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计划对西欧经济的影响

 

毕健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马歇尔计划在战后西欧经济秩序的重建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二战前后西欧经济面临历史性的转折关头,其间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格局和资本主义经济,而马歇尔计划是这一历史进程中重要的一环。它在以下三个方面加速了西欧经济的变革:(1)在全球两极对峙的新环境中,推动了西欧的联合,欧洲一体化逐渐提上日程;(2)在美国的倡导与大力推动下,西方经济秩序以相对开放的西方市场、国际竞争机制的新面貌出现,以相互渗透相互依存为特征。马歇尔计划为西方经济秩序的重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在敦促西欧缓和劳资矛盾、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一句话,马歇尔计划促进了西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歇尔计划与欧洲一体化

 

    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和政策经历了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大致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美国试图利用马歇尔计划推动西欧的联合和一体化。马歇尔计划为欧洲一体化提供了外在推动力,准备了条件,但并未导致欧洲合众国或欧洲联盟的诞生。我们只有把经济一体化放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研究战后西欧经济所面临的挑战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生存环境和发展规律,才能找到欧洲一体化的真正根源和内在动力。

    1.欧洲一体化的外在因素:1947年6月以前美国的态度

    美国对欧洲联合的态度的矛盾性由来已久。一方面,美国对德国的威胁深感不安,而只有欧洲联合起来才能抑制德国。另一方面,又担心欧洲联合成一个排他性集团,不利于美国的霸权扩张和经济渗透。迄至1942年9月14日,对外关系委员会受国务院委托完成的一份文件还对欧洲的联合持冷淡态度:“除非采取措施避免〔欧洲〕大陆经济自给自足,美国不应赞成欧洲的经济联合。积极的美国政策应致力于欧洲经济和世界其余地区的相互渗透以及欧洲内部经济壁垒的减少。”〔1〕

    1944年4月,国会图书馆立法参考部完成并在国会议员中广为传阅的一份备忘录指出,许多研究战后德国处置的人认为,某种形式的欧洲联邦或邦联是唯一公正对待德国而又使其受到限制的办法。但欧洲联盟对美国不利,担心“欧洲联合起来反对美国”。〔2〕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在研究德国问题和欧洲经济重建时,开始逐渐认识到,西欧的联合与合作既是遏制德国、根除德国军国主义和战争威胁的唯一安全机制,又是重建西欧经济、恢复西欧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所必需,因此积极推动西欧的联合。

    到1947年,美国官方和舆论界开始为推行支持欧洲联合和一体化的政策作宣传准备。是年1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托马斯·杜威州长和阿瑟·范登堡参议员的授意下发表演说,称美国的任务是在#W1联邦的基础上#w重建欧洲。在国会,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和艾伯特·托马斯、众议员赫尔·博格斯共同提出一项议案,呼吁在欧洲同时建立经济和政治联邦。在《纽约时报》一篇号召建立“联合欧洲”(United Europe)的呼吁书上,81位美国名流签名。类似的呼吁书刊登在《圣路易斯快邮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华盛顿明星报》上。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两个专栏上撰写文章,为欧洲的联合鸣金击鼓。时至今日,美国在满目疮痍、支离破碎的欧洲看到的不再是排美的欧洲集团,相反,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力量的壮大、苏联支持的西欧工人运动的高涨,使美国政府坐卧不安。重建西欧经济,纠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以积极的姿态对抗苏联,则更加紧迫。因此,美国利用马歇尔计划来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指出,从长远来看,高度发达的一体化欧洲经济对美国经济形成极大的压力。)

   

