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理想主义与东亚
霍世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影响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既有国家间自身利益的冲突，也有不同意识形态（哲学信仰、理想、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而意识形态对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但在一定意义上，意识形态因素对一个国家外交政策具有更为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从而对国与国之间关系也具有更为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传统的国家。美国建国２００年的对外关系是在美国理想主义与国家现实利益矛盾的对立与统一中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一种本质源自基督教信仰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的美国理想主义所体现的美国价值观念、道德准则、美国使命及国家目标在美国代代相传，至今它仍然是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大国的立国之本，前进的动力。
东亚在地理上距离美国最遥远。但是东亚也是１９世纪末至今美国在国外进行战争最多的地方——美国、西班牙战争、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其中除了太平洋战争是反侵略正义战争外，其余三场战争都属美国侵略、干涉战争。而在这三场侵略、干涉战争中，美国理想主义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人类进入２０世纪最后１０年之际，美国政府比过去更加强调美国理想是美国对外关系行动的准则，强调要实现“一个伟大理想：建立世界新秩序”（布什总统），强调要“以美国价值观念为指导来改变世界”（贝克国务卿）〔1〕
。今后一个时期内，美国理想主义与美国国家利益比过去会较为一致，美国理想主义将会对美国对外关系，对东亚国家关系比过去有更大影响。
一
美国是欧洲信仰基督教的新教徒的移民及其后裔在美洲大陆建立的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２００多年的建国历史形成了具有美国特点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精神传统。美国理想主义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美国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虽然长期存在争论，但是双方在美国理想、自由、民主、自由企业、基督教道德、美国生活方式这些美国价值观念和精神传统上并无根本分歧，两者的最后目标是相同的，都是要实现美国理想原则和价值观。美国罗伯特·E·奥斯古德教授在所著一书中说：“（理想主义者）他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前提”，即，“美国的自身利益将永远与理想原则有一种完美的和谐”。他说，政治家“所面对的任务是使二者（按指：理想原则与自身利益）和谐一致。如果他们能成功地使二者和谐一致，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理想主义的价值，他们就能像人们合理地希望那样更加接近完美的理想”〔２〕。
美国理想主义在北美洲大陆萌芽，它随着美国建国、向西扩张而逐渐走向２０世纪的东亚。来自欧洲的新教徒移民梦想着一个“新世界”，抱着要建设起一个“新社会”的理想远渡大西洋来到了北美洲大陆。１６世纪，一位在北美洲的西班牙主教唐·瓦斯阔·德·捷侯卡说，“称这片土地为新世界，并不是轻易地说的，这有很多原因和理由，并不是因为它是新发现的，而是因为它的人民和几乎每一件事物可以说都是头一次，这是个黄金时代”〔３〕。
宗教对美国理想主义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英国清教徒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在１６３０年３月２９日从英国开往北美洲的《阿尔培拉》号船上向移民布道时讲：“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看着我们”〔４〕。温斯罗普表达了新教徒移民的一种希望，希望他们将建立的这个新国家将像圣经中所讲的那样成为全人类所仰望的“在山上的灯塔”。温斯罗普这篇讲话是他的政治神学的体现，即与他一起前往北美洲的基督教新教徒移民从上帝那里接受了一项特殊使命——要在新大陆的荒野莽林之中建立起人间天堂，这些新的城市“就像在山上的一座城市”——一个道德的榜样，它将唤起世界各地人们跟随着它的榜样在各自土地上建立起同样的新生活。
来自欧洲的移民在梦想建立一个宗教理想国的同时还梦想着这个未来新国家，在经济发展上能解决欧洲——旧世界所解决不了的失业、宗教自由、政治压迫等问题，建立起一个经济繁荣、国家无限发展的新社会。
这种建设一个“新世界”、新社会的理想在与宗教信仰结合后，形成了一种带有宗教色彩和爱国感情的“天命观”和“使命感”。来到北美洲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认为它的人民是“特殊的人民”，是“上帝的选民”，美国人民注定要完成伟大成就。他们认为美国正在进行一场伟大的“美国（民主）实验”，“美国使命”就是要将它的民主体制和基督教福音传播到全世界。各国将追随美国的“榜样”走上同一发展道路。这种美国的“天命观”和“使命感”思想在新大陆这个新国家代代相传，源远流长。
美国独立革命战争时期，美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潘恩、建国元老华盛顿、杰斐逊，和以后的林肯都继续阐述这样一种思想：在美国建立的政体将是世界上最理想的政体，美国将是全世界的榜样，美国将领导这个世界走向理想境地。
托马斯·潘恩说，如果美国实现了独立，“我们就会有各种机会”，“去建设世界上最高尚、最纯洁的政体。我们有能力开始重新建设世界”，“一个新世界的诞生为期不远了……”〔５〕。
乔治·华盛顿与杰斐逊都深信美国是世界的“榜样”，认为美国正在建立的政治体制是人类的一次“实验”，它的成功与否关系到人类命运。华盛顿说：“人们已将维护神圣的自由火炬和维护共和政体命运的希望”，“也许是最后一次地，寄托于美国民众所进行的这一实验上”。他在１７９６年９月１７日告别演说中说美国“为人类树立了一个……新颖的榜样”〔６〕。杰斐逊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共和国，唯一的人权纪念碑……自由与自治政府神圣火焰的唯一看守人，如果今后世界其他地区接受它的有益影响的话，这一火焰就将在地球其他地区燃起”〔７〕。
美国赢得独立后，“天命”与“使命”思想得到长期宣扬，对这个国家出现了像“上帝选定的国家”、“救世主国家”这样的称呼。“天定命运”的说法在１９世纪４０到５０年代极为盛行，它在当时已成了美国向西实行领土扩张的代名词，同时也为美国的扩张提供了“依据”。“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１９世纪美国记者、外交家约翰·Ｌ·奥沙利文所主编的《民主评论》（Democratic Review）１８４５年７-８月一期上。他在１８３９年１１月就在《美国杂志》上写道：“长远无限的未来将是美国伟大的时代，在它的空间与时间宏大的领域里，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注定了要向人类显示天命原则的美德……它将以半球作地板，以星空为屋顶”〔８〕。美国基督教的一位领导人、学者、著名的基督教伦理学教授雷因霍尔德·尼布尔对此所作的解释认为，“对我们的国家命运，我们有一个宗教的看法，它说明我们国家的意义在于它是上帝为人类历史能有一个新的开端而作的努力”。他说，“从最早期历史直到目前，在美国头脑中有一层很深的救世主的意识”〔９〕。
