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人口外迁与美国的城市化

陈奕平

一

美国农业人口外流早在１９世纪上半叶就已出现，只因大规模的西进运动而遭到忽视。大量的农业人口涌向城市发生在南北战争后。南北  战争后，政府采取鼓励工业发展的政策，推动美国工业革命飞速发展。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同时，农业革命也进入新阶段，开始了真正的全面技术革命，无情地驱赶着众多农民进入工业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农业劳动力急剧减少。１８７０年，农业劳动力占美国总劳动力的５１．５％，而到１９１０年仅占３２．５％。〔１〕据估计，１８６０－１９１０年，美国流入城市的人口增长７倍，而且集中于大城市，这造成了城市人口的迅速膨胀。美国城市人口从１８００年的３２．３万增至１９１０年的４１９９．９万。〔２〕

    ２０世纪初始，对西部“边疆”的开拓终结，美国可供立即耕种的土地都已为人所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拖拉机和其他新式农业机械的采用与推广使得较少的人能够经营更多的土地。同时，农业慢性危机也开始出现。所有这些，再次掀起农业人口大逃离高潮。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此后，农业劳动力绝对数开始减少，从１９１０年的１２３９万减至１９４０年的８７０万。〔３〕同期，从农业中净迁出人口达１０１２．５万。〔４〕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民主兵工厂”机器飞旋急转，而工人大量参军作战，因而工业劳动力需求更为迫切。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做工，填补工业劳动力市场。二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席卷国民经济各部门，推动美国农业的现代化。农业的现代化使农业人口再次剧减。１９４０－１９４５年，美国农业人口迁出达８０１万，１９４５－１９７０年迁出２０４５万。〔５〕

    进入７０年代，因农业人口总数很少，农村人口出生率低，农业人口迁出减少。１９７０－１９７４年，农业人口净迁出为７１．５万人。〔６〕大规模的农业人口外迁运动接近尾声。

    从１９世纪初到２０世纪中后期，农业人口大规模涌向城市，是由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因素促成的。

    １．农业革命的推动与农业危机的驱赶

    美国农业革命早在独立战争后即已开始。到１９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美国已推广使用新式农具和农业机械，开始农业半机械化和机械化。当时使用的20匹马力牵引的康拜因机，把收割、检净、装袋等各个工序连接在一起，提高了农作物收割的质量和速度。南北战争后，农业革命持续发展，进入一个高潮。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拖拉机的出现及代替畜力作农业机械动力，掀起美国农业的第二次革命。美国农场使用的拖拉机总数从１９３０年的８０万台猛增至１９６６年的５５０万台。〔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波及农业，尤其是生物工程的研究、应用和推广，使美国农业开始全面现代化。农业机械化与现代化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１８２０年，一个农业工人所能供养的人数为４人，１９４５年为１４．６人，１９６９年达４５．３人。１９４５年，生产一包（每包净重４７８磅）棉花需要１４０工时，而到１９６９年仅需２５工时。〔８〕这就意味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增，只能靠迁移来转移。

表1  美国农业与非农业收入比较

资料来源：《１９世纪美国经济趋势：收入与财富之研究》，第２４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第９７－１０２页；《美国统计摘要》（１９８４年）；《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期到１９７０年》。

    ａ．１９２９－１９８３年农业总收入包括林渔业。

    ｂ．劳动力人均收入计算中未包括失业人口。

    美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产品供应猛增，还带来了农业生产过剩危机。这种危机在１９世纪末即已出现，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渐趋严重。１９２１年，玉米的价格跌到只及１９１９年价格的１／３；棉花、小麦和生猪的价格跌到１９１９年价格的一半。由于物价跌落，农场破产率上升。１９２０年，每１０００个农场的破产率为０．２１，而到１９２４－１９２６年增为１．２以上。〔９〕危机拖了１０年，接着农业又遭受３０年代大危机的沉重打击，美国农业陷入困苦不堪的泥淖。大危机中，农业生产倒退了２３年。二次大战暂时挽救了农业。可好景不长，到５０年代初，农业又跌进了历时近２０年的慢性危机之中。７０年代，美国农业略有起色，可到１９８２年又爆发了农业危机，农产品价格猛跌，收入锐减，农场破产之风愈刮愈烈。农业危机持续不断，使农场收入减少，以农为生渐趋艰难。１８４０－１９００年，美国农业劳动力人均年收入从１７３美元增至２６０美元，而非农业劳动力人均收入从４３７美元增到６２２美元。到１９７０年，二者相应数字为７１９０美元和１０５４６美元（见表１）。二者相距甚远，鸿沟深掘。６０年代，美国农业家庭的贫穷率几乎比非农业家庭的高一倍，２０％的农业家庭属于贫穷阶层，而非农业家庭中只有１２％属于贫穷阶层。〔１０〕面临着危机与贫困的威胁，大量农民外迁，涌往城市，寻找就业机会。

