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产阶级风俗及情操的记事人
——约翰·契弗
丛 郁
“忽视了契弗的作品实际上等于忽视了２０世纪后半叶美国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
——赛缪·科尔
一
１９４５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偃旗息鼓。但是战场上的刀光剑影，尤其是大战期间纳粹对于犹太人的疯狂杀戮以及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的原子弹，深深地震动了美国人民的思想，促使他们对现实的社会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从而使得一系列的新思潮在美国诞生。就美国文坛上来说，往日惠特曼式的对美国富裕繁荣的赞颂以及对美国社会发展的热情讴歌渐渐销声匿迹了。战后美国科技、经济迅速恢复发展，伴之而来的是文学创作的异常繁荣。锡德尼·史密斯“四海之内，谁读美国书， 看美国戏，观赏美国绘画雕塑？”之揶揄已成为过去。继２０、３０年代出现的现代派之后新出现了一种反传统、反文学主流的潮流，即后来被许多评论家称作是“后现代派”的文学。所谓“后现代派”很难被看作是一种独立的文学流派，它实际上只不过是对战后当代美国文坛上斑驳庞杂的文学现象和艺术特色的泛指或总称，是现代派的衍生和发展。其主要创作观点表现为：从主观唯心主义、非理性的虚无的人生哲学出发，把文学艺术看作是个人主观精神的宣泄；因此他们不主张文学艺术应该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而是认为作家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和才能，在作品中再创造一个“新世界”。
契弗在美国文坛上施展才华的年代正是美国当代文学中“后现代派”声势浩大之时。一些所谓“后现代派”作家对传统的时间、空间、道德观念提出了新的见解，在文学创作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新的写作技巧，发展和补充了２０、３０年代兴起的现代派文学。尽管现代派文学大有充斥整个美国文坛之趋势，但是实际上在当代美国作家中仍恪守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的人还很多，契弗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仍沿袭着现实主义传统的“讲故事”的方法进行创作，主张文学与生活应该有共同的逻辑，承认思维的连续性、承认固有的语言规范可以描述生活和表达思想。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契弗在创作时有时会借用现代派的表现方法。比如，《巨型收音机》中的幽默，《游泳家》中现实与虚幻的揉合。这只不过是契弗为适应二次大战以后社会现实的急剧变化，在反映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艺术领域中所采取的某种革新。契弗的革新还表现在他批判和揭露社会阴暗面时偏重于心理活动和精神生活方面。不过，在战后的几十年间，美国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创作中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互相渗透、兼容的现象与日俱增，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当代美国文学发展的一种大趋势了。文学作品中现实与虚幻、喜剧与悲剧融汇交织在一起，就像当今的美国社会生活那样令人难以捉摸，因此这使得我们很难给当代作家归类。假如一定要把契弗划入一个具体流派的话，将他划入《纽约人》派社会风尚小说家的归类似乎更近情理。（同厄普代克、奥哈拉等人一样，契弗的大多数作品都首先在《纽约人》上问世，而《纽约人》的主要读者对象恰好是契弗作品中的常见角色。）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生活环境会对他的性格和观点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一点对于像契弗那样的社会风尚小说家来说更是如此。他们的作品如实地反映着社会现实。二次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使美国成为一个“丰裕社会”。这样一个“丰裕社会”，尽管物质生活舒适、富裕，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冷酷的世界；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互不了解，个人精神苦闷、彷徨。这个社会中的主要阶层是一批“新中产阶级”，它主要由科技、管理等专业人员组成。他们受雇于雇主，无经济根基也无明确的生活信念。美国社会风尚小说家们主要就是描写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家庭与子女的生活琐事。契弗正是这样一批被称作社会风尚小说家（又叫社会风俗小说）中的代表人物。
