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亨利·西沃德和
美国亚太扩张政策
徐国琦
威廉·亨利·西沃德（１８０１－１８７２），１９世纪美国著名政治家。毕业于联邦学院。历任纽约州议员、州长、联邦参议员等职。１８６１－１８６９年间担任国务卿。他是建立美国太平洋帝国的鼓吹者和设计者。有人认为，自西沃德１８６９年离开国务院后，“美国的东亚政策便没有增加一点新的原则。”〔1〕本文拟对西沃德和美国亚太扩张政策的关系加以研究，以揭示美国扩张政策发展脉络。
一、西沃德亚太扩张思想的历史背景
美国和亚太地区的关系可上溯到美国立国之初。美国挣脱英国殖民地枷锁后，英国、西班牙和法国等对美国同它们的美洲殖民地之间贸易加以重重限制。但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一时并未干涉。从而在客观上起到鼓励美国商人到亚太地区冒险的作用。１７８４年“中国皇后”号首抵中国。随后一系列其他美国商船也竞相展开对华贸易。１７８６年美国开始同毛里求斯进行贸易。１７８７年同塞勒姆开始贸易。１７８９年美国商船第一次进入印度港口。同年７月４日，美国在其第一个关税法案中，对从事与中国、印度贸易的美国商人予以优惠待遇。１８１９年第一批美国人到达夏威夷，其中主要是捕鲸者。１９世纪２０年代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上贸易利益、捕鲸利益及捕猎海豹利益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为此美国政府开始建立常设性太平洋舰队，以保护上述美国利益。
美国是在英国重商主义和扩张传统下的产物——１３个美洲殖民地基础上产生的。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向外扩张的明显印记。扩张成为美国立国之后的永恒主题。华盛顿早在１７８３年即称羽毛未丰的美国为“正在升起的帝国”。杰斐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更是憧憬一个横跨两洋的美国。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兴趣，正与美国的扩张传统紧密相连。
正是由于美国朝野对向太平洋扩张的兴趣，美国的边界向太平洋日趋接近。１８１９年美国同西班牙签订的“横贯大陆条约”便暴露了美国政府建立两洋帝国的野心。在这一条约中，美国坚持把美国的西部边界划到太平洋沿岸。在随后发生的美英围绕奥勒冈归属争端中，美国不少朝野之士更是大声疾呼，认为美国的“自然边界是太平洋”，无人能够阻止美国向太平洋发展。〔2〕
向太平洋扩张的呼声到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引起美国上下对远东的普遍关注。1844年美国尾随英国炮舰之后胁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标志着美国正式进入亚洲特别是远东的国际政治。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美国人认为美国向太平洋扩张的时代已经来临。天定命运说在美国一时间甚嚣尘上。从１８２０年到１８４８年的国会辩论中，美国人对奥勒冈和加利福尼亚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例如在众议院１８４６年１月就奥勒冈问题进行辩论时，太平洋的重要性多次被强调。密西西比州的鲍林众议员当时指出，从大西洋到太平洋，“我们生来是，咳，我们被上帝亲手注定是一个民族国家”。〔3〕这不仅是出于美国人要做北美大陆主人的动机，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把上述两地视为建立美国“太平洋帝国的基础和出发点”。〔4〕１８４６年英美奥勒冈争端终于得到有利于美国的解决。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间爆发的美墨战争，使美国获得了加利福尼亚。美国的版图终于扩延到太平洋。实现了杰斐逊等人建立两洋美国的梦想。
