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派利益团体与共和党
选民结构的转化
陈毓钧
作者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
每一个国家政党的组成及其政党政治的形成都有其既定的历史背景和政经条件，形式可能看似相同，然实际的性质、内涵甚或运作则会大不一致。譬如说，极权和威权国家都有政党，但政党在政治大体系之下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则和民主国家大不相同。这一点说明了政党和政党政治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易言之，由各政党之间互动关系所构成的行为现象即是民主理论家所一再强调的民主政治就是政党政治之真义。但我们仍然必须注意到即使在民主国家之中，政党的组织架构、决策过程、党员结构等都会有其差异性，而再因宪政体系、政治文化、社经变迁等因素之涉入，各国政党政治所表现的面貌风格就十分多样了。
美国制宪先贤之一的麦迪逊(James Madision)早已看见美国社会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团体利益，而如何借由政治途径来加以规范种种不同的竞争利益就成了他主要的制宪考量。〔１〕另外，托克维尔(Alex de Tocquville)在19世纪中叶也已指出，在美国，政治有其自主性，不必完全依附在经济之上，因为透过政党和各种不同社会团体，依照民主的政治程序，政府可以将各种竞争利益整合起来而作合理的分配。〔２〕本世纪初，本特利(Arthur F. Bentley)认为美国的政治过程就是各种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的互动行为，而彼等的动机是奠基于追求各自的利益。易言之，各种不同的利益竞争构成政府决策的主要过程。〔３〕１９５１年，杜鲁门(David Truman)再接再厉，依据麦迪逊、托克维尔、本特利等人的观点，为利益团体理论奠定严谨基础，而且使得多元民主的政治理论更加能够解释２０世纪的民主政治现象。要之，杜鲁门认为民主的政治体系就是一个各种利益团体之间交互作用的巨大网状组织。〔４〕后来的学者如达尔(Robert Dahl)、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佛拔(Sidney Verba)等人亦皆同意美国的政治过程充斥着团体行动，而利益团体更提供多元管道使得政党在制定政策与整合利益过程中不能忽视他们的主张和利益。〔５〕
本文基于利益团体在多元民主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表现的功能之重要性，而其和政党的互动关系又同政治决策过程息息相关，尝试从保守派利益团体与共和党之间的互动关系，来加以探讨并分析共和党选民结构的转化以及何以会形成今日在总统选举中的共和党新多数。
一、新政政党体系的形成
成立于南北内战前夕的美国共和党，秉持着开明自由的“辉格”(whig)传统，对奴隶制度采取较为批判的立场，内战以后成为美国的多数党近７０年直到１９３０年代。这其中，共和党稳固地掌握着美国选民的多数，而党内亦不乏开明进步分子，像进步主意所主张的不少政经改革方案亦是由共和党政府所制定和执行。但是这个享有高度威望的林肯的党，何以在１９３２年的大选中一跌不振，这就必须先从长达四年的经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 1929-1932)来探讨。
在经济大萧条之前，美国已经历经了长期的工业化过程，其结果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从地方的与农业的经济发展成为工业的与互相依赖的经济；同时产生了大量以工厂为主的劳动阶层，而工业化也促进了都市化。尽管生产力提升，工业发展结果使美国社会能够生产更多的货物和消费品，但工人阶层却很少享受到经济扩展下的果实。〔６〕这种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一度形成社会危机，然在标榜进步主义的共和党西奥多·罗斯福及民主党威尔逊政府期间（１９０１－１９２０），曾获得相当的舒解。但１９２１年的哈定总统及承续他的柯立芝总统再度将美国拉回到政府不管事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年代，并且放弃了进步主义时代的一些重要改革。另外，退回到孤立主义心态的美国全心全力投入于经济发展扩张，繁荣与成长几成为２０年代美国社会的标志。但仔细分析，贫富差距扩大，人口数目庞大的中下劳动阶层却绝少享受成果。据估计，从南北内战结束到１９２９年，因工业化的需要，美国吸收了大量的欧洲移民，约为２２５０万，而其中约１８８０万是２０世纪以后才陆续到达美国，大多数都是处于下层的社经地位。〔７〕
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各阶层皆受其害。共和党胡佛总统仍然执著于传统的经济手段，即不愿扩大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角色，而宁由民间企业透过市场自由竞争功能来试图解决困境。不过，终胡佛任内，经济情况是雪上加霜。譬如从１９３０年４月的４００万失业人口增加到１９３３年年初的１２００万；１９３２年夏天工业生产力比１９２９年夏天下降了５１％。〔８〕经济崩溃情势使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弗兰克林·罗斯福宣称美国必须采取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的方案来解决国家危机。这也就是“新政”(New Deal)名称的由来。新政之所以为“新”，主要系政府空前扩大了它在经济领域的角色，大政府理念成为解决一切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答案。罗斯福第一任期内的所有作为就是在透过政府的导引、监督、管制使经济恢复生机并据以解决所引发的社会民生问题，所以这种经济的自由主义(Economic Liberalism)自然开始受到中产阶层和中下阶层的欢迎，尤其是属于蓝领阶层的劳动人口。〔９〕另外，为了保障劳工和弱势团体之基本生活，民主党所控制的国会也大力配合行政部门措施，透过一连串立法推行社会安全救济的政策，使美国开始走向社会福利国家体制。劳工也被鼓励组成工会和资本家进行集体谈判谋求劳工的权益。新政四年有成，掌握白宫和国会的民主党迅速地取代共和党成为新的多数党，而且这是全面性的，从总统、国会到地方的州议会皆然。
