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半叶科学技术从美国

向中国的传入及其影响

李佩珊

虽然中国古代有着灿烂的文化和光辉的科学技术成就，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近代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大大落后于西方。近代科学随着文艺复兴而产生于西欧，然后传到北美，发展十分迅速。特别是１９世纪末到整个２０世纪期间，惊人的科学技术成就接连出现，不断地改变着人类社会从物质到精神的面貌。正是在１９世纪中叶，中华帝国的大门被资本主义大国以武力强行敲开以后，西方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像潮水一样地拥入，使中国原有的科学技术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吸收它们，就被其覆盖了，于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几乎完全照样地通过多种渠道而移植到中国的大地上。

    在这一移植过程中，中国和西方国家两方面的努力都是不可缺少的。１９世纪末，中国各界有志之士不甘落后，认识到要奋发图强，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因而具有很大的主动性。进入２０世纪，特别是１９１１年推翻了清朝封建的统治之后，学成归国的留学生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同西方在科技上的差距，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决心把自己的学识贡献给祖国。

    在西方各资本主义强国中，美国由于建国晚，同中国的接触远远落后于西欧各国。然而大量资料表明，发源于西欧的近代科学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同其他西欧国家相比较，美国占了领先的地位。美国科学技术传入中国的途径主要是：１．到中国办大学；２．资助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３．吸收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学习。本文大体上依着历史的顺序，简略地介绍各类重大事件，并分析研究其对当时的中国以及１９４９年以后的中国大陆科技发展的影响。

一、美国基督教会在中国办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

    教会大学在中国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里仅从事实  出发，来估价其对理、工、农、医教育方面的作用。

    在美国来华人士中，以传教士为最多（其中约３８％兼办小学、中学或开设医院），其次为具有一定科学和教育水平的大学教学和管理人员。根据《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１〕提供的名单，以１０年计人次，可得下表：

    这些数字表明，传教士总人数虽多，但却逐年下降。大学教育工作者的人数，从１９００年以后，增加较快，以２０年代人数最多。３０年代以后人数下降，其原因可能是３０年代后，中国自己成熟的学者渐多，而且从１９３７年以后，先后发生了抗日战争和国内的解放战争的原故。

    早在１９世纪中叶以后，传教士们为了便于传教和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办了大量小学以至中学。到１９世纪末，教会办的中、小学已有２０００所，学生４万人，占当时中、小学总人数的１０％。这时也出现了少数大学，多数是美国人办的，学生人数不到２００。〔２〕

    一些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美国传教士在19世纪末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已经起着重要的作用。如１８６２年，在清末洋务运动的影响下，由官方兴办的京师同文馆（教以英语为主的外语和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并从事译书）就聘请了一些外国学者来教书。其中最著名的是１８６７年应聘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 1827-1916，著有《格物入门》、《格物测算》等），开始时教授英语和万国公法，１８６９年至１８９４年任相当于教授会主席的西学总教习，长达２５年。〔３〕１９世纪末，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中国最早创办的三所新型大学，也都请了美国传教士帮助工作：１．１８９５年由盛宣怀（１８４４－１９１６）创办的天津北洋大学（原名天津中西学堂，１９０３年改名），其第一任总教习是美国传教士丁家立（Charles D. Tenney, 1857-1930），任职到１９０６年；２．１８９７年盛宣怀又创办了上海交通大学（原名南洋公学，１９２１年改名），聘请了美国传教士福开森（John C. Ferguson, 1866-1945）为第一任监院（相当校长）；３．１８９８年成立的

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１９１２年改名），丁韪良又被聘为第一任西学总教习。这三所大学还都聘请了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外籍教师教授外语及理、工等科课程〔４〕。另据１９８２年出版的《浙江大学校史稿》登载，其前身为１８９７年在浙江杭州成立的求实书院（中间曾停办约１０年，１９２８年定名浙江大学），书院成立之初曾聘请美国人王令赓（E.L. Mattox）为西学总教习。

