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
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赵 梅
１９９１年５月２３—２５日，中华美国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在北京联合举办了“２０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是从学术角度探讨２０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关系的有关问题。
参加会议的中外学者共１４６人，其中中国代表９４人，外方代表５２人，分别来自美国、中国、日本、苏联、蒙古、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巴基斯坦、新西兰、加拿大、台湾、香港等１６个国家和地区。代表中绝大多数是研究美国问题的著名专家学者，其中包括原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所长魏斐德（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Ｗａｋｅｍａｎ），原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现威尔逊中心亚洲部主任布洛克（Ｍａｒｒｙ Ｂｕｌｌｏｃｋ），现任美国人文学会理事会主席斯坦利·卡茨（Ｓｔａｎｌｅｙ N. Ｋａｔｚ），苏联科学院美加研究所副所长鲍罗柯夫斯基（Ａｎａｔｏｌｙ Ａ． Ｐｏｒｏｋｈｏｖｓｋｙ），马来西亚陆军学院院长穆斯林·阿伊博（Ｍ．Ａｙｏｂ）等。
此次会议收到论文共９４篇，其中中方５０篇，外方４４篇，内容涉及外交战略、经济、文化及教育等方面。本期《美国研究》特从每一方面择出论文一至二篇，以使读者对会议能有一个概略的了解。
会议根据论文的不同内容，分成外交和战略关系（现实）、外交和战略关系（历史）、经济关系、文化与交流、教育与科技５个专题组进行讨论。下面介绍各专题组部分文章的特点及讨论情况。
一、外交和战略关系（现实）
该组提交的论文共２１篇，其中中方１０篇，外方１１篇，讨论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１．美国与亚太地区的战略关系
有关论文共７篇，它们包括：马来西亚学者穆尼斯·佩兰（ＭunisParan）的《美国在亚太地区未来的作用》、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卢林的《９０年代太平洋亚洲地区的美国》、泰国学者威韦特·芒凯迪（WiwatMungkandi）的《２０世纪美国在亚太地区：历史的与现状的分析》、苏联美加关系研究所鲍里斯·舒缅耶夫（Boris G. Shumeev）的《美国与７０年代亚太地区的战略问题》、马来西亚学者穆斯林·阿伊博的《９０年代亚太地区的战略前景》、新加坡学者廖建裕（Leo Suryadinata）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对当代美国战略政策的反应》、北京国际战略学会萨本望的《海湾战争对美国全球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影响》。
亚太地区国家众多，各自的经历不同。这一地区的人民为建设自己的国家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讨论中，与会者认为，美国应当更多地关心这些国家的要求、尊重它们的文化传统及价值观念。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由于苏联国内遇到的困难，美国在该地区事务中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海湾战争是在西方“冷战”趋于结束时第一场具有全球影响的热战。这场战争对美国在新形势下进行全球战略和军事战略调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种调整体现在：由重点对付苏联的全球挑战转而应付重大的地区性冲突，由以欧洲作为防务重心转向更多地考虑第三世界国家的事务。美苏冷战的结束对亚太地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利于亚太地区缓和与发展国家之间关系，同时又给某些问题的最终解决带来了契机，如柬埔寨问题和朝鲜半岛等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些学者指出，冷战后亚太地区形势发展对本地区安全与稳定既有有利的方面，也有不利的方面。一些学者还强调亚洲的情况与欧洲不同，认为亚洲冷战格局的最终结束还需要一个过程。$对于亚太地区在美国战略上的重要性问题与会者意见不一。部分学者认为亚太地区在战略上将对美国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持异议的学者认为对美国来讲欧洲比亚太地区更重要。
２．美国与亚太地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这部分论文涉及面较广，分别论及美日关系、美中关系、美苏在太平洋的地位、美国与东南亚、南亚以及与南太平洋关系等。
关于美日关系，日本所刘世龙认为尽管美日关系中充满了冲突与矛盾，但美国对日政策的主线仍是加强与日本的合作。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潘锐的《８０年代美国对苏政策及其对亚太地区的影响》一文将８０年代美苏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１９７９－１９８５年为对抗时期，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为对话时期，１９８９年至今为合作时期。他认为今天美苏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将会导致一些地区争端尽早解决。
有关中美关系的文章共有３篇：国防大学顾德欣的《影响当代中美关系的三因素》、外交学院苏格的《三权分立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新加坡学者李励图（Lee Lai To）的《中美关系对亚太地区的影响》。他们认为，过去１０年来美中关系的重要基础——抗衡苏联的战略关系已经不存在了，而且由于１９８９年的“６·４事件”，给美中关系带来了新的困难。今后美中关系如何发展，将对亚太地区的稳定产生重要的影响。
