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秦斌祥

芝加哥大学可称为美国社会学的发祥地。１８９２年，美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在这里建立。其后，大批社会学学者逐渐汇聚过来，并形成了以罗伯特·帕克教授为核心的教学研究群体，这就是今天所谓的芝加哥学派。该学派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学理论、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统计学等，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对城市社会的研究。芝加哥学派的兴盛适逢美国城市的大发展时期。１８４０年，芝加哥还是个仅有４０００多人的小镇；１８９０年，它的人口达到１００多万；１９３０年则超过了３００万〔1〕。城市人口的剧增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并带来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在帕克等人的大力推动下，芝加哥学派对城市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从而为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城市社会学提供了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

关于城市结构的研究

    芝加哥学派研究城市社会学的着眼点首先是城市结构，关心的是土地利用模式和人口与机构在城市社区里的分布状况。具体来说是下面这些问题：如城市化、郊区化的原因和后果；不同人群住在城市的什么地方；为什么有些群体处于居住隔离状态；社区是如何移民、增长和衰落的。城市结构看起来杂乱无章，而在芝加哥学派那里却是有规律可循的。帕克教授认为人类生态学是考察城市结构最合适的角度。帕克说，“城市社区里存在一些因素，它们导致一种有序的、典型的人口和机构组合方式。分离这些因素并进而描述由于这些因素的合力而造成的人口、机构群集方式的科学，就是人类生态学。它不同于植物和动物生态学”〔2〕。

    生态学最初是生物学的术语，主要研究动植物间的环境及其与空间的联系，研究这些联系发生变化的原因和结果。１９、２０世纪之交，达尔文的生存竞争理论风行美国学术界，帕克也深受影响。他认为生态学规则十分契合城市结构发展、城市空间分布的规律，于是第一个将人类生态学引入城市社会研究。当然，他首先确定了人不同于动植物的前提。人类是有文化的，人类对城市土地空间的竞争不可能像动植物那样漫无限制，而受着习俗、法律的制约；通过象征性的交换、协商、理解和谦让，最后达到相互适应而不是相互毁灭。

    明确上述前提后，帕克指出，生物学规则同样适合于城市结构分析。第一，城市社会与生物界有相同的共生现象。共生指群体关系中个体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状况。共生的基础是差异，城市越大，劳动分工越细，每个机构提供的服务越趋单一，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则越高。在城市结构上的表现就是功能互补的机构往往分布在相互邻近的地域内。第二，如同生物界一样，人类出于本能的驱动，必然寻找一席生存繁衍之地，于是在有限土地的使用上产生了激烈的竞争。帕克认为这是决定城市结构、决定城市人口和机构地域分布的最重要因素。城市由许多功能不等、地租各异的地块组成。市中心功能最大，但地租也最高，这里只能由那些实力雄厚的大金融机构、商业集团占据。而贫穷的移民只能在功能小、地租低的贫民区居住。所以帕克指出，城市人口和机构的地域分布并不是随意进行的，而是激烈竞争和适当选择的结果。

    共生和竞争决定了城市结构的基本框架。但人口和机构的地域分布是经常变动的，芝加哥学派用五个生态学概念来描述这种变动过程：（１）集中。主要指相同职能的机构向城市中枢地区汇聚，特别是对银行和商业来说，在城市中心区集中起来会极大促进业务发展。（２）分散。指人口和机构离开城市中心向城市外围迁移。二战后美国城市人口和工商企业大规模向郊区搬迁就是例子。（３）隔离。由于竞争的结果，相同收入、种族、宗教等因素的人群或相同职能的机构聚集在一个特定区域，整个城市由一块块各具特色的地区组成，它们彼此分离，这就是隔离。美国各大城市普遍存在着与外界隔离的黑人聚居区和由外国移民组成的少数民族居住区。（４）侵入和接替。这是紧密联系的两个概念。如果一个群体离开它原来的居住地而进入另一群体的领域，便是侵入；当后来群体取代原有群体并实施对该地区的有效统治时，就形成了接替。黑人和外国移民起初在城市的居住地域很小，以后由于人数激增，黑人和移民逐步“侵入”邻近的白人居住地，白人居民大批迁至另外的白人区或郊外，结果黑人和移民便“接替”了很多原来的白人区。

