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与中国当代创作
董衡巽
到今年（１９９１年）为止，中国翻译海明威已经有６２年的历史。自１９２９年《两个杀人者》（The Killers）翻译出版以来，他的重要作品都有了译本，有的还不止一个。它们是：《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又译《战地春梦》）；《丧钟为谁而鸣》（For Whom the Bell Tolls，又译《战地丧声》《丧为谁鸣》）三种译本；《老人与海》四种译本；《不固定的圣节》（A Moreable, Feast）两种译本；《伊甸园》（The Garden of Eden）、《海流中的岛屿》（Islands in the Stream，又译《岛之恋》）两种译本。此外，我们还翻译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和《尼克·亚当斯故事集》（The Nick Adams Stories）和多种评传、传记。散见在报刊上的短篇译作还不计在内。〔1〕
翻译出版海明威的高潮是近十年来的事。这反映了我国读者对这位文学大师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恰恰是在这开放改革的十年间，中国作家们发现了海明威，他们为他“精湛的叙事艺术”〔2〕所触动。
如果说惠特曼的自由诗体对我国五四以后的新诗起过催生作用，那么对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发生影响较大的美国作家是Ｊ·Ｄ·塞林格和海明威。塞林格的少年主人公对二战后的美国社会、学校、父辈和正统观念的怀疑与不满给了中国作家以启迪，他们用同样迷惘的色调来描绘太平洋此举“后文化革命”时期一代青少年的心态，而美国“迷惘的一代”经典作家海明威的影响倒不在“迷惘”，而在他所创造的意象。
有两篇受海明威影响的中国当代小说值得评议。
一篇是刘亚洲的《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１９８５）。它描写在对越反击自卫战中的两个战士——营长陈淮海和参谋罗一明在战场上的表现。还有一个女人，罗一明的妻子，她崇拜陈淮海的男子汉气概，憎恶丈夫罗一明的女人气。这个标题、这种人物的设计，使人想起海明威的《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快乐生活》（The Short Happy Life of Francis Macomber）。这篇小说也写了一个女人两个男人，一个勇敢的男人和一个胆怯的男人。不过，背景不同，处理胆小鬼的写法也不同。当陈淮海知道罗一明怕死而“自伤”时，“淮海感到一阵反胃般的难受。他的第一个感觉是：‘在旅馆里开错了房间，看见一个可耻的场面。’这是海明威说的。大作家真厉害，他的话似乎就是专门为某些人和某些场面准备的。第二个感觉是：他被欺骗了。”小说中，陈淮海和罗一明是朋友，前者饶了后者一次，没有处决他，让他冲锋以立功赎罪，但罗一明在敌人的炮火下装死躺下，再次背叛，这时陈淮海打死了他。
小说提到海明威的还有两处。一处是陈淮海看到“一个负了重伤的战士在艰难地向前爬去”，“一个敌人从堑壕里跳出来，冲锋枪对准那战士。哒哒哒。陈淮海清楚地看见战士的半个头仿佛都没有了。可他还在向前爬。淮海想起了海明威笔下那只爬向猎人的濒死的非洲狮”。第二处是：陈淮海自己负伤了，“他低头看见血从一个窟窿里涌出来”，“他跪着向前移动。此刻，他觉得自己不折不扣就是海明威笔下那只将死的狮子，艰难地爬向那个毁了它的东西……”。〔３〕
在这篇小说中，海明威说的话，创造的意象直接进入了创作。
《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是一篇有争议的作品。由于勇敢的男人和那个女人存在着爱情，他对胆小的男人的处决被误解为“情杀”。这篇小说看得出海明威的直接影响，邓刚的《迷人的海》（１９８３）虽然不那么直接，但几乎处处都有海明威的影子。小说的主人公——“老海碰子”，在大海“炙烤了五、六十年”，“有岩石般坚硬的骨架，牛筋般扭紧的肌肉，黑胶板一样富有弹性的皮肤，伤痕累累的身躯”〔４〕，这副外形活脱像海明威笔下的桑提阿果。“老海碰子”不满足于在平静的海流去捕捞海参，非要到峭陡艰险的火石湾去寻找“珍贵的宝物”，就像桑提阿果去远海深水一样。他们都是男子汉，都要到男子汉的海上去。“老海碰子”对海的观察，对海的感情，对鲨鱼的种类和特性的了解，甚至对太阳直照海水时光柱的变化……好像是中国的海明威在描写他所熟悉的渤海湾。
桑提阿果有一个小伙伴，“老海碰子”也有一个“小海碰子”。可是，就在这里，邓刚与海明威分道扬镳。《老人与海》中的小伙伴是为同情、照顾老人而存在的，“小海碰子”对“老海碰子”来说，是一个“挑战”。这个２０岁的年轻捕捞手不用“鱼叉”而用“鱼枪”，打水不是用“脚板”而用“橡胶脚蹼”，上岸暖身不用火柴点草，而用“打火机”和“汽油”，他还有对付鲨鱼的办法：脚蹼上绑两条红布。更重要的一点：他的勇气不下于“老海碰子”。“老海碰子”一开始看不起“小海碰子”，包括后者那套现代化的工具。他凭着丰富的经验，捕捞的成绩大于年轻人。但是“小海碰子”在海上的表现，加上那些先进工具，尤其是他的无畏精神，使老人感到困惑。是共有勇气使他们默契配合，老人用无声的语言引导年轻人对付变幻莫测的大海，年轻人用现身说法告诉老人先进工具的优越性。最后，“迎着冉冉升腾的红日，一老一少两个海碰子又并肩扎进了浪涛滚滚的大海”。