美国与南亚的关系是会上讨论较为热烈的问题。有关论文是：印度欧斯马尼亚（Osmania）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格兰·约翰逊（Glen Johnson）的《美国与南亚的关系》、巴基斯坦学者阿兹米（M. RaziullahAzmi）的《冲突与合作：美国与巴基斯坦》。格兰·约翰逊认为，虽然冷战结束了，美苏在南亚的势力角逐有所减弱，但该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阿兹米认为，美巴关系中矛盾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存在核武器、人权以及民主等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国对巴基斯坦缺乏足够的理解与关注，在美国人眼中巴基斯坦没有印度重要。
涉及美澳关系的文章是外交学院宫少朋的《澳美安全合作的纠葛及其前景》。新西兰学者塔库尔（Ramesh Thakur）在《美国与南太平洋、新西兰的反核情绪》一文中认为，反核情绪是美国与新西兰及南太平洋地区国家关系的症结。
３．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
２０世纪以及未来时间里，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亚洲政策中所起的作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受到与会者关注的、也是讨论的热点。关于这方面的论文共４篇：台湾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本京（Thomas B. Lee）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反映：对东亚的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张也白的《孤立主义与美国对亚洲的干涉》、美国所霍世亮的《美国理想主义与东亚》、北京师范大学张宏毅的《意识形态与中美两国的和平共处》。这些论文就理想主义、孤立主义、意识形态等概念的含义及其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李本京教授认为，二战期间，以罗斯福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对有着不同信仰的苏联及中国共产党采取联合政策，以期在战争中得到他们的合作与支持。这一时期，意识形态因素在外交政策中居次要地位。张也白认为，孤立主义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美国２０世纪外交史就是孤立主义同干涉主义两种对立传统的斗争史。历史上孤立主义是针对欧洲而言的，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孤立和不干涉从未成为事实。今后美国的政策将是在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美国的注意力终将回到亚洲来，美国将继续积极卷入亚洲事务。张宏毅认为，中美两国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历史发展迥异，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极大差别，但这并不妨碍中美两国人民互相学习、求同存异、友好相处。
与会者一致认为，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尤其对美国的亚洲政策的影响不可低估。美国外交政策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然而，不同历史时期侧重面不一样。意识形态因素时而上升时而淡化。讨论中对意识形态和理想主义的含义存在不同看法。部分学者认为，难以划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国际事务与本国内政的界限。
二、外交和战略关系（历史）
这一专题组收到论文共２０篇，其中中方１２篇，外方１０篇。这些论文可分为中美关系、美日关系、美国与亚太关系中的其他问题三组。
１．中美关系
有关论文共９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章百家的《抗日战争前期中共对美政策的起源与确立》、美国所牛军的《１９４６——历史转折年代的美国、苏联、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近代史所杨奎松的《论４０年代中共与苏美关系及其政策的演变》、留美学者陈兼的《中国的革命外交与美国的遏制战略（１９４９－１９５９）》、美国学者沙勒（Michael Schaller）的《变化中的美国对中国、日本及东南亚的战略观和政治观（１９４５－１９５３）》、日本学者石井修（Osamu Ishii）的《对华贸易禁运与５０年代美国的盟国政治》、加拿大学者普鲁森（Ronald W. Pruessen）的《美国对亚洲的宏伟设想：美国的雄心及其对对华政策的影响（艾森豪威尔时期）》、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任东来的《美国、中国与１９５５年万隆会议》、美国学者魏斐德的《美国警察顾问与国民政府的秘密警察（１９３０－１９３７）》。