    ２．工业革命的吸引

    美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始于１８世纪末，完成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从纺织业开始，工业革命迅速波及其他一系列轻工业部门和重工业部门，如面粉业、烟草业、制革业、食品加工业及钢铁业等。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工厂规模不断扩大，需要大量劳动力充实各个工作岗位。美国工厂数从１８４９年的１２．３万个增至１８９９年的５０．１万个，产品价值从１０．１９亿美元增至１３０亿美元，生产工人从９５．７万猛增到５０９．８％。１８９９－１９３７年，美国工厂数因兼并而减少，可工厂规模却大为膨胀。同期，美国工厂数从５０．９万个减为１６．７万个，可工厂产品价值从１３０亿美元剧增至６０７亿美元，生产工人由５０９．８万增为８５６．９万。〔１１〕工厂如此快速的膨胀，其劳动力和需求仅靠城市人口（因工业基本集中于城市）的自然增长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曾指出：近代产业“生产规模突然的跳跃式的膨胀……没有可供支配的人身材料，没有不取决于人口绝对增长的工人的增加，前者是不可能的。”〔１２〕这里的“绝对增长”不是指人口的自然繁衍，而是指移民和农村劳动力的移入等。在美国，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前，城市工业人口的增加主要来源于外国移民和国内农村人口的迁入。之后，因严格的移民法限制，外国移民急剧减少，城市工业人口的增加主要靠农村人口的移入。１９２０－１９６５年间，共有３０００多万农村人口流进城市，加入工业劳动力大军。这解了许多工厂企业劳动力不足的燃眉之急。

    ３．城市文明的诱惑

    美国工业革命的长足前进，带来了现代物质文明，美国城市物质文化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后，许多城市的照明采用煤气。1822年波士顿街道照明使用了煤气，随后纽约于１８２３年，费城于１８３７年采用。到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后，电灯广泛应用于室内和街道照明。至于城市自来水，居民早已享用。１７９９年后，费城已开始用蒸汽水泵把夏易基尔河的水抽到一部分城区。１８２２年，费尔芒特自来水公司成立后，用铁管代替木制管子把水送到整个城区。到１８４２年，所有比较大的城市都使用了人工的送水方法。１８５０年，缝韧机用作制衣和制鞋，带来一场服装业革命。到１８９０年，批量生产的服装，零售总值达１５亿美元。〔１３〕城市居民随时可以买到价廉物美的成衣便服。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罐头食品和炼乳极为普遍。９０年代后，铁路冷冻车厢的使用更使城市居民能随时吃到全国各地的美味佳肴。当时，城市中等收入以上之家都有冰箱。到１９００年，全国已有２０００多个冰箱厂。１９２０年，电冰箱开始机械化生产。城市居民不再像农村居民那样易受大自然变化的影响，即便在隆冬季节亦能吃上新鲜食品。１８６５－１９００年，连锁商店的兴起，更是百货应有尽有，购物大为方便。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室内盥洗间、厕所的出现，被称为“１９世纪末美国人生活方式革命中最具代表性的因素”。

    城市文明更重要的方面是精神文化。城市是剧院、博物馆、美术馆、舞厅、音乐厅、电影院、图书馆及教育机构的集中之地。１９世纪，城市流行通俗歌剧、音乐喜剧与轻歌舞剧。进入２０世纪后，电影兴起，爵士乐盛行。１８４０年，街上出现每分钱一份的报纸。此后廉价小说充斥大街小巷。免费图书馆几乎所有城市和较大的镇均有。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全国图书馆增加８２倍，达到１０００多个，藏书量增加５倍。〔１４〕美国的文化教育机构几乎均集中于城市。不仅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高等学府集中城市，就是中初级教育机构亦大多集中于城市。

