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中国美国学

——回顾与思考

杨玉圣

美国学的勃兴和发展，是新时期中国学术界熠熠生辉的崭新篇章。其来势之盛、成果之多，已引起中外学人的广泛关注。

一

    美国学是伴随着中美邦交和中国的改革潮而步入泱泱学坛的。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的短短１０年间，从无到有，渐臻繁荣昌盛。凡研究机构、学术组织、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莫不如斯。

    应运而生于１９８１年５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家、也是迄今规模最大的一家综合性美国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美国研究系，即以该所为基础而设立。该所１９８７年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公开发行的关于美国学的专门杂志——《美国研究》。自１９８９年第１期起，改由该所与中华美国学会联合主办，其方向是争取“成为中国所有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们共同的园地，成为大家交流对美国的认识和理解的一个中心”。此外，该所还从１９８１年起创办了内部发行的综合性月刊——《美国研究参考资料》，（该刊自１９８４年７月起改为正式出版的月刊，在此之前为不定期出版的内部交流资料。）迄今已出３４８期，影响日巨。坐落于南京大学、由南京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１９８６年９月，开中美两国大学文化交流中联合办学的先河。该中心已设立了美国学研究室，从１９８９年５月起，又创办了以“南京大学学报专刊”形式出版的《中美文化研究》半年刊，其“发刊词”称：它将“坚持严格的学术立场，恪守公正的客观精神，为使世界上这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伟大民族能够真正地彼此相识和相处而贡献一份小小的力量”。１９８６年成立的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是全国同类机构中绝无仅有的跨学科、实体性研究机构，该中心编辑文集、丛书，召集学术会议，活跃异常。郑州黄河大学的美国研究所、大连理工大学的中美企业管理培训中心，亦属教学、科研的实体性机构。另外，１９８９年东北师范大学在该校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已扩建而成美国研究所，这是中国在８０年代诞生的最后一家综合性美国学机构。

    除上述实体性机构外，１０年来，有关高等院校还陆续成立了一批联络校内外美国研究人员的学术活动中心。据笔者所知，已有上海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燕京美国问题研究中心、四川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该中心主办有《美国研究丛刊》）、山东大学美国文化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美国问题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洛阳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中山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吉林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黑龙江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美国学文献室等。

    就具体的美国学分支学科而言，１０年来的收获也是相当大的。美国史研究方面，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室（皆创立于６０年代初）不断充实和提高，前者在１９８７年被国家教委评为该领域第一个重点学科，后者主办内部交流刊物《美国历史研究资料》，历十数年至今。近年来设有美国史研究室的单位，还有东北师范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１９８９年，南昌师范专科学校设立了江西省美国史研究中心。美国经济方面的研究机构，主要有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该所现主办内部交流刊物——《美加经济研究》，设有美国经济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室、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室、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室、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美国经济研究室、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室、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美国经济研究室（该室曾主办过《美国问题参考资料》，现已停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等。研究美国外交的机构，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研究室、南京大学历史系近现代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拉美研究室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等。１９８０年由美国现代文学研究室扩建而成的山东大学美国文化研究所，是全国唯一的以美国文学为专门研究对象  的学术机构，该所主办有内部刊物——《现代美国文学研究》。《美国文学丛刊》系会址设于该所的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公开发行的学术季刊。

    会员遍布全国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主要是７０年代末成立的全国美国经济学会（１９７８年）、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１９７９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１９７９年）以及中国“三Ｓ”研究会（１９８４年）、中华美国学会（１９８８年）。这些学会广泛吸收和团结会员，定期召开学术年会或不定期举办专题讨论会，组织重大问题的攻关研究，积极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对于沟通、促进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协作，对于活跃、深化中国的美国研究，皆贡献良多，为学界所瞩目。

    人才培养问题已引起高度重视，并初见成效。从１９８１年起，我国首次培养出了自己的美国问题研究方面的硕士，迄今已有４００余人；从１９８６年起，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先后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研究美国经济、美国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美现代关系史和美国教育的美国学博士。目前，从事美国问题教学与研究的人员有１１００人左右，一支老、中、青学者相结合的中国美国学队伍已告形成，其结构亦渐趋合理。前辈学者，壮心不已；中年专家，承上启下；青年学子，锐意进取。这是中国美国学的希望。

    与此同时，对外联系日益加强。相当多的学者赴美进修、讲学，一大批优秀的青年学者正在大洋彼岸攻读硕、博士学位，他们还先后组织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中国留美政治学会、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并卓有成效地开展学术活动。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亦召开了几次，而且相当成功。如１９８６年１０月由北京大学和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联合发起、在北京召开的中美学者共同参加的“１９４５—１９５５年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１９８８年３月底至４月初，复旦大学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在上海联合举办了“中美经济关系：现状与前景”学术讨论会；中国国家教委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联合组织的首届、第二届中美美国学研讨会，先后于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和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此外，中华美国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于１９８８年１２月联合举办了“中美建交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这当然极有助于中国美国学的发展。