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尤其引起大家的兴趣。章百家的文章把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４１年底的中共对美政策分作三个阶段叙述。第一阶段，１９３６至１９３９年中。中共开始逐步将美国看成是反对日本侵略的国家，并多次提出要与美国结成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第二阶段，１９３９年中至１９４０年底，国际国内局势使中共改变了前一时期的估计，不再把美国看作有利于中国抗战、有利于中国团结的因素；第三阶段，皖南事变后中共又回到了原先的估计，美国在中共的国际统一战线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牛军的文章认为，战后中国全面内战的爆发是美苏国共三国四方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大战结束以来，三国四方都在调整自己的政策，到１９４６年，这种调整完成了，三国四方基本廓清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即美苏互相遏制，国民党一边倒向美国，中共则走上了与美国对抗的道路。杨奎松在论文中指出，在４０年代，中共对苏和对美政策经历了两个相反的发展过程：对苏是亲近——疏远——亲近，对美是疏远#O&——亲近——敌对。他分析影响中共决策的原因说，意识形态是中共决策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当切身利益与意识形态发生矛盾时，切身利益的考虑就占了上风。这三篇文章从中共决策的角度探讨了美苏共或美苏国共的关系，这正是以往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与会者希望随着更多中国档案资料（国共双方）的公开出版，中美关系的研究将会深入发展。
陈兼的文章指出，中共与美国在有关“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对抗，是它们之间业已存在的基本矛盾的反映。他不同意一些中国学者比较强调美国对华政策影响中共决策的看法，着重分析了中共领导人对国际形势、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中国的经济复兴等问题的看法，认为中美对抗是不可避免的。他的发言引起与会者的热烈反响。不少中国学者指出，当时影响中美关系的有许多因素，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是，美国在战后干涉中国内政，卷入中国内战，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坚持敌视中共的立场，离开这个基本事实去孤立地分析别的因素，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
沙勒在文章中指出，美国１９５０年６月规定的方针（遏制中国和东南亚的共产主义、发展日本与东南亚的贸易）影响了美国干涉朝鲜战争的决定，及当时和以后对华、对日、对东南亚以及对台的政策，在１９５３年朝鲜停战以后美国仍然固执坚持与中国对抗，并且站在了印支战争的门槛上。石井修的论文认为，５０年代美国对日本的政策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美国希望日本在经济上能够自立，以减轻负担，另一方面，美国却要日本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这种禁运比欧洲国家在对华贸易中的禁运更为严厉。这就在美日之间引起了严重的矛盾。加拿大学者普鲁森的论文指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决策者把新中国看作是在亚洲比苏联更大的威胁，是“过去和今后可能的对朝鲜和印度支那进行侵略的源泉”。任东来的论文指出，美国对万隆会议的种种考虑的反应都是围绕着如何反华反共展开。它先希望会议开不成，继而企图把会议引向于它有利的方向。结果证明，美国对会议的两个基本估计——中国将采取咄咄逼人的立场控制大会和利用大会为解放台湾开绿灯——是完全错误的。这四篇文章把美国对华政策与美国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结合起来考察，受到与会者的欢迎。学者们在讨论中指出，为了让日本实施对华贸易禁运，美国竭力鼓励日本发展对东南亚的贸易，以取代日华贸易。这一时期中国在美国的亚洲政策中之所以占有重要地位，就因为美国决策者把新中国当作“遏制”政策在亚洲的主要目标。而实际上，“遏制”中国的扩张恰恰是美国自己进行扩张的借口。与会者还就两次台海危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魏斐德的文章实际上是中国历届政府（从清末开始到３０年代）任用外国顾问建立和发展中国警察制度的简史。他指出，美国对国民政府秘密警察的培训早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前１０年已经开始。这项研究显然在如何认识美国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方面提出了新的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结束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时，魏斐德代表与会的外国学者表示，希望中国能进一步开放历史档案，并强调指出，目前中国学者所引用的资料由于无法被证实，其真实性在美国学者看来也就成为问题了。
２．美日关系
有关论文共４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陶文钊的《２０世纪头２０年美日在东亚的竞争》，美国所杨达洲的《本世纪的美日关系：竞争——结盟——新的竞争》，日本学者松田武（Takeshi Matsuda）的《新银行团与两次大战之间的日美关系》，五十岚武士（Takeshi Igarashi）的《美日关系中的历史循环——一个日本人的观点》。
