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世界格局的演进

李国友

当今世界格局变化的急剧显示出两个时代交替中的不连续性。然而，旧格局的解体和新格局的孕育，均非始自今朝，并将延续演进。发现和掌握导致这类变化的因素和规律，趋利避害，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人类的命运。
本文试图通过对处于当代发展前沿的美国的某种’‘立体”式研究，即不仅从美国本身，并且从美国对当代发展的作用，从美国和某些国家的关系和对比中，从中国和日本对美国的不同交往方式和效果，来探本求源。

微观对宏观的效应

体现在美国的科学、技术、经济、政治、军拿、社会以及和全球的相互作用中，在理论基础，发展特征和方式上，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微观基础是建立在量子理论、基因理论揭示的物质深层结构上；和牛顿定律和化学元素不同，无法直接感受和观察到，并且其存在和变化往往是随机的、概率的。量子是不连续的，在能级间的转换是跃迁式的。基因是“跳动的”，会对不同因素作出灵活反应；当50年代麦克琳托克发现这一帆理时，被遗传学界认为是“疯了”。索洛打破了经济学传统增长理论的局限，在50年代就发现：1909至1949年美国私人非农部门每人小时GNP的增长中，87．5％来自技术进步，而其中头10年的增长中，1／3仍归于资本密度的提高[1]。实践的发展超过预期，索洛被授予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50年代的发现到80年代被世界高度评价，说明在新的微观和经济理论基础上，新的生产力硕果已经展现。当西方传统的经济发展在70年代陷入滞胀、石油危机和环境污染的困境中时，新的产业革命却从美国向亚太和西欧悄悄地飞速扩散、渗透[2]。当人们觉察的时候，学者们还在争论如何定义和命名的时候，它已经成为决定的因素：不论对企业、地区、国家，顺者兴，逆者衰，势不可当。这又一次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辩证法的科学性，显示了发展的不连续性对传统意识和方式的冲击效应。
第二、技术向微观深入一个层次，会导致宏观某些方面成万倍的效应变化。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前沿，提供边际附加价值、边际效用、边际收益最主要的部分，已从基于牛顿定律和上次产业革命的规模经济，转向基于量子理论、基因和信息革命的微观规模经济（Economics of Microscale）。经济的发展从外延转向内涵，从依靠投入的有形生产要素劳力，自然资源，资本的增长，转向挖掘内在潜力，人的智力，机体的免疫力，自然资源的深层效能。从大规模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转向大规模满足人的高层次需求；从满足共性转向个性。创新成为企业的生命线和国家经济竞争力的主要源泉。整个过去的产业革命使生产率增加了约100倍，而微电子革命已经使基于信息的技术的生产率提高了100万倍，并且还远未到顶[3]。这种微观的，‘跃迁”所导致的对宏观的冲击，是无与伦比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产业界的代表性人物预计，今后到世纪末的12年的技术进步，将比过去已经使人眩目的12年，还要大10倍[4]。
第三、这种基于量子和基因的微观进展，导致了企业、国家和国际关系的巨大变化，不仅超出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也超出了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战略家们的预料，使他们措手不及，陷入困境；使工场、市场、战场都出现了和预期不同、甚至相反的变化。增强国力的关键已转向智力开发，不论对发达国家保持领先地位，还是发展中国家缩小差距。稀缺自然资源的替代、选择余地上升，而需求的增长率或绝对量下降。对领土扩张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支持率下降。国家安全的重点在转移：从军事转向经济；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从弹头当量、数量，转向在目标、控制、选择、反应的自由度和实用效应。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地理位置，而是荧光屏上的信息。计算机的发展导致了经济体制和管理中更大的集中和分散，但却是以新的方式，在新的层面。信息革命大大增强了政治和外交的透明度。

