美国的理想：它的宗教信仰、道德观、“民主资本主义”、美国民主的“伟大美国试验”，以及美国政治制度推广到全世界各个角落去。
杜勒斯在指出美国的这种世界使命时，强调了美国使命的目的。他说，“我们的目的是要表明怎样创造一种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使人们能发展那种可以获致自由身躯、自由思想及自由精神的光辉可能性。……我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享有，而是使所有人能从我们的榜样里得到益处。”〔10〕
杜勒斯作为一位基督徒外交家将这种美国传教士式的“世界使命感”运用于美国对外关系中。杜勒斯说，“美国外交政策是在国内制订的。它是我们国家意志在国外的具体化”，“他们相信人们不仅有权利，而且对上帝，及互相之间还有义务。他们感到一种世界使命感。伟大的美国试验……能成为一种榜样，它将在各处发动起巨大的力量”。〔11〕
（三）思想渊源之三：唯心主义哲学与资本主义法律观
杜勒斯的外祖父福斯特和姑父蓝辛都是经历了律师生活走上了外交道路最后成了国务卿。外祖父与外孙的感情很好，杜勒斯的名字是用的外祖父的名字，这是家里亲人和杜勒斯的同事叫他福斯特的原由。外祖父和姑父的生活经历对杜勒斯有不小影响，它在决定杜勒斯走上从事法律、外交事业的道路上起了作用。
杜勒斯大学阶段生活对他的哲学观的形成有重要影响。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两个流派实用主义（pragmatism）特别是生命哲学（philosophie des lebens）对杜勒斯都有所影响，前者产生于１９世纪的美国，后者产生于１９世纪的德国。杜勒斯爱好哲学，１９０４年１７岁时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读逻辑，在当时著名的希本教授（John Grier Hibben）门下学实用主义，听威尔逊校长（后任美国总统）的伦理课。杜勒斯的毕业论文《判断的理论》获得了奖学金，得以赴法国入巴黎大学跟 从当时生命哲学流派著名的法国教授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学习一年，同时选修国际法。１９０８年杜勒斯自普林斯顿大学毕业，转入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读法律，于１９１１年毕业。
杜勒斯后来的和平变革观念带有柏格森生命哲学思想的印记。柏格森生命哲学的思想与发源于德国的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很近似。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它强调人的主体创造性，人的自我存在。他说，“唯一实在存在的东西是那活生生的、在发展中的自我”。〔12〕他进而将这一观点与上帝创造世界的宗教信仰相联系，柏格森说上帝“就是不断的生命、活动、自由”〔13〕。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一个根本原则是运动变革，因此在西方有人称它为“变的哲学”。生命哲学承认世界的运动和变革，但是反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反对社会革命。
杜勒斯在他的外祖父的帮助下，得以在１９１１年进入纽约著名的沙利文与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当职员。１９１９年３１岁的杜勒斯成了该事务所的合伙人，１９２６年３８岁的杜勒斯成为这个华尔街重要律师事务所的高级经理合伙人。在１９３１年《幸福》杂志提到的人数不多的法律界年轻名人当中有杜勒斯。〔14〕
杜勒斯的资本主义法律观是在他长期的律师生活中形成的。杜勒斯从１９１１年到１９４５年一直没有中断他的律师工作。特别是在美国国际金融资本获取巨额利润的２０年代，他在国际律师事业上取得了极大成功，成为华尔街著名的国际金融、经济律师，活动的地区遍及西欧和拉丁美洲很多国家。律师事务所和杜勒斯的利益是来自为美国、也为英法等国的银行和大公司向世界各地投资、贷款、销售产品、扩大美国在海外市场作开路和保护工作上。
在杜勒斯所从事的这种国际金融、经济律师事业中，政治与经济同外交密不可分，他常出入国务院，接触美国政府有关官员，与美国、欧洲及拉丁美洲很多国家的大批银行家和企业家保持着经常来往。从以下一个例子可以看到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和杜勒斯在维护银行家、企业家的利益时，是怎样借助和利用美国政府的力量的：１９１７年２月古巴国内政局不稳。杜勒斯为保护他的顾主在古巴的１．７亿美元投资利益去国务院建议国务院通过他的律师事务所向古巴众议院议长施加压力和影响。杜勒斯还向他的姑父、国务卿蓝辛建议美国政府派两艘军舰去古巴海岸，对古巴施加压力以保护美国人在古巴的投资利益。国务卿蓝辛与海军部长丹尼尔同意了杜勒斯的意见，当天就派遣了两艘驱逐舰到古巴海面。〔15〕
杜勒斯的外交思想是美国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兼而有之。实际上，杜勒斯想避免走两个极端：教条主义的理想主义与单纯权宜之计的实用主义。杜勒斯在１９４５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美国基督教徒要接受“缺少我们理想的实际局势”，基督教徒“绝不能是教条主义的”。〔16〕还在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学习时，杜勒斯曾写过一篇论实用主义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杜勒斯表达了他的一个看法，认为实用主义哲学有一种倾向就是“用感觉和愿望来取代理性”，而他认为，“必须由理性对真理作出最终的判断”〔17〕。
作为一个虔诚基督教徒、美国理想主义者，杜勒斯强调美国外交应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即基督教的道德法与“公认的”法律原则。他还强调法律要与他所说的“正义”相一致。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外交家，杜勒斯在强调宗教道德法与法律原则的同时，承认必须面对他所说的“开明的自我利益”和国家利益。事实上，杜勒斯当然非常重视美国国家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对外关系方面他是美国国家利益强有力的代表之一。对杜勒斯来说，在国际事务上，他有选择手段和方法的足够的灵活性。军事对抗、战争边缘、谈判，对杜勒斯来讲都是手段，只要有助于实现美国的“理想”和完成美国的“世界使命”这一终极目标，而又不冒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世界”失败风险的手段和方法他都会认真对待。
二
杜勒斯在２０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从事他的国际律师事务，他担任英国、荷兰及比利时派驻美国的采购团法律顾问，也是美国许多银行和公司的董事，还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信托部主席及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主席。〔18〕同一时期，他参加美国和世界的基督教会的活动。在此期间，杜勒斯一直没有间断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可以说，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是他自１９１９年参加巴黎和平会议之后，在近２０年的思考中于３０年代的后半期形成的。这体现在这一时期他所写的文章、备忘录、所作的报告和演说，及《战争、和平与变革》这本书中，并进一步体现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所写的文章、备忘录、报告、演说以及另一本书《战争或和平》中。