完成大陆扩张之后，一般美国人满足于两洋大国的现状，将注意力集中在美国的南北矛盾和内部发展上，对太平洋的兴趣有所下降。而在上述氛围中踏上全国政治舞台的西沃德（其从１８４９到１８６１年间任联邦参议员），却“看到了太平洋上的一个伟大商业时代的曙光”。〔5〕并吹响了美国向亚太扩张的嘹亮号角。
二、西沃德亚太扩张思想的主要构思
西沃德首先是个强烈的扩张主义者，是天定命运论的主要鼓吹者之一。他在１８５３年曾雄心勃勃地声称，美国的疆域“将无限拓展。无论太阳照耀热带，还是辐射极圈，这个联邦都将迎接那黎明曙光。美国的疆域甚至应包括两大洋中遥远的岛屿。”〔6〕西沃德的扩张思想是建立在美国优越论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人类必将认同我们为历史上少数几个伟大国家的继承者。这些国家曾在世界上各自拥有发号施令的影响。”〔7〕
西沃德扩张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向亚太扩张，建立太平洋帝国。西沃德这一构思发端于４０年代，成熟于５０年代。其主要观点是，美国在完成大陆扩张后应转向亚太地区扩张。扩张的方式是从领土扩张转为商业扩张，但不排除获得某些重要的贸易据点。用贸易代替武力。不认为战争是扩张的最好手段。因为“战舰决不是能被派往国外的最成功的使节”。〔8〕
西沃德一进入参议院，就大声疾呼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他以一个政治家特有的敏感和预见能力，在美国最先认识到亚洲将成为世界重大事务的中心，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地区和“人类活动的新舞台”。欧洲对美国带来威胁的地点不在别处，而在太平洋。〔9〕这位美国“拉开的新帝国帷幕中的”“演员王子”还指出，未来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将发生在太平洋。这场战争的胜利应属于拥有巨大经济实力的国家。“美国应该是，而且会是地球上伟大的强国。”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必须控制世界贸易。〔10〕西沃德的最大野心是使美国获得世界商业霸权，认为商业是美国“伟大任务之一”，是“美国促进文明进步和拓展〔美国〕帝国的主要使者。”〔11〕而美国要控制世界贸易，就必须控制太平洋，因为只有“太平洋上的贸易才是世界性贸易”。〔12〕控制亚洲、太平洋是美国商业帝国的终极目标。所以，美国“必须建立海洋帝国”，“只有海洋帝国才是真正的帝国”。〔13〕太平洋是这海洋帝国的中心舞台。美国的伟大端赖于它应该将其力量扩张到太平洋并“掌握东方的贸易”。〔14〕
西沃德告诫他的参议员同事不要看错美国前进的方向。他指出，美国建立帝国的竞争，“不会在美国大湖区，不会在大西洋沿岸，也不会在加勒比海。不在地中海，不在波罗的海，也不在大西洋上。而会发生在太平洋及其岛屿和大陆”。美国的真正竞争对手在亚太地区。所以，美国的命运就是控制亚洲市场。如果美国成功的话，它无疑会成为“现存各国中最强大的国家。比曾存在过的所有国家都强大”。〔15〕
西沃德向亚太扩张的构思策应于他的美国文明优越论。他认为欧洲文明已经衰落。美国文明正在兴起。一旦先进的美国文明与古老的亚洲文明结合在一起，那么，美国霸业之梦的实现便指日可待。１８５２年７月２９日西沃德在参议院的演说中说，“甚至发现本大陆及其岛屿以及在其上组织社会和政府——尽管这些事是如此庄严和重要，对于现在正在完成的两大文明重新结合这一辉煌结果来说，也只是有限的、初步的和次要的。这两大文明早在４０００年以前便在亚洲的平原上遥遥相对，后来又沿着相反的方向环绕世界，现在又在太平洋的海岸和岛屿重新相遇。诚然，在地球上决没有发生过如此庄严和重大的人类事件……，欧洲的商业、欧洲的政治、欧洲的思想和欧洲的活动，虽然实际上还拥有更大的力量，而且同欧洲的联系虽然实际上正变得更加密切，然而谁没有看到其重要性今后逐年会降低，而太平洋，它的海岸，它的岛屿和周围的广大地区，将要变成今后世界的重大事件的主要舞台呢？谁没有看到这个运动必然使我们自己从欧洲残留的影响和偏见中完全解脱出来，并代之以用美国的观念和影响去改造旭日的初升之地（指亚洲。——引者）的宪法和风俗呢？”〔16〕