国际关系基础的位移

上述特点，导致国内基础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影响国家安全、国力、主权的因素和作用的程度发生位移，导致国家争夺和控制的重点、层次和方式发生偏转。
1．国家安全的基点
美国感受的威慑的主要方面在转移：从大规模毁灭的核威慑，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全面战争，局部常规战争，转移到恐怖主义活动，贩毒集团，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小虽然核威胁、军事威胁依然存在，但是比重在下降。
一方面，大规模毁灭的核威慑，由于只有失（军事、政治、经济、环境），没有得，失去了实用的价值。另一方面，核武器的精度、小型化提供了有限核战争的可能；进一步又提供了防御有限战略核进攻的可能，这就是美国星球大战（SDI）的目标。对重点目标的核袭击比大规模核袭击的可能性大得多，提供保护是可能的，代价小得多（提供最后l％的保护比前99％的代价大得多）。但是，这种大国间的有限核战争的代价和利益相比仍然大得难以接受。
经济竞争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威胁大于战争的威胁。日本对美国的威胁不再是“珍珠港式”的军事袭击，而是谁也不曾料到的经济的，特别是制造业的效率。
恐怖袭击和毒品对美国的安全显示出更大的威胁。先进器材的小型化和扩散使恐怖行为具有更大的潜在威慑力量。大规模毁灭性手段可能从核武器转向生物武器，后者更有效，成本更低，对财产的破坏几乎不存在，监控更加困难。美国联邦调查局近几年介入80年代以前几乎从未涉足的反毒品行动；美国以诺列加贩毒为借口对巴拿马进行军事干涉，得到国内的支持，都表明基点的转移。
技术进步的不同方面对国际事件影响的最终结果，往往出乎预料。越南战争是突出的例子。从军事技术看，战争不会那么快结束。灵巧炸弹使得破坏交通线的代价大幅下降，成效大幅提高。新的传感器和发送装置使得‘‘胡志明小道”的隐蔽性降低，轰炸的针对性提高。武装直升机提高了在丛林战中的机动性。但是这一切都远远抵不上现场采访通过电视所起的结束战争的作用：一tkrt外干涉战争的血腥面目，活生生地展现并进入每个美国家庭的日常生活；和通过广播和报纸的效果大不一样，其震撼作用有如雪崩。因此，从美国内部来看可以说，电视和现代传播技术结束越南战争的作用压倒了把战争打下去的现代高超的军事技术；是软技术唤起的人的觉醒，压倒了硬技术的军事机器；导致了历史上罕见的结局：一个处于稳定时期的强国的人民成功地结束了本国政府的对外干涉战争。
这显示了什么？
2．对国家主权的挑战
信息向广大人民的扩散和传播正导致国家、企业甚至家庭的权力结构的变革。对国家主权的性质和定义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有如为早期工业革命开道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把拥有圣经和对圣经的解释权从主教千里转到教民手里所引起的巨大变化。
信息革命迅速增大了透明度，美国政府进行战争的权力、进行秘密外交和秘密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战争的权力，都受到制约。信息产生和传播的质量、数量、速度、途径也在改变人民和政府的关系。，，美国的代议式政府在变化。政治家往往绕过传统的政治结构，面向公众。精心筹划的长期战略计划往往会被打断，政府往往要把相当一部分精力用于应付引起公众注意的突发事件。
政治家的隐私和个人品德更易曝光，引起政局的动荡和力量的重组。党派的纪律和界线趋向模糊，信息的高度扩散促成了多种层面的价值判断和错综的组合。
在相当程度，政府和公众在信息分享上更趋于平等。美国总统里根、布什和不少国家的政府首脑、政治家，都大量通过民办的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台（CNN）的广播网来获取世界大事的最新消息。这也使政府应付公众的超前准备期缩短，政府领导优势的下降。政府实施上权的方式在趋干更多的协商，反应及时和恰当。几年前还属于少数国家和政府独占的卫星情报，现在已经在商业市场公开出售。原来属‘于国家机密和主权的信息正在被国内外公众分享。现在已经具备的技术基础，即将使卫星直播图像大量进入千家万户，内政和外交交错的部分将更多。某些内政会在国内外同时引起反响，特别是在生态保护和污染方面，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到已西雨林中的开发项目，从南非的种族隔离到中东的人质，都会成为全世界注目的焦点。
政府的国内政策往往在几小时之内就被转换成国际间新的市值，新的股票指数，新的投资流向。世界市场已成为经济上的“世界警察”，对政府政策严加约束，对行为优劣予以奖惩。即使美国政府的财政及货币政策，也效力大减，不能越轨。其实，国际化、信息化越高的国家，传统主权受到的侵蚀越大。但同时，又要求对世界事务更多的参与、协调及合作，以趋利避害。
