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苏政策中的中国因素

 

张也白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世界形成了一个以美苏对抗为基本特点的两极的国际体系。在这样一个国际体系中,同苏联的对抗成为战后历届美国政府所面临的最重要和最紧迫的课题,美国的对苏政策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

    战后,美国对苏政策的制订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中国因素无疑也是美国制定其对苏政策的依据之一。中国是一个占世界人口1/4的亚洲大国,在地理位置上介于美苏两国之间。中国在美苏对抗中向哪一边倾斜对于美苏力量对比以及对整个世界战略格局都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战后,中国因素始终是影响美国对苏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中国因素  对于美国对苏政策的影响又是有限度的。在制订对苏政策时,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中国因素要受多种条件的制约。对美国来说,美苏关系的重要性总是高于美中关系。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是从属于它的对苏政策的。

   

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期的形势变化

 

    早在50年代初期,中国在美苏对抗的格局中即起着重要的作用。那时,中国倒向苏联一边极大地改变了美苏力量的对比。从50年代末开始,中苏两国意识形态分歧的发展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美国在当时尚未充分认识到中国因素的重要意义,也不可能对中国因素加以自觉地利用。

    6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和中美两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使美国对苏政策中的中国因素变得空前活跃与重要。美国开始意识到有必要和可能通过改善对华关系来达到对苏政策方面的目标。

    首先,60年代末,美国正面临由顶峰走向衰落的历史转折。历史上美国外交政策一直是建立在力量优势的基础上的,凭借优势力量来处理对外事务是美国的传统,在战后处于力量顶峰时期尤其如此。但到60年代末,世界出现了新的力量对比。在军事上的最大变化是美苏均势的形成,即从美国对苏联的明显优势发展到两国在军力上大致相等。

    尼克松承认,世界上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出现了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五大力量中心”,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世界的前途。美国已经不再“处于十分突出的或者完全占支配的地位了”。〔1〕严酷的现实迫使美国着手调整其全球战略,其目的“是为了制定一种新的对外政策来迎合一个新时代的需要”。〔2〕这种调整当然包括了对华政策的改变。正如尼克松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七亿五千万人民参加,就不可能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3〕

    其次,中苏冲突的发展为中美和解提供了新的机会。60年代后期,中国对苏联威胁的担忧大大增加了。继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中苏边界问题进一步突出起来。及至1969年,在边境发生的一系列武装冲突使两国关系几乎濒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边缘。

    通过这些冲突,美国进一步看到了中苏敌对的深度,认识到由于中国需要借助美国的力量阻遏苏联的扩张,它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已大大增加。虽然美国仍视中国为“潜在的敌人”,但认为由于中国“国内的困难”,它同苏联的争端以及面对苏联优势的军事压力,使中国今后不可能成为“大规模的扩张力量”,也不会对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构成“军事威胁”。在可见将来,对美国全球利益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而不是中国。

    第三,中美两国国内政治出现的变化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创造了条件。60年代,美国国内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摒弃孤立中国的政策,支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据民意测验,60年代后期,支持承认的人逐年增加,至1971年,已超过半数。〔4〕这表明中美和解的时机已经成熟。尼克松的上台终于使中美和解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与此同时,从1969年起,中国开始有步骤地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排除“文化革命”动乱给外交工作造成的干扰,使中国外交转到了较为务实的方向上来。70年代初,中国决心改变中美长期对抗的局面,除了为适应抗御苏联威胁的需要外,还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来进一步排除美国为阻挠中国积极参与世界事务而设置的种种障碍,以恢复和扩大自己的国际交往,摆脱外交上的孤立局面,同时也希望中美和解能有助于台湾问题的逐步解决。

   

二、尼克松的对苏与对华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

 

    尼克松上台之初,即声称要开始一个“从对抗走向谈判”的时代。为此,他把实现美苏缓和以及同苏联达成战略武器协定作为他的最重要的外交目标之一。

    尼克松政府热衷于实现美苏缓和是有其深刻的国际与国内背景的。

    首先,60年代末美苏战略均势的形成为美苏缓和奠定了基础。尼克松看到美国力量优势的丧失,认识到美国凭借优势力量来充当“世界警察”,遏制苏联的时代已经过去。在双方战略核力量已经发展到“相互确保摧毁”的情况下,通过谈判来改善美苏关系是美国不得不寻求的出路。