    进入２０世纪，教会大学有了很大的发展。据１９１８年统计，重要教会大学有１５所，除上海震旦大学是法国天主教教会于１９０３年创办的以外，其他１４所中，１０所由美国教会创办，４所由美国教会和英国教会联合创办。这１４所大学及其创办时间是：１．１９０２年，苏州东吴大学（美）；２．１９０５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美）；３．１９１０年，杭州之江大学（美）；４．１９１０年，成都华西大学（美、英）；５．１９１０年，武汉华中大学（美、英）；６．１９１１年，南京金陵大学（美）；７．１９１４年，福州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美）；８．１９１４年，长沙湘雅医学院（美），１９２５年归还中国；９．１９１５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美）；１０．１９１５年，上海沪江大学（美）；１１．１９１６年，广州岭南大学（美），１９２７年农学院改归中国；１２．１９１６年，北京燕京大学（美）；１３．１９１７年，山东齐鲁大学（美、英）；１４．１９１８年，福州协和大学（美、英）。２０年代，又增加了两所天主教会办的大学。一是天津工商学院，１９２２年由法国创办，原名津沽大学，１９３３年改名。另一所是北京辅仁大学，１９２９年由美国创办。到１９３７年，教会大学学生约达８０００人，其中理、工、农、医都占有一定的比例。〔５〕

    １９２０年前后，由于国内政局不稳，军阀混战，教育工作停滞不前。那时，中国国立大学只有三所，省立大学虽不算少，但水平大都不高，私立大学又多属初创。相比之下，这批为数可观的教会大学较早地就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大学毕业生，其中理工农医各科尤显重要，优秀生出国留学的机会也较多。稍后，中国归国留学生逐渐增多，国内大学教育发展也较快。胡适１９２５年曾提出，教会大学应朝着“超等、出色”和“抛弃传教，专办教育”的方向发展。〔６〕有些大学确实也注意加强了科学研究和提高了教学质量。到１９４９年教会大学在质和量方面基本维持这种状况。１９５２年，大陆的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时，教会学校被全部撤销，外籍教师早已回国，其他教职员工全部并入正在发展中的各高等学校，加强了这些大学的教学力量。

二、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促进了中国理、工科的教育和科学研究

    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１９０１年清朝政府被迫与之订立辛丑条约。其中规定中国赔款４５０００万两白银（简称庚款），美国得庚款的７％。从１９０２年起，分３９年偿还。１９０８年，美国国会认为美国所得的赔款超过了他在战争中的损失，为了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应该将一部分庚款退还中国，并通过了议案。同年１２月,美国总统命令,扣除实际损失部分后,全部余款退还中国〔７〕。美国分两次退还庚款余额的使用情况如下：

    (一)选派庚款留学生和清华大学的建立

第一批美国庚款余额退还了相当于全部应退庚款的２／３。经双方商定，这笔款项专用于培养留美学生，规定自１９０９年起，每年选送一定数量的合格留学生赴美各大学学习。为了保证留美学生的质量，决定于１９１１年创办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班。选拔优秀青年进行培训。从１９１２年起的庚款留美学生主要都是这个班的毕业生。在此之前的１９０９至１９１１的三年中，前后公开招考录取了１８０名庚款留美学生，其中理、工各科学生占４／５。

    从１９０９至１９２９年，清华学堂共送出留美学生２１届，２０００余人〔８〕。其中有少部分不是清华的学生，经过考试选送的；另外还包括了前后送出的５３名女生〔９〕。这批学生到美国后都可直接进入大学学习，有的还可作为插班生，进入大学二、三年级学习。有相当数量的学生在美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他们大都于１０年代、２０年代、３０年代陆续回国，相当部分到大学、研究机构或工矿企业工作，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成长、结果，作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２９年国立清华大学正式成立，庚款留美学生改为公开招考，不再限于清华大学毕业生。作为清华基金的庚款部分仍然保留，不过从这时起改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１０〕。１９４９年前的清华大学由于经费充足，其校舍建筑、仪器设备和师资阵容，在国内均属一流。清华原是一所国内外闻名的，文、理、法、工、农各院皆备的综合大学，其理工各系都很强。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迁往美国，清华经费则完全由政府拨款。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改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其他院系，除留一部分基础课教师力量外，都并入北京大学等其他院校，加强了其他大学的教师力量。目前，该校又在注意逐步加强或重新建立理科和文法学科的教学。