    城市文化中更为吸引人的方面当属体育文化。工厂制度的兴起使  工人的工作与闲暇分开。工业化的进行，企业流水线的采用，使城市工人的闲暇时间增多。制造业工人的周工作时从１８６０年的６５小时减到１９２０年的４７小时。〔１５〕工人也就有更充裕的时间发展娱乐活动。随之，城市娱乐文化活跃起来。第一个有组织的广泛的体育活动是棒球。１８４５年出现棒球俱乐部，到１８６０年，至少有５０个棒球俱乐部。１８６９年，出现职业棒球俱乐部。１８７６年成立了“全国职业棒球俱乐部联盟”。１８８５年后，自行车赛也流行起来。到１９００年，美国人有１０００万辆自行车。足球起源于１９世纪２０年代的哈佛大学，后扩展为校际活动。１８９７年，普林斯顿大学对耶鲁大学的比赛有５万观众观战。篮球在１９世纪末兴盛起来，也很受人欢迎。进入２０世纪，足球成为最吸引人的“大球”。

    城市交通之便扩大了居民的活动范围。１８２０－１８６０年，公共马车盛行。１８５０年，马拉火车出现，并逐渐取代马车成为公共交通工具。１８６０年，波士顿马拉火车运客量达６５０万，各种马拉车运客总数为１３５０万。到１８９０年，全国市内马拉铁路线有６６００英里在运行。〔１６〕１９世纪末，缆车、电车出现。２０世纪后，汽车的普遍使用解放了城市居民，居民活动大为方便。另外，城市电话、电讯带来的方便也令乡下人羡慕不已。

    城市文明的方便、乐趣与充实和乡村社会的封闭、劳累与单调形成鲜明的反差。１９世纪，乡村无自来水、煤气，没有剧院、图书馆，更无有轨电车，至于体育活动，更是与之无缘。１９世纪中，《纽约论坛报》主编霍勒斯·格里利评论道：“我们不能全都住在城市，然而似乎所有人都决定这样做……，‘日用热水供应’、面包坊之面包、煤气、剧院，以及市内有轨电车……，凡此种种预示着现代味的趋势。农村却远离诸种享受。此乃‘天就’也。大概‘城镇’有诱惑力。”〔１７〕进入２０世纪后，部分乡村开始分享现代文明，可与城市相比差之甚远。大量农村青年受着城市文明的诱惑，纷纷奔向城市。

    4.交通运输之便

美国建国之初，交通运输异常落后。进入１９世纪后，在政府的资助和鼓励下，美国交通运输事业发展迅速。民办、州办和联邦兴办的运河、铁路飞速增长。到１９世纪中期，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交通运输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１８１６年，美国仅１００英里运河，１８４０年达３３２６英里。１８６０年美国铁路已达３０６２６英里，１９１４年猛增到２５．２万英里，超过欧洲铁路里程总和。〔１８〕铁路几乎通达所有的大小村镇。交通运输线发展的同时，运载工具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航行于西部河流的汽船１８１５年仅７艘，吨位１５００吨，１８６０年为８１７艘，吨位１９．５万吨。〔１９〕随之，客运价也逐渐下降。２０世纪初汽车出现后，美国掀起了改善公路运动。１９１０年成立了“美国公路改进协会”。各州拨款  数百万美元改善乡镇和各县的公路。这样远离铁路线的乡区即可很容易到达城市。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纵横交错的公路线使美国交通运输能力大为提高。发达的交通运输业为农村人口外迁大开了方便之门。

二

    大规模农村人口涌向城市，改变了美国人口结构，使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农村人口外迁洪流加速了美国人口城市化。

    美国人口城市化速度极为惊人。建国初，美国尚处于农业社会，可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就已成为城市国家。进入２０世纪中期，美国又步入大都会时代了。１７９０年，２５００人口以上的城市仅２４个，１８７０年发展到６６３个，１９２０年达到２７２２个，１９７０年猛增至７０６２个。１７９０年，城市人口仅２０．２万，占总人口比例为５％，１８７０年城市人口为９９０．２万，占总人口的２５．７％，１９２０年城市人口为５４１５．８万，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１．２％。１９７０年，城市人口剧增到１４９３２．５万，占总人口的７３．５％（见表２）。大都市增长也极为迅速。１９４０－１９８０年，人口在２０万以上的大都会区从１６９个增加到３１８个，占总人口比例从５２．６％增为７４．８％。〔２０〕