陶文钊的文章指出，美国自从占领菲律宾后，维护对菲律宾的统治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最大利益，因此它不得不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对日本作出暂时的让步，并为此与日本达成三个协定。这并不是说，美国在这一地区不想继续扩张；但它致力于巩固已有的扩张成果，要进行新的扩张已经力不从心了。在这２０年中，菲律宾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扩张的牵制性因素。美国对日本的让步到华盛顿会议才打住。松田武的论文指出，成立于一次大战以后的新银行团没有对中国的发展起什么作用，它没有向中国中央政府提供贷款，却不能防止各国向地方军阀进行援助；也没有遏制日本，美国银行家之间的密切关系使日本从美国获得了巨额贷款；也没有发展美日之间的友好关系，反倒使美日争端进一步加剧，最后导致了太平洋战争。五十岚武士提出，在１８４０年至今的美日关系发展进程中，存在着一种历史的循环。从１８４０年至１９４５年是第一个循环，即刺激与反应—→合作—→竞争—→敌对。第二个循环从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开始。自１９６０年起，美日关系开始进入第三阶段，即竞争时期。如果战前的循环仍是正确的，日美两国将进入敌对阶段。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如何避免这种发展。杨达洲的文章认为，本世纪美日关系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至２０年代，主要是结盟；（２）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前５年，双方矛盾激化导致战争；（3）自二战结束到60年代，美日再次结盟，并带有日本对美国的从属关系的性质；（４）７０年代至今，随着日本在经济上的崛起，双方在结盟的条件下，竞争与矛盾明显加剧。
五十岚武士和杨达洲关于美日关系周期性演变的观点，引起与会者的浓厚兴趣。学者们对分期的确定、特征的概括及日美关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互相依赖的经济关系，不同的文化及价值观，种族歧视，等等——畅所欲言，各抒已见，但大家都认为，历史的经验表明，美日关系走向对亚太地区的影响至关重要，国家之间应当通过各种方式加强相互了解。
３．美国与亚太关系中的其他问题
有关论文共７篇：香港大学的普丽茜拉·罗伯茨（Priscilla Roberts）的《２０世纪美国外交中的亚洲》、印度学者苏吉特·曼辛（SurijitMansingh）的《美国与南亚——半个世纪的矛盾心理》、南京大学时殷弘的《美国——南越关系中的政权改良问题》、北京大学徐昕的《冷战后美国与东南亚的力量平衡》、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蔡佳禾的《２０世纪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优先选择》、上海社会科学院黄仁伟的《关于美国卷入亚洲冷战的历史反思》、台湾学者陈毓钧的《中国人心目中的林肯形象：现实主义者还是理想主义者？》。
普丽茜拉·罗伯茨把美国对亚洲外交与对欧洲外交进行比较，指出前者既不如后者重要，也不如后者成功。她认为美国在亚洲追求的主要利益是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在过去２０年中，经济因素又一次成为美国对亚洲政策的主要考虑。
曼辛教授指出，美国的矛盾心理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影响美国对南亚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矛盾心理产生于美国与南亚缺乏历史联系以及地理上的隔离。当美国将其全球政策运用于南亚地区时，其所要达到的目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美国对南亚政策的手段和特征很难说是明确的，也不能用成功或是失败来作结论。有意义的是总结过去的历史，更好地安排未来的关系。
时殷弘在论文和发言中，以美国促使南越政权进行政治改革为例指出：政权改良是二战以来美国与亚太地区多数盟友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它经常引起美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磨擦或冲突，这些政权拒绝实行改革，又屡使美国政策的基本目标难以实现。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美国对外政策本身的重大改造，美国的附庸政权的改良几乎是不可能的。一 些学者在讨论中提出，美国附庸政权的改良是否成功，有时并不取决于美国政策的改造，而与这些政权有关的地区形势往往有密切关系。
蔡佳禾的文章归纳了20世纪以来美国东亚政策的四次大的战略性调整，认为美国在进行新的战略选择时，如果缺乏长远计划，过分强调军事安全和意识形态因素，就很有可能给美国和东亚都带来严重的后果。
徐昕的文章指出，冷战结束后，东南亚与美国及其他大国的关系都处于调整之中：美国在该地区收缩力量，但仍决心在亚太地区起平衡和稳定的作用，苏联也是“缩而不退”，中国和日本则谋求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东盟这个唯一的地区内力量的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了。黄仁伟的文章介绍了美国学者对美国卷入亚洲冷战，尤其是卷入朝鲜战争和印支战争进行反思的情况。陈毓钧在发言中对２０世纪以来历任美国总统及国务卿的东亚政策进行了评述。
三、经济关系
该组共提交论文１５篇，其中中方１０篇，外方５篇。与会者就美国与亚太地区总体经济关系、多边经济合作、中美经贸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１．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多边经济关系