    在用人类生态学分析城市结构时，许多社会学家试图建立关于城市结构状况和变迁的模式。芝加哥学派的重要人物伯吉斯教授提出了一种引起广泛争论的模式。通过对芝加哥城的分析，伯吉斯认为，城市结构如树的年轮一样，由一圈一圈的同心圆组成。在平面图上，以城市中心为圆点可画出五道不同半径的同心圆圈。第一环（即最里面的圈内）叫中心商业区，这是城市地理位置最优越的地方，只有实力雄厚的百货商店、官方机构、大型饭店才能在这里站稳脚跟。这里人口最密、流动性最大、商业最为繁华。第一环外面的第二环叫过渡区，这里聚集了黑人、移民、流浪汉和其他下层居民，还有工厂和仓库。第二环成为城市里房屋破败、世风腐化、犯罪率最高的地区。破落的第二环紧挨繁华的第一环看似荒谬，其实自有道理。因为第二环总是面临着第一环内商业势力向外扩张的压力，第二环的房产主既然明白他的房屋即将被第一环的人收买过去改作他用，他们自然对维修那里的房地产不感兴趣，年久失修，第二环的房屋逐渐损坏，只能出租给贫困居民和经济实力不强的工厂企业。第三环是工人住宅区，这里环境比第二环要好，但住房也相当简陋，居民主要是蓝领工人。第四环是中产阶级住区，白领阶层如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小商人、职员住在这里，房屋以高级公寓和独门独院为主。第五环叫通勤区，这是城市最外围的一环。上层和中上层社会的豪华郊外住宅坐落在这里，居民大多在城市中心区工作，他们使用通勤车票或使用自己的小汽车，上下班往返于两地之间。

    伯吉斯模式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随着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其居住地离城市中心会越来越远，从中心商业区往外看，则依次是贫民区、蓝领工人区、中产阶级区和上层社会区。第二，城市地域存在着一种从中心逐渐向外扩张的趋势。当Ａ环的人口和机构增加时，它必然要侵入它外围的Ｂ环，最终接替那里的人口和机构，而Ｂ环的人口和机构也肯定会向紧挨着的外一环地区侵入。结果，每一环的地域都会扩大，城市按照相对固定的五环模式向四周蔓延。伯吉斯同心圆五环模式为城市结构分析提供了一个简明的图案，虽过于简单，但通过它可一望而知各种不同人群和机构在城市的大致分布及其变化趋势。

关于城市生活方式

    城市生活方式是芝加哥学派研究城市社会的第二个重点。罗伯特·帕克和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比较城乡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芝加哥学派的后起之秀刘易斯·沃思继承了前人的思想，并进而推演出一整套关于城市生活方式的理论。沃思的城市定义是：“从社会学角度看，城市是一个相对而言大规模的、密集的、由社会性质不同的人长久居住的地区”〔3〕。沃思认为城市人口有三个特点，即人口多、密度高、异质性大，这决定了与农村迥然不同的城市生活方式。以下分三个方面介绍沃思的研究成果。

    一、城市人口多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

    １．沃思指出，人口多必然带来复杂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在工业化之前的乡村社会，人口少、生产方式单一，大多数人从事基本相同的劳动。而城市人口众多，社会结构复杂，生产经营活动变得多层次化。在城市一定限度的地域内要将众多人口有机组合起来，并顺利进行生产和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就必须按照其技能将城市人口进行合理的劳动分工，并相对固定下来以向专业化发展，这是提高社会效率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众多的城市人口也为专业化提供了可能性。譬如，一般来讲，乡村社会不大可能出现专职律师。因为在人口少流动性差的乡村，找律师打官司的人不多，有限的业务量使任何有志于法律事务的人几乎都不可能专以此业谋生。城市情况则相反。城市人口多、法律事务骤增，一位称职的律师完全能够以专门帮人打官司为生。城市其他劳动分工和专业工种的出现也大致与律师工作专业化的原因相似。