可以看出，《迷人的海》不是重复《老人与海》“人不是生来要被打垮的，你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垮”的主题。《老人与海》给人一种浓厚的孤独感，含蕴悲剧的内涵。《迷人的海》则散发着乐观的坚韧毅力，主人公的选择建立在对社会、对人生坚定的信念之上。这反映了经过十年浩劫的人们的痛定思痛和对生活的希望，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现代化精神的来临。
刘亚洲和邓刚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他们跨越了当时盛行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阶段，以一种新的视角勾勒我们的生活。他们都喜欢海明威的。尽管作为成熟的小说家，他们超越了模仿阶段，用海明威式的叙事技巧表现中国当代生活的经验，但是，有没有对海明威的借鉴，还是十分重要的。邓刚最近发表在《作家》（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号）的《当代传说》，写一个老人咒诅大海的故事，无论从气势还是叙事艺术来说，都没有达到《迷人的海》的水平。
海明威对中国当代创作影响之大，还可以从作家的创作经验谈中看出。汪曾祺、王蒙、王朔都谈到过海明威，其中马原说得最充分。他以《永别了，武器》结尾部分主人公与护士间四句对话为例说明海明威冰山原理的妙处。这四句话是：
我往房门走去。
“你现在不可以进来。”一个护士说。
“不，我可以的。”我说。
“现在你还不可以进来。”
“你出去。”我说。“那位也出去。”
马原说：“这些语调上的变化其实在上边文本中全无提示，作者也没有用叙述的方式告诉我们关于主人公我的任何情绪变化，然而我们都知道了。”“作者利用了人所共有的感知方式及其规律，他知道大家都知道的东西，你不说大家也会知道这个原理，他就不说大家都知道的东西”，结果“产生了完全出人意料的新的审美方式”，“是最具有效果的方法”。
作家们的体会与学者不同。学者们，包括我在内，常常把海明威关于八分之一露在水上、八分之七埋在水下的冰山原理说成是“含蓄手法”，并且把它同历代有关空白的美学理论等同起来。作家们认为“这是一个大的失误”，“海明威省略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实体经验”。他们称之为“经验省略”，不是言犹尽而意无穷的那种情感省略。〔５〕
深知创作甘苦的创作家也许是对的。他们说，在创作中，尤其在写短篇的时候，什么应该省略，什么不应该省略，分寸极难掌握。你认为应该省略的地方也许是读者弄不明白的地方，而你认为不应该省略的地方可能是读者不感兴趣之处。这要靠最精微的感觉，靠丰富的阅读经验和创作经验。
在探讨美国文学对中国影响的问题时，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国作家在中国影响的大小未必同他们在国内的声誉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成正比。美国２０世纪文学出现一大批群星灿烂的作家，可是到了中国，他们的待遇与在国内的待遇有的一致，有的并不一致。海明威在美国是大作家，在中国也是大作家，可是欧·亨利、杰克·伦敦和德莱塞在美国可能是次要作家，却获得大量的中国读者。罗伯特·罗威尔、威拉·凯瑟、Ｔ·Ｓ·艾略特、尤金·奥尼尔、斯坦贝克也有不少读者。但庞德、辛克莱·路易斯、舍伍德·安德森、司各特·菲兹杰拉德却并不享有他们应该享有的地位。约翰·多斯·帕索斯和福克纳刚刚介绍到中国来，还不能看出他们的影响程度，但我们这样估计，如果他们会有所影响，那只是限于并不太大的圈子。二次大战后的美国作家在中国的被接受的情况更加复杂，也更加难测。不过，我可以肯定：像纳博科夫、托马斯·品钦、小冯尼格、西尔维亚·普拉斯这些大作家，得不到中国读者们的赏识。索尔·贝娄、约瑟夫·海勒和约翰·厄普代克，他们声誉太大了，中国读者争相阅读，想知道个究竟。拥有大量读者的美国当代作家是塞林格、阿瑟·密勒、欧文·肖、马拉默德和赫尔曼·沃克。当然，要说读者的绝对数量，他们谁也比不上通俗作家。８０年代初阿瑟·黑利受欢迎，８０年代后期被悉德尼·谢尔登所代替。通俗文学的读者群大于严肃文学的读者群，这情形同美国相仿。
这里对美国作家受中国读者欢迎程度的估计，完全是个人性的，不同的美国文学工作者会对许多具体作家作出不同的估计。我这里要指出的只是他们的地位在美国和在中国并不完全一致。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作品翻译介绍的迟早；二、译文的好坏，这直接影响到读者的阅读兴趣；三、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社会文化心理问题，包括不同的价值判断和鉴赏习惯等因素。中国社会存在大量的小生产者或者说小资产者，他们和他们有文化的代表者是读书界的主体。这个阶层在现代中国求生存求温饱求发展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求文化的阅读史。杰克·伦敦、欧·亨利、德莱塞、欧文·肖、马拉默德……等作家之所以受到中国读者欢迎不完全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受苏联文学批评的影响，而主要是因为他们作品中的小人物的挣扎与奋斗，痛苦与喜悦符合中国读者的精神文化需要。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读者很能理解理查·赖特、阿瑟·密勒、马拉默德、欧文·肖笔下人物的处境、愤怒与辛酸。有些作家提出的超级大国面临的问题，或者占美国社会结构主体的中产阶级特有的问题，中国读者没有深切的体会。至于一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品，即“实验小说”，或由于技巧过于复杂，或由于把高科技内容引进文学创作，超越了中国读者的鉴赏传统。
