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借债兼并面面观
陈宝森
１９８９年岁首在美国报端上和总统换届同样引人注目的消息大概要算和借债兼并相关的两大新闻了。
一个是由华尔街兼并大王考尔伯特·克拉维兹·罗伯特公司（以下简称ＫＫＲ）用２４８．８亿美元收购了位于亚特兰大从事烟草和食品制造的ＲＪＲ纳比斯科公司（以下简称ＲＪＲ）的超巨型借债兼并。
另一个是华尔街投资公司中的暴发户德莱克塞尔·伯恩海姆·兰伯特公司（以下简称Ｄ公司）被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后承认触犯刑律，自愿受罚６．５亿美元。该公司负责借债兼并部门主管，高风险，高利息债券发明者米尔肯（Milken）继鲍茨基（Boesky）之后正在受到起诉和审查。
愈演愈烈的借债兼并对美国究竟是吉是凶？导致这股风的原因是什么？政府应如何对待借债兼并？这些都是从上述事件中引起的热烈争论。
贪婪的借债兼并
ＲＪＲ公司的兼并战最初是该公司经理约翰逊（Ross Johnson）发动的。约翰逊曾向董事会宣布，他和其他经理们愿意用借债兼并的方式把这家公司买下来。新闻媒介立即报道说：约翰逊和另外七位经理仅用２０００万美元就可以获得新公司８．５％的股份，而当他们完成这一交易时约翰逊等人的资本价值将上升到２亿美元。报道还指出：约翰逊的策略是在买进该公司后，卖掉一批食品厂和商标，把其余部门私有化。在此情况下，如果经营得法，５年内他们的股份将上升到１８．５％，资本将达到２６亿美元。这一来自公司内部经理阶层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袭击惹恼了该公司的董事会。董事们议决采取招标的办法挫败约翰逊的企图。于是引起了在约翰逊，ＫＫＲ公司以及第一波士顿集团之间为占有ＲＪＲ而进行的激烈的角逐。ＫＫＲ终于在１９８８年终在投标中获胜。
ＫＫＲ公司有三位老板，它以兼并企业为目标。它的创始人考尔伯特早在１９６５年就发明了借债兼并的新方法以１４００万美元的代价对一家公司实行了兼并，是为借债兼并之滥觞。１９７６年考尔伯特和克拉维兹以及罗伯特合伙兴办了ＫＫＲ公司，但是考尔伯特与克拉维兹等意见不合，１９８８年退出了ＫＫＲ公司。现在的ＫＫＲ公司实际上还只剩下两位老板。
ＫＫＲ对兼并企业十分贪婪，借债兼并的规模越来越大。在兼并ＲＪＲ公司以前，自１９８４年起至１９８７年止先后借款２６７亿美元以２９１亿美元的代价购买了１１家大企业，其中如安全路（Safeway）超级市场，毕垂斯（Beatrice）食品公司都曾是各自领域中的巨擘。
ＫＫＲ在借债兼并中通过三条渠道谋取厚利。首先是从它借得的资金中收取１．５％的管理费，例如它在筹集的一笔用于兼并的５６亿美元中每年可以获利８４００万美元。它还收取成交费，例如，从安全路的借款兼并中得到６０００万美元的成交费。此外，在每一次兼并中照例要创利２０％。克拉维兹和罗伯特两人每年拿回家的报酬估计为７０００万美元。
在ＫＫＲ公开的成就后面是为控制更多公司而进行的争夺。克拉维兹和罗伯特两人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他们有控制更多企业的强烈欲望。这两个人现在经营着历史上最大的属于私人的公司帝国。不过他们个人和公司的巨额财富却是建立在向其他大公司和金融机构借债的基础之上。
在这一场场贪婪的兼并战中究竟谁受益谁吃亏呢？商业周刊以ＲＪＲ的兼并为例做了以下分析。
盈家。首先是原ＲＪＲ公司的股票持有者。他们可以获利８０亿美元到１４０亿美元。在兼并的消息开始传播时，这家食品－烟草公司的２．２５亿股股票每股卖５６美元，而兼并者一下子把股票抬高到９４美元至１１８美元一股。
其次，兼并者可以获利２０亿美元，假定他们在兼并之后能卖掉一部分财产，裁减人员，则可能赚得更多些。
第三，向兼并者放款的投资者可以得到每年高达４０％的收益。由ＫＫＲ经管的用于兼并的资金比其他投资收益要高得多，因而能把可口可乐公司的养老基金，哈特佛特保险公司的资金都吸引过来。
第四，投资银行家可以获利３亿到３．５亿美元。一些投资公司如希尔森·雷曼·胡通公司和Ｄ公司为帮助投标者报价并给他们筹集资金而收取一大笔费用。每个参预者可以得１００万至２００万美元的酬金。
