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美安全合作的纠葛及其前景
宫少朋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史研究所
７０年代初期以来，澳美之间在安全合作领域里出现了一些虽不能根本动摇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但也应当引起注意的事情，这主要表现在：澳“自主防卫”政策的确立、美在澳军事设施的去留和澳新美同盟的前景三个问题上。本文拟对此谈一些简要的看法。
背 景
澳大利亚是一个由英国移民建立起来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外交上唯英国马首是瞻。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迅速为日本军队所击溃，澳大利亚也因此失去了受英国保护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执政的澳工党政府决定采取“疏英亲美”政策，与美国合作以保卫澳本土安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担心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所谓“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以及感到“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承担的义务日益增加，可能导致他们对南太平洋事务的忽略”，澳大利亚放弃了曾一度打算执行自主对外政策的设想，积极要求与美继续结盟，以作为自己的安全保障。但是，由于双方在对日本重新武装的限制问题上存在分歧，澳大利亚的建议最初并没有得到美国的积极响应。
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澳大利亚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放弃了原来对日本重新武装严加限制的主张，同意参加美国拟议建立的沿日本、冲绳、中国的台湾省、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组成的“太平洋地区防务”“近海岛屿链”。１９５１年９月，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和美国通过谈判，签定了《澳新美安全条约》，以新中国为主要对手，配合美国在西太平洋实施“前沿防御”。〔１〕
为了确保能得到美国的军事保护，澳大利亚海军自５０年代初就开始参加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进行的反潜军事演习和作战活动。１９５４年９月，澳大利亚又参加了由美国发起组织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对华实行“遏制”政策。１９６２年５月，应美国海军的要求，澳大利亚战后第一次同意美军在西澳西北岬建立海军通讯站，随后又陆续建立了一批美军事设施，用当时担任澳政府总理的孟席斯的话说，这一举动标志着澳美两国的军事合作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２〕澳美安全合作发展的最高峰是１９６５年８月澳应美方要求派兵参加越南战争，结果造成数百名澳大利亚军人丧身异域，用自己的鲜血“预付”了寻求美国支援
的“保险金”。
１９６９年７月，美国企图从印度支那脱身，宣布“尼克松主义”，澳大利亚始发现自己的防务正处在一个极为不利的地位上。用曾担任澳国防军总司令的皮特·格拉顿海军上将的话说，“前沿防御”从纯军事的角度上看至少给澳大利亚的防务建设带来三个不利因素：首先，推行“前沿防御”使澳军首脑只注重如何对抗“国际性的威胁”，而在如何对抗“对本国威胁”的问题上不甚了了；其次，澳海陆空军只知本军种应如何配合盟国同军种联合作战，而对澳三军如何协同行动几乎毫无所知；第三，长期把军队派往海外作战使澳本国的防御设施分布极不合理，大多集中在东南一隅，而在北部和西部几乎毫无建树。〔３〕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连续２３年处于在野地位的澳大利亚工党重新执政，不久就宣布从印度支那撤军，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新的对外政策客观上要求澳工党政府重新考虑自己的防务政策，但在继续配合美国搞“前沿防御”，还是革故鼎新问题上，澳政府并没有作出最后的抉择。《１９７５年澳大利亚外交事务报告》承认，“在澳大利亚军事力量尚还虚弱的情况下”，“对美国的依赖是难以避免的”。〔４〕