    ２．城市人口多彻底改变了人际关系，人际接触由首属关系变成了次属关系。首属关系指发生关系的双方能全部投入这种关系并可从中得到情感上的满足，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关系和自愿结合的朋友关系是典型的首属关系。次属关系指双方只是部分投入的、为实现某种功利性目的而结成的关系，商业关系是其典型。可以说，农业社会以首属关系为主。农村人口少，每个社区中很多人相互有血缘亲缘联系。没有这种联系的也不孤独，由于长期生活劳动在一起，彼此非常了解，忠诚信任、守望相助，整个农村社区形成一个亲密的首属团体。反观城市，这里人口众多，一个城里人每天打交道的人数比农村多得多。由于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城里人的交道方式经常是短暂的、表面的有时甚至是敷衍的，不大可能花很多时间去深入了解对方并进而建立情感上的相互呼应与支持。因而，沃思写道，“一个社区的居民增长到超过几百人后，就必然会限制该社区每个成员直接结识的可能性”〔4〕。一个农村社区的居民可以熟知本社区的所有人，而一个城市市民熟悉的人则只占所接触的人中很小的比例。

    次属关系代替亲昵的首属关系成为城市的主导模式。沃思指出，“城市人只是以部分角色身份进行交往。实际上，比起农村，他们要依靠更多人的服务来满足生活需求……但他们对特定个人的依赖程度降低”〔5〕。这段话表明，不仅由于人口多交际面分散使首属关系难以建立，而且城里人建立首属关系的必要性本身就很小。因而城市人际关系不以情感而以事本为主，交际目的是为了某种利益的实现。也就是说，交际双方不再把对方看作是有血有肉、有情感交流需要的个人，而只是从经济实用的角度把对方分门别类：他是个银行家，还是个擦鞋匠；是雇主还是雇员；是富翁还是穷鬼——总之，每个人都变成了一种经济抽象物，在他的头上标志着其价值和功用。城市人打交道就只看对方的价值功用，关心对方是干什么的，“他能为我做什么？”这种功利性的、抛弃情感交流的部分投入就构成城市次属关系的主要特色。

    ３．城市人口众多导致社会制度的正式化和标准化。首先是社会控制手段的正式化。在以首属关系为特征的农村，社会成员的行为受到习俗和乡规民约的有效控制。一旦众多的城市人口引起人际交往由首属关系转为次属关系后，原有的首属关系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力也随之消失。这时就必然要求用新的方式来填补社会控制手段的真空，于是，不同于习俗和乡规民约的正式控制手段便应运而生，法律、法庭和警察便是其组成部分。其次是社会运行节奏的准确守时。在农村，时间概念模糊，那里以日出和日落作为大致的作息时间。城市由于人口多、分工细、依赖性强，社会运行必须以严格的时间为标准，否则，庞大的城市社会必然陷入严重的脱节或滞塞状态。第三，人口众多带来价值判断的标准化。人口麇集的城市也是思想观念混杂之地，但为着衡量标准的统一，城市人逐渐接受了一种共同的价值——金钱。

    ４．城市人口众多是导致政治上选举制和代议制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只能推举少数代表去有关会上反映并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与乡村里所有村民都能坐在一起共同议事的村民大会根本不同。

    二、人口密度高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

    １．人口密度高的体现是人们的空间距离缩小。沃思认为，空间距离缩小后，人们的心理距离、关系距离也就是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距离并不会跟着缩小。恰恰相反，社会距离很可能会随着空间距离的缩小而扩大。人是需要一定的生活空间的，当城市密度增高、个人生活空间被压缩到超过一定限度后，当事人必然觉得压抑难耐、心存怨尤。一个在比肩接踵的中心商业区不得不时常用手拨开道路的行人，很难对周围密集的陌生人产生好感；一个平时非常健谈的人进入拥挤的电梯后，往往一下子就变得缄默不语，只是眼巴巴地盯着电梯壁上的号码，盼着它快速移动。当然，中心商业区和电梯间只是城市人口密度的两个特例，但无疑城市人口的空间距离比农村是小多了。如果这种距离的缩小发生在社会状况和生活习性相似的人群间，或许会带来交往的便利、亲昵程度的增加。不幸的是，城市居民的地位、收入、职业、种族和语言都相差极大，他们很少有交流的欲望也很难进行真正的交流。在密集居住的城市里，虽开门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人大有人在。