美国理想主义的思想渊源一方面来自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人道主义思想观念，另一方面来自美国传统，也就是它的宗教传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反映了美国历史中的这一现象。他认为美国传统的本质是基于基督教道德法上的精神传统、宗教传统。他说，“美国人民有一个伟大的传统，我们模糊地看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对它的本质不太清楚。对一些人来说，它是一种物质传统，对另一些人来说，它是政治传统。从本质讲，它是一个宗教传统”〔１０〕。
这种宗教信仰引伸出一种传教士式的“世界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就是要将基于基督教信仰的美国理想、“伟大的美国实验”传播到全世界，在政治方面则将其运用于美国对外关系中。
二
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发展有密切联系。美国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发展也同样反映了，它的宗教信仰与资本主义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特点。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１１〕。“美国从一诞生起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美国是由那些为了建立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而从欧洲的封建制度下逃出来的小资产者和农民建立起来的”〔１２〕。而建立这一资产阶级共和国文明的人们是具有深刻宗教信仰的人。雷因霍尔德·尼布尔也认为，“既然美国是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在发展，……，那么美国就很自然地倾向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说，“我们现代的商业文明是一种基督教个人理想和具有资产阶级观念的历史和社会的混合体”〔１３〕。可以说，反映美国资产阶级文明的美国理想主义是基督教信仰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结合的产物，而美国理想主义则反过来一直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精神动力。
１９世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而１９世纪后半期则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时期。１８９４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已打破了英国工业的垄断地位，跃居到世界首位。到了１９世纪末，美国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实力的发展与美国对外扩张的不断加强，美国理想主义对美国对外关系的影响也逐渐加强。１９世纪２０年代，美国先是在门罗宣言下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进行扩张。曾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主任、威尔逊国际中心拉丁美洲研究项目负责人的亚伯拉罕·Ｆ·洛文索尔于１９７７年撰文指出，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干涉“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一切干涉乃源于美国的霸权图谋——这个国家相信整个半球是美国的势力范围”，“而这些国家之最大多数成了美国实际上的保护国了”〔１４〕。到了１９世纪末，美国在与西班牙进行的战争中取得菲律宾殖民地，此后美国又在“门户开放”口号下，开始了对亚洲地区进行扩张。在同一时期，１９世纪中叶到１９世纪末也正是“天定命运”在美国的宣扬达到了高峰的时期。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实力的迅速发展、美国对外扩张的逐渐加强及美国理想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宣扬三者协调地向前发展并非偶然。
２０世纪美国对东亚国家的侵略与干涉是１９世纪美国对外侵略与干涉的继续和发展。美国来到亚洲比欧洲各国晚了一步。１９世纪后半期美国加紧了对太平洋岛屿的侵略扩张。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国务卿西华德是一位怀有“美国使命”信仰的太平洋帝国论者。他认为，“这个国家（指美国）必须统治海洋帝国”。他在１８５２年第一次明确地指出，美国在大西洋的利益会有一天“相对地降低其重要性，而太平洋和它的海岸、岛屿以及海外的广大土地”必将成为“这个世界更伟大未来事件的主要舞台”〔１５〕。在１９世纪后半期，美国相继占领了约翰斯岛（１８５８）、中途岛（１８６７）。１８９８年，美国、西班牙战争后，美国占领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群岛。同年吞并了夏威夷，占领了威克岛，同德国瓜分了萨摩亚群岛。这时美国“新边疆”一下子从本土西海岸推进到了菲律宾，来到了距中国海岸仅７００海里之处。在美国理想主义精神鼓舞下，美国对外实行侵略、干涉政策，在１９世纪末变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大国，也成了一个太平洋国家。
对美国对外侵略扩张的行为，美国政府、政治家一般都是用美国理想主义的“天定命运”、“世界使命”、“拯救世界”等加以辩解。麦金莱总统说，“我们需要夏威夷，这比我们在得到加利福尼亚时干的还要好。这是天定命运”〔16〕。麦金莱总统１８９９年在对波士顿听众讲到美国对菲律宾群岛、古巴和波多黎各的占领和控制时说，这是一项“在上帝的旨意下，以人类的进步与文明名义进行的伟大的职责”〔17〕。麦金莱总统甚至说，他是在上帝启示下才决定夺取菲律宾群岛的。他说，“事实是我并不想要菲律宾”，最后是根据上帝的启示，他才决定，“只有由我们把它整个拿走，教育这些菲律宾人，提高他们，使他们文明起来，成为基督教徒”〔18〕。因此，美国向亚洲的扩张不单纯表现为领土扩张，它是一种包括物质和精神在内的全面扩张。这种精神扩张包含了要将美国理想、价值观念、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以至宗教信仰传播到亚洲。
美国在１９世纪末占领了菲律宾来到了亚洲边缘，中国始终是它在东亚的扩张重点。美国占领菲律宾的一个主要动机，是要以菲律宾作为跳板和基地，进一步推进它对中国的扩张。美国商人、政治家这时已将中国看做美国的“新边疆”。由于美国是后来者，１９世纪末，英、法、德、俄、日等国已将在华势力范围划分完毕。为了保证美国今后在亚洲各国和中国享有其他国家同样权利，和更有利于争取新的权利，于是门户开放政策便应运而生。国务卿海约翰于１８９９年９月和１９００年７月两次致送各国的照会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