    其次,60年代开始的欧洲缓和进程对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从戴高乐的缓和到勃兰特的“东方政策”,欧洲缓和的浪  潮已成不可阻挡之势。美国要想不让这种势头损害它在西方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唯有举起缓和大旗,把欧洲缓和纳入美苏缓和的轨道。

    第三,尼克松政府希望改善美苏关系也是出于它的越南政策的需要。美国由于深陷越战泥坑,因而希望通过美苏关系的改善来敦促苏联对越南北方施加影响,以便早日结束越战,实现“尼克松主义”提出的目标。

    第四,尼克松政府还需要利用美苏缓和来表明它结束越战的诚意,以平息国内的反战运动,缓和国会和舆论的批评。

    但是,尼克松政府最大的外交成就莫过于打开美中关系的大门,同一个20多年来与美国处于敌对状态的没有邦交的亚洲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新的关系。它是尼克松外交政策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最重要的突破,也是战后美国外交史上一个惊人的转折。

    为了实现美中和解,尼克松政府对美国对华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它向中国作出了和解姿态,除利用各种场合和渠道,多次地和连续不断地向中国发出和解信号外,还采取步骤,逐步放宽对华贸易和两国人员往来方面的限制,甚至在台湾问题上也作出某种妥协姿态。1969年10月,美国决定撤销第七舰队的两艘驱逐舰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来在台湾海峡的巡逻。美国还向中国方面表示,随着太平洋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它将减少它在台湾的驻军。在尼克松访华期间发表的上海公报中,美国方面确认了一个中国的立场和“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5〕美国方面的声明,尽管同中国的立场还相距很远,却不能不说是尼克松政府为实现美中和解而采取的重要的妥协姿态。

    尼克松政府实现美中和解的明显意图是针对苏联的。出于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利用中苏分歧,通过同中国改善关系来迫使苏联在美苏关系的各个领域作出让步,是尼克松决心实现美中和解的主要目的。

    在具体做法上,尼克松政府把实现美中和解作为第一步,以此来增强美国在对苏谈判中的地位,从而在对美国有利的条件下推动美苏缓和的实现。

    1969年初,当苏联领导人采取主动,多次表示准备同美国开始战略武器谈判并提出举行美苏最高级会谈的想法时,尼克松政府并未作出积极响应,相反对此表现出谨慎与冷淡。原因之一是在美中关系尚未取得明显进展的情况下,尼克松政府不希望美苏关系走得太快。美苏缓和只是在中美和解取得重大进展之后才得以加快的。1971年4月的中美“乒乓外交”有力地推动了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中美关系,从而增加了美国同苏联讨价还价的筹码。7月15日,宣布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告发表。它使苏联对美苏最高级会谈的态度发生很大的转变。就在公告发表后4天,多勃雷宁大使在会见基辛格时表示完全赞成举行最高级会谈,甚至探询会谈能否在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前举行。1972年5月8日,就在美苏首脑会晤前夕,尼克松下令对北越港口布雷,从而使越战再度升级,美苏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考验。然而,苏联当时并不准备因美国的战争升级行动而牺牲即将举行的首脑会晤。其重要原因之一即是要抵销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和解的影响。苏联的态度说明美中苏三角外交已开始显示出它的威力。

    为了利用中美关系来制衡苏联,尼克松政府还在中苏冲突中采取一项明显倾向中国的政策。

    早在1969年8月14日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尼克松即指出苏联更富有侵略性。他认为如果听任中国在中苏战争中被摧毁将违背美国的利益。〔6〕8月18日,苏联方面曾通过非正式途径向美国探询,如苏联对中国核设施发动袭击,美国将作何反应。对此,尼克松政府予以严肃对待,除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行动小组会议,拟定在中苏一旦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的应急计划,公开表明美国对中苏战争的立场。8月27日,中央情报局长赫尔姆斯透露了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可能性。9月5日,副国务卿理查森在一次讲话中对苏联威胁中国表示“深深地关注”。〔7〕20多年来,美国这样公开表明对中国安全的担心还是第一次。在1971年12月的印巴战争中,尼克松政府曾作出了准备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冒战争风险的决定,即一旦印巴危机导致苏联威胁中国安全,美国将不会袖手旁观。〔8〕1972年6月19日,在美苏最高级会谈和两国达成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后不到三周,基辛格再度访华,向中国领导人通报了莫斯科会谈的情况。这种做法显示,尽管美国官方一再声称它对中苏两国采取不偏不倚的政策,尼克松政府在事实上是偏向中国的。

