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西部开发模式

王春法

美国一百余年的西部开发,是在一种比较“纯粹”的状态下进行的。它既不同于以能源开发为基础的苏联西伯利亚及远东的开发，更有别于以国土整治和国土规划为目标的日本小区域综合开发，而是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社会制度和国力基础之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美国西部开发模式。研究这个模式，对于丰富区域经济学和开发经济学理论，为中国西部的开发提供经验，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何谓美国西部开发模式

    所谓模式,就是事物发展的典型形态。而区域经济开发模式，则是指在经济开发系统中，自然资源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和物质技术系统的特定结合方式以及由此决定的待开发地区经济发展道路。在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注意：其一，自然资源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是通过物质技术系统而结合起来的，物质技术水平决定着二者的结合方式以及区域经济开发程度；其二，区域开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是先进地区对落后地区丰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因此，区域开发的层次必须同发达地区所能提供的物质技术手段相适应。相对先进的物质技术手段同丰富的自然资源、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相结合，形成落后地区迅速增长的经济发展道路。

    美国的西部开发，有着同一般区域开发颇为不同的特点。这是因为，除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它具有十分可观的潜在开发效益以及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可以为它提供一定的先进物质技术手段外，美国的西部开发是在比较“纯粹”的状态下进行的。随着印第安人的被驱逐和被消灭，西部成为一片真正的蛮荒之地。要开发这块经济荒地，不仅需要从东部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需要引进大批具有拓荒精神的劳动者。因此，移民成为美国西部开发的决定性因素。大量的人口西移与西部开发相结合，成为美国西部开发的一个重要特点。有学者认为：“向西扩张既是土地的扩张也是人口的扩张。”〔1〕

    不仅如此，美国西部开发的独特之处还在于：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美国西部开发“基本上是一种农业的扩张。”〔2〕是一种初级开发。美国学者帕克逊也认为：“农村经济在整个西部都占优势，这甚至较合众国的其他地方更为显著。”〔3〕一般说来，近现代的大规模区域开发，必定要建立起包括农、工、商、金融、服务业等在内的综合性经济区。但在美国，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起步较晚，初期发展又十分缓慢，工业化的东部不仅难以为西部开发提供大量质优价廉的物质技术装备，甚至还出现了同西部待开发地区争劳力、争资金的特殊情况。因此，西部开发所建立的是一种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单一农业经济区，那里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以农业为中心的。“是农民占领了整个大陆并将其投入生产；他们的需要产生了对工业、小镇、城市、金融和运输网的需求；他们的产品养活了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到１８５０年时，农民仍占全国人口的８５％”〔4〕。单一农业资源开发是美国西部开发的主导形式。

    物质技术系统决定着自然资源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特殊结合方式，而资本主义工业化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区域经济开发中的物质技术水平。因此，资本主义工业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西部开发的规模和速度，决定着西部经济发展的道路。反过来，美国西部开发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也通过各种途径对后者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大规模区域开发同时进行，这在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有人说：“导致美国农业生产和生产率迅速提高的主要原因，是开辟新的土地和广泛利用越来越复杂、有效的工具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5〕

    因此，我们可以说：所谓美国西部开发模式，就是在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工业化所提供的先进物质技术手段，开发各种自然资源、促进美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这样一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其典型意义就在于：（１）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开发；（２）它是一种初级开发，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单一农业资源的开发；（３）基本上实现了美国政府的战略目标，即完成东西部之间政治经济的一体化；（４）对美国国民经济的起飞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美国西部开发模式的特点

    １．以大规模人口迁移为基础

    为了适应西部开发的需要，联邦政府实行了自由移民政策，鼓励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移居美国。从１８２０年到１８９０年，移居美国的外国移民总数达１５００万以上。然而，美国之所以享有“移民之国”的美誉，不仅仅因为其人口的绝大部分是外国移民或移民后裔，而且还由于其人口的区际流动也是前所未有的。“人口向西流动是早期定居以来美国成长的特征。”〔6〕据统计，１８２０年时美国全国人口总数为９６３８４５３人，到１８４０年增加到１７０６９４５３人。“在这将近７５０万的人口增量中，有400万以上居住在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州和领地上。”〔7〕２０年中，西部人口增加了２００％，而同期美国人口总数只增加８０％，东部各州增加了６０％。显然，人口的区际流动是西部地区人口迅速增加的直接原因。弗吉尼亚、南北卡罗莱纳等州的人口迁移率高达３０％以上。

    人口大规模向西迁移，使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人口迅速增加。１７７６年美国宣布独立时，只有二三百人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进入西部。但到该世纪末叶，西部地区人口已经达到２２２０００人，约占全国总数的４％；１８２０年这比重上升到２７％，１８５０年为４５％，到１８７０年时增加为５３％，首次超过东部；１９１０年更增加为５９％。全国人口的这种重新分布，促使美国的人口中心由１７９０年时的巴尔的摩向西移动到１８６０年时的奇利科思南部，１８８０年移到辛辛那提，１９１０年时到达印第安纳州的布鲁明顿。从１７９０年到１９１０年，美国的人口中心总共向西移动了557英里，“大约每年向西部移动４英里。”〔8〕

