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在转折的年代
——《从赫尔利到马歇尔》读后
何 迪
为过去的同窗，现在的 同行写书评，难免会有“过誉”之嫌，费力而不讨好。但是，读完牛军的新著《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竟忍不住想去试一试“费力不讨好”的滋味。
“１９４４至１９４６年是世界历史转折的年代”，牛军开卷的第一句话这样写道。“旧的势力范围已在大炮轰鸣中土崩瓦解，新的国际格局正在动乱与纠纷中形成”〔1〕；在这种动乱与纠纷中，围绕着国共矛盾斗争的起伏，国际、国内各种势力，在远东国际关系中心的中国，展开了一场决定战后中国命运和它在国际新格局中的位置的较量；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期发生的赫尔利和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的活动，便成为二百年中美关系史上美国政府直接介入中国内部政治斗争最为显著的事件，它生动而深刻地展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各个方面，清晰而全面地反映出战后中美关系的实质与特点。
正因为赫尔利和马歇尔在华调停的活动是发生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事件，并对未来的中国命运和中美关系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所以这一课题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都是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的热点。自１９４９年８月《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公布开始，大量论著在美国出版，汗牛充栋，派别林立，既有被称之为美国政策作诠释的官方史学，又有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修正学派和力图作公允状的后修正学派。他们似乎已经穷尽了这个题目，以至一位从事中美关系史研究的美国著名学者厌恶地说，这个题目已令人倒胃口，没有更多的话好说了。其实，由于美国学者缺乏中国方面的资料和难以对中国政治文化有深切的感性认识，与对美国政策面面俱到、头头是道的论述相比。他们对中国对美政策的分析则常常显得不足与单薄，有时简直是隔靴搔痒。从６０年代末开始，台湾学者也陆续出版了许多论著。其中像梁敬、邵玉铭、郭荣赵、关中等人的论著中也不乏一些真知灼见，但是由于反共立场的限制，他们一味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开脱，将责任推委于美国和苏联，有失历史学家的公允与气度。形势在呼唤着大陆的学者们对这段历史作出自己的总结，写出站在正确的中国民族立场上的高质量学术著作。
《从赫尔利到马歇尔》是青年学者牛军继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１９４５－１９５０）》一书后，在这一领域内作出的新贡献，是又一部反映中国学者立场、观点的高质量学术专著。由于有中国现代史的丰富知识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入了解，有对中国革命不以大国意志为转移的自身发展规律的深切认识，牛军把握住了国共两党斗争的实质与特点，从而能够对赫尔利、马歇尔调处国共和谈的政策矛盾点、失败必然性，作出更为清晰和有说服力的分析。同时由于对雅尔塔体系为代表的大国强权政治与中华民族独立运动间不可避免的冲突，有着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直接体验，因此他能对强权政治作出更为深刻的批判。这便形成了本书与海外许多著作相比的第一个显著特点。
牛军用大量的事实说明，由于美国对华政策中实力与目标间的基本矛盾的制约，决定了美国主要不是依靠武力，而是依靠和平的手段来实现其防苏反共、将中国纳入美国势力范围的政策目标。介入国共和谈便 是美国利用和平手段实现其政策目标的具体实践。依据美国的观念，利用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模式来解决国共两党的矛盾是理想中的方案，即用多党制的联合政府来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用军队国家化来迫使中共交出武装。对于赫尔利的调停活动，牛军写道：“赫尔利相信，采取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方式解决中国内部问题，不仅不会损害蒋介石的利益，而且会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加强他的地位。美国政府曾经依靠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渡过了３０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并使美国走向繁荣。美国领导人认为他们的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在中国当然也可以帮助蒋介石渡过危机。”〔2〕对于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的目的，牛军指出：“实际上是试图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去争取蒋介石靠武力得不到的东西。”“欧洲的经验使美国领导人确信，在民主政治的环境里，没有理由认为国民党在夺权斗争中不能取得胜利。”