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３４Ａ行动”到“东京湾决议”
——论越南战争扩大的由来
时殷弘
１９６３年底肯尼迪遇刺身亡时，美国在南越的军事介入已发展到用万余名辅助部队和军事顾问直接参战的地步。但是，这同１６个月后美国开始持续轰炸北越，并且将数十万地面战斗部队陆续派往南越相比，无论从干涉的规模和介入的深度来说，仍是相当有限的。其间战争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继任总统约翰逊为扭转迅速恶化的军事形势，确定了“攻击北越，拯救南越”的原则。这个原则的实施，经过了强化秘密战、酝酿轰炸北越和拟订其计划、制造“东京湾事件”和通过“东京湾决议”等几个阶段。到１９６４年秋天，约翰逊政府已经基本完成了扩大战争的准备，而对北越的首次公开武装进攻亦已载入史册。美国即将在印度支那进行最终导致空前失败的大规模战争。
本文将主要依据《五角大楼文件》和《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等史料，阐述当时越南的局势、美国政府的有关决策过程及其政治、军事活动，以便论证上述基本结论，并且在文末进一步探讨决定美国政府行为的某些深层因素。
一、针对北越的秘密战
针对北越的秘密战，是指美国或美国指挥的南越部队秘而不宣地进行的旨在打击北越的军事或准军事行动。它包括秘密破坏、骚扰、武装侦察和武装袭击等一系列方式。这种秘密战最早可追溯到１９５４年日内瓦协议问世后不久。当时，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以爱德华·兰斯代尔为首的美国驻南越特别小组进行了破坏河内印刷厂和公共交通系统，组织、训练和装备南越武装特工队并将其偷运进北越等活动。〔1〕１９６１年４月底，肯尼迪在决定增加驻越军事顾问和派遣首批美国特种部队的同时，下令进行强化的秘密战。他授权可进行的活动包括：派遣南越武装特务扩大在北越的军事情报活动，需要时动用美国飞机和飞行员；组织秘密游击队和建立游击战基地，并派南越陆军别动队偷袭北越目标；运用美国训练的南越便衣部队秘密攻击老挝境内胡志明小道。〔2〕
１９６３年下半年起，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作战急剧加强，美国的“特种战争”濒临破产。军事形势的恶化促使肯尼迪政府考虑战争升级。攻击北越被认为是拯救南越的一个途径，因为据信这可能迫使河内停止援助民族解放阵线，甚至下令停止南方的抵抗。但是，由于肯尼迪拒绝在１９６４年大选以前认真考虑公开攻击北越，加强秘密战就成了这方面可以采纳的唯一选择。〔3〕肯尼迪遇刺前几天，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驻南越大使亨利·卡博特·洛奇和驻越军援司令保罗·哈金斯等人在檀香山开会，议决由驻越军援司令部和中央情报局西贡分站联合拟订大幅度强化秘密战的计划，该计划将着重于一种对北越的“打了就跑”的突袭战。〔4〕
约翰逊就任总统后，立即同意拟订这一计划，并且要求迅速完成以便实施。〔5〕１９６３年１２月中旬，麦克纳马拉从西贡带回计划草案，经五角大楼“反叛乱”专家维克托·克鲁拉克少将为首的一个部际委员会审议修改，成为著名的“３４Ａ行动计划”（OPLAN 34A）。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６日，约翰逊予以批准。〔6〕
“３４Ａ行动计划”自２月１日起实施。它规定：运用Ｕ－２高空侦察机和地面特务搜集北越情报；运用空投突袭小组进行破坏活动；派遣南越突袭队从海上进入北越沿海地区，摧毁重要的经济目标；派遣南越鱼雷快艇轰击人民军海防设施。按照这个计划，所有这些行动的频率和规模将分成三个阶段逐步加大，以便实现计划的宗旨——通过“越来越严重地惩罚北越和施加压力，可能使北越领导人确信应为自己的利益而停止侵略”。〔7〕需要提到的是，“３４Ａ行动计划”的实施很不顺利。到１９６４年７月许，向北越空投的突袭小组绝大多数在着陆后迅速被擒。〔8〕
约翰逊政府强化秘密战的另一项行动，是伙同万象政权对老挝境内胡志明小道和寮国战斗部队进行轰炸。美国在老挝组织了一支由几十架美制Ｔ－２８螺旋桨战斗轰炸机构成的空中力量。这些飞机全都涂有老挝王国空军徽号，但其中许多实际上属于美国，由美国驻老挝大使控制下的美国和泰国飞行员驾驶。Ｔ－２８机群的轰炸从１９６４年春开始，一支代号为“美国佬小组”（ＹＡＮＫＥＥ ＴＥＡＭ）的美国海空军侦察机中队负责确定轰炸目标。６月初，在两架侦察机被击落后，美国政府立即派喷气式护航机护航，它们随即攻击了寮国战斗部队的高射机枪阵地。〔9〕
约翰逊政府进行秘密战的最后一个范畴，是派美国驱逐舰在北部湾（东京湾）进行代号为“德索托”（De Soto）的海军巡航。这些巡航的目的一是通过炫耀武力向北越施压，二是对北越的预警雷达和海岸防卫作电子侦察，以便为“３４Ａ行动计划”规定的秘密登陆和袭击提供所需情报，并为将来可能对北越进行的空中轰炸作准备。“德索托”巡航从1964年2月开始，此后持续不断，到8月终于同“３４Ａ行动计划”一起，引发了著名的“东京湾事件”。