这一挑战不仅对国家的上权，并且对美国人视为神圣的隐私权。个人的特征、行为、财产和活动被置于政府、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专业服务机构以成百万就业人员和超级计算机、传感器等高技术组成的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天罗地网”之中，暴露于众口睽睽之下。
实际上，国家、企业、个人的透明度都在提高，原有的“亡权”都在受到制约，但同时他们又获得了新的手段，扩大了自己的“主权”。和20年前设想的相反，计算机和数据网络的迅速扩大，并不是有利于国家包罗万象的统一计划和控制，而是促进了各界创新人士的活力，不仅对政府，并且对传统的行业、企业、工会以至学术界的权力和权威都提出了挑战。与此同时对个人传统的习惯和“自由”，也提出了挑战。同时，又赋予了各方以新的手段和新的自由度。
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在恢复正在削弱和失去的老的上权和权力结构，而在于适应当代技术进步去建立并扩展新的主权和权力结构，才能获得新的主动。
3．国内基础在转移
当代技术进步导致国家发展、发达所依托的关键要素在变化，特别是变化的速率，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无与伦比。因此，国家的兴衰，特别是发达程度的提高，首先取决于内部的更新能力，与适应当代技术进步的新陈代谢能力。这也决定了美国是否会步大英帝国衰落的后尘。
发达的定义，按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西蒙·库兹涅茨的说法，是“更成功地开发和挖掘了增长潜力”，“在区分发达与不发达社会时，将它们解释成因为个人和社会的创造力不同，而非人力不能控制的自然条件差别所造成的经济成就的差异，是十分重要的。”[5]因此，第一，这里尽量排除了自然界赋予的突出的损益因素，更能反应基于技术进步的发展。所以，因石油致富的中东国家，虽然人均国民产值很高，但发达程度并不高。第二，如果发展仅依靠资源、资金、劳力等传统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发达程度提高缓慢。第三，如果发展仅靠类似产品量的增长，生活质量的提高必受到严重局限。按照斯但福大学技术一经济教授罗森伯格的定义，财富是选择的幅度，财富的增长就是扩大选择的幅度[6]。可见，在人均产值相近的国家，生活质量，发达程度却可能有相当差距。技术进步使增长的潜力和选择的幅度，迅速扩大，已难以用传统的指标加以反映。信息革命就突出显示出这类基础的转移。
当代技术进步提出的挑战首先是对人，对各阶层的人。即使在传统产业中留下来的职工中，技术、职能、工作方式也往往“面目全非”。只有依托各阶层中的创新力量，才能提高国家的更新能力。
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有代表性，即说明企业，在一定程度k也和国家的更新可比。该公司1988年销售额596亿美元（相当中国同年财政总收入551亿美元，或京、沪、粤工业产值之和675亿美元，均按）美元比5．5元人民币换算，下同），资产730亿美元（相当中国全民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50％或运输邮电的2倍），利润58亿美元（相当中国国营企业所得税的50％），80年代以来投入建设新工厂的资金达165亿美元（相当中国同期运输邮电基建投资额的75％，或1988年工业基建投资额的150％）。
该公司在80年代中期以前，管理体制高度集中，总部决定一切：从广告到研究发展经费的分配；重点在提高生产率和质量，对付日本制造能力的威胁；拳头产品是计算机主机；自成系统，是该行业的世界主干。但是却没有抓住技术进步的新势头，发展大幅度减速。近三年实现了企业史中仅见的高速全面更新：权力下放到自治单位的总经理，但他们经常互相磋商；适应计算机和市场发展的新趋势，加强微机、工作站、服务和维修；实行“开放体制”，在设计和推出的阶段就吸收用户和多家软件公司参加，一改过去对新产品的保密惯例。总裁埃克斯（John Akers）把这一更新概括为，解决“忽视了人”的问题：首先就是把使客户满意，放在最优先位置，甚至可以用别的公司的产品配套，维修其他牌号的计算机；同时，使本公司的2万多名职工从技术和行政岗位转移到推销和程序编制；扭转了他们的态度，从习惯于告诉客户什么最合适，转为“提供一切帮助”；还改变了奖励的办法。该公司的科技力量很强，但前些年推出的某些产品的竞争力差，因为着眼于解决公司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客户方面的问题。在把这些优先顺序颠倒过来后，该公司扭转了局面。在不到10年的时间，经历了从兴到衰到兴的过程，说明了当代技术进步对企业和国家的更新能力，要求多么严峻。