2.在马歇尔计划下美国对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推动

    从西欧经济复兴意义上讲,马歇尔计划是承认既往对欧经济政策的失败。战后初期,美国当局对西欧经济的恢复持乐观态度,企图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有限的双边贷款(如1945年底签字的英美贷款协议)和增加美国进出口银行的资本等恢复欧洲经济。但到1947年,西欧经济恢复工作进展缓慢,美国决策者感到必须重新实施大规模的综合援欧计划。该计划以西欧经济的整体复兴为目标,不再是零敲碎打地提供双边援助。正如乔治·凯南在回忆录中所写道的:“我们十分怀疑一系列没有协调的复兴经济的各国计划能否成功。我们感到长期以来欧洲经济的问题在于它破碎成一片一片的,没有联合成一个整体……〔现在〕我们坚持联合的观点,希望欧洲人开始像欧洲人而不是民族主义者那样考虑〔欧洲〕大陆的经济问题。”〔3〕副国务卿威廉·克莱顿1947年5月27日提交的备忘录提出建立欧洲经济联邦。〔4〕国务卿乔治·马歇尔6月5日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强调欧洲联合规划复兴事业,联合向美国提出援助要求。马歇尔计划正式出台。

    促进西欧经济一体化是美国的既定政策,载入了包括马歇尔计划的1948年外援法:“考虑到美国享有没有内部贸易壁垒的巨大国内市场之便利,深信欧洲国家也会享有类似的便利,我们宣布:美国人民的政策鼓励这些国家通过联合组织进行1947年9月22日签字的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CEEC)的报告所列举的持久的共同努力。”〔5〕显而易见,这是用美国模式去套欧洲。美国驻英大使刘易斯·道格拉斯念及国父们用1787年宪法取代邦联条例的好处,敦促欧洲人仿效美国模式,废除各国经济主权,组建类似美国的经济联盟。

    推动欧洲经济一体化,有着深刻的历史的和经济的根源。希特勒的铁甲长戈给欧洲尤其是给英法造成致命打击,欧洲式微,美苏崛起;同美苏的宽阔领土、丰富资源、巨大国内市场和雄厚实力比较起来,欧洲国家形同侏儒,联合自强乃自身利益所在。从经济上看,西欧国家间市场的分割极大地阻碍了西欧经济的发展,西欧企业家无法享受单一大市场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公平竞争的好处,这在一战后尤其是1929-1933年大萧条后尤其如此。1950年2月7日,经济合作署(ECA)署长保罗·霍夫曼在参议院外委会听证会上作证时指出,50年或30年前,欧洲开始踏上经济民族主义之路,筑起越来越厚的经济壁垒。“显然,如果你把一个大陆像欧洲那样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你就无法充分利用它的资源……如果我们在宾夕法尼亚、印第安那和俄亥俄之间筑起高墙,不让它们互通有无,情况会怎么样呢这就是目前的欧洲。”霍夫曼接着说,欧洲没有反托拉斯法,各国基础工业间没有竞争,企业没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动力。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开放型的扩张经济,市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命线。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市场问题从国内延伸到国外,资本家为此血战疆场,烽火不断。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保护国内市场(一战后日趋明显),一方面拚命开拓海外市场,各国间经济的相互渗透有增无已。1929年大萧条后,资本主义各国形同大病难愈,纷纷以邻为壑筑起壁垒保护本国经济,经济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国际贸易锐减,生产难以恢复,世界市场萎缩,英美等国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干预经济,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再生寻找出路。战后美国面临重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任务,经济一体化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西欧经济一体化一是拓展、深化西欧内部市场,加强国际分工,发挥比较优势;一是为美国厂商整治西欧市场,消除分割西方经济的贸易壁垒。欧洲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一体化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是欧洲唯一的出路。但是,一体化带来的不是遍地黄金。正如1987年欧洲共同体发表的帕多—希欧帕报告所注意到的,西方历史上的几次经济联盟并没有带来联盟地区内的均衡发展,尽管联盟作为一个整体获益匪浅。战后初期,美国和西欧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一体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出于自身的利益要求各怀鬼胎,明争暗斗。而且,美国内部也争执不休。计划论者要求在西欧建立强大的超国家机构,进行跨国调节;自由贸易主义者则强调消除西欧内部贸易障碍、货币障碍和建立关税同盟的重要性。最后双方达成妥协,一则建立持久的联合机构分配美援、协调各国有关经济政策;一则敦促西欧采取措施理顺市场,1950年建立欧洲支付同盟(EPU)。