西沃德的美国文明优越论是与其世界中心西移论分不开的。他曾预言，美国人“注定将要把他们不可抗拒的浪潮滚滚推向北部冰封的屏障，并将在太平洋岸边与东方文明碰头。”〔17〕西沃德指出，３０００年来世界中心一直由东向西移动。并“持续向西发展直到世界新兴文明和日趋衰落的文明在太平洋沿岸相遇为止。”〔18〕其言下之意即只要美国能成为太平洋帝国，便会成为世界中心。西沃德还预言，未来的世界是美俄争霸。１８６１年５月５日，西沃德在致美国驻俄公使卡修斯·克莱的信中预言到：“美国和俄国将一直以好朋友相处，直到两国沿着相反的方向绕地球环行半圈后，在某一地区聚首为止。这个聚首的地区便是文明最先出现的地方。这一古老文明在经过长期的考验后，现在变得萎靡不振和束手无策”。〔19〕这里西沃德所指的地区便是亚洲，特别是中国。
为了实现美国向亚太扩张的构想，西沃德在参议院中鼓吹和赞成一切有利于兹的法案或提议。西沃德首先奔走呼号的便是要求国会迅速同意加利福尼亚加入联邦。西沃德强烈反对美国南部奴隶制，自称废奴主义者中的废奴主义者。在他心目中，奴隶制与美国实现太平洋帝国的大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他曾指出，奴隶制“在商业和制造业社会中是不道德的”，〔20〕“不道德的竞争是不能拓展甚或维持帝国的”。〔21〕他早在５０年代就预言美国南北双方将有“不可遏制的冲突”。尽管如此，为了迅速让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国联邦一员，实现其太平洋帝国的构思，西沃德甚至愿意加利福尼亚以奴隶制身份加入联邦。因为和奴隶制比较起来，他看到“唯一的巨大危险——就是可能忽视太平洋沿岸新地区的犯罪。”〔22〕
西沃德为何如此看重加利福尼亚？请看他的解释：加利福尼亚是东西方的联结点，是北美大陆和太平洋帝国的枢纽。是“年轻的太平洋皇后”，“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比这还伟大的帝国基础了”。处于如此有利地位的国家“必须统治这一海洋帝国”，因为这是真正的帝国。〔23〕在西沃德眼里，“加利福尼亚方向”和“世界商业、社会和政治运动”的方向一致。〔24〕如果美国不能拥有加利福尼亚，将意味着美国“帝国的解体”。〔25〕他甚至在１８６９年（是年他离开国务院）还指出，“旧金山是作为美国帝国的君士坦丁堡而被牢固建立起来的”。〔26〕原来西沃德坚持要把加利福尼亚纳入美国联邦的版图是着眼于太平洋。而看重太平洋意在控制亚洲。$除要求加利福尼亚迅速加入联邦外，西沃德还大力支持１８５３年美国远征日本。美国这次远征的主要目的是同英国争夺亚洲太平洋商业据点。远征的主帅马修·佩里在述及远征的动机时写道，每当我们看到同我们竞争的海上大国英国在东方和太平洋上的属地越来越多，控制的港口数目与日俱增时，“我们日益感到有必要采取行动奋起直追。”“幸运的是，日本和太平洋上许多岛屿尚未被这个贪得无厌的〔英国〕政府染指。”美国同亚太地区的贸易“至关重要”，而这些岛屿正好处于美国贸易航线上。所以，美国应该“刻不容缓地采取积极措施，以求控制众多的岛屿”。〔27〕西沃德作为美国亚太扩张政策的设计人，眼光比佩里要远得多。他不仅着眼于同英国争夺亚太贸易据点，更重要的，他想通过对日远征等形式把欧洲势力赶出亚洲，以美国取而代之，并进而成为亚洲的霸主。正值佩里赴日途中时，西沃德踌躇满志地声称，“亚洲国家处于昏睡状态几乎３０００多年了。毋庸置疑，除美国之外，无人指望其他影响能把它们从昏睡中唤醒。倘若这些亚洲国家现在被美国唤醒并充满活力，难道它们会饶恕他们的欧洲侵略者，而怨恨其美国恩人吗？”〔28〕这番话把西沃德意欲美国成为亚洲太平洋主人的构思暴露无遗。
１８５３年美国还向北太平洋派出考察舰队。这同样是西沃德大力促成和支持的结果。这次远征考察的主要目的是探索美国北太平洋的贸易路线。力图把北太平洋变成西沃德梦寐以求的“美国湖”。〔29〕