    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作为社会基本生产力和消费力的统一体，人口发展在受到经济发展制约的同时，也会促进或延缓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就美国西部开发而言，由于大量驱逐和消灭印第安人，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变成一块真正的经济荒地，人口迁移的基础作用尤为明显。千百万移民涌入西部，既为西部开发提供了大量劳动者，促成了西部经济的发展；又为东部工业化地区开拓了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给全国经济发展以巨大的影响。１９世纪美国经济中心不断西移，就是这种大规模人口迁移的直接结果。

    我们知道，现代美国是从英属北美的13个殖民地发展而来的。在很长时期内，美国的经济发展都局限于东部大西洋沿岸地区。独立以后，美国政府废除了英王颁布的１７６３年条例，实行了一系列鼓励西部开发的特殊政策，促进了美国人口的区际流动和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经济中心不断西移。由于迁居到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的移民主要从事农牧业生产，所以，经济中心的移动首先表现为美国农业生产中心不断西移。殖民地时期，大西洋沿岸地区农业生产力比较发达，中部殖民地素有“面包殖民地”之称。独立以后，东部的农业生产虽然仍有很大优势，但随着西部的迅速移民开发，东部的这种优势很快就被打破了。到１９世纪头１０年，从俄亥俄州到内布拉斯加州和衣阿华州东部地区已经成为美国著名的“粮猪地带”。匹兹堡、辛辛那提、路易斯维尔和堪萨斯城等一批农牧产品贸易中心迅速兴起。以玉米生产为例，１８３９年时，美国两个最主要的玉米州是田纳西和肯塔基；１８４９年，俄亥俄的玉米产量跃居美国首位；到１８６０年时，伊利诺斯取代俄亥俄州成为主要玉米州。到１９１０年，仅衣阿华和伊利诺斯两州的玉米产量就占全国总产量的１／４以上。如同玉米生产中心一样，小麦生产中心也有逐步西移的趋势。１８３４年，纽约、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是三个主要小麦州；到２０世纪初年，小麦生产中心已经移动到南北达科塔州、内布拉斯加州和堪萨斯州。南部棉花生产中心向西移动的规模甚至更大。结果，到本世纪初年，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落基山区以东地区形成了举世闻名的玉米、小麦和棉花生产三大王国。同时，广阔的草原和大量玉米生产，也刺激了畜牧业的繁荣，从肯塔基、俄亥俄到密西西比草原、大草原，形成了“一个长达１０００英里的牲畜牧养之弧。”〔9〕随着人口和农业生产中心的不断西移，制造业也不能不受到影响而向西移动，以接近西部广阔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在美国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１８５０年时，美国工业产品的８０％以上是在大西洋沿岸各州生产的；到１８９０年，这个比重就下降到５８％。１９０４年，西部各州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４６.９％，基本上同东部平分秋色。从１８５０年到１８９０年，按产值计算的美国工业中心从宾夕法尼亚州中部向西移动到俄亥俄州的坎顿附近。短短４０年中，向西移动了２２５英里。这是早期工业化各国中所仅见的。由于西部工业的巨大发展，到１９世纪末叶，从密执安湖到密苏里一带“几乎不为人注意地从边疆地区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区之一”。〔10〕

    美国经济中心不断西移这一事实说明：随着人口的大规模迁移，美国经济活动的重心逐步转到了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西部经济活动的加强，又为更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奠定了基础。大规模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了１９世纪美国西部开发的主旋律。同时，勿庸讳言，大规模人口迁移也是同美国政府掠夺、屠杀印第安人的殖民扩张政策紧密相连的。

    ２．以交通运输业为先导

    按照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交通运输业应该是二次产业巨大发展的产物。但是，由于美国的西部开发是在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下进行的。所以，独立伊始，美国政府和人民就致力于交通运输事业的改良与发展，把西部开发置于一个发达的交通运输基础之上。从１８世纪末叶兰卡斯特大道建筑开始，到１９世纪末叶全国铁路网基本形成止，美国的交通运输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尤其是铁路对西部开发和国民经济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有人称“１９世纪的美国内陆运输史基本上是一部铁路成功史。”〔11〕具体情况见下表：

美国铁路里程表（英里）

资料来源:参见施莱贝克尔：《美国农业史》，第１０１页；Johuthan Hughes:《美国经济史》，第２８４页。

    应该承认，美国早期的铁路建筑基本上局限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尤其是新英格兰和中部大西洋各州，西部地区几乎没有铁路。但到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末叶，仅旧西北部拥有铁路里程就达到９５１４英里，“在８０年代前半期，美国西部的复杂铁路网大体上完成了。”〔12〕据统计，１８６０年时，美国每万人拥有铁路里程为９８５英里；１８７０年则为１３８０英里；１８８０年增加到１８５８英里；１８９０年更达到２６２５英里的高峰。在许多地区，铁路的发展甚至超过了居民的实际需要。交通运输业的优先发展，对美国西部开发和国民经济增长具有深刻影响：

    首先，交通运输业发展促进了西部经济的地区专业化。区域经济专业化必须以发达的交通运输业为基础，这是一条普遍规律。美国西部开发初期，由于交通运输业不甚发达，地区专业化发展极为缓慢，农牧产品的商品化水平极为低下。美国学者菲特认为：“只要运输笨重的农产品是昂贵的，农业就得停留在自给自足的状况。”〔13〕西进移民为了适应运费结构，不得不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畜牧业，把小麦酿成威士忌酒。因为牲畜可以赶到市场，而酒的附加价值比较高。进入１９世纪２０年代以后，随着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西部经济地区专业化的过程大大加速。有人认为，“大草原是在铁路相对运河已经取得明显技术优势时被占据的”〔14〕。到１９世纪末叶时，美国西部生产的地区专业化格局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小麦、棉花、畜牧三大王国再加上落基山区的矿业帝国和大湖地区制造业带就构成了西部地区专业化的基本轮廊。所有这一切，没有交通运输业的巨大发展是不可能的。