如果我们明白读者欣赏的社会文化背景，我们也许可以把这种接受情况称为“阅读文化的需要”。在这条规律的作用下，可以说符合中国读者社会文化心理的，阅读接受面就大，反之就小。
对那些不但受读者欢迎、而且影响到中国创作的美国作家，那就不仅仅是“阅读文化需要”问题，而且还是“创作文化的需要”。
“文化大革命”后的文学创作面临开放改革的形势，我们打破了封闭状态，扩大了创作视野，汇入世界文学的潮流。海明威、艾尔玛托夫、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些世界知名作家一度成了中国作家的借鉴对象。我们很快就超越了单纯模仿的学艺阶段，把学来的东西变成自己的经验，变成中国的东西。某些外国作家具备契合中国“创作文化的需要”的因素，就有可能融入中国作家的经验。刘亚洲、邓刚等作家写战争、写大海，在海明威身上找到的不但是灵感，还有气势、意象、反讽和“冰山原理”等叙事技巧。虽然经过一道翻译，海明威在文字风格有所损失，中国作家体会不到海明威在净化文学语言方面的贡献，〔６〕但是其他许多方面还是能领会的。作为成熟的作家，他们没有留下明显的痕迹，让我们去识别这一段或那一段是海明威笔法。不过我们也看得见海明威的影子。例如，刘亚洲用这样的技法写战争。
他甚至回头望了望身后的大青山，团指挥所就设在那里。大青山与老山高度相等，又挨得很近。阳光下，大青山半山腰有许多闪烁的亮点，那是望远镜。在某一具望远镜背后，团长正望着我哩。……
他转过脸来望着钢盔下那张清秀的面孔，心里叹了口气：在这里碰上罗一明（团长派来的作战参谋）可不痛快。
突然，他觉得自己的腿被什么东西重重的捣了一下，不由自主地跨了下来。紧接着，右肩被一道凉丝丝的风穿透了。他低头看见血从一个小窟窿里涌出来。
…………
终于，他意识到自己再也不可能向前了，不禁呛然叫道：“我上不去了，我上不去了呵………”
他用尽气力翻了一个身，仰面躺着。
…………
伤痛难忍。他想叫，但忍住了。山坡上静悄悄。那些和我一样倒下的人呢？他们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７〕
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这里用的都是陈淮海所能见到的战争的一视角。这种写法从斯蒂芬·克莱恩《红色英勇勋章》开始、经过海明威继承发扬之后引进了中国。在第一段中，第一，背景描写是淡化了的；第二，包含了人物的主体印象，不是文献式的客观描写；第三，叙事程序是由远到近（大青山——罗一明）。第二段中，主人公受伤过程全由感觉到动作再到感觉——孤独的感觉，都常常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使人想起《丧钟为谁而鸣》中两个受伤的战士——艾尔索多和乔登。
海明威这个例子说明外国作家在什么情况下契合中国“创作文化的需要”。他们主要在叙事艺术方面给予借鉴，这包括新的透视角度，新的叙事模式和技巧。所谓“新”，不是时间概念而是空间概念，即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叙事艺术。当这些“新”的技法经过作家们的试验和运用变成中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叙事艺术就会丰富和充实起来。它们会变成中国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注释：
〔1〕关于大陆出版情况，详见《海明威研究在中国》，邱平壤编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2〕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海明威诺贝尔文学奖的表彰词，见Nobel Lectures, Literature 1901-1987, Ed, Horst Frenz, Elsevier Publishing Co., 1969, Amstredan, The NethewLands.
〔3〕均引自《有争议的爱情——近十年爱情小说选》５６１页，漓江出版社，１９８６年。下同。
〔4〕《迷人的海》引文均见《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1983-1984》，作家出版社，1986年。下同。
〔５〕马原：《小说》，见《文学自由谈》，１９８９年第１期，天津。
〔６〕１９４７年海明威自己说：“海明威的影响只是在对语言的一种净化，这一点公众现在还在受益。”见Conversations with Ernest Hemingway, Ed. Matthew J. Bruccoli,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i, 1986。
〔７〕见《有争议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