    ２．高人口密度给社会秩序带来不利后果。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域里，很多资源呈供不应求状况，每个人对占有资源的数量、质量以及占有时间都有各自的、与别人相冲突的打算。城市人际关系缺乏沟通、相互排斥的特点更使城市人没有人情方面的顾虑，他们对稀缺的城市资源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竞争之剧会直接导致社会的混乱和不稳定。按照沃思的观点，城市之所以比农村更为动荡，一个重要原因是城市的人口密度太高。

    三、人口异质性大对城市生活方式的影响

    １．城市人口成份比农村复杂得多。在沃思时代的芝加哥，正是城市人口暴涨之期。芝加哥不仅有英国移民，还有土生印第安人、黑人、亚裔人、西班牙裔人和东欧移民。他们讲不同的语言，按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芝加哥变成接纳八方来客的大熔炉。巨大的人口异质性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居住地域分化，人们按同质组合，分别聚居在相互隔离的地区。这种现象体现在收入不等的人群之间，更突出反映在少数民族的居住方式上。如美国大城市里普遍存在的黑人区、唐人街、犹太区、小西西里、拉丁区等。居住分隔有自愿主动的因素，居民一般不愿与和自己相差太大的人住在一起，因而同种族同生活方式的人就自愿聚集到了某一固定区域。但也有非自愿的居住隔离，如一个黑人因经济地位提高或其他原因想迁居到白人区，他必然受到各种歧视甚至恐吓骚扰，最后他很可能难以如愿，不得不留在原来的黑人聚居区内。由于自愿和非自愿因素的作用，人口异质性大必然导致城市居住隔离状态的出现并长久保持下去。

    ２．长期生活在异质性巨大的城市里，人们逐渐习惯了这种纷乱杂色的环境，久而久之，对城里各种怪异的现象也就见怪不怪了。于是，在城市人的生活态度里，对差异的容忍度已显著提高。这种差异容忍度加上前述的人际关系的反情感性，又共同成为城市理性主义兴盛的重要前提。城市人更注重按理性原则行事，突出表现在宗教影响下降，世俗化倾向增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的宗教观更趋开放，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在理性原则指导下抛弃了来世观而只关注今生今世的生活与幸福。软弱的宗教约束使城市人获得了相当大的行为自由和思想解放。

    ３．人口异质性大带来高度的社会流动性。沃思指出，农村人口成份简单，只有土地所有者和农民这二类基本人口，职业划分和社会分层都很少，并且严格的等级制使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很难改变，也就是社会流动性小。而在人口众多的城市，从经济上讲，异质性大就意味着城市人在工作和收入方面差距大，也表明城市的职业分工多和社会分层细。这种分工多、分层细的状况必然为城市社会流动带来很多机会，经常可以看到，在声誉低下的行业有昔日显赫家族的后裔来求职，在一掷千金的上层也出现了曾经身无分文的外国移民，过去森严的门第等级制在城市已被按才干决定社会地位的原则所取代。社会流动分为水平和垂直两种，水平的社会流动指不改变社会地位的变动，垂直的社会流动则改变社会地位。这两种社会流动在城市都相当普遍：很多人经常变换职业，但其收入、社会地位并没有什么变化（水平流动）；另一部分人则或者由于成功而升入上一层，或者由于失败而落到下一层（垂直流动）。由人口异质性导致的社会流动性为城市社会注入了活力，并给个人带来了成功的希望和信心。

    沃思根据城市人口多、密度高、异质性大这三个人口特征推演出城市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与农村相比，沃思认为城市生活方式的最大不同就是人际关系的变化——亲密程度降低、交往的非人本性和目的取向。而专业化、正式的社会控制、社会距离与竞争、居住隔离等方面都体现了人际关系的变化。他的理论不无偏颇之处，但确实引起社会学界广泛的兴趣。

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研究方法

    芝加哥学派研究城市社会的最重要方法是实地调查。这与学派创始人帕克教授的经历有关。帕克进入芝加哥大学前很长一段时间做新闻记者，他认为记者的调查采访对社会学研究至关重要。他从自身体验出发，提出研究城市的社会学者要像人类学家研究南太平洋某个小岛上的土著居民那样，用参与考察法去描述分析城市的各个区域。