第五，商业银行可得１．７亿美元或更多些的好处。凡不能用高风险高利息债券筹集的资金必须向商业银行告贷。对这种风险极大的放款，商业银行照例要在已经很高的利息上加收１．４％的费用。
第六，律师可得１至２亿美元。他们为兼并出谋划策，拟订合同，审查交易是否违法。
第七，高风险、高利息债券的持有人，每年可得高达１４．５％的利息。这是因为他们担的风险极大，如果新兼并的公司破产，他们拥有的债券要轮到最后被偿付。
输家。第一是被兼并公司原来所发行债券的持有人。ＲＪＲ原来发行的５０亿美元信誉很高的债券在兼并消息传开后，价格下跌２０％。这是在听说ＲＪＲ的经理们将用高息大量借债，把ＲＪＲ公司买下来时，原来的债券持有者感到不安全的结果。
第二是政府，而归根到底是纳税人。估计他们将损失２０－２５亿美元。在开始阶段，政府将从ＲＪＲ股票持有人出售股票所得暴利中征收一笔利得税。然而就长期说，由于为公司债务所付的利息可以享受课税扣除，所以政府将遭受巨额损失。
ＫＫＲ对ＲＪＲ的借债兼并在上层社会造成了如此巨额的财富集中和再分配，无怪乎它在社会上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应。
违法的公司和经理人员。
Ｄ公司本来是一家并不起眼的小投资公司。自从起用米尔肯主持高风险债券的营业以来，立即平步青云，跃升为美国第五家最大的投资公司。高风险债券市场也因此而迅速繁荣起来，资产规模达到１７００亿美元。Ｄ公司与兼并大王ＫＫＲ是并肩作战的。米尔肯用发行高风险债券的方法筹集资金已成为ＫＫＲ实行借债兼并最好的资金来源。高风险债券是以兼并而成的新公司资产为抵押所发行的债券，它的利率远远高于其他证券，因而对养老金经营者以及保险公司等有组织的大投资机构极具吸引力。１９８５年ＫＫＲ在兼并毕垂斯食品公司时化了６２亿美元购买其股票。Ｄ公司用发行高风险债券的办法给ＫＫＲ筹集到２５亿美元。而毕垂斯的股票价值不过４．１７亿美元，因而风险很大。但是在ＫＫＲ拍卖毕垂斯一部分资产之后，投资者仍然获得４倍的收益。
高风险债券这种新发明是特定条件的产物。条件之一是美国资本市场有大量游资在寻求高额收益。通常是养老金基金之类的经营者，他们愿意购买高风险债券以取得高利息，从而成为兼并者的资金 供应人。条件之二是存在实际财产价值远远高于股票市场价值的企业，因而在兼并之后通过处理部分财产就有可能偿还债款。在这一经营过程投资公司是可以大显神通的。一方面它们与资本市场有密切联系，掌握资本市场信息；另一方面，它们与企业界有密切联系掌握企业资产和经营情况，所以它们就成为兼并者最好的伙伴，而投资公司通过与兼并者的联合对某个企业将成为兼并对象，其股票的市场价格将大幅度上涨的信息是了如指掌的。这就给投资公司在股票市场上赚钱创造了最好的机会。然而，美国法律视投资公司通过内部信息买卖股票为非法。因此它们要违法赚钱就不得不匿名委托第三者为之经营。
Ｄ案件就是这种依靠内部信息非法经营的典型案例。Ｄ公司与鲍茨基所经营的公司相互勾结，以该公司的名义进行各种非法的股票买卖。鲍茨基按照Ｄ公司的指示为Ｄ公司经营股票，但不透露股票的真实买主，这就触犯了美国的法律。在这些交易中Ｄ公司承担鲍茨基在经营中的风险并偿付其损失。此外还对鲍茨基用于买卖股票的资金支付利息。Ｄ公司还通过经营高利息债券的米尔肯非法利用鲍茨基公司操纵股票价格，从事各种非法的兼并活动，并利用内部信息进行股票的买进卖出从中谋取暴利。
米尔肯继鲍茨基之后被联邦检察官提出控诉。在长达１１０页的起诉书中例举了９８件犯罪行为。如果这些罪行全部成立，被告将依法被判处监禁２０年，罚款３６００万美元，他的１２亿美元资产将被全部没收。接着报纸大量报道了米尔肯从经营高风险债券中所获得的经营报酬和他积聚的巨额财富。１９８７年Ｄ公司给他的酬金为５．５亿美元。这笔钱比圭亚那共和国７７．９万公民一年创造的国民总产值还多９０００万美元。华尔街日报更绘形绘色地描述说，在米尔肯刷牙的瞬间就赚得了他一年应 付的社会保障税。在他上班路上的一点时间，他已挣得普通美国人一年的收入。他一天的收入相当１５０万美元，每小时的收入相当１０．７万美元。联邦政府在诉讼中要求扣押他收益总额达１８．５亿美元，其中付给米尔肯的薪金为１１亿美元。