    （二）成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作

    １９２４年，经过美国朝野的呼吁，退还了其余的１／３庚款余额。为此两国商定，成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华基金会），专门从事这笔退款的经营、管理和使用。这个董事会具有权威性，由１５人组成，１０名中国人，包括外交和教育部门的官员，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的校长和学术界的名流，如丁文江、翁文灏、任鸿隽、胡适、赵元任等。另5名为美国人,其中有从事银行工业的专家，还有熟悉中国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如顾临（Roger S. Greene）和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等〔１１〕。

    这笔退款的使用方针同第一次退款的集中使用不同。其原则目标定为“应用以（一）发展科学知识及此项知识适合中国国情之应用，其道在增进技术教育、科学之研究、实验与表证，及科学教学法之训练；（二）促进有永久性质之文化事业，如图书馆之类”〔１２〕。

    中华基金会成立时，正面临国内政局不稳、军阀混战、各大学和科研单位经费匮乏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华基金会采取了较分散而又有重点的支持一批单位，使一批原来有研究力量又较有工作基础的国立或私立大学和研究机构能较顺利的开展工作。同时还着眼于提高中学的理科教学水平。这些工作都取得较显著的效果。其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１）重点资助一批有基础的大学理工科

    北京大学自１９１７年蔡元培任校长以来，着力革新教育，加强理科建设。由于经费缺乏，步履艰难。中华基金会一经成立，就对北大进行重点资助。从１９２６年起连续三年共补助北京大学物理系３万元，用以增加仪器设备〔１３〕。从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７年的六年中，每年拨款２０万元，建立特别研究基金，用于设立３５座研究教席及添设图书实验室设备等。由于得到这笔资助，使教授对生活无后顾之忧，能集中精力致力教学和研究。到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前，此项拨款到期时，北大面貌已焕然一新〔１４〕。

    中华基金会还资助了一些其他大学，如：１９２６到１９３２年间，资助南开大学自然科学教学和研究共１３．５万元，资助中央大学物理系１．５万元、化学系１万元、医学院９万元；对中央大学农学院改良和推广稻麦及棉作的资助更多，每年３．５万元，连续六年以上；前后补助上海交通大学发展工业教育１４万元；还资助了复旦大学生物系、大同大学等多所学校的理工科。其中有的资助甚至长达１０年以上〔１５〕。

    （２）资助研究机构，促进移植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成长

在中华基金会的历次报告中，都显示了它对中国初创的一些研究机构进行了相当量的资助。

    地质调查所是中国建立起来的第一所近代科学研究机构，１９１６年建所后拥有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一批可观的研究力量。２０年代遇到经费困难时，受到中华基金会较长期的资助。从１９２６到１９２９年的三个年度里共资助３．５万元，从１９３０年以后的三个年度里共资助１０万元。这些数量可观的资助，支持了地质调查所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开展了中国土壤学的调查研究，与此同时培养出大量地质学研究骨干。

    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１９２２年在南京创建时，年经费只有数百元。１９２３年得到少量政府资助和个人捐助，情况稍有改善。该所的创始人秉志、胡先等一批研究人员艰苦奋斗，在采集和分类标本方面作出了成绩，引起了中华基金会的注意。从１９２６年以后的三个年度里，每年资助１．５万元。从１９３０年以后的三个年度里，每年资助５万元。生物研究所有效地使用这笔经费，建筑了研究楼，配备了实验室，增加了出差考察费用，促进了该所的动、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和遗传学的实验研究，取得了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为我国生物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受到该所人力支援的单位有北京静生生物研究所（１９２９年成立）和中央研究院有关生物学的研究机构等。