二

    ８０年代的中国美国学，著译累累，成果丰硕。大量的译著，自不待言。一批批学术著作和论文的被推出，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大型美国研究丛书的编辑和出版，是象征中国美国学１０年来长足进步的重大收获。商务印书馆的《美国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美国译丛》、三联书店的《美国文化丛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美国文学史论译丛》、汪熙主编的《中美关系研究丛书》、丁名楠主编的《中美关系史丛书》、杨生茂和刘绪贻主编的《美国通史丛书》、刘绪贻主编的《美国现代史丛书》、董乐山主编的《美国与美国人丛书》，都已经陆续和读者见面。这标志着中国美国学水平已达到相当的深度和广度。

    吴纪先主编的《美国五十州》（１９８９年），是我国学者第一门全面介绍美国各州情况的通俗读物。美国史的研究，基础较好，成果亦较多。就著作而言，主要有黄绍湘据其《美国早期发展史（１４９２—１823）》改写而成的《美国史纲》（１９８７年）、陆镜生著《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１９８６年）、刘绪贻主编《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１９８７年）、刘绪贻与杨生茂主编《战后美国史（１９４５—１９８６）》（１９８９年）和黄安年著《二十世纪美国史》（１９８９年）以及邓蜀生著《美国和移民》（１９８９年）。美国总统传记研究方面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如邓蜀生著《伍德罗·威尔逊》（１９８２年）和《罗斯福》（１９８５年）、张海涛著《吉米·卡特在白宫》（１９８２年）、万松玉等主编《美国历任总统传》（１９８９年）、刘祚昌著《杰斐逊——近代民主的先驱》、余志森著《华盛顿评传》，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付梓印行，不久即与读者见面。美国史工具书的编纂引起了有关人士的重视，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历史辞典》、李世洞主持编译的《美国历史词典》已经完稿，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和世界知识出版社分别出版。此外，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美国史论文集》（１９８０年）和《美国史论文集（１９８１－１９８３）》（１９８３年），收集了８０年代初期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的代表性论文，不失为重要成果的结晶。美国经济研究方面的成果同样令人刮目相看，如徐玮著《美国近代经济史》（１９８８年）、张友伦著《美国农业革命》（１９８３年）及其与人合著《美国工业革命》（１９８１年）。不过，该领域的主要成果尚不在于此，而是集中于现当代美国经济，如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现代美国经济问题简论》（１９８１年）、褚葆一主编《当代美国经济》（１９８１年）、洪君彦主编《当代美国经济》（１９８５年）、薛伯英主编《美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１９８６年）、龚维敬著《美国垄断资本集中》（１９８６年）、章嘉琳主编《变化中的美国经济》（１９８７年）、龚维敬和甘当善著《美国垄断财团》（１９８７年）以及陈宝森著《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１９８８年）等。美国政治研究方面的专著，主要是曹绍濂著《美国政治制度史》（１９８２年）和《论美国民主制度》（１９８９年）、沈宗灵著《美国政治制度》、陈其人等著《美国两党制剖析》（１９８４年）、李昌道著《美国宪法史稿》（１９８６年）和李道揆著《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１９８９年）。对美国外交的研究，成果尚不显著，但中美关系史方面却呈一花独秀之势，如资中筠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１９４５－１９５0）》（1986年）、李强著《美国与台湾关系史》（1984年）、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１９８５年）、丁名楠主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１－２辑）》（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汪熙等主编《中美经济关系：现状与前景》（１９８９年）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等编《中美关系十年》（１９８９年）。还应提到，汪熙主编的囊括中、英、日等文字的大型索引类工具书——《中美关系史研究百年书目（１８８９—１９８９）》，亦即将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董衡巽等著《美国文学简史（上、下）》（１９８７年）、朱虹编《当代美国小说家论》以及毛信德著《美国小说史纲》等，是中国学者研究美国文学的代表作。朱传一主编《美国社会保障制度》（１９８６年）、陈尧光著《大洋东岸——美国社会文化初探》（１９８６年）和董乐山著《美国的罪与罚》，表明中国学者在过去较为薄弱的美国社会的研究方面也开始有所收获。涂纪亮著《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上、下）》（１９８７年）及其主编《当代美国哲学》（１９８７年），是探讨美国哲学的集大成者。此外，还应提到滕大春著《今日美国高等教育》一书，在国人为数甚少的同类著作中，该书仍不乏其拓荒的意义。

    与上述著作相比，大量的论文、译文和资料之纷纷发表，也许更能形象地展现８０年代中国美国学的发展势头；为数不能算少、质量已达到相当程度的硕、博士学位论文，从某一个侧面映衬了中国美国学的前景。表１按时间、表２按主题作了形象的说明，〔１〕请参见：

表1  80年代中国美国学论文资料统计(按时间)

表2  80年代中国美国学论文资料统计(按主题)