此外，西沃德还支持和鼓吹其他一切有利于美国亚太扩张的计划。如西沃德大力鼓吹建立横跨美洲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在太平洋底敷设电报线。因为在西沃德眼里，铁路和电报“在完善美国的一体化和实现美国的使命方面，是不可缺少的环节。”〔30〕如果美国拥有一条联络大西洋及欧洲和太平洋及亚洲的铁路，美国控制亚洲贸易定无问题。西沃德还大力主张完成对太平洋的勘查工作。赞成开辟美国通往中国等亚洲国家的航线等等。由于西沃德不遗余力地鼓吹美国应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张，他的反对者甚至指责他希望吞并中国的部分地区。〔31〕这一指责是否有根据，由于材料所限，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中国在西沃德的亚太扩张蓝图中占有相当的比重。〔32〕
１８６１年西沃德离开参议院，入阁出任林肯总统的国务卿。丹涅特指出，“林肯从当代美国著名领袖中实在找不出一位〔比西沃德〕对远东更多先知先觉的国务卿了”。〔33〕的确，西沃德在任参议员期间孕育成熟其向亚太扩张构想后，是带着实现这一计划的希望进入国务院的。
三、西沃德亚太扩张政策的主要实践
然而，等待西沃德的并不是他所希望的能够实现向亚太扩张的有利环境，而是南北战争的炮声。这场长达４年的美国内战打断了西沃德太平洋帝国的计划。当战争硝烟刚刚散去，他便立即重新开始实施其扩张计划。其中最重要的成就便是购买阿拉斯加和签订《蒲安臣条约》。
阿拉斯加，原属俄美公司（１７９９年建立）。到１９世纪４０、５０年代，由于管理不善，俄美公司债台高筑，无力支付管理阿拉斯加的巨额费用。同时，英国和俄国由于在东方问题上的尖锐矛盾，双方随时有交恶的可能。英俄一旦交兵，俄国很难保证阿拉斯加不会落入英国之手。因此，俄国打算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俄国这样做可收一箭三雕之效：一是甩掉当时看来无用的包袱。二可得到一笔金钱，以弥补匮空的财库。三可取悦美国，为自己多拉一个战时的盟友。
国务卿西沃德完全同意下述观点，即美国要想控制亚太地区，必须在太平洋上取得立足点。阿拉斯加就是“我们所要的立足点”，美国得到它，就“能控制太平洋”。〔34〕俄国的打算对西沃德来说是欲渡河而船来。当他得知俄国出卖阿拉斯加的消息后，便迫不及待想立刻成交。１８６７年３月２９日晚，俄国驻美公使爱德华·德·斯陶克尔到西沃德家拜访，通知西沃德沙皇正式同意出卖阿拉斯加。如果西沃德愿意，翌日可以签约。西沃德立即表示：
“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斯陶克尔先生？我们今晚就准备签约吧！”
斯陶克尔有点迟疑，“贵部（指国务院）已经下班，你没有办事员，我的秘书也都回到分散各处的家中。”
“没有关系！如果你能在午夜１２点前将你的秘书召集到一起，你会发现我已在国务院恭候。而且国务院也准备就绪。”〔35〕
翌日晨４时，美俄双方便正式签订条约。美国以７２０万美元购下地大物博的阿拉斯加。
美国参议院在１８６７年４月９日以３７：２的票数，迅速批准了购买阿拉斯加的条约。翌年７月１４日，众议院以１１３：４３票通过了购买阿拉斯加的拨款法案。
对于西沃德这一外交成就，当时一般美国人兴趣不大。称其为“西沃德的笑柄”，并把阿拉斯加叫做“西沃德冰箱”，认为这是美国一次“赔本的交易”。〔36砞美国一些史学家认为，美国国会最终批准购买阿拉斯加，与当时美国舆论高唱美俄友谊是分不开的。美国当时不少议员赞成阿拉斯加购买，部分原因便是出于当时舆论倾向俄国。如果美国人当时知道俄国在内战期间派军舰来美的真正动机，〔37〕阿拉斯加购买条约就不会得到批准。这些观点不尽符合事实。因为阿拉斯加购买当时得到美国新闻界和国会的广泛支持，而这些支持原因很复杂。所谓美俄友谊的影响只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已。