    其次，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促成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全国性统一市场形成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要有发达的交通运输业，以利于国内各地区之间大规模的商品交流。１９１８年时，每桶面粉在辛辛那提只卖３.５美元，而在纽约则卖到８美元，其中运费占到４.５美元。高昂的运输费用，使“大片地区如同太阳和月亮那样处于隔绝状态”〔15〕，从而限制了各地区之间大规模的商品交流。交通运输业的革命性变化，其根本之点就在于大大降低了运输费用，把全国各地都置于商品经济网的笼罩之下。它既能把西部地区的农产品迅速运到东部和世界市场，又使东部工业化地区和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品迅速流入西部地区，从而扩大了国内各地区之间以及与世界市场的联系。１９世纪初期东部各州热衷于国内改良的主要目的即在于“掌握由于大量移民而在俄亥俄谷地产生的巨大市场。”〔16〕据托马斯·贝里估计，１８６０年时，“农场主用与１８２０年时同样多的农产品可以换到两倍的制造业产品，这是运输费用降低的结果。”〔17〕内战以后，随着全国性铁路网的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日趋完善。１８９０年，美国在１６６７０３英里营运铁路上运输了７９２亿吨／英里货物和１２０亿人／英里旅客。从１８６０年到１８９０年，“美国的铁路营运里程增加６倍，客运量增加８倍，货运量增加１３倍以上。”〔18〕有人估计，１９世纪末叶２０世纪初叶美国的内部贸易量大约为对外贸易的２０倍，相当于各国对外贸易的总和。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最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促进了西部经济、从而促进全国经济的增长。这种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其他产业部门和社会提供廉价、迅速、可靠的运输服务；其二，自身消费其他产业部门的产品，从而刺激了它们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在运河和铁路上的附加投资，即新的投资会成倍增值。”〔19〕尤其是铁路，既需要有大量的直接投资，又需要消费铁、机械、木材和煤等其他工业产品，因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刺激作用更大。以钢铁工业为例，１８７１年，美国钢产量的５８％用于钢轨生产，１８８１年时高达８７％。有人认为：“在长达２０余年的时间里，铁路消费占钢产量份额在５０－８７％之间波动的事实说明：铁路市场对美国现代钢铁工业的成长是必要的。”〔20〕不仅如此，铁路事业的迅速发展还刺激了沿线地区的投资热。因为靠近铁路，不仅可以利用方便的运输设施得到原材料，而且可以迅速达到遥远的市场，节省巨额运费开支。所以，“连结东西部的每一条新运输线路都鼓舞了邻近地区的投资。”〔21〕据估计，１８７６年时铁路投资将近４０亿美元，１９２０年则达到２００亿美元以上。如果再加上邻近地区的投资，其总额想必更为可观。按照投资乘数原理，一美元的投资可以创造数美元的国民收入和产值，那么，这笔巨大投资对美国西部开发和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就不难看出了。

    ３．以农牧业为主要产业指向

    鉴于铁路对１９世纪下半期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把它称为美国１９世纪下半期的主导产业。但是，美国经济的主导产业并不必然就是西部产业结构中的主要产业指向。既然美国西部开发基本上是一种农业的扩张，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农牧业在西部经济发展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西部开发的主要产业指向显然应该是农牧业。

    第一，就业结构。独立战争以后，成千上万的人不畏艰难、千里迢迢移入西部，其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农场。美国政府宽大的土地政策以及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农业技术的进步等，又为这些人实现自己的梦想提供了机会。因此，“一旦通往西部的道路打开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就变成了中西部和平原地区殖民农场主的主要来源。”〔22〕据统计，１８５０－１８６０年，美国人口总数增加了８２５.２万人，同期西部各州增加５１２.３万人，西部人口增加占美国人口增加数的６２％以上。大量人口迁入西部，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吸引和原有习惯以及个人技能的限制，大多数从事农牧业。虽然南北战争前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山区从事采矿业、制造业、运输业和商业活动，但总的看来，所占比重不大。１８４７年，农业人口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７９％，三年之后降到５５％，１８８０年为５１％，直到１９１０年仍占３１％。这个比重，在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可能更大。即使在以采矿业为主的落基山区和太平洋沿岸，也有大量人口由于采矿失败，转而从事农牧业。所以，无论从西部开发过程来说，还是从各地区的情况来看，农牧业都是西部地区提供就业机会最大的产业部门。