    在帕克等人的推动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和学生走出象牙塔，对芝加哥城的各个区域进行实地研究，并写出很多关于外国移民、流浪汉、种族聚居区、青少年犯罪团伙、自杀等社会现象的分析报告。在大量的实地调查过程中，两种具体研究方法逐步形成，即个案法和整体法。个案法的理论前提是，一些明显的地理现象如河流、铁路、公路将城市划分成一块块小区域，每个区域的建筑外观、经济水平、人员构成和文化模式都各具特色。个案法就是以城市某一块区域为研究对象，深入了解该地区居民的社会生活，分析其社会运行过程和各种社会现象。整体法以整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某一种或某几种社会现象在整个城市的分布状况，即哪个地方多哪个地方少。伯吉斯的同心圆五环模式是整体法的基本工具。下面通过分析芝加哥学派两本经典著作的内容与成书过程，来分别揭示个案法与整体法的具体作法。

    佐尔博的《黄金海岸的贫民窟》是个案法的代表作。按照伯吉斯同心圆模式的划分法，佐尔博研究的区域紧挨芝加哥商业区，属于第二环过渡区。当时居民以下层人士为主，也有少数没搬净的富裕家庭。佐尔博搜集资料的途径有：（１）通过与有代表性的人长谈，记录典型个人的详细经历；（２）挨门挨户地家访；（３）充分利用当地官方和非官方团体的有关档案。

    佐尔博按照两个方向展开个案法研究。第一是研究地域变迁史，探寻的问题如：在地区发展的不同时期，居民的主要构成，土地利用方式，建筑环境及其功能等。由于研究的区域紧挨着中心商业区，佐尔博便着重分析中心商业区向外扩张带来的影响。该地区曾是富裕的上层社会居住区，后来由于中心商业区的侵入，居住环境恶化，上流家庭逐渐搬出，下层人士大量涌入，一度高雅的住区变成了穷人、移民密集杂居的贫民窟。在这个例子中，地域变迁史包括了土地利用、人口构成和居住环境方面的变化。第二，由于选取的研究单位是一个相对狭小的地域，佐尔博得以对该地区内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包括那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运行状况、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等。通过分析，佐尔博认为，城市社会流动性大，社区意识丧失，人际关系表面化，传统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崩溃，正式的社会控制不健全且缺乏效力，城市越轨行为大量增加。这种悲观论点与沃思完全一致。

    整体法的代表作是肖和麦凯两人合著的《青少年犯罪与城市地区》，该书考察青少年犯罪现象在整个城市的分布状况。肖和麦凯的具体方法是，根据伯吉斯模式将芝加哥城划分为五个同心圆区域，分别分析五环区域内的社会状况——居民种族成份、收入水平、职业构成、房屋拥有率等，并对这些社会指标进行量化，如黑人占当地居民多大比重、蓝领工人的比例是多少。然后收集每个区域内的青少年犯罪数，最后一步是将量化了的地区社会状况指标与该地区的青少年犯罪数联系起来，做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以确定青少年犯罪在多大程度上受某项社会状况指标的影响。肖和麦凯两人在社会学界第一次使用相关回归分析法，比其他人至少提前了２５年。

    肖和麦凯的结论是，青少年犯罪并不与五个区域的城市人口同比例地分布，而是集中在特定区域；离城市中心商业区越近，则青少年犯罪率越高。这是因为越靠近中心区，则贫困家庭和外国移民越多、人口流动性越大、社会环境越差。下表是肖和麦凯收集到的有关数据，它清楚地显示出在城市五个同心圆区域中，青少年犯罪率从城中向城外逐渐递减的趋势以及各区犯罪率与该区居民社会状况之间的对应关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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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评价

