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与东南亚的力量平衡

 

徐  昕

 

 

20世纪是美国从一个大西洋国家逐步转向太平洋国家的时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力量和影响经历从小到大、由盛渐衰的不断变化的时期。本文试图从美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历史、冷战结束对东南亚的含义、决定冷战后东南亚力量平衡的主要因素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政策选择四个方面,探讨冷战后美国与东南亚力量平衡的关系。

   

一、美国与东南亚关系历史观

 

    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发端于本世纪前夜。作为1898年美西战争的结果,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菲律宾,从而在新世纪到来之前获得了它在新世纪向亚洲扩张自己势力和在亚洲发挥重大作用的一个重要立足点。美国从此“成了亚洲秩序的一部分”  〔1〕。由于当时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早已处在欧洲的殖民统治之下,美国获取菲律宾并未成为它随后进入该地区的序幕。实际上,在美国的政策考虑中,当时还没有东南亚的政治概念。

    美国因亚洲的事态发展而卷入二战这一事实本身,预示了它在战后必定要更多地重视和介入亚太地区的事务。而日本以东南亚为主要目标之一推进其“大东亚共荣圈”设想的侵略行动,第一次突出了东南亚在国际关系中作为一个单一的地缘政治单位的战略价值。

    还在二战结束以前,已完全冲决了孤立主义羁绊、正以世界头号强国面貌出现的美国,跃跃欲试地想要“肩负起领导国际社会的责任”〔2〕。美国确立“领导地位”的努力在亚洲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而遭受了重大挫折。中国从战后美国亚洲政策的主要伙伴,变成了美国在亚洲要对付的主要敌人。中苏同盟的缔结、朝鲜战争的爆发、印度支那战争的持续进行,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立意要对抗它当时感受到的‘中国威胁’”〔3〕的政策取向。而这种政策取向使冷战从欧洲扩大到了亚洲。遏制和孤立中国成了美国亚洲政策的主要目标。

    随着亚洲冷战局面的形成,东南亚的战略价值再次被看重,美国从50年代起开始大规模地介入该地区的事务。对法国为维护自己殖民统治而进行的印度支那战争,美国给予积极援助并试图把这场殖民主义战争转变为反共战争。在法国从该地区撤出以后,美国取而代之,直至60年代进行了一场它自己的印度支那战争。在开始涉足印度支那的同时,美国还在1954年9月发起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与菲律宾和泰国建立了同盟关系,并把包括印度支那在内的整个东南亚地区纳入了美国的西太平洋防御区域。

    越南战争使美国在东南亚的力量达到了顶峰,也导致了美国自70年代起从该地区的全面收缩。作为冷战时代美国直接卷入的一场最大规模的热战,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一样,充分说明了冷战概念在亚洲的局限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冷战既推动了美国在亚洲力量的增长,又造成了美国在亚洲力量的消耗和地位的削弱。就东南亚而言,50年代起美国在该地区的卷入和进入70年代以后美国从该地区的收缩,都是由全球范围内美苏对抗的冷战逻辑决定的。这一事实本身恰好说明,美国实际上缺乏一项有针对性的东南亚政策。

    越南战争的失败和美国从印度支那的撤退,使美国在东南亚的信誉降到了最低点。而伴随着中美和解的实现,东南亚国际关系开始表现出被称作是美苏中日“三个半大国多边平衡”的特点〔4〕。然而,由于越南在实际统一以后迅速倒向了苏联,并推行地区扩张主义政策,美苏两极对抗仍在东南亚力量格局中起着支配作用。

    进入80年代以后,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开始沿着相互矛盾的两个轨道发展。占主导地位的冷战轨道仍然强调美国为抵销苏联势力的增长而在该地区保持强大海空力量的重要性,强调巩固美国与菲律宾和泰国同盟关系的重要性。处于次要地位、但却变得愈益重要的经济轨道则鉴于美国严重的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要求它在亚洲的盟国和友邦开放市场、提高币值,这引起了美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紧张〔5〕。

    从80年代中期起,随着美苏关系的缓和和全球性冷战的消退,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时期,这就是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时期。