    第二，投资水平。美国农民不仅是拓荒者，而且也是投资者。他们西进的目的就是通过迁移以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投资。据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出版的一本《移民指南》介绍，在伊利诺斯大草原的边缘建立一个稍为改进的农场，需要１０００美元以上的费用。这还假定拓荒者是直接从政府手中购买土地。实际上，由于西部土地投机盛行，更多的拓荒者是从投机商或铁路公司手中购买土地的。有资料表明：在衣阿华中部，“单个农民以每英亩７美元的价格从铁路公司手中购买未经清理的土地。”〔23〕因此，“无论如何，获得土地将花去他们已有的大部或全部现金。”〔24〕并且，随着农业机械使用的日益普及以及距东部市场愈来愈远，建立农场所需费用也在不断增加，投资额也会越来越大。有学者认为：“在边疆地区，花费五到十年的时间建立一个农场，其投资率必然非常高。”〔25〕这样，一方面是建立农场的费用不断上涨；另一方面是成千上万的人源源不断地流入西部从事农牧业，人口西移的洪流同时也就是资本西移的洪流。同时，许多外国资本家垂涎于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高额的利润率，也直接投资西部的畜牧业。“在８０年代初期，牧牛人的利润率约为２０－３０％，结果是大量资本从东部和英格兰及苏格兰流入大平原， ……在采金热中积累起财富的人们也往往转到畜牧王国来。”〔26〕到１８８２年，投资于畜牧业的美国资本高达３０００万美元。装在移民口袋里带到西部的资本同东部工业化地区及外国的投资相结合，使农牧业成为西部地区投资水平最高的产业部门。民谚所谓“山姆大叔提供土地，西部居民提供养牛经验，东部人士供应资金”，〔27〕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

    第三，国民收入水平。美国是以农立国的现代国家，直到１９世纪中叶，农业始终占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即使在工业取代农业成为美国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以后，农业在西部地区的经济结构中仍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在美国西部开发过程中，资金流动和人口流动结合在一起，使西部地区潜在的巨大农业生产能力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农牧产品的大量生产，不仅可以为东部工业化地区提供充裕的原材料和食品，而且可以出口换取美国发展工业所迫切需要的先进技术装备，平衡国际贸易逆差。１８２０年时，农产品出口占美国出口总数的８３％，半个世纪后仍然占到８１％。据估计，“在内战以前，原棉收入直接占国家购买外国商品所需购买力的一半还多。”〔28〕如果再加上其他农产品，如食品、粮食、肉类等，其数字必定更为可观。这还是从全国国民收入的角度来讲的。若单从西部地区来看，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说，农牧业是西部地区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可见，无论从西部地区的人口就业构成来说，还是就投资水平和国民收入水平而言，农牧业都是西部产业结构中的主要产业指向。它决定了西部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方向，从而最终决定了美国西部开发模式的基本特征。农牧业的这种影响，甚至直到今天还可以在美国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中看到它的影子。

    4.以增长焦点带动区域开发

所谓增长焦点，是国外经济学家在综合克里斯蒂勒的“中心位置”假说、佩洛克斯的“增长极”假说和弗里德曼恩的“空间发展阶段”假说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区位经济学概念，意指能促进相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增长的经济中心地区。其基本要点有二：增长焦点是一个分层结构。不同层次的增长焦点在产业构成、作用区域等方面迥异。最高层增长焦点称为增长极，中层增长焦点称为经济中心；其二，区域增长焦点的数目和位置取决于社会经济状况和地理条件，而其大小和功能则由区域需求和区域规模决定。〔29〕由于城市始终表现为区域的核心，主宰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所谓增长焦点就是规模不同、大小各异的大小城市组成的城市网络。

    以增长焦点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是美国西部开发模式  的重要特点之一。在长达100余年的西部开发过程中，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兴起了一大批层次不同的增长焦点。它们或者是由原来的边防要塞发展而来，如辛辛那提、文森斯等；或者是由原来的河港城市发展而来，如路易斯维尔、新奥尔良等；或者干脆由东部的投资者创建而成，新阿瑟恩、盐湖城等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作为增长焦点的中心城市中，既有像芝加哥那样的全国性中心城市，也有像堪萨斯、丹佛、圣路易斯、圣弗兰西斯科这样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这些大小不同、功能各异的中心城市组成为不同层次区域服务的增长焦点分层结构，几乎覆盖了整个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人口迁移、商品流动等都是通过这些城市进行的。鉴于此，美国学者韦德认为：“城镇是美国边疆的先锋。”〔30〕

    增长焦点对美国西部开发的影响，既表现在增长焦点通过商品流、移民流、文化流、信息流的扩散对区域经济施加影响的扩散效应上，也表现在该区域通过与中心城市的经济文化联系使经济活动趋向增长焦点的集聚效应上。一方面，随着西部开发的进行，西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为增长焦点的产生和成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一大批建立在地区专业化基础上的专业化工业城市应运而生。它们充分发挥各自的地理位置优势和所在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以农牧产品为直接原料的初级加工工业和为西部开发提供先进技术手段的农机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等，把地区专业化与城市专业化结合起来。例如，双生城和堪萨斯以面粉工业为中心；芝加哥和奥马哈  以肉类包装工业为中心；克利夫兰、托莱多和底特律则是大湖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中心；而作为俄亥俄河上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的路易斯维尔，早在１８２１年时就由“大部分的印第安纳人、全部肯塔基人以及部分田纳西人、亚拉巴马人、伊利诺斯人和密苏里人向它供应干燥商品、杂货、五金器、大宗商品等。”〔31〕至于辛辛那提和芝加哥两城市，其机械制造业全国闻名。有人认为：“如果有一个大城市能最好地体现工业时代特点，那就是飞速发展的芝加哥。”〔32〕１８６０年时，芝加哥只是美国第八大城市，人口不过３０万；到１９００年则一跃而为仅次于纽约的美国第二大城市，人口逾２００万。