    总之,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以及美中和解的实现使美国在对苏关系上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它加强了美国对付苏联的力量,使苏联不得不在70年代加紧同美国实行缓和。这样就使美国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期的全球力量的重新组合中获得了战略上的种种利益,在国力日衰的情况下,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相对的主动。借助中国力量来制衡苏联也从此成为美国对苏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尼克松时期中国因素的局限性

 

    借助中国的力量制衡苏联是尼克松对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利用中国因素来实现对苏政策方面的目标是有种种困难的,因而也是有局限性的。

    首先,尼克松政府内部存在分歧。以尼克松和基辛格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以发展中美关系来制衡苏联,认为改善中美关系不仅不会损害美苏关系,相反将促使苏联更加愿同美国和解。但是政府内部也有一些人主张应把改善美苏关系置于优先地位,而不应在美苏关系尚未获得改善之前,增加同北京的接触。他们对改善对华关系可能导致改善对苏关系的看法表示怀疑,认为任何改善对华关系的努力都可能使美苏合作告吹。由于政府内部的分歧,当中美关系正处于十分微妙的时刻,尼克松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不时发出一些相互矛盾的信号,从而造成了政策上的某些混乱,也引起了中国方面的消极反应。

    其次,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是有限度的。尽管借助中国的力量抗衡苏联是尼克松对华政策的重要目的,他并未改变把中国作为敌性国家的政策。1969年3月,尼克松在就部署反弹道导弹问题作出决定时仍然强调需要对付中国可能的核袭击。3月14日,他在宣布决定时说,“我认为苏联同我们一样,不愿把它们的国家置于中共潜在的威胁之下”。〔9〕这种说法实际上表明美苏在遏制中国方面仍然具有共同的利益。中国则称尼克松的决定与讲话是美苏勾结,共同维护核威胁与核讹诈的“进一步证明”。7月25日,尼克松在关岛讲话中仍称中国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10〕直到1970年2月,尼克松在他致国会的外交政策报告中,在替美国的反弹道导弹计划辩护时,又重弹潜在的中国“威胁”的老调。〔11〕

    第三,利用中国因素制衡苏联还要受到美苏关系的制约。

    尽管美中和解反映了一种地缘政治的现实,是基于两国对苏联威胁的共同担忧,尼克松政府竭力避免给人以中美联合反苏的印象,并多次声明,美国对华政策“不是针对莫斯科的”,美国并不把美中关系的改善当作“利用中苏冲突的战术工具”。〔12〕在中美关系逐步改善以致最终实现和解的情况下,尼克松政府又希望通过改善美苏关系,使它的对华与对苏政策得到某种平衡,并使中美和解不致损害正在“从对抗走向谈判”的美苏关系。因此,中美和解的结果并未真正形成  两国联合一致对付苏联的格局。

    苏联也竭力对尼克松的对华政策施加压力。自60年代以来,苏联始终不放弃苏美联合,共同孤立与遏制中国的企图,而当中美关系逐渐改善时,它又希望用美苏缓和来抵销美中和解的影响。苏联对美中关系的发展始终抱有警惕,担心美中两国从事某种秘密的军事合作。它一面敦促美国不要这样做,一面又企图从尼克松政府那里得到美苏关系将优于美中关系的保证。1974年,苏联还要求同美国缔结一项针对中国的互不侵犯条约。

    第四,尼克松政府利用中国因素的政策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它试图利用苏联对美中合作的担心,压苏联以妥协姿态同美国谈判与合作,以便最终在有利于美国的条件下实现美苏缓和。但是,中国对发展中美关系有自己的打算,其中之一即是要制约美苏缓和,防止美苏合谋反对中国。因此,如果美国对华政策达到了它在对苏政策方面的目的,最终推动了美苏缓和,则将使中国感到它的安全利益受到损害,甚至会怀疑中美和解的好处。中美关系也会因此而恶化。总之,中国的安全利益同美苏缓和之间的矛盾使尼克松政府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使它不得不谨慎从事,在美中关系和美苏关系两方面都不能走得太远。

   

四、福特时期:缓和走下坡路,中美关系停滞不前

 

    福特政府时期,中国因素继续对美国的对苏政策产生影响。

    福特入主白宫之时,美苏缓和正不断面临严峻考验。“水门”事件无疑是对缓和的沉重打击。尚未从“水门”创伤中恢复过来的共和党政府在国内外已失去了为推行缓和政策所必需的那种政治上的强有力地位。

