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以来美国
政党制度的连续性与变化
——《美国的政党和政治》译后
师枫燕
美国的宪 制政府成立至今只有２００年，但是它赖以存在和运营的政治思想却源远流长，与欧洲的政治思想史紧密衔接。例如，通过制定成文宪法来确定人民同政府的关系所体现的社会契约方式可溯源于托马斯·霍布斯的政治思想和清教徒的某些社会实践；独立宣言和宪法中所表达的天赋人权思想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可以从卢梭和洛克的论著中找到依据；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的原则起源于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说；代议制办法和民选官员任期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国会两院制可以从欧洲找到类似的先例——尽管性质不尽相同。而美国政党制度却是随着宪制政府的建立才产生的。美国政党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政党制度，它土生土长于美国，没有先例可援，也找不到证明它合理的古训。
说到政党制度是美国首创，不能不涉及到政党的定义。根据西方政治学的规定，政党是“为了使自己的政治学说在政府政策中体现出来、用选举成员担任公职的方式谋求取得政治权力的组织”。〔１〕简言之，政党有三个要素：（１）以谋求政治权力推行自己的政策为目的；（２）有谋求权力的手段（或采取选举等合法手段，或采取暴力斗争等非法手段）；（３）有群众（选民或党员）为组织基础。
克林顿·罗西特在《美国的政党和政治》一书中开宗明义，道明了美国政党与美国民主政治的关系：“没有民主就没有美国，没有政治就没有民主，没有政党就没有政治，没有妥协和折衷就没有政党。”美国政党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可见诸于美国很多政治学者的论著，其中最精辟的说法应当说是詹姆斯·Ｍ·伯恩斯、Ｊ·Ｗ·佩尔塔森和托马斯·Ｅ·克罗宁在三人合著的《民治政府》中的表述。在这本书里，作者把政党制度称为美国的“第二宪法”。〔２〕《民治政府》是一部美国政治教科书，在美国发行很普遍，１９５２年以来已经修订发行到第１５版，足见该书的权威性。
虽然美国政党的作用很重要而历史并不长，但是，在美国政治的诸方面中，政党却是我国人民了解得最少的方面之一。现已出版的很少的几本关于美国政党的专著中，常常掺杂着误解甚至偏见。有些颇有见地的关于美国政治的论著涉及到政党时甚至出现一些常识性的错误。为此，从政治学的角度比较客观地向我国读者介绍美国政党，即介绍政党在美国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功能、作用及其历史和政治文化背景等，就成为一件十分必要而有益的事。在这种情况下，董乐山先生在他主编的“美国与美国人丛书”中推出由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克林顿·罗西特撰写的《美国的政党和政治》一书，不能不说是很有见识的一举。
一、克林顿·罗西特与他的《美国的政党和政治》
克林顿·罗西特（１９１７－１９７０）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生前是美国宪法史和政治学方面的学术权威。从１９４６年起，他一直执教于美国的康乃尔大学，从１９５９年到去世以前，他还是美国学会的约翰·Ｌ·高级教授——这是美国政治学界报酬最优厚的职位，担任此职的人不言而喻享有极高的声望。除康乃尔大学以外，罗西特还在美国的其他大学和世界许多国家的学术界兼任客座教授或讲过课。
罗西特开的课和举办的讲座主要包括美国的国家政治、政治学和宪法学理论、政治思想史、政党制、总统制以及民主制度等。在这些方面，他都有学术价值很高的专著。《美国的政党和政治》一书就是他根据自己的一系列讲座的讲稿整理成书的。
罗西特的著作表达了一种温和而开明的保守主义思想。他的卓识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学者的推崇，为他赢得了一些学术奖。如《共和国的播 种期：美国政治自由传统缘起》（１９５３年）使他获得“伍德罗·威尔逊基金奖”和“美国早期历史和文化学会奖”；《美国的保守主义》（１９５５年）使他获得“查尔斯·奥斯汀·比尔德纪念奖”。罗西特的其他主要著作还有《宪法专政》（１９４８年），《最高法院和总司令》（１９５１年），《第一次美国革命》（１９５６年），《美国的政党和政治》（１９６０年），《从美国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１９６０年），《美国革命的政治思想》（１９６３年），《探求建立共和国的六个人》（１９６４年），《美国殖民地时期的政治思想研究》（１９６４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宪法》（１９６４年），《１７８７年：伟大的会议》（１９６６年），《美国的探索：１７９０－１８６０年》（１９７１年）等。仅从这些书的题目就可以看出，罗西特着重研究了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
正是因为罗西特刻意研究了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他所写的《美国的政党和政治》一书也就不同于其他许多讨论美国政党的专著。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把他对美国政治文化的深邃见解和对美国政治传统的广博知识融汇贯通于对政党的论述之中。当然，罗西特本人并没有使用“政治文化”这个概念。这个词的最早出现是在１９５６年，由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他的《比较政治制度》一文中首次提出，其广泛使用是６０年代以后的事。阿尔蒙德认为，每个政治体系都表现为一个特定的政治行为的模式，这种特定的模式便是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罗西特本书的第一章“美国政治的格局”谈的就是美国政治所表现的特定的政治行为的模式。
虽然“政治文化”的概念使用的时间不长，但是系统地论述政治文化背景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却久已有之。孟德斯鸠的名著《论法的精神》就是一例。孟德斯鸠在这本书中详细论证了气候、土壤等地理环境，人口、宗教以及构成一个民族的一般精神，风俗与习惯的原则等等多方面的文化因素对于一个民族的法律和国家政体的影响。尽管他的有些见解和方法难免存在偏颇之处，但是他的许多分析在２００多年后的今天读起来仍然令人感到鞭辟入里。罗西特对于美国政党政治的分析也密切地结合了美国的政治文化特点。因此，尽管这本书成书于１９６０年，这３０年来美国政治过程的某些方面确实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尽管美国政党是美国政治机制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书中谈的某些情况已经改观，但是，罗西特所指出的美国政治的格局仍然一如既往，这本书仍然不失为研究美国政治的一本好书。美国的政党变来变去，其种种变化，几乎都可以从罗西特的论述中找到根源所在。这本书在美国多次再版也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的政党和政治》一书出版以后，美国曾经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对政治影响最大的有６０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国内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７０年代的水门事件等。这些重大事件大大冲击了美国政治。６０年代以来美国的科技进步，特别是电视在选举中的广泛应用削弱了政党的作用，也大大改变了美国政治的面貌。当时，曾经有人预言美国政治会发生彻底的根本性变化，但是，事实证明，这种变化并没有发生。〔３〕事实证明的反倒是罗西特的预言：“除非在发生一场核灾难之后美国出现无政府状态或独裁专制政府，否则１９８４年的美国政治看起来会同１９６０年的美国政治差不多。”