杜勒斯在３０年代及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思想，与他在战后美苏从盟国关系逐渐走向对抗，在５０年代演变成冷战，他担任国务卿之后的思想有所不同。主要不同在于，３０年代及战时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和经验出发形成的。当时杜勒斯哲学思考的重点在于根据基督教的道德法和资本主义法律原则，提出一项解决资本主义世界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各国间利益冲突，避免武力解决争端，避免另一次世界大战灾 难的方针上。当时虽然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世界已出现了一个与资本主义制度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第二次大战时期苏联仍是美国的盟国，因之当时的苏联还没有成为杜勒斯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所要考虑的中心问题。这同战后社会主义力量在全世界发展壮大，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已成为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所考虑的中心问题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
当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时，一个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了。杜勒斯在巴黎和平会议期间已感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给会议参加国带来的冲击，担心俄国十月革命可能给欧洲局势带来不稳定及可能会使德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步俄国十月革命的后尘爆发革命。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会议上说，“我们应该为了世界和平来拯救德国，使它不被诱惑而将自己放弃给布尔什维主义；我们很知道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和德国之间的联系。”〔19〕这同样也是杜勒斯的看法。
２０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杜勒斯在从事国际律师业务的同时还积极参加教会方面的工作，担任了多项教会职务，其活动多与战争与和平问题有关。１９２１年杜勒斯接受邀请向基督教会全国委员会的国际正义与善意委员会提供法律建议。１９２３年接受基督教长老会的委托研究战争问题。１９３７年基督教世界理事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在英国牛津召开成立大会，会议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和平问题。杜勒斯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负责起草文件，他还作为小组委员会主席，主持讨论“基督教与战争问题”。杜勒斯参加１９４０年２月由基督教会全国委员会及北美国外传教会议联合在费城召开的一次“关于教会与国际形势”的会议，会上杜勒斯发表演说《美国与国家世界》，并担任了研究委员会关于美国教会与和平、战争问题的１５人委员会的主席。他从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６年一直担任基督教会全国委员会设立的正义与持久和平委员会的主席。
日本于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向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侵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揭开。同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３年持续四年之久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在战争与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的国际形势下，杜勒斯在３０年代后半期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集中在变革与和平变革上。他的变革与和平变革说反映在他的文章和演说中，如１９３５年１０月《大西洋月刊》上的“通向和平的道路”；1936年11月9日发表的“动态世界的和平问题”；1936年3月19日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说“国家社会的和平变革”，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２８日的演说“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１９３９年出版的一本书《战争、和平与变革》；１９４３年５月以杜勒斯为主席的基督教会全国委员会的正义与持久和平委员会发表的《和平的六个支柱》小册子。
杜勒斯在“变革”与“和平变革”上的思考是：
（一）“变革是生活规律” 与“变革的不可避免性”
杜勒斯认为，“变革是生活的法则，国际生活的法则，也是国家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法则。”〔20〕他说，“必须考虑生命的本质是动态的这一事实，变革是不可避免的，除非这种转变是在一种和平变革方式下发生，这种转变就必然会以暴力方式发生。”〔21〕杜勒斯认为“在国际事务中——到处都一样——我们应当消除任何一种终结的想法。‘从不’和‘永远’应当从政治家的词汇中取消。”〔22〕他说，“对已在迫近的战争的真实解释是变革的不可避免性及和平的努力被错误地导向阻止变革上去了。”〔23〕杜勒斯说，“我们忘记了在过去一百年中所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变革，必然会在某一时刻还要发生的。它可能是一年一年地逐渐发生，或者，不让变革常发生，那么，一旦发生变革，就会造成很大的震动。”〔24〕杜勒斯认为，想“保持现状”的人应当承认这是作不到的，他们应当承认“变革的不可避免性”。
（二）“和平变革”（peaceful change）是正确选择
杜勒斯认为，如果接受了“变革是生活的法则”及“变革的不可避免性”这个结论的话，那么可供选择的变革不外两种：“和平变革”或“暴力变革”。他说，“一种是通过灾难。这是俄国的方案。列宁预见这将由另一场全面战争来完成，世界战争就这样开始。他认为这将扰乱并削弱社会使之走向群众起义……。另一种是和平逐渐地转变，这种转变将增强而不是破坏旧秩序所给予我们的经验、文化、个人自由和物质舒适……”。〔25〕杜勒斯于１９３９年出版的《战争、和平与变革》一书的中心思想就是除非变革是和平地进行，否则战争将不可避免。
（三）必须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制度”，使和平变革在法律范围内进行
杜勒斯认为要保证和平变革就需要“创建一个新的世界制度，战争将在这个制度下消灭”。要有“某种世界机制，它能使变革按照变化了的社会正义需要进行”〔26〕。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实现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它将使我们的政治知识起作用并结束那种造成暴力革命不可避免和经常发生的制度”〔27〕。