帝国主义列强支持并接受了美国的“门户开放”的要求，因为，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具有独霸中国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门户开放”主张也是符合各国在华利益的。美国“门户开放”政策承认并接受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它要求在各国势力范围内享受同样优惠待遇。它有利于各国保持各自的势力范围，同时又可使美国在内的各国进入别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因此也就需要保持中国形式上的存在，只“维持中国完整”，而不问领土、主权完整。“门户开放”政策，只对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扩张有利，而对中国和亚洲国家不利，它在实质上同样是一项帝国主义侵略干涉中国和亚洲国家的政策。“门户开放”政策的一个特点是采用非武力的“合法方式”来达到侵略扩张的目的。正像“门户开放”政策的主要建筑师、当时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国务卿海约翰的外交顾问柔克义１９０４年８月５日在一篇《美国与中国问题》为题的演讲中说的：“我们现在正在从事防止任何一个国家对帝国进行压倒性的政治控制，我们在通过一切合法方式提供帮助，在他们之间建立力量平衡……”〔19〕。当时美国没有使用武力，并不是由于其崇尚道义而不肯使用武力。美国终归是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大国，当时美国还不像英、法等国有足够的军队可供使用。海约翰在１９００年９月１４日在写给Ａ．Ａ．艾迪的信中说：“我国公众舆论不允许我国武力进行干涉以阻止别国对中国进行掠夺。此外，我们没有军队。说……什么‘我们的卓越的道义立场使我们有权支配全世界’，不过是胡编乱造”〔20〕。
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并不是专对中国而言的。在１９世纪末，美国不仅要求中国、日本、朝鲜，而且要求凡是它的利益和影响还没有达到的一切地方都应向它开放。正像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费利克斯·吉尔伯特撰文所说：“当美国的利益在向世界其他部分扩展其影响时，这是隐藏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口号下的”〔21〕。在进入２０世纪之际，“门户开放”政策成为美国政府为在亚洲实现其理想目标的有力工具。
三
２０世纪的美国在世界上的理想目标是作为“世界领导国家”、国际争端的“仲裁人”，领导世界建立起一个符合美国理想主义和价值观在２０世纪美国对外关系上的体现。
在２０世纪刚开始之际，我们就听到了美国政治家们对实现美国理想和使命的热切期望。
民主党政治家、四次民主党总统提名竞选人、后在威尔逊总统任内任国务卿的威廉·Ｊ·布莱恩于１９００年８月在印第安那波利斯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上发表演说中说，美国“正逐渐地，但肯定无疑地成为世界进步的最高道德因素，和为大家所接受的世界争端的仲裁人”〔22〕。参议员阿伯特·Ｊ·贝弗里奇在１９００年１月一次演说中说，“太平洋是我们的海洋”，“所以统治太平洋的国家就是统治世界的国家。这个国家，又有了菲律宾，将永远是美国共和国”〔23〕。他在１９０１年新年除夕发表演说中说，“美利坚共和国将成为各国争端的仲裁人、成为法官，人人将承认他的法令，没有人敢于反抗他的权力”〔24〕。
在２０世纪最初２０年，威尔逊总统的思想反映了美国理想主义传统。威尔逊总统是“美国使命”与“榜样”的信仰者，他是美国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扩张主义者。他说，“我的梦想是，当岁月流逝，世界越来越认识了美国。这个世界……将转向美国寻求基于自由之上的道德激励……，美国也就将在阳光下显露出来，它的旗帜就不仅是美国的旗帜，而是人类的旗帜了”〔25〕。威尔逊在１９１９年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理想主义的国家”〔26〕。
美国理想主义与扩张主义并不矛盾，二者是并行不悖的。美国对亚洲的侵略扩张被说成是为推动亚洲国家的“开放”与“转变”。威尔逊在１８９８年说，美国在美、西班牙战争中代表“白天的黎明，而他们则代表黑暗”〔27〕。他认为美国在“使东方开放和转变上起一种部分的领导的作用”〔28〕。
威尔逊政府时期，美国在东亚、中国的利益受到日本侵华行动的损害，美国为了保护其在中国的利益，和不被日本排挤出中国，在中国被害国与日本侵略者之间充当了“调停人”。这是美国理想主义外交为领导世界建立“世界秩序”，充当世界争端的“仲裁人”的具体表现。威尔逊说，“我们是世界的调停国……，我对中立的兴趣并不是要美国脱离麻烦的这个小愿望……我对中立之有兴趣是因为有比打仗更为重要的事情”〔２９〕。
对日本１９１５年１月１８日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威尔逊政府的理想主义就是要以中国利益换取日本对美国利益的让步。国务卿布赖恩在1915年2月23日给威尔逊总统的备忘录中说：“如果中国同意割让满洲而能确保它的其余部分的自由的话——可能是有价值的”〔30〕。在威尔逊总统批准下，１９１５年３月１３日美国照会日本政府：“美国坦率承认领土相邻构成日本与这些地区间的特殊关系”，表示美国政府对日本关于在中国山东、东北和东部蒙古的要求没有异议〔31〕。同时又指示美国驻中国公使芮恩施要求北京政府要以“忍耐和友好”精神对待日本。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理想主义和价值观念受到了同属资本主义世界的德国、日本、意大利三国的侵略、扩张行动的严重挑战。在战争威胁下，美国为了自身安全，从民族自身利益出发，实行了中立主义与绥靖的方针。
罗斯福总统也是一位美国理想主义者。在思想上、精神上，罗斯福总统与威尔逊总统是一致的。两人都致力于实现“美国使命”。１９３６年６月２７日罗斯福在费城所作演说中在谈到美国国内工作的意义时说，“它是一场挽救民主的战斗。我们正在为自己和全世界拯救一种伟大而珍贵的政治体制而战斗”〔32〕。$罗斯福政府对日本的侵略行为逐渐强硬起来主要是为了保卫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了亚洲国家的自由。正像当时美国驻日本大使Ｊ．Ｃ．格鲁所说，日本的“东亚新秩序的含义之一，却好像是要剥夺美国人在中国的久已被确认的权利，这是美国人民要反对的”。因此罗斯福总统在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１日写给格鲁大使的信中指出，“在欧洲和远东，我国的利益都受到了威胁。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这些利益遭到严重危害，就得保卫。我们的自卫战略，必定是一种全球战略……”〔33〕。
对世界各国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反军国主义侵略的胜利。而美国则是把它看作是美国理想——美国民主制度的一次胜利。
四
与战后至今美国外交政策相比，相对来说，在本世纪头４５年里，理想主义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还没有今天这样显著。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美国理想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也逐渐加强。大战结束后，美国提出了要建立一个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的“世界秩序”。实际上，这种“世界秩序”是美国理想主义目标在战后的具体化。这种建立“世界秩序”的思想导致了战后美国对一系列国家内政采取了程度不同的干涉和侵略的政策。