现在，美国政治的基本特点和格局确实同当时差不多：美国宪法的主要特征——三权分立、联邦制、总统和国会的选举制度、国会的独立地位、总统职位的支配地位……——基本上保持不变，并同以往一样影响着美国的政治习惯；美国仍然是两党制，两大政党仍然是被大量积极的利益群体包围的松散、圆通、重叠、分散、无纪律、利益取向、不讲原则的集体体，第三党仍不会连续两次在全国性选举中取得好成绩；美国人对政治仍然持冷漠、独立而怀疑的态度，只是更甚。
尽管美国政治的基本格局一如既往，但是，罗西特承认：“在今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我国政治并不会在每个方面都完全保持今天的模样。”他根据自己对美国政治文化的历史、现实和趋势的了解，在本书最后一章对美国政治的前景进行了预测，这些预测主要有：
１．美国从集中的地区性政治向松散的全国性政治转移的过程将继续下去，一些地区一党天下的情况会逐渐改观。
２．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从坚定地认同一个政党到保持独立的态度的转变过程也会继续下去，由此导致的一党控制总统职位而另一党控制国会的一院甚至两院的情况可能成为常态。
３．民主党内南部的白人至上论者同北部和西部的政党活动家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这种紧张关系可能引起民主党的分裂，从而导致南部各州由一党天下的局面转变为真正的两党制格局。
罗西特的这些预测现在已经基本实现。
当然，虽然罗西特预见到这些趋势，但是这些趋势如何发展，到今天其具体表现形式如何，则是他无法估计的。另外，有的情况他感到难以预测，如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多数党与少数党的地位是不是会发生变化。还有的情况他的预测并没有实现，如他认为由于种族和宗教的影响在政治中日渐消失，阶级意识对政治行为和政治倾向的影响将会有所加强。今天的现实没有证实他的这一预言，相反，由于堕胎和公立学校祈祷问题成了政治问题，宗教在政治中的影响反而加强了。〔４〕除此之外，美国政治中确实增加了罗西特意想不到的一个因素，这就是电视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在一些方面取代了政党的作用。这一因素加上初选的普及和政党的改革等，使美国政党的形态、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某些变化。罗西特的这本书毕竟是近３０年以前写成的，为此，在向我国读者介绍他这本书的同时，有必要指出美国政党政治的持续性特点及主要变化，并结合罗西特的论述，谈谈政党制度持续与变化的原因。
最后，为了便于读者对罗西特的观点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这里还应提请读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美国政治学界，政党制度所承受的批评历来居各项政治制度之首。批评政党的人承认政党是民主国家的必不可少的机制，他们的批评旨在改革政党，使之更民主、更有效。但是也有少数颇有名望的政治学家对美国政党制度的赞赏大大多于批评，为此他们反对改革政党制，而主张听其自然。后一类政治学家的代表主要有雷昂·爱泼斯坦、奥斯汀·兰尼和本书的作者克林顿·罗西特。〔５〕
二、美国政党制的持续性特点及其原因
美国政党制的形成、发展和现状与它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罗西特在本书中密切地结合美国的政治文化背景谈政党制，对政党制的任何一个重要特点，他都力争找到其形成的原因。综合他的论述，可以把决定美国政党制的特点的因素归纳成四点：第一，美国的一整套宪法制度；第二，美国的社会环境；第三，美国人的价值观；第四，美国政党制本身的历史。这四个因素的相互交融和相互作用，决定了美国政党制的特点。
（一）美国的宪法制度对政党制度的影响
影响美国政党制的几个主要因素中最重要的应当说是美国宪法制度。美国政党是随着宪 制政府的建立而产生的。代议制政府的建立，标志着贵族政治开始衰落，重要的利益群体可以推举自己的代表参与国家政治。这些利益群体为了自己的政治目标分别组织起来便 形成了政党。政党的产生归因于宪法制度的建立，政党的发展受到宪法制度的制约。美国人对于法律有一种天生的敬畏感，特别是对他们的宪法。因此，由人组织而成的政党就必然在宪法的限制之内活动和发展，很少跨越雷池。政党制的各种结构性的特点都深深地打着宪法制度的烙印。对政党制度的结构和风格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宪法制度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１．一人行政负责制 美国的总统、州长、市长等等行政长官都是一人负责制。特别是总统职位，集最高行政权力于一身。得到总统职位的党将掌握国家的全部行政领导权，未得到的则完全没有行政权力。赢得总统选举需要２７０ｐ张选举人票，小党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一人行政负责制促成两党制的持续而不利于小党的生存。
２．赢者得全票选举制 美国的大部分民选官职是按赢者得全票选举制选举产生的。按照这种选举制度进行选举，政党要想尽可能增大获胜而进入政界的机会，就要争取尽可能多的选票。这种选举制度强化了社会文化方面的影响，同一人行政负责制一样，促成大党兴旺而不利于小党的生存，有利于两党制的延续。
３．联邦制 美国宪法规定的联邦制，源于美国的地方主义传统，它把美国政府分成联邦和州两级。５０个州在法律上和政治上都享有一定的独立地位和政治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宪法划分的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权力界限逐渐受到侵蚀，联邦的权力大大扩展，各州的许多权力有所削弱，但是联邦制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改变。一个州政府在政治上仍然是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这样，一个政党控制了一个州政府，就控制了一个足以维系它的权力基地。为此，各州的党围绕州政府组织，本身具有一种凝聚力和连续性。联邦制及促成联邦制的地方主义传统本来可能推动美国政党制向多党制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上述总统职位的特点、赢者得全票选举制以及其他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更促成两党制，结果造成了美国两党制的多中心状态，即克林顿所说的“全国性政党成为州党的松散的联合会”的状态。
４．行政、立法分权制 行政与立法分权的机制是美国宪法的最基本制度之一，它把美国总统机构和国会分成两个权力中心，对美国政党制的形态有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可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由于美国总统和国会的选举是分开进行的，其任职时间不一样，因而控制这两个中心的途径也不相同。总统的职位对全国的舆论很敏感，对大州的关键性利益集团的利益特别关心，因为这些对总统的选举起重要作用。国会议员则主要关心本选区的利益，因为其仕途与选区的利益休戚相关。这样，就造成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各分裂为“总统派”和“国会派”的现象，并促成了美国选民在选举中“跨党投票”，从而造成美国政治中总统职位同国会一院或两院的多数党经常分属于两个不同政党的独特现象。