    缓和面临的另一重大挑战是美国国内反对缓和的势力正在增长。苏联在中东和安哥拉的行为以及战略武器谈判上的僵局使缓和政策的信誉受到损害,并在美国国内遭到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在国会,以参议员杰克逊为代表的强硬派坚持把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同要求苏联放宽犹太人移民联系起来的做法使缓和上空笼罩阴云。政府内部以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为代表的反对缓和的势力强调苏联的威胁,要求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并在战略武器谈判中持强硬立场。

    1975年,作为围绕缓和问题的争论的组成部分,美国国内就中国在美国对苏战略中的作用展开了一场辩论,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中美军事关系。以杰克逊和施莱辛格为代表的对苏强硬派主张联合中国对付苏联。他们认为,同中国建立包括出售先进武器在内的军事关系可以对苏联的国际行为施加压力,迫使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其他双边关系  方面作出让步,并可以此增加中苏之间的猜疑与紧张,使中国采取倾向美国的政策,防止中苏和好。他们还认为,通过向中国出售某些先进武器或转让某些先进军事技术可以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帮助中国提高遏制苏联的能力,从而在远东更多地牵制苏联的常规军力,以减少在西线对北约的压力。但是,以基辛格为代表的负责掌管美国外交的缓和派则对发展同中国的军事关系持谨慎态度。作为基辛格的地缘政治战略,美国发展同中国的关系主要是出于对付苏联威胁的需要,也就是要利用苏联对中美联合抗苏的担忧来压苏联作出妥协。因此,发展同中国的军事合作必须有助于增强美国在对苏关系中的地位,而不是通过过分刺激苏联,使它对美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方针,从而危及美苏缓和。换言之,在强硬派看来,抗衡苏联是第一位的,而对基辛格来说,同苏联的缓和则是更为重要的利益,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必须服从这一利益。

    及至1976年,美苏缓和因苏联加紧干涉安哥拉而出现逆转。缓和开始走下坡路。同时,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僵局又迟迟不能打破,从而成为缓和中又一突出问题。1976年又适逢美国总统大选。从年初起,情况的发展即不利于福特的竞选连任。两党保守派和自由派中的“新保守派”民主党人正联合起来,对缓和发起攻击。福特—基辛格的缓和路线遭到严重挑战。于是,福特政府不得不对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1976年3月,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实际上已被搁置起来。3月5日,福特在一次讲话中宣布,“我们将忘掉使用缓和这个词”。〔13〕从此,福特政府开始宣传一项“实力求和平”的政策,以此取代缓和,同时在美苏关系的各个领域里持较前强硬的立场。

    1976年,中国国内政治发生重大变化。1月份,周恩来总理逝世。4月,邓小平副总理被解除领导职务。及至9月,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在中国和世界上再次引起巨大震动。

    苏联把毛主席的逝世看作是一个机会。它作出了一些和解姿态,期待中国领导层的变动会导致中国对苏政策的改变,但同时又不放弃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做法。当改善关系的要求遭到中国方面的拒绝后,苏联转而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

    福特政府密切注视着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担心毛主席逝世后中苏关系可能缓和,中国政局的发展会转向不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为此,美国通过继续支持中国反对苏联的威胁以及加强同中国的军事合作来表明它对中美关系的立场。1976年10月,已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的施莱辛格在访华后的一次谈话中针对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表示,苏联进攻中国将是大大地得不偿失。〔14〕10月15日,基辛格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对于世界均势是非常重要的”,由于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作用,如果它“受到外部一个大国的威胁”,美国认为那将是“严重的事件”。〔15〕10月12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向中国出售两部具有军事用途的Cyper-72型电子计算机,以此作为在中美军事合作方面的进一步行动。

    当然,福特政府在支持中国反对苏联威胁方面仍然是小心谨慎的。这种支持主要是一种言词上的表示,也是为了平息中国对美苏缓和的不满。它并不意味着美国将采取联华反苏的方针。相反,福特政府不愿因中美关系的发展,尤其是中美在军事上的合作促使苏联作出强烈反应,从而危及美苏关系。在这方面,美国还一直受到苏联的压力。在1976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基辛格否认了施莱辛格关于可能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建议。他说,“我们从未同中国就防务问题进行过讨论,我预计今后也不会有这种讨论”。〔16〕美国对苏与对华政策之间的相互制约使福特政府不得不谨慎从事,其结果是在对华与对苏关系两方面都难以取得重大进展。福特时期,中美关系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除了美国国内政治方面的原因外,美苏关系的制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五、卡特政府第一年:中美关系居次要地位