世界格局变化的动力学

正是当代技术进步促成了世界新格局。日本和东亚的崛起，突出地显示出，人口密，人均自然资源贫乏的东方国家和地区，不仅可以提高发达程度，并且可以把富裕水平提高到一度认为达不到的西方标准。这是发展经济学的权威美国的库兹涅茨在60年代中期都不曾料到的：“这些国家尽管对其增长潜力的利用比率高于其他国家，但它们的人均产值水平仍然比其他国家低很多，日本也许就属于这一类。”[7]那么为什么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苏联、东欧的差距扩大了？
这可以归结到当代世界发展的动力学：发展的不连续性，世界市场的加速度，有效竞争。
“现有的技术水平和知识存量所提供的增长潜能，在不同的国家有相当的差异。”[8]这是现实，但是为什么？原因很多；至少有以下因素。
科学发现的扩散没有国界，技术开发却出现在适宜的“创新小天地”中；技术的商业化是全球性的，市场的渗透超越国界，但是，技术进步的增值和效益梯度，却是国界分明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技术转让只是一个起点，要取得对经济；社会的相应推动，才称得上技术进步，即技术导致的国家发达程度的提高。

不连续的连续

发展往往通过不连续的层次实现。得诺贝尔奖的自然科学家和发明家所在的企业和国家不一定能获得由此而引起的附加价值，这要取决于技术开发的环境是否适宜；继之，创造出一种新产品，并不能保证取得足够的收益，这又取决于商业化链条、或价值链条的各环节，是否得以连接和转动[9]；加之，要获得新技术导致的社会进步，要靠不同领域创新的合成效应。而这不同环节的“创新小天地”，在不同国家，或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都可能相差悬殊，往往只得跨越国界相连。
不连续的不同层面如何跃迁推进，美国的硅谷是一个典型。因发明晶体管于1956年获诺贝尔奖的肖克利，到硅谷办公司并不成功，但是他聚集的8名“叛逆”分裂出去，成为硅谷半导体的“无勋”。1955年制造晶体管的魁首休士公司（Hughes）到1965年在半导体领域中消失，而领先者之一是费尔柴德公司（Fairchild）。但是到1982年，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中，该公司已退居第10位，而1965年还不见经传的5家日本公司已脐身于前10名。到1985年该公司几乎被日本公司兼并，硅谷衰落之说盛行，直达北京。可是，硅谷正转向信息产业的又一个前沿。到1988年已显示出，这一前沿正导致“主剧”的开场，而半导体集成度的提高和大量生产只不过是一个序幕，有如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和改进；表达和积累在上面的知识和传播，具有大得多的价值和效益。美国首富和前10名巨富中有7名均出自新闻业，而80年代新起的最著名巨富却是搞计算机软件的30出头的年轻人威廉·盖茨，集中体现了价值转移的层次、速度和规模。现在，日本还得到硅谷去抓住发展的前沿。美国国内发展也不平衡，曾和硅谷齐名的128号公路，已呈转轨乏力的征候。况且，在上述硅谷开创的序幕中（是使前一场主剧黯然失色的序幕），得到价值链条中更大份额的是日本，而在美国的连续，往往中断。这又涉及美国中等和工程教育的缺陷，导致新一代制造业人力资源的不足。日本在这一方面的优势，并不能保证进一步发展的连续性，那要靠培育首创精神的机制，而这又是美国60年代大学教育改革和高度机动的多元化体制所导致的优势。
不连续得以跨国连续，是由于技术、经济、观念迅速进化和扩散，导致共同基础加强，障碍削弱，并通过冲突和协调，得以实现。连续取决于两个关键：一是善于在停滞和断裂间找到平衡点；一是相应国家内部的更新超过相互间原有矛盾的积累。既非敌对（热战和冷战），也非简单的和平共处，而是碰憧、谋合、交织，促进不连续的连续。
透过美、日间一系列的摩擦和贸易战，可以发现某种相反相成的效果。美国对日本的制裁和干预，从针对日本向美国的出口，转到敦促日本国内进一步自由化，甚至涉及公共设施投资不足，影响国民生活质量之类的问题。而日本也对美国的内政，提出种种要求，从政府宏观决策，如缩小财政赤字，到提高国民储蓄率，到克服企业短期行为。另一方面，美、日双方也都进行自我调整，采取多种方式以缓和、避开或超越突出的矛盾，核心是提高发达程度，向更高层次转移。这体现在双方的产业结构向高附加价值，高智力含量，高增长潜力的领域转移，体现在双方对流和交织的层次在扩大和提高。可见，美国对日本的制裁产生的效应是日本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和对美国的追逼，促使美国加速更新。可以设想，任何一方停滞，冲突就会加剧，导致超越国界发展的连续中断。
有趣的是美、日政府的相互干预并不导致国家权力对国内控制的加强，反倒是削弱。80年代以来，日本通产省干预的范围和强度大幅下降，美国的放松规制（deregulation）解除了大量政府约束，并且都是双方政府首脑的主动决策。政府善于缩小自己的行政权力或转移自己的职能，促进国民的创新活力，无疑是解决发展连续性的重要一环。这一传统，在美国可追溯到乔治·华盛顿在具有绝对军事统帅权威时坚决拒绝手下将领要求建立军政府的强烈要求（国会曾对华盛顿有过不利牵制），以及在获得压倒多数支持下，拒绝连任总统。在日本则是战败后的彻底反省，通过美国占领下的强制改革，转到了多元化体制。这缓解了日本的政权危机，使腐败的政界和高素质、高效率的文官并存。
这种多元结构也有利于防止巨大发展中的盲目膨胀和逆转。日本经济实力的加强并没有导致国内外担心的军备扩张和军国主义。即使自民党中这种倾向较浓的中曾根当政期，在这方面也并无多大作为。虽然美国促使日本增加军事承担，但日本受到三种牵制：国内民众不支持，邻国反对，政府权力相对削弱，从而在可见的未来，日本难以成为军事大国。这使得根据半个世纪以前的概念，对日本威胁方向的判断，一再失误，显出浓厚的感情色彩。
要保持冲突中的连续性，政府用理性平衡公众的感情冲动，具有重要作用。1989年三菱物产用8（亿美元买下洛克菲勒中心控股权和索尼公司用56亿美元收购哥伦比亚制片公司和录音公司，为“日本占领美国论”火上浇油。一项民意测验表明，4／5的美国人赞同加强控制。国会通过的1988年贸易法案已授权总统制上威胁“国家安全”的外国收购。据此，总统可以阻止许多交易，但却并没有去做。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最新报告表明：日本在美国的资产比英国少一半；外国在美国的公司，不论在增值水平还是研究与发展（R＆D）的投入率上，比美国公司还高，并不是把美国的技术挖走，留下成品装配的空壳。结论是一切正常，政府可以无为而治。其实，这是又一轮不连续的连续。美国的投资环境和潜力仍然最优，不仅在开放程度，透明度，在不动产，并且在当代发展的前沿，包括信息产业，投资业，文化、教育产业。美国自身缺乏足够的资金和开发能力，外国，特别是后起的日本才乘，‘虚”而入。这导致索尼硬件，哥伦比亚软件的战略结合（56亿美元相当中国1988年工业基建投资的50％），是日本“占领美国”和买美国“文化入侵”的结合。不仅如此，日本已经吸引了美国10个大学在日本办分校，还有10个继之。这既是美国大学过剩的输出，又是日本发展转轨的需要。
正是这类微观和宏观的不连续性，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导致了各国利益的结合和冲突及其层面的转移，导致了世界市场对各国发展的加速作用和世界的新格局。善于从外部抓住延续内部不连续部分的要素，并更新内部基础，从而能接住技术进步下一轮接力棒的国家，可以取得比从内部按步就班、自成系统、近亲繁殖、进化的方式，快得多的发展速度。当然，如果内部断层的跨度太大，缺损的环节大多，补偿和改善的速度太慢，不能积累临界能量和建立适宜的跳板，就难以在当代错综的不连续轨道上跃迁、转换。