共有５篇论文主要讨论和阐述美国与亚太地区总体、多边经济关系。它们是：美国研究所李国友的《美国与亚太地区经济互动关系中的作用力》、美国所郑伟民的《美国在当代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苏联美加研究所副所长鲍罗柯夫斯基的《８０年代美苏在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台湾政治大学的邹念祖（N.T. Tsou）的《美国政治与美国对亚太地区的贸易关系》，以及美国学者巴乃特（Irving Barnett）的《贸易保护主义剖析》。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８０年代以来，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崛起，美国与亚太地区的经贸关系进一步扩大，经济依赖与合作加强。在贸易与投资领域，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不断增强。８０年代美国对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年平均增长率居各地区之首。现在，美国在该地区的投资占其资本总输出量的１／３。自１９８４年起，美国超过日本成为亚太地区的最大投资者。在贸易方面，１９８５年起美国与亚太地区的贸易额超过了美国与欧洲的贸易额，双方贸易关系发展甚速。目前，美国对外贸易总逆差的６０％以上是对亚太地区发生的。亚太地区已成为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的地区。美国在亚太地区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李国友在论文和发言中指出：美国与亚太地区相互间存在着经济互动关系及相互作用力。这种经济互动关系，通过投资、贸易、技术转让、管理经验的交流，促使各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运行机制及管理体制的完善，从而实现生产主导因素、产生优势、竞争力和发展模式的转换及产业结构的升级。亚太地区和美国在相互间的经济技术互动和杠杆作用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各国都不可能脱离这种国际互动关系而孤立发展。
鲍罗柯夫斯基指出，美、苏、中、日的相互关系对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故应协调相互间的经贸关系。
郑伟民在论文中从投资贸易等多方面阐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指出，美国不仅是亚太地区最大的投资者，而且是该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亚太地区的经济起飞与美国提供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８０年代后期，随着日本、继而“亚洲四小”的崛起，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相对减弱。
在讨论美国对亚太地区贸易关系时，美国所茅于轼提出亚太各国对美的贸易额分别大大超过他们彼此间的贸易额，尽管他们之间的距离比到美国的距离还近。这是不正常的。增加亚太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可以使该地区较少受美国经济波动的影响。近年来台湾、香港、大陆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充分展示了这种可能性。
关于美国对亚太地区贸易逆差日益扩大的原因，中外学者分歧很大。巴乃特认为，美国外贸赤字的扩大是美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向国外开放市场的结果。吉林大学教授刘传炎指出，美国外贸赤字的扩大是美国国内需求过度、消费过度和债务经济不良循环造成的。
在讨论美国与亚太发展中国家贸易关系时，美国所李国友、陈宝森等和泰国学者蓬杜拉普（ManisriPuntularp）提出，国际间的公平贸易要考虑到发达程度的差异，特别在知识产权和软件上，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的发育过程。巴乃特认为，对未达到竞争能力的产业实行保护是合理的。
２．亚太地区内部经济合作问题
南开大学熊性美在《亚太经济合作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几个问题》中探讨了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加强内部经济合作的可能性，论述了中国和东亚国家与美国在贸易、制造业、技术等方面合作的条件和应解决的问题。天津外贸学院周世俭与中信贸易公司何建雄合写的《中国经济圈及其与美国经贸关系的现状和前景》一文指出，发展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的经济贸易关系，促使中国经济圈的形成，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这是经济区域化、集团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趋势。中国经济圈与美国的贸易是亚太地区与美国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蓬杜拉普和李国友提出，加强中泰等国的合作，提高和美国的谈判能力是有意义的。关键是要检查自己，找出自身的弱点，加以克服，并且要更深入地了解美国，才能更有建设性地改善多边经济关系。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亚太地区是充满生机的地区，近10年来本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已成为一个与美国、西欧相抗衡的经济区域。该地区的区内贸易、资本流动、国际分工与合作是推动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区内各国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上存在不同，经济合作的互补性、互利性大。但是，正因为如此，区内经济走向一体化的进程很慢，在可预见的未来，亚太地区仍难以形成类似西欧共同体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３．中美经济关系