新政以前，民主党基本上是代表南方白人基督徒、北方下层劳动人口的基督徒、城市的天主教徒、小镇城乡的农民；是一个着重地方利益而缺乏全国利益理念的政党。共和党基本上是代表南方以外的以基督徒为主的城市中产阶级和小镇城乡的商业阶层。〔１０〕新政政策受益最多的是劳工和新移民，因为他们皆处于中下社经地位，故对民主党向心力最强。〔１１〕新政以后，美国工会组织即和民主党建立了强劲的关系，并大力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新移民中的天主教徒自然地倒向民主党，而非天主教徒因经济的受益也倾向支持民主党。
内战以后的南方一直是民主党的天下，解放黑奴的林肯共和党注定是不会受南方白人所欢迎的。在黑人还没有政治参与权的年代，民主党在南方系一党垄断的局面。经济大萧条使得南方经济亦深受重创，罗斯福政府虽系北方民主党人的政府，然新政政策南方收益也多，南北民主党人之间的关系反而因此而获得强化。１９３２年时，黑人认同共和党的还占绝大多数，但１９３６年和１９４０年，罗斯福获得有权投票的黑人选民约７０％的选票。〔１２〕黑人迅速转变的原因系罗斯福所推行的经济计划和社会救济措施在本质上是有利于黑人团体的。另外，属于少数族裔的犹太人团体，一方面是移民的关系，一方面是由于本身的切肤之痛，因而强烈支持罗斯福，故有人认为犹太人之所以倒向民主党是因为民主党是一个“自由”的政党而共和党是一个“保守”的政党。〔１３〕
著因于经济大萧条的近因，以及长期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远因所造成美国社会深刻的政经变迁，再加上新政措施的成功所形成的民主党多数，或是称为“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s)的主要选民团体有五：南方白人基督徒、天主教徒、非南方白人基督徒的工会成员、黑人、犹太人。据统计，前面三个团体的成年选民是三四十年代当中强烈认同民主党的选民之最重要来源。〔１４〕
二、南方的转变与共和党的“新多数”
３０年代中期所形成的新政政党体系基本上稳定地延续到１９６０年代初期，但是延续并非是一成不变，森德奎斯特(James Sundquist)就认为即使没有剧烈猝然的社会政治变化，新产生的重要问题仍然会重塑政党与社会的关系。〔１５〕这种延续中的改变情况往往是由地方开始发生再逐步的扩大。〔１６〕所以当我们谈到的政党体系的持续持久时并非是指停滞静止的现象。
从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６０年的总统大选中，我们看到新政政党体系延续的一面。例如：（１）一般属于中间社经地位的选民投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票要比在中间社经地位之上的选民多得多，尤其是１９４０、１９４４和１９４８年。〔１７〕（２）随着新政的成果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黑人对民主党的认同从１９４０年的４２％增加到１９６０年的５８％；而且黑人选民投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票也从１９４０年的６７％增长到１９６０年的７６％。〔１８〕
（３）犹太人对民主党的认同从１９４０年的４５％增加到１９６０年的６５％；犹太裔选民投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票也从１９４０年的８４％维持不变到１９６０年。〔１９〕（４）天主教徒对民主党的认同从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６０年均稳固地维持在６０％左右，１９６０年因受肯尼迪(John F. 肯尼迪)参选影响曾达到７０％；天主教徒投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票，除因受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６年艾森豪威尔参选影响外，都在６５％以上，１９６０年更高达８０％（肯尼迪系天主教教徒）。〔２０〕
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变化的一面，例如：（１）随着经济成长和工业化成果，美国于５０年代走进了“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而产生了大量的中产阶级。〔２１〕中间社经阶层选民投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人数有下降趋向；〔２２〕（２）５０年代当中，中上社经阶层选民认同共和党的人数从４０年代的５５％左右下降到４０％左右，而认同民主党的则从４０年代的３０％以下上升到４０％左右；〔２３〕（３）总统候选人的个人风格和魅力也能影响到选民的政党认同，艾森豪威尔以战争英雄形象参选在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６年大选时就曾吸引了部分中下层工会成员和天主教徒的选票；（４）独立选民逐渐缓慢的增长，从1936年的17%到1960年的20%；〔２４〕不过，其中最大的转变系来自于南方白人基督徒，易言之，新政联盟解构之开始是由南方白人所发动。