    另一方面，由于中心城市的出现，刺激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并给西部开发以新的方向和力量。早在１９世纪３０年代，辛辛那提已经是一个为100万以上人口服务的巨大中心市场了。圣路易斯的服务范围则南到圣塔菲，北到加拿大，西到太平洋，号称“圣路易斯帝国”。芝加哥贸易局对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时中西部商品市场的组织起了很大作用。增长焦点和周围地区互相作用，彼此促进，给美国西部开发以深刻影响。用美国学者卡特·古德里奇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相互影响的累积过程在起作用——一种成倍加速的连锁反应提高了两个地区的经济活动水平。”〔33〕结果，到内战前夕，美国西部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种全新的城乡经济关系出现了：“农村地区为城市的工厂和包装场供应原料并为它们的车间提供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反过来，中心城市则通过提供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以及为雄心勃勃的农场青年提供新机会来服务于周围地区。”〔34〕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既是西部开发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是西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点。美国的西部开发就是循着拓荒——农业发展——中心城市出现——工农业齐头并进——工业发展这样一种模式进行的。

    总之，以大规模移民为基础，以交通运输业为先导，以农牧业为主要产业指向，以增长焦点带动区域开发，既适合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也适合当时美国的经济技术水平,因而促成了西部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到１９１０年时，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农场数目为４５９.6万个，占全国总数的７２.２％；农场人口为２２９６.4万，占全国农场人口的罚６％；农场土地７１４７１.３万英亩，占全国农场土地总面积的８１.１％。〔35〕西部已经成为美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三、美国西部开发模式的综合性评价

    1．一个成功的开发模式

    评价一个区域经济开发模式是否成功，唯一的标准就是：它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对地区和全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从美国西部开发模式来看，它基本上达到了这些目的。在100余年的西部开发过程中，不仅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开发利用，而且美国的国民经济也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以农立国的美国迅速变成世界上第一流的工业强国，究其根源，西部开发的巨大影响决不容忽视。西部开发“给经济以新的方向，赋予它以非同寻常的活力；有助于产生一个能够促进经济兴旺的社会环境。没有边疆，国家经济进化的阶段将会不同。”〔36〕无疑，美国西部开发模式是一个十分成功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１）西部开发完成了美国东西部地区之间政治经济的一体化。

    １９世纪前半期，美国领土扩张异常迅速。从１８０３年路易斯安娜购买到１８６７年购买阿拉斯加，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内，美国领土增加了２７１９９８７平方英里，达到３６０８６７２平方英里。美国政府开发西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加强对这片土地的控制，使之同东部沿海地区在政治经济上联为一体，即迅速地美国化。早在１７８５年土地条例中，联邦政府就规定了对西部土地矩形测量的方法；１７８７年，联邦政府又通过了“西北准州条例”，规定了在阿巴拉契亚山以西成立准州的程序。这两个条例，勾划出了西部地区美国化进程的概貌，“规定了母国同附属殖民地的关系。”〔37〕１８０３年俄亥俄授权法，接受俄亥俄为联邦的第一个新州，为西部地区成立新州树立了一个榜样。继俄亥俄之后加入合众国的３１个新州中，有１８个是在授权法的指导下进行的。１７８５和１７８７年法令，是指导西部地区政治制度美国化的基本原则，而西部开发则一步步地把这一原则予以实施。

    政治制度一体化必须以经济一体化为基础。西部开发伊始，东部沿海地区各州就十分注意加强东西部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力促进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而西部地区的迅速开发，也有助于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促进各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一相互作用的过程，表现为１９世纪前半期美国区际贸易的巨大进步。由于运河的修筑和汽船的应用，东西部地区之间的贸易量迅速增加。据估计，１９世纪３０年代时，由内地进入费城的商品，其价值总额达到４０００万美元，包括粮食、棉花、食品等。同时，东部发达地区的工业制成品也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流入西部。地区经济专业化的雏形开始形成。而铁路的发展和全国铁路网的完成，更使美国国内贸易格局根本改观，东西部经济联系空前加强。到１９世纪末叶，美国统一的国内市场基本上形成了，各地区经济专业化已形成比较稳定的格局：东北部——大湖地区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带；南部成为最重要的产棉区；中西部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帝国；而远西部的矿业则在美国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表明东西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已经完成。

    总起来看，美国东西部地区之间政治经济一体化经历了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政治问题；后一个阶段是经济问题。”〔38〕这两个阶段互相影响、彼此促进，对美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至可以说：“美国独立以来的第一个世纪是在边疆影响的支配下度过的。”〔39〕

    （２）西部开发促进了资本主义工业化。

    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既需要充裕的粮食、原材料和资本的供应，又需要有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由于美国是一个独立未久的新国家，尚无余力控制和掠夺现成的殖民地，因此，实现工业化所需的资本、原料和市场等问题基本上是随着西部开发的进行而自行解决的。西部开发，使美国始终保持着一个坚实的农业基础。据统计，１８５３年时美国西部出口的９９％的小麦、６２％的面粉、６３％的小麦都运到了东北部工业区。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使大量人口进入城市进行工业生产。不仅如此，西部开发在某些方面甚至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具有决定性影响。以棉花为例，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先锋——棉纺织业——就是以棉花为直接原料的。１９世纪中叶时，按产值排列居美国工业部门前五名的部门都是以农产品为直接原料的，如面粉、木材加工、屠宰和肉类罐头工业、棉纺织业等。它们在国民经济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西部开发也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提供了大量资金。独立之初，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资金极其匮乏，使早期工业化进程显得缓慢而又艰难。随着西部开发的进行，密西西比河两岸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地区。美国农产品不仅自给有余，而且可以大量出口换回资本主义工业化所急需的先进机器设备。据统计，１８５３－１８６３年间，美国谷物年均出口总值高达５１２００万美元。与此同时，落基山区金银矿业的发展，也给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以有力的资金支援。大量贵金属掌握在联邦政府手中，加强了美国的国际金融地位，使之有能力在１９００年通过金本位条例，改金银复本位制为金本位制，把美国工业化置于坚实的金融制度基础之上。