1975年12月，自由党——国家党政府上台执政，澳国防政策进入了新闻界称之为“十年的徘徊期”。在这一期间，澳政府开始注意本土防卫、特别是北方防务问题，修建了达尔文、卡尔内斯海军基地，扩建了德尔比军用机场，但在苏联南下金兰湾的形势下，认为澳大利亚仍应配合美国实行“前沿防御”。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１９８３年３月工党再度上台。
工党政府一组成，就决定将澳海军当时拥有的唯一一艘航空母舰“墨尔本号”退出现役，并决定不再建造新的航母。工党政府的这一决定在澳军内外引起重大反响，因为没有航空母舰，澳海军的反潜能力和远洋攻击能力将受到巨大削弱，从而也无法继续配合美国在西太平洋实行“前沿防御”。为此，１９８５年２月，澳国防部长金·比兹利任命著名战略问题专家鲍尔·蒂普为自己的高级顾问，要他在一年内对澳“目前和未来的防务问题”提出“全面建议”。
《蒂普报告》与澳“自主防卫”政策的确立
蒂普原先供职于澳国防部联合情报局，１９８１年弃政从教，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战略研究中心担任副主任，以研究苏联问题见长。１９８６年６月，他受命撰写的《对澳大利亚国防能力的考察》〔５〕正式完成，这个被称作《蒂普报告》的文件在澳国内引起了一场持续近三年的有关国防政策的大辩论。
作为一个苏联问题专家，蒂普在苏联对澳大利亚构成的潜在威胁问题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蒂普认为，苏联是一个“有缺陷的超级大国”，其海军力量的发展在８０－９０年代将仍然局限于北太平洋地区。只要美苏对抗存在，苏联就难以对澳构成大规模的直接威胁。因此，蒂普在报告中虽然提到了苏联在金兰湾建立海空基地，并且把带有情报搜集设备的“渔船”派到南太平洋，但不认为苏联会在近期内大举进攻澳大利亚。
蒂普还认为，天然的地理位置使澳远离全球性对抗的“热点”，因此是目前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除超级大国以外的任何国家要对澳发动大规模进攻，都需若干年的战争准备——日本至少需要五年时间，而其他国家则需要十年。尽管美苏间核大战在近期内极不可能发生，即使突然爆发，苏联对澳的核攻击也将仅限于美国在澳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所以，发展以应付全球核大战和外敌大规模入侵的军用设施和民防体系显然不应在澳国防规划中占优先地位。
蒂普指出，８０－９０年代，对澳大利亚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低强度的武装冲突。因此，澳军必须有能力在这种冲突爆发后“抗拒”敌人所实施的低强度战争，保证“通往澳大利亚的海空通道不被任何国家所切断”，阻止敌人在澳国土上取得立脚点从而迫使澳在政治上作出让步。
对于低强度战争威胁的来源，蒂普指出，澳大利亚已不再认为中国是自己的主要威胁。但在同时，蒂普借用第三者的话说，澳大利亚“公众对于来自亚洲的威胁仍然感到恐惧”，由于印度尼西亚与澳从前的托管领土巴布亚新几内亚接壤，两国军队曾在边境交过火，所以公众认为澳大利亚“下一次军事行动将是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对抗印度尼西亚”。
蒂普不认为美国在澳大利亚与其他国家发生低强度冲突时会给予澳以实质性的军事支持。他强调说，自１９６９年以后的美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改变“尼克松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澳国防政策的最终目标应当是实现自主防卫。这种自主防卫既应顺乎澳公众舆论，是非核化的，也应以实际可能的国防开支为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蒂普认为，“前沿防御”战略应当抛弃，代之以他所提出的“抗拒战略”。这种新战略应当以“层式防御”体系来实施，第一层是对北方沿海１０００海里内的全面监视和预警系统，保证及时发现正在向澳大利亚接近的入侵者；第二层以Ｆ／Ａ－１８战斗机和轻型护卫舰为主体，实行近海歼敌，阻止敌人在澳本土登陆；第三层是直升机机降部队，保证在近海歼敌后能将残存的入侵者“消灭在海滩上”。
澳国内人士对《蒂普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不少人对“抗拒战略”、“层式防御”等概念提出了批评意见，或认为其难以遏制冲突爆发，未免过于消极，或认为其实质上是要搞“澳大利亚要塞化”，开支较大，难免要增加纳税人负担。但从总体上看，人们对《蒂普报告》的评价褒大于贬，对其放弃“前沿防御”、实行“自主防卫”的主张，没有实质性的反对意见。〔６〕
美国官方对《蒂普报告》建议继续保持澳美同盟关系、允许美军继续使用在澳军事基地表示欢迎，同时认为，澳在加强国防建设方面突出自身的作用是一件好事。〔７〕但一般说来，美国舆论对报告的反应谈不上热情。有人批评《蒂普报告》仅从狭窄的地理角度看问题，而不是从全球性的战略威慑、战略均势着眼，所以对来自苏联的威胁——直接的或由“代理人”实施的——显然缺乏足够的重视。〔８〕还有人批评《蒂普报告》对澳的战略环境估计过于乐观，只专注本土防御，削弱了与美的安全合作。〔９〕