三

中美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国美国学的健康成长提供了良好环境。学术宽容精神不断得到提倡、光大。与过去水波不兴的沉闷局面迥然有异，８０年代的中国学者解放思想，围绕着美国问题研究开展了热烈、深入的学术讨论与争鸣。以美国史为例，从美国殖民地时期史迄战后美国史，几乎各个不同时期的重大问题都存在不同的学术论点。印第安人的原始社会是不是美国古代史、如何分析门罗主义的性质和作用、怎样分析美国内战前南部妥协问题、林肯对奴隶制态度如何、南部重建的结果怎样、如何评价罗斯福新政、怎样看待战后美国民主党政府的内政措施，等等，都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围绕美国经济研究而展开的争论，亦不在少数。举其要者，如关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和特点、战后美国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的性质、战后美国物价上涨的原因、８０年代初美国是否爆发经济危机、里根经济学的成败、美日贸易摩擦的根源、美国垄断财团的变化，等等，都是中国学者在８０年代不断讨论的热门话题。美国外交、美国政治、美国文学等方面，亦存在着相当多的争论。概言之，这些争论基本上是健康的，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具体问题作出的独立判断。这些争论也是很正常的。真理愈辩愈明。至于在有的讨论中一度出现挖苦对方的不文明现象，是让人不愉快的，但这只是个别的特殊现象。当然，我们更欢迎以理服人的平等讨论、更期望宽松融洽的学术氛围。在这一点上，笔者赞同汪熙教授等的中肯之见，即：“任何学术的发展，都必须在讨论与争鸣中前进，……。通过争鸣，可能使一个研究工作者获得一个长期搜求不到的资料；或打开一条苦苦思  索的思路；或补充一个片面的片断；等等。这些收获常常会使一个研究工作者更接近真理一步，其乐无穷。健康的讨论与争鸣总是促进学科向前发展而不是相反”，“我们希望有影响的学术机构和有影响的学者在树立良好的学风方面起一个带头作用”。〔２〕

    对敏感度强、但又有现实意义的“禁区”问题，努力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从一个重要层面一展中国学术界思想解放的新姿。问题不仅在于中国学者的大量著译成果表明这一研究被大大地向前掘进了一步，而且在于中国学者已摆脱过去戴有色镜、用一只眼看美国的积习。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战略需要，不能不使中国学者首先面向严峻的现实。如实地研究美国，已逐渐成为中国学者的共识。其实，１０年来的巨大成就舍此是无从谈起的。不是说这些成果皆已尽善尽美，但这种探索所凝聚的理论勇气本身，正是一种非常难得、十分可贵的学术风尚。否则，固步自封，陈陈相因，何从谈起学术进步与繁荣？又何从谈起中国美国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

四

    中国美国学，归根结蒂，即中国学者从严格的学术视角对美国的过去与现在所作的系统阐释。这是一项宏大的学术工程。

    “过去很长时期里，我国的美国研究……没有被摆在恰当的位置，要么没人重视，似乎取消了也没关系；要么要求它对政府领导随时想到的问题总能拿出现成答案来，这是违反科学工作规律的，因为一个长期研究的课题不可能围着一时的需要转”。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１９８８年岁末接受新华社记者袁专访时所说的。她还谈到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缺陷，“过去我们国内研究〔美国〕外交问题总是针对具体外交政策以研究中国的对策，很少从多方面的联系来研究，例如外交思想、决策过程、与内政的关系等。过去研究经济，总是认为美国年年有危机，现在改变了片面看法，但对美国经济体制的系统研究还有待开展”，“我国一直很少研究美国的政治制度，一般人想到美国政治就局限于谁可能当总统，具体政纲是什么，而没有从政治学的角度去分析美国的政策（治）制度，三权分立是怎么形成的，怎么发展，都没有专门研究”，〔３〕等等。为什么要研究美国？怎样研究美国？资中筠的见解是很值得深思的。

    中国美国学是诞生、成长于中国的学问。它关注过去、现在与未来，理应融以时代气息、中国特色和东方风格。中国美国学究竟如何充分体现中国人缜密、科学的美国观？这是一个亟待探讨的学术命题。〔４〕

    中国美国学已经实现了零的突破。对中国人晚清迄今介绍、研究和认识美国的惨淡历程，应当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这是中国美国学史研究的基本范畴。〔５〕

    中国美国学建设与发展的全面规划，甚有必要提上议事日程。目前基本上孤军奋战、一盘散沙的状况，极不利于中国美国学新局面的开创。应该有计划地协调全国的力量，有组织地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美国。我们吁请创建全国性的中国美国学信息中心；待条件成熟时，建议促成出版《中国美国学年鉴》。

    美国学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中国美国学应当  在其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这是我们的共同心愿。

    流年似水，世事沧桑。辞别风云激荡的８０年代，我们已经拥抱了２０世纪最后１０年的第一春。一切尚待艰苦研究与探索，尤赖求实精神的张扬。

    我们期待着９０年代中国美国学的更大进步。

注释：

〔1〕杨玉圣、胡玉坤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１９７９－１９８９）》，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2〕《中美关系史论丛》，第８、９、５页。

〔3〕《美国研究参考资料》，１９８９年第２期，第４４、４３页。

〔4〕笔者在《美国史研究的中国特色问题》一文中，曾从一个侧面初步谈到这一问题。该文将刊于近期《世界历史》杂志。

〔5〕参见拙文：《开展中国美国学史的研究——几点初步想法》，《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通报》，总第４６期（１９９０年２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