杜勒斯认为，为了支持建立一个他所说的“正义与持久的世界秩序”，美国“现在应当承担责任”。这就是１９４３年５月发表的《和平的六个支柱》中的建议：联合国政治结构；国家间经济与财务法的国际协议；使条约结构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形势的方法；各国人民的自治；军备控制程序；普遍的宗教与思想自由权利。〔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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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杜勒斯在２０和３０年代对战争与和平进行的思考以及他在写《战争、和平与变革》一书时的国际背景是２０和３０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列强间的利益冲突，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列强的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在２０年代至４０年代初，杜勒斯在文章和演说中虽然也谈论过俄国十月革命、布尔什维主义及革命运动对德国，对欧洲以及美国的“威胁”，但是，当时的俄国及其后的苏联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为资本主义世界所包围。这个时期，对美国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最大威胁是来自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当时美国及其盟国并没有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对其形成了当前的实际“威胁”。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４０年代初，已有３０年国际经济政治经验的杜勒斯像其他一些美国两党人士一样预感到由于思想信仰的差别、利益的冲突及互相间由来已久的不信任，战后美国及其盟国与苏联的关系可能再度出现对立。杜勒斯这样预感并不奇怪。杜勒斯曾在威尔逊政府的战时贸易局（War Trade Board）俄国处工作，参预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美国最初的对俄国的工作，向俄国境内反革命势力提供援助。杜勒斯在１９４１年５月就写道，“我确信，如果我们要成功地战胜正从俄国和德国扩展开来的革命运动的话，我们就必须有我们自己肯定的和有力的计划。”〔29〕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杜勒斯认为美国、资本主义世界与苏联有重大差别：在美国和西方有“宗教和理智的自由”，在苏联“没有”；在美国和西方实行“自由企业和资本主义”，而在苏联是“国家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30〕在二次大战后期杜勒斯认为，“在他们一方（苏联），没有什么理由信任我们。我们反对他们的革命。我们向反革命分子提供军事援助。好多年来，我们设法阻止他们和世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和外交的接触。我们公众领导人攻击他们直到德国的进攻使我们成为战选！+[〔31〕
战后，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成为全球性超级大国，追求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自己的霸权地位。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战时和战后也没有在其对外政策中完全贯彻社会主义的原则，背离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推行民族利已主义政策，追求世界霸权地位。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美国及其盟国与苏联之间的互不信任逐渐加深。１９４５年２月美苏英三国在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上达成了划分东西欧势力范围和远东势力范围的协议，形成了“雅尔塔体制”。美苏英三国会议上背着盟国中国，拿中国领土及主权进行秘密交易。这种大国强权政治的行为严重地破坏了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它造成了美苏英三国间的互不信任，也造成中国对三国的不信任，这对战后世界形势的稳定与健康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和后果。这是战后冷战形成的根本原因之一。大战结束前夕，美苏在东欧的利益冲突即已开始，双方关系开始向对抗方向发展。杜鲁门在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２日继罗斯福为总统后，于４月２３日在白宫第二次接见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时就在波兰问题上对苏联采取了强硬态度。杜鲁门总统当场交给莫洛托夫一份照会说：“苏联政府应该认识到，目前如不能执行克里米亚会议关于波兰的决议，就会严重地动摇对三国政府团结一致的信心以及它们在将来像过去一样继续合作的决心。”〔32〕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不久，杜勒斯离开了华尔街律师事务所转入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工作。先是作为美国代表团顾问参加了制订联合国宪章和建立联合国机构的１９４５年４月至６月的旧金山会议。不久，杜勒斯作为顾问随国务卿贝尔纳斯参加１９４５年９－１０月间的伦敦五国外长会议。会议讨论对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五国的和约问题，但没有达成协议。杜勒斯后来说，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战后不绥靖政策诞生了”，“它标志着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时代的结束”，它标志着苏联是美国“朋友”的时代已告结束。〔33〕
１９４７年美苏关系进一步恶化。随着上半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宣布，及１９４７年９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中说：“两个阵营形成了”，“两个完全相反的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发生了，东西欧一分为二，分别以美苏为首形成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开始形成，东西方冷战逐渐加强。进入５０年代，冷战日趋激化和尖锐，杜勒斯就是此时担任国务卿职务的。
杜勒斯在他六年多的国务卿任内主要想要作的事是，明确分析美国及其盟国面临的世界局势，制订并实施一项他认为能够在这场与苏联对抗中保证美国及资本主义世界“用和平手段”最终和平战胜社会主义的战略——即通过和平变革达致和平取胜的战略。
杜勒斯对战后世界形势的分析及其论点如下：
（一）战后国际形势的特点及性质