南方白人支持罗斯福的民主党除了历史因素外，亦在于新政措施同样是南方经济复元所需要的。事实上，南方对于新政的支持比其他各区域都要高。〔２５〕１９４４年，南方选民投给罗斯福总统的票占该区域的６９％，较之于西部的５５％，东北部的５２％以及中西部的４９％，要高得很多。〔２６〕１９４８年是南方白人选民（或是南方民主党人）开始脱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转折年。由于该年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容纳强烈的民权修正条款，南方代表于是退出大会，随后反杜鲁门的南方民主党人另组州权党并推南卡罗莱纳州长瑟蒙德(J.Strom Thurmond,后来加入共和党)竞选总统，而且瑟蒙德还获得了５２％的南方总选票。〔２７〕
南方白人以基督徒(Protestants)占绝对多数，价值观倾向保守，尤其特别着重维护南方的传统。他们同南方以外民主党人分道扬镳的最主要因素在种族问题。南方想要维持分离但平等的制度，但民主党主流的自由派人士却要达成种族的融合。１９４８年他们反杜鲁门，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６年，他们亦坚决反对自由派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Adlai E. Stevenson)。艾森豪威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人物，他又提出“不分党派、全国一致”的政治诉求，因而５０年代当中，共和党在南方颇有进展。１９５２年，共和党艾森豪威尔获得５０％的南方选票，赢得佛罗里达、田纳西、得克萨斯、弗吉尼亚四州。１９５６年，艾森豪威尔获得５１％的南方选票，除赢得上次的南方边缘四州外(rim-south states)，也赢得南方内州(deep south states)之一的路易斯安那。〔２８〕
１９６０年，肯尼迪的自由派色彩、天主教背景、同情黑人民权运动，南方白人对其反感甚重。肯尼迪为了抵销这股力量因此提名得州参议员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为副总统候选人。果然这种南北会合发生效果而暂时阻止了共和党在南方的进展。不过，尼克松(Richard Nixon)仍然获得４６％左右的南方选票，赢得佛罗里达、田纳西、弗吉尼亚三州。〔２９〕约翰逊继位被刺的肯尼迪，但他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以及签署民权法案，令南方大为不满，故１９６４年约翰逊及民主党虽然在全国范围内获得空前胜利，但惨败的共和党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却在南方表现良好，并且赢得南方内州的五个州，这是内战以来共和党首度深入南方内陆。同时其所显示的意义是南方白人投共和党的票已不再感到“不忠诚”(disloyalty),而共和党已不再被视为是“非南方”(unsonthern)的。〔３０〕
１９６４年，民主党所展现的力量，是新政联盟的最后一次表现。譬如：超过９０％的黑人选民支持，超过８０％的东北部白人天主教徒支持，南方白人基督徒回升到５５％的支持。另外，著因五六十年代社会变迁结果，东北部白人基督徒亦有６５％支持民主党。不过，除了黑人外，自１９６５年开始即一直下降。１９６８年及１９７２年，南方白人基督徒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均降至２０％以下；东北部白人天主教徒则分别降至５３％和４０％；东北部白人基督徒则分别降至３０％和２８％。〔３１〕事实上，共和党在各团体人口中的政党认同并无大幅增加，而是认同民主党的减少以及独立选民的增加，使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能够在总统选举中获得多数。况且像南方白人选民在感情上是认同地方民主党组织，但却经常将选票投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１９６８年的大选，上述现象逐渐明显化，菲利普斯(Kevin Phillips)因而在１９６９年提出“共和党多数”(republican majority)出现的观点。〔３２〕
的确，１９６８年证明是新政政党体系大幅转化的开始。该年亚拉巴马州长华莱士(George Wallace)脱离民主党独立竞选总统，他不但在南方内州获得大胜，并且迫使民主党的选票降至２５％，系内战以来的最低点。在南方边缘州则形成三方竞争，差距不大，结果共和党的尼克松脱颖而出。〔３３〕１９７２年，共和党获得新政以来的压倒性大胜。总统选举结果，除了黑人外，尼克松在各团体均获得明显多数，尤其是南方白人选民。〔３４〕１９６８年美国工会成员还强烈地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汉弗莱(Hubert H. Humphrey)，但１９７２年却拒绝支持民主党的麦戈文(George McGovern)。１９７２年共和党所展现的
总统多数(presidential majority)可以说是自６０年代中期以来美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危机相互交织而成的结果。在这期间，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历经冲击改变，故构成新政政党体系的选民结构亦必然要重新组合转化，而这与战后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发展又息息相关。