    1949年7月19日,经济合作署完成了一份题为“西欧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地位问题及其补救措施”的文件。文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美国方面对美欧经济差距及其补救措施的主流看法和政策取向。文件第一部分回顾了欧洲经济史,发现19世纪末欧洲经济增长宪乏力,欧洲采取的对策是垄断和限制竞争,结果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欧经济民族主义的加强本身”成为美欧差距扩大的原因。由于缺乏国内外的竞争,企业没有提高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动力。大萧条后西欧国家外贸条件的改善掩盖了问题的严重性。文件第二部分力图从经济理论的深度探讨欧洲的问题,主要从国际分工基础上最大限度获取比较优势、深化和拓展市场上解释经济增长。欧洲市场深受国界限制之苦,企业家不愿冒跨国做生意的风险。由于市场狭小,竞争的加强和竞争意识大受限制:“这肯定是当代西欧资本主义死气沉沉、趋于衰微的主要原因。”所以,摆在面前的任务是在西欧建立一个开放的、高度竞争的内部单一市场,消灭商品、人员及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废除政府或私人的限制和保护性惯例,发展大批量低成本生产。文件第三部分讨论了需要铲除的障碍和必需采取的措施,提议设置像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那样的欧洲内部贸易委员会(Intra- European Commerce Commission)。〔6〕

    上述文件是美国对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态度的经典性论述,但在马歇尔计划期间所取得的成就远逊于此。1947年7月12日到9月22日,马歇尔计划参加国巴黎会议期间,美国派出副国务卿克莱顿坐镇巴黎,会同驻法大使杰斐逊·卡弗里监督会议,以各种形式施加影响,提出西欧经济整体复兴、协调各国经济的具体要求。在关于建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的谈判中,美国要求设置各国高级常驻代表理事会和强大的秘书处,尽力加强欧洲经合组织的权力,但主要由于英国的反对,未果。欧洲经合组织正式建立以后,美国以各种手段抬高它的威望,包括让它承担美援分配工作。而且,几乎自成立之日起,美国就推动该组织的改革。然而,即便1950年2月和4月的重大改组,也只加强了它作为政府间合作工具的作用,美国人矢志追求的超国家机构没有出台。

    3.马歇尔计划与欧洲一体化的起源

    一体化(Integration)是战后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但人们并未对它的涵义达成一致意见。政治家和学者或高举一体化的大旗呐喊,或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探讨。可以肯定的是:欧洲一体化既是战后世界格局的产物,又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同时随战后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深化,人们对一体化的认识和研究也不断扩展深入。马歇尔计划执行期间,是欧洲一体化的推动或前奏阶段,在概念的使用上极其混乱,美欧各国的理解也大相径庭。对美国而言,就是建立超国家机构协调各国经济政策,整治和建设西欧单一市场。1949年10月31日,霍夫曼对欧洲经合组织理事会说:“一体化的实质就是建立单一市场,消除商品流通的数量限制和贸易支付的货币障碍,最终取消一切关税。我们美国拥有1.5亿消费者的单一市场,它同美国经济的实力和效率密不可分。在西欧建设有2.7亿消费者的永久自由贸易区,将产生积极的多倍效应:发展大规模、低成本产业,更有效地使用一切资源,实行公平竞争。”〔7〕

    西欧一体化的外在宏观环境是美苏对峙,欧洲衰微,资本主义面临自其诞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苏联东欧(以及随后中国)为龙头的社会主义的崛起,迎来了一个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的鼎盛时期,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极大地动摇并最终摧毁了西方国家经营几个世纪的殖民地体系。美国取代欧洲列强,成为实力最雄厚的资本主义的大国,企图维护传统的西方海外市场,然大势已去。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西方海外市场日渐萎缩,资本经济面临挖掘内部资源、深化内部市场的内涵式发展的任务:那种粗暴的武力扩张、强占海外殖民地、赤裸裸压榨殖民地人民的时代对西欧国家已是昔日光荣,可忆而不可及。从资本主义经济自身的发展来说,西方经济体系在大萧条的冲击下危机重重,法西斯国家转向战争经济,企图通过战争夺取海外市场,走出经济危机。美国等所谓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以空前的规模干预经济,进行不同层次的国家干预,开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新时代——混合经济,即日益发展成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从政治到经济到对外政策,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挖掘内部市场,整合西方经济,并逐渐更加重视用经济渗透和文化渗透去补充武力侵略。