中国学者陈宝森、孔凡昌、茅于轼、吴念鲁等从贸易、投资、金融和环境保持等几个方面研究探讨了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他们指出，自１９７９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美贸易、投资等关系发展甚速。整个８０年代中国从美国进口年平均增长率达１５．５％，中国对美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２２．１％。１９８９年中美贸易值达１２２．５亿美元，比１０年前（１９７９年）增加了５倍。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日本和港澳地区。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发展迅速，１９９０年底，美国在华投资项目达１２００个，美方投资协议额为４３．６亿美元，居外国投资者首位。陈宝森指出，为了使中美经贸关系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研究２０世纪的正反经验是有益的，从中可以得出两点教益：第一，两国经贸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第二，发展同各国的经贸关系必须遵守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原则。
在讨论到美国对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时，中国学者对美国的动机、方式、效果都提出一些质疑。美国学者巴乃特认为，这一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美国公众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能否进行下去存有疑虑引起的。
茅于轼在会上谈到了中美两国的环境问题。他认为，在中国，环境的破坏主要是因为穷困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所致；在美国，环境的破坏多是因富足而引起的。而环境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要靠经济手段，更主要的要靠每人对环境的责任感或靠道德来解决。
四、文化与交流
该组共收到论文１９篇，其中中国学者提交９篇，外国学者提交１０篇。讨论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通俗文化与严肃文化
首先发言的是现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工作的美国学者菲利浦·韦斯特（Philip West），他的《朝鲜战争对中国通俗文学的影响》一文由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而提出了文学形象问题。他认为中美两国对朝鲜战争的反映极不同，而《谁是最可爱的人》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对战争的想像，表现了中国文化不同的价值观，甚至词义褒贬的大相径庭。由他的发言引发了关于通俗文化与严肃文化的讨论。魏巍的小说属于通俗文化还是严肃文化，与会者众说不一。
日本学者能登路雅子（Masako Notoji）的《日本大众社会中的美国通俗文化：新有闲阶级与东京的发展》一文认为，美国的通俗文化在日本历史上直至今天影响很大。７０年代以前在日本曾有过“非日本化”趋势，也就是使日本广泛地接受美国文化。一些美国著名人士，如乔治·华盛顿、弗兰克林·罗斯福等均进入日本中小学教科书。７０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的不断强大，在日本又开始出现了一个“发现日本”的过程。虽然美国的物质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仍然很大，如１９８３年在东京建立的并且很成功的迪斯尼乐园，但日本人开始试图发现日本自己的文化遗产到底是什么？
美国所施咸荣的《美国通俗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对近１０年来美国通俗文学在中国的情况作了清晰的描述，认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实施，美国的通俗小说被大量翻译过来，其中良莠不齐，但优秀的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的界线已越来越模糊。又随着电视文化的兴起，通俗文化显得越来越重要，但对它的研究，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还很不够。
讨论中，与会者认为严肃文化与通俗文化两者之间的界限似乎很难划分，许多目前认为是经典的作品，如莎士比亚著作、中国古代小说，开始时都被认为是通俗文化。
２．对交叉文化的理解
这部分论文及讨论涉及面广而且内容复杂，头绪很多，主要对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美国文化对亚太地区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探讨。
菲律宾学者瓜达芦普·Ａ·卡邦内尔（Guadalupe A. Carbonell）在她的《新一代菲律宾人对菲美双边关系的评价》一文中，对目前菲律宾大多数青年相信美国文化及价值观念表示忧虑。
日本学者本间长世（Nagayo Homma）认为：如果说在过去４０年中，日本存在着“全盘”美国化的趋势，那么，目前已出现了对美国文化“日本化”的趋势。这意味着当今日本人接受美国文化时往往有所选择，并加进一些他们自己的东西。
北京外国语学院赖波的《杜威的实验主义科学观与胡适的中西文化观》一文认为，作为杜威的学生，杜威的实验主义科学观对胡适在中西文化上采取实用主义的立场起决定性作用。胡适所期望的是按照美国文化的模式重新塑造中国文化。他也认为前者不可能真正取代后者。
约翰·迪尼（John Deeney）是曾在香港和台湾工作多年的美国学者，他的文章《美国研究：比较文学、华裔美国人的创作和中国人的反应》谈到了香港及台湾的华人对美籍华裔作家金斯顿等人的作品的反应，认为文化是可以互相影响的，但人们往往根据本文化的传统来对外来作品作出评价。
在泰国工作的美国学者苏姗·穆勒（Susan Moeller）在她的《敌人的形象：美国人观念中的日本人》一文中描述了美国对日本人的概念：先是作为敌人，后是作为战败者，之后是商业中的成功者，最后是对手。其决定因素固然有日本本身的变化，更多地却在于美国人自身与日本的利害和其他关系。