三、保守派利益团体与共和党的"保守化”
罗斯福民主党所揭举的“新政自由主义”(New Deal Liberalism)，受到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不小。简言之，就是运用政府行政措施和立法手段来推行社会安全与救济政策，同时在必要时加强干预和管制工商企业的市场机能，并且在保护经济弱势团体的理念之下，鼓励、培养工会力量来抗衡资方的力量。新政挽救经济危机成功，再加上二次世界大战及随后而来的冷战危机（如朝鲜战争），新政的福利国家理念已深入人心，大多数人均认为政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灵药。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政府基本上也是萧规曹随，他的政治立场是中间温和派，并不想去推翻新政政策所达成的结果，只是延缓或不再扩大社会福利的范围。因此，５０年代的美国社会是“回到常态”(return to normalcy)的时代，政治上也讲求“两党一致”的共识，除了南方黑人民权运动稍有动荡不安之外，大致上是平静无波的年代。〔３５〕
４０年代当中，一些信仰古典自由主义的欧陆知识分子，如海克(Friedrich A. Hayek)、冯·米塞斯(Ludwing von Mises)等人震惊于纳粹法西斯及共产极权国家等的庞大计划经济社会福利制度之出现，皆著书立论个人主义，自由权利以及市场自由竞争原则之不可或缺的必要性。〔３６〕他们的呼吁在美国获得广泛注意并获得学界的回响，而逐步形成美国保守主义知识分子运动。美国的保守主义学者如乔多洛夫(Frank Chodorov)、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里德(Leonard E.Read)、钱伯林(John Chamberlian)、韦佛(Richard M. Weaver)、维利克(ＰeterViereck)、柯克(Russell Kirk)、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莫尔纳(Thomas Molnar)、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基尔帕特里克(James J. Kilpatrick)、尼迈耶(Gerhart Niemeyer)、伯恩斯(Walter Burns)、肯德尔(Willmoore Kendall)、埃文斯(M. Stanton Evans)、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拉舍尔(William A. Rusher)等人，在５０年代保守主义知识启蒙运动中贡献良多。他们赋予古典自由主义新的时代意义，重新发现伯克(Edmund Burke)学说的急需性；因此大力呼吁传统伦理价值的重要，主张缩减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管制，强调自由经济市场竞争机能的必需，反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无限扩大以及着重维护个人创造和个人权利的完整性。〔３７〕与此同时，由３０年代左翼社会主义者转变过来的学者如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梅耶尔(Frank S. Meyer)、伯纳姆(James Burnham)等人，他们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理想”的恶梦，因而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他们的反共理论和保守主义者反对集体主义的思想不谋而合，故反共自然成为美国保守主义运动中极为醒目的政治象征与思想标志。〔３８〕
当知识启蒙运动达到一个阶段时，保守派人士认为唯有政治权力才能转变美国的政治方向。因此，１９６０年９月，一百位青年保守主义者，大部分系青年共和党人，在巴克利领导下，成立“自由美国青年”(Young American For Freedom)，并由埃文斯起草《夏隆宣言》(Sharon Statement)，列举１２条保守主义信条开始以组织和行动介入美国政党政治。YAF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共和党政治人物，目前已经发展成为超过10万会员的组织，分布在全国500多个大学、高中及社区。YAF在巴克利领导下曾积极帮助戈德华特争取１９６４年的共和党提名并获胜。〔３９〕１９６４年，戈德华特击败代表东部利益的温和自由派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显示东岸自由派力量已开始在党内退潮，而西部和西南部的保守势力逐步取得共和党内的主流地位。当年系自由主义高涨且民主党威望甚高的年代，戈德华特的失败自在意料之中。但是，戈德华特认为他的参选不在乎于胜败，而是在播种保守主义的胚胎，是在告诉美国人民另外一种心声和理念。〔４０〕戈德华特竞选虽然失败，但却造就了另一位保守派政治人物——里根(Ronald Reagan)。
１９６４年大选的失利，是保守主义运动的一次严重挫败，因而全美１５０位保守派重要人士聚集华府，探讨失败的原因。检讨结果认为光靠思想启蒙的教育运动应不足够，必须有坚强的核心政治组织来协调一切保守力量，深入基层，投入选战，才能克竟事功，于是成立“美国保守同盟”(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创业维艰，ACU经过十年的奋斗，７０年代中期以后，即呈现快速发展，现在已经是美国最庞大最具有财力的保守派政治利益团体。它的成员包括全美二百余位重要领袖人物，其中一半是美国国会参众议员，绝大部分又是共和党员。〔４１〕