 

    1977年1月上台的卡特政府提出加强美欧日三边同盟和改善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来阻遏苏联的扩张,维护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既得利益。与此同时,卡特政府继续推行尼克松—福特—基辛格的缓和政策,希望以此来谋求一个稳定的世界局面。为此,卡特上任之初即致函勃列日涅夫,表示要“在互惠、相互尊重和互利的基础上同苏联改善关系”,并希望尽早举行美苏最高级会谈。〔17〕在军备控制方面,卡特政府迫切需要同苏联达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以稳定业已形成的美苏战略均势。

    但是,卡特的人权外交同他的缓和政策又是矛盾的。人权外交反映了民主党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传统和卡特本人强烈的道德观。它同尼克松—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形成对照。在苏联看来,卡特的人权外交对苏联的国内政治构成巨大挑战,因而同缓和精神是不一致的。尽管人权外交并非专门针对共产党国家,推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必然集中地涉及苏联和东欧国家,从而对东西方缓和带来消极影响。

    此外,卡特政府对于推行美苏缓和并没有一个明确和统一的方针。美苏关系从开始起就是一个引起政府内部激烈争论的问题。以国务卿万斯为代表的一派更多地重视美苏合作的可能性,而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一派则强调美苏竞争的一面。

    卡特政府时期,中国因素在美国对苏政策中的作用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与起伏。政府内部在看待中国因素上的分歧也特别尖锐与明显。卡特政府第一年,中美关系与美苏关系相比,在卡特的外交日程上居于次要地位,美国的目标是争取首先同苏联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政府内部在对苏与对华政策之间的关系上存在明显分歧。这种分歧从根本上说植根于对苏政策上的分歧。布热津斯基很早就主张利用“中国牌”来推动美苏关系。1977年3月,当万斯访苏时苏联方面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关于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的建议并谴责卡特的人权外交之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赞成同中国建立军事关系,以此对苏联施压,而万斯和国务院的官员则反对就与中国建立军事关系采取行动。他们认为这样做对苏联人太富挑衅性。他们不希望中美关系的发展妨碍美苏缓和以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取得进展。1977年,政府内部的争论以拒绝打“中国牌”而告终,万斯一派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六、1978年:中国因素开始上升

 

    1978年形势的变化迫使卡特政府调整对苏政策,开始对苏联采取较前强硬的路线。这是因为:

    首先,1978年,超级大国在第三世界的争夺加剧。苏联和古巴对非洲之角的干涉以及苏联相继在阿富汗、南也门、印度支那等地连连得手,严重地威胁到美国的全球利益,遂使卡特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加强同苏联的抗争。

    其次,苏联在第三世界的行为以及它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不妥协态度,使卡特在国内受到日渐增长的压力。他的缓和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美国国内要求增加防务开支的呼声高涨。人们要求他在军控谈判中持更为强硬的立场,并对苏联在非洲的干涉作出强有力的反应。

    第三,卡特政府对苏联的软弱态度在国外也遭到批评。中国激烈批评西方国家内部的“绥靖主义”思潮,指责卡特政府内的一些人企图使苏联转向东方,以便用牺牲其他国家安全的办法使自己免除来自苏联的危险。

    1978年3月17日,卡特在韦克·福雷斯特大学的讲话是卡特政府调整对苏政策的标志。他在这篇主要由布热津斯基起草的演说里着重指出,由于苏联加速发展军事力量,美国有必要加强自身的军事建设,以适应安全方面的需要。他强调,美国“不会允许任何其他国家取得对我们的军事优势”。他警告说,“如果苏联不在发展核武器和地区冲突中表现克制,美国公众对美苏合作的支持必将大大削弱”。〔18〕

    然而,卡特政府内部在对苏政策上的斗争并未平息。布热津斯基竭力使美国的对苏政策趋向强硬,而万斯仍持谨慎态度。卡特本人则由于担心苏联在第三世界的行为而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和采用布热津斯基的路线,从而使强硬派在政府内部占了上风。

    为了调整对苏政策,卡特政府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而最重要的步骤之一则是进一步调整对华政策,加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由于万斯在反对将苏联在非洲的扩张同美苏战略武器谈判联系起来方面取得了胜利,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当时几乎成了卡特政府用来对付苏联的唯一有效的一张牌。