    西部开发对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最大作用，还表现在它为工业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美国西部开发，既是开发西部资源、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的过程，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向广度进军、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准备和开拓市场的过程。在交通运输革命的刺激下，西部地区人口迅速增加，市场容量不断扩大。拓荒者穿着东部地区提供的服装，使着他们提供的生产工具，进行艰苦的拓荒活动。有学者说：“随着１９世纪的进展，东部制造家的商品生产不断增加以适应西部和南部的需求。”〔40〕市场的扩大，对美国迅速实现工业化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３）西部开发促成了美国近代农业革命。

    近代意义上的农业革命，既包括打破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的生产关系变革，也包括以农业技术革命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力变革。在这几方面，西部开发都发挥了重大作用，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虽然给北美殖民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残余以毁灭性打击，但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远未建立起来并得到充分发展。正是由于农民争取西部土地的斗争，才迫使联邦政府逐步放弃靠出售土地弥补财政收入的政策，转而扶植小农经济的发展，加速西部的移民垦殖，使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一条独特的“美国式道路”。也正是由于在西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需要，刺激了农业科研工作的深入，促使美国农业科学技术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到１９世纪下半期，美国不仅在农业机械化方面居世界前列，而且其农业科学化水平也是举世无双的。从木犁到拖拉机，从镰刀到收割机，从单纯利用土壤自然肥力到施用化学肥料……大量新科学技术成果应用到农业中去。有人认为：“农业机械化进程，始于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在５０年代大量传播，在１８６０－１８９７年间持续并加速进行。”〔41〕

    农业生产关系的革命，农业机械化与科学化的发展，其结果必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按１９１０－１９１４年美元计算，每个农场工人产值在１８７０年时只有３２６美元，１８８０年为４３９美元，１９００年为５２６美元。从１８６６年到１９００年，美国小麦产量增加４倍，玉米增加３.5倍，大麦增加６.5倍，棉花增产将近５倍，农场牲畜数目在１８６７－１９００年间翻了一番，生猪数目增加５０％。半个世纪中，中北部和中南部的农业用地扩大了４倍，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应用新式农业机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是促成美国近代农业革命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没有西部开发，就没有美国农业机械化的迅速发展，从而也就无所谓美国近代农业革命。

    （４）西部开发培育了美国人民的拓荒精神。

    毫无疑问，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地区是块宝地，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潜在开发价值十分可观；同时那里也是一块十分荒凉、尚未接触现代文明的经济荒地。同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西部地区不但缺乏基本的生活设施，而且也缺乏正常的社交生活和文化生活。所以，西部开发既充满着艰难困苦，又枯燥乏味。在这种情况下，要在“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听不到任何声音”的西部荒野上生存并发展，没有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支持是不可能的。长期而艰苦的拓荒生活，磨炼了人们的意志，养成了人们乐观进取，勇于创新、讲求实际的精神。这就是“拓荒精神”。“拓荒精神”是在长达１００多年的西部开发过程中形成的民族精神，归根到底，它是一种“创业精神”。是西部开发培育了美国人民的“拓荒精神”。

    必须注意，“拓荒精神”的形成，与美国西部人口的年龄构成和民族构成关系十分密切。据统计，１８７０年时，美国中北部共有１２９８１０００人，其中男性人数为６７０５０００人，１５－４４岁者５８７２０００人，占人口总数的４５％以上。〔42〕年轻人朝气蓬勃，勇于进取，能够很快适应新环境，掌握新技能，迅速投入到开发的洪流中去。同时，西进移民来自不同的国家，能够把各民族的优良传统、习惯和智慧集中到一起，在新的环境中进一步发展、完善，形成美利坚民族独有的民族心理，从而孕育了“拓荒精神”的最初胚芽。可以说，“拓荒精神”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时代的体现，它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没有“拓荒精神”，西部开发就有可能被大大延缓。

    ２．事物的另一方面

    历史事物向来都是利弊同在,得失并存的。美国西部开发模式也不例外。我们称它为成功的开发模式,并不否认它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欠缺。在事件过去半个多世纪之后,当我们重新审视美国西部开发时,它对于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消极影响正在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