二、急待拯救的南越局势
１９６１年底开始，美国在越南南方进行以美国战斗辅助部队直接参战为主要特征的特种战争。但是，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内，仍然比较普遍地存在对美国军事干涉的持久性估计不足的倾向，存在对无节制的革命战争会刺激美国干涉不断升级的担忧，存在不愿为南方革命而严重损害北方安全和经济建设的情绪。
事情到１９６３年底起了重大变化，尽管目前还难以圆满地说明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10〕１２月，越南劳动党三届九中全会在河内举行。用一位美国研究者的话说，这次会议是整个越南战争中关键性的转折点之一。〔11〕全会决议认为，美国有可能把特种战争转变为“局部战争”，即派遣大量地面战斗部队进行战争；如果南方革命运动不变得足够强大，这种可能性还将进一步增加。因此，全会决议强调：党在南方的头等任务是迅速壮大武装，同时准备进行更艰苦的长期革命战争。全会决议还规定，“武装斗争起着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这样，自１９５４年以来，越南劳动党中央最终确立了军事斗争的头等地位。同样重要的是，决议强调北方必须大幅度增加对南方革命的支援，为此要“修改北方的建设计划”。这实际上是即将进行全民族抗美战争的宣言。〔12〕三个月后，胡志明召集由北方各界代表参加的特别政治会议，以便动员人民准备为援助南方革命作出重大牺牲。〔13〕北越的决定显然得到了中国的至关重要的支持。１９６４年１月底，黎笋、黎德寿和黄文欢访问北京，回国后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即告诫美国：如果进攻北方，那么同它战斗的将不仅是北越，而且是中国。〔14〕
三届九中全会后，南方革命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高潮。美国中央情报局就１９６４年开头几个月的南越形势惊呼，在所有四个军区，西贡政府军都处于劣势。〔15〕这一年起接任驻越军援司令的威廉·威斯特摩兰报告说，“越共”建立起许多新部队，这使其主力部队建制由营提高到了团。〔16〕按照麦克纳马拉１９６４年３月的访越汇报，在过去三个月里，民族解放阵线控制区的扩展特别明显。〔17〕同样在三届九中全会后，北方对南方的支持显著加强。据美国空军侦察，北越在１９６４年里作了改善胡志明小道的巨大努力，从而使得大量中国制造的武器弹药（包括许多重武器）能源源不断地输入南方。到１９６５年初，民族解放阵线的主力武装已结束了依靠缴获敌人武器弹药的状况。〔18〕更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６４年春天起，北越开始作人民军进入南方作战的准备，包括对拟派遣部队进行特别军政训练。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３２５师第９５团到达南方，这是部署在南方的第一支人民军部队。〔19〕在南方革命力量迅速壮大的同时，西贡政府军和政权机构的虚弱和混乱加剧。中央情报局１９６４年５月中旬的一份报告惊呼，过去几个月里南越部队的逃兵率急剧上升，南越北部各省和湄公河三角洲的“地方安全”显著恶化。〔20〕使局势更糟的是，自从倒吴政变以来的约半年里，南越４１个省长换了３５个，其中１０个省在３个月内换了３至４次省长。同期内几乎所有重要的军事指挥岗位都换了两次人。〔21〕这样普遍和频繁的官员更迭严重削弱了西贡政权的政治、军事能力。总之，对美国政府来说，１９６４年上半年的南越局势已到了不立即拯救便将无法收拾的地步。
三、美国酝酿轰炸北越
轰炸北越长期以来就是美国决策者心目中最后可用的一张王牌。早在１９６１年１０月，总统国家安全副助理、一向迷信用轰炸“外界侵略根源”来挫败游击战的沃尔特·罗斯托就向泰勒提出，应由太平洋美军总司令哈里·费尔特准备一项对北越进行海空军打击的计划。对此，费尔特表示应采用按照被炸目标的重要性逐步升级的办法。〔22〕１１月初，泰勒在向肯尼迪呈交以他为首的赴越调查团报告时强调：如果按照调查团建议扩大干涉后北越继续我行我素，美国就应决定是否轰炸这个“侵略根源”，而不是只在南越境内作出反应。一星期后，麦克纳马拉和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表述了同样的观点。〔23〕