社会风尚小说家们习惯于将自己所熟悉的社会某个片断，或者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某一个阶层转换为艺术场面或者艺术人物形象，以此向读者展现一个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２０年间，住在市郊的中产阶级白人开始成为普通美国人的象征。因此，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世界观便代表着战后的社会风尚、道德观念的主流。契弗专门写美国中产阶级中间的这些人，从不把注意力集中在纽约商界的大亨们身上。他从那些常年因上下班乘车往返于城市与郊区之间的中产阶级小人物中挑选自己作品中的角色，写他们生活中的恐惧、挫折与徒劳。他的作品大力渲染了这些人在郊区定居以后的忧郁心情和拚命逃避现实的心理状态，探索并始终追踪着中产阶级由城市往市郊的迁徙，热衷 于表现这一特定阶级的风尚和日常琐事。霍夫曼编的《哈佛当代美国文学指南》一书指出：
“对于约翰·契弗来说，社会风尚小说的基调就是人们所观察到的普通的日常生活的框架。”〔１〕
契弗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一些现代“反英雄”，他们放荡不羁、纵欲无度，有的则是骗子、流氓。他时刻注意观察这部分人的生活、行为和道德观；因此契弗作品的主题经常带有社会共性。这一点我们从他的第一部作品集的名字——《某些人的生活方式》中也不难看出。总之，契弗的作品如实地反映了现实美国社会中的中产阶级的社会风尚与情操。
二
在契弗看来，美国社会尽管貌似繁荣、富庶，却充满了种种危机与陷阱；一种无形的失败感时刻萦绕着美国中产阶级的人们，他们生活在无休止的恐惧之中，总是担心自己在事业、成就方面被人击败而失去社会地位。契弗的短篇小说《巨型收音机》中的男女主人公——吉姆与艾琳恰好就属于这一类人。吉姆与艾琳一家是那种典型的“中等”家庭：刚刚步入中年，其收入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属于中等水平。这一点契弗在小说开始的第一段中描写得十分明确：
“吉姆与艾琳属于收入、身份及名望刚刚达到大学校友通讯录中所统计的一般水平的那类人。他们有两个还不太大的孩子，结婚已经有九年了，住在萨顿·佩雷斯附近一座公寓楼的１２层上；每年平均看戏１０．３次，他们渴望着有朝一日能搬到威斯彻斯特去住。艾琳是位性情怡人、长相一般的女人，长着一头淡棕色的头发，宽阔、光滑的额头上一丝皱纹也没有；冬天时她穿一件鸡鼬皮大衣，染得看上去颇像是貂皮。吉姆虽不能说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小，但是至少可以说他好像自我感觉还年轻。他将已经开始花白的头发剪得很短，总是穿着他在安道弗上学时班里的人爱穿的那种衣服。他举止诚恳而又不乏激情，有点故作天真。威斯特科特夫妇（即吉姆与艾琳）〔２〕与他们的朋友、同学和邻居唯一不同的一点就是他们两人都对正统的音乐感兴趣。他们经常光顾音乐会——尽管他们从来未对别人说起过此事——他们还花大量时间听收音机上播放的音乐。”
这一段契弗写得十分巧妙，因为它不仅使叙述自然地转到了此篇的主题物件——收音机上；而且近似统计报告般的描述也使我们读后有一种已经对美国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方式尝鼎一脔的感觉。整个故事中的一系列事件都是由他们家新买的一台巨型收音机串联在一起的。契弗在此段中还客观地描写了吉姆与艾琳在衣着打扮方面的爱好以及他们两人的共同嗜好、生活细节；同时也点明了他们渴望能沿着社会阶梯向上爬的雄心。此段中所提及的“威斯彻斯特”在美国被认为是富裕的中产阶级上层人们所居住的“堡垒”，在那儿人们可以享受到现代生活所能提供的一切舒适条件。赛缪·科尔在他的《约翰·契弗》一书中评论这一段落时说：
“这一段读起来简洁、明快，叙述上也颇具匠心；它不仅归纳了威斯特科特一家的历史，而且还总结出了他们这一阶层特有的生活理想和追求。”〔３〕
起初，威斯特科特夫妇似乎过着幸福、正派的生活，夫妻间也彼此恩爱、以诚相待。但是自从添置了那台巨型收音机以后，原来家庭生活的宁静、和谐气氛便被打破了；因为那台收音机能够 透过墙壁窃听到公寓内其他人家说话的声音和一切私生活内幕。这使得艾琳忽然发现了现实生活中肮脏的一面：