    然而,西方国家并未完全达成共识。比如,英国工党政府认为,罗斯福新政把美国经济改造成某种类型的混合经济,但同英国经济相比较,仍给予市场机制更高的地位。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英国掏空美国的超国家机构倡议,决不愿意放弃任何国家主权,双方多次发生严重冲突。另一方面,英国也不愿放弃英联邦特惠制,同欧洲大陆结成联盟。大陆国家法、意、荷、比、卢对经济一体化措施要积极得多,但在马歇尔计划执行期间,由于各自的利害冲突,欧洲一体化未能取得真正的进展。最后,英国和欧陆国家分道扬镳,一体化在大陆以舒曼计划为起点,正式出台,翻开了欧洲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那么,从微观上说,马歇尔计划和欧洲一体化的起源究竟是什么关系?第一,在西欧市场建设问题上,马歇尔计划期间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远不能与单一市场(或共同市场)或关税同盟相提并论。第二,马歇尔计划也没有促成超国家机构的诞生。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评价欧洲经合组织时存在巨大的分歧。该组织从一个实验性的常设政治会议演进成为一个拥有1000名工作人员的高度规范性和官僚化的机构,包括主要国家的部长组成的部长理事会。〔8〕政治学家一般同意经济合作署官员林肯·戈登的看法:“在任何时候,无论在概念上还是运行中,人们都未企图赋予欧洲经合组织超国家的或联邦的特点。”毫无疑问,按照后来政治理论家的超国家界定,该组织同其后的欧洲煤钢共同体等有质的差异。如前所述,美国一直千方百计要把它搞成一个超国家机构(同戈登的说法相反),而且它的有些功能确乎介于超国家和常规政府合作之间。历史学家把它看作一个学习过程,视为后来一体化的序幕。美国坚持要西欧建立欧洲经合组织,以之为走向欧洲合众国(U.S.E.)的第一步。当时人们对一体化和超国家认识模糊,以为强制性国际合作和超国家元素的混合。尽管人们可以争辩说,欧洲煤钢联营是欧洲经合组织失败的产物,但它至少为后者提供了经验教训,准备了条件。

   

一致与冲突:马歇尔计划与战后西方经济秩序

 

    马歇尔计划与战后西方经济秩序既有一致的一面,又有冲突的一面。马歇尔计划对西欧经济复兴和经济合作的推动,为西方经济贸易结构的重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欧一体化则同战后西方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一致。但是拦P奈髋芬惶化分割西方经济体系,形成对美不利的区域集团。这里,我们主要分析大萧条冲击下西方经济体系的危机,美国重建西方经济秩序的政策,以及马歇尔计划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大萧条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西方各国纷纷筑垒自保,阻碍了经济的恢复。1932年渥太华协定下,以英国为首的英联邦国家开始搞内部特惠贸易,对外设置统一的关税壁垒,分割西方市场。1933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未能就稳定各国汇率达成协议,不欢而散。30年代1/3的欧洲外贸通过短期(一般不超过一年)双边贸易协定进行。协定规定交易数量、价格(汇率不起作用),极大地阻碍了国际贸易的恢复和发展。(4/5的德国外贸是这样进行的!)欧洲外贸尤其是欧洲内部贸易未能恢复到1928-29年度的水平。此其一。