    此外，中华基金会于１９２９年还补助了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５０万元，用以资助其物理、化学、工程研究机构的建筑及设备费用。受中华基金会资助的还有其他研究机构。

    中华基金会不仅资助机构，还补助到科学家个人。１９２８年该会设科学研究补助金，数量从５００元到２０００元不等，少数人甚至可以得到更高数量的补助。受到这个补助金的学科有２２个，其中理、工、农、医学科有１５个，接受补助金的个人达４１５人。其中４６％在国内，３０％在美国，还有少数在其他欧美国家或日本进行研究工作。１９４９年以后在中国大陆的知名科学家中，许多人都接受过该会的资助。１９３０年中华基金会又设立了少数研究教授席，提供较高薪金，使他们安心工作。

    （３）为提高中等学校自然科学教学水平提供资助

    中华基金会认为，大学科学教学水平的提高，直接受中学科学教育水平的牵制，因此对提高中学教学水平给以特别的关注。为此，选择了以培养中学师资为主要任务的六所高等学校，即南京东南大学（即后来的中央大学）、武昌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沈阳东北大学、广东大学、成都高等师范学院等院校为重点，在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和教育心理学五个学科内，共设３５座科学教授席，每年每教授席可得资助１万元到３万元不等，用以改进实验教学设备和补助附设的实验学校经费。使这些学校能够培养出合格的中学理科师资。中华基金会还资助这些学校与其他高等学校合作，举办暑期“科学讲习会”，以提高在职中学教师的自然科学水平。这种办法在２０年代中期很起作用。1928年以后，中等学校工作渐入正轨，才停止了这项资助。〔１６〕

    （４）大力资助中国的图书馆事业

    今天的北京图书馆是在中华基金会全力支持下创办和发展起来的。开始创办时，原名北海图书馆，中华基金会以每年２５万元的经费提供租房和订购外国自然科学方面书刊。１９２９年与原北平政府办的主要收藏中文书籍的图书馆合并，改称北平图书馆。１９３１年又提供了１１３７．４万元建成具有中国风格的北京文津街馆址〔１７〕。中华基金会对北京图书馆的多年资助，使北京图书馆自然科学书刊系统而丰富，为科研工作提供了多方面的资料。文津街馆址在１９８７年紫竹院新馆建成前为研究工作者使用了５０多年。

    在资助北京图书馆的同时，每年以１万元资助设在武昌的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由美国教会在１９２０年建立）。到１９３４年已有７２名毕业生，毕业前都到北京图书馆实习〔１８〕。这所学校，在１９５６年北京大学设立图书馆专修科以前，是全国唯一坚持培养图书馆管理人才的专门学校。１９５２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进行调整时，并入武汉大学，成为其图书馆学专修科，１９８０年以后改为图书馆学系。

    中华基金会资助的范围很广，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有关社会科学方面的资助，因不包括在本文主题之内，都未列入。

    总之，中华基金会自成立以后的２０多年中，资助工作卓有成效，其经营管理经费和选择使用资助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４０年代，遭受战争的影响，加以货币贬值，基金能力大减。１９４９年以后，基金会迁往美国，中断了同大陆的联系，但同台湾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仍有联系〔１９〕。

三、美国洛氏基金会创办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影响

    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全力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１９１６年正式命名，英文为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简称PUMC）曾是一所中国医学科学水平最高的医学院，在国外也颇著称。这是２０世纪初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父子同医学教育家一起，经过酝酿和到中国实地调查后作出的决定。为此，洛氏基金会于１９１４年专门成立了中华基金会。当了解到那时中国已有的大小约２０所医学院校的水平大都不高后，他们就计划仿照当时美国最高水平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在中国北京建立一所高水平的医学院。从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２１年基本建成的校舍，费用达２００多万美元〔２０〕。