“她听见了打饱嗝和做爱的声音，还偷听到了邻家极度的虚荣，以及他们的信念与绝望。”
她还发现了邻居家私藏客人遗忘的宝石的秘密，她通过这台收音机还了解到平时那些道貌岸然的邻居家居然也有卖淫、通奸和打老婆的丑事。这些发现促使艾琳不得不重新审视一番她的那些邻居：
“她凝望着他们那潇洒、冷漠的面孔，还有他们的皮衣和帽子上佩戴的布花。”
艾琳试图窥探出他们那一张张“潇洒、冷漠的面孔”后面所隐藏的秘密。甚至在与她的朋友同进午餐时，她都怀疑自己的朋友肯定也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或者什么秘密瞒着她。艾琳被自己在收音机里所听见的事情给搅得心神不安，以致于开始怀疑她自己的生活是否也是那样的糟糕。她才刚刚开始庆幸自己的生活过得“正派、诚实”，她的丈夫在与她发生了一点儿口角之后便把她过去的丑事和盘托出了：
“你怎么突然间变得如此正派起来了？是什么力量又把你变成个修女了？你当年没等你母亲的遗嘱通过检验便偷走了她的首饰。该给你妹妹的那份钱你连一分都没有给她——甚至在她需要钱的时候你都不给。你搞得格雷斯·豪兰德的日子过得那么凄惨，你去做人工流产时你的贞节与美德都到哪儿去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当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冷漠。你收拾了一下东西接着就去把那个孩子给刮掉了，就好像是去了一趟纳索#Z0巴哈马首都。#z……”
故事就在收音机恢复正常后，播出的一则语调平稳、态度模棱两可的新闻报道声中结束了。有趣的是，故事第一段的语气恰恰同故事结束时收音机里的新闻报道的语调一样客观、平静。在小说的第一段中，吉姆与艾琳只不过在我们心中是“达到大学校友通讯录中所统计的令人满意的水平”的各项指标的总和。他们似乎过着令人满意的生活，但是在他们发现了邻家生活中肮脏的一面之后，便开始为自己的生活所烦恼以致于争吵不休。然而，在收音机恢复正常以后，他们的生活也就恢复了往日的“和谐与宁静”。
《巨型收音机》以其寓言般的情节向我们展示了美国中产阶级的一种进退维谷的心态：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生活如同他们这一社会阶层中的任何一个人一样，缺乏道德信念，空虚苦闷，但是他们却没有勇气去改变这种状况；他们也知道这是他们所赖以生存的那个社会的责任，但是他们却无力去左右它，只好苟且偷生。尽管这篇小说的情节有点类似寓言，收音机具有窃听能力的事纯属虚构，但是这篇“现代寓言”向我们展现了隐蔽在文明社会富丽堂皇的门面之后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它好像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揭去蒙在中产阶级家庭上的那层面纱，我们便会发现残酷、自 私和邪恶的灵魂。沃尔特·艾伦在《英语短篇小说》一书中评论道：
“《巨型收音机》是一篇现代伦理道德小说，它像镜子一样映出了在满足、自得心理上的一条不情愿的裂痕；透过这条裂痕真诚的呼唤才得以渗入主人公的良知。契弗总是以一个传统的道德家的眼光，透过美国市郊居民区那貌似华丽、高雅的生活表层，成功而且巧妙地编织着反映生活真面目的寓言故事。”〔４〕
在这一方面契弗的另一篇小说《游泳家》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讲一个名叫奈迪的中年男子有一日在朋友家的泳池里游了一阵以后，突然鬼使神差般地决定由该泳池出发一路游回自己的家。要完成这一“壮举”他必须在沿途游完１４家私人泳池，这些泳池的主人都是他平日的朋友，换言之都属于他那个社会阶层的人物；因而契弗在作品中着意描写了主人公与他们的邂逅相逢，用巧妙、讥刺的笔触向我们展示了各式各色的人物。故事以主人公奈迪精疲力尽地游回家后发现家里已经门锁室空而告终。尽管契弗没有对这一悲剧性的结尾做任何解释，但是有一点是不言而喻的：主人公游泳回家的决定是对生活中种种压力与烦恼的逃避。小说悲剧性的结尾又一次奏出了契弗作品的一贯基调——失败感。
与《巨型收音机》一样，《游泳家》也反映了中产阶级生活中的精神负担和恐惧感，以及他们百无聊赖、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在阅读这篇作品时，如果我们善于留心字里行间的细节，便会发现其中不乏对中产阶级生活起居琐事的描写。契弗在开篇时就提到这么一种现象：仲夏季节的星期日，几乎所有的人在与朋友闲聊时都在说：“昨夜我喝得太多了。”就连与奈迪一起在威斯特海泽家泳池游泳的那些人也是在谈论他们周末饮酒的事情。奈迪游泳回家的旅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离开威斯特海泽家的泳池后穿过了四家泳池游到邦克家，此时邦克家正与朋友聚会，二三十个男男女女在一起喝酒取乐，喧哗声在很远便可听见。