其次，行政与立法分权加剧了政府内政党疑聚力差的状况。总统的职位和国会议员的职位各自完全独立。总统无权解散国会，国会不能随便解除总统的职务。这样，即使一党同时赢得总统职位和两院多数，仍不能保证实施其领袖所主张的政策。
最后，增加了立法僵局，促进了美国政党无责任制的状况。美国政党本身不是一支领导力量，其功能主要在于组织与联结。除了“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模
糊分野之外，基本上没有一种始终一贯的纲领，因而本来就很难建立责任制度。但是，即使政党有明确的计划，即使政党推举的候选人想按这些计划行事，由于立法与行政分权结构的存在，他们的愿望也很难实现。总统与国会在立法过程中相互牵制，致使经妥协达成的立法结果与最初的提案相去甚远，谁的方案都没有被全部接受，因而谁都不肯对计划的执行承担责任。
除了宪法的规定以外，对政党的形态影响较大的主要政治制度还有选举法和选举惯例，这些也是宪法制度的组成部分。
关于美国的宪法制度与政党制度的关系，克林顿在本书中借用了美国政治学家Ｅ·Ｅ·沙特施奈德的比喻，即政党“是美国政治之河，是由实施统治的强烈欲望构成的河流”，而宪法“是河床，是赋予河流以轮廓的坚实的土地。”河流是它所流经的“土地的俘虏”，但是，“时间久了，它能改变河床的面貌。”克林顿进而介绍了政党制对宪法制度发展的影响和贡献，本文不再赘述。
（二）美国的社会环境对政党制度的影响
美国的宪法制度决定了美国政党制的结构性特点，而美国政党制的种种风格——如松散、变通、很少意识形态色彩、利益取向、被众多的利益集团包围和渗透以及无原则性无纪律、选民政党依附性差等等——其根源则主要在于美国的社会环境和美国人的价值观念。
美国社会最重要的特点是多元化。美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多种多样，在这种环境里发展起多样化的经济，促进了美国社会生活中强烈的地区主义。美国的人民来自世界上很多国家，其种族和民族成份在世界上是最复杂的，人们的宗教信仰也是最复杂的。美国的地区主义传统及因此建立的联邦制，经济多元结构，人民的民族、种族和宗教差异对政党产生了分裂性的影响，促成美国政党多中心、为多种利益服务、阶级和种族界限模糊的特点。
美国的地区主义在美国政治中一直是一支很强的分裂力量。美国的两党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拿民主党来说，从该党最初的形成时期（当时称共和党）起，就是北部城市利益同南部利益的联盟。两者之间的冲突，用罗西特的话来讲，是城市、移民、天主教、劳工的北方同农村、白人、新教、务农的南方之间的冲突。现在，这一冲突在形式上有所变化，但是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冲突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现出来，在选举总统中表现出来，特别是在国会中表现出来——参众两院的民主党人除了在国会内的组织问题以外几乎在任何政策上达不成完全一致的意见。地方主义和地区经济差异不仅造成了两党各自的多中心状态，而且造成了美国各州政党的形态上的差异，即造成所谓的５０个州有５０种政党制度的状况。联邦制愈发强化了这一特点。
美国的多元化还是美国两党界限模糊的重要原因。一般来说，人们认为民主党是城市的、穷人的、劳工的、非新教徒的、少数民族和种族的、新移民等的党，而共和党是市郊的、富人的、企业界的、新教徒等的党。但是，这种界限本身就很不准确。例如，在企业界中不乏不信新教的或非白种人大亨，工人中也照样有不少人信仰新教，如此等等。这些使得美国的政党成份不可能整齐划一。美国社会的流动性很大。这种流动性既有地理意义上的，也有个人社会地位意义上的。从地理意义上说，美国人搬迁的频繁程度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从个人社会地位的意义上说，美国人的社会地位很容易变化，不仅改变职业容易，改变经济地位也较其他国家容易得多。不言而喻，这也促成两党界限模糊。除了美国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以外，个人的身份背景复杂和社会流动性大还是美国人政党倾向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了多元以外，美国的另一个社会特点是富庶。在殖民地时期和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美国有大片肥沃的未开垦的处女地，穷人不一定同富人争食才得活命，他们中很多人不断向腹地前进，去垦荒，去与大自然搏斗。现在，虽然美国的经济发展了，很少有人再把垦荒作为奋斗目标了，但是美国的经济多样化仍然给积极进取的人们提供着众多的机会。由于社会给穷人提供的摆脱困境的机会大大多于其他国家，所以美国历史上鲜有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情况，阶级冲突的程度和数量都少于别的国家。这些在美国政党制的特点上也反映出来：美国的政党没有鲜明的阶级界限，社会党在美国很难发展起来。
影响美国政党的社会环境中，还有更深层的因素，这就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念。把社会环境同价值观念分开是不科学的，因为价值观念本来就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但是为了便于论述，姑且单独专立一节。这也是因为价值观念对于美国政党的形态有特殊影响。
（三）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对政党制度的影响
美国的自然、地理、经济、种族、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多元性，导致了美国利益群体的多元性。但是，正如罗西特所指出的，尽管美国的利益多元，美国人却有一种原则上的一致性。这种原则上的一致性就是美国人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念。
美国人共同的基本价值观是什么呢？在美国广泛使用、多次发行的政治教科书《民治政府》作了如下归纳：
我们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
目标：
意志自由
人身自由
个人尊严
财产权
法律面前平等
机会均等
社会开放
公正
手段：
宪法制度
代议制过程
自由而经常性的选举
多数裁定而保障少数的权利
权力制衡
人权法案
联邦制
三权分立
正当法律程序
司法审查〔６〕
一个国家的人民的价值观与这个国家鼓励并维持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制定并保持什么样的制度及政治惯例有很大的关系。上面这张表把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分成八项目标和十条手段，看起来十分庞杂，但是这些目标和手段实际上都围绕着一个核心，这就是个人主义。