１９６４年初，南越形势的恶化使美国决策者们陷入了迄今为止越战史上最强烈的悲观主义。〔24〕要求着手轰炸北越的呼声随之而起。１月２２日，泰勒为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告诫麦克纳马拉：即将实施的“３４Ａ行动计划”不会决定性地影响北越支持“叛乱”的决心，美国必须准备采取“愈益大胆的行动”，包括轰炸北越。〔25〕３月１日，麦克纳马拉在越南问题上的主要助手、助理国防部长威廉·邦迪提出了三种对北越施加压力的办法：（１）由南越部队对北越采取军事行动，美国不参加；（２）美国只在北越境外作武力威胁；（３）美国直接打击北越。他认为，只有第三种办法才是真正可取的，才能向北越和南越阮庆政权两方面显示美国的决心。作为未来轰炸战略的主要设计师之一，他强调必须十分明确打击北越的政治目的，必须在其每个阶段都考虑政治因素，并且与政治行动相平行。在他看来，美国的目的应当是三项：（１）使北越停止或大大削减对南方“越共”的援助；（２）加强阮庆政府的意志，防止南越走向中立主义；（３）向整个东南亚（“特别是苏加诺”）表明，美国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阻止该地区内共产主义蔓延和所有攫取领土的行为。他认为应特别注意第二项目的，以免美国落得只是“保卫空壳”。〔26〕
３月１６日，麦克纳马拉在访问西贡后提出报告。他同样把攻击北越当作出路。他建议拟订两方面的计划：第一方面是报复行动，即对北越作短暂的、较小规模的轰炸来报复民族解放阵线的特定攻击；第二方面是持续的、大规模的战略轰炸，旨在直接压迫北越根本改变路线。以后美国对北越的轰炸正是先后经过了这两个阶段。但是，麦克纳马拉不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马上开始轰炸的主张。他强调，轰炸北越必须有较为稳定的南越基地，而目前这个基地非常虚弱，甚至有突然崩溃的危险。他主张在阮庆政权有所加强后再就轰炸北越作最后决定。〔27〕约翰逊立即批准了麦克纳马拉的建议。他在致电洛奇解释这一决策时说，当务之急是为今后轰炸北越形成较为有力的基础。〔28〕
随后，美国政府各有关部门着手制订轰炸北越的方案。这一方案包括军事和政治两方面。军事方面的计划工作由太平洋美军总司令部承担。到４月下旬，计划已拟订完毕，代号“３７－６４行动计划”（ＯＰＬＡＮ ３７－６４），并已获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这个计划集中于轰炸的后一阶段，即持续的大规模轰炸。它对轰炸的细节，包括依次的各个具体升级步骤以及各步骤所需的飞机和炸弹数量，作了相当详细的规定。它还提出了一个“对北越停止叛乱的意愿具有最大心理效果”的轰炸目标清单，其中有油库、机场、兵营、桥梁、铁路调车场、港口、通讯设施和工业企业。〔29〕
政治方面的计划主要由威廉·邦迪和国务院拟订，与“３７－６４行动计划”大致同时完成。它提出了轰炸所需的一系列政治准备，包括：由阮庆发表威胁北越的演说；总统就轰炸北越征求国会领导人的意见并取得其支持；发表关于北越“侵略”南越的白皮书，以便为轰炸提供理由；声明轰炸不是要毁灭北越及其政权，而是要迫使它停止在南方的军事努力。〔30〕但是，洛奇认为这个政治计划忽视了在轰炸开始前尝试说服北越。他主张采用他所说的“胡萝卜加大棒”策略，即悄悄告诉北越领导人服从美国将得到经济援助，反之将受到严厉惩罚。他提出由即将在河内会见范文同的加拿大驻印支国际监督监察委员会新任首席代表Ｊ·布莱尔·西博恩担任美国的传话人。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31〕
这样，通过西博恩进行威胁和利诱成了轰炸北越的一项重要准备活动。美国国务院拟定的谈话纲要规定，西博恩应当告诉范文同：北越的“侵略”已使美国政府和公众忍无可忍，若不迅速停止“越共”对西贡政府权威的一切武装抵抗，美国就将发动对北越的海空军打击；如果北越同意停止在南方的战争，美国将给予粮食援助、放宽贸易禁令和说服西贡政府恢复南北通商，还可以同北越建立外交关系和分阶段撤出绝大多数驻越军人。西博恩还应当强调美国国务院所称的一个“有教育意义的”事实：美国可用于东南亚的军事力量远超过北越和中国的军事力量。〔32〕６月１８日，西博恩会见范文同，将上述意思大致转告。但是，范文同当即表示越南人民决心战斗到底，并且指出“西方人”不可能理解这种斗争意志所具有的强大力量。〔33〕
对北越进行轰炸的另一项政治准备，是酝酿一项国会决议，它将授权总统在印度支那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战争行动。首先比较明确地提出这一设想的是威廉·邦迪。他在３月１日的备忘录中分析说：根据宪法，轰炸北越这样的军事行动一般需要由国会正式宣战，但看来国会将不愿这么做；相反的做法——完全不诉诸国会也不妥当，因为目前不存在像朝鲜战争爆发或古巴导弹危机那样的突发事件；最好的办法是使国会通过一项１９５５年金门、马祖问题上的那种决议，使总统获得空白支票式的广泛授权。〔34〕威廉·邦迪的意见得到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及其高级助手迈克尔·福莱斯特等人的呼应。他们一致认为，这项国会决议还有助于鼓舞阮庆政权的士气和向共产党人显示美国的决心。６月１１日，经他们讨论拟定的国会决议草案被提交约翰逊。〔35〕不过，威廉·邦迪十分担心，如果形势不发生行政当局可以利用的变化，那么这项决议即使能在国会通过，也不会不经过旷日持久的、激烈的辩论。〔36〕这种辩论将严重削弱决议被期望产生的心理效果。事情将表明，两个月后的“东京湾事件”在这方面大大地帮助了约翰逊政府。
四、“东京湾事件”和“东京湾决议”