尼克松系传统右派的中坚分子，基本政治态度是保守反共，美国自由派人士对他痛恨入骨。１９６８年的竞选运动中，塑造“新尼克松”(New Nixon)形象，标榜实用主义原则，以结束越战为诉求，并且同共和党内东岸自由派妥协。当时，保守派人士对此不以为然，但为了击败典型的自由主义者汉弗莱，保守派还是倾全力支持尼克松。故尼克松虽然险胜汉弗莱，保守派人士并不认为是保守力量的胜利，倒是民主党在南方的失败，使他们见到了保守主义运动在南方的远景。
从６０年代中期到５０年代初期，是美国社会极度动荡不安的时期。除了越战消耗国家资源以及造成国家意志的分裂外，自由主义思潮左倾急进发展的结果也是重大原因之一。在“进步”、“解放”的社会哲学影响下，各种各类激进政治与社会运动一并出现，都汇集在自由主义旗帜之下，向既有的道德伦理、传统价值、政府权威及法律制度进行总挑战。果然，在１９７２年的民主党大会上，黑人、急进妇女与青年〔４２〕所支持的麦戈文赢得提名，中间温和派声音全被压制，南方民主党人再度拂袖而去。麦戈文的惨败是１９３２年以来民主党最为严重的挫败，他只获得华府特区和麻州两州的胜利，即使连他的家乡南达科塔州都投给尼克松。１９７２年共和党的大胜，显示新政以来盛行的自由主义已开始退潮，保守派人士认为这也是新政以来美国选民首次认可保守派的主张，而授予保守派全国性政治领导的机会。
然而好景不常，１９７３年发生的“水门事件”严重打击了共和党，也间接地影响到保守主义复兴运动。〔４３〕为了凝聚已略具初步成果的保守政治力量，“美国保守同盟”出面协调各保守派团体，自１９７４年开始每年2、3月在华府举办“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每年的聚会，除交换政治动员经验外，更是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力量的精神会师。参加的组织除了各种保守派利益团体外，也包涵保守派重要思想库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以及保守派喉舌的《国家评论杂志》(National Review)和《人间事周报》(#FKHumanEvents#FS)，还有共和党青年全国委员会也经常与会。〔４４〕这股力量对于里根参选总统有相当大的助益，并且使共和党更为“保守化”。
四、里根共和党选民结构的形成
１９７２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名总统的程序与起草政纲的权力大部落入急进自由派人士的手中，加速了新政联盟的解构过程，使得尼克松能以“沉默大多数”之名号召反对麦戈文所代表的势力。〔４５〕此外，由于急进自由派主张向苏联让步的外交政策，主张废弃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并向社会主义的管制经济看齐，反抗家庭的传统价值及宗教的道德信仰，激起民主党内温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向保守主义转进，诸如克利斯托尔(Irwing Kristol)、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贝尔(Daniel Bell)、莫伊尼汉(Daniel P. Moynihan)、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vetz)、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李普塞特(Seymour M. Lipset)、威尔逊(James Q. Wilson)等人都脱离自由主义阵营，并对民主党左倾进展提出严厉批判。这股被称为“新生保守派”(Neoconservatives)的力量，事实上是希望回到越战以前和麦戈文以前的自由主义，所以有人认为他们只是受到政治现实所教育启发的自由派。〔４６〕但是不管如何，他们所提出许多的政策见解，都和保守派人士不谋而合，也受到里根阵营的重视。
大约“新生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出现的同时，一股新兴的保守力量逐渐在基层形成，那就是“新右派”(the New Right)的崛起。有趣的是，新右派和新生保守派都有民主党选民的血缘，易言之，他们是属于美国自由—民粹主义的传承而不是正统保守主义的传统。〔４７〕新右派和传统右派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后者以中上阶层白人选民为基础，着重工商界利益所重视的市场经济；前者则以下阶层白人基督基本主义者(fundmentalists)为诉求，着重的是社会、宗教、道德的问题，故多数学者认为新右派是以道德为基础的保守主义。〔４８〕据此，他们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反对色情商品、反对妇女解放运动、反对黑白学童通车、主张学校可进行宗教祈祷、主张死刑及严厉打击犯罪、吸毒等等。像新右派领袖维格里(Richard Viguerie)、韦里奇(Paul Weyrich)、菲利普斯(Howard Phillips)、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等人皆不讳言地承认他们的理念是来自于民主党的平民主义者如杰克逊总统(Andrew Jackson)、布赖恩参议员(William J. Bryan)、华莱士(George Wallace)以及共和党的拉福莱特参议员(Robert La Follette)和麦卡锡参议员(Joseph McCarthy)的启发。研究新右派的克劳福德(Alan Crawford)曾精确地指出新右派运动本质上是民粹主义的运动(populist movement)。〔４９〕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焦头烂额，副总统阿格纽(Spiro Agnew)后因丑闻辞职，尼克松只好