罗斯福总统关心美国的全球利益和不忘追求美国在世界上的大国领导地位，早在美国参加战争前，就已经在为战后改造世界和建立“世界秩序”进行谋划。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２７日美国国务院决定成立“和平与改造问题委员会”，负责考虑制订美国的战后对外政策。有关这个委员会的文件指出：“在全面研究此种秩序的基本原则时，首先要考虑美国的最大利益”。文件说，“在促进建立此种世界秩序时所确定的政策，应该是美国所追求的自己的行动政策和美国企图影响的其他国家的基本政策”〔34〕。
罗斯福总统还为战后远东和平提出了一些有关尊重各国人民选择国家制度的权利和反对强权政治的原则。他在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２４日的“炉边谈话”中说，在开罗讨论了“今后若干世代确保远东和平的一些长远原则”，这包括“承认远东亿万人民不受干涉建立各自的自治政体的问题”。“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其权利都必须兢兢业业地予以尊重和保护”。罗斯福在１９４５年１月６日他生前最后一次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说：“在未来的世界里，所谓‘强权政治’所指的那种滥用权力绝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支配因素。这就是我们赞助的那些原则的核心”。他说，“我们和盟国已经宣布，我们的宗旨是尊重一切民族选择自己政府形式的权利”，“人民有权自由选择他们作为自由人而将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和制度”〔35〕。这些是罗斯福总统对战后美国理想主义外交所应遵循的一些原则的阐述，但是战后美国并没有实行这些原则。相反，它违反了这些原则，对东亚一些国家内部事务进行了干涉。
战后，国与国之间不同理想信仰、价值观的对立使意识形态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大为加强。战争末期，美国及其盟国与苏联之间的互不信任和利益矛盾已经开始加深。但是意识形态的不同，并没有妨碍大国为追求有损别国主权的各自利益而进行合作。１９４５年２月美、苏、英三国在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上背着它们的盟国中国，拿中国领土及主权进行了大国秘密交易。这种大国强权政治行为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国家主权和利益。它造成了美、苏、英三国间的互不信任，也造成了中国对三国的不信任，它对战后世界、特别是东亚形势产生了不良影响和后果。
１９４７年美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东西方冷战逐渐加强。在冷战背景上，美国理想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也显著地加强。杜鲁门总统在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２日在美国国会发表的后来被称之为“杜鲁门主义”的演说是美国理想主义在战后美国外交的又一次体现。杜鲁门总统说，“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那些正在抵抗依靠武装暴力的少数人或外来压力的奴役阴谋的自由人民”〔３６〕。杜鲁门总统所说的“依靠武装暴力的少数人”是包括了战后东亚地区中国、朝鲜和越南等国人民所进行的人民革命，而他所说的“自由人民”是指中国等国国内的遭到人民反对的一些反共的反动政权。而在１９４６年１月杜鲁门总统就已宣称，美国要“保持对日本和太平洋的完全控制”，要使中国和朝鲜“恢复”过来，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３７〕。在杜鲁门看来，自由应像他说的那样，“一切自由仰赖于自由企业……整个世界应当采取美国制度……美国制度只有变成为一种世界制度，它才能在美国生存”〔３８〕。
战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理想主义、价值观念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意义和地位比战前显得更为重要。美国外交政策与美国理想主义目标和价值观念有了更为密切的联系。美国外交逐渐成为从美国理想主义目标和价值观念出发而形成为一种基本方针、观点，同时对其他国家的理想与价值观作出反应，并在这个基础上不断调整和处理美国当前国家利益及与不同国家的关系。这可以从国务卿艾奇逊和杜勒斯的思想中看到。
艾奇逊认为，“从我国疆界以外辽阔的外部疆土所提出的迫切需要来看，对外政策是国家政策的整体。它并非是一种‘管辖’，而是一种方针，一种观点，一种对价值的衡量——今天，它或许已成为关系民族存亡的最重要的一种方针、观点和价值衡量”〔３９〕。战后，从美国理想主义出发指出美国正在领导一场世界范围的两种对立的理想、价值观的斗争的最有力人物之一是杜勒斯。杜勒斯在１９４７年３月７日写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说，当前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斗争，主要是一场西方（基督教）文明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前者由美国领导，后者由苏联领导”〔４０〕。他指出，美国人“他们感到一种世界使命感。伟大的美国实验……能成为一种榜样，它将在各处发动起巨大的力量”〔４１〕。杜勒斯根据他的长期政治实践，为保卫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为资本主义最终战胜共产主义提供了一项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高尚战略”——“和平变革”战略。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ＮＳＣ_６８：《美国国家安全目标与计划》（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４日）中的中心思想就是出于对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这个文件说，美国“所面对的问题是严重的”，它涉及的“不仅是这个共和国，而且是文明本身”。文件说，美国的“自由社会”受到“苏维埃制度在道义上的挑战。再没有其他的价值体系同我们的价值体系是这样整个地不可调和的了”〔42〕。