澳工党政府《１９８７年澳大利亚国防政策白皮书》对《蒂普报告》的不少提法做了引人注目的修正。考虑到美国对报告过于专注澳本土防御的指责，白皮书指出，澳国防政策的基本点是：本土防御、区域合作和保持联盟，兼顾了三方面的关系。白皮书还指出，与澳大利亚安全利益直接相关的区域西起科科斯群岛，东至新西兰，北到印尼，南达南极洲外缘，东西长４０００海里，南北宽３０００海里，约占整个地球表面积的１／１０，比报告所提议的范围有所扩大。〔１０〕这说明，澳大利亚在放弃“前沿防御”战略的同时，希望用承担更多一点儿防卫义务的办法来继续保持与美国的安全合作。白皮书还用“纵深防御”的概念代替了蒂普所提出的“抗拒战略”。至于“纵深防御”的内涵是什么，白皮书既未加以解释，也没作任何定义。舆论认为，这一修正的目的在于安抚印尼，表示澳之国防政策“纯粹是防御性的”，因为印尼新闻界对《蒂普报告》曾给予严厉的抨击。
应当指出的是，除了这些修正外，白皮书在“自主防卫”、“层式防御”等重大问题上都接受了《蒂普报告》的建议，蒂普在完成报告撰写任务后也被任命为澳国防部联合情报局主任。可以说，通过《蒂普报告》和《１９８７年澳大利亚国防政策白皮书》，澳国防政策已结束了多年的“徘徊”，完成了从过去依赖于美国的军事保护到在保持澳美军事同盟的情况下逐步实现“自主防卫”目标的过渡。
美国在澳军事设施的去留
在澳大利亚国土上到底有多少处美国的军事设施？这个问题澳美双方在１９８８年１１月以前都没有证实过。１９７７年，一位印度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曾列举过９处，他并且声称，美在澳军事设施最多时曾不少于１６处。〔１１〕美国学者西蒙按使用目的将８０年代保留在澳本土上的美国军事设施划分为三类：（１）支援美军在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实施作战行动的供应、加油、停泊设施，主要设置在澳方允许美军与其共同使用的达尔文空军基地和西澳佩斯市附近的考克博桑德海军基地；（２）美国海军的通讯、指挥、控制系统，主要是位于西北岬的哈罗德·霍尔特海军通讯站；（３）战略核武器情报的收集和监视系统，主要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设在澳北部地区松树岬的间谍卫星地面接收站，以及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设在南澳诺隆加的战略预警卫星地面接收站。〔１２〕
自７０年代初开始，澳大利亚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国在澳军事设施的管辖和去留问题提出异议。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平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麦克认为，松树岬和诺隆加卫星地面站的主要任务是及时接收和处理美国战略侦察卫星系统发回来的数据，判断苏联陆基导弹的准确位置，并在苏发动核袭击时迅速向美国国内发出预警信号，以确保美“第二次核打击”能达到预期目的。然而，由于精确制导技术的发展，如果美国能准确地确定苏战略核武器的位置，它就具备了对苏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的能力。也正由于此，松树岬和诺隆加卫星地面站完全有可能成为苏在危机时刻进行首次核突袭的目标。一旦这些设施受到核袭击，澳国土就难免要受到核侵害。〔１３〕
麦克的同事、澳著名核战略问题专家戴斯蒙德·鲍尔与麦克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在美苏核力量形成均势的情况下，核大战极不可能发生；就是一旦发生核战争，由于松树岬和诺隆加卫星地面站远离澳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苏联核武器对这两处基地的攻击很难对澳大利亚社会产生巨大的破坏效果。〔１４〕在鲍尔看来，美在澳军事设施给澳大利亚带来的不利影响主要来自政治方面，这就是澳政府对这些基地、设施的管辖权和控制权问题。鲍尔指出，１９７５年以前，美在澳的军事设施归美军单独使用。１９７５年以后，澳美双方根据达成的协议共同使用美在澳军事设施，但在实际上，澳方人员根本无法接触到其中的某些高精密设备。假如美方仍像１９７５年以前一样利用其自己掌握的设备支援美军在世界的军事行动，它的对手在进行报复时——比如说采取恐怖行动——也会殃及澳大利亚。〔１５〕
安德鲁·麦克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澳反核人士的意见。他认为，只有把美国军事设施迁出澳大利亚，澳才有可能不使自己被列入苏联核攻击的目标。澳工党政府一贯自诩为国际社会中宣传“非核化”最积极的政府之一，但它却从未提出过让美军事设施撤出澳大利亚。据美方人士透露，澳工党政府在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时曾提出过美在澳军事设施的控制权问题，要求澳美双方共同控制全部设备。不过美方认为，澳这一举动的主要目的是以此作筹码，希望美国能在贸易、出口补贴等方面对澳让步，而非完全出于安全考虑。