杜勒斯认为美苏分歧与对抗不是那种传统的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利益调整和妥协予以解决的。战后美苏分歧是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与信仰上帝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之间的对立，它主要是一场思想斗争，这是不可调和的斗争。人类的生存取决于美国的命运。
杜勒斯１９４６年５月和９月在长老会全国会议上说，苏联领导人在“追求全世界接受他们的制度”，“达到这一点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34〕他说，“这次……正在发生的事和以前不一样”，“我们正目睹对现有文明的挑战。”他说这是千年一遇的挑战，“在基督诞生后１０个世纪，基督教世界受到过一种外国信念的挑战。伊斯兰潮流从阿拉伯席卷了大半基督教世界”。“现在又１０个世纪过去了，……这次是苏维埃共产主义的挑战。”〔35〕他在１９４７年３月７日写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说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斗争，主要是一场西方（基督教）文明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前者由美国领导，后者由苏联领导”〔36〕。
杜勒斯认为，“西方文明……现在受到了一个无神论制度的严重挑战”，〔37〕“我们反对国际共产主义，因为它的教义和行径同我们所信仰的原则是不可调和的。”“我们的信仰是，每个人的生命和命运都来自上帝，因此具有精神的性质和个人的尊严。”因此，“反对把个人仅仅当作一个有生命的物质，被用来促进根据唯物主义的原则组织的世界。”〔38〕
杜勒斯说，“上帝的天意与历史的环境使然，美国人民被赋予了一种空前规模的世界性机会和责任”，“如果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符合这个给予我们的任务的话，那么人类已知的最好的世界秩序就能实现。如果我们失败了，整个国际家庭就将遭遇从未听说过的悲剧……。”〔39〕杜勒斯说，“再没有比我国可以完成的任务更崇高的了。人类的生存可能取决于它的成功与否。因此，我们可以怀着无比的信心来献身于这一任务。”〔40〕
（二）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看法
杜勒斯认为苏联实行的是沙皇的扩张政策，目标是“控制整个世界”。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苏联的“傀儡”“卫星国”、“工具”。杜勒斯从他的宗教信仰和资产阶级世界观出发，对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十分敌视。他说，“国际共产主义是一个反动的运动”，它“使生产者成为奴隶，并创造了一个新的剥削统治阶级”〔41〕。“共产主义实际上已经是暴虐的、反动的、呆板#O&的。”〔42〕他甚至说，“在恐怖统治上，最坏时的西方殖民主义也从没有像共产帝国主义那样坏”〔43〕。
（三）和平变革思想是一项实现资本主义和平地战胜社会主义的战略——和平取胜战略
杜勒斯对战后国际形势的一个中心思想是，他认为美苏对抗的实质是两种不同哲学、思想的对抗。在这场斗争中，美国的“麻烦不是物质的”，美国所缺少的是“正义和有力的信念”。他强调美国“正在与苏联共产主义进行的这场冷战”是“不能单靠物质力量去赢得的”，“这主要是一场争取人们的灵魂和头脑的斗争”。他认为，“一个民族如果想的只是安全，不想它的使命；如果只用钢铁而不用精神的宝剑去寻求安全的话，这个民族就必然灭亡”。〔44〕他认为，“精神因素要比物质因素更重要”，他并引拿破仑的话为证，“在战争中，非物质力量与物质力量相比是三与一之比”。〔45〕因此杜勒斯说美国“需要建立强大的现代的军事力量”，但是这“并不意味军事考虑应当主宰我们的外交政策”。杜勒斯强调“赢得一场‘冷战’和赢得一场‘热战’一样重要”。他说美国需要一种“不战、不和”的能力。因此，杜勒斯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根本战略目标是要在思想和政治上最终取胜，这就要求斗争的手段和方法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确认这一点之后，那么只有在政治上采取进攻性战略才能发挥政治攻势的威力，也才能最终战胜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而取得资本主义思想的最终胜利。
杜勒斯说，面对苏联的军事力量，美国有人认为这种危险是军事性的，但是他认为战争“可能消灭俄国”，“但是战争消灭不了共产主义”。〔４６〕他认为美国采取“军事遏制”政策是“一种自我失败的政策”和“消极政策”。〔４７〕他说，遏制政策即使可以遏制“俄国帝国主义”，它也遏制不了“共产主义”。〔４８〕他认为对苏联的“间接政治侵略”采用军事办法是无效的；靠向苏联进行经济“施舍”也行不通，最后美国也不能“后撤”。
杜勒斯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向专制暴君们实行政治攻势”。〔４９〕杜勒斯提出以“和平的解放”来发动政治攻势，从内部瓦解和摧毁社会主义世界。他说，美国“手中要有一些好的手段来进行一场不射击的战争”。“苏联共产党并不是不可抗拒的，如果我们创造了手段就可以和平地将它克制”。要让苏联共产主义受到“压力”，在“压力下”，“共产主义统治结构就会很快崩溃”。杜勒斯进一步说，共产党政权结构是“能够被动摇的，如果它的潜在困难被激化的话”。〔５０〕他说，“我们应当让俄国共产帝国内部感到紧张和压力以便使其瓦解”。“至于是否追求解放，何时追求解放，怎样实现解放，这是由受奴役人民自己来决定的事”。〔５１〕
杜勒斯强调他的解放政策并不是指通过战争来实现，它是“和平解放”。“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他说，“它必须是而且可能是和平的方法。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５２〕
杜勒斯提出，美国“可以采取的行动”有：
（１）“美国总统和国会公开声明美国的一项政策是恢复在莫斯科统治下的欧洲、亚洲国家的真正独立”；
（２）“自由世界”国家建立政治“特别工作组”，就每一个“受奴役国家”制订一项“自由计划”；
（３）“鼓励铁幕内那 些能帮助促进这一计划的人逃离出来”；
（４）“美国之音、以及像自由欧洲和自由亚洲这样的私人委员会的行动可以同上述自由计划协调起来”；
（５）“我们可以根据自由计划，通过中止或批准交往来经常地最有效地协调我们的经济、商务和文化关系”；
（６）“我们可以中止与那些仅仅是莫斯科傀儡的国家现政府的外交关系，如果这样作将促进自由计划的话”；
（７）“我们可以寻求与其他自由国家一起在一个伟大的新的独立宣言中宣布我们对受奴役国家的政策”。〔５３〕
对杜勒斯来说，“大规模报复军事战略”、“解放”政策、“推回去”及“战争边缘”等等，都是进行这场“政治攻势”的手段，本质上都是当作一种压力来使用的。杜勒斯认为通过实施和平变革可以最后战胜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必要冒打核战争的险。杜勒斯还认为，“现代化武器具有非常广泛的破坏性，因而如果一旦发生大战的话，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者’的”。〔５４〕
杜勒斯相信，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将通过他所说的“和平变革”而逐步瓦解，资本主义制度则在这个“和平变革”过程中重新在这些国家内建立起来。他说，“国际共产主义必然会发生变革，即使这样做是违反它的意愿的。时间和环境的侵蚀，对它并不是不能起作用的”。他认为“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政权都面临着严重的内部压力和难关”，“变革的酵母正在发生作用”。〔５５〕杜勒斯说，“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变化”。他说他不对这件事“定任何日期”，但是，“如果他（指赫鲁晓夫）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很明显，在杜勒斯看来，只要美国坚持实行“和平变革”的战略，不论时间需要多久，也可能需要多少代人的时间，但是“共产党政权结构”和“共产主义思想”终将有一天会“很快崩溃”。〔５６〕