    在美国人口结构变动中，黑人人口城市化明显快于白人。当１９世纪后期白人快速城市化时，大量黑人尚在田庄艰辛耕耘，遭受佃主盘剥。可一个世纪后，黑人城市人口比例大大超过白人。１８８０年，白人城市人口占白人总人口比例的２８．３％，而黑人城市人口占黑人总人口比例仅１２．９％。１９２０年二者相应数字为５３．４％和３０％，１９７０年变为７２．４％和８１．３％，后者远远超过前者（见表３）。黑人人口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即黑人农业人口外迁。１９２０－１９８１年，黑人农业人口减少９６％，而白人农业人口仅减少７９％。到１９８１年，美国３％的白人为农业人口而黑人仅１％。〔２１〕

表2  美国城市人口及占总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和说明：根据《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期到１９７０年》，第１１－１２页。城市指２５００人以上的城市。

表3  美国白人与黑人城市人口对比

资料来源：同表２，第１２页。

表4  美国各地区人口城市化比较

资料来源：同表２，根据第２２页数字计算。

    美国各地区城市化时间与速度也不一样。东北部地区是工业化较早的地区，农村人口早在１９世纪上半叶就已大量外迁，城市化开始早、发展快。１８２０年，东北部各州城市人口仅４８万，只占东北部总人口的１１％。到１８８０年，东北部地区城市人口就达７３７万，超过农村人口，占东北地区总人口的５０．８％。短短６０年间，东北地区即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南部地区工业发展缓慢，农业长期是主要经济部门，农业人口外迁比较晚，城市化也较迟。１８２０年，南部地区城市人口为２０．４万，占南部总人口的４．６％。到１９２０年，南部城市人口也仅９３０万，占南部地区总人口的２８．１％。一直到１９６０年，南部城市人口达到３２１．６万，才超过农村人口。南部人口城市化花了一百多年时间。西部和中北部人口城市化慢于东北部，但快于南部。在１９世纪中期，西部大草原农业大规模机械化过程中，农业人口就已外迁。１８２０年，中北部地区城市人口仅１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１％。到１９２０年该地区城市人口即达１７７．８万，占北部中部地区总人口的５２．３％。１８５０年，西部地区城市人口仅１．１万，占西部总人口的６．１％。到１９２０年，西部城市人口即达４７７．３万，超过农村人口（见表４）。西部和中北部人口城市化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西进运动。源  源  不断的东部移民和外国移民（其中大多为农民）冲向西部。他们成为城市化的主要来源。大部分西去之民都定居城市。美国学者弗雷德·香农指出：“有一个（东部）工厂劳工去西部农场，至少有２０个（东部）农民去西部城镇，而每一个在美国任何一地拥有新农场的人，其１０个儿子都会去城镇。”〔２２〕

三

    农村人口洪流滚滚涌向城市对美国社会经济冲击不小，影响甚大。

现代工业的发展，大量工厂企业的集中，需要人口的集中以满足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农业革命的进行，现代科技的发展，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需求减少，使大量农业人口过剩。在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美国，政府不直接介入社会经济活动。所以，人口的再分布主要靠自由流动来调节。农业人口迁往城市既解决了农业人口过剩问题，又满足了城市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达到人口的合理分配。如果不存在农村人口外流，那从大西洋沿岸到加利福尼亚的南部地区（佛罗里达除外），农业人口将增加５０％，落基山以东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西北部各州农业人口将增加４０－５０％。总之，南部和西北部各州农业人口绝对增加数将达１１００万。〔２３〕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需求减少，这还要淘汰１０００多万农业人口。由此，农业过剩人口将达２０００多万。而城市人口因外国移民减少，工业劳动力将严重缺乏，诸多后果将不堪设想。从此可见农村人口外迁与城市化之重要性。

    成千上万的农村人口蜂拥入城，人口的迅速城市化，也带来许多问题。

    人口的过分集中必然带来交通拥挤问题。２０世纪汽车大量生产与使用后，城市交通问题更趋突出。大都市不断扩张兼并，也不能满足人口猛增的需要。１８５０－１９７０年纽约、芝加哥、费城、底特律、旧金山、波士顿和圣保罗等２０个大城市总面积从２３５平方英里增至１６８５平方英里，〔２４〕增加６．１７倍。而同期，美国城市人口从３５４４０００剧增至１４９３２５０００人，〔２５〕增加４１．１３倍。城市人口密度大幅度上升，拥挤现象加剧。城市汽车的增加对拥挤现象更是火上加油。１９００年，美国机动车登记数仅８０００辆，１９６３年跃至８２０５８０００辆。自１８９３年汽车使用以来到１９６３年，美国造了２亿辆汽车，实际使用达８０００万辆。〔２６〕１９６０－１９８２年，汽车、货车与公共汽车登记数从７３８５８０００辆增至１５９５１００００辆，增加１１６％。〔２７〕而同期，汽车车祸从１０４０万起增为１８１０万起，增加４２．５％。〔２８〕美国政府虽然出资修了不少高速公路，进行“城市更新”，可道路的修建终究赶不上小汽车的发展速度。