    其二,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恶化了西欧的外贸条件,西方资本异常流动,经贸结构出现了深刻的变化。美国自然资源丰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大萧条后推行保护主义政策,二战期间美国经济高速增长,但美国的进口远远落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一战后美国向德国提供大量贷款、进行大规模投资,方使德国有能力赔偿对英法的战争赔款,英法又用这些钱偿还欠美国的战债,维持西方世界的资本循环。30年代,美国没有放弃对英法战债的要求权,同时提高关税保护本国市场,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争吵不休,无果而终。欧洲国家深感美元短缺,指责美国没有承担债权国的责任,要求开放美国市场。西方国家间的贸易战愈演愈烈,西方经济体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914-1941年期间,美国经常项目顺差达180亿美元,对西方国际贸易构成巨大压力。1941年,由于租借法的实施和美国参加二战(即大量美军驻在海外、参战,需支付美元),美元大量外流。可是,尽管美国提供重建援助和贷款,1945年美国资本外流的势头开始逆转,到1947年完全停止。据估计,1946年和1947年有53亿美元的资本流回美国。1947年,西欧流失了25亿美元的外汇,相当于该年年初黄金储备的1/3。〔9〕资本向美国的超常集中,挖空了西欧的外汇储备,使西欧几乎无力购买必需的重建物资,西方经济体系陷入危机的深渊。

    那么,根源何在?

    西欧经济实力的下降和贸易条件的恶化是其主要原因。30年代欧洲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疲于应付,无力进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和设备更新(二战期间更是如此),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同美国的距离愈拉愈大。但是,由于西欧依赖殖民地便宜的粮食和原材料进口(不需支付美元),以及海外投资收益和较多的无形收入(如旅游业、海运业等,1938年达20亿美元,占出口的1/3),西欧经济的虚弱被掩盖起来了。战后,西欧失去了许多殖民地,贸易条件恶化,外贸结构骤变:(1)在国内,战争的毁坏和资本损耗严重,亟需进行大规模设备更新,资本货物进口比重大。这意味着需要支付大量的美元,因为现在大多只能从美元市场特别是美国进口机械设备。(2)海外资本损失,包括商船队的损失、海外借债和变卖海外资产支持战争。〔10〕因此,西欧只能转而依赖美国市场,进口粮食、原材料、燃料、资本货物、运输设备,结果外汇更加紧张。另一方面,西欧人口增长,战后的通货膨胀,人们消费欲望高,储蓄热情下降,以及福利国家政策和英法的海外驻军,都给西欧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即战争本身对西方经济体系的冲击。美国经济在二战期间飞速发展(使美国彻底摆脱大萧条),不仅在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实力上进一步把欧洲抛在后面,而且利用战争期间西欧国家的困难,向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渗透,抢占海外市场。诚然,这是美国厂商梦寐以求的,但资本主义发展的过分不平衡危及西方经济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因此,必须采取矫正措施,重建西方经济秩序。

    面对上述情况,美国政府决心消除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孤立主义,建立西方经济贸易开放运行机制。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消除国际货币壁垒,恢复西方资金的良性循环,这就要求各国货币的跨国转移和自由兑换,稳定汇率,以恢复和发展国际贸易。世界银行向成员国提供战后重建和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贷款,抑制通货膨胀,复兴经济:此即建设稳定的内部经济环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是自由和非歧视性货币政策的工具。它向出现特别困难(如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恶性通货膨胀)的成员国提供紧急援助,以阻止该国采取不利于国际贸易的措施(如限制进口),防止汇率超常波动。汇率实行“肮脏浮动”:各国汇率得到基金组织的支持,一般不轻易浮动;如若由于成员国国内政策造成汇率波动,敦促该国改变政策;如果不得不浮动,则一次大调,不经常波动,且须基金组织批准。一言以蔽之,美国让基金组织充当“国际货币警察”。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和自由兑换,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成为国际贸易和储备货币。同时,美国通过国际贸易组织〔11〕和随后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执行削减关税、促进贸易的任务。