为个人主义正名的工作在我国已有不少人做过，但是由于人们习惯一的误解太深，还是常常把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混为一谈，所以在这里有必要再次澄清。同时，为了说明美国人的价值观对其政党制度的影响，也需要解释清楚什么是个人主义。按照我国和美国联合编译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个人主义是“一种政治和社会哲学，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广泛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来约束的个人或自我。”〔７〕该百科全书进一步解释说，个人主义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１）“个人主义的价值体系”，可以表述为三种主张：一切价值以人为中心；个人本身就是目的，具有最高价值，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一切个人在道义上是平等的。（２）“个人主义的人性理论”，认为对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来说，最符合他的利益的，就是让他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去选择他的目标和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并且付诸行动。（３）“个人主义对于某些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行为的总的态度、倾向和信念”，包括高度评价个人自信、个人私生活和对他人的尊重。个人主义还尊重和期望“进步”，并为达到这个目的而主张个人有权不同于其他人，有权同他人竞赛，有权超过（或落后于）其他人。所有的个人主义者都认为政府干预人们的生活应保持在最小限度；政府主要职能以维持法律和秩序、防止个人对别人的干扰以及监督执行自愿缔结的契约为限。个人主义还指一种财产制度，即每个人（或家庭）都享有最大限度的机会去取得财产，并按自己的意愿去管理和转让财产。〔８〕完整的个人主义理论最早出现在英国。１７世纪中叶，托马斯·霍布斯提出过激进的个人主义哲学。１７世纪末，洛克提出了关于自然权利和个人政治平等的理论。他们的政治思想曾为美国建国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上述个人主义的定义和对这一定义的解释可以看出，《民治政府》中概括的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各要素均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或干脆在个人主义哲学的范畴之内。前一类即“目标”中的各条自不待言，后一类即“手段”则是为了实现“目标”而设立的宪法制度。
“手段”诸条中应特别提一下“多数裁定而保障少数人的权利”。这条原则是美国政治制度特有的内涵。从《联邦党人文集》中可以看出，美国的建国元勋为了防止多数暴政、保障少数的权利从而真正体现人人平等的原则可谓费 尽了心机。在这一点上，美国式的民主比卢梭所主张的多数（形成公意）有权剥夺少数的权利的民主大大前进了一步，从而大大减少了民主走向专制的可能性。历史上，多数暴政走向专制的例子很多，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专制、希特勒第三帝国的虐犹运动等，都以否定少数人的权利开始，以多数变为少数（有时是心理上的而非表面上的）甚至以独裁专制而靠终。在美国，“多数裁定而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不仅体现在政府制度上，而且被美国人民所广泛接受。有心人可能注意到在美国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家》里中学生路易丝在课堂上对这一问题所做的精彩回答。她的回答表明这一原则在美国多么深入人心。
美国国民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决定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和美国政党制度的特点。美国政党的凝聚力差、权力分散、无纪律约束、议员独立性强、选民政党倾向差等等，都与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有直接关系。
（四）美国政党自身的历史对政党制度的影响
对美国政党的结构、风格和特点起重要作用的因素还有一个，这就是政党制自身的历史。关于政党的历史对政党制的作用和影响，作为历史学家的罗西特论述得比较详细。除专门的论述之外，还散见于其他各章节，读者在阅读中几乎随处可见。在这里只想重复强调一点，即美国政党最重要的历史作用之一是，保持了国家的团结统一，特别是在建国初期和内战以后。美国社会的分裂因素很多，如地方主义、经济利益差异、种族和民族 差异、阶级差异、宗教信仰差异等等。这些分裂因素促成了美国社会的多元化，促成了美国政党的多中心状态。但是，除了在历史上的少数时候，很少促成社会的尖锐冲突。政党对这些分裂因素起了缓冲器的作用。政党为了多拉选票，尽可能地调和矛盾、不讲原则，在起缓冲作用的同时，也造就了政党本身回避原则、迎合多种利益、意识形态色彩淡漠、界限模糊、随机应变等特点。
综上所述，美国政党的结构和风格主要是由美国的宪法制度、社会的多元特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美国政党自身的历史决定的。这几个因素本身在发展变化着。如宪法的第２６条修正案对宪法作了补充和修订；美国科技的发展削弱了地区主义的力量；美国的个人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美国政党自身的历史更在发展之中。但是，必须承认，这些变化是缓慢的渐进的。从长期看变化可能很明显，在短期内则很微小，从近处看可能有感觉，拉开距离则难以发现。在美国国内，对于政党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存在不同看法。政治学者普遍认为美国政党近３０年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许多普通选民、政党活动积极分子甚至竞选公职的候选人和民选官员则认为没有什么变化。〔９〕政治学者的解释着眼于量，而其他人则着眼于质。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看美国政党制，其变化就更小了。
罗西特在本书的第一章“美国政治的格局”中论述了美国政党政治的七个基本特点：
（１）两党制一直持续并占支配地位；
（２）为少数人利益或意在大规模改革的小党处境艰难；
（３）两大党具有松散、圆滑、谋求利益、不讲原则、由各种群体联合而成等特点；
（４）两党的权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组织之中；
（５）政府内的两党组织缺乏有效的纪律；
（６）大量活跃的利益集团包围并渗透两党；
（７）大部分美国人对政治事务持冷淡、独立、怀疑的态度。
１９８８年的大选刚刚结束。观察这次大选的结果表明，以上七条每条都成立。不同的是有些特点的程度更甚了。如美国选民的独立性更强了，国会内政党的纪律更差了，两党的界限更模糊了，利益群体的势力更大了等等。另外，政党的一些特点的某些表征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南方的政党格局已由一党制变为两党制，党魁现象已几近消失，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力量对比有所变化，政党的作用大大下降等等。下面就对这些变化做一些介绍。
三、美国政党３０年来的发展变化
美国的宪法和政治文化传统规定了美国政党制度的基本格局，使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美国政党赖以存在的社会的动荡和变化，使之在其基本格局中改变面貌。这种稳定性表现为美国政党制的基本性质，其变化则发生在量的方面。
从克林顿·罗西特的这本《美国的政党和政治》问世以来，近３０年过去了。这３０年里，美国社会曾发生过不少变化。动荡的６０年代，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曾给美国政治以很大冲击，７０年代对水门事件的调查使尼克松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辞职下台的总统，对美国政治有很大影响。电视在选举中的广泛使用，削弱了政党组织的作用。选举权的进一步扩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政治面貌，３０年前，很难想像会有一位黑人去竞争总统候选人提名，民主党的全国委员会主席会由一位黑人担任，弗吉尼亚会选举出一位黑人州长，这些在今天都成了现实。