〔3〕但是使美国决策者感到可惜、甚至气愤的是，蒋介石认为联合政府的方案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他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不愿在民主共和国，哪怕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方案上实行任何妥协，中共自然也就不能交出自己的武装，国共矛盾失去了调解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调解人最终都采取了扶蒋的政策，因为只有被他们认为缺乏民主意识的蒋才能最有效地实现美国防苏反共的政策目标，美蒋合流是必然的，在民主与反共之间，美国选择了反共，这充分暴露出美国政策的虚伪性。这种虚伪的政策不仅导致了赫尔利、马歇尔调解活动的失败，而且也宣告了美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
牛军在书中对大国强权政治和强权者的心态作了详细的描述和犀利的批判。雅尔塔密约的达成、实施及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在书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雅尔塔密约既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产物，又是战后远东动荡的根源。美苏为了在中国兑现这笔不光彩的交易，时而斗争时而妥协，使本来就已经很复杂的中国内部政治斗争更加复杂化；美国以赫尔利、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作为在中国实现雅尔塔体系构想的和平手段，这不可避免地要与以争取民族独立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发生冲突，维护与打破雅尔塔体系成为战后中国斗争的中心问题，斗争的结局不仅决定了赫尔利、马歇尔调处活动失败的命运，而且预告了中华民族的新生。牛军对此作出的结论是：“在战后世界的舞台上，尽管美苏两国的关系居于中心地位，但它们却不能左右一切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特别是在中国，美苏的妥协与斗争虽然影响重大，国共两党的关系毕竟主要是按照自身的规律变化和发展。中国人民的空前觉醒，中国民族解放力量的空前集聚，使中国再也不会被纳入任何一个国家的势力范围。任何大国都不再能操纵中国的革命运动，这是中国近代革命历史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之一。美国政府不承认这个最基本的事实，它的对华政策就不可能放在现实的基础上。”〔4〕这种分析入木三分，这种批评切中要害。
牛军这部新著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对围绕着赫尔利、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而展开的美苏国共三国四方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的分析，读者从中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制约战后中国前途的各种力量之间的较量和相互影响。这便克服了过去某些著作过于简单化、也即教条化地描述历史事件的弊病。
牛军对于美苏国共互动关系的分析不仅贯穿全书，而且具体到每一个事件的始末：从赫尔利介入国共和谈的背景分析到他首次调处失败后的经验总结；从美苏雅尔塔密约的签订到中苏友好条约的订立；从国共重庆和平谈判到国共战后接收东北的争夺；从杜鲁门调整对华政策到马歇尔赴华使命的确定；从国共争夺东北斗争的全面展开到马歇尔调停的彻底失败，处处都可看到四方力量的角逐。它们相互盘算，相互制约，构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画面。在斑斓的色彩中，读者不难发现这幅画面的基本色调，即美苏国共的基本政策和实现政策的基本手段。
首先是美国，其称霸远东与对中国的勃勃野心受到力量不足的限制，它不得不对苏联采取又斗争又妥协的方针，既期望把苏联的势力排挤出中国，又有求于苏联出兵东北和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因而不得不时时妥协；对国民党政权又厌恶又无法舍弃，既因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拒绝改革而造成美国调处困难深感不满，又得依靠它实现美国远东政策的目标，因而不得不继续给予支持；对中共又憎恨又无可奈何，既因无法使中共就范而感到烦恼，又因无法直接出兵解决中国革命，不得不与中共周旋。其次是苏联，它用出兵东北和支持国民党政府为条件，换取外蒙的独立和在东北的权益，以建立起远东对美的战略防御缓冲地带。这种民族利己主义的盘算，使它既不愿为中国问题和美国发生冲突，因而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又不愿丧失在东北的权益，因而与美国时有摩擦；既不满国民党反苏反共的行动，又为维持从《中苏友好条约》中获取的权益，不得不与之妥协，进而期望其在美苏斗争中保持中立；既出于意识形态或外交斗争等因素的考虑，同情与放纵中共在东北的行动；又因对中共的性质与力量表示怀疑，不愿加以全力支持，进而却又将中共作为其外交斗争的工具或筹码与美国、国民党讨价还价。