新兼并风的来龙去脉
在美国工业发展史上兼并风于８０年代以前已有三次高潮，但借债兼并则是８０年代的新创造。
第一次兼并风以１９０１年为顶峰，它的特点是以水平方向的兼并为主，把许多原来的竞争者联合起来，达到垄断某种产品市场的目的。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是另一次兼并高潮，除公用事业之间的相互兼并以外，在工业界主要是进行垂直方向的兼并。依产品生产过程把前后环节的各个企业联合起来。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由于反垄断法对水平兼并的限制，新的混合型兼并有了长足发展。这种兼并把从事不同行业，互不相关的公司企业捆在一起。８０年代由于放松了对反垄断法的执行，大型兼并迅速发展，金融媒介对这种兼并的支持更是不遗余力，使借债兼并获得了前进的动力。
借债兼并的特点在于其资金主要来自债务筹措。它以被收买公司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为保证发行债券，这就与主要以兼并者的资产为后盾的典型兼并活动有所不同。
借债兼并之风之所以能风行一时还因为有若干经济的和政治的事件为它创造了肥沃的土壤。
首先是７０年代持续的高通货膨胀使企业资产的帐面价值与更新价值发生很大差异，这就产生了所谓的“潜在资产价值”，以这种资产作抵押发行债券对放款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其次资本收益税率的降低导致风险资本的急剧增加，这种风险资本一部分专门从事兼并活动，为兼并者提供了重要资金来源。与此同时，随着政府对银行的放松管理，利率上限逐步取消，导致金融机构为拉拢存款而进行的激烈争夺，使存款利率上升，它反过来又迫使金融机构寻求更高收益的贷款机会。于是形成许多新的贷款集团，它们很快就把为兼并企业而进行的财务活动当作放款谋利的捷径。
随着资本渠道的大大增加，可以兼并的公司也在增加，这当中本来并没有必然联系，但这种巧合却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在６０年代末和７０年代初的兼并风中，许多大公司遭受“消化不良”症之苦。这些大公司吸取教训，改弦更张，对不适合母公司战略计划的子公司和分支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肢解，把它们卖掉。这种“消除混合兼并”的时代持续到８０年代，被肢解的单位则成为借债兼并中的主要收买目标。与此同时，许多由大众持股的公司股票，特别是“大烟囱”型的工业企业，在技术上已经成熟很少发展余地，它们生意萧条，公司股票的销售价格往往低于帐面价值。长期吃苦的股票持有人在兼并者超过市场价值提供大量贴水的情况下就变为热情的股票抛售者。
除此以外，华尔街的大投资公司在１９８７年的黑色星期一之后，面临的是一个不景气的股票市场。股票收益因之大为下降，于是兼并就成为它们谋取利润的一个出路。大投资公司把自己的活动更多地转向为借债兼并穿针引线，于是就使这种新型兼并日益走向高潮。据统计１９７０年借债兼并只有１０起，１９８０年达到９４起，１９８７年共发生３５６５起，总值２１９５亿美元，１９８８年进一步达到３６３７起 总值３１１４亿美元，比１９８７年增长４１．６％。在兼并中大投资公司收取巨额费用，１９８８年达到１２．８亿美元，比１９８７年的８亿美元增长３９％。在投资公司的利润中由兼并而得到的利润１９７８年只占５％，１９８８年估计要占到５０％。
在兼并中利用发行高风险债券筹集资金最初是米尔肯的创造。现在则已成为进行企业兼并的主要集资形式。用这种办法转眼间可以从资本市场——主要是养老基金，保险基金，风险资本——获取几十亿乃至上百亿资金，使兼并者可以鲸吞股票市场价格低于财产实际价格的大公司，并用兼并后出售部分财产的办法使债券得到偿还从而使兼并者由此获得极大利益。无怪乎人们称米尔肯的这一发明为炼丹术士的点石成金术。
借债兼并合理与否之争