对于美国政党制度的一些变化，美国的政治学家比较敏感。分析他们的观察结果，美国政党这些年来的变化主要发生在两个方面：（１）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２）美国政党的作用和影响下降了。
（一）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本世纪３０年代，美国选民在政党认同上进行了“重新站队”（realignment），民主党由少数党成为多数党。用美国政治学家对政党制的划分办法，1932年标志了“第五次政党制”的开始。克林顿·罗西特写这本书的时候，美国政党仍处于第五次政党制时期。他在书中说：“现今美国政治的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民主党是多数党”，而“相对应的另一个事实是，共和党是少数党”。从那以后，美国两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准确地说，在罗西特写这本书的时候，变化已经开始了。当时共和党已经赢得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６年两次总统选举，对民主党的多数党地位提出了挑战。
关于目前美国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否达到了“重新站队”的程度，美国国内政治学界争执不下，没有权威性的定论。用美国专门研究政党的政治学家埃弗莱特·卡尔·莱德的话来说：“２０年来，政治学家和其他评论家一直在我们自己创造的叫做重新站队的概念沼泽中跌跌撞撞地挣扎不休”。〔１０〕近几年又有人提出了“离队现象”（dealigment）的概念，认为美国政党政治中没有出现“重新站队”，而是出现了“离队现象”，即选民不是改变而是放弃了政党认同，成为独立派。〔１１〕这里不准备介绍这些理论上的争论，只想从两方面谈谈美国两党力量对比变化的现象。
１．民主党“不容置疑”的多数党地位已经改变。
６０年代后期以来，美国民主党的多数党地位已经动摇。特别是在总统选举中，两党力量对比上的变化尤其明显。１９６８年以来举行了六次总统选举，共和党获胜五次，而民主党只获胜一次，即１９７６年吉米·卡特当选总统。而这一次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水门事件使共和党的形象大大受到破坏。而且吉米·卡特并没有赢得连任，而是惨败在里根手下。在其他选举中，共和党尽管败多于胜，但是力量也大大增强了。１９８０年，共和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出乎意外地赢得了多数（但１９８６年又丢失了）。在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一直保持多数。从地区上看，民主党的众议院议席在美国除落基山以外的各个地区还占优势。１９８６年的州长选举中，共和党已经几乎与民主党旗鼓相当（共和党赢得２４个州长，民主党赢得２６个）。不过越往下层，民主党的力量越强。
民主党力量下降的原因是，一些原来支持民主党的群体日益倾向于支持共和党。比较显著的有南方的白人、罗马天主教徒、福音派教徒、西部人、少数民族、蓝领工人群体等。在１９８８年的总统选举中，《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选举所作的调查表明，南方白人以６７∶３２的多数、西部白人以５８∶４１的多数、天主教徒比52∶47的多数、福音派教徒以81∶18的多数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布什。
当然，关于共和党在重大选举中多次获胜还有一些别的解释。如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的投票率高；独立派的人日益增多，而这部分人常常在总统选举中投共和党的票等等。不过不管怎么说，事实是共和党一再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在其他选举中获胜的次数也在稳步增加。民主党的多数党地位已经动摇了。
２．美国南方从民主党的一党天下发展为两党制。
罗西特在本书第一章中曾经指出过“美国政治的一个变异现象”，即美国的许多地方实际上不是两党制，而是一党制。他特别提到在旧南部邦联的１１个州，实际上是民主党的一党天下。美国南方的政治与其他地区的政治差别极大，以致于罗西特在第三章中讨论美国人的个人背景（阶级、宗教、职业、性别等）对其政治态度的影响时，特别提醒读者注意“其中大部分不适用于南方”，请读者在所有的地方都加上“南方除外”或“不算南方”的脚注。在第四章中，罗西特用了很大篇幅专门讨论了南方的政治。他不仅谈到几乎占美国总人口１／４的这个地区的一党制的种种表现，而且援引著名政治家Ｖ·Ｏ·基的话说，“南方一党制的原因是种族问题。”他指出，“民主党所以能几乎垄断南方政治联盟，是因为这个体制看起来是白人至上论的最坚固堡垒。分裂南方白人社会的阶级分歧或利益分歧或政治原则分歧无论是怎样的，这些分歧都被整个白人社会‘保持黑人安分守己’这个超越一切的一致利益给掩盖住了。”
罗西特的这本著作成书之时，正是南方因种族问题而产生大动荡的前夜，他是感到了这种躁动不安的。对于南方政治的前景，他提出了三种可能：（１）南方民主党组成第三党，继续用老办法统治南方；（２）沿着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６年两次总统大选标定的道路前进（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在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６年破天荒得到了南部少数州的支持），按照阶级、利益和原则的粗略界限分裂成真正的两党格局；（３）尽可能长期地保持民主党一党天下的局势。他进一步分析指出，第一种可能性违背美国政治的基本规律，第二种可能性会严重地打击南方的生活方式，第三种可能性不会长期延续下去。结果，他的第二种预测实现了，只是比他设想的快得多。到１９７６年总统选举时，南方白人的投票比例从内战以来第一次与非南部地区的白人一样：南部与非南部的白人支持福特的都是５２％，支持卡特的都是４８％。
使南方保持一党制的是种族问题，促成南方的一党制崩溃的是针对种族问题的民权运动及其成果。１８５４年，反对蓄奴的辉格党人和杰克逊民主党人建立了共和党，其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于１８６０年赢得了总统选举。在那以后直到新政之前，共和党一直是多数党。保守的南方种植园主曾经坚决支持脱离联邦和内战，在内战前后投靠了民主党，以民主党作为团结南方白人的工具。民主党成为南方的保守党，南方成为民主党的“稳固的南方”，各阶级的白人都团结在民主党周围，任何对民主党的挑战都成了对“白人至上”制度的挑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６０年代的民权运动。
民权运动的结果是６０年代中期通过了两项关键性法律，即１９６４年的民权法和１９６５年的选举法。这两项法律都是由民主党总统提出的，这大大加速了南方一党制的崩溃。民权运动废除了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使黑人赢得宪法授于公民的权利，特别是选举权，打击了南方的“白人至上”制度，用罗西特的话来讲，就是“打击了南方的生活方式”。１９６０年，在南部邦联的１１个州，参加选举登记的白人占全部有选举权的白人的６１％，而黑人只有２９％。在“白人至上”制度最森严的密西西比州，只有５％的黑人参加选举登记。到１９７６年，由于１９６５年选举法的实施和选民教育计划的推行，南方黑人的选举登记率上升到６３％，接近白人的登记率６８％。即使在密西西比州，那年黑人登记率也在６１％以上。〔１２〕民权运动的政治结果是，削弱了南方白人的种族凝聚力，内战后南方第一次出现了“按照阶级、利益和原则的粗略界限分裂的”两党制。