挑东岸温和自由派人物福特(Jerry Ford)为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后又挑选共和党内自由派领袖洛克菲勒为副座。受到水门事件重挫的共和党面对１９７６年的大选，以团结为首要考量，即连提携里根的保守派大老戈德华特等人都认为不应予现任总统难题，而支持福特竞选连任。不过，里根州长却不愿妥协，坚持参选到底。〔５０〕该年三月中，当里根输了伊利诺依初选后已开始在考虑跟福特妥协，但北卡罗莱纳州初选胜利传来，改变了里根的策略，亦给了里根继续挑战福特的动力。北卡州的胜利是该州参议员赫尔姆斯(Jesse Helms)和新右派合作的成果，从而也建立起里根同新右派组织的政治关系。里根在传统保守派人士及新右派人士支持下一直和福特总统抗争到底，他虽没能获得提名所需代表，但亦阻止了福特的获得过半票数。两人在争取未承诺代表时，里根拒绝接受福特的安抚，毕竟现任总统还是处于有利地位，故福特赢得最后的提名。〔５１〕
受到水门事件后遗症影响，共和党在各方面都遭受挫折，全国各地区、各宗教团体、各族裔的选民之中，民主党皆领先共和党。甚至是有钱人阶层的选民亦以２∶１的比率投给民主党。〔５２〕因此，民主党高兴地认为从前的“新政民主党联盟”(New Deal Democratic Coalition)已经恢复，卡特的胜利是自由主义“新政治”(New Politics)击败尼克松“新多数”(New Majority)的写照。〔５３〕不过，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因为有两个原因是１９６４年大选所没有：（１）水门事件；（２）民主共和两党的总统候选人都是属于温和自由派。〔５４〕因此，选民的抉择很难明白地证明美国选民已经完全摒弃１９７２年的共和党“新多数”。以南方为例，卡特虽系南方的基督徒，但他仅获得南方白人选民４５％的选票，已不能同四五十年代相比。〔５５〕虽然南方白人基督徒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票数有明显回升，但非南方蓝领阶层的白人和非南方城市蓝领阶层的白人投民主党的只比１９７２年略高，倒是非南方天主教徒白人选民投民主党的比１９７２年略低。卡特获得总投票数的５１．１％，福特则为４９．９％，差距有限。〔５６〕显然，１９７６年的大选相当程度地持续了五六十年代的转化，即连卡特的民意测验专家卡登(Patrick H. Caddell)也认为卡特的获胜并不是依靠民主党老的新政联盟，而是由白人基督徒、教育程度较高和白领阶层以及乡镇农民小商人所促成。〔５７〕
只有两年时光，１９７８年的期中选举，保守的力量再度展现威力。譬如新右派所支持的人士均以极大差距击败现任的自由派参众议员。〔５８〕是年，共和党在参议院增加三席，众议员增加１６席，另赢得六个州长席位，而这些新人几乎都是保守主义信徒，也使得保守派开始在参众议院共和党党团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５９〕１９８０年，里根在保守主义运动各派系的通盘合作之下在大部党团会议及初选中领先，轻易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然后和卡特对决，而其胜利是明显的，他的胜利连带使得共和党成为参议院多数党并缩小同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差距。这次大选，民主党内所谓的“大自由派”(Great Liberals)参议员都被撤底地打垮，而美国选民清楚且大声地宣布：我们不再喜欢自由主义！〔６０〕
里根的民意测验专家沃思林(Richard Wirthlin)认为１９８０年大选是过去２５年中最大一次的政党认同移转，一次真正的选民结构重新组合(realignment)。〔６１〕菲利普斯亦认为新政联盟已经宣告死亡。〔６２〕的确，里根在总选票中超过卡特１０个百分点，南方出身的卡特只获得１／３的南方白人选票，而里根几乎是横扫南方；里根同时拉近了天主教选民和非南方白人工会成员与共和党之间的距离。〔６３〕值得一提的是，里根超过卡特的10个百分点，其中有6个百分点系新右派选民所贡献。〔６４〕不过，民主党自由派仍不承认失败，他们认为这乃是著因于伊朗人质危机所致，就像１９７６年的水门危机一样。然而，这样的看法在１９８４年的大选中，由于典型自由派的蒙代尔(Walter Mondale)惨败给里根而终于消失，新政选民联盟已经一去不再复返。
１９８４年总统选举，民主党的失败是１９７２年麦戈文以外的最严重一次挫败。蒙代尔只获得南方白人选票的１／４，天主教选民系新政以来首次未将多数票投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非南方蓝领阶层的白人工会成员仅以3个百分点之多投给民主党的蒙代尔，犹太选民有１／３投给共和党里根，黑人选民是唯一仍然效忠民主党的团体——高达９１％投给蒙代尔。〔６５〕在总选票方面，共和党获得了５５％的大多数，赢得５０州中的４９州。据统计，其中有２３州在１９６８、１９７２、１９７６、１９８０、１９８４年五次总统选举中都一直投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计２０２张选举人票）。〔６６〕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十次总统选举（１９４８－１９８４），共和党获胜六次，其中包括三次的压倒性胜利。民主党的四次之中，只有一次压倒性的胜利。