战后美国对中国、朝鲜和越南的干涉和侵略主要不是出于经济利益原因，也不是出于占有领土和资源的目的，而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它认为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朝鲜、越南革命政权是对美国理想、价值观念的一种“威胁”。美国认为保卫美国在内的“自由世界”是一项“全球”任务，世界上任何地方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都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都不能作旁观者而必须进行干涉，必要时直至进行全面武装干涉，以阻止共产主义“扩张”。正是这种美国理想、使命观给战后美国对外进行的一系列干涉、侵略和追求霸权行动提供了所谓的道德上的“根据”。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战后美国实行了全面援助中国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干涉政策。美国以朝鲜内战爆发为借口，对朝鲜进行军事干涉和侵略，同时派遣美国第七舰队进驻中国台湾地区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控制中国台湾。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孤立、封锁和禁运政策，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１９７２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双方发表了上海公报，共同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但是仍然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自上海公报发表以来美国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领土台湾的控制与干涉。卡特政府在与中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后三个月，就在１９７９年４月１日签署了《与台湾关系法》。根据这项美国国内法，美国一直向中国的台湾当局提供“防御武器”，声言一旦台湾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遭受威胁，因而危及美国利益时”，美国总统将“决定美国应付上述危险所应采取的适当行动”。美国政府讲，它实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但是事实却是美国政府至今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干涉政策。
在朝鲜内战全面爆发前，沿三八线朝鲜南北两方的武装冲突就不断发生，冲突的加剧终于导致朝鲜内战于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全面爆发，并进而发展成为一场美国在联合国旗帜下进行的一场干涉和侵略战争。美军不顾中国警告越过三八线向中国边境进军，中国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美国企图武力消灭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遭到挫败，最后达成朝鲜停战协议，但是几万美军至今仍然驻扎在朝鲜南部。
战后美国政府同样是以意识形态观点看待朝鲜与印度支那“冲突”的。艾奇逊认为，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殖民战争，“是全世界抵抗共产党的征服和颠覆企图的活动的一部分，法国在印度支那负有重大的任务，就像我们在朝鲜所承担的一样”〔４３〕。而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当一个越南人或一个中国人的自由被人拿走时，我认为我们也丧失了一些自由”〔４４〕。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１９５２年初制订的《美国在东南亚的目标和行动方针》文件所确定的美国目标是：“防止东南亚国家落入共产主义的轨道，帮助它们增强抵抗内外共产主义的意志和能力，并促进自由世界的加强”。〔45〕其后，美国取代法国地位打了一场长期越南战争仍然是主要出于反对共产主义这一意识形态上的考虑。
战后中国、朝鲜、越南人民所进行的革命与美国独立革命在一点上是相同的，即三国人民像美国人民当年一样地行使了他们不可剥夺的自由选择政府、制度以及生活方式的权利。美国对中国、朝鲜、越南的干涉和侵略说明了，美国并没有实行它所说的尊重各国人民自由选择的原则，美国对它的理想主义原则、价值观采取了双重标准，它所坚持实行的是大国强权政治的原则。
美国对中国、朝鲜、越南的干涉与侵略与美国理想主义所一直声称美国要起“榜样”作用的说法也不相符。“榜样”作用绝不是干涉。正如小亚瑟·Ｍ·施莱辛格教授所说，“如果美国要拯救世界，它应通过使它自己的体制臻于完善的办法去作，而不是到别的国家里去整理内部；应通过榜样而不是干涉”〔４６〕。
战后，美国对中国、朝鲜和越南实行干涉和侵略政策不断遭到失败，其原因就是美国所
反对的是一个国家绝大多数人民所进行的争取民族独立、主权的正义事业，它绝不是任何外国干涉、侵略所能消灭的。美国就是以它的理想、价值观念为理由也无法掩饰它对中国、朝鲜、越南所进行的干涉、侵略的非正义性。在这里，自决原则也被美国政府滥用了。美国并没有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利。自决原则不但没有阻止美国政府对别国内部事务进行干涉，反而成为它用来说明对别国进行干涉、侵略是“正当”的。但是美国这种干涉、侵略政策在美国国内也是不得人心的。汉斯·Ｊ·摩根索教授说，“越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大悲剧——是政治、军事和道德观念上的一个悲剧”。他认为，美国“所犯的、并还在继续犯的根本错误就是确信所谓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外部阴谋的结果”。他认为，“反对越南人民的这场战争是非正义的，因为这里没有道德目标可以认为所使用的手段是正当的”。他指出，“有趣的是要注意到，这种非正义和道德原则的堕落是一种很典型的美国特性的结果，它就是理想主义。正是因为我们有一种要完成的使命观念，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人类才使我们进入了越南”〔47〕。
从６０年代至今，美国总统在国内外继续不断强调美国理想、价值观念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意义，和美国所抱有的建立新世界的使命感。肯尼迪总统在１９６３年说，“正在锻造中的新世界这块铁，现在已准备好浇铸。我们的工作就是尽我们所能将它铸造成我们、我们的孩子以及全人类所想要的那样一个世界”。尼克松总统说，美国“这些理想在地缘政治上还远未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必须继续领导自由世界”，美国“掌握着未来”〔４８〕。卡特总统写道，“在我看来，树立美国理想主义的榜样，是处理外交事务的一种切实可行的和现实的态度，道德原则是行使美国武力和扩大美国影响的最好基础”〔４９〕。里根总统认为，“美国对外政策方面的……领导必须始终反映对美国的基本利益、价值观念和原则的深刻理解”〔５０〕。
五
各国人民都珍视基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上的理想与价值观念，这应受到各国的尊重。但是各国的理想、价值观在一定意义上都有它的局限性，不能照搬。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认为自己有权将它的理想、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但是，在美国理想主义、美国使命观念影响下，长期以来，在美国有一些人习惯于用美国自己的价值观来看待亚洲。