    1977年8月,万斯的访华是失败的,它未能推进中美关系。然而,卡特总统不顾万斯的反对,派遣布热津斯基于1978年5月访华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一个新的转折点。布热津斯基在访问期间重申了美国抵抗霸权主义的决心,〔19〕并表示愿意接受中国方面提出的建交三原则。〔20〕中美双方还讨论了向中国出售与军事有关的两用技术和西方武器问题。美方还向中国方面介绍了美苏战略武器谈判的情况。这次访问中表现出来的双方战略观点的一致使停滞不前的中美关系获得了新动力。双方终于不久之后达成协议,建立起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它为70年代末在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形势下中美联合抗苏格局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勿庸讳言,尽管中美建交大大改善了美国在同苏联对抗中的地位,卡特政府在打“中国牌”方面仍然是有限度的。这是因为:

    首先,卡特政府并未放弃对苏缓和的基本方针。中美建交后,卡特政府需要同苏联达成新协议,以便在中苏间保持平衡。卡特本人也希望继中美建交、埃以和约之后,通过同苏联达成协议并实现美苏首脑会晤,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为竞选连任创造条件。

    其次,中美关系的发展在美国国内遇到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使卡特政府不得不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不久即提出《与台湾关系法》,从而为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制造了一个严重的障碍,同时也使美国借助中国抗衡苏联的方针遭到很大的削弱。

    第三,卡特政府打“中国牌”的做法还受到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苏联批评卡特政府“采取了一种十分轻率的方式”,指责卡特对华政策是“目光短浅和危险的”。

    第四,尽管这一时期美国国内打“中国牌”的说法盛行,卡特政府内部仍然意见分歧。布热津斯基相信同中国建立抗苏联盟将增强美国对付苏联的地位,因而主张在利用中国因素对付苏联方面应表现出更大的热情。万斯仍然认为应谨慎处理美中苏三角关系。他主张不要同中国建立反苏联盟并竭力设法使美国在处理与苏中两国关系时给人以“不偏不倚”的形象。

    中美建交以及1979年初邓小平访美对卡特政府内部那些主张同中国发展战略关系的人是一个胜利。可是,1979年2月,中国对越南发动自卫反击战一事在卡特政府内部重新引起了争论。卡特政府对中国的自卫反击战并未给予全力支持。相反,它与苏联重开战略武器谈判,并于1979年春同苏联达成协议。6月,美苏首脑会晤在维也纳举行。

   

七、卡特政府后期:中美联合抗苏局面的出现

 

    从1979年下半年起,卡特政府的对苏与对华政策又发生新的变化。

    8月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时强调美中两国之间“平行的战略利益”,并表示任何国家要想在世界事务中采取削弱与孤立中国的立场,将“同美国的利益相对立”。〔21〕

    9月份,美苏就苏联作战旅驻扎在古巴一事发生冲突给美苏关系投下了阴影。卡特政府不得不做出某些强硬姿态,其中之一是决定加快同中国建立公开的军事关系。为此,白宫提前宣布了国防部长布朗将访问北京的消息,并暗示他将同中国方面讨论向中国转让军民两用技术事宜。不久,卡特政府又透露了五角大楼的一份主张向中国提供军援的秘密研究报告,以此对苏联施压。

    1979年12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引起了美苏关系中新的危机。它使卡特对苏联的看法发生非常剧烈的变化。为此,他除要求参议院推迟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制裁苏联的措施。苏联的行为迫使卡特政府重新考虑其整个对苏战略,提出了“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手段”遏制苏联扩张的“卡特主义”。〔22〕

    “卡特主义”的提出是美国对苏政策和全球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它宣告了美苏缓和时代的结束。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冷战时期。

    苏联入侵阿富汗给中美关系增添了强大的推动力。中国强烈谴责苏联武装干涉阿富汗,声称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美国则更加重视中国在抗苏中的作用,决心进一步借助中国的力量抗衡苏联,并准备把两国关系扩大到防务领域。

    1980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访华。尽管国务院一些官员希望限制布朗访华的实质性内容,布热津斯基在布朗访华前夕指出,进一步密切同北京的安全关系是美国能够对苏联行为作出反应的“主要办法”。〔23〕访华期间,布朗向中国领导人通报:美国准备在逐项基础上向中国出售军民两用技术与装备。