    （1）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看,区域开发具有两重性:一是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经济发展过程;另一重是适应和打破原有生态平衡,建立新的生态平衡的生态改造过程。这两方面又通过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有机地结合起来,具体地统一于区域经济开发过程。生态环境破坏是区域开发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采取措施把这种生态破坏降低到最小程度，并在尽可能快的情况下重建新的生态平衡。然而，在美国西部开发过程中，由于资产阶级的掠夺本性和联邦政府的漠不关心，生态环境破坏不仅规模大，持续时间也长，使森林资源、土壤资源、生物资源等遭到空前的浩劫。以森林为例：欧洲殖民者刚到美洲时，在２０亿英亩的土地中，有将近一半地面上覆盖着森林，３８％是高草草原，１１％是灌木和旱地植物，只有２.５％是沙漠。从大西洋沿岸到密西西比河，森林是主要植被。但到本世纪前半叶，美国森林总面积只有４.３亿英亩了。除人工林外，“保留下来的原始森林不到原有面积的１／１０。”〔43〕在威斯康星州，森林曾覆盖了该州２／３的地区。１８９９年时该州有１０３３家锯木场，年伐木量３４亿英尺；到１９３２年时只剩下１１３家伐木场，年伐木量为１４２０万英尺，不到１８９９年的１％，清理农业用地和木材工业是森林毁灭的两个主要因素。据估计，１９１０－１９２０年，棉花带的２５０００万英亩松柏以每年５００万－１０００万英亩的速度被毁灭着。〔44〕森林的毁灭，对以后美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与森林毁灭同时发生的是土壤的破坏和动物的消失。由于西进移民购买土地的资金大部分是以抵押贷款的形式向银行借贷的，高额利息率迫使他们采取掠夺式经营方式，以便尽快取得收益，还本付息。“从迅速盈利的观点看，竭尽地力是最便宜和最快的农业方式。”〔４５〕这样，土壤肥力就成了银行高额利息率的牺牲品。在许多地方，土地往往连续耕种２０年而不施加任何有机肥料，并且只种植一种农作物。Ｆ·Ｄ·罗斯福总统时进行的全国土壤调查表明，全国７亿余公顷耕地中，６０％的土地丧失了１／４以上的土被。在棉花带，甚至“在１８５０年以前，一些县已经有２／３的土地肥力耗竭了”。〔46〕就动物而言，曾经广泛分布在美国２／３以上地区的野牛也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灭绝了。当时美国有一首民谣，生动地描绘了西进移民的生态破坏过程：

    这是一种最好的动物，

    让我们杀了它；

    这是一棵巨大的树木，

让我们砍倒它；

    这是一块肥沃的土地，

    让我们耕种它。〔47〕

    严重的生态破坏，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１９３４年春天，从包括堪萨斯和俄克拉荷马西部、科罗拉多东部的盆地吹起一阵尘暴，席卷美国２／３的地区，一直刮到大西洋。一天之内，３亿多吨肥沃的表土离开了大平原，９００万英亩良田完全破坏，受害严重的土地将近８０００万英亩。自此以后，尘暴频仍，给美国经济、尤其是中西部经济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可以说：“从广义的美学和生态学的角度看，美国经济的发展是以对环境的巨大的、对有些地方来说甚至是不可弥补的损失为代价而取得的。”〔48〕有学者甚至认为：“人们带给美洲的决不是绿叶和清水，而是恶臭的河流、烧焦的森林、无比肮脏的城市。”〔49〕对此，美国资产阶级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２）大量的土地投机。

    土地投机始终是１９世纪美国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有人称之为“一个国家的耻辱”，“是一种国家病”。究其原因，土地政策的不尽完善对此负有主要责任。

    其一，某些土地法令的自身不完善。例如在１７８５年第一个土地法令中，规定最小购买单位为６４０英亩，按每英亩一美元的价格以现金支付，多购不限。由于进入边疆的拓荒者大都十分贫困，无力支付６４０美元的高额地价。同时按当时的技术水平，一个农民每年至多只能耕种４０英亩，这就给某些投机者以可乘之机。他们组织合伙公司，大量购买土地，然后分成小块出售给拓荒者，从中赚取大量利润。该法令通过后的第一次大规模购买，是在联邦政府与由新英格兰退伍军人组成的俄亥俄同僚公司之间进行的。１７８７年，该公司以贬值的政府纸币作为支付手段，从莫斯金贡河一带购买了１５０余万英亩的土地。同年西奥托公司购买了５００余万英亩的土地；西姆斯公司购买了大小迈阿密河之间的土地。在他们的刺激下，“上至国父华盛顿，下至最小的拓荒者，每个人都投身于土地的狂热之中。”〔５０〕

    其二，土地法令不能保证前后衔接一致。由于土地法令前后衔接不紧密，大批土地投机家趁机抢占肥沃土地，然后转手倒卖，获取巨利。在一个时期内，宅地者甚至可以根据各种土地法令取得１１２０英亩土地。其中，按宅地法取得１６０英亩；按优先购买法取得１６０英亩；按木材与砾石法取得１６０英亩；按荒芜土地法取得６４０英亩。１１２０英亩土地显然大大超过家庭垦殖能力，成为滋生土地投机的肥沃土壤。

    土地政策不尽完善，再加上某些金融机构的推波助澜，使美国西部公共土地上的投机活动达到空前的规模。在１８５４－１８５７年时，用于土地投�的资�

本达到８亿美元之多。仅在１８４９－１８５７年，伊利诺斯州转入投机者手中的土地即达１０００万英亩。南北战争后，土地投机活动愈演愈烈，屡禁不止。联邦政府土地管理处的官员在谈到内布拉斯加西部执行植树法令的情况时说：“土地登记的绝大多数是用于投机目的的，而不是为了植树。……在登记了无数植树地的广大地区看不见一棵树。登记的植树地中，恐怕只有１％老老实实种上了树。”〔51〕