在５０、６０年代，有的美国学者认为，东亚国家文明落后，只有接受西方、美国的文明与价值观念，进行西方现代化，才能实现美国和西方社会的那种“转变”（“Transformation”）。如费正清、埃德温·Ｏ·赖肖尔和阿伯特·Ｍ·克雷格三位美国学者在１９６５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认为，在东亚国家，“思想与行动的主要传统形式一经确立，就具有一种惰性”，“只要未和西方直接接触，它们就只发生过‘传统范围内的变化（Change）’，而未有发生过转变”〔５１〕。他们认为，“目前东亚混乱的实质是源于西方的新的力量同传统的习惯与思想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三千多年的相对孤立的传统东亚文明”在“接触了”“西方世界”之后“产生了动荡和转变”〔５２〕。三位学者这里所说的“转变”，看来是指美国、西方国家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价值观念指导下所经历过的转变。看来，这种看法是认为只有美国和西方国家历史上所产生的西方文明才称得上是转变，而东亚国家在未接触和接受西方文明、价值观念之前发生的只是各国“传统范围内的变化”，而不可能发生像西方国家那种产生了西方文明的“转变”。
对东亚国家来说，上述看法是与东亚各国的历史与现实不符的。东亚国家历史上和二次大战后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根本因素存在于这些国家本身的历史与现实之中。外国的影响起一定作用，但它们终归是第二位的。而且历史上外国影响的其中一个结果是使东亚一些国家中国、朝鲜、越南、菲律宾等国曾先后处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东亚国家中国、朝鲜（北部）和越南人民在本国共产党、劳动党领导下进行了长期的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并在战后终于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人民政权，自由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是这些国家自身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这些国家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取得的，而不是任何外国强加的。战后，中国、朝鲜（北部）、越南等国发生了革命性的根本转变，而不是上述三位美国学者所说的“传统范围内的变化”。与美国、西方国家所不同的是，中国、朝鲜（北部）、越南等国所发生的转变是在社会主义理想、价值观念指导下完成的。
自５０年代以来，一些美国政界人士和学者从历史经验中同样看到美国不应试图将它的理想、价值观念强加于别国，他们指出美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像约翰·Ｄ·洛克菲勒第三在５０年代末曾说，“我们一定不要想把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别国人民”。他认为对亚洲国家，“我们的很多观念对他们来说可能有很不同的意义。他们的背景、历史和地理、他们的资源、他们的习惯可能使他们对诸如民主、共产主义，或者比如个人自由这些问题的看法在我们看来是十分奇怪的”〔５３〕。６０年代，小亚瑟·Ｍ·施莱辛格教授谈到，“每一个国家，当然有它的与众不同的发展问题，必须按照这个国家它自己的传统、能力和价值来解决这些问题”〔５４〕。前总统尼克松在表达他深信美国是“思想意识形态的灯塔”的同时，也多次谈到美国“不应当试图把我们的信念强加于人”〔５５〕。历史学者迈克尔·Ｈ·亨特教授说，“美国价值，特别是美国的自由观念，它们的输出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他认为，现在已经是到了美国人“发现和接受”美国想要“形成其他社会的能力是有限的”这样一种看法的时候了〔５６〕。
战后东亚地区中国、朝鲜（北部）、越南等国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说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变化不可能脱离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一个国家才谈得上借鉴与吸收其他国家人民的某些有利于本国发展的经验。不论是社会主义制度，或是资本主义制度，它们都有各自的一些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念，但是它们都不存在各自的统一模式。那种认为美国理想原则、价值观念对各国普遍适用的观点是不实际的，因而是行不通的，２０世纪的美国与东亚国家关系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
六
进入９０年代，一些美国官员和学者强调，今日美国已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处于世界“领导国”地位，２１世纪将是“美国世纪”，美国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已不再对立，美国要“以美国价值观念为指导来改变世界”。
战后以来，美国一直在追求它在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国”地位。不久前，东欧一些国家先后发生了变化，中国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前进道路上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在这种形势下，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共产主义确实结束了”〔５７〕，“冷战以西方的胜利告终”〔５８〕。认为“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美国是世界的中心”〔５９〕。认为美国为了实现它的理想、价值观，要承担和发挥它的世界领导作用。国务卿贝克在１９８９年４月提出美国要“以美国价值观念为指导来改变世界”〔６０〕。他在１９９０年３月３０日强调说，“美国的理想是我们行动的道义准则。我们的力量是变理想为现实的手段”，“随着我们进入一个民主新时代，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对立的老论点必须被理想主义加现实主义所替代”。他说，美国的新任务就是，“一个实行美国的理想和美国的利益的任务”〔６１〕。布什总统则在１９９１年１月２９日提交国会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并热烈地赞扬了美国理想及美国对世界的领导作用。他在咨文中说，“两个世纪以来，美国给世界树立了一个鼓舞人心的、自由民主的榜样。数十年来，美国领导了保持和扩大自由之福泽的斗争。在当今千变万化的世界上，美国的领导是不可或缺的”。他要求美国的“社区和每一个美国人……为下一个美国世纪做好准备”。
当以美军为主力的联军取得最近海湾战争的胜利后，美国举国振奋，美国理想主义得到了极大的宣扬。布什总统在１９９１年３月２日向海湾的美军讲话中说，如今美国人“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信心”，“越南战争的幽灵已经被埋葬在阿拉伯半岛的沙漠中”，“美国人民没有对付不了的事”。
美国政府如果在它的对外关系中想要以美国理想、价值观念“作为指导来改变世界”，并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世界的“领导”的话，就有可能再一次把意识形态分歧引进到国与国之间关系中来。这只会再次损害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与发展事业，这对美国人民也是同样不利的。战后冷战的基本教训就是把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理想、价值观念）分歧引进到国与国的关系中来从而造成了国家间关系的全面对抗，危及了世界的安全与稳定。