这一细节表现出社会风尚小说家的一个独特风格，即善于利用容易被人忽视的生活琐节来归纳、概括一部分人的共性。《游泳家》开篇时的场景与人物足以告诉我们，美国中产阶级人们与朋友聚 饮以度过疯狂的周末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契弗在《游泳家》中还多次写到人们在周末时常常全家驱车到几百英里以外的朋友家聚会。例如，奈迪在路过几家泳池时发现泳池的主人们都不在家；当他游至格雷厄姆家时正巧又碰见格雷厄姆家的朋友乘两辆小汽车从康州赶来聚会。从这些细节中我们不难看出，周末时全家驱车出动到朋友家聚会也是中产阶级人们的一种时尚。再者，美国人的迁徙性在此篇中也有所体现：奈迪路过派斯特恩家的跑马场时发现场地内已经杂草丛生、栏杆也被拆除了——派斯特恩一家已经离开。当奈迪又来到威尔彻家时，发现他家的泳池已经干涸。显然，威尔彻一家不是外出度假就是搬到别处去住了。威尔彻（Welcher）这个名字本身具有双关意义，在英语中Welcher一词指“赖债溜走者、逃避者”，此处契弗选择这一姓名很难说不是用意深刻。契弗似乎在暗喻，威尔彻一家的迁徙是对生活中所受压抑的逃避。
美国中产阶级人们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摆绅士架子和故作风雅，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游泳家》中找到极好的事例：奈迪在路过一家公共泳池时决定不从该池游过，因为他认为在公共泳池游泳会玷污他的身份、毁掉他的运气和风度；然而，当他来到他自认为高攀不上他同一层次的贝斯万杰夫妇家时（奈迪妻子赠送圣诞贺卡的名单上没有贝斯万杰一家的名字），却遭到了冷遇，这使他大为不解。契弗对此尽管没有加以解释，但是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是因为奈迪已经被贝斯万杰一家认为失去了经济和社会地位。
当奈迪游至倒数第二家泳池时，契弗插述了一个小情节：这家泳池的主人雪莉·艾伯特是奈迪旧日的情妇，他们不久前还有过一段风流艳事，但是后来奈迪中止了他们间的这种关系，现在奈迪竟记不起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这一情节并不是作者为了点缀整个故事而附会牵强地塞入的，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社会早已将男女间随意、不负责任的性关系视为正常，对此中产阶级的人们更是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
《游泳家》中主人公奈迪是美国中产阶级社会中的典型代表人物，他的喜怒哀乐是整个美国社会的晴雨计，是美国中产阶级心态的“心电图”。他游泳回家的“壮举”刚刚开始时，他喜气洋洋、踌躇满志，但是当他最终游回家时发现已经房锁室空——妻子儿女已经离他而去，他的“壮举”也便以他的沮丧、绝望而告终。笔者认为奈迪个人精神状况的演变过程正象征着美国中产阶级人们由雄心勃勃的名利追求者逐渐沦为迷惘、彷徨的失意儿的历程。这也正是契弗的深刻寓意所在。《游泳家》的结局“无疑是具有出奇不意的特色的，但是对于能够认真领会契弗渐次深长的笔调的读者来说，这一突兀的结局可能毫不足奇”。〔５〕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谓“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的模式在美国也十分盛行，然而到１９４５年二战结束以后士兵纷纷涌回家园与妻儿老小团聚，那些长期不和丈夫在一起的女人们突然要面对新的现实：丈夫已经安然返乡，而她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再嫁或者已经与别人同居，这使得他们之间很难再协调关系；同时，大批的退伍士兵返乡、军火工厂的关闭打破了许多美国妇女的饭碗。她们从“挣面包的人”又变成了“依赖丈夫生活的人”，这种心理上的失落感必然导致夫妻关系的不协调。离婚、婚外性关系等现象急剧增加，并且已经渐渐为社会道德准则所接受，于是导致了美国家庭结构的解体。家庭问题作为创作题材，颇得到社会风尚小说家的青睐。契弗虽不像厄普代克那样精于此道，但是他的作品对此类社会问题也时有涉及。例如，《乡下丈夫》中的主人公弗兰西丝·韦德在一次空难中险些丧生，他脱险后匆匆赶回家去，准备向家人述说自己的历险；然而，等待他的并不是妻子、儿女对他生命的关心，而是家中旷日持久的辩论与争吵。妻子儿女似乎对他的“虎口余生”根本不感兴趣。家庭生活中缺乏温暖使得弗兰西丝痴情、荒唐地爱上了他家中的小保姆。《布瑞默尔》描述了主人公布瑞默尔——一位已婚的中年男子在一艘国际客轮上与有夫之妇特洛安夫人和另外一个金发女郎之间发生的婚外性爱关系；《重逢》写一个小男孩儿和三年前与其母离异的父亲的一次暂短重逢……