现在，共和党在南方发展很快。在总统选举中战绩尤其辉煌。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８８年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赢得（不算田纳西州以外的）全部１０个州。在州一级的选举中，共和党的竞争力也大大增强。过去“白人至上”制最严重的密西西比州，１９８８年大选后两个参议员都由共和党人担任，这是１００多年以来的头一次。〔１３〕不过很多地区在县以下的选举中，民主党仍占优势。〔１４〕
（二）美国政党在政治中的作用下降
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美国政党的作用一直比较差。现在，政党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进一步下降。政党作用的下降是长期的、渐进的，但是这２０多年来表现得特别明显。在６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中期，一些政治学者甚至认为“美国政党完了”〔１５〕。８０年代以来，认为美国政党没有衰落而只是功能和形式发生变化的意见逐渐多了起来。〔１６〕但是即使持这种看法的学者也认为，美国政党在政治中的作用确实下降了。美国政党政治作用下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１．地方性政党组织大大削弱。
克林顿·罗西特在第一章“美国政治的格局”中谈到政党权力分散问题时，曾提到过“党魁现象”。在美国， 一些城市中强有力的政党组织被称为“政党机器”，这称呼表明这些地方性党组织的效率之高。“政党机器”的领袖被称为“党魁”。在美国历史上曾有一些很有势力的党魁，如艾伦·伯尔（公认的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党魁”、塔慕尼厅的创始人），泽西城的弗兰克·黑格市长（声称“我就是法律”），孟菲斯的艾德·克伦坡（声称“我们孟菲斯不需要政治”），路易斯安那的休·朗（声称“我就是这儿的宪法”），芝加哥的“大比尔”·汤普森，亚特兰大的伊诺克·“努奇”·约翰逊，阿尔巴尼的奥康内尔兄弟，旧金山的阿贝·“柯里”·路夫，明尼阿波利斯的阿尔伯特·艾米斯，辛辛那提的乔治·考克斯，圣路易斯的爱德华·巴特勒“上校”以及塔慕尼厅的威廉·特威德等。〔１７〕
但是，政党机器不是在美国的所有城市都能扎下根的。如在西雅图、洛杉矶等地就从未发展起政党机器。〔１８〕而且，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美国的“政党机器”都比其他国家的党组织弱得多。“党魁”的势力一般也比其他国家的政党领袖小得多。现在，随着政党组织的政治作用下降，政党机器已经逐渐消失，党魁几乎不存在了。在政党机器维持最久、势力最大的芝加哥市，随着达利市长的去世，政党机器也大大受到削弱。〔１９〕
不过，在政党地方组织削弱的同时，两党的全国性组织却有所发展。特别是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有明显的增强。据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一位官员埃德·布鲁克弗称：“我们已经能把全国党、州党、县党同竞选委员会结合在一起了。我们能让三个全国委员会（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共和党众议院、参议院的竞选委员会）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商定一项州竞选计划并分配竞选资金。”〔２０〕
２．选 民的政党倾向下降，独立意识增强。
美国选民的政党倾向比较弱，罗西特在本书中已有论述：“我们美国人都特别不愿承认自己是某一个党的成员，特别爱改变主意，跨越政党界限去投另一个党的票。”近３０年来，这种现象愈发严重了。到１９８４年，４３５个国会众议院选区中有１８９个选区的选举结果是支持一党的总统和另一党的众议员。１９７２年，跨党投票的选民高达４４．１％（这些年有所回落）。此外，舆论调查表明，认为自己既不同情民主党也不同情共和党的独立派也有所增加，尽管增加幅度不如跨党投票者大。选民政党倾向下降的结果是，“总统及几个高级行政官员的职位牢牢把持在一党手里，而国会则牢牢掌握在另一党手里。”正如罗西特所预料的，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中的“正常现象”。
３．政党在制定政策中的作用下降。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议会里的政党纪律严明，议员不得投票反对本党的提案。一个政党制定的政策能否在议会中通过，从这个党及其反对派的人数上就可以反映出来。一个政党只要在议会中占多数，它的提案几乎肯定能通过。在美国不存在这种情况。近些年，由于选举发生了一些变化，候选人对政党的依靠减少了，政党对民选官员的影响更小了，政党在制定政策中作用更进一步降低了。
关于美国政党的政治作用下降的原因，美国政治学家有许多论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１）始于３０ 年代的政府福利政策使政党机器施小惠拉选票的办法失效。（２）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削弱了政党机器赖以维系的政党分赃制。（３）直接初选制的普及削弱了政党对提名的控制和对候选人的影响。（４）６０年代以来电视广泛应用于美国政治，取代了政党的某些职能。（５）６０年代后期以来美国人对一切既成体制的反感也殃及到政党。这五条中前三个是长期趋势，后两条是这２０多年来的新情况。
１．始于３０年代的政府福利政策使 政党机器施小惠拉选票的办法失效。
在美国历史上，地方的政党组织曾经起过非官方的福利机构的作用。从南北战争结束到１９世纪３０年代，随着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社会福利的需要也日益增加。１８３０年到１９３０年移居美国的３８００万移民大多数住在大城市。这些移民初来异国，面临重重困难，有的连英语都不懂。政党机器在就业、食品、住房、 法律咨询、语言翻译等各方面对他们提供帮助，用以换取他们的选票和对政党的效忠。这就是克林顿·罗西特在第二章中所说的“那种日子”，即“当时亚特兰大市的诺基·约翰逊存放着一大堆煤，任何贫穷的黑人都可以免费要一兜子；乔治·华盛顿·普兰基特提供工作还加上免费咨询；弗兰克·斯克芬顿（也可能是詹姆斯·寇利，或斯宾塞·特拉西）扮演着慷慨的‘城绅’的角色……”
３０年代大萧条期间，州和地方政府没有能力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罗斯福总统执政后推行了新政，其最重要内容之一是，联邦政府承担救济事业，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包括向老年人和寡妇提供福利救济金、提供失业救济和伤残保险等。新政的福利计划有效地取代了政党机器在社会福利上曾起过的一点作用，政党机器施舍恩惠换取选票的办法不灵了。此外，数以百万计的曾在早期依赖政党机器的移民家庭上升为中产阶级，物质利益对他们的吸引力已经不那么大了。这些大大削弱了政党的影响。
２．公务员制度的改革，特别是择优制的发展大大削弱了政党机器赖以维系的政党分赃制。
政党分赃制指的是当选的或被任命的政府官员转而任命大批支持自己的本党成员充任公职或向支持自己的人提供合同、荣誉或其他好处。政治领袖可以利用政党分赃制扶植一批亲信，由他们贯彻自己的政策并组织选民投自己的票，借以继续自己的政治控制。政党分赃制还一直是各级行政长官巩固权力、控制行政机构的工具。美国一些政治学家认为，分赃制是政党机器赖以存在的关键。〔２１〕据估计，已故芝加哥市长、著名党魁理查德·达利控制着３５０００个政府职位和１００００个私营机构的职位。这使得当时芝加哥政党机器牢牢控制的该地区的选票基数达到３５００００张。〔２２〕因为谋求这些职位的人加上因此得到好处的亲属、朋友等都会按芝加哥政党机器的意旨去投票。