８０年代末，随着美苏缓和与全球核大战危险的减退，澳大利亚反核人士又一次提出了美从澳撤出军事设施的要求。他们认为，既然美苏双方有可能就大规模削减战略核武器达成协议，那么美方就没有必要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都部署卫星地面站，特别是美国已在联邦德国的卡堡建立了与在澳设施同等规模的卫星地面站，美在澳设施可以迁到那里去。
戴斯蒙德·鲍尔对此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越是军备控制取得进展，松树岬和诺隆加军事设施的军备控制核查功能就越为重要。由于这两处设施所接受的信号来自处于太平洋赤道上空的侦察卫星，可以不间断地监视苏联进行导弹试验的全过程，而在联邦德国卡堡的卫星地面站却做不到这一点，所以美在澳设施本身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鲍尔得出结论，“９０年代军备控制的进程将完全仰仗于”美在澳设施的“能力及其效用”。
澳工党政府在美军事设施的去留问题上的态度基本上与鲍尔的看法相一致。１９８８年年底，当苏联宣布裁减军队数量并准备从东欧撤出部分军队时，澳前总理霍克宣布，如果美苏能达成新的军备控制协议，澳将同意把松树岬和诺隆加两处军事设施的使用期延长到下一个世纪。
目前还没有澳美间关于军事设施使用期限的协议见诸于世，但是，由于第二座新的大型天线正在诺隆加安装，而第九部地面接收装置也已在松树岬安装完毕，可以断定美方目前对其在澳军事设施的前途并不感到担忧。今后澳美之间如在军事设施问题上有所争执，那么更多的将是出自设施的控制权问题，而非主要出自它们的去留。
《澳新美安全条约》的前景
澳大利亚工党之所以能于在野２３年后重新上台执政，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它顺应了６０年代末和７０年代初澳国内反对参加越南战争的潮流。１９７２年年底工党上台后的第一项重大外交决策就是从越南撤出澳大利亚军队，其后澳工党总理惠特拉姆还多次批评了美国对印度支那的政策，结果导致澳美关系一度趋于紧张。
然而，惠特拉姆领导的工党政府从来也没有对构成澳美安全合作基础的《澳新美安全条约》提出过怀疑和挑战。１９８３年霍克领导工党政府以来，尽管澳美双方在建立南太平洋无核区方面有分歧，但霍克从未公开批评过美国的重大对外决策，澳美关系一直处于较好的状态之中。
８０年代对澳美安全合作造成麻烦的事件出自《澳新美安全条约》的第三方——新西兰。１９８４年，朗伊领导的新西兰工党政府正式宣布，新西兰禁止使用核动力或载有核武器的外国军舰驶入新西兰港口。这个决定被长期坚持“既不肯定、亦不否认”原则的美国海军所拒绝，其结果是１９８５年美国停止了对新西兰所承担的防务义务，由此提出了《澳新美条约》的前途问题。
澳大利亚虽然在建立南太平洋无核区方面与新西兰工党政府有相同或近似的看法，但认为保留澳新美条约体系应占更大的权重。据科洛尔·贝尔女士解释，澳新美条约体系的作用在于通过保持全球性的核均势，减少对澳大利亚核侵害的可能性，因此较之任何维持地区均势的体系都显得更为重要。由于这一点，澳大利亚在新西兰与美国的争执中站到了美国一边，它不仅没有拒绝美国海军舰只的来访，还继续按《澳新美安全条约》的规定与美国举行定期磋商，共同进行军事演习。
在保持与美国的安全合作的同时，澳大利亚并没有忽视地区安全体系、特别是它与新西兰军事合作的重要性。根据１９４４年达成的《澳新协定》，澳大利亚继续保持着与新西兰在防务、军事工业发展等领域中的合作。譬如，澳新两国共同订购了１０艘ＭＥＫＯ－２００型护卫舰，全部试制费用由澳单独承担。除此之外，澳大利亚还多次呼吁美国方面提高与新西兰接触的官员的级别，试图弥合双方的分歧。但美方回答说：“放松对新西兰限制的适当时机尚未最终到来”。
１９９０年底，新西兰国民党在大选中战胜工党，上台执政。许多人认为，鉴于过去新西兰国民党政府对新西兰和美国的安全合作采取积极的态度，新美关系的转机已经到来，澳新美同盟不久将会得到全面恢复。然而，新美关系并没有出现人们所预期的重大变化，而新的形势又为澳美间同盟关系带来新的因素。
１９９０年９月，美国国防部宣布，由于大幅度削减军费开支，美国将停止在１０个国家１５０个军事场点内的军事活动，或是裁减驻扎在那里的军事力量，其中在澳大利亚西北岬的海军通讯站将完全移交给澳海军。〔１６〕
除了财政原因外，美军移交西北岬通讯站还有着技术方面的原因。由于美国已发展了先进的卫星通讯、导航和定位系统，西北岬军事设施为印度洋美军潜艇所提供的技术保障作用已下降到可有可无的程度。但是，首先提出移交西北岬基地的并不是美国，而是澳大利亚本身。
８０年代初，澳大利亚海军在西澳佩斯建立了西海岸海军司令部，受命遂行任务的重点区域是印度洋和西南太平洋。西北岬通讯站的作用对于美国海军可以说是无足轻重，但对技术水平尚未达到尖端程度的澳大利亚海军来说却十分重要。因此，霍克在１９９０年初写信给美国总统布什，要求通过谈判将西北岬设施移交给澳海军。〔１７〕