    作为社会学进入美国本土后出现的第一个流派，芝加哥学派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统治美国社会学界长达３０年之久；而对城市社会学来说，芝加哥学派更是当之无愧的开创者，并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芝加哥学派大力提倡实地调查研究，从而将社会学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他们率先走出了昔日闭门造车的象牙之塔，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以芝加哥这个沸腾的城市为实验场进行实地调研工作，最终来修正并完善各种社会学理论前提。当然，在芝加哥学派之前也有少数人对城市社会的某些方面进行过调查，但把实地调查提高到与社会学理论阐释相并列地位的，却是自芝加哥学派始。而且芝加哥学派的实地调查是对以前的调查手段进行彻底改造后而出现的一种崭新方法：旧式调查随意掺入调查者的主观意向，芝加哥学派则竭力实行“价值无涉”，要求准确客观地反映城市现实，只有这样，研究的科学性才可得到保证。另外芝加哥学派的实地调查是在一定理论体系指导下进行的，避免了空泛、零散的毛病，为创建完备的社会理论贡献可靠的材料。

    其次，芝加哥学派引入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为城市社会研究提供了一个理想角度。生态学研究动植物间的互动关系及其与空间环境的广泛联系，这种互动联系的思维方式特别适合于从整体角度来研究城市这个复合社会。因而，每当研究宏观的城市社会课题，如城市化过程、郊区化原因、人口和机构在城市地域的分布等问题时，生态学就成为有效的方法。自从帕克和伯吉斯等人引入生态学后，一半以上的城市社会学家继承了这种方法，并逐渐完善使之成为今日具有科学的理论框架、有独立的学术地位的人类生态学，成为研究城市社会的两个主要流派之一。

    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的第三个理论贡献是沃思对城市生活方式的研究。沃思意识到城乡生活方式的异同，并正确地指出了城市生活的某些特征，如职业专门化、社会控制正式化和理性主义上升等。与人类生态学的宏观角度相反，沃思对城市生活方式的研究是从微观入手的。虽然在他之前欧洲一些社会学家如齐美尔已研究过城市生活方式，但沃思却是集大成者，并在他们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但芝加哥学派毕竟属于城市社会学中最早的探索者，他们做了许多令人称道的工作，也存在难以避免的理论不足。帕克在引入生态学方法分析城市结构时，虽然也曾意识到人类社会与动植物世界不同，但在实际研究中却不知不觉地原样照搬主导生态世界的竞争法则，认为经济竞争是决定城市人口、机构分布的唯一因素。实际上，在人类社会中，文化因素如居民对居住地区的依附情感、某块地域的象征意义也都可以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方式。而伯吉斯关于城市分布的同心圆五环模式则过于简单化，除了像芝加哥这样旧式的大城市外，很难适用于解释中小城市特别是新兴城市的分布状况。

    沃思认为城市人口多、密度高、异质性大这三个特征必然带来人际关系疏远的观点也是大可怀疑的。首先，城市也存在像农村那样保持亲密的首属关系的社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尤其如此。更重要的是城市人际交往方式发生了变化，亲密的人际关系不一定非得像农村那样在同一生活地域才可建立。一个城市人幸许从整座楼、甚至整个社区都找不到知心朋友，但他可能在几个街道之外，在另一个社区却有生死相托的友人，城市发达的电话网和交通系统使居民能与亲友（即使相距遥远）保持密切的关系。沃思的另一个错误在于，他没有区分城市生活的公众方面与私人方面。在人多密度高的公众场所如街道、商店等地方，人际关系一般显得冷漠和敷衍，而在私下熟人之间情况则大不一样。沃思只注意到公众场所的冷漠并把它说成是整个城市人际关系的普遍状况，有欠妥当。如果要对沃思城市人际关系的观点作些补充的话，似乎可以这么说：城市人仍有自己亲密的首属关系；但与农村社区绝大部分成员同属于首属团体不一样，由于城市人多，城市人遇到的经常是事务性的次属关系，城市人际关系在很多时候确实显得疏远和表面化。沃思只说对了一半。

    作为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美国的城市社会学是由芝加哥学派奠基而发展起来的；总结芝加哥学派的理论贡献和不足，对今后理论的进一步演进应该是有促进作用的。

注释：

〔1〕James Spates and John Macionis, The Sociology of Cities, St. Martin's Press, 1982, p.39.

〔2〕Ibid., p.109.

〔3〕SandorHalebsky, The Sociology of the City,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3, p.307.

〔4〕同〔2〕, 第48页。

〔5〕同〔2〕, 第43页。

〔6〕Harvey Choldin, Cities and Suburbs,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85, 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