１９６４年３月下旬以来，美国政府虽然积极从事轰炸北越的准备，但迟迟不做发动轰炸的最后决定。此种犹豫不决主要来源于约翰逊。他不仅希望开始轰炸之前有一个稳定的南越基地，而且还有国内政治顾虑。１９６４年秋天将举行总统选举，他决心最大程度地赢得选民支持。当时的民意测验显示，２／３以上的美国公众不关心、或很少关心越南问题。约翰逊希望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以免战争急剧升级引起选民对美国深深陷入又一场亚洲大陆战争的注意和担忧，从而产生对他的不满。〔37〕因此，他在６月中旬通知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推迟就实施轰炸和谋求国会决议作出决定，并且避免在公开场合作任何打算将战争升级的暗示。〔38〕
但是，约翰逊的多数高级幕僚主张不拘泥各种限制条件，早日轰炸北越。他们对约翰逊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甚至形成了一种压力。各大军种的首脑们很不满意约翰逊一再拖延决定，对于用政客考虑取代“国家利益”愤愤不平。〔39〕洛奇和威廉·邦迪则认为，阮庆政权之岌岌可危使美国经不起长期拖延决定，与其说稳定南越是轰炸的前提，不如说是其结果。因此，他们竭力主张马上开始轰炸。此外，麦乔治·邦迪和罗斯托等人也敦促尽快这么做。〔40〕
约翰逊还受到了阮庆的影响。５月起，阮庆一再向洛奇和麦克纳马拉等人表示，攻击北越是稳定和加强南越的最好途径。〔41〕７月１９日，他在西贡演说，公开叫嚷“向北进军”。显然经过他同意，南越空军司令阮高其两天后对报界扬言，他的飞机准备随时大举轰炸北越。〔42〕阮庆和美国政府之间曾约定不公开谈论轰炸北越，现在他背弃前约，无非是要向美国施压。他还借政府内派系倾轧有所加剧的事实，向适才接替洛奇出任大使的泰勒暗示他想辞职，以便进一步要挟。〔43〕这些举动达到了阮庆希望的效果。美国决策者们认为，阮庆在政治、军事形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如果由于北进要求得不到满足而深感失望，就很可能撒手不干或与共产党人谈判。７月上旬，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公开提议重开日内瓦会议实现越南问题的政治解决，短时间内得到法国、柬埔寨、北越、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苏联和中国的支持。这一国际气候更增加了美国政府的担忧。７月底，经约翰逊批准，国务院授权泰勒通知阮庆：美国政府已认为，“例如在来自持不同意见的南越派系的压力变得过大的情况下”，可以开始进攻北越。〔44〕此时离美国对北越的首次轰炸只有约一周时间。
７月３０日夜间，执行“３４Ａ行动计划”的南越海军突袭队乘美国炮艇，袭击了东京湾内两个北越岛屿——义安省海岸外的纽岛和清化省海岸外的湄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东京湾事件”。纽岛和湄岛被袭时，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正北上东京湾，执行“德索托”电子侦察任务。８月２日，该舰曾两次改变航线，其目的据《五角大楼文件》是避开正在纽岛和湄岛附近海域搜索袭击者的北越鱼雷快艇群。〔45〕但是，历史学家加布里尔·科尔科根据以后发表的一些史料，断言该舰奉命将北越鱼雷快艇吸引过来，以便制造事端。〔46〕当天下午５时许，发现并追击“马多克斯号”的北越鱼雷快艇向该舰开火。“马多克斯号”随后回击，击沉其中一艘。与此同时，停在附近海面上的美国航空母舰“提康德罗加号”出动舰载飞机，炸伤另外两艘。〔47〕
无论是当时的美国行政当局，还是四年后对“东京湾事件”作调查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都断定北越是将“马多克斯号”当作参与了袭击纽岛和湄岛的舰只加以攻击。〔48〕但是，与前者在公开场合宣称北越无端攻击在公海正常巡航的美舰不同，后者认为北越的行动是正当的。根据它的调查，“马多克斯号”不是从事正常巡航，而是从事以侵犯北越为最终目的的电子侦察，并且曾为此侵入北越领海；它执行的这一使命与“３４Ａ行动计划”有很密切的关系，因而至少间接地参与了对北越的袭击；它依据电子设备完全知道可能遭到北越舰艇攻击，而且完全有时间及早离开，因此它的行为可能是蓄意的、挑衅性的。〔49〕
８月３日，约翰逊下令“马多克斯号”重返东京湾，并且由另一艘美国驱逐舰“特纳·乔伊号”相伴增援。与此同时，访问香港的美国航空母舰“星座号”紧急开拔，与“提康德罗加号”会合，作为上述两艘驱逐舰的后盾。这次行动具有无可置疑的直接挑衅性质。参议院外委会关于“东京湾事件”的调查报告指出，大量证据表明华盛顿完全清楚它将进一步激怒北越人，准备后者一作反应就实施打击。〔50〕８月３日午夜，在“马多克斯号”和“特纳·乔伊号”进入东京湾后，执行“３４Ａ行动计划”的南越海军袭击了北越海岸的两处军事设施。“马多克斯号”舰长根据截获的无线电通讯随即报告，北越认为美舰直接介入了这项行动。〔51〕８月４日晚，“马多克斯号”突然报告与“特纳·乔伊号”一起遭到鱼雷快艇攻击。尽管舰长随后再次报告，说并未看到鱼雷快艇，又说气候反常造成干扰和声纳系统操作有误使得是否确实遭到攻击变得“非常可疑”，但急于为战争升级制造口实的军方领导人却不愿审核事实。〔52〕根据来自华盛顿的命令，上述驱逐舰和航空母舰一齐向据称北越鱼雷快艇所在的海面猛烈开火。对此，约翰逊１９６５年在一次私下交谈中说：“就我所知，我们的海军是在射击那里的鲸鱼。”〔53〕