借债兼并发展到如此规模，引起如此巨额的财富再分配，自然在社会上要引起强烈反响。首先关于这种兼并是否合理，有无积极的经济意义就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赞成借债兼并的人有两条理由。第一，它是撤换无能经理人员提高生产效率的最佳方式；第二，这给寻求高利息的巨额养老金找到了投资场所。关于第一点，他们争论说，在美国，许多公司经理不过是平庸之辈，但人们却对他们无可奈何。评论一个经理人员的成绩往往不看他们的盈利，而看有多少人向他们汇报工作。总经理的报酬主要取决于公司的规模而不看他们为公司赚得多少收益。另一方面美国的经理人员有一种生存的本能，他们所选择的二把手通常都不比自己更干练，因而当他们在位时不会给自己造成威胁。一旦总经理退休，二把手接班仍然是无能之辈。这就形成一种违反达尔文进化论的恶性循环。尽管“公司民主”的呼声很高，实际上靠民主程序改变公司领导的事实并不存 在。这是美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日益处于劣势的原因。大凡这种经营不善的公司，它们的股票市场价格都低于实际价格。一旦把这些公司的经理人员赶走，股票的实际价值就得到恢复。因此，以高于市场价格购买一家公司的股票，表面上是为控制该公司而交纳酬金，实际上不过是恢复公司股票的本来面目。因此，他们认为借债兼并是医治破坏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无能经理的最佳药方。而兼并企业则是赶走公司官僚的一种市场机制，它可以控制成本的猛增使美国公司重新获得竞争力。
反对借债兼并的人认为借债兼并的盛行标志着美国金融资本正在把生产资本当作自己的玩物。在兼并活动中，它们是真正的导演。由于做这种生意特别有利可图，使票据企业家们大发横财，因而他们不仅作掮客而且是由他们向自己的客户——公司董事，主管经理人员和养老金经理们建议何时、何处以及如何进行兼并。通过这些活动产品和票据的历史关系被完全颠倒过来。投资银行家们不再认为他们是在为公司服务。相反，公司似乎反而为投资银行而存在。在投资银行有专门的部门在随时监视美国几百家大公司，看有哪些果实已成熟到可以采摘。就像医生和汽车修理工挨家挨户指示人们应如何避免死亡和汽车趴窝，同时摧残他们，毁坏它们以便按照他们的药方去治疗，用他们的方法去修理。事实上美国的投资银行正在取代由大众占有的工业公司而成为美国最有权力的经济机构。２５年以前大多数投资公司还是小的合伙公司。现在许多已成为巨人。１９８７年Ｄ公司赚得５亿美元净利润，超过施乐、孟山都和克拉夫特等大公司。在１／４世纪以前，美国各界最有权势的人是大工业公司的总经理。现在和１９世纪末相似，他们是投资银行家。例如ＫＫＲ公司的两位老板克拉维兹和罗伯特，他们已经是近２０家公司的主要所有者。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几个人能做到贡献如此之少，而报酬却如此之高，很少有几个人在切美国经济馅饼时能行使如此大的权力。反对借债兼并的人并不认为公司财产的重新配置都是浪费性的。如果资本转移到能发挥最好效益的地方，它可以提高生产，使经济得到改善，但他们认为就近年来在借债兼并中表现出来的猖狂投机和欺诈行为看，人们有理由向这些好处与付出的代价相比是否值得。
短期行为和长远利益问题
反对借债兼并的人还认为这种经济活动多数是以马上赚钱为目标的短期行为。这与股票持有者的变化有关。他们说在不久以前股票大部分为个人所持有，许多股票在个人手里存放许多年。这种股票持有人对于公司现在做些什么将来做些什么并不进行干预，他们对财产收益的要求也比较温和。现在７０％的股票买卖是由有组织的机构，主要是互助基金，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进行的，而这些组织都受到顾客的压力要求很快盈利。这种股票持有者模式的变化是鼓励以短期利益为目标的兼并行为的重要原因。
对公司说，或者是惧怕兼并，或者是为了偿还兼并所引起的巨额债务，经理们必须集中精力考虑眼前利益，因此往往要削减长期投资。以通用电气公司兼并ＲＣＡ为例，其结果是同时减少两家的科研经费。在１９８７年通用电气削减３亿美元的研究支出；ＲＣＡ在新经理的领导下把几十年来电视技术的孵化器，著名的大卫、萨尔诺夫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减少了２５％。