天津社会科学院华庆昭在讨论中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文化都像一枚两面的硬币，因此，美国文化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不宜强加于人，而应由各国人民根据自身条件予以选择。
北京大学陶洁的《＜黑奴吁天录＞——第一部译成中文的小说》，谈到了《汤姆叔叔的小屋》介绍到中国的经过与影响。１９０１年这部小说首次被译成中文出版。译者林纾将书名改为《黑奴吁天录》，这是由于他认为当中国人读到此书时，不仅要想到无人解忧只得求助于天的黑奴，还要想到他们自己的命运，是否会变成黄色的奴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赵一凡因母病未到会，但提交了论文，文中指出：同属东方学者的史沫特莱和费正清分属美国下层激进派民主势力和中产阶级自由派主流，对中国理解也根本不同。在美国，长期以来史沫特莱在费正清主导的学术领地难登大雅之堂。而在中国，史沫特莱却得到尊敬。
印度学者Ｓ·Ｓ·普拉萨德（Shaileshwar Sati Prasad）以赛珍珠的作品为例，分析了美国文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董衡巽在《海明威与中国当代创作》一文中，通过分析海明威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影响，进而探讨美国文学对中国的影响。认为美国作家在中国影响的程度未必同他们在国内的声誉成正比。这是由作品翻译介绍的迟早、译文的好坏及社会文化心理三方面因素促成的。海明威这个例子说明那些契合中国“创作文化的需要”的外国作家，给中国传统的叙事艺术带来了新的透视角度、新的叙事模式和技巧。当这些“新”的技法经过作家们的试验和运用，就会变成中国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八一电影制片厂黄宗江、美国所梅绍武分别介绍了尤金·奥尼尔及亚瑟·米勒的作品在中国的情况，他们认为奥尼尔和米勒戏剧中的现实主义手法对中国影响很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朱世达介绍了多斯·帕索斯的研究在中国的情况。
３．美国学在亚太地区的情况
印尼学者皮娅·阿丽丝珈巴那（Pia Alisjahbana）的《美国研究在印度尼西亚：起因与发展》、印度学者普拉萨德（Y. D. Prased）的《二战后印度的美国学》和美国所金灿荣的《近十年美国研究在中国》三篇文章分别介绍了美国学在他们各自国家的发展状况。
上述文章引发了关于美国学含义的讨论。与会者对此意见不一。但大家一致认为，美国是如此重要的国家，亚太地区任何国家都无法忽视美国的存在和美国文化的影响，因此要加强美国学研究。但这一研究如何进行，则应依据各国的不同情况而定。
五、教育与科技
该专题组主要围绕美国与亚太地区教育的关系、科学技术交流、如何评价教会学校在华的作用三个方面展开了讨论。有关论文１７篇，其中中方９篇，外方８篇。
１．美国对亚太地区教育的影响
这是该专题组讨论的热门话题。会上，来自香港、日本以及泰国的学者分别介绍了各自国家在这方面的情况。
泰国学者秦瓦诺（WariyaChinwanno）在她的《美泰教育文化关系》一文中将美国对泰国在教育文化方面的影响划分为三个阶段：（１）传教士时期（１８３１－１９２２）；（２）医学教育时期（１９２３－１９３５）；（３）文化教育时期（１９４６至今）。她认为，８０年代以来美泰两国在教育上的合作在不断加强，重点在科技教育上。
日本学者井邑·伊家堂（Fujio Ikado）的《美国对日本高等教育及后中等教育的影响》一文指出，二战结束后至１９８４年止，受美国教育思想的影响，日本建立起了４５８所综合性高等院校，５３２所大专院校，６２所技术学院和２３２８所中专以上水平的专科学校。这对满足后来日本迅速增长的对高科技的需求，起到了重大作用。
香港大学白瑞德（Gerard A. Postiglions）在讨论中谈到了美国对香港高等教育的影响。他认为美国一直没在香港高等教育领域占居主导地位是因为受到英国的排挤。二战结束初期，英国感到了美国对香港地区事务的介入，于是重新开放日本占领时期关闭的香港大学，并建立了第二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以排挤美国的势力。
北京大学齐文颖、郑文鑫合写的《北京大学与中美文化交流（１８９８－１９３７）》论述了北京大学从一个封建旧式大学堂转变为一个现代大学过程中对外文化交流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文章又举了北大这一时期对外交往的主要形式：聘请外籍老师、举办学术讲座、授予外国学者荣誉学位、选送教师出外进修、派遣留学生等。他们认为，这些方式对今天的中美文化交流还是可取的。
２．科学技术交流
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集中在两个方面，即２０世纪以来对美国科学技术的介绍及改革开放时期中美科技交流。
中国科学院李佩珊认为，虽然中美关系的发展迟于欧洲国家，但在向中国介绍科学技术方面美国却是领先的。其主要途径是：在中国建办大学、招收中国留学生等。她还列举事例说明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从美国回国的留学生在中国科技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俞启宇认为，许多科技领域，如环境、生态、航天技术等方面没有国界的限制，因此多边及双边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美国学者布洛克介绍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情况，她特别谈到２０、３０年代该基金会与北京协和医院的合作。
３．如何评价教会学校及传教士的在华活动
２０世纪上半叶是美国在华扩张的鼎盛时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美国在华的教会学校获前所未有的发展，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美国教会在华设立教会学校的目的是什么？这种目的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教会学校对中国的教育产生了哪些影响？这是讨论中与会者关心的问题。
复旦大学徐以骅认为，教会大学在中国作为现代高等教育的先驱，对中国教育、医疗、科技乃至社会各个方面的贡献和影响无庸置疑，但它毕竟是“基督教运动的副产品”，它始终没有放弃宣教或使中国基督化的基本宗旨。