    从历史回顾中我们发现,地缘政治和战略考虑始终是决定美国对东南亚政策的主要因素。当20世纪前夜美国开始进入该地区时,主要原因就“不是在经济方面,而是在政治和战略方面”〔6〕,菲律宾被看作是“美国在远东的香港、胶州或旅顺”〔7〕,美国的眼光主要是盯准中国大陆的。二战以后,当美国借冷战之机全面进入东南亚时,战略色彩就更为明显。1949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提出,鉴于亚洲已成为冷战的一个主要战区,美国因此需要制定一项全面的亚洲战略,其中应把美国在东南亚的安全和利益视为与它在日本、朝鲜、印度等亚洲其他地区的安全和利益相互关联的〔8〕。后来,美国还提出了一套多米诺骨牌理论来为它在东南亚的行动进行辩护。到60年代美国进行越南战争和最后决定从越南撤退,也都是从亚洲乃至全球战略形势出发,而主要不是基于对东南亚本身的考虑的。

    美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的一个主要现象是:美国从全球战略需要来看待亚洲,又从亚洲战略需要来看待东南亚。尽管东南亚在地理上位于亚太地区的中心,战略上却处于从属地位。当20世纪初美国开始经营菲律宾时,它甚至还没有东南亚的概念。菲律宾是被当作远东的一部分而不是东南亚的一部分来看待的。本世纪中叶,由于冷战的出现,美国才形成了东南亚的政治概念。但它仍是把该地区视作受到“中国共产主义威胁”的边缘地带来对待的。正因为如此,东南亚往往成为美国亚洲政策的被动者,而很少能发挥主动的影响。

    实际上,美国亚洲政策的重心几乎始终在中国和日本;对这两个国家的政策往往更多制约着它对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策而不是相反。

    由于这样的原因,美国在向东南亚扩张的过程中虽然为了使自己更能为当地国家所接受而打出了反殖主义和反共主义两面旗帜,但它还是常常表现出对东南亚民族主义情绪和各种复杂情况和要求的忽视,从而引起该地区国家对美国在该地区政策和作用的怀疑和批评。这也就是为什么东盟国家早在1971年便把避免任何形式外来国家干涉的东南亚中立化确立为该地区的一个长期目标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冷战结束对东南亚的含义

 

    冷战作为一种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关系形态,包含着好几重含义:(1)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战略利益的对抗;(2)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价值体系在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斗争;(3)国际关系表现出主要受两个超级大国关系支配的两极特征;(4)政治和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具有比经济因素更为突出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在谈论冷战的结束时,必须首先考虑到它的多重含义。

    其次,我们还须特别注意冷战的地缘政治特征。冷战发源于欧洲。雅尔塔体制对欧洲政治地图的划分、德国的分裂、北约和华约两大对立军事集团的形成——这一切使战后欧洲的国际关系迅速分化为两极对峙的格局。可以说,雅尔塔体制是欧洲冷战的基础。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亚洲时,情况却明显不同。雅尔塔体制虽然也安排了战后亚洲的政治秩序,但它在这里却不像在欧洲表现得那么有效。事实上,战后亚洲国际关系格局的形成,恰恰是从雅尔塔体制被突破开始的。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表明亚洲局势不受美苏完全控制、雅尔塔体制难以有效约束亚洲国家行动的一项重大发展。但是,美国却已习惯根据从欧洲局势中所产生并得到强化的既定思维来看待亚洲的问题了。也就是说,美国执意要用雅尔塔模式来应付突破了雅尔塔体制的亚洲局势,美国的亚洲政策要服从美国对付苏联势力扩张和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的全球战略需要。

    结果,在亚洲便出现了美国与中国对抗和美国与苏联对抗两种冷战格局。50年代这两种格局是完全重叠的,到60年代便因中苏分裂而开始分离,但美中冷战是主要方面,进入70年代则由于中美和解而只剩下了美苏冷战。

    鉴于冷战的多重含义和亚洲冷战格局的双重性质,冷战在亚洲的结束表现为阶段性的消退:70年代,亚洲国家便经历了由中美和解所促成的冷战的第一次消退;进入90年代,亚洲各国又开始感受到全球范围内美苏冷战结束所带来的各种变化。

    亚洲冷战的阶段性消退,使东南亚国家在全球冷战结束以前便开始经历了大国关系从两极向多极的转变。大国关系的变动首先是通过印度支那局势的变化反映出来的。随着中美对抗关系的缓和,美国最终撤出了印度支那。而随后不久苏联便乘虚而入,于1978年底与越南建立了同盟关系,直至取得对金兰湾的使用权。与此同时,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发生了破裂。在围绕柬埔寨问题出现的东南亚新的力量组合中,中国与美国的战略利益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一致性。此外,作为经济大国崛起的日本,也从70年代起开始通过开展广泛的经济关系参加到东南亚的新的力量组合中,成为东南亚力量平衡中的“半个大国”〔9〕。