拍立得公司原来是靠基础研究起家的，现在也把它的研究与发展重点转移到短期需要方面。部分原因是去年夏天受到来自罗伊·迪斯尼家族拥有的沙母罗克控股公司进行兼并的威胁。现在拍立得公司正集中力量于它的核心业务——图像研究而把需要更多费用与时间实现商业化的课题放弃。其结果是研究部门原有的２００职员已提前退休。就全国看不重视研究和发展的苗头可以从科研经费增长率的变化得到信号。尽管１９８８年各公司花在研究与发展方面的经费达到６２０亿美元，比１９８７年的５８０亿美元有所提高，但据国家科学基金的材料，增长率只有２．６％，而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间它的增长率为５．５％。国家科学基金认为兼并活动刮起的旋风至少要部分地对研究与发展预算所受到的消极影响负责，并且预计这种倾向仍在发展。
有些人则不承认借债兼并促进短期行为并影响基础研究的说法，他们认为一些企业削弱基础研究是经营管理问题与借债兼并并不相干。他们的另一个论据是兼并狂并没有发生在基础研究很强的部门如医药、航天和高技术等方面。
反对借债兼并的人还从浪费人才的方面批评借债兼并对企业的长期消极影响。理由是它使美国最有才能的人把自己的精力用到兼并的经济战略方面，其结果是人的才华从改进产品转向研究票据。他们认为现在美国公司的经理人员要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考虑如何防止别人兼并，或者寻找可以兼并的公司，或者应付法律诉讼而不是关心他们产品的质量以及如何把产品进行更有效率的分配。许多美国高级公司经理人员在法律和金融方面所受的训练要比在任何其他领域受到的训练为多，这与３０年前相比是全然不同的，那时经理人员在市场、工程、销售等方面的知识要更为丰富。
同时，美国最有头脑的人现在正越来越被拉到法律、金融等分配馅饼的职业中去，而不是到工程与科学等扩大馅饼的职业中去。哈佛教授罗伯特·里奇的抱怨是：他最有才能的学生正在向华尔街进军，在那里薪金和奖金一开始就是１０万美元，甚至更多。结果法律和金融的研究院日趋昌盛，而工程和科学的研究院则逐渐萧条。这种状况与其他工业化国家恰成鲜明对比。１万公民中仅有１人是律师，３人是会计师。在美国２０人是律师，４０人是会计师。在日本每１万公民中有４００个工程师而在美国只有７０人。帮助ＲＪＲ从发股票转向发高风险债券的银行家和律师去年大约赚了１０亿美元，这笔费用超过美国１９８８年用于研究根治艾滋病的开支。批评者认为在美国出现的这种现象是一种扭曲。
债务负担的经济后果问题
借债兼并的典型做法是借债。为了进行敌对兼并所需要的钱，为了保卫自己防止兼并所需要的钱，为了把一个公司从大众拥有股票变为私人占有所 需要的钱都是借来的。这种大规模的借债活动为赢利创造了特别的机遇。但是一旦经济停滞，利息支付发生拖欠也会造成巨大风险。这就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利用借款从事投机所得到的教训。８０年代公司债务达到惊人比例。２５年以前美国公司税前利润中每１美元所支付的利息为１６美分，２０年代 是３３美分，然而自１９８０年以来它已超过５０美分。据估计，１９８８年公司利息负担相当公司现金流量的近２４％。如此沉重的债务负担通常只有在衰退时才会发生。在过去６年中美国非金融公司的债务已达到１８０００亿美元，而股票资产则减少近４０００亿美元。
美国工业企业抽回资本代之以债务的过程是在较好的经济环境中进行的。许多公司财务结构的削弱还没有经过经济紧缩的考验。到了那种环境中企业销售不畅，将没有收入可以用来立即偿还日益膨胀的大笔债务。届时以大量借入资本为依托的企业所遭受的损失将超过正常周期性经济收缩时所遭受的损失。对许多公司说，到了这种时候将必须重新安排还款计划以避免破产诉讼。