杜勒斯引用艾森豪威尔的话：“在自由国家面前摆着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明显可能性”，作为他的结论，杜勒斯说，这就是我们全力以赴的战略。这就是杜勒斯为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出的一项不战而胜的战略。
四
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所追求的和平具有鲜明的政治涵义，这就是杜勒斯认为共产主义思想本身是对宗教道德和资本主义法律和秩序的威胁，从而也就是对和平构成的威胁。对杜勒斯来说，要实现人类的和平就需要摧毁共产主义思想及根据这一思想原则建立起来的共产党政权结构。很明显，杜勒斯的世界和平概念是与摧毁共产主义思想及共产党政权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这当然与各国人民群众及各种宗教信仰者所想往和追求的和平是完全不同的。杜勒斯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有其明确的政治目的性——摧毁共产主义思想及共产党政权结构，保卫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这是杜勒斯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的本质特点。
杜勒斯的和平哲学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精神力量，是信念的力量而不是物质的力量。要“战败”和“消灭”共产主义思想主要靠人的精神力量、靠信念而不是单纯靠物质的力量。战后面对美苏对抗及东西方冷战形势，杜勒斯最担心的并不是美国及其盟国是否作好军事及物质方面的准备，而是美国面对他所说的“共产主义的威胁”是否已建立了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是否丢掉了精神与理想的力量。在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杜勒斯在教会中的大量活动及他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大量文章、报告、备忘录、书和所作的演说，其目的都是为了提醒并促进美国及其盟国在面对他所说的共产主义“威胁”下，一定要建立起坚强必胜的信念来，他认为这是决定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斗争胜败的关键。杜勒斯重视人的精神作用，他相信理想、信念对一个民族、国家、主义的存在具有根本的意义，这是作为一位资产阶级外交家的杜勒斯与当时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家不同之处。
杜勒斯在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上，不仅注意军事上要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保障国家的安全，他更为强调的是国家在政治上的安全。他认为战争本身不是目的，没有单纯的军事上的一场战争。他强调要时刻记住美国的政治目的。杜勒斯认为共产主义的威胁是政治性的。杜勒斯的看法是，要想取得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的结果，只有靠一场政治战争才能达到。这就是杜勒斯说的，“保持着我们在道义上的攻势，和在军事上的守势”的真实涵义。他认为战争可以消灭人，但是消灭不了共产主义思想。只要人们信仰共产主义思想，资本主义就继续受到威胁。这就是为什么杜勒斯十分强调要对苏联、中国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一场旨在消灭人们头脑中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和平变革的用意所在。
杜勒斯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其和平变革战略时所采用的主要手段是施加压力。而压力的种类则是各式各样的，根据不同对象采用不同压力手段。杜勒斯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者，对杜勒斯来说，只要有利于实现美国的理想和最终战胜共产主义，军事（威慑、封锁）、外交（承认与不承认）、经济（制裁、禁运）、干涉、颠覆（破坏）、心理（宣传）等各种手段都可以作为压力采用。杜勒斯设想的和平变革的效果就是，从美国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出发，对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采用不同的压力，促使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在外部压力下不得不进行变革，逐步达到推翻共产党政权，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蜕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以至最终放弃共产主义思想，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实现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不战而胜的战略目标。
虽然杜勒斯反对凯南提出的遏制政策，说它是一项“消极”和“无效”的政策，但是事实是杜勒斯和平变革的战略目标与凯南建议的、杜鲁门政府实行的遏制政策目标是一致的。杜勒斯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仍然是一条遏制政策，也就是凯南所说的通过遏制形成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更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期待产生“最终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的趋势。〔５７〕如果说二者还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杜勒斯更进一步用和平变 革的政治攻势将遏制政策的实施具体化了。
在50年代，一些国家的人们将杜勒斯看作是“战争贩子”。如从杜勒斯提出的和平变革说的战略涵义来看，将杜勒斯看作“战争贩子”并不确切，它影响人们，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准确把握住杜勒斯在其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真正强调的是开展政治攻势而不是军事攻势，从而低估了杜勒斯的政治考虑，而可能失去应有的足够的警惕。杜勒斯已经去世３０年了，今天回过头再看杜勒斯的外交思想，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到杜勒斯外交思想所重视和强调的是政治而不是军事。他为美国和资本主义最终战胜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战略是一项政治战略，也就是他的和平变革—和平取胜战略。