美国国会同意购买阿拉斯加，与当时英美关系的恶劣以及英美在美洲的争夺很有关系。例如，当时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在参议院批准阿拉斯加购买条约起了重要作用的查尔斯·萨姆纳认为，购买阿拉斯加是美国获得加拿大的第一步骤。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位议员则认为美国获得阿拉斯加，可“把英国狮子关在太平洋的笼子里。我们使哈德逊湾那个庞大贪婪的垄断机构束手无策”。〔38〕也有一些议员认识到阿拉斯加在美国太平洋扩张中的巨大意义。如罗伯特·Ｊ·沃克尔认为美国获得阿拉斯加，“大大加强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地位。”Ｎ·Ｐ·班克斯，当时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也认为阿拉斯加是美国在“太平洋的踏脚石”，是在美国和亚洲之间的“跳板”。〔39〕
西沃德正是利用了上述情绪，迈开了其向亚太地区扩张的关键一步。因为购买阿拉斯加是西沃德建立太平洋商业和经济帝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５０年代，西沃德就对阿拉斯加商业地位很感兴趣。１８６７年４月４日，即在阿拉斯加条约签订后的第５天，西沃德的一个密友给他写信说，阿拉斯加森林茂密，有丰富的矿藏和鱼业资源。而且，“最伟大的意义”在于阿拉斯加购买给美国提供了太平洋贸易中的“优势”。〔40〕西沃德接到该信后，如获至宝，立即加以翻印，广为散发，为购买阿拉斯加制造舆论。
美国新闻界当时也就阿拉斯加购买大做文章。从阿拉斯加购买条约签订的第二天开始，《纽约时报》就用非常醒目的标题加以报道，声称这项购买为美国对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带来了“光辉灿烂的前景”，无疑对扩大美国的太平洋贸易“有利”，从此“通往中国和日本的贸易之途畅通无阻。”〔41〕
在西沃德心中，阿拉斯加是美国“未来帝国的基础”。〔42〕但由于美国国会和舆论界当时对约翰逊政府持强烈敌视态度，西沃德对于购买阿拉斯加这一得意之举，没有大肆声张。但在１８６９年夏天他到阿拉斯加旅行时发表的演说中，则充分强调美国的亚太贸易和购买阿拉斯加的关系。西沃德对购买阿拉斯加颇为得意。事后当有人问他在他政治生涯中何时是最重要时刻时，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是阿拉斯加购买。不过他感到遗憾的是，美国人居然花了一代人时间才理解这一点。阿拉斯加购买只是西沃德一系列扩张计划中一个步骤。在条约签订的当天，他就和美国前驻法公使约翰·比奇洛谈到这一点。〔43〕
西沃德的太平洋扩张政策是和亚洲特别是和中国联系在一起的。西沃德的对华政策是和英法等列强联合侵略中国的“合伙政策”。以达到“幸分一杯羹”的目的。亦即美国学者大卫·安德森所称“我也有一份”（me, too）的政策。〔44〕西沃德这一政策的执行者便是美国第一任驻北京公使蒲安臣。
美国的合伙政策滥觞很早。例如，１８５１年４月２２日，当时任美国驻广州临时代办的彼得·伯驾就向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力陈“合伙政策”，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麦莲也向美国政府提出相似的观点。不过，美国正式明确提出和奉行合伙政策大概要到美国内战爆发以后。１８６２年３月６日，西沃德国务卿在给蒲安臣的训令中清清楚楚地说明了这种合伙政策的构思。他说：“英国和法国在中国出现的不仅是它们的外交代表，而且有支持这些外交代表的陆海军力量。然而，不幸的是，你（指蒲安臣。——引者）并没有〔这些力量的支持〕。就我的理解所及，我国在华利益和上述我所提及的两国一致。没有理由怀疑英国、法国公使们的行动将充分促进所有西方国家的利益。所以，兹训令你要和他们会商和合作……，除在特殊的事件中有充分理由可以和它们分道扬镳者例外……，我们的国内事务正迅速好转，我相信很快我们就能派一艘战舰来支持你。”〔45〕从这段话可看出两点：（１）美国和英法等列强在压迫侵略中国方面利益一致。