城市犯罪问题是又一令人头疼的问题。人口的集中，尤其是大量农村人口和南部贫穷地区的黑人人口集中于城市中心，极容易导致犯罪。他们大多收入低微，常常面临失业的威胁。其中部分人，尤其是青少年经不住现代物质文明的诱惑而走向犯罪。美国学者斯卡皮蒂写道：“美国文化对获得成功和拥有大量的物质财富极为重视。无数的广告以富有魅力的形式宣传新产品，鼓励人们买新房子，买汽车，买新式服装，买游泳池，买电动牙刷。我们多数人无力购买所有这些奢侈品，但是我们想得到它们，于是一些人转向犯罪：在店里小偷小摸，逃避所得税，或武力抢劫。”〔２９〕１９３７－１９５７年，美国城市犯罪案件总数从６６５４４７件增至１０９６３３７件，其中抢劫案从２６６９６件增为３４６４１件。〔３０〕１９６０－１９７１年，美国谋杀案总数增加了９５％，盗窃案上升了２６９％。〔３１〕而其中２１岁以下的罪犯占总犯罪者的５１％。黑人、印第安人都保持了较高的犯罪率。黑人犯罪率为黑人在总人口中比例的２－５倍。在对１０００例少年犯罪作过研究后，美国学者得出结论认为：这类人中３／４生活在小康水平以下。〔３２〕这就说明，大部分犯罪者乃为生活所迫而为之。

    人口与资本的大量集中，还使地价飞涨，住房紧张。１８５０年，美国非农业地价仅１９亿美元，１９００年增为２９３亿美元，１９５０年更达３６７８亿美元。１８５０－１９５０年，非农业地价增加１９３倍，而同期农业地价仅从７亿美元增为２６８亿美元，只增加３７倍（见表５）。由此可见地价飞涨之一斑。地价飞涨必然带来房价飞涨，房租猛增。１９７０－１９８３年，美国新修单家住房平均售价从２３４００美元猛增到７５３００美元，增加２２１．８％。〔３３〕房价飞涨，房租剧增，使许多低收入者无力购房或租房，纷纷涌进贫民窟。在美国的大城市中，贫民窟比比皆是。

    人口与资本集中的又一产物是环境污染。人口与资本的集中即是大量工厂企业的兴建。从１８世纪工厂的兴建到２０世纪，由于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工厂企业遍布全美各地。工厂放出的大量废气、废料极大地污染了城市环境。汽车的大量使用对自然环境更是贻害不浅。小汽车、  卡车和公共汽车排出大量尾气。汽车尾气与工厂废气放入空中，产生光化学雾。这种棕黄色的烟雾能导致人体功能失调，视力降低，并腐蚀建筑物和纪念碑，是使林木花草枯萎的部分原因。洛杉矶即尝到了工业污染的苦果。１９４５年开始，每年春初季节有１６０天左右是烟雾迷漫。６０年代初以来，美国政府开始加强对排放废气的限制，并采取其他限制措施，可控制污染的措施效果甚微。

表5  美国土地价值飞涨情况(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来源：《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期到１９７０年》，第２５５页。

表6  美国几个大城市人均财政情况(美元)

/总支出|税收|债务|

1970年|1982年|1970年|1982年|1970年|1982年|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摘要》（１９８５年），第２８７页。