１９８４年的大选对选民的政党认同也有显著影响：（１）自新政以来，共和党首度在１８岁到２９岁的青年选民中较民主党受到欢迎（５３％－３７％）；（２）各年龄层混合后，自６０年代以来共和党首度超过３０％，而民主党首次降至４０％以下，独立选民则为３０％左右；（３）天主教选民对共和党的认同明显增加，基督教选民则民主共和两党不相上下；（４）女性选民认同共和党的要比民主党的少，但里根仍然赢得多数的妇女选票。〔６７〕因此，１９８４年选举结果已更精确地反映出共和党的新多数以及民主党所依靠的新政联盟已被大部分转化的事实。
五、结论
自从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的概念以后，此一概念被运用得十分广泛，而大体上也正确地指出了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在性质上的差异。〔６８〕著因于工业化结果而产生的经济危机，再以解决经济问题为导向的新政政策号召之下所形成的社经结构，自然有利于民主党新政联盟多数的建立。然而当社会基本上解决了物质生活的匮乏环境而走进富裕社会时，社经结构的改变必然会促成政党的选民结构转化。后工业社会之中，中产阶级成为社会阶层的中心，所关注的问题不再是单纯的日常经济生活，像价值问题、信仰问题、知识问题、生活型态问题、人权问题、环境生态问题、文化问题等等都成为他们所重视的议题。
从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的转化过程中，黑人一面倒向民主党，除有经济动机外，民主党大力支持黑人民权运动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南方白人脱离民主党则是因为种族与南方地域传统的因素。天主教徒于七八十年代之中逐渐地接近共和党系宗教信仰与道德价值（如反堕胎）的缘故。另外，我们也看到由于教育程度和经济地位提升，蓝领阶层的工会成员已不再一面倒地支持民主党；同样的道理，中间阶层的非南方白人基督徒认同民主党的亦有升高。因此，共和党在七八十年代当中总统大选时所构成的新多数，其和后工业社会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关系。
再者，在总统选举时发生选民对政党和其总统候选人的大规模选择移转之现象，主要系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剧烈变迁，以及国家有政经社的危机出现使然。像１９３２及１９７２年的大选皆是如此，至于１９８０和１９８４年的大选是属于长期社经转化的结果。不过，政府处理这些危机的能力也会影响到选民对政党的选择。自６０年代中期到７０年代末期，越战、通货膨胀、能源危机、币值降低、税负重担、生产力降低、日益扩张的官僚体制、学校价值功能的混乱、道德伦理标准的颓丧、暴力犯罪的高涨、大城市的衰败退化、国防军备的弱化以及外交政策的连串失败，使得美国选民深切体认到依据自由主义思潮所制定的政策之无效和弊端，而思新的政治方向以取代之。〔６９〕保守主义在人心求变的形势之下，自然得到了发展和成长的环境。这种被称为美国中产阶级的反抗或是“美国中产阶级急进主义”(Middle American Redicalism)的现象，使得仍然坚持自由主义理念的民主党流失大量选民，而保守主义立场鲜明的共和党获得好处。〔７０〕
利益团体向来在美国的政治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并发挥积极的政党政治功能。另方面由于美国选民对政党的忠诚是以松散的政党认同(Party Identification)为依据，自然使得利益团体在美国的政党体系之中能够汇集社会阶层中的各种利益，而令其所支持的政党吸收新的选民，以及影响或支配党的提名和决策过程，来显现其所要求的目标利益。不过，也由于利益团体合纵连横的运作，再加上美国选民原本就宽松的政党认同之特征，目前美国独立选民的总数几达１／３，而形成部分学者所担心的“反组合”(Dealignment)现象。〔７１〕因为选民对政党的忠诚及认同降低或疏离的结果，是不利于政党政治的运作的。
注释：
〔1〕详见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硕士论文：“麦迪逊的宪政设计中关于多元民主社会之规范的分析”，刘世忠撰，陈毓钧指导，民国８０年１２月。
〔2〕Alex de Tocpu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1945), Vol. I. pp. 198-205.
〔3〕Arthur F. Bentley, 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mass: Press of HarvardUniversity, 1967).
〔4〕David B.Truman，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New York: Knopf,1951).
〔5〕Robert Dahl,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Almond and Verba, The Civic CultureRevisited(Boston: Little, Brown, 1980).
〔6〕Everett Carll Ladd, Jr., and Charles D. Hadely,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New York: Norton, 1978), p.32.
〔7〕Ibid., p.33.
〔8〕Clarence B. Carson, The Welfare State 1929-1985 (Wadley, Alabama: American Textbook Committee, 1986), p.14.