（２）美国实力限制它在中国侵略的主动性。这一点是理解西沃德以降到美西战争时美国奉行合伙政策的真情之所在。所谓合伙政策，大致不外包含几层含义：一是美国要和欧洲等列强在侵略中国时相互勾结、彼此合伙，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中国人民和清政府，以求得到更大的让步。二是“合伙”并非意味着列强之间的利益完全一致。美国和列强之间仍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只不过因为实力不够才迫使它唯英法等列强马首是瞻。三，“合伙”不是结盟。奉行不结盟政策是美国外交的一大传统。美国的对华政策也不例外。美国不愿束缚自己的手脚。西沃德曾经明确指示美国驻华公使要避免任何和英法在中国问题上订立盟约。四，合伙政策只是美国的权宜之计，一旦条件许可，它就会另辟蹊径。１８９９年和１９００年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出笼，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西沃德的合伙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有着直接的联系。在当时美国在华实力比英法等国弱的情况下，美国为避免其利益受到损害，蒲安臣一再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蒲安臣曾向英法指出，中国的“任何领土的转让均为对我们条约权利的剥夺”，美国坚决反对。〔46〕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说１８４４年中美《望厦条约》中的“利益均沾”等内容体现了后来门户开放政策的萌芽的话，那么，西沃德的合伙政策则明显含有门户开放政策的特质。这一特质明确体现在应称为西沃德条约的《蒲安臣条约》之中。
《蒲安臣条约》签订于１８６８年７月２８日。其主要内容是：
１、中国领海权仍然存在，租界除有条约规定外，仍归中国地方官管辖。
２、中国对于通商、行船各事，均得自订章程，但“不得与原约之义相背”。
３、清政府可在美国各埠设置领事，美国当照各国例，“一体优待”。
４、“美国人在中国，不得因美人异教，稍有欺侮凌虐。嗣后中国人在美国，亦不得因中国人异教，稍有屈抑苛待，以昭公允。”
５、两国人民“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是。”
６、两国人民到对方游历或居住，均受最惠国待遇。
７、两国人民均可在对方进入大小官学，并受最惠国待遇。两方都可在对方设立学堂。
８、美国向不赞成无故干涉别国内政，中国的内政全由自主。将来办理各种制造事业需要美国帮助时，美国愿意“襄赞”。
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大都将《蒲安臣条约》视为美国掠夺中国廉价华工的条约，从而大大忽略了该条约的重大意义。在笔者看来，西沃德在拟订和签订该条约时，他的目光要比单纯获得中国华工要深远得多。使美国最终控制中国，无疑是西沃德签订该约的一个主要目标。条约的第１、２、８三款即反映了美国对华经济扩张的构思。这几款大力强调保持除条约规定之外的中国主权、中国“自订章程”的权利、“内政自主”的权利等等。这决不是西沃德对中国大发善心，更不是像蒲安臣自称的“这个条约的每一字句，都是为着中国的利益”。西沃德保持中国上述“主权”的真谛在于要获得同列强在华平等经济竞争的权利。美国学者丹涅特也指出《蒲安臣条约》的第１、２款目的是要求对华“贸易机会均等之门必须对所有国家的自由竞争开放”。〔47〕这一点与３０年后海约翰宣布门户开放政策的动机是不谋而合的。