杜勒斯鲜明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其反对共产主义的坚定性是无可怀疑的。但是作为一位外交家，在一些外交问题上，杜勒斯表现出无视基本事实，缺乏历史感，其盲目和偏见也是明显的，这突出表现在他所实行的对华政策上。
杜勒斯的家庭成员早年与中国有过接触，因而杜勒斯曾说他感到中美之间有着“兄弟友谊”和“特殊友谊”之情。确实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深厚的友好情谊，但是杜勒斯所感受到的友谊是指他与中国清政府的李鸿章及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友谊。杜勒斯说，当他八岁时，李鸿章通过他的外祖父、前国务卿福斯特写给他的一封信被他视为“最珍视的物品”而保存着。〔５８〕还在战时，就主张美国战后应执行全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并给以明确说明的大 概不是当时的总统、国务卿，而是当时担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的外交发言人的杜勒斯。杜勒斯在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７日强调说，美国应当只支持它的朋友，要全力支持蒋介石，而不应支持“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５９〕
杜勒斯的哲学观从根本上对中国人民革命抱极端敌视态度。５０年代，中国是杜勒斯的和平变革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杜勒斯说，“我们不承认共产党势力占优势”，“中国人民同样不喜欢共产主义”，和艾奇逊一样，杜勒斯也说“中国人民首先是个人主义者”。他说，“我们可以有信心地把这样一种假设作为我们政策的根据：国际共产主义的强 求一致的统治，在中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是一种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种永久的现象。我们认为，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盟国和中国人民的责任。”杜勒斯毫不掩饰地公开强调，一切有助于共产主义在中国“消逝”的手段美国都会考虑采用。他说，“如果……贸易和文化关系能够促进这种消逝，那么我们就建立这样的关系”，“如果……我们同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能够促进这种消逝，那么我们就建立这种关系”，“如果……现政权参加一些联合国的活动能够促进这种消逝，那么我们就不反对它参加”。〔６０〕
杜勒斯表示，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但这首先要看中国是否变。杜勒斯公开地要求中国作出“转变”以求得美国调整它的对华政策。他说，“我们的政策是随时可以调整以适应不断改变的形势的要求的。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应该有所转变的，是别人而不是我们”。〔６１〕
可以清楚地看到，５０年代杜勒斯对华政策的核心是一个“变”字。一切致力于让中国“变”，向共产主义“消逝”这一方面“变”。只要中国按美国的希望“变”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当然也就会随之相应调整。为了促进“共产主义在中国消逝”，５０年代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压力手段，从控制中国领土台湾、不承认中国、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军事封锁、禁运、颠覆、情报破坏、直到心理战应有尽有。可以说，５０年代美国对华政策是美国政府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其和平变革战略，妄图瓦解、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具体例证。从５０年代到今天，美国的和平变革战略对中国并没有奏效。
当人类已进入本世纪最后１０年，当冷战最尖锐的５０年代已经过去３０年的今天，人们已能看到，在冷战之外存在一条通往和平的真实道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及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道路。５０年代周恩来曾代表中国首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阐述了和平共处思想，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及对实现各国间和平共处的愿望。周恩来当时说：五项原则“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他特别强调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及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重要性。他说：“只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才有保障。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侵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内政的干涉，都不可避免地要危及和平。如果各国保证互不侵犯，就可以在各国的关系中创造和平共处的条件。如果各国保证互不干涉内政，各国人民就有可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６２〕从美国方面来看，在５０年代美国政府、两党领导层当中认真思考过和平共处可能性的人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杜勒斯当时认为除了“热战外只剩下冷战”。他对和平共处思想充满怀疑。战后１９４６年３月一名记者问杜勒斯资本主义是否能与共产主义和平共处。杜勒斯的回答是，“我不能肯定我知道它的答案”。〔６３〕今天看，作为一位国务卿的杜勒斯，他的政治眼界是比较狭隘的。
可以说，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政党已能认识到和平共处是通往和平的真实道路，并支持不同国家和平共处这一思想。令人遗憾的是情况还远不是人们所希望的。美国国内仍有一些人迷恋大国强权政治的原则，他们根据自己的哲学信仰、价值观念动辄干涉别国内政，继续采取５０年代那些为世界各国人民早已熟悉的各种手段施加压力，企图迫使别国放弃本国主权，向美国的强权政治屈膝。
发展、变革这是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实践和总结经验将不断走向进步和繁荣。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所有国家都会充实、发展和完善各自珍视的哲学观和价值观，同时也会放弃一些已经不再起积极作用的看法和作法。但是这一切都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只能由本国人民解决，任何外国无权干涉。发展与变革的观点不能成为一国用以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而杜勒斯的和平变革在５０年代就是这样干的。