    万斯仍然设法限制中美战略关系的发展。他在布朗访华后的一次谈话中强调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某种程度的一致行动“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存在任何军事联盟或类似的关系”。〔24〕

    1980年4月,万斯在卡特政府营救伊朗人质行动失败之后,宣布辞去国务卿职务。万斯的辞职进一步削弱了政府中反对与中国建立军事关系的那一派力量。对苏强硬派在与中国建立军事关系上取得了胜利。尽管中美之间仍存在一些摩擦,卡特政府最后一年,中国因素在美国对苏政策中的作用达到了高峰,中美联合抗苏的格局终于形成。

   

八、里根第一任期对华政策上的矛盾及对中国因素估计的变化

 

    里根是在美国国内保守思潮兴起的背景下,打着“扩军抗苏”的旗号上台的。他一开始即进一步强化抗苏立场,强调“以实力求和平”,在大力振兴经济的同时,加速发展军事力量,并把同苏联对抗,以实力遏制苏联扩张定为对外政策的核心。里根的右翼保守立场还给美苏关系注入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使冷战气氛重新加剧。

    中国因素在里根的对苏政策中继续发挥作用。尽管对华关系在里根的外交日程上并不占主要地位,美苏重新进入激烈的对抗使里根政府对利用中国因素很感兴趣,因而支持在战略和地缘政治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以针对苏联为目标的中美关系。这项政策实际上是卡特政府后期以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对华政策的继续。里根政府的第一任国务卿黑格热心于推行这一政策。他是里根政府内“联华抗苏”派的代表人物。

    但是,这一政策同里根强烈的反共意识是矛盾的。虽然里根表示重视同中国的战略关系,他对共产主义的中国又存在深刻的偏见。里根上台之初,他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里查德·艾伦主张增进与台湾的关系,反对以牺牲台湾的利益来发展同中国的合作,并声称要充分实施《与台湾关系法》,包括其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条款。于是,从1981年下半年起,中美双方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的矛盾尖锐起来,及至1982年上半年,这一矛盾几乎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上一次严重的危机。

    1983年起,里根政府的对华政策有所调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对中国在美国对苏战略中的作用的估计发生重要变化。这个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舒尔茨于1982年7月接任国务卿的结果。

    黑格任国务卿时强调发展同中国的战略与军事关系,以此作为建立抗苏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对付苏联在世界各地的扩张行为的重要手段。而舒尔茨不赞成从策略上利用中国来影响苏联的行为。他认为中国主要是一个亚洲大国,因而强调中国在亚洲的地区性作用。同时,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舒尔茨又强调以日本为重点,首先依靠与日本的联盟。〔25〕这样,尽管里根政府仍然认为中国在战略上对美国是重要的,它在实际上降低了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作用。

    里根政府所以改变对中国作用的估计,主要出于以下原因:

    首先,美国认为,与80年代初期相比,美苏力量对比出现了有利于美国的变化。美国已恢复了在全球的主动地位,而苏联则日益处于被动局面。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感到利用同中国的战略关系来抵销苏联在全球力量对比中的优势的需要减少了。

    其次,里根政府初期,以黑格为代表的“大西洋主义者”,从以欧洲为中心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强调中国对于苏联在欧洲的威胁的牵制作用。舒尔茨任国务卿后,美国对外关系开始向太平洋方向倾斜。里根政府越来  越关注太平洋地区,因而强调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

    第三,1982年前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也促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中国改变了70年代那种联美抗苏的战略,强调独立自主,不依附超级大国,也不与超级大国建立联盟或战略关系,从而适度地拉开了同美国的距离,并开始着手改善对苏关系。

    尽管中国仍然优先重视发展同美国的友好与合作,由于里根对华政策和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中美关系发生了不同于70年代的新的变化,那就是在双方仍然重视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的同时,两国把相互关系作为对付苏联的手段的色彩淡化。双方比以往更加重视双边关系的发展。两国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中美军事关系也在继续发展。但是,里根政府不再把对华武器销售和军事方面的其他合作当作向苏联施压的手段,而是着眼于通过军事合作来促进两国关系的稳定和持久发展。

   

九、美苏缓和与中国因素的进一步降低

 

    80年代后期,美苏关系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激烈的对抗为既对抗又对话的局面所代替。尤其是1987年底签订的中导条约使美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缓和时期,并由此带动了整个国际紧张局势的缓解。这一次美苏缓和与70年代明显不同。它主要是戈尔巴乔夫推行外交“新思维”和苏联内外政策发生变化的结果。美国仅仅是作出反应。开始时,美国对苏联的真实意图感到难以捉摸,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看到,苏联外交政策的变化是出于一种长期的战略性的考虑。