《蒲安臣条约》第７款的内容也很重要。实际上这一款内容与本世纪２０年代初美国的“庚款兴学”计划二者间一脉相承。这一点常为中外学者所忽视。早在１８６２年蒲安臣就上书西沃德，要求美国在华兴学。蒲安臣认为这样做可以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和对华贸易。从而有利于美国对华经济扩张。一心想建立太平洋帝国的西沃德对这一建议非常热心。在他为约翰逊总统起 草的第一个总统咨文中，即包括拨款建立一所主要培养中国人的学院。因为“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可望拥有巨大的优势来为美国政府服务，促进美国对华商业和贸易的利益。”〔48〕虽然这项内容后来在正式发表的总统咨文中被取消，但西沃德的这一想法并未因此泯灭。《蒲安臣条约》第７款即是证明。它含有美国针对中国的长期扩张策略内容。
此外，在向亚太扩张方面，西沃德任内曾计划控制夏威夷、把朝鲜掌握在自己手中、从哥伦比亚手中获得建造巴拿马运河的权利等。但由于多种原因（见笔者下述分析），西沃德未能得手。
四、西沃德亚太扩张政策的结局及影响
西沃德并未实现自己建立太平洋帝国的梦想。他的计划没有得到完全实现。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在西沃德时代，美国尚未具备实现上述目标应有的实力。要建立太平洋商业帝国，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然而，美国海军在内战中封锁南方叛乱各州港口尚力不从心，更遑论从事太平洋扩张事业了。
第二，严重的内部矛盾也妨碍了西沃德的亚太扩张政策的实行。当时，由于约翰逊总统同国会的矛盾（其以一票之差未被弹劾即为明证），使得自己的国务卿亦处处受到重重限制。如１８６８年美国同夏威夷的贸易条约便未得到国会批准。
第三，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了西沃德不可能实现其亚太扩张计划。其上任甫就，美国便经历了四年血与火的洗礼。内战使西沃德不可能考虑其他计划。联邦的存在高于一切。内战之后，美国面临着重建和国内经济建设两大任务。美国人根本无暇顾及西沃德的亚太扩张。而且，虽然西沃德的亚太扩张主要是立足于商业扩张之上，但要建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势，美国仍须获得太平洋上某些重要的立足点。既然西沃德不赞成用武力来夺取这些立足点，这就意味着美国像购买阿拉斯加一样出钱买入。然而在当时，一方面一般美国人认为“我们最不需要的是增加领土”。另一方面，美国财政困难也妨碍了西沃德这一计划的实行。
尽管如此，西沃德的亚太扩张构思在美国外交史上仍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西沃德的扩张构思表明他是１９世纪末美国扩张思潮的先驱。马汉、特纳、布鲁克斯·亚当斯乃至西奥多·罗斯福等人的扩张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西沃德５０年代扩张思想的翻版。他们要求的海外扩张、经济扩张和门户开放政策与西沃德的思想并无二致。从这一角度来看美国外交史学家贝米斯认为美西战争、门户开放政策是美国外交史上的“大失常”，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其次，西沃德走在了时代前列。他代表着美国当时先进的北部工商业资本家利益。内战后，美国主要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和边疆的开发，对海外扩张的呼声不算太高。尽管如此，西沃德还是感觉到了美国新帝国扩张的脉搏，大声疾呼美国应该向海外扩张、向亚洲太平洋扩张。要求从领土扩张过渡到商业扩张。２０世纪之交的美国学者亨利·亚当斯写道，“西沃德先生的政策是建立在向外扩张的坚定不移的思想之上的。然而，对公众来说，他积极引导的扩张政策走得有点太远和太快了。”〔49〕的确，这位晚年寓居纽约州的家乡并被誉为“奥本的圣哲”的人，实在是走得“太快太远”了，其亚太扩张构思的巨大意义在此，而这一构思在当时不可避免地面临失败的原因也在此。
注释：
〔1〕Tyler Dennett, “Seward's Far eastern Polic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Oct. 1922, p.45.