分赃制一直是政党改革者打击政党机器的主要目标之一。始于上个世纪末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就是针对政党分赃制的。一些改革法要求地方政府的工作职位应符合公务员制度的要求，建立择优制度，以择优制取代分赃制。到本世纪７０年代初，政党分赃制已被大大削弱。当时底特律市的科尔曼·扬市长曾提到他手里只有１００个可供任命的职位。７０年代后期最高法院的两项判决进一步打击了分赃制。１９７６年，最高法院对艾尔罗得诉伯恩斯一案判决裁定，伊利诺伊州库克县的警长不得因纯粹的政治原因解雇部下，除非“政党从属关系对于该雇员履 行其政府职责是必不可少的”。四年以后，最高法院在布兰蒂诉芬克尔一案中又做出一项不利于政党分赃制的判决。该判决裁定，一党任命的公职律师不得在另一党上台后因政治原因被解雇。〔２３〕公务员制度的日益发展和完善，特别是择优制的日益扩大，大大削弱了政党分赃制，使政党机器赖以存在的基础受到破坏。
３．直接初选制的普及削弱了政党对提名的控制和对候选人的影响。
对于西方政党来说，提名候选人并帮助该候选人竞选是政党的重要职能之一。有 些政治学家甚至认为这是政党所有职能中最基本的职能。〔２４〕不能有效地控制对候选人的提名，也是美国政党制有别于其他国家政党制的一个独特之处。
美国的选举制度建立以来，候选人的提名方式曾有过几次重大变化。最初，主要采取一种非正式的自动提名办法：本地知名人士把竞选公职的想法告诉当地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人，然后由当地报纸以通告形式宣布。没过几年，随着政党的形成，到１８世纪９０年代末，提名候选人就开始转为由议会党团会议进行，以便使同一党成员能聚在一起挑选竞选公职的候选人。１８００年，国会党团会议开始挑选本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那一年大多数州的州长候选人也已在州议会党团会议上产生。１８２４年，共和党的国会党团会议对由谁继任詹姆斯·门罗总统达不成一致意见，出现了五个争夺候选人提名的人。其中有几个抵制国会的提名会议，采取了其他办法，如由州议会、州党代表大会或混合党团会议提名等。直到１８３２年，杰克逊派采用全国党代表大会的办法提名马丁·范伯伦任副总统，才结束了这种混乱状况。从此，总统和副总统候 选人就由政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名。州一级民选公职人员候选人由州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则始于１８２４年。
由党代表大会提名候选人的方式尽管增加了会议的参加人数，但是并没有增加提名的民主程度。相反，这些代表大会很快就成了地方党魁的工具，代表性比议员党团会议还要差。公众从一开始就对这种提名方式没什么好感。尽管如此，由党代表大会提名候选人的制度还是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本世纪初直接初选制度在很多州迅速推广后才逐渐削弱。
直接初选制度顾名思义就是由选民直接投票决定政党的候选人提名。直接初选的作法可追溯到１８４２年， 宾夕法尼亚州克劳福德县的地方政党开始采取党员秘密投票而不是代表大会的办法挑选候选人。后来别处也有个别的地方一级的政党效法。不过，这些地方性的直接初选实践与严格意义上的直接初选制度不是一回事，对直接初选制的发展没有太大影响。〔２５〕严格地说，直接初选制度是，州的选举法规定，政党提名的候选人必须在允许任何一个有法律资格的人参加投票的全州范围的选举中产生。〔２６〕
现代直接初选制的开始和普及首先应当归功于进步运动的领袖之一、威斯康星州的罗伯特·Ｍ·拉福莱特。拉福莱特在１８９６年和１８９８年曾两次在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代表大会上谋求州长提名，两次都因为党魁的阻挠而失败。后来他在１９００年终于赢得了提名并当选为州长，从此决心废除“党魁统治”。他给州议会的第一份咨文中，把采取直接初选排在立法计划的首位。他认为，真正的民主制度的唯一希望在于，采取初选制的办法把提名候选人的权力从党魁手中夺回来交还给人民。〔２７〕在拉福莱特的多方努力下，１９０３年威斯康星州议会终于通过了美国第一个（也是世界第一个）强制性全面直接初选法。１９０４年，俄勒冈州起而效法。１９０５年，又有另外五个州通过直接初选法。到１９１７年，４８个州中的４４个州有了某种形式的初选法，其中３２个同威斯康星州的一样，是全面而强制性的。
美国前政治学会主席、政党问题专家奥斯汀·兰尼称直接初选制度的建立和推广是“美国历史上最激进的政党改革。”〔２８〕因此，直接初选制遭到党魁的强烈反对是不足为奇的。到１９６８年，实行直接初选的州回落到只剩１６个。１９７２年，两党都对选举制度进行了进一步改革。在 那以后，实行直接初选制的州再次增多。现在，直接初选制已成为美国提名候选人的主要办法。１９８８年的大选中，５０个州中有３８个采取直接初选制。这一年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有８０％是直接初选产生的，共和党初选产生的代表占７８％。本世纪以来，党代表大会提名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由党魁所控制。直接初选制的普及使政党的代表大会成为“橡皮图章”，大大削弱了政党组织和党魁的作用，使政党的影响大大下降。
４．６０年代以来电视广泛应用于美国政治，取代了政党的某些职能。
美国有的政治学者认为，电视在美国政治中广泛使用是政党作用下降的主要原因。〔２９〕这种说法尽管有片面性，但是电视在政党作用的下降上确实起了很大作用。
在电视广泛应用于政治以前，竞选工作主要由政党的各级组织去设计并组织，政党充当了选民与候选人之间的媒介。１９５２年，“支持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的公民”组织首次在电视上进行竞选宣传。据说，在那年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电视第一次毁掉了一个候选人（罗伯特·塔夫脱），而帮助安排另一位候选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赢得了提名。〔３０〕６０年代以后，电视被广泛地应用于政治，以至于美国的历史学家白修德断言：“美国的政治与电视现在已经纠结得难解难分了：谈政治离不开电视，谈电视也离不开政治。”〔３１〕现在，美国竞选的活动方式与以往大不相同了，很多竞选活动都利用电视进行。随之涌现出一批新型政治顾问，这 些人是操纵电视注意力的行家。政党组织的媒介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电视取代了。
５．６０年代后期以来美国人对一切既成体制的反感也殃及到政党。
美国人对政治冷淡，对政党持怀疑态度是美国政治的特点之一。近20多年这种情绪更强烈了。６０年代末到整个７０年代，由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等，很多美国人对各种既成体制丧失信心。据美国政治学家西莫·马丁·李普西特和威廉·施奈德认为，这次丧失信心同以前的危机时期不一样。以前的危机时期，人们只是对政界人士和大企业丧失信心，而这次同时涉及到全国各种政府和私营机构。〔３２〕这种情绪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人们对政党的态度。特别是７０年代期间，很多政治学者断言政党制是垂死的制度。戴维·布鲁德的《政党完了》就写于这一时期（１９７１年），在他这本书之后，又有几本与他意见相同的书出版，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马丁·Ｐ·瓦坦伯格的《美国政党的衰落，１９５２－１９８０年》。