    就东南亚地区的大国关系而言,冷战的阶段性消退表现为两个长期趋势的出现:一是美国势力从该地区的逐步收缩,二是其他大国、尤其是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大国的力量向该地区的稳步扩展。显然,多极力量格局的形成是伴随冷战消退出现在东南亚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主要事实。当90年代全国性冷战终于结束时,这两种趋势都将不可逆转地持续下去。

    然而,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和平时代的到来。肯尼思·沃尔兹教授在其《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在多极世界的大国政治中,谁对谁构成危险、谁可以指望成为对付威胁和问题的伙伴,是不确定的事情。〔10〕

    在东南亚正在出现的多极力量格局中,这种不确定性显而易见。而这种情况显然会增加彼此间因利益差异而产生的互不信任,从而带来更多的不稳定。

    除了大国关系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外,地区内部的关系也正在因冷战的结束而出现变化。一方面,与美苏冷战相联系的旧的地区性热点——柬埔寨问题——开始降温,并出现了最终实现政治解决的前景,越南的地区扩张主义政策也开始收敛。另一方面,原先因冷战而受到抑制的各国在种族、宗教、领土等方面的传统纠纷以及经济关系中存在的磨擦和矛盾,却有可能演化成新的地区性冲突。毋庸讳言的是,对东南亚来说,冷战结束意味着地区冲突将会更多出现这种危险性是同样存在的。英国《简氏防务周刊》今年年初发表的一篇文章列举了今后五年有可能出现的17个潜在战争爆发点,其中有4个在东南亚。〔11〕

    事实是,东南亚许多国家也的确加速了军事现代化的努力。这种努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对付来自地区外部的威胁、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应付地区内部可能出现的危及自己安全的突发事变还不清楚。但有一点却是清楚的,就是这种小型的军备竞赛可能会引起有关国家相互间的疑惧,从而造成军备竞赛的升级,以至于破坏该地区的稳定。在海湾危机爆发以后,新加坡就曾自比科威特,感到有必要进一步提高防卫力量。而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舆论则抨击新加坡自比科威特是在影射邻国有侵略野心。〔12〕反过来,马来西亚也出现了把新加坡视为东南亚的以色列的议#O&论。〔13〕不管是疑虑还是误解,这种情况总之是不利于该地区稳定的。

    我们在讨论冷战的结束时,还必须看到一个最终导致全球性冷战终结的更为根本的事实: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持续上升,在某种程度上已超过政治和军事因素对各国的政策制定产生了更为有力的影响。

    美苏之所以终于就结束冷战达成了共识,关键在于它们都感到从事冷战过多地消耗了自己的力量。尽管程度不同,它们都面临愈益严重的国内经济问题的缠扰。与此同时,它们又都发现,其他大国——尤其是日本和西德——经济实力的持续高速增长,对它们的超级大国地位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上的迫切需要正取代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动力,经济上的安全利益被看作与军事上的安全利益同等重要。这是冷战结束传达出的一个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最重要的信息。

    就东南亚的情况而言,这一信息可能传达出的含义是:第一,美国转而重视经济问题至少在短期内将会损害东盟国家的利益。它为解决庞大贸易逆差而可能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将使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东盟国家成为主要受害者。第二,“对立的时代结束意味着从经济合作为基础的日本自主外交的舞台将越来越大”〔14〕,而东南亚则是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主要舞台。第三,世界经济的地区主义倾向,如1992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拟议中的北美经济一体化方案,都可能损害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利益。第四,经济竞争性大于互补性的东盟各国可能因经济问题而发生越来越多的磨擦。

    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重要性的增长使冷战最终成为一种历史现象。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亚洲,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和斗争却没有因冷战的结束而消失。就东南亚而言,印度支那三国继续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东盟各国则坚定不移地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种意识形态的分裂恐怕短时期内不会消失。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和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继续对立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东南亚的国际关系;同时东盟国家因意识形态原因对中国抱有的疑惧也将长期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冷战后的东南亚仍然遗留了冷战的痕迹。我们在考虑未来东南亚国际关系的前景时,不能忽视这一点。

   

三、决定冷战后东南亚力量平衡的主要因素

 