国际新闻媒介指出，如果西北岬通讯站被移交给澳海军，那么澳大利亚每年要为这个通讯站的正常运行支付３０００万美元。另外，该通讯站的设备在近５年到１０年间需要全部更新，这对近年来经济不景气的澳大利亚来说无疑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不知道澳工党政府在要求美国移交西北岬设施时是否考虑过财政负担问题，但霍克１９９０年９月１９日在东京对日本政治家的一席谈话使人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感到颇为耐人寻味。霍克说：在过去９０年中，澳日关系可分成两个阶段，“在前４５年中，澳大利亚人通常都认为日本是一种威胁，因而感到恐惧。在后４５年中，澳大利亚和日本已经把过去抛到脑后，建立了一种……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友好的关系。”“日本应当在太平洋和太平洋以外发挥自己的作用”。他还要求重新考虑联合国的结构，并希望根据日本的“作用和贡献”重新确定其“在这个国际组织中的地位”。评论界认为，这实际上是暗示日本应当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１８〕
仅凭霍克的讲话就断定澳日两国将建立军事方面的合作显然有失偏颇。但是，既然霍克赞成日本在经济、政治领域中处于世界领导地位，在日本给予积极响应的情况下，澳日之间建立某种形式的安全合作关系也并非不可能成为现实。
澳大利亚西海岸舰队是目前除美国外在印度洋最大的西方海军常驻力量，它所扼守的从海湾到太平洋的海路对日本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澳日之间的安全合作能使澳大利亚从日本这个“经济巨人”手中取得财政支援，从而发展自己的防卫力量，而一支具有实力的澳大利亚海军力量也有助于维护日本“海上生命线”的安全。
当然，澳日之间的安全合作能否建立起来，它将采取什么方式加以建立，这都需要冷静地加以观察。但是，一旦这种安全合作建立起来，澳新美安全体系即使得以全面恢复，其地位、作用以及有关各方对其的重视程度也会由于新产生的澳日安全合作而相对有所下降。
结 语
笔者在本文开始时指出，目前在澳美安全合作方面的纠葛并不是动摇两国间军事合作的根本性问题。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一直是南太平洋各岛国防务援助的主要提供者，这种援助对阻止与美敌对的势力向这一地区的渗透起了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还与英国、新西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订立了《五国防务安排》，这使美国除了通过双边协定与菲律宾和泰国保持军事合作外，还可通过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同盟同除印尼以外的东盟主要国家发生安全方面的联系。可以肯定的说，在美国缩减其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澳美之间的安全合作对维护美国在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的利益较之以往有了更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世界在变，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也大大增多，这就使得原来存在于澳美安全合作中的某些不足挂齿的小问题会产生比以往大得多的影响。就本文所涉及的问题来说，笔者愿意提出以下几点看法，作为９０年代观察澳美安全合作走向的起点：
（１）澳大利亚已经把实现“自主防卫”确定为自己国防政策的基本目标。从严格意义上讲，澳大利亚在澳美安全合作中所承担的义务也仅局限在《１９８７年澳大利亚国防政策白皮书》所规定的“与澳大利亚安全利益直接相关的区域”内。澳大利亚是否超出这个范围去配合美国在太平洋乃至全世界的军事活动，这将取决于澳政府的态度、甚至其领导人的意愿。鉴于澳美安全合作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有重要的意义，今后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平等磋商将会变得更为频繁。
（２）美国在澳大利亚军事设施的去留问题目前已告一段落，但有关管辖权和控制权的问题仍旧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澳工党政府多年来对全球性军备控制进程一贯采取积极的参与态度，既然美在澳军事设施的军控核查功能正在增强，美方继续拒绝澳人员接触某些设施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澳方的不满，再加上两国在关税、贸易等方面的矛盾，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纠葛可能会出现更复杂的情况。