人们如果从近年来东欧一些国家发生了变化，从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就得出结论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胜利，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从而认为美国现在已经可以“以美国价值观念为指导来改变世界”了，那么美国的想法会继续落空的。
亚洲和世界需要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新秩序，它是建立在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完全平等的基础之上，由各国通力合作建立的世界新秩序——这是一种相互尊重平等的政治关系和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关系。这种尚待建立的世界新秩序绝不应、也不可能是由某一大国充当世界领导国，按照这个大国的理想、价值观建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战后历史已经有力地说明了，一两个世界超级大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理论必然带来大国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不良后果。今天仍然依恋这种已经过时了的大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思想是不明智的。
今天人们已能看到，在冷战之外存在着一条通往和平的真实道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及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道路。５０年代周恩来代表中国首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阐述了和平共处思想。周恩来说，“只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才有保障。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主权和领土的侵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内政的干涉，都不可避免地要危及和平。如果各国保证互不干涉内政，各国人民就有可能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选择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６２〕。$如果各国能作到将本国理想、价值观念与世界现实密切结合起来，不抱意识形态偏见，并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观察这个人类共同生活的世界的话，就会能比较清醒地看到和平共处的道路对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条公正的道路，是保证人类在２１世纪走向和平与发展的唯一可靠的道路。
注释：
〔1〕President Bush: State of the Union, January 29, 1991; Secretary Baker: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A Force For Freedom, before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 on April 14, 1989, Washington, D.C..
〔2〕Robert Endicott Osgood, Ideals and Self-Interest in America's Foreign Relation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56, p.23.
〔3〕〔4〕An Early American Reader, Edited by J.A. Leo Lemay, U.S.I.A., 1988, p.1; p.23, p.13.
〔5〕《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北京，１９８２年，第５７页。
〔6〕《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北京，１９８３年，第２５７、３２２页。
〔7〕Letter from Jefferson to the “Citizens of Washington”, March 4, 1809, in Andrew Lipscomb and Albert Bergh, eds.,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Vol. XVI, Washington, D.C.: The 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 Association, 1903-1905, pp.347-348.
〔8〕J.L. O'sullivan, Modern Composition Depends, Chapter VI, The Great Nation of Furity. (原文引自A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Reader, edited by M. Thomas Inge, U.S.I.A. 1987, p.8.
〔9〕Reinhold Niebuhr, 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 London, Nisbet＆ Co. Ltd., 1952, p.4, p.59.
〔10〕John Forter Dulles, “Our Spiritual Heritage”, Address at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Forum, Oct. 21, 1947.
〔11〕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12〕马克思致尼·弗·丹尼尔逊（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１７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９卷,第１４７页。
〔13〕Reinhold Niebuhr, 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 p.28, pp.11-12.
〔14〕Abraham F. Lowenthal,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in America: Ending the Hegemonic Presumption, (Two Hundred Year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edited by William Bundy, 1977, 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ook), p.185, p.188.