华盛顿时间８月４日下午，约翰逊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立即对北越发动“报复性轰炸”，并且向国会提出给予总统广泛授权的决议案。当晚，美国舰载战斗轰炸机直扑北越几个海军基地和荣市附近的油库，经６０余架次轰炸，击沉或重创２５艘鱼雷快艇，摧毁荣市附近绝大部分储油罐。〔54〕这是美国对北越第一次公开的武装进攻，标志着美国跨过了战争升级历程中的一大门槛。８月５日，“东京湾决议案”被提交国会，其中的核心段落是：
“国会赞成和支持总统作为总司令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击退对美国部队的任何武装进攻，阻止进一步侵略。
“美国认为维持东南亚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对其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与美国宪法和联合国宪章相符，并且依照在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下承担的义务，美国准备按总统决定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包括使用武装力量，援助求援保卫其自由的任何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成员国或保护国。”〔55〕
为了使这个决议案能迅速地以压倒多数通过，行政当局就东京湾事件对国会大肆扯谎。参议院外委会主席Ｊ·威廉·富布赖特等国会领袖强调通过决议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东京湾事件引起的“爱国”喧嚣和报复情绪充斥国会两院。但是，仍有少数议员在辩论中表示反对或怀疑。其中最突出的是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韦恩·莫尔斯。他坚持说，宪法规定发动战争的权力在国会，而决议案却将这一权力赋予总统，因而违背了宪法。他还要求对东京湾事件寻根究底，试图以此为突破口，使行政当局的整个越南政策遭到国会和公众的怀疑或反对。〔56〕民主党参议员乔治·麦戈文、丹尼尔·布鲁斯特、弗兰克·丘奇、加罗德·纳尔逊以及共和党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约翰·谢尔曼·库珀、弗兰克·卡尔森和乔治·艾肯等人，则对决议案表示了疑虑。他们主要担心，美国可能因此在越南越陷越深，以致难以自拔。〔57〕
８月７日，参众两院各自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在所有议员中，投反对票的只有莫尔斯和来自阿拉斯加的参议员欧内斯特·格里宁。８月７日或８日，国务院经加拿大政府请西博恩转告范文同：“东京湾决议”之近于一致通过，证明美国政府和人民已忍无可忍，决心以一切必要的手段阻止北越“颠覆和征服”南越，美国将仔细观察北越的反应来决定自己的行动。〔58〕
“东京湾决议”的问世具有严重意义。首先，用越南问题部际工作组组长威廉·沙利文当时的话说，这个决议象征美国承担了“不可逆转的义务”；或者，如《五角大楼文件》的国防部编者所说，它意味着美国政府开始认为，只有“全面参与”越南战争，才能弥补西贡政权的虚弱和无能。〔59〕越南战争开始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美国直接承担的战争。其次，“东京湾决议”使行政当局获得了进行战争升级的最大行动自由，而决议之得以通过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制造东京湾事件来欺骗国会。这就有力地促使美国越来越深地陷入越南，同时鼓励行政当局以及继续愚弄国会和公众舆论。陷得越深，就越需要欺骗，而欺骗得越久，就陷得越深。这是个自“东京湾决议”起愈益恶化的循环。最后，“东京湾决议”的通过情况表明，大体而言国会（乃至公众）一致支持在越南进行直接武装干涉。据哈里斯民意测验所，８５％以上的被调查者赞成对北越的报复性轰炸，而赞成约翰逊整个越南战略的被调查者在东京湾事件后从４０％许增至７２％。〔60〕国会和公众的这种倾向是以后战争步步升级的重要原因。
五、结束语：决定美国行为的某些深层因素