    东南亚在冷战时代是力量平衡形势发生最经常变动的地区。这是因为,该地区差不多集中了世界上的所有矛盾。这些矛盾既反映在该地区各国内部,也反映在该地区各国之间,还反映在与该地区有利害关系的该地区外的主要大国之间。从矛盾的性质看,既有种族、宗教、领土等方面的传统纠纷,又有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现实冲突,还有战略和地缘政治范畴的长期对抗。在这样一个复杂多样的地区,参与国际关系角逐的各种力量在相互作用过程中此消彼长、变动不居,使该地区的脆弱平衡常常面临被打破的危险。从战后历史看,不稳定是该地区国际关系格局的一个主要特征;60年代发生在越南的热战和80年代出现在柬埔寨的热点,便是反映该地区局势动荡不定的两个突出事例。

    然而,直到80年代末,东南亚的各种力量毕竟在冷战框架内维持了一种动态的平衡。这种平衡在冷战的前20年主要是围绕中美对抗组合的,后20年则是围绕美苏对抗组合的。

    不过,即使在冷战时期,某些因素也还是在冷战框架以外静悄悄地发展起来。其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有两点:一是日本经济力量在该地区的稳步增长。到80年代中期,日本在贸易、私人直接投资、官方开发援助三个方面均已超过美国,在东盟占第一位〔15〕。另一点是东盟作为以东南亚中立化为目标的地区性力量的形成和发展。在战后东南亚发展地区性组织的各种努力中,东盟是唯一成功的例子。近年来,由于东盟各国在柬埔寨问题上采取了协调一致的政策、在与工业化国家就某些经济问题谈判时采取了共同的立场,因而已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组织和一个重要因素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16〕当冷战结束时,这两种力量变得格外引人注目。

    随着全球性冷战的终结,战后规范东南亚力量平衡的冷战框架也就不复存在了。东南亚像世界其他地区一样,正在进入一个各种力量重新组合的不明朗的过渡时期。当这个过渡时期到来时,对世界可能陷入动荡和冲突之中的悲观情绪与世界因此有可能建立确保和平和发展的新秩序的乐观论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恰恰反映了原有的确定性被未知性所取代的现实状况。不过,冷战后的世界尽管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有一点却是明确的,就是:“国际关系将继续建立在力量平衡的基础之上。”〔17〕

    前面我们已经说明冷战后围绕东南亚国际关系已经和正在出现的一些主要趋势。归结起来说,这些趋势正好满足了沃尔兹教授为均势政治(即力量平衡政治)所规定的两个必要条件,即现存秩序是无政府状态的,而每一个单位都想在其中生存。〔18〕

    问题在于,究竟有哪些力量在未来东南亚的力量平衡中是决定性的?这些力量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力量之间将会发生什么样的相互作用?

    第一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回答。就地区外部而言,美国、苏联、中国和日本是能够对东南亚力量平衡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几个主要国家。虽然目前这几个大国在该地区的力量和影响正在经历此消彼长的变化,但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哪个国家完全退出该地区,也不会有哪个国家取得支配性的地位。

    从地区内部看,东盟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地区性组织,正在成为该地区力量平衡中的重要因素。尽管由于冷战的结束东盟各国间关系以及东盟国家与该地区其他国家间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但没有人因此而怀疑东盟在冷战后将继续存在下去。

    第二个问题回答起来要复杂得多。在全球冷战结束的形势下,美苏中日等大国都在调整它们各自的对外政策,重新确立东南亚在各自政策中的地位。在政策调整中,美苏两国表现出了更多的共同性,基本上是“缩而不退”。苏联一方面开始从金兰湾撤出军事力量、减少在太平洋的海军活动、宣布在亚洲裁军20万的计划,另一方面强调在亚太地区继续保持一定数量海空力量以维护其太平洋航路通畅的必要性。美国则在决定减少其在亚太地区军事力量的同时,重申继续保持在菲律宾的海空军基地的决心。1990年,美国已确定无疑地将它对亚太地区安全关注的焦点,从苏联转向了威慑不确定的威胁。〔19〕

    在美国和苏联收缩它们在东南亚的力量的同时,日本和中国则谋求在该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日本而言,冷战的结束使它感觉到施展政治大国抱负的时机终于到来。最近一期《当代历史》上刊载的一篇题为《日本在冷战后世界上的作用》的文章,似乎是非常谦虚地表达了日本的这种想法:“鉴于美国不再愿意也不再能够单独负担维护一个稳定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费用,世界各国也许不得不依赖一个由主要经济大国实行多边领导的体制。日本将是任何这种体制的核心成员。”〔20〕事实上,日本已把东南亚当作了它开展大国外交的主要舞台。海部首相在最近出访东盟国家前夕,强调日本与东盟关系的重要性仅次于日美关系。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在柬埔寨问题上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也反映出它对印度支那的重视。显而易见的是,整个东南亚在冷战后日本外交中的地位的确是大大提高了。