〔15〕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N.Y. 1922), p.408.
〔16〕引自Thomas A. Bailey,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7th Edition,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4, p.421.
〔17〕〔18〕转引自Micheal H.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p.38. Note.29; pp.473-474.
〔19〕Toward A New Past, edited by Barton J. Bernstein, Vintage Books, New York, 1969, pp.195-196, Note 55.Rockhill, The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Question.
〔20〕Towards A New Past, p.195, Note 54, Hay Papers.
〔21〕Felix Gilbert, Bicentennial Reflections, from Two Handred Year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5.
〔22〕布莱恩的演说转引自Robert Endicott Osgood, Ideals and Self-Interest, p.87, Note 2.
〔23〕Foster Rhea Dulles, China and America. pp.104-105.
〔24〕Claude G. Bowers, Beveridge and the Progressive End, Boston, 1932, p.143, 转引自Ideals and Self-Interest, p.87. Note 1.
〔25〕Beker and Dodd, Public Papers, III. pp.147-148, 转引自Ideals and Self-Interest in America's Foreign Relations, p.178, Note 17.
〔26〕Wilson Message and Papers, ed. Albert Shaw, New York, 1924, 2: 815, 822, 969, 1025.转引自A. Schlessinger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1986, p.16, Note 56.
〔27〕Arthur S. Link et. al., eds.,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Princeton, 1966, 11: 66.转引自M. H.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p.129, Note 8. Note 10.
〔28〕同〔25〕, 11: 440, 12: 18, 14: 433, 18: 104. 转引自M. H.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p.129, Note 10.
〔29〕Baker and Dodd, Public Papers, III, 302-307. 转引自Osgood, Ideals and Interest, p. 181. Note 25.
〔30〕R.W. Curry, Woodrow Wilson and Far Eastern Policy, New York, 1957, pp.116-117.
〔31〕Paul Clyde,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Diplomatic and Public Documents, 1839-1939, Russel＆Russel. Inc, 1964, p.259.
〔32〕《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北京，１９８２年，第１２８、１２９页。
〔33〕约瑟夫·Ｃ·格鲁，《使日十年，１９３２－１９４２》，商务印书馆，北京，１９８３年，第１４１、１４４、２９３、３６２页。
〔34〕Harley A. Notter, Postwar Foreign Policy Preparation, 1939-1945, Washington, 1975, p.20.
〔35〕《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北京，１９８２年，第４５１、４５４、４９１、４９３页。
〔36〕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三联书店，北京，１９７４年，第１２１页。
〔37〕转引自M.H.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p.167.
〔38〕Harry S. Truman,Quoted in Noam Chomsky, 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Penguin Books, 1969, p.215.
〔39〕Dean Acheson, This Vast External Realm, W.W. 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73, p.255. fromThe Secretary of State, 1960, The American Assembly, ColumbiaUniversity, ed. Don K. Price.
〔40〕J.F. Dulles, “Secret Memorandum”, March, 1947, D.P. Box 31, 转引自M.G. Toulouse, Transformation, p.189, Note 24.
〔41〕J.F. Dulles, “Foreign Policy--Ideals, Not Deals”, at the Island Daily Press Association, Chicago, Dulles Papers.
〔42〕FRUS 1950, I, pp.237-292.
〔43〕《艾奇逊回忆录》(中译本)，第574页。
〔44〕The Pentagan Papers: The Defense Department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Decisionmaking on Vietnam, Senator Gravel ed. Boston, 1971-1972, 1:362, 597, 606. 转引自M.H.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p.169, Note 77.
〔45〕The Pentagan Papers, as publish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Bantom Books, Inc., 1971, pp.27-32.
〔46〕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1986, p.53.
〔47〕Hans J. Morgenthau, The Lesson of Vietnam, In John H. Gibert, ed., The New Era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73, p.13, p.14, p.17.
〔48〕尼克松：《角斗场上》，新华出版社，北京，１９９０年，第３５５、３６６、４０４页。
〔49〕吉米·卡特：《保持信心》，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３年，第１２９页。
〔50〕罗纳德·里根：１９８４年４月６日在乔治城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发表的讲话。美国新闻署１９８４年４月５日电。
〔51〕J.K. Fairbank, E.O. Reischauer and A.M. Craig,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5. p.5.
〔52〕J.K. Fairbank, E.O. Reischauer and A.M. Craig,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Ltd. 1973, p.3.
〔53〕John D. Rockefeller, III, Asian Understanding—— the Citizen's Responsibility, in the East and West Must Meet, The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9, A Symposium, pp.94-95.
〔54〕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nd Morton, White, ed., Paths of American Thought, Houghton Mifflin Co. Boston, 1970, p.531.
〔55〕Richard M. Nixon, 1999: Victory Without War, Simon and Schuster, 1988, p.305, p.314; In the Orena, Simon and Schuster, 1990, p.34.
〔56〕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p.193.
〔57〕〔59〕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1990/91, Vol. 70.No.1, p.24; p.23.
〔58〕Michael Mandeibaum, The Bush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 1990/91, Vol. 70.No.1, p.14.
〔60〕Secretary Baker before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 on April 14, 1989, in Washington, D.C.
〔61〕国务卿贝克，１９９０年３月３０日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世界事务委员会所作《民主和美国外交》的演说，新华社，参考资料，１９９０年５月２４日。
〔62〕周恩来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的发言（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９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４年，第１５０－１５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