契弗的笔下没有什么重大的主题，但是他却如同一位技艺超众的摄影师，始终将自己的镜头对准中产阶级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自己的一张张“特写”作品组成了一整幅反映中产阶级精神风貌的画卷。
三
如同传统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作家一样，以契弗、厄普代克等人为社会的社会风尚小说家在创作中都利用现实生活勾画成一个读者们所熟悉的世界。不过，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作家注重自己作品的覆盖面，试图以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的生活向读者展示一幅囊括美国社会全景的、气势磅礴的巨幅画面；然而社会风尚小说家特别注重对于人物的刻划，只对整个世界中的某个较小的区域感兴趣，对社会生活中较小的场景和侧面感兴趣，因此他们十分注意细节的描写，力求使作品具有“以小见大”的功效，向读者展现的往往只是某一特定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威廉·佩登在他的《美国的短篇小说》一书中指出：
“约翰·契弗、约翰·奥哈拉以及约翰·厄普代克等人在我看来是众多的有才能、有远见的作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大多只对人们所熟悉或显而易见的情形中人的生活琐节感兴趣，并且创造出了当代一种具有技巧和洞察力、温文尔雅的社会风尚小说。”〔６〕]
契弗笔下的场景异常狭窄，他的作品大都以新英格兰地区市郊为背景，其人物也都是居住在这一特定地域内的“白领中产阶级”。契弗就是在这块狭窄的“画布”上，默默地、充满信心地创作着，用美国市郊居民区内的中产阶级人物们的日常生活细节描绘出一个他自己以及他的读者都十分熟悉的世界。尽管有人批评他的作品做作、平俗，但是，他对居住在市郊的美国中产阶级精神风貌的细腻描写使他与厄普代克一道被许多评论家公认为是美国“都市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继威廉·豪威尔斯以来塑造中产阶级人物形象的最重要、最成功的作家。
契弗与厄普代克在创作观点和选材方面有着极强的相似之处。例如，在咄咄逼人的“后现代主义”大潮中他们始终坚持传统的“讲故事”的写作手法，即坚信“事实——生活”是他们创作的艺术源泉；他们笔下的角色也都是中产阶级中间的典型人物，家庭问题、夫妻关系经常是他们的共同主题。与契弗不同的是，厄普代克喜欢用第一人称创作，因此他的作品总不免有些自传体的痕迹。也许是画家出身的缘故，厄普代克的作品用辞要比契弗更华丽、多彩、细腻一些。另外与契弗不同的一点是，厄普代克作品的背景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地理或社会环境，因此他的作品有较宽阔的活动范围和变化性。例如，契弗作品的场景常常是上下班高峰时期的一节火车厢（如《５点４８分的列车》）或者是高层住宅楼中的某一套寓所（如《巨型收音机》），而厄普代克作品的场景则每每随他本人的迁徙而转移，或在家中、或在火车站，甚至会是在农场里或一台拖拉机上，但总是以家（home）作为主要场景或“中心站”。但是无论如何，契弗与厄普代克两人 作品的场景都应该说是较为狭窄的，这实际上也是许多社会风尚作家如塞林格、安·比蒂等人的特色之一。
所谓契弗作品情节的非戏剧性是从传统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因为文学史上传统的悲剧形式总是以主人公的死而告终、喜剧则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收场。这无非是说契弗的作品缺少传统的起伏、高潮或大团圆之类扣人心弦的情节，关于这一问题恐怕还要回到契弗作品的背景与选材上去。契弗笔下的常见场景——市郊中产阶级白人居住区在美国社会中应该说是一个较为“遵纪守法、安居乐业”的小圈子，其中的人们尽管由于时代的冲击而彷徨、消沉甚至有时道德败坏，但是终究不会给契弗提供凶杀、贩毒之类的素材。契弗要如实地反映这部分人的生活起居细节，其作品的情节就不会也不可能是“波澜壮阔、扣人心弦”的。
契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强调指出：
“……小说不是写事物的表象，而是写生活中某些震撼人心的事；小说的目的是要发人深思。”〔７〕其实契弗作品的情节还是有一定的戏剧冲突的，只是需要我们去细细品味罢了。与众多的《纽约人》作家一样，契弗作品的结尾常常是不完整的，所谓不完整也是从传统的角度来讲的，就是说契弗的作品往往没有传统现实主义作品所提供的“圆满结局”。这如同欧·亨利的“惊人结局”一样，是作者的良苦用心所在。契弗小说的结尾尽管初看上去不完整，但是却结束得恰到好处，实际上是情节发展的高潮。契弗擅长于以轻松、幽默的口吻给自己的作品以既非悲剧又非喜剧性的结尾，如《巨型收音机》和《游泳家》都是这样。人们读到契弗作品的结尾时有时不免要发笑，但绝不是舒心的笑，而是一种辛酸的苦笑，笑过之后必定陷入苦苦思考之中。契弗作品 的整体气氛充满了凄婉、悲观和忧愁，实际上烘托出的正是人生的悲剧、社会的悲剧、现代的悲剧。