“东京湾决议”问世后，美国政府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扩大战争，而是应否尽早把对北越的“报复性轰炸”转变为持续的大规模轰炸。这一转变完成于１９６５年３月。与此同时，为了保卫轰炸北越所需的空军基地，首批美国地面战斗部队进入南越。几个月后，轰炸的无效使美国决策者们感到南越的地面战争主要还须在南越打嬴，于是一批又一批数以万计的美国地面部队被投入战场，直至驻越美军达到５４万人。如果要在美国支持西贡政权作战和美国代替西贡政权作战之间寻找转折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就是本文所论述的时期。
撇开越南的军事形势，撇开美国先前已确立的在越基本目标和基本义务，一个对上述转折和其后的战争升级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是新总统约翰逊的国际政治信念、心理和性格特征及其决策班子的构成。限于篇幅，这里只能作简要的论述。
约翰逊承袭了美国战后全球干涉主义和全球遏制主义的所有基本观念。在这些观念中，最重要的是维持美国定义的世界秩序，反对被笼统地称为“侵略”的激烈变革。曾在６０年代初任白宫特别顾问的埃里克·戈德曼认为，约翰逊对外政策态度的核心，是对侵略的执着入迷的忧虑。在他看来，“共产主义侵略浪潮”是２０世纪后半期世界问题的要害。〔61〕现在，这种侵略的最重要目标是南越，因此用他的话说，强大的美国有责任阻止这一侵略得逞。〔62〕与此紧密相连的是“决不重演慕尼黑”的思想。他曾就对越政策说道：
“我关于历史所知的一切都告诉我：如果我退出越南，让胡志明穿过西贡大街，那么我恰恰是做了张伯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做的事……
“一旦我们表现出有多软弱，莫斯科和北京就将火速前来利用我们的软弱，这样就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63〕
约翰逊还是多米诺骨牌论的无保留的信奉者。１９６４年３月，他对富布赖特具体地描述了撤出南越将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西贡政权崩溃，然后泰国和马来西亚处于严重危险，然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遭到威胁。他在另一个场合说，丢失南越将导致太平洋成为“赤色海洋”，美国将被迫退守西海岸。〔64〕
对于不发达国家的社会政治变革、特别是具有反美色彩的变革，约翰逊比肯尼迪远倾向于采取僵硬的反对立场。〔65〕他是典型的美利坚至上主义者和霸权主义者。戈德曼认为，他极端看重所谓“国旗的尊严”。任何反美举动，不管其原因如何，都是不可容忍的。如果加以容忍，就会鼓励外国人对美国的蔑视。〔66〕
约翰逊的一些心理和性格特征同样影响了他在越南问题上的行为。首先是他的褊狭。在他看来，非此即彼，非友即敌。他是“豪言壮语——光荣、武力、义务的信仰者，而不是怀疑者”。〔67〕褊狭之外是浅薄。一位学者在对他作了细致的采访和研究后认为，他典型地体现了美国自我中心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几乎完全缺乏意识和理解。〔68〕第三，作为出身于得克萨斯乡间的牛仔政客，他本能地追求表示“男子气概”，而东部权势集团和知识界的卑视所引起的复杂的自卑-自尊感，加强了这种冲动。〔69〕这在越南问题上促使他更多地使用武力，更频繁地进行战争升级。
约翰逊在越南问题上赖以决策的幕僚班子，是从肯尼迪继承来的。这些人对他的影响决不亚于当年罗斯福的军事、外交顾问对杜鲁门的影响。他赞赏他们的知识、聪 明和经历，甚至对他们不无敬畏。〔70〕他把这些幕僚看作他同东部权势集团、新闻界和知识界之间的纽带，说不通过他们具有的象征意义来取得这些势力的支持，他就绝无可能统治美国。〔71〕然而，他所倚重的幕僚正是在肯尼迪执政时期使美国大规模介入越南的人，继续这种介入关系到他们的声誉、地位和前途。他们甚至比约翰逊更倾向于把越南战争当作个人的事业和投资，更倾向于用战争升级来规避破产，在约翰逊执政初期尤其如此。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美国的义务就是他们个人的义务。〔72〕这是个人利益强烈影响国家对外决策的一个例子。
注释：
〔1〕赫林：《美国史上最持久的战争》（George C.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第２版，纽约１９８６年，第４４页；《五角大楼文件》，《纽约时报》版（“The Pentagon Papers”, as publish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纽约１９７１年，第５４、５９－６０、６４－６５页。
〔2〕《五角大楼文件》，《纽约时报》版，第１２２－１２４页。
〔3〕西埃斯：《政府冲突之际》（Wallas J. Thies, When Government Collide),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０页。