届时，这类问题将被提到一定的政治环境中去考虑。国家是否准备接受市场纪律，消除这些过度的债务，是否就让这些借了大量债务的公司倒闭，即使加重经济衰退也在所不惜？或者政府将设立一个安全网，由政府充当最终的放款人帮助将要破产的公司摆脱困境？但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许多在借债兼并狂中出了力的放款人——主要是承担着信托责任的银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将遭受极大痛苦。到了这种时候联邦储备系统将处于进退两难的艰难处境。中央银行将实行放松银根政策以避免立即发生金融灾难呢？还是考虑到保证日后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复苏而坚持紧缩政策呢？在这里很难找到两全的良策。
由公司债务的爆炸性发展所引起的国际后果也令人担忧。正当美国力争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能力以改善贸易地位时，日益增长的债务将对许多公司发生消极影响。欧洲或日本的大公司的金融地位在强化，而美国的公司却因金融紧缩而被迫放弃提高生产率的长期计划。
沉重的债务负担已使许多美国公司的信用下降。连续７年来美国信誉下降的公司要比信誉上升的公司多。只有少数大公司仍然达到ＡＡＡ等级。Ａ级和ＡＡ级公司的数量也在迅速收缩。
反对借债兼并风的批评者还指出，尽管美国公司债务负担日趋沉重，但它的发展势头却方兴未艾。这是因为卷入借债兼并的各方面都从兼并中得到巨大的利益。就在职的经理人员说通常他们拥有股票的购置权，可以从中得到很多的酬金。在经理人员自己实行兼并时他们可以得到新实体的大部分股权并将依靠它而得到极高的利润；就大多数个体股票持有者说，他们是被动的，但他们可以从投标者对股票的报价中得到很高的酬金，并把这笔钱拿到随便什么地方去用。就商业银行说，他们可以从组织与参加贷款辛迪加中收取高额费用，他们还可以得到比优惠利率高出许多的巨额利息，随着争取存款的激烈竞争，银行不管有多大风险也要做这种生意，这一趋势几乎是无法抗拒的；就投资银行家和律师说，他们做为顾问可以收取如此丰厚的高额费用，致使他们很难对自己承揽来的生意从其消极方面提出反对意见。此外，在许多情况下投资银行家还可以从作担保人或作债券销售者而得到双重利益。在借债兼并中唯一遭受损失的是公司现有债券的持有人。但他们不可能联合成一个强大的力量把自己从困境中摆脱出来，或者在法庭前争取补偿自己的损失。因此，他们反对借债兼并的呼声也难以变为阻止其发展的物质力量。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借债兼并所引起的债务负担及其后果表示担心。有些人认为在欧洲和日本，很久以来就存在很高的债务-股金比率，而并没有不良后果。他们还认为当公司经理不需要屈服于股票市场的短浅眼光时，他们将更容易奉行有远见的长期战略。
政府对借债兼并应采取什么立场
借债兼并的发展及其所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提出了政府应不应加以干预的问题。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应当干预。因为借债兼并使一些公司的财务状况削弱到经不起衰退的冲击，一旦经济收缩政府要用大量纳税人的公款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即使不发生衰退，政府对高风险债券所付利息的课税扣除，将达数百亿美元之多，这实际上是政府对美国企业的非资本化所进行的不合理补贴。
至于干预的措施许多人建议：
（１）用税收政策引导资本流向。议论最多的是现行所得税制度的不合理。它对股本所得实行双重课税，即对利润先课征一次公司所得税，分红后再课征一次个人所得税，而对借入资本利息则给以课税扣除优惠。据认为这种税收政策是企业借入资本大增而股本则逐步缩减的原因。逻辑的结论是修改税制取消对股本所得的双重课税，以引导企业增加股本减少借入资本。
此外，为了抑制投机鼓励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投资，有人主张对短期资本收益提高税率，而对各种长期投资收益则取消课税或降低税率。