    交通拥挤、犯罪迭起、地价飞涨、环境污染，诸多问题弄得政府焦头烂额。为了应付这些问题，都市财政赤字严重，债台高筑。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美国城市财政总支出从３４１．７３亿美元增至９３６．９亿美元，增加１７４．２％。同期债务从４３７．７２亿美元增为９１３．０２亿美元，增加１０８．６％。〔３４〕１９６０年，纽约市用于社会福利的拨款为６７００万美元，而１９７５年仅用于对穷人的公共援助和医疗帮助即达９１１００万美元。１９６５－１９７５年，纽约市财政支出增加了２６０％，而个人总收入（税收主要来源）只增加了７９％。１９６６－１９７４年纽约市政府短期债务（六个月）从４．６７亿美元猛增至３４．１６亿美元。〔３５〕到１９７５年纽约市财政濒临崩溃边缘，银行拒贷新款，要求还旧款。幸得联邦几十亿美元贷款方才度过难关。其他许多大城市，如底特律、巴尔的摩、辛辛那提、亚特兰大、里士满等都在劫难逃，背上沉  重的财政赤字负担（见表６）。

    综上所述，本文粗略地探讨了美国农业人口外迁与城市化，认为农村人口外迁是美国工业革命与农业革命发展的结果，其中城市文明的诱惑也作用不小。美国人口城市化有其有利的一面，也带来和加重了交通拥挤、犯罪、地价飞涨和环境污染等多种问题。

注释：

〔1〕西蒙·库兹尼茨(Simon S. Kuznets)和多萝西·托马斯(Dorothy S. Thomas)编，《美国人口再分配与经济增长，１８７０－１９５０年》(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United States, 1870-1950)，费城，１９６０年版，第３９页。

〔2〕《美国历史统计：殖民地时期到１９７０年》，华盛顿特区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１－１２页。

〔3〕同〔１〕。

〔4〕〔5〕〔6〕约翰·肖弗(John Shover)：《初为多数，终乃少数：美国乡村生活的转变》(First Mojority-Last Minor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Life in America)，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第６页。

〔7〕同上，第１４９页。

〔8〕同上，第５页。

〔9〕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下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版，第３４１页。

〔10〕沃尔特·威尔科克斯：《美国农业经济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６１页。

〔11〕同〔９〕，第４１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６９４页。

〔13〕玛丽·诺顿（Mary B. Norton）和戴维·卡茨曼（David M. Katzman）等著：《一个民族与一个国家：美国历史》(A People and A Natio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波士顿，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４２页。

〔14〕查尔斯·格拉布（Charles N. Glaab）和Ａ·西奥多·布朗（A. Theodore Brown）：《美国城市史》(A History of Urban America)，纽约，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０１页。

〔15〕同〔１３〕，第５４７页。

〔16〕肯尼思·杰克逊（Kenneth T. Jackson）和斯坦利·舒尔茨（Stanley K. Schultz）编：《美国城市史》(Cities in American History)，纽约，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２７页。

〔17〕同〔１４〕，第１３６页。

〔18〕哈  里·沙伊贝尔（Harry N. Scheiber）、哈  罗德·瓦特（Harold G. Vatter）和哈  罗德·福克纳（Harold U. Faulkner）：《美国经济史》(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纽约，１９７4年版，第215页。

〔19〕格伦·波特（Glenn Porter）编：《美国经济史百科》(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纽约，１９８０年版，第７５页。

〔20〕《美国统计摘要》（１９８５年），第１７页。

〔21〕哈里·普洛斯基（Harry A. Ploski）和詹姆斯·威廉斯（James Williams）：《美国黑人》(The Afro-American)，纽约，１９８３年版，第４５０页。

〔22〕康拉德·托伊伯（Conrad Taeuber）和艾琳·托伊伯（Irene B. Taeuber）：《美国变动中的人口》(The Changing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纽约，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０６页。

〔23〕美国“全国资源委员会”：《变动中的人口问题》(The Problems of A Changing Population)，纽约，１９７６年版，第１１２页。

〔24〕同〔１６〕，第４４５页。

〔25〕同〔２〕，第１１－１２页。

〔26〕约翰·雷（John Rae）：《美国汽车简史》(The American Automobile, A Brief History)，芝加哥，１９６５年版，第２３７－２３８页。

〔27〕同〔２０〕，第５９６页。

〔28〕同〔２０〕，第５９９页。

〔29〕弗·斯卡皮蒂：《美国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９５页。

〔30〕同〔２〕，第４１３页。

〔31〕同〔２９〕，第２８８页。

〔32〕同〔２９〕，第２９０页。

〔33〕同〔２０〕，第７２９页。

〔34〕同〔２０〕，第２８６页。

〔35〕乔恩·蒂福德（Jon C. Teaford）：《二十世纪美国城市：问题，希望与现实》(The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City, Problem, Promise and Reality)，巴尔的摩，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４３－１４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