    美国领头建设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对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支离破碎、划地为牢的否定,是重建西方经贸结构的关键一棋。美国企图通过建设开放型相互依存的西方经济秩序,振兴危难之秋的资本主义经济,复兴西欧经济。这是一种治病先治标的政策,试图通过整治外部经济环境来复兴经济,过分重视外部环境,轻视内部经济问题。结果,由于西欧战后过度虚弱,布雷顿森林体系建在沙滩上,难以运转。无论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抑或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和美国提供的大笔双边贷款,都不能满足西欧重建的需要。因此,旨在西欧内部投资、生产和贸易恢复和发展的马歇尔计划应运而生。健康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健康的国内经济基础之上。一种虚弱的、缺乏竞争力的经济不可能完全对外开放。货币的自由兑换和汇率的稳定要求:(1)国际收支大致平衡;(2)充足的外汇储备,以应付危机。英国经济虚弱,外汇储备不足,即便有美国提供的37.5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也不能应付美元、黄金外流,最后只得停止英镑兑换美元、黄金。马歇尔计划从发展西欧经济实力出发,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转奠定内部经济基础。正是在这一点上,马歇尔计划和美国重建西方经济秩序的努力是一致的。

    然而,马歇尔计划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又有冲突的一面。马歇尔计划为西欧复兴开的处方是经济一体化,要西欧仿效美国建设单一大市场。这当然为美国商品和资本向西欧渗透提供了便利,但美国又担心西欧联合成一个排外的区域经济实体,分割西方经济。在酝酿建立欧洲支付同盟(EPU)的过程中,经济合作署认为它有助于促进和扩大西欧内部贸易,促进西欧一体化。但是,美国财政部官员和全国顾问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的多数成员认为,区域货币联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抵触,侵犯后者在汇率事务上的管辖权,并将导致一个永久的软通货区的诞生。

    最后,我们必须看到,美国在重建西方经济秩序的过程中,遇到英国的激烈反抗。英国为首的英镑区集团,是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欲去之而后快。早在“大西洋宪章”谈判期间,美国就要求所谓“无论大国小国,战胜国战败国,均享有平等的贸易条件,享有平等的获取它们的经济繁荣所必需的原材料的权利”。此举意在粉碎英镑区,让英镑区国家脱离伦敦的羁绊,转投美国麾下。1945年9月3日到12月6日,英美贷款谈判在华盛顿举行,美国提出的贷款条件是:英方消除差别待遇(即英镑区的对外歧视)、进口限额、外汇管制、关税特惠和英镑自由兑换美元。双方在激烈的交锋后达成妥协:英国在对外开放市场和英镑自由兑换美元方面作出让步;美国向英国提供巨额低息贷款,并意识到英镑区能做一些美国想做而又做不到的事情,因此不能把英镑区完全搞垮。主要是由于英国的抵抗,美国在重建西方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并非一帆风顺。但到50年代初,西方经济秩序已走出危机,新的机制已能基本运转。

   

马歇尔计划与战后西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自大萧条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走出经济低谷,摆脱经济危机,开始大规模、多层次干预社会经济生活。战后西欧国家左派激进力量的发展壮大,共产党力量的增强,以及人民对国家在维持持续的经济增长、高就业率和人们的基本福利方面的期望,进一步推动了战前业已开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马歇尔计划在两个方面加速了西欧经济的深层次变革。其一,美国动员美国工会组织支持马歇尔计划,并利用美国工会官僚瓦解苏联人支持的西欧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组织支持马歇尔计划、与资本家合作的工会组织,从而缓和劳资矛盾,促进劳资合作。其二,在劳资合作的基础上,着眼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企业管理,在马歇尔计划范围内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