（２）加强对借债兼并的管理。这需要从几方面入手。首先是对那些由经理班子投标购买本企业的借债兼并要弄清他们是否在利用未向股票持有人透露的内部信息。还应当要求他们书面解释为什么他们准备在借债兼并成功之后实行的业务计划不能在该公司仍由公 众持有时推行。对由在职经理班子提议搞借债兼并者应当至少有９０天时间让外界投标者参与竞争。
其次，对向举债兼并者提供资本的金融机构要严格审查，它们是否达到法定的资本标准。对借款给那些靠卖掉一部分附属单位作保证而举债的兼并者的金融机构要特别严格对其风险资本的要求。
与此同时对为兼并者发行债券担保的投资公司必须不许他们有自己的利益介入其中，如获得一部分股权或发放临时贷款等等。
再一点是不应当允许把由政府保险的存款贷放于举债兼并或者购买用于还债而发行的高息债券。如果一些银行和储蓄所愿意参与举债兼并的金融活动，他们只能用不属于由政府保险的存款。
对向举债兼并放款的外国金融机构和放款人也要有所约束。美国和外国的管理机构在银行投资问题上应有一致的标准，对兼并放款也应有明白而协调的原则。
（３）对在举债兼并中受到伤害的一方给以保护。这主要是指被兼并企业原有债券的持有者。如果他们的利益因借债兼并使公司的信誉降低使债券贬值而遭到伤害，他们有权向法庭控告借债兼并的组织者。
公众对举债兼并的抨击，在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角逐中也必然有所反应。民主党领袖把举债兼并与预算赤字放在一起，列为最重要的议程，主张采取立法措施加强管理。共和党政府的财政部长布莱迪在国会听证会上说他和布什总统对公司兼并的日趋高涨感到“忧心如焚”，布莱迪表示赞成改变对股本所得进行双重课税的现行制度。但是事隔一周布莱迪又表示目前没有必要对借债兼并进行控制。他说：“当我们这样多的年轻人才和国家的财源都导向金融操纵而其余世界却正在为未来奠定基础的时候我越来越感到我们是在奔赴一个错误的方向”，“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处在借债兼并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上”，但是他接着又说，“我们应当再观察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国家有一种习惯，即在水到渠成的时候去纠正事物”。
布莱迪的摇摆反映出布什政府对举债兼并这个问题上的两难处境。一方面对社会舆论的抨击不能置之不理；另一方面又受到利益集团的压力。华尔街金融资本目前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借债兼并维持其繁荣，而布什政府则显然不愿丧失他们的支持。此外对经济放松管理是７０年代后期以来的主导思潮，里根政府把它推进到新高峰。加强政府干预仍然是一种不合时宜的举措。至于修改税法取消对股本所得的双重课税显然有利于高收入阶层，使富者愈富，因而也遭到广大群众的非议，这也许是布什政府举棋不定的原因。
综上所述，美国盛极一时的借债兼并是有其存在根据的。它的积极意义在于改组落后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规模效益，因而增强美国企业的竞争能力。但是这种资本集中的新形式也可以成为金融资本谋取高额利润的手段，因而置企业的长远利益于不顾，使之变为对企业的摧残，资源的浪费和社会不安定的根源。目前借债兼并的消极方面已经有很大发展，如果不加约束它是不会自动停止的，因为它对卷入借债兼并的各方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发展下去前途只能有两个，其一是导致社会经济危机，然后改弦易辙；其二，强化管理从而把其消极方面限制到最小程度。从目前的政治潮流看还没有给第二种前途准备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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