    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因1990年中国与印尼恢复邦交和与新加坡建交而格外引人注目。起初,中国也许主要是为了打破“六四”事件后的外交困境而开展东南亚外交的。但随着冷战的结束,重视与东南亚的关系已不再是权宜之计。中国在柬埔寨问题上采取灵活性和原则性相结合的立场、在南海领土争端问题上  采取务实的态度、在华侨华人问题上做出不干涉所在国内政的表示,等等,都反映出中国对于进一步发展与东盟国家关系、消除它们对中国疑虑的诚意和长远考虑。而中国与老挝的和解、与越南就改善关系进行的接触,也反映出中国对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重视。

    在决定冷战后东南亚力量平衡的主要因素中,东盟是唯一的地区内力量。前面我们已经说到,东盟实际上是在冷战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个非冷战力量。1967年,当东盟在曼谷宣告成立时,它确认发展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合作是优先考虑的事项。〔21〕尽管共同的政治考虑是促使泰、马、新、菲、印尼五国建立一个区域性组织的主要原因,但《曼谷宣言》却避免提到政治合作。这实际上反映了它们避免卷入冷战的愿望。到1971年,东盟国家鉴于美国决定从越南脱身和英国决定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离,正式提出了东南亚中立化的目标。五国外长同年11月在吉隆坡发表声明表示,五国“决心作出最初必要的努力以使得承认和尊重东南亚为和平、自由和中立区,不受任何形式和种类的外来国家的干涉。”〔22〕从此,谋求东南亚中立化便与东盟作为一个区域性组织的发展联系在了一起。

    随着冷战的结束,东盟在地区力量平衡中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了。它能否成为该地区各国发展长期稳定的和平和合作关系的基本框架,目前还有疑问,但最近出现的一些趋势是积极的。一方面,东盟六国都表示了在冷战后进一步加强彼此间合作的愿望;另一方面,它们也希望印支三国和缅甸最终也能加入到东盟中来,而印支三国中至少越南也多次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假如东南亚所有国家最后都能加入东盟,那该地区的前景当然就比较乐观。但恐怕这一进程将是艰难和漫长的。

    最后,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问题:以上各种力量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相互作用;这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斯卡拉皮诺教授曾经指出:“世界上很少有别的地区能比东南亚更鲜明地说明从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所会遇到的各种问#O&题。”〔23〕他是就该地区的国家建设讲这番话的,但它同样适用于该地区的国际关系。

    由于东南亚国家对地区外的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完全信任,而这些大国又都要保持或增强它们在该地区的力量和影响,因此大国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会更多地以彼此制约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由于地区内部各种矛盾的存在,“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理想,也许恰恰需要地区外大国某种程度的参与才有可能逐步接近。

    从长期趋势看,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将使日本和中国这两个亚洲大国在东南亚国际关系中逐渐发挥主要的作用,而一个扩大和更新了的东盟将为该地区内各国的安全和合作提供一个共同的框架。

   

四、美国的政策选择

 

    当20世纪最后10年到来时,美国自己也正在经历从冷战到冷战后时代的角色转换。美国必须同时面对来自国内和来自国外两方面的巨大挑战,重新确立它在一个多极力量正取代两极力量、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正超过军事和政治因素的重要性的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人不得不正视一个被他们自己称作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在取得胜利的时刻,我们的实力和影响减弱了。如果冷战的结束标志着苏联作为一个大国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当然是指作为一个欧洲大国),它也标志着美国的作用明显下降了。美国作用的下降是其对手的突然消失及其特殊经济地位带来的结果……”〔24〕

    冷战的结束在美国国内引起了一场新的对外政策辩论。辩论的一方认为,美国应再次大大减小它在世界上的作用;另一方则主张,美国在二战后所起的作用应作为美国将来的典范。虽然目前后一种主张似乎占着上风,但主张美国作用应当改变的人最终将占优势。〔25〕