    大量的土地投机，给美国西部的开发以深刻影响。“没有土地投机者，美国的边疆是难以想像的。”〔52〕土地投机给美国领土扩张以强大的推动力，同时又大大歪曲了土地政策的本意，延缓了阿巴拉契亚山以西地区的开发。由于土地投机猖獗，有人甚至认为：“美国没有真正的土地政策……土地之易于获得不仅导致了投机和垄断，而且导致了彻头彻尾的诈骗。在那里，苦难的拓荒者仅仅是个木偶，由于商业利润为了获得公共土地而树在那里。”〔53〕土地投机是美国西部特定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下的畸形产物。

    （３）对少数民族经济的摧残。

    印第安人是北美大陆的真正主人。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有着自己独立的经济生活和独特的宗教文化与民族习惯。他们最早培育的玉米和烟草对人类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随着西部开发的进行，美国资产阶级政府采取了残酷屠杀印第安人并毁灭其民族经济的政策。在“印第安人必须滚蛋”、“只有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的口号下，以现代武器武装起来的美国军队对印第安人进行了无数次讨伐，印第安人人数迅速减少。据１８３７年联邦政府印第安人事务局局长报告，当时美国只剩下３３２４９８名印第安人，其中成为各州公民的有１２４１５人；按条约西迁的有３６９５０人；居住在西部的印第安移民有31327人；西部土著部落有２３１８０６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的西部开发是在印第安人的累累白骨上进行的。

    然而，屠杀印第安人不过是手段，而掠夺其土地才是真正的目的。据统计，从１７８４年到１８９０年，印第安人割让土地的事件约有７２０起，总数达３００多万平方英里。其中仅杰克逊总统任期内，就签订印第安条约９４项，割让土地数百万英亩。到１８７１年，联邦政府宣布不再把印第安人视作一个独立的民族并不再同它签订条约。其时，印第安人只剩下２０余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即使这一点土地，也屡遭殖民者蚕食。１８８１年时为１５５６３２３１２英亩；１９００年为７８３７２１８５英亩；１９１１年为７１６４６７９６英亩；到１９３３年只剩下５２６５１３９３英亩，不到１８８１年数目的３３.８％〔54〕。１８８７年，联邦政府通过道斯法令，规定废除印第安人的部落土地所有制，每户家长可得到１６０英亩土地；单身成年人或孤儿４０英亩；儿童２０英亩，由联邦政府托管２５年。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剥夺。因为这种土地所有权“不是一种完整的土地所有权”。〔55〕托管期满后，若某印第安人被视为不能合格地取得最终权限，托管期可以延长。即使印第安人取得了所有权，也会很快丧失。１９３３年时，全国３２．５万名印第安人中，有１０万人完全没有土地，另外１０万只有小块贫瘠土地。至此，印第安人的民族经济被彻底摧毁了。

    尽管美国西部开发有种种弊端，但是，瑕不掩瑜。它毕竟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区域初级开发的典范，对美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其他国家落后地区的开发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在这里，文过饰非和将功折过的评价方法都是简单粗暴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

注释：

〔1〕〔4〕〔17〕〔22〕〔25〕〔28〕Johuthan Hughes,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斯科特·格莱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5、194、206、195、207、202页。

〔2〕福克纳：《美国经济史》，卷上，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版，第２５５页。

〔3〕〔6〕〔7〕〔12〕〔16〕〔37〕〔38〕〔39〕Frederic L.Paxson, History of American Frontier, 麻萨诸塞,1924年版,第113、186、287、548、259、564、367、573页。

〔5〕〔24〕〔41〕〔50〕〔52〕Willard W. Cochrame,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明尼苏达，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１、５１、８９、５４、１８３页。

〔8〕〔27〕〔51〕拉尔夫·亨·布朗：《美国历史地理》，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７５、２８６、３３１页。

〔9〕〔43〕〔49〕〔53〕Stuart Chase, KichLand,poor land, 纽约，１９３６年版，第１０２、４０、４７、２３１页。

〔10〕〔26〕〔45〕〔55〕Frederick Merk, History of Westward Movement, 纽约，１９７８年版，第４４７、４６３、５４９、４２５页。

〔11〕〔18〕Glenn Porter,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纽约，１９８０年版，第３１６、３１４页。

〔13〕〔19〕〔33〕〔48〕吉尔伯特·Ｃ·菲特等：《美国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３１、２８５、２７９、５８４页。

〔14〕〔15〕〔20〕〔21〕〔36〕Jack Blicksilver, Views on U.S.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亚特兰大，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９５、１９２、２００、３７、３５页。

〔23〕〔44〕〔46〕〔47〕Smith J. Russell, North America: The People and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 of the continent as an agricultur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area, 纽约，１９８５年版，第３０７、２６７、２５３、２６页。

〔20〕余永定：“地区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学”，载《改革与战略》，１９８５年第６期。

〔30〕〔31〕〔32〕〔34〕Alexander B. Callow, American urban History, 纽约，１９８２年版，第６８、７１、１０４、８０页。

〔35〕〔42〕United States of the Bureau Census, The Statis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纽约， １９７６年版，第４５８－４６０、２２－２３页。

〔40〕Gavy M. Walton,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Economic, 纽约，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３７页。

〔54〕J. T. 施莱贝克尔：《美国农业史》，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３０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