（３）由于美苏关系出现缓和趋势，全球性核大战的危险有所减弱。但在同时，过去由于美苏对抗而受到抑制的地区矛盾和冲突却迅速地显露出来。从７０年代初开始，澳大利亚一直把澳新美安全体系看作是遏制核大战从而使自己免遭侵害的保证，但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澳大利亚将会对地区安全和地区同盟问题赋与更多的注意力，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使澳新美安全体系的地位和作用相对受到削弱。
注释：
〔1〕条约全文见：《国际条约集，１９５０－１９５２》，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１９５９年版，第３２６－３２８页。
〔2〕Glen Barclay and Joseph Siracusa ed., Australian 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1945, A Document History, Holt -- Saunders Pty Ltd., 1976, pp.63-64.
〔3〕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２日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国防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4〕Coral Bell, "Dependent All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Studies in World Affairs, No. 15, Canberra, 1984, p.101.
〔5〕Paul Dibb, Review of Australia's Defence Capabilities, Report to the Minister for Defence,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Canberra, 1986.
〔6〕〔7〕Keith D. Suter, "The DibbReport, Australia's Defence Debate," Journal of the 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December, 1987, pp.59-62; p.60.
〔8〕〔13〕Sheldon Simon, The Future of Asian -- Pacific Security Collaboration, Massachusetts: Lexington Books, 1988, p.119; pp.179-181.
〔9〕Henry S. Albinski, ANZUS, TheUnited States and Pacific Security,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7, pp.37-38.
〔10〕The Defence of Australia 1987,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87.
〔11〕〔12〕B. Chakravorty, KAustralia's Military Alliances, A Study in Foreign and Defence Policies, 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 Pvt. Ltd., 1977, p.67; pp.123-124.
〔14〕Desmond Ball and R.H. Mattams, "The Nuclear Threat to Australia," Michael Denborough, Australia and Nuclear War, Sydney Southwood Press, 1983, pp.52-53.
〔15〕Desmond Ball, A Base for Debate, Australia: Allen and Unwin, 1987, p.31.
〔16〕美联社新闻电稿，１９９０年９月１８日。
〔17〕〔18〕Herschel Hurst, "Hawke Looks to Japan," Asia--Pacific Defence Reporter, November, 1990, p.34; p.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