〔4〕《五角大楼文件》，参议员格拉维尔版（“The Pentagon Papers”，edited by U.S. Senate, Subcommittee on Public Buildings and Grounds, Senator Gravel Edition），波士顿１９７１年，第３卷，第１５１页。
〔5〕波特编：《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Gareth Porter ed., Vietnam: The Definitive Documentation of Human Decisions),纽约州斯坦福维尔１９７９年版，第２卷，第２２２页。
〔6〕《五角大楼文件》，参议员格拉维尔版，第３卷，第１５１页。
〔7〕《五角大楼文件》，参议员格拉维尔版，第３卷，第１５０－１５１页。
〔8〕西埃斯：《政府冲突之际》，第４３页。
〔9〕《五角大楼文件》，《纽约时报》版，第２３９、２５３页。
〔10〕威廉·杜克尔提出了一些解释，但不很令人信服。见其《越南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道路》（William Duiker, The Communist Road to Power in Vietnam），科罗拉多州波尔德尔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２１－２２２页。
〔11〕西埃斯：《政府冲突之际》，第２５０页。
〔12〕《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２卷，第２２３－２２７页。
〔13〕西埃斯：《政治冲突之际》，第２５５－２５６页。
〔14〕陈：“中苏争端之中的北越（１９６２－１９６４年）”（King C. Chen, "North Vietnam in Sino-Soviet Dispute, 1962-1964"），载于《亚洲概览》（Asian Survey），第４卷第９期（１９６４年９月），第１０３４－１０３５页。
〔15〕《五角大楼文件》，参议员格拉维尔版，第２卷，第１９４页。
〔16〕威斯特摩兰：《一个士兵的报告》（William C. Westmoreland, A Soldier Reports），纽约州加登城１９７６年版，第８４页。
〔17〕《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２卷，第２５１页。
〔18〕西埃斯：《政府冲突之际》，第２５７页。
〔19〕西埃斯：《政府冲突之际》，第２５７－２５８页。
〔20〕《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２卷，第２６６页。
〔21〕《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２卷，第２５１页。
〔22〕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６１－１９６３年（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第１卷（越南），第１分卷，华盛顿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８１、４６５－４６６页。
〔23〕《美国对外关系文件》，１９６１－１９６３年，第１卷（越南），第１分卷，第４７７－４７８页；《五角大楼文件》，《纽约时报》版，第１５１页。
〔24〕盖尔布和贝茨：《越南的讽刺》（Leslie H. Gelb and Richard Betts, The Irony of Vietnam），华盛顿１９７９年版，第３１４页。
〔25〕《五角大楼文件》，《纽约时报》版，第２７４－２７７页。
〔26〕《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２卷，第２４０－２４６页。
〔27〕《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２卷，第２５３－２５８页。
〔28〕《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２卷，第２５８－２５９、２６１页。
〔29〕《五角大楼文件》，《纽约时报》版，第２４５、２４７、２４９页。
〔30〕《五角大楼文件》，参议员格兰维尔版，第３卷，第１５７－１６１页。
〔31〕《五角大楼文件》，参议员格兰维尔版，第３卷，第１６２－１６３页。
〔32〕《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２卷，第２７４－２７７页。
〔33〕《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２卷，第２９１－２９３页。
〔34〕《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２卷，第２４６页。