教会学校在中国是否成功，讨论中多数学者持否定态度。南开大学王立新认为，２０世纪上半叶，美国教会在华高等教育基本上是失败的。而它的失败，并不在于教育本身。事实上，传教士一直试图按照教育本身的规律开办教会大学，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但在帝国主义侵华的大背景下，他们的努力必然带有殖民色彩，与中国民族主义发生冲突。这是传教士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史敬寰认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后，以现代派传教士教育家为主力，教会学校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但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始终未能解决它与中国社会的深刻矛盾。到４０年代末５０年代初，中美关系中断，教会学校的消亡成为必然。美国学者苏海涵（Michael Saso）认为从宗教与社会生活相互渗透的角度来看，美国教会在中国从事的高等教育事业不能说是成功的。
美国学者艾伦·戴维斯（Allen Davis）在会上谈到，２０世纪初叶，许多美国女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他建议中美学者对这些女传教士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作进一步研究。
此外，斯坦利·卡茨与亚洲基金会代表谢尔登·塞夫霖豪斯（Sheldon K. Severinghaus）
也参加了教育与科技组的部分讨论，发表了一些有益的见解。
从上述概要的介绍中，不难看出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特点。首先，讨论几乎囊括了美国与亚太地区关系中的政治、外交、战略、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等各个领域。从纵向看，代表们既追溯了近２００年，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美国与亚太地区关系的历史，也探讨了美国与这一地区关系中的现实问题，同时又对本世纪未来１０年美国与这一地区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其次是讨论尽管涉及面广却并未失之空泛。对于被涉及的每一个问题，不论其宏观到诸如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优先选择、意识形态对美国亚洲政策的影响，还是具体到一本小说的影响、美国与亚洲地区一个政权的关系，代表们的讨论都是深入的、细致的。再次，这次会议充分体现了学术无国界的自由气氛。在讨论中，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有争论、交锋。这一方面说明了与会者的视野极为开阔，多层次、多角度地审视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关系，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学术空间；另一方面说明了，在一个日趋多元化的世界上，充分的理解、宽容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先决条件。尽管会议在许多论题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争论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
与会者认为此次会议是成功的。印度美国学会主席Ｙ·Ｄ·普拉萨德说：“我曾十四次参加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在中国举办的此次会议很成功，是第一流的。”魏斐德看了会议论文后认为论文资料充实，很有份量。资中筠在总结发言中谈到了会议成功之所在：（１）数百名来自１６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汇聚一堂，交流研究成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２）高质量的论文及发言为研究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给人以启迪；（３）与会者在学术上的友谊和合作精神。会议代表来自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思想、价值观，受过不同的教育。讨论中，代表们既激烈争论又尊重对方，这使得会议过程中始终有一个良好的学术空气，讨论的气氛是热烈的、坦率诚恳的、真正学术性的；（４）良好的后勤工作使与会者能够顺利进行有意义的讨论；（５）许多中国自己培养的年轻学者参加会议，这在大型国际会议中是少见的。他们给会议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也使人感到这一领域后继有人。
资中筠在总结时还谈到了会议的某些不足：（１）一些知名学者由于客观原因未能与会，特别是谈现代外交战略关系的小组没有一个美国代表参加；（２）香港的代表均为英美人，没有中国人；（３）澳大利亚学者因故未能来参加会议，经济组的讨论没有日本学者出席，这在讨论美日贸易、美澳关系及亚太经济等问题时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４）许多中国学者出色的论文没有全部译成英文，给与会的外国学者带来不便。
“２０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圆满结束了，人们借此检阅了本地区美国学的发展情况。在研究与探讨中，同行们彼此结识了，并对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关系有了总体的认识，从而奠定了今后进行更深入的学术交流的基础，这正是此次会议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