契弗在人物塑造方面与传统的现实主义不同。传统的现实主义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褒贬分明，典型的主人公往往具有高尚道德和英雄品质，是作品讴歌的对象；而契弗笔下的主人公则常常是玩世不恭、不道德的人，有的甚至是流氓、骗子（如《５点４８分列车》中的主人公，他利用职位上的优势诱奸了自己的女秘书而后又无情地解雇了她，最终他受到了女秘书的报复），颇似鲁迅笔下的阿Ｑ和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契弗笔下的人物是现代美国人中的我、你、他，他的作品似乎很难回答关于谁是好人、谁是坏蛋这一“经典问题”。这事实上也是当代文学发展 的一个新趋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契弗成功地在作品中运用现实与虚幻的搓合（《巨型收音机》与《游泳家》中都有这一特色的体现），力图使作品向读者转达某种教诲（moral）；因此他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具有寓言性。厄普代克在１９８２年契弗的葬礼上称赞他是“一代卓越寓言家”。〔８〕
用文学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任何一种形式的文学都是对某一个社会及其特征的表现，文学与现实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文学创作取决于作家的社会、文化背景，文学作品的内容也与作家在社会中的经历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一点对于像契弗一样的社会风尚小说家们来说，更是如此，契弗在创作中恪守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其作品中的人物与事件都取之于现实生活，而不是凭空杜撰。他十分注重自己作品中细节描写的真实性，力求作品如实地反映他自己所处年代的时代精神。他精于通过细微的事件来表现较为广阔的社会范畴，透过他的作品我们能够发现美国市郊居民区的社会面貌以及人们的心理经历与道德本质：“理想的破灭、对美好过去的极度留恋以及在当代人生荒原上的随遇而安。”〔９〕尽管契弗的作品从某种程度上揭露和批评了美国社会的阴暗面，他本人也意识到了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但是他的批评是温文尔雅的。正如赛缪·科尔所说：
“他密切地观察着市郊这只大苹果中的蛀虫，然而却没有意识到整个苹果已经因此腐烂掉。”〔１０〕]
注释：
〔1〕Danniel Hoffman, Harvard Guide to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ing,1979, p.143.
〔2〕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加。本文中所涉及的契弗作品，读者可参见《契弗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3〕Samuel Coale, John Cheever, p.42.
〔4〕Walter Alen, The Short Story in English,1981, p.369.
〔5〕D. L. Kirkpatrick, Reference Guide to American Literature, St. James Press, p.689; Article by Eugene Current-Garcia.
〔6〕William Peden, The American Short Story, p.30.
〔7〕Quoted From Saturday Review, Vol. 3, 1982.
〔8〕D. L. Kirkpatrick, Reference Guide to American Literature, St. James Press, p.689; Article by Eugene Current-Garcia.
〔9〕Samuel Coale, John Cheever, p.115.
〔10〕Ditto, p.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