〔35〕卡欣：《干涉》（George McT. Kahin, Intervention），纽约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１８页；《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２卷，第２８３－２８５页。
〔36〕《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２卷，第２８７页。
〔37〕基恩斯：《约翰逊和美国梦》（Doria Kearns, Lyndon Johnson and the American Dream），纽约１９７６年版，第１９８页。
〔38〕《五角大楼文件》，《纽约时报》版，第２５３，２５７页。
〔39〕克莱皮尼维奇：《陆军和越南》（Andrew F. Krepinevich, Jr., The Army and Vietnam），巴尔的摩１９８６年版，第９２－９３页。
〔40〕《五角大楼文件》，《纽约时报》版，第２５０，２５６页；《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２卷，第２８５－２８７页；卡欣：《干涉》，第２１２页。
〔41〕《五角大楼文件》，参议员格拉维尔版，第３卷，第７２页；《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２卷，第２７７页；卡欣：《干涉》，第２１０页。
〔42〕卡欣：《干涉》，第２１４－２１５页。
〔43〕《五角大楼文件》，《纽约时报》版，第２５８页。
〔44〕《五角大楼文件》，参议员格拉维尔版，第２卷，第３２９页。
〔45〕《五角大楼文件》，《纽约时报》版，第２５９页。
〔46〕科尔科：《战争之解剖》（Gabriel Kolko, Anatomy of A War），纽约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２４页。
〔47〕《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２卷，第４９０页；《五角大楼文件》，《纽约时报》版，第２５９页。
〔48〕卡欣：《干涉》，第２２４页；《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２卷，第４９０页。
〔49〕《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２卷，第４９０－４９１页。
〔50〕《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２卷，第４９４页。
〔51〕西埃斯：《政府冲突之际》，第４５－４６页。
〔52〕赫林：《美国史上最持久的战争》，第１２１页。到１９８４年，一批伴随“马多克斯号”和“特纳·乔伊号”行动的舰载飞机驾驶员及其指挥官向报界提供了无懈可击的事实，最后证明未发生所谓“８月４日北越鱼雷快艇攻击”。见卡欣：《干涉》，第２２２－２２３页。
〔53〕高尔登：《真理遭殃》（Joseph C. Goulden, Truth Is the First Casualty），纽约１９６９年版，第１６０页。
〔54〕卡欣：《干涉》，第２２４－２２５页；《五角大楼文件》，《纽约时报》版，第２６３－２６４页；轰炸架次据西埃斯：《政府冲突之际》，第４６页。
〔55〕《越南问题决策文件集》，第２卷，第２６５－２６７页。
〔56〕戈德曼：《约翰逊的悲剧》 （Eric F. Goldman, The Tragedy of Lyndon Johnson），纽约1969年版，第211-212页；哈尔伯斯坦：《出类拔萃之辈》（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１９７２年版，第５０７－５０８页。
〔57〕戈德曼：《约翰逊的悲剧》，第２１４－２１６页。
〔58〕《五角大楼文件》，《纽约时报》版，第２８９－２９１页。
〔59〕卡欣：《干涉》，第２１８页。
〔60〕哈尔伯斯坦：《出类拔萃之辈》，第５１３页。
〔61〕戈德曼：《约翰逊的悲剧》，第４４９－４５０页。
〔62〕赫林：《美国史上最持久的战争》，第１１５页。
〔63〕基恩斯：《约翰逊和美国梦》，第２５８页。
〔64〕基恩斯：《约翰逊和美国梦》，第１９６－１９７页；《五角大楼文件》，《纽约时报》版，第１２８－１２９页。
〔65〕戈德曼：《约翰逊的悲剧》，第８７－８９页。
〔66〕戈德曼：《约翰逊的悲剧》，第２０９，４４９页。
〔67〕哈尔伯斯坦：《出类拔萃之辈》，第６４４页。
〔68〕基恩斯：《约翰逊和美国梦》，第１６８、１９４页。
〔69〕哈尔伯斯坦：《出类拔萃之辈》，第６４４页。
〔70〕哈尔伯斯坦：《出类拔萃之辈》，第５３，４２４页。
〔71〕基恩斯：《约翰逊和美国梦》，第１７７－１７８页。
〔72〕加卢西：《既非和平，亦非光荣》（Robert Gallucci, Neither Peace Nor Honor），巴尔的摩１９７５年版，第４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