在这种国际背景下，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角国共两党都不得不随着美苏争夺与妥协的变化而时时调整自己的政策，形成了那个时期中国政治中时紧时松，打打停停的局面。国民党因在国际上依赖美国，在国内斗争中依赖美援，不得不屈从美国的压力，向苏联出让利权，以换取苏联支持美国对华政策及国民党政府。但是，另一方面它摸清了美国无法放弃自己的底牌和排挤苏联在华影响的心态，对外玩弄以夷制夷的手段，利用美国制约苏联，对内则对美国既依赖又耍赖，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向美国让步，在非原则问题上则作有限的让步，以换取更多的美援，为消灭中共服务；同时，国民党利用苏联为实现雅尔塔密约和《中苏友好条约》中的权益不得不和中国合法政府打交道的现实，一再让苏联确认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保证，及采取措施迫使中共妥协的义务；而另一方面，又借美国的力量，设法将苏联的势力排挤出中国，尽可能缩小苏联在中国的影响和对中共的支持；对中共这个心腹之患，不论是动用国际压力，使用和平欺骗，还是发动内战，武力围剿，打和谈，争和让，都是为了消灭中共以维持其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这点是任何外部力量无法改变的。
在美苏国共四方中处于劣势的中共，面对严酷的国际国内的现实，坚持以独立自主的原则，为处理国内和国际统一战线问题的基本方针，同时又充分利用美国与苏联、美国与国民党政府、苏联与国民党政府间一切可利用的矛盾，抑制国民党的进攻和壮大自己的力量。当赫尔利、马歇尔调处活动初期赞同以联合政府的方案来解释中国政治民主化问题时，中共采取了积极的配合态度，并在国共谈判中作出某些妥协，以期达到在国共斗争中中立美国的目的；当赫尔利、马歇尔推行全面扶蒋反共的政策时，中共展开了对美有理有利有节的坚决斗争。对苏联，则利用它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尽可能争取支持；同时照顾苏联外交斗争的需要，在不丧失原则的前提下作出某些妥协。中共对国民党未抱丝毫幻想，始终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所有的谈判和妥协，都是为了结束国民党的一党统治。
在美苏国共四方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在国共打打停停、时打时停，牵着各方的事件层出不穷的状况下，牛军的分析能够作到杂而不乱，叙述能作到繁简适宜，根本的一点在于他抓住了牵着四方关系调整、变化、相互作用的主线——国家利益或这四方各自的利益。不论是谈判桌上的巧言令色，还是战场上的剑拔弩张，其目的都是为了花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限度的利益。美苏如此，国共亦然。这便是美苏国共互动关系的本质。透过历史的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再从本质的高度分析历史的现象，便有一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读牛军的这部新著，时时便会产生这样的感觉。
牛军这部新著的第三个显著特点是他对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描述。由于资料等种种原因的限制，这方面的研究过去一直是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牛军通过大量的史料，客观地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４４－１９４６这一转折的关键年代中各个阶段上对美政策的变化，比较系统地向读者介绍了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的一次外交实践活动。赫尔利、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关系，使中共在它的历史上第一次有机会直接与美国政府代表打交道，为中共提供了积累外交经验、增进对外部世界了解、检验与修正自己的政策及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的可能。从赫尔利介入国共矛盾调处开始，到马歇尔调停失败，中共与美国的关系整整经历了两次由合作到失败的全过程，这不仅使中共领导人得到了经验与启迪，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共此后对美政策的制订，以斗争为主成为中共对美关系的主要形式。这固然与美苏由战时同盟转入冷战、国共由联合抗日转为内战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关，但是也受到中共外交经验、知识水准、对美国政策意图及行为方式的判断的重要影响。中国革命是战后世界民族民主运动中的典型代表，主要在与外部世界基本隔绝的农村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关系方面逐步成熟的过程也具有典型的意义，通过对中共早期外交实践活动的研究，不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共对外活动中的特点和这些特点对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影响，而且还可发现民族解放运动对外关系中带有普遍的规律。显然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牛军为这个有意义的课题作了有益的工作，尽管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但是种子已经发芽，收获的时节还会远吗？我们期待着。
注释：
〔1〕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页。
〔2〕同上，第３９页。
〔3〕同上，第１７９页。
〔4〕同上，第１８０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