    这所每年经费达６０－７０万美元的医学院从１９２４年到１９４３年共有毕业生３１０人，先后聘请了国内外教授２００人，其中中国教授１０７人〔２１〕。为了办好医预科，洛氏基金曾资助了燕京大学等十几所大学。学生考入医预科学习三年后，经过挑选再进入协和医学院学习五年。为了办好为临床教学所必需的附属的协和医院，还特别设立了护士学校培养高水平的护士。在校工作的教师经过一定的年限，有可能获得到美国或其他欧洲国家进修的机会。

    协和在教学、医疗和科研三个方面的高标准和严要求给过去曾经在协和学习和工作过的医生和教师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协和的书刊齐全、病案完整、设备先进等固然是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协和从医、教人员到学生孜孜不倦的学习和研究态度、认真的医疗作风更是它的内在动力；这个集体长期创造出来的活跃而浓厚的学术气氛更使大家受益终身。

    近３０年来，协和医学院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关注，中外都出版了有关专著，集中了大量资料，并作了分析研究〔２２〕，本文只作一简单概括。

    １．对我国医学教育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１９４９年以前的近３０年中，协和毕业生只有３００多人，但由于质量高而能量大,据美国Mary Bullock的统计，有７６人在１９４９年以后留在台湾、香港和美国〔２３〕。按此推算，留在中国大陆的协和毕业生约有２００多人，在１９４９年他们的年龄大约为３０至５０岁之间，正是精力旺盛的时期。除了留在协和的部分外，他们中许多分布在全国许多大城市的医学院中。通过他们，过去协和的优良传统多少都在起着作用。如：北京医学院、天津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广东医学院、四川医学院等多所医学院都有协和毕业生或曾在协和工作过的教师在任教。

    至于协和医学院本身的教学工作，在５０年代曾停止过招生，１９５９年曾一度恢复过八年制的医学教育制度，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六年之后，又被１９６６年夏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冲断了。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协和仍起着培养师资和提高医生医疗水平的作用。１９７９年才又恢复了八年制的医学教育制度。至于协和医学院的名称，则于１９８５年改定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英文名称则仍沿用旧名。

    ２．对发展我国的医疗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由于协和在医疗工作中有着重科学的传统，医生坚持对病人进行严格的检验，医生本人又多具有学识基础宽广和医疗经验丰富的长处，使医院的诊断和治疗水平一般都具有高水平。在过去，这是公认的。１９４９年以后，由协和支援或新建的医院有：解放军总医院（３０１医院）、３０９医院、阜外医院（心血管病）、北京医院、北京肿瘤医院、整形外科医院等。由于受到协和传统的影响，这些医院的医疗水平都是比较高的。

    ３．在医学科学研究中起了骨干作用

    从２０年代中期以后，协和的研究成果倍出，不论临床或基础医学研究都是我国医学科学研究的中心，所出版的刊物在国内外都受到重视。还应该指出的是协和基础各科的研究在２０、３０年代，几乎同时也是中国实验生物学研究的发源地，人才成长很快。１９２７年创刊的《中国生理学杂志》就是以这批力量为后盾。一直办到１９５２年。以后这个刊物分成生理、生化、解剖、药理等等许多独立的刊物。

    这里仅举著名的“北京人”的发掘同协和解剖科的密切联系为例，来表明协和研究工作视野的宽广。协和解剖科人类学教授步达生（Davidson Black, 1884-1934，加拿大籍）于１９２６年为他的瑞典同行直接从北京周口店地层中挖掘出的化石牙齿作鉴定，命名为“中国猿人”的臼齿，即“北京人”。这一发现导致地质调查所同协和解剖科共同组成“新生代研究室”，丁文江、翁文灏、步达生均为领导人，参加工作的有包括杨锺健、裴文中在内的中外学者八、九人，由洛氏基金会提供经费。该室成立后，即在周口店发现过牙齿的地方开展了大规模的发掘，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裴文中于１９２９年在这里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就是其中重大的成就。１９９０年中国古生物学家周明镇认为这项工作是“十分成功的一个国际合作范例”〔２４〕。