加速度的差异

不同的国际化模式受到的加速作用可能悬殊。有三种方式可以比较。
苏联和东欧计划调节的封闭国家集团（经互会）；正在转型，增强和世界市场交织和参与的程度。
西欧市场调节的开放的松散国家集团（欧共体）；正转向1放的紧密型国家集团，以超级统一市场为后盾，增强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太平洋环域互补性强的、高效竞争的国际市场，正从以美国为中心转向多极化。
二种模式都在变化，不同的是，第一种现在才开始；第二种变化缓慢，现在才加快；第三种早已在当代技术进步的浪头上翻滚。人个洋模式不是人们预先设计的固定结构，然而相互吸收、渗透、转换的效率最高，促进区域新陈代谢的能力强，以无形的机制取胜，随技术进步的性质，按各国和地区相对竞争优势和发展阶段的变化，调整各国间倾斜的方向和对流的层次。由于随动性好，阻滞部分易于代换或绕过，因此，增值水平的提高和发展链条的转动，可以跨越太平洋，在不连续的轨道上跳跃前进。
处于太平洋环域的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战后发展差距迅速缩小，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借助于这一适应当代技术进步特性的太平样模式的加速度。这一发达之路，不仅和西方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和二次大战前的特点不同，和苏联、东欧在战后的相似阶段也不同，虽然在50到60年代，苏联、东欧比日本和“四小龙”的发展水平还高。
苏联、东欧的差距在于，一方面，没有及时从世纪初的工业化模式转入内涵增长轨道，因此，资源的有效利用率极低，基建膨胀，短缺加剧，生产的有限增长被中间环节无数的损耗所吞没，品种的贫乏使得“选择的幅度”狭小，以致按消费品的水平，低于中等发达国家。另一方面，有形的封闭国际化组织，只适于稳定的产业分工和有形资源的调配，缺乏当代技术进步的不连续性所要求的、在宏观和微观上多层面的转轨和更新机制。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进入80年代，连传统意义上的发展，都陷于停顿。
苏联、东欧过渡过程的长短和起伏固难预料，但趋势已明，对世界经济加速作用的方向和大小会起重大影响。企业界是风向标。美国海外投资1989年比1988年增长20％，其中53％投在西欧：一是为参与统一欧洲市场打基础，二是向东欧进军作准备。通用电器公司在匈牙利投入1．5亿美元收购一灯泡厂的50％股权，是战后西方在匈的最大投资，以扭转和西欧竞争的劣势，西欧1988年向东欧和苏联430亿美元的出口比美国和日本大10倍。虽然目前苏联、东欧投资环境仍欠佳，但至少有三点含义：一是苏联、东欧不再是一个统一体，相互间差距将拉大，和世界经济的结合将交错、加深；二是政治、军事、经济上与之交往的方式必须作出重大调整；三是西方包括“四小龙”向苏联、东欧的进军已开始，目标是争夺下一轮，90年代中期的竞争优势。