〔9〕Economic Liberalism是相对于６０年代的Social Liberalism而言，前者着重经济问题的解决，而后者则强调社会问题的重要。Economic Liberalism可以说是New Deal Liberalism的代名词，它同亚当·斯密所倡导的古典自由主义中之经济理念截然不同。
〔１０〕Ladd, Jr.,and Hadley,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pp.37-38.
〔１１〕Ibid., p.39.
〔１２〕Ibid., p.59.
〔１３〕Ibid., p.85.
〔１４〕Ibid., p.86.
〔１５〕James L. Sundquist, Dynamics of the Party System: Alignment and Realignment of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3), pp.275-276.
〔１６〕Ladd and Hadley, Transformations of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pp.91-92.
〔１７〕Ibid., p.101.
〔１８〕Ibid., p.112.
〔１９〕Ibid., p.115.
〔２０〕Ibid., pp.117-118.
〔２１〕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Afflvent Society (Canada: Mentor Book, 1985), 4th edition.
〔２２〕Ladd, Jr., and Hadley, Transformations of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p.101.
〔２３〕Ibid., p.102.
〔２４〕Ibid., p.125.
〔２５〕Ibid., p.130; Sunquist, Dynamics of the Party System.p.258.
〔２６〕Ladd and Hadley, Transformations of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p.135.
〔２７〕Ibid., p.136.
〔２８〕Ibid., p.153.
〔２９〕Ibid.
〔３０〕Ibid., p.155.
〔３１〕Ibid., p.158
〔３２〕Kevin Phillips, The Emerging Republican Majority (New Rochelle, N. Y.:Arlington House, 1969).
〔３３〕Ladd and Hadley, p.155.
〔３４〕Ibid.
〔３５〕Clarence B. Carson, The Welfare State 1929-1985, pp.189-197.
〔３６〕Friedrich A.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2).
〔３７〕George H. Nash,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New York: Basic Book, 1979).
〔３８〕Ibid.
〔３９〕James C. Roberts, The Conservative Decade (Westport, Connecticut: Arlington House, 1980), pp.25-35.
〔４０〕Barry Goldwater, With no Apologie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1979), pp.161-198.
〔４１〕James C. Roberts, The Conservative Decade, pp.39-45.
〔４２〕青年选民影响力增加与１９７１年第２６条宪法修正案将投票年龄降为１８岁有关。
〔４３〕Kevin P. Phillips, Post-Conservative America: People,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a Time of Crisi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2), pp.69-72.
〔４４〕参加ＣＰＡＣ的保守派团体，可参阅James C. Roberts, The Conservate Decade, pp.39-56.
〔４５〕Jeaue Kirk-Patrick, The New Presidential Elit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and Twentieth Century Found, 1976).
〔４６〕Irving Kristol, Reflections of a NeoconserVative (New York:Basic Book, 1983), pp.73-77; Kevin P. Phillips, Post-Conservative American, pp.43-46.
〔４７〕Kevin P.Phillips, Post-Conservative America, p.46.
〔４８〕Ibid., p.48.
〔４９〕Alan Crawford, Thunder on the Righ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pp.290-310.
〔５０〕Garry Wills, Reagan's America: Innocents at Home (New York: Doubleday, 1987), pp.327-333.
〔５１〕Ibid.
〔５２〕Ladd and Hadley, Transformations of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p.295.
〔５３〕"A New Candidate Wins an old Coalition,"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November 6, 1976), p.3116.
〔５４〕Ladd and Hadley, p.279.
〔５５〕Ibid., p.281.
〔５６〕Ibid., p.283.
〔５７〕Patrick H. Caddell, "Initial Working Paper on Political Strategy," December 10. 1976, p.14.
〔５８〕Alan Crawford, Thunder on the Right, pp.273-289.
〔５９〕陈毓钧：《保守主义与美国政治》，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民国７８年７月，第１２１页。
〔６０〕Randall Rothenberg, The Neo-Liberal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4), p.15.
〔６１〕Kevin P. Phillips, Post-Conservative America, p.220.
〔６２〕Ibid., p.221.
〔６３〕Everett C. Ladd, Jr., "On Mandates, Realignments, and The 1984 Presidential Election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00, No.1 (Spring, 1985), p.13.
〔６４〕Eevin Phillips, Post-Conservative America, p.49.
〔６５〕Everett C. Ladd,Jr., "On Mandates, Realignments, and the 1984 Presidential Elections," pp.13-15.
〔６６〕Ibid., p.17.
〔６７〕Ibid., pp.18-22.
〔６８〕Daniel Bell, The Come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６９〕Kevin P. Phillips, Post-Conservative America, pp.18-30.
〔７０〕Ibid., pp.193-204; 陈毓钧：“徘徊在十字路口的美国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美国政治》，第１４０－１５８页。
〔７１〕 Everett C. Ladd, "Realignment No.Dealignment Yes," Public Opinion (October/Novenber, 1980); Kevin Phillips, Post-Conservative America, pp.22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