    １９４９年以后，协和的研究工作同教学工作一样，在曲折中前进，而其骨干作用则是十分明显的，它不仅为解放军医学科学院输送了大批研究骨干，而且成为１９５７年建立的医学科学院的重要支柱。

四、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政府通过多种渠道选送青年赴美学习科学技术

    １．政府通过教育部门公开选送青年留学美国

    中国政府派青年赴美学习早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就开始了，由于种种原因，只办了三年就停止了。进入２０世纪，前面提到的庚款留学生是很有成效的。从２０年代后期至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开始以前，政府对留学教育较为重视，对出国留学生要求严格，学习专业以军、工、理、医各科为主，文法各科人数极少。１９３５年和１９３６年每年送留学生都在千人以上。１９３７年以后，人数大减，每年不足百人〔２５砞。其中留美学生的比例都较高。

    １９４２年以后，当时政府为了战后人才的需要，留学生的人数逐年上升。例如，抗日战争胜利后的１９４６年教育部公开招考公费留学生１２０名，其中４０名为留美学生〔２６〕。

    １９４３年政府公布“自费留学生派遣办法”后，即举行了第一次自费留学资格考试，录取了４００名。１９４６年进行了第二次考试，录取了１２１６人〔２７〕。这批自费留学生大都得到美国大学的资助赴美学习。

    １９４９年以前，一些政府部门，如资源委员会、交通部、国防部、卫生部等都派遣出国留学生。这其中去美国留学的比例很大。限于资料，仅选资源委员会为例，作一些分析。

    ２．资源委员会选送大批科技人员赴美进修

    ３０年代成立的资源委员会是南京政府进行重工业建设，包括国防工业建设的领导部门，同时也是一个实力机构，拥有１２１个总公司，近千个生产单位。从１９３２年其前身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时仅有的３０名职员，发展到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前的近３０万人，其中４０％为大学毕业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２８〕。

    长期负责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和钱昌照等十分重视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培养。早在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就开始派遣在资源委员会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和年轻有为的科技工作者到英、美、德等国学习或实习，专攻经济学、电工、矿冶等，人数不多。

    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准备战后的建设，资源委员会一面制定“战后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一面有计划地先后派了七批、７８０余人去美国进行技术与管理工作的培训。其中，从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７年送出的第一、三、四、五批的５４８人，绝大多数都是资源委员会所属的青年技术人员，学习两年以上，多数入工厂实习，少数转入大学深造。１９４４年派出的第二批４０人，都是资源委员会各厂矿的负责人，任务是考察美国有关的厂矿及其管理工作。第六批是为“扬子江三峡水利发电计划”而派出水电部门的技术人员５０人，赴美参加设计工作。第七批是为了同美国威斯汀豪斯（G. Westinghouse, 1846-1914）

电气公司技术合作，派中央电工器材厂的４０名技术人员赴美实习。这些人大部分陆续回国参加经济建设工作，少数留在美国。

五、留学生在１９４９年后中国大陆科学技术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２０世纪前半叶，留美学生出国的渠道多，学习的学科多，受训练的方式方法也多样，很难得到一个确切的统计总数字。估计在万人以上，回国的占多数，留在大陆的又占回国的多数。１９４９年以后，中美两国之间隔离了２０多年，而美国过去长期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影响并未消失，其原因即在此。

    为了能得到一些相对的量的概念，本文作者曾对五册《中国科学家辞典》（山东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列出的８７７名科学家（教授水平）作过一些统计与分析〔２９〕。结果表明，这８７７名科学家（其中的６６０人在１９８８年仍在世，占７５％）中，有６６２人有海外留学经历，占８７７人的７５．５％。其中留美学生３９３人，为留学总人数的５９％，居首位；留英学生次之，为９１人，占１４％。需要指出的是在过去的留学生中学工科的人数很多，他们多在工业部门或厂矿中，有不少人未被列入而未能统计在内。