有效竞争的层次

当然经互会模式有利于军事联盟和军事及空间技术的发展。不过苏联这方面的成就首先得归功于美苏争霸的高强度竞争。由此可见，有效竞争是促进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苏联其他方面没有开展竞争，技术进步甚微。在哪个层面竞争更有效，哪个层面的进步就更显著。日本着重在公司之间，在制造水平，在经济上；美国侧重在个人间，在首创，在知识产权，在政治、军事、经济的综合优势；日、美的发展特点和得失都有所不同。不过，各个层面对国家发展的长期总体效益，作用的程度并不等同。美苏在军事上的竞争，把大量资源投入到效益递减的领域，反而降低了双方在世界的相对优势。这种递减表现在三方面：（1）过剩的核武库，对外干涉、扩张以及军事因素对国家安全的边际效用下降； （2）当代技术进步使发展有充分的余地，对军备刺激的需求减低； （3）军备的研究和发展的投入，对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正效应在递减，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sDi）就是一例。美国防部SDI局局长技术顾问，国防大学高级研究员沃尔登（Simon P. Worden）1987年在我美国研究所作报告中就明确答复作者，现在对SDI投入所产生的对高技术产业和国民经济的连带效益，比过去的要少，比直接投入民用的研究和发展更少，或者说机会成本在上升。[10]不过，在另一个层面，SDl是更有效的竞争。针对上述第一方面的递减效应，转向战略防御可能提供更高的国家安全。迫使苏联的战略从进攻转向防御，有一石三鸟之功： （1）减少战略进攻手段的投入； （2）进攻成慑的下降导致防御投入的下降，SDI的部署规模可以大为缩小； （3）使竞争转向对美国更有利的层面，增强相对优势下降的领域。
通过交叉验证从不同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传统、发展模式、自然资源占有状况的对比中，可以发现，有效竞争是导致国家相对优势变化的贯穿因素。
美国和菲律宾及某些拉美国家的政治或经济体制相似，但有效竞争水平悬殊，导致发达和不发达之差异。“水门事件”和“伊朗门事件”表明对违犯竞争规则和滥用权力的有效约束。美国政府近几年对公司兼并和证券市场“内线交易”的揭露和判决，建立和实施对中介人物关系网证券交易活动的计算机跟踪核查，维护了竞争的公平和效率。
实践表明，投资效率不取决于中国的热衷中央和地方的行政分权，而在于多样化资金管理方式的竞争和促进。美国和英、法、日、西德没有一国政府拥有一个简单和明确的控制系统，都得通过中介进行投资。美国仅金融性中介机构就有2．5万家，还有1.4万家商业银行。美国2万亿美元的退休福利资产中，1／3由独立资金管理公司管理，其余38％由银行、27％由保险公司管理，三者在华尔街股票市场经手80％的交易量，而30年前只占20％，那时80％的交易是通过个人进行的。独立资金管理公司在60年代初才出现，但是发展迅速，以其灵活和独到之处弥补了大银行和保险公司之不足。但是大银行、如威尔士法哥银行（Wells FargoBank）的投资管理部（管理资金690亿美元），首创指数式管理，减少了股票交易的频率（退休基金持有的股票每年平均交易的比例高达70％），比独立公司管理费低达20倍，仅为所管理资产的0．02％。因此，1981年以来，指数式管理的资产增长了14倍，达2000亿美元。但是，据估计，如股票的60一70％都按指数式管理，市场就不再有效率，1987年股票市场暴跌的原因之一，就是计算机指数式管理的连锁反应。就是说，“主动型”的独立投资管理机构的存在，是这种“被动型”管理有效的前提。与此类似，国营和民营各类成份在不同层面的比例构成，对有效竞争也具有重大影响。
当代反垄断从广义上可以有三个准则：一是限定政治、经济、学术等不同领域的边界，留有不同步和不连续发展的余地；二是不损害规模经济的形成；三是有利于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能力。南朝鲜和台湾政治上的独裁并不干预经济，使得后者的竞争效率得以大幅提高。而政治上的垄断导致政治效能降低，形成近年的危机，这时取决于转轨的能力。如果执政党或反对党都缺乏这种能力，就会陷于混乱。日、韩均着重在全球竞争中的长期效应，抓住了赶超的关键。美国从80年代中期才从世界经济的角度处理反垄断，延误了竞争效率的改善。日本大公司的“铁饭碗”，终身雇佣制，和公司间争夺市场份额的激烈竞争，共同促进了企业行为的长期效应和有效竞争的水平。而在60年代甚至70年代美国人还难以相信这种方式可以使日本的竞争力直逼美国。
南朝鲜和南斯拉夫，东亚和拉丁美洲相比，鲜明地显示出，在相似的对美关系、相似的开放程度（都吸引大量外资、技术、借大量外债）和相似的低度民主政治条件下，经济发展速度悬殊。南斯拉夫国内生产总值1960年是南朝鲜的2．5倍， 1985年只有南朝鲜的一半，并且陷入外债危机。东亚和拉美的经济增长率在70年代相似，前者为8．1％，后者为8工％，但1980一19S8年，前者为6．1％，后者为1．3％；前者国际收支盈余为“患”，后者债务如山。主要原因就目标和竞争机制大相迎异，以致国内外资源的利用水平，结合优化程度和后劲差距甚远。中国近年的滑坡和正在逼近的滞胀，成因雷同，就不足为奇了。可见，抽掉有效竞争这一核心，不论企业自主，地方自治，吸收外资，还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对改善国家相对优势，都作用甚微。
可见，有效竞争的展开和促进作用，不仅体现在技术、经济上，并且在军事、政治上，不仅在单个层面，并且在不同层面的连接上，不仅在执行中，并且在战略的制定和领导能力上。