    美国政府在动员劳工支持马歇尔计划方面为西欧树立了榜样。工会领袖不仅参与该计划的决策和实施,而且动员欧洲工会支持马歇尔计划,成功地击败了苏联在西欧支持的工会运动。杜鲁门总统任命的总统外援委员会(即哈里曼委员会),对拟议中的马歇尔计划进行超党派的、独立的研究和判断,直接为最高层决策服务;其中就有劳联和产联官员参加。经济合作署设立的公共咨询局(Public Advisory Board)中,也有劳工代表。劳工部专门设置了菲利浦·凯泽领导的国际劳工事务办公室和工会咨询委员会,以便同陆军部和国务院负责劳工事务的官员进行协调、合作。国务院专设劳工帮办,会同劳联和产联,打击欧洲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甚至同意任命劳工领袖出任驻关键国家的大使。1948年3月早些时候,美国劳工领袖和西欧非共产党人控制的工会领导人集聚伦敦。会议批准了马歇尔计划,呼吁工人进行合作,并产生了欧洲复兴计划—工会咨询委员会,作为马歇尔计划执行中劳工方面的正式代言人。〔12〕这样,西欧工人运动的主流摆脱了苏联的控制,转入了美国的航道,同政府、资本家合作,缓和劳资矛盾,为优化企业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如上所述,美国认为西欧经济问题的核心是劳动生产率的低下。西欧国家也认识到这一点。欧洲经合组织宣布:“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生产率的提呷匀皇俏髋的根本问题。”〔13〕马歇尔计划着眼于西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早在1948年7月,英国和美国就成立了英美劳动生产率委员会,专门研究如何帮助英国企业提高生产率和企业效益。西欧大陆国家纷起效尤,组织各种生产率委员会,安排代表团去美国模范企业参观考察,研讨观摩,学习美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吸引欧洲人去美国学习和培训的同时,美国还在西欧开设技术及管理培训中心。此外,经济合作署还大量进行技术援助。1949年财政年度,技术援助资金仅240万美元,1952年增加到2000万美元。到1949年6月,技术援助项目遍及丹麦、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挪威、英国等。截止到1952年,技援项目增加到500多个。〔14〕

    最后,我们还必须看到,马歇尔计划甚至推动了西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马歇尔计划是基于如下考虑的,即通过有计划的美国资金和物资的输入,重建西欧经济;换言之,西欧经济已经不能自动运转,甚至单靠国家干预(如法国推行莫内计划,英国和北欧国家大力发展福利事业)也难以奏效;而需要美国的“输血”和西欧某种程度和某种形式的跨国协调、跨国干预。经济合作署搜集、分析马歇尔计划国家的经济情报,找到问题的症结并提出对策,在不同程度上卷入、干预西欧经济生活。欧洲经合组织分配美援,必须以各国的资源、生产指标、进出口贸易、国际收支及外汇储备等为依据,进行某种程度的跨国调节。这种调节促进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并逐渐促成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是国家干预经济,是自由资本主义破产的产物,它是在维护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前提下进行的生产关系的内部调整,旨在维持经济增长、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转。从大萧条到50年代初,西方国家逐渐完成了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马歇尔计划便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出笼、实施的,我们不能无视它的作用,也不能过分夸大它的意义。同时,我们必须指出,上述马歇尔计划对西欧经济三个方面的影响,是相互作用的,不能机械分割、片面强调某一方面,正如我们不能脱离西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宏观背景,孤立研究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意义一样;在很大的程度上,上述三个方面既代表了西欧经济的发展方向,又构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内涵。

 

注释:

 

〔1〕〔2〕Max Belof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y of Europe (London, 1963), p.2; pp.10-11.

〔3〕转引自Hadley Arkes, Bureaucracy, the Marshall Plan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Princeton, New Sersey, 1972), p.51.

〔4〕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Vol. III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p.230。中译本参见《世界史研究动态》, 1992年第4期。

〔5〕A.M.Schlesinger ed., 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sa Documentory History of U.S. Foreign Policy 1945-73, Vol.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1973), p.72.

〔6〕前引Beloff书, pp.39-40。

〔7〕Michael J. Hogan, The Marshall Plan, American, Britai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1987),p.274.

〔8〕〔9〕Alan Milward, The R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Europe1945- 51 (London, 1984), p.208; p.45.

〔10〕参考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Dollar Shortage (New York,1950), p.147.

〔11〕即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简称ITO。其宪章为美国国会所否决,中途夭折。原先赋予它的谈判削减关税和其他促进国际贸易的措施的任务由随后产生的关贸总协定承担。

〔12〕前引霍根书, pp.140-150.

〔13〕转引自Charles S. Maier, “The Two Postwar Eras and the Conditions for Stabi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Western Europ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86, No.1-3, 1981, p.345.

〔14〕前引Arkes书, p.246. 前引Hogan书, pp.205-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