    在中国科学院的历届学部委员中，有留学经历的科学家占的比例更高。１９５５年第一届的１７２名自然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中，有１５６人曾留学海外，为１７２人的９０％；其中留美的为８７人，为１５６人的５６％，居首位。１９５７年第二届的１９１名学部委员中，１７４人有留学经历，为１９１人的９１％；其中曾留学美国的为１０１人，占１７４人的５８％，居首位。１９８１年第三届学部委员增补至４００人，其中的３４４人有留学经历，占８６％；２０４人曾留学美国，占５９．９％，仍居首位，而且所占比例较前为高〔３０〕。

    上列数字表明，直到８０年代初，有留美经历的科学家在大陆的科学工作中所占的优势。尽管在１９４９年以后，他们经历了许多曲折，他们同大陆的许多非留美的科学家一起，起着对中国科学技术工作的指导作用，对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培养出一大批较年轻的科学家。

六、结束语

    ２０世纪前半叶美国科学能够如此有效地传入中国，是美国当时对中国政策执行的结果。美国当时认为这样做，既提高了中国的科学文明，又可以得到中国人民的友谊。这一政策正好同中国当时要向欧美学习科学技术的政策相吻合，中国想使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生根发展，使中国逐渐变得较以前富强的目的达到了。美国的目的也达到了。１９７２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后，隔绝了２０多年的中美科技交流，几乎毫无阻力地逐渐得到恢复，就是一个证明。８０年代，几万名中国人通过各种渠道到美国求学又是一个证明。在弱国与强国之间的政策，如果对弱国有利，同时也必定对强国有利，这是显而易见的。在４０多年后的今天来评估过去，应当承认，这是一个成功的政策。

注释：

〔1〕《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

〔2〕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２７页。

〔3〕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文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２５－１２６页。

〔4〕同〔３〕，第１３８－１３９页，第１５７页，第１５９－１６１页。

〔5〕同〔２〕，第３３３－３３７页。

〔6〕胡适：“今日教会教育之难关”，《胡适文存》，第三集，远东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７３３页。

〔7〕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中国留学生教育史料》，台湾国立编译馆，１９８０年，第１３９页。

〔8〕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料》，台湾华冈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７６年，第２７８页。

〔9〕同〔７〕，第１０４５页。

〔１０〕《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四次报告》，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印行，第６页。

〔１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二十年简述》，１９４６年１２月印行，末页。

〔１２〕同〔１１〕，第２页。

〔１３〕同〔１０〕，第２３页。

〔１４〕同〔１１〕，第４页。

〔１５〕同〔１１〕，全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次报告》，１９２９年３月印行；同〔１３〕，全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五次报告》，１９３０年１２月印行。

〔１６〕同〔１１〕，第４页。

〔１７〕同〔１１〕，第６页；《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次报告》，１９２９年３月印行，第２３页。

〔１８〕同〔１１〕，第６页。

〔１９〕《顾维钧回忆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整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３６２－３６３页。

〔２０〕邓家栋主编：《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史》，北京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６－８页。

〔２１〕Mary E. Ferguson, China Medical Board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ublished by China Medical Board of New York Inc., 1970, pp.245-249, pp.233-239.

〔２２〕《话说老协和》，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Mary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王志均主编：《中国近代生理学六十年》，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２３〕Mary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22.

〔２４〕周明镇：“‘北京人’的发现与国际合作”，《人类学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９卷，第４期，第２７９－２９９页。

〔２５〕〔２６〕同〔７〕，第２５６２页，第１５６３页。

〔２７〕同〔８〕，第５０３－５０４页。

〔２８〕《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６３，１４５页。

〔２９〕李佩珊：“１９４９年以后，归国留学生在中国科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自然辩证法通讯》，１９８９年，第四期，第２８页表２。

〔３０〕同上，第３１页表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