新格局中的美国

世界格局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各国、各地区对当代发展的客观规律适应度不同所导致的结果。按本文前面所分析的要素，可以得出以下比较。

发展动力学适应度的要素比较

*仅对后进国家，故不包括美国。+、-表示同一级中的程度高低。
这样就导致了美国仍然领先，日本后来居。上超过西欧，形成美日主导，西欧奋力赶上，新兴工业化国家环绕跟进，苏联东欧滞后、正进入重大改革，广大发展中国家相对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局面。为了调整适应度，国家和国家集团在国际关系中的优先顺序也正发生重大变化，其幅度和速度都是十年前、甚至二年前所不可思议的，例如华约和北约军事淡化甚至名存实亡的现实前景。欧洲统一市场对美、日、以至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跨国公司，影响有限，因为他们已是“世界公民”；相反，可能会进一步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而由于苏联和东欧的参与，这种一体化会更具有全球的色调。
技术作为生产力的要素，一。旦被人们发掘出来，就不是仅仅被利用，而是要求人们适应它的，也是新的生产力的要求。但是，主观认识落后于这种要求，是常有的事。苏联和东欧的落后和集团的崩溃，正是60年代以来，长期不能按照世界发展的动力学，去调整内部（国内及集团内）和外部关系，从而形成致命后果：停滞导致矛盾激化，稳定旧框架的压制加深了危机，动摇了基础国际竞争能力的丧失，从道义上、政治上，到经济和内政，只剩下军事能力，却难以起作用。由于缺乏渐变酝酿和准备，造成更新换代力量的真空，拖长了过渡过程，加重了混乱，导致了衰落。
然而，苏联、东欧的急剧变化，美国朝野并未料到，而是苏联政策的结果。苏联的军事虽然仍然强大（一定程度上倒是美国政策所导致），但是，美国基于冷战和东西方集团对抗的军事力量的作用反而急剧下降，规模的削减不可避免。但是，为维护新秩序，作为世界军事警察的快速反应部队，会继续增强。伊拉克侵占科威特事件不会改变、而只会加速这一进程。但是，美国的警察作用只能在协调和多边的安排下协同进行。这更多的是受到政治和舆论（美国国内、安理会、OECD及阿拉伯世界）以及财力的制约，而不是军事能力的不足。可见，各方都不能偏离新格局的要求太远：任何试图重现地区或世界军事霸权的行为都会遭到比十年前越侵柬和苏侵阿更强烈、更普遍的抵制，失败得会更快；任何试图推行地区或资源垄断，取代国际经济竞争的政策和战略，都会更快地自食恶果。
在新格局中，美国的政经体制和领导能力仍具有优势。在当令民族矛盾纷起的世界中，美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内聚力却在增强；歧视减少的幅度，不论和美国过去还是和其他国家相比，都属最显著之列。虽然美苏双方政府政策的失误均颇多，可是双方兴衰变化大相迥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和民间领导能力的交流和互补性突出。50、60年代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特曼教授（Frederick Terman）开仓（的硅谷高技术生产方式，克尔教授（clark Kerr）主导的美国大学教育改革，都为当今世界新格局奠定了基础，其领导作用超过同代政府领导人。从政府能力看，与日本相比，美国对外事务比日本强；日本企业界参与世界事务的能力比政府强，而日本政府中以通产省为代表的协调总体经济战略的能力，又胜过美国政府，包括正在进行中的协调亚洲工业发展的策划。美国的弱点和能力的不足，不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更多地体现在对不发达国家的问题上。看来，这是对美国在冷战后时代的重大挑战。