    及至1989年,为适应形势的迅速变化,布什政府终于对美国的对苏政策作出重大调整。5月份,布什提出了“超越遏制”的对苏新战略。10月份,美国官方又明确表示,苏联改革成功符合美国的利益,并决定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随着苏联内外政策的变化和美苏关系的缓和,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开始加快。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中提出了苏联的新亚洲政策,其核心是要通过改善同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来打开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局面。为此,苏联在改善中苏关系方面开始持更为灵活的姿态。

    中国对苏联新姿态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是积极的。过去中国不愿让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步伐迈得太快,以免损害中国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然而,在美苏缓和的新形势下,中国感到同苏联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经到来,它不仅不会损害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而且还有助于改善中国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的地位。

    1989年5月的中苏最高级会谈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中苏之间长期以来的敌对状态宣告结束,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开始了一个睦邻友好的新时期。

    随着美苏缓和的出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及整个国际形势的缓和,中美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减少,中国在战略上对美国的重要性降低,从而进一步动摇了中美关系的原有基础并使70年代初以来形成的美中苏三角关系的战略格局发生根本的变化。随着战略因素的减少,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开始增长,结果导致美国在“人权”等问题上加紧指责中国,干涉中国的内政。1989年“六·四”事件后,由于美国对中国实行制裁,中美关系降到了中美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正迫使中美双方对相互关系作出重新估价,从而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新的重大障碍。自尼克松以来,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形成的两党一致已经瓦解。

    当然,中美之间仍然存在某些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国内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学者仍然强调中国在战略上对美国的重要性。但是,这种战略利益的概念已不同于以往。对美国来说,发展中美关系已不再是主要为对付苏联的需要。中国因素也不再如以往那样构成美国制定对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1〕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讲话(1971年7月6日),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75-80页。

〔2〕尼克松总统向美国国会提出的外交政策报告(1972年2月9日),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汇编出版,第2页。

〔3〕“President Nixon's Radio and Television Address on China” (Los Angeles, July 15, 1971), Richard B. Morris, Ed., Great Presidential Decisions,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1973, p.498.

〔4〕John E. Mueller,War, Presidents and Public Opinion, 1973, p.15-17.

〔5〕《中美联合公报》(1972年2月28日),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6〕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38页。

〔7〕同上,第238-240页。

〔8〕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三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229页。

〔9〕"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of March 14, 1969", Presidential Documents,  vol.5 (March 17, 1969), p.404.

〔10〕尼克松的关岛声明是在一次不供记录的向记者提供背景情况的会上发表的。它并无官方正式文本。

〔11〕Richard M. Nixon,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A New Strategy for Peace, Report to the Congress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0), p.143.

 〔12〕Ibid,p.142.

〔13〕"The President's Remarks and A Question and Answer Session", Peoria, Ill., March 5, 1976, Presidential Documents, vol.12 (March 15, 1976), p.350.

〔14〕Raymond L. Garthoff, Detente and Confrontati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1985, p.561.

〔15〕"Secretary Kissinger's News Conference at Harvard, October 15", State Bulletin, vol.75 (November 6, 1976), p.579.

〔16〕State Bulletin, vol.25 (November 6, 1976), p.579.

〔17〕Zbigniew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1977-1981, p.151.

〔18〕“Address at Wake Forest University”, March 17, Presidential Documents, vol. 14 (March 27, 1978), pp.529-735.

〔19〕布热津斯基博士在黄华外长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词(1978年5月20日),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82年,第134页。

〔20〕《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7年,第228页。

〔21〕"Vice President Walter Mondale Visit to East Asia", Speech at Beijing University, (August 27), State Bulletin, vol.79 (October 1979), p.10.

〔22〕Jimmy Carter, "The State of the Union", January 23, Presidential Documents, vol.16 (January 28, 1980), p.197.

〔23〕Richard Burt, "U.S. Looks to China for Aid to Pakistan",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 1980.

〔24〕New York Times, January 16, 1980 and State Bulletin, vol. 80 (March, 1980), p.39.

〔25〕Secretary of State Schultz, "The U.S. and East Asia: A Partnership for the Future", Address before the World Affairs Council, San Francisco, on March 5, 1983, State Bulletin, vol.83 (April 1983), pp.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