〔2〕〔17〕Dan E. Clark, “Manifest Destiny and The Pacific”,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1, No.1(1932), pp.3-4, p.8.
〔3〕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会编，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出版，《美国史译丛》１９８２年第２期第６页。
〔4〕〔36〕〔39〕Foster R. Dulles, AmericaIn The Pacific, New York, 1938, p.4, p.89, p.93.
〔5〕Julius Pratt,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146.
〔6〕〔7〕Grorge E. Baker, ed., The Works of William Henry Seward, New York, 1853-1861, Hereafter cited as #FKSeward, Works#FS, vol. 4, p.122, p.139.
〔8〕〔9〕〔22〕〔25〕〔30〕〔34〕〔40〕〔41〕〔43〕〔48〕Ernest N. Paolino, The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Empire: William H. Seward and U.S. Foreign Policy, CornellUniv. Press, 1973, p.ll, pp.28-29 p.4, p.4, p.35, p.110, p.110, pp.111-112, p.118, pp.149-150.
〔10〕〔12〕〔49〕Walter Lafeber, The New Empire, Cornell Unvi. Press, 1963, p.27, p.27, p.31.
〔11〕Congress Globe, 31d cong., 2d. sess., 1851, 1, 21, App., p.92.
〔13〕〔16〕〔23〕Seward, Works, vol.1, p.51, pp.248-250, pp.50-51.
〔14〕〔26〕George Baker,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War For the Union,Boston, 1884, p.320, p.573.
〔15〕Congress Globe, 32d cong, 2d. sess., 1852,7, 29, pp.1975-1976.
〔18〕〔20〕〔21〕Seward, Works, vo1.4, p.319, p.326, p.170.
〔19〕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1861, pt.1, p.293.
〔24〕Congress Globe, 31st. cong. 1st. sess., 1850, 3, 11, App. pp.261-262.
〔27〕〔29〕William Goetzmann, New Lands, New Men, Viking Penguin Inc., 1987, p.345, p.423.
〔28〕〔33〕〔46〕〔47〕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New York, 1922, p.408, p.409, p.373, p.383.
〔31〕Albert Weinberg, Manifest Destiny, A Study of National Expansionism in American History, Chicago, 1963, p.242.
〔32〕甚至在西沃德离开国务院后，仍经常敦促美国政府应把同中国等亚太地区的贸易，放到与对欧洲贸易的同等地位。
〔35〕Thomas Bailey,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1964, p.366.
〔37〕美国内战期间，俄国曾派舰队抵美，旨在准备同英作战。美国人误 以为这是俄国对美友好的表示。
〔38〕塞弥尔·比米斯：《美国外交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第二分册，第２０２页。
〔42〕Alexander Deconde, e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78, vol. 2, p.532.
〔44〕〔45〕David Anderson, Imperialism and Idealism: American Diplomats in China, 1861-1898, Indiana Univ. Press, 1985, p.10. 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