启 示

对比中国和日本处理对美关系的方式，可以发现导致不同效果的某些症结。上个世纪，中、日都遭到包括美国的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忽而抵抗，忽而割地赔款，虽然也派人去留洋学技术，却抓不住技术进步的根本。日本发现不能硬拼（也是靠了中国付出的代价），作了小的让步，争取到时间，抓住体制改革，从根本着手，缩小了发展差距。本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中国又是大跃进，又搞世界革命，后果是众所周知的。日本在战败的废墟和冷战气氛中，制定了从世界经济总体着眼，使日本摆脱“亚洲落后形态”的发展战略，当时曾被美国的某些权威人士认为，既违背经济理论，又不符合日本的实际。其实，正是日本清醒地抓住了当代发展的关键，各要素的优先顺序，从政治和军事的劣势转向经济的优势；姿态低，战略高，外柔内刚；对内、对外配合紧密，开放有度、有节，伴随不同发展阶段和相应国家的关系，进行调整：往往以小的妥协和让步，借用外国的压力，促进本国的竞争能力和技术进步，攀登上新的台阶，从而在世界舞台L退出旧的角色，摆脱老的矛盾，进入更高的层次，夺取新的优势。这对中国至少有两点启示：
第一，抓住内外关系中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趋势和环节。在对立性上升，外交上争吵不休，指责对方的时候，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改善内部的机能才是最急需的。中国有过成功的经验，当时和苏联决裂的则·候，把两弹和石油搞上去了，把外部的压力转换成为内部动力。但是由于这一·转换局限在军事战略和重要自然资源的范围，并且是在封闭的圈子中，难以汇入当代技术进步的世界性潮流。看来，进人世界开放的体系，特别是对西方的开放，是一个基本条件。因为在现阶段，那里是技术进步的中心和上流，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美国和日本臼己，脱离这一体系都必然落后。美国自己已经在检讨缺乏从世界总体出发的经济观念和政策给美国带来的损害。在当令技术进步一日千里的形势中，落后将关系到民族的命运，是最大的代价。因此中国必须排除国内外偏见和无知的压力，坚韧不拔，保持和美国的正常关系，这符合中国的总体战略利益，而不仅是地缘政治的得失。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深、美、日、西欧已成为经济L不可分的有机体，和任何一方联系的削弱都有损自身的竞争优势；而由于美、日众所周知的不同特点，日本不可能取代美国对中国发展所起的长期效应。中国只有致力于开放中的奋发图强，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才能加重在世界发展潮流中的份量和稳定度，才能摆脱在两个极端狭隘民族主义和半殖民地方式中振荡的陷阶。
第二，提高学习效能，改善经验曲线，使主观更快适应世界发展现律的要求。中国80年代在美国的留学生数量可观，中美交流也颇频繁，但和日本60年代相比，在目标的明确，收效积累和扩散作用上，相差悬殊。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在开放中见钱，见物，不见人，导致智力资源不足和过剩并存，对智力需求水平低，更新、提高的压力小，适宜的人才难以在提高中国改革、开放水平上发挥作用。
1900年前后到美国考察的一，位日本官员说：“是什么使美国成为如此伟大的国家？我们经过调查后，发现是专利制度，因此我们也将建立专利制度。”到1985年，获得美国专利权的外国人中，日本居首位，超过居第二位的西德近一倍[11]。这体现了在学习中抓住根本，从制度和环境的建立和形成，从发挥智力的作用，不仅从国内，并且从世界的全局着眼、落脚。学习效能对从不发达。‘跃迁”到发达，起着举足轻重的跳板作用，已成为现代发展经济学中研究的最新课题之一[12]。
当前历史性变化的急剧和幅度，使国际社会各方都措手不及。在此转折关头，按照技术进步和人类发展的实际趋势，修正老的生产方式和冷战时期及两次世界大战的观念上留厂的烙印所引起的偏差，对实现各方明智的妥协、建设性合作，十分必要，可以减少向新格局过渡中的障碍和弯路。

注释：

〔1〕R. M. 索洛：《经济增长论文集》，平新乔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北京。
〔2〕参见李国友：“美国新的产业革命”，《世界经济》，1984年12月。
〔3〕参见Walter B. Wriston，“Technology and Sovereignty”，Foreign Affairs，1988／89。
〔4〕参见：Gene Bylinsky，Technology in the Year 2000，Fortune，1988／7／18.
〔5〕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戴睿，易诚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北京。
〔6〕参见Nathan Rosenberg，How the West Grew Rich，Basic Books lnc.，Publishers. New York，1986。
〔7〕同［51］
〔8〕同［5］。
〔9〕参见李国友：“攀登竞争和增值的阶梯”，《科学学研究》，1990年2月。
〔10〕沃尔登的报告刊在《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7／7。
〔11〕参见吉姆·默克尔：“专利制度与经济繁荣”，《交流》季刊，1989／2。
〔12〕参见Joseph E. Stiglitz，“Perspectivel on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