不过，８０年代以来，美国公民对政党的信心又有所增强。认同政党的人比例有少许回升。政治学界对政党制的前途持乐观态度的人的声音也加强了。〔３３〕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造成美国政党作用下降的主要是前三条长期性的原因，即联邦政府的福利政策、公务员制度的改革以及直接初选制的起用及推广。政党的作用下降是长期的、渐进的。之所以前些年人们对政党衰落的呼声比较强烈，更多的是因为心理上的原因（上述第五条原因既是原因也可以说是结果）。美国政党的适应性和变通性非常强。７０年代以来，两党在组织上和策略上都作了新的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全国性组织都比以前健全了。因此，也有的政治学家认为，尽管政党的地方性组织衰落了，选民的政党倾向下降了，政党在制定政策中的作用更差了，但是，政党制度在其他方面却表现出某些复兴的迹象。他们举例说，两党的全国性组织筹款能力增强了，还在首都华盛顿设立了设备现代化的很大的总部；这些年从来没有出现第三党对两党的地位提出较大挑战的情况（如染指总统选举）；最重要的是，随着政党的筹款能力增强，政党全国委员会资助总统候选人和国会候选人的能力也增强了，这种情况会转而增强全国性政党对民选公职官员的影响。〔３４〕
无论美国政党制度的持续方面还是变化方面，都在美国宪法规定的限制之内，在美国社会的多元性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之下，因此，这种持续和变化始终局限在克林顿·罗西特所阐述的美国政治的格局之中。在考察了美国政党制度的政治文化背景和政党本身的情况之后，如果预测美国政党制度今后１／４世纪的发展，我们可以和罗西特当年一样有把握地说：除非在发生一场灾难之后美国出现无政府状态或独裁专制政府，否则２０１５年的美国政治看起来会同１９８９年差不多。
注释：
〔1〕Jay M. Shafritz, The Dorsey Dictionary of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Chicago: The Dorsey Press, 1988), p.417.
〔2〕James M. Burns, J. W. Peltason and Thomas E. Cronin, Government By The People(Englewood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1987), p.188.
〔3〕Frank J. Sorauf, Party Politics in America(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0), p.404.
〔4〕Alan R. Gitelson, Margaret Conway and Frank B. Feigert,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es -- Stability and Change(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4), p.158.
〔5〕Gordon G. Henderson,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1976), p.295.
〔6〕同〔2〕, 第６页。
〔7〕《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上海版，第４０６页。
〔8〕同（７）。
〔9〕笔者１９８８年秋季曾有幸应邀访问美国一个月，参观１９８８年大选。当时正是美国政党最活跃的时候。笔者走马观花地访问了美国的东部、西部、西北部和南部的七个城市及下属一些地方的十几个政党委员会（包括两党的全国委员会以及州、市和地方性基层政党委员会）和竞选中心，接触到美国的普通选民、竞选公职的候选人、政党活动积极分子和一些政治学家，向他们提出了同一个问题：“３０年来美国政党发生了很大变化吗？”前三组人的回答是，政党没有什么变化，现在和３０年前差不多。只有最后一组人认为变化很大。
〔10〕Everett Carll Ladd, “On Mandates, Realignments and the 1984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3 (Spring, 1985).
〔11〕Helmut Norpoth and Jerrold Rusk, “Partisan Dealignments 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Itemizing the Deductions Since 1964”,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6 (September, 1982).
〔12〕William Schneider, “Two Party Politics in the South”, in New Alignments in American Politics, ed. by Carl Lowe (New York: the H.W. Wilson Company, 1980), p.79.
〔13〕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0, 1988).
〔14〕同〔12〕, 第80页。
〔15〕见David Broder, The Party's Over (1971)。
〔16〕See XandraKayden and Eddie Mahe, The Party Goes On (1985)and David Price, Bringing Back the Parties (1985).
〔17〕Ruth K. Scott and Ronald J. Hrebenar, Parties in Crisis (New York: John Wiley＆Sons, 1984), p.120.
〔18〕同〔17〕。
〔19〕同〔4〕, 第399页。
〔20〕Robert Kuttner, The Life of the Party (New York: Perguin Books, 1988), p.83.
〔21〕同上, 第83页。
〔22〕同〔17〕, 第119页。
〔23〕同〔17〕, 第120页。
〔24〕同〔17〕, 第121页。
〔25〕同〔17〕, 第153页。
〔26〕用美国著名政党问题专家奥斯汀·兰尼的话来说，这些初选对初选制的影响如同“第十八条修正案（禁酒法）对一个人戒酒一样”，不起什么作用。
〔27〕Austin Ranney, Curing the Mischiefs of Faction -- Party Reform 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121.
〔28〕同〔27〕, 第25页。
〔29〕同〔27〕, 第18, 123页。
〔30〕Robert Weissberg, Understanding American Governmen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0), p.203.
〔31〕西奥多·怀特：《美国的自我探索》，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北京，１９８５年，第１９４页。
〔32〕同上，第191页。
〔33〕同〔16〕, 第49页。
〔34〕See Ralph M. Goldman, Search for Consensus -- The Story of Democratic Party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XandraKayden and Eddie Mahe, The Party Goes On (Basic Books, 1985) and David Price, Bringing Back The Parties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