今天在美国和西方国家中仍有一些人继续坚持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的和平变革战略。当然，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是否像杜勒斯所希望的那样被和平变革过去，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是否蜕化变质并和平转变成为一个资本主义政党这并不取决于美国和某些西方国家实行一项什么政策，而是决定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本身的矛盾发展如何而定。毛泽东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正像原来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俄国变为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同样道理，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内部本身发生严重失误，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从社会主义国家变化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杜勒斯的和平变革政策是一 项干涉政策，它已不符合当代的要求。今天全世界的发展主流是和平与发展。只有不同政治制度、不同价值观的国家和人民和平共处，各国才能获致发展和进步。杜勒斯说过，战争并不能消灭共产主义思想，看来还应该再加上一句，就是施加各种压力也不可能使人们屈膝放弃他们的哲学信念与理想。采用一切手段作为一种压力旨在干涉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变革战略决不是如杜勒斯所说的是一项“积极政策”，也决不是“通向和平的道路”的政策。这应该说是从杜勒斯的一生经历，从他的和平哲学及其和平变革说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基本的政治教训。
注释：
〔1〕Ronald W. Pruessen, John Foster Dulles, The Road to Power,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82. pp.3-4, Note 5; John Robinson Beal, John Foster Dulles: 1888-1959, Harper Brothers Publishers, New York, 1957, p.28.
〔2〕Elenor Lansing Dulles, John Foster Dulles: The Last Year, Harcourt, Brace＆World, Inc., New York, 1963, p.128.
〔3〕Elenor Lansing Dulles, John Foster Dulles: The Last Year, pp.196-199.
〔4〕Townsend Hoopes, 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The Diplomacy of the Eisenhower Era,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73, p.35.
〔5〕John Foster Dulles, "State Control Versus Self-Control”，Think Magazine, September, 1946, Dulles Papers in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6〕John Foster Dulles, "Our Spiritual Heritage", Address at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Forum, Oct. 21, 1947.
〔7〕杜勒斯：《美国政策所受到的挑战及其反应》，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号《外交季刊》，引自《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１９５９。
〔8〕杜勒斯，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９日在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演说《我们外交政策——遏制是足够的吗？》，引自《杜勒斯言论选辑》。
〔9〕杜勒斯，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１８日在克利夫兰教会全国委员会的演说《在一个变化着的世界中的原则和政策》,引自《杜勒斯言论选辑》。
〔10〕John Foster Dulles, “A positive Foreign Policy”, Address before the World Affairs Forum of the 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of Pittsburgh, Pittsburgh,PA. Evening of May 15, 1952, Dulles Papers.
〔11〕John Foster Dulles, “Foreign Policy - Ideals, Not Deals”, at the Island Daily
Press Association, Chicago, Dulles Papers.
〔12〕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第１２０页，１４９页，商务印书馆，北京，１９５８年。
〔13〕柏格森：《创造进化论》（Creative Evolution），１９２８年纽约版，第２４８页，转引自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２０１页。
〔14〕Townsend Hoopes, 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1973, pp.17-26.
〔15〕Ronald W. Pruessen, John Foster Dulles, The Road to Power, The Free Press, New York, 1982, pp.21-22.
〔16〕John Foster Dulles, "America's Role in the Peace", Christianity and Crisis 4, January 22, 1945: 6, From Mark G. Toulouse,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hn Foster Dulles, Mercer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44, Note 37.
〔17〕Essay Written at Princeton on "Pragmation", Dulles Papers, From Townsend Hoopes, 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1973, p.20, Note 8.
〔18〕Richard Goold-Adams, John Foster Dulles, A Reappraisal,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 1962, pp.31-32.
〔19〕Ronald W. Pruessen, John Foster Dulles, p.46, Note 48.
〔20〕John Foster Dulles, War or Peace,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50, p.18.