    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不能不因此而受到影响。美国继续从该地收缩力量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长期的趋势。实际上,无论是东南亚国家还是美国,都已开始去适应美国作用将改变这一新形势。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离任前曾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力量也将逐步削减,……安全的平衡将渐渐地但却不可避免地出现变化和变成多极化。”〔26〕事实上,东南亚国家现在越来越倾向于从把美国看作多极中的一极的角度来强调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了。其实,东南亚、特别是东盟国家主要担心的是美国仓促或完全撤出该地区会造成“力量真空”,从而危及该地区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它们把美国看作一个“可供选择的外部力量”,强调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存在对于维持地区平衡的必要性。

    从美国方面看,鉴于冷战的结束,美国一方面已决定削减它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仍重申在该地区继续部署一部分美国军队的必要性。美国政府要员多次申明,美国仍决心在亚太地区起平衡和稳定的作用。助理国务卿理查德·所罗门的看法是:“事实是,除了美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现在能够或乐意接受扮演地区平衡力量的角色。”〔27〕

    然而,美国要在亚太地区继续发挥重大作用的决心很可能因国内面临的严重困难而受到影响。在今后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恐怕要把主要力量用于对付国内在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所面临的严重挑战。这种政策取向不能不影响到它与东南亚的关系。

    同时,鉴于多极力量格局已经形成,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怎样发展将会直接影响到它今后在东南亚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其中美日关系、美中关系的走向尤其显得重要。未来的美日关系是否仍将在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的框架内发展,现在已有疑问。而美中关系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走出“六四”事件后的低谷,现在也很难说。

    而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鉴于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战略和政治因素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形态,已开始让位于经济因素和政治战略因素并重的新形态,主要基于战略和政治考虑发展起来的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正面临着时代的考验。美国能否顺利完成从冷战到冷战后时代的角色转换,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正经历根本变化的世界,也许才是决定美国与东南亚未来关系的关键所在。

    目前正在进行的美菲关于是否延长美在菲海空军基地的谈判,以及围绕柬埔寨问题政治解决所开展的多边外交活动,将是检验美国未来对东南亚政策的两个主要试金石。

    不管长期趋势将会怎样发展,也不管美国最终能否成功地对付时代的挑战,在20世纪剩下的最后10年里,美国都将不可避免地在东南亚力量平衡中继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美国的作用有赖于它在该地区继续保持一定的军事存在、有赖于它与其他大国在涉及该地区主要问题上的协调一致、有赖于它对以东盟为框架的地区性合作的理解和支持,更有赖于它对严重的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

   

注释:

 

〔1〕Robert A. Scalapino, Asia and the Road Ahea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p.194.

〔2〕罗斯福1944年12月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演说。载《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3〕A. Doak Barnett, China and the Major Powers in East Asia,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7, p.179.

〔4〕参阅Harold C. Hinton, Three and a Half Powers: The New Balance in Asia, Bloomington: IndianaUniversity Press, 1975.

〔5〕Sheldon W. Simon, "United States Security Polikcy and ASEAN", in Current History, Vol. 89, No.545, March, 1990, p.97.

〔6〕Scalapino, p.194.

〔7〕比米斯:《美国外交史》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中文版,第279页。

〔8〕William J. Barnds (ed.), China and America: The Search for a New Relationship,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7, p.23.

〔9〕参见Hinton前引书。

〔10〕Kenneth N. Waltz,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170.

〔11〕《简氏防务周刊》1991年1月5日。

〔12〕Asiaweek, August 26, 1990.

〔13〕赵文骝:《美菲军事基地的存废与东南亚的力量平衡》,载《南洋问题研究》1990年第2期第79页。

〔14〕长谷川:《迅速变化的亚洲“对立结构”》,载《日本经济新闻》,1990年10月9日。

〔15〕吴崇伯:《东盟与日、美、中、苏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九十年代的展望》,载《南洋问题研究》1990年第2期第69页。

〔16〕黛安·莫齐主编:《东盟国家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273页。

〔17〕Guardian, December 29, 1990.

〔18〕Waltz, p.121.

〔19〕Paul H. Kreisberg, "The U.S. and Asia in 1990", in Asian Survey, Vol. 31, No. 1, Jan. 1991, p.7.

〔20〕Hideo Sato, "Japan's Role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in Current History, Vol. 90, No. 555, Apr. 1991, p.145.

〔21〕《东盟国家政治》,第272页。

〔22〕前引书,第279-280页。

〔23〕Scalapino. p.17.

〔24〕Robert W. Tucker, "1989 and All That", in Foreign Affairs, Fall 1990, p.107.

〔25〕Ibid.

〔26〕新华社香港1990年10月26日电。

〔27〕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6,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