〔21〕John Foster Dulles, "Peaceful Change",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No.369 (April 1941): 493, From Mark G. Toulouse, Transition, p.124, Note 38.
〔22〕J.F.D. War, Peace and Change, From Transformation, p.124, Note 37.
〔23〕J.F. Dulles, "The Problem of Peace in a Dynamic World", From R.W. Pruessen, John Foster Dulles, p.158. Note 10.
〔24〕J.F. Dulles, "The Road to Peace", From Pruessen, John Foster Dulles, pp.154-155.
〔25〕Ronald W. Pruessen, John Foster Dulles, p.269, Note 9. JFD to Arthur Sulzberger, May 21, 1941.
〔26〕JFD, The Road to Peace, p.492, Ibid., p169, Note29.
〔27〕J.F.Dulles Address, “America's Role in World Affairs”, Oct 28,1939,
Ibid., p.179, Note 2.
〔28〕From Townsend Hoopes, 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p.56, Note 48; Mark G. Tou Louse, Transformation of J.F. Dulles, p.67, Note 16, J.F.Dulles１９４３年３月１２日写给正义与持久和平委员会全体成员的一封信。
〔29〕J.F. Dulles to Arthur Sulzberger, May 21, 1941, from Ronald W. Pruessen, John Foster Dulles, p.269, Note 9.
〔30〕Ibid., p.270, Note 11.
〔31〕J.F.Dulles, "Appraisal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Feb. 5, 1945. D P, Box27, From M.G. Toulouse, Transformation, p.147, Note 43.
〔32〕《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７２－７３页。
〔33〕John Foster Dulles, War or Peace, Chapter 4.
〔34〕M. G. Toulouse, Transformation, p.171, Note 48; "Freedom Through Sacrifice", The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ale 163, May 30, 1946.
〔35〕J.F. Dulles' Address, September 8, 1946, From R.W.Pruessen. John Foster Dulles, pp.286-287.
〔36〕J.F.D, "Secret Memorandum", March, 1947, D P, Box 31, From M.G. Toulouse, Transformation, p.189, Note 24.
〔37〕杜勒斯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３１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的演说。
〔38〕杜勒斯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１８日在克利夫兰教会全国委员会上的演说，见《杜勒斯言论选辑》。
〔39〕R. W. Pruessen, John Foster Dulles, pp.301-302, Note 4.
〔40〕同〔38〕。
〔41〕杜勒斯:“美国政策所受到的挑战及其反应”，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号《外交季刊》。
〔42〕杜勒斯１９５７年４月２２日在纽约美联社午宴上的演说“生气勃勃的和平”。
〔43〕J.F.D, "The Free East and the Free West", Draft of Speech for Clevland, Dec, 2, 1951, NBC Hook up, Dulles Papers.
〔44〕John Foster Dull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National Welfare", Address Before the National Farm Institute, Des Moinoes, Iowa, Feb. 16, 1952. Dulles Papers, Princeeton University Library; J.F. Dulles, “The Blessings of Liberty”, Addres a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Dec.28, 1949, Dulles Pap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J.F. Dulles, War Or Peace, pp.122, 176, 233, 253.
〔45〕J.F. Dulles, Address at the Princeton National Alumui Luncheon, Princeton, New Jersey Feb.22, 1952, Dulles Papers,PrincetonUniversity Library.
〔46〕 J.F. Dulles,“ The Pursuit of Liberty”.
〔47〕J.F. Dulles, “A New Foreign Policy”, Life, May 19, 1952.
〔48〕J.F. Dull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National Welfare”, Address before the National Farm Institute, Des Moines, Iowa. Feb.16, 1952. Dulles Papers.
〔49〕Ibid. 〔48〕; J.F. Dulles, “Our Foreign Policy -- Is Containment Enough”Address before the 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Oct. 8, 1952. Dulles Papers.
〔50〕J.F. Dulles, War or Peace, pp.250-252, 247.
〔51〕T. Hoopes, op. cit.
〔52〕杜勒斯1953年1月15日在国会考虑任命他为国务卿时的证词(美国新闻处1953年1月23日华盛顿电),《杜勒斯言论选辑》。
〔53〕J.F. Dulles, “A New Foreign Policy”, Life, May 19, 1952.
〔54〕杜勒斯1957年4月22日在纽约美联社午餐会上的演说“生气勃勃的和平”。
〔55〕杜勒斯:“美国政策所受到的挑战及其反应”,1957年10月号《外交季刊》,《杜勒斯言论选辑》。
〔56〕杜勒斯1957年7月2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杜勒斯言论选辑》。
〔57〕George E.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Memoirs, 1925-1950.
〔58〕J.F. Dulles, "Chinese-American Friendship", Address at the China Institute Dinner, New York City, May 13, 1951 Dulles Papers.
〔59〕Excerpt From Address by J.F. Dulles Before the Clevland Council on World Affairs, Jan. 17. 1945 Dulles Papers.
〔60〕J.F. Dulles, "Chinese-American Friendship".
〔61〕杜勒斯1957年6月28日在旧金山狮子俱乐部国际协会大会上的演说《我们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政策——谈美国对华政策》。
〔62〕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1955年4月19日),《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0至152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年.
〔63〕R. W. Pruessen, John Foster Dullles, p.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