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南方文化
张禹九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外语系
南方的政治重建时期大致始于内战结束，随着１８７６年的总统选举告一段落。林肯总统被刺之后，南方有过一段政治、军事、社会的沿革。在此沿革期间，权力由共和党保守派手中转移到了共和党激进派手中，理政较为宽大开明。文艺和文化方面的“重建”（也叫“复兴”）则延续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甚至更后。
南北战争摧毁了蓄奴制。炼钢炼铁的炉火映红了伯明翰（亚拉巴马州）市的夜空，亚特兰大（佐治亚州）向不夜城迈进。伯明翰在１９００年的人口不到４万，到１９１０年增加到１５万；亚特兰大的人口翻了一番，超过１５万。新奥尔良新增人口１０万，一跃而为美国第二大港。诸如杰克森维尔和坦帕（佛罗里达），马肯（佐治亚），夏洛特（北卡罗来纳），斯帕坦伯格（南卡罗来纳），罗纳基（弗吉尼亚）等小镇的人口都增加了一倍左右。１９１４年前后，各州已有规格一致的学制，每个乡区已有校舍，公立学校的在校学生人数已接近美国东、西、北部入学学生占人口总数的比率。高等教育办得也很兴盛。由州拨给州立大学和学院的经费在１９００年到１９１４年间增加了三倍以上。教会给教会学校的经费也增加了三倍以上。南方人，尤其是农民，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想方设法把子女送进大学，然后回乡“出人头地”。从人们的谈吐听到、在社会生活中感到的某种气氛，用一个词来形容，恐怕就是“奢侈”（extravagance），不是北方摩天大楼式的“奢侈”，而是南方式的“奢侈”，亦即“棉花奢侈”（Rupert Vance语，言其“土”气），似乎已成为一种心态。实业家和有“抱负”的人特别热衷于上教堂做礼拜（也劝别人这样做），热衷于捐款，热衷于在主日学校讲课，热衷于带头参加祷告会。一到星期日和星期三晚上，他们口口声声是“救世”，“神的恩惠”，“超度”，跟他们在一周的其余几天大谈“财运亨通”一样起劲。其中不少人解囊甚为慷慨，煞有介事地将他们的收入的一小部分献给天国（也拚命要别人效法）。１９１４年左右，只要有人办了工厂或者开了企业，就成了社会的大恩人和头号爱国者。这在南方已成为绝对的通则。
南方的大学与学院尽管受到诸多不利条件的限制，但到了３０年代确实比过去开明有效多了。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许多探讨南方的著作。如霍厄德·奥德姆（Howard Odum）
的社会学文集《南方地区》，鲁珀特·万斯（Rupert Vance）的《棉花文化中的人的因素与南方人的人文地理学》；联邦作家规划（Federal Writers' Project）编写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是历来最有启发的文献之一。不仅在北卡罗来纳而且在整个南方学界都兴起了著书立说之风。素以拥有一支足球队为满足的院校逐渐由多变少。新闻工作更注重信息和现实性。在弗吉尼厄斯·达布尼（VirginiusDabney）的主持下，里士满的《时代电讯》成了美国最自由开明的报纸之一。原有的大报，如里士满的《新闻先导》，诺福克的《弗吉尼亚导报》，甚至如伯明翰的《时代先驱》和亚特兰大的《章程》也都以较为开通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许多小型报纸的编辑作风也更加开放，不少去东部或中西部找出路的年轻人纷纷回到南方一显身手。
美国北方于内战之前已在西方世界新兴的机械文明方面领先；到了战后的大约２０年间，北方更是突飞猛进，从英国手中夺过了领先地位，在新思想与新知识这一主体的影响之下，很迅速地走完了使人的传统得以巨大发展的过程。从１８８０年到１８９５年，北方所有的重点学校都改成了新体制。到２０世纪初，北方不仅在机械文明方面而且在现代精神文化方面成了先驱和主角。南方的牧师们眼见这现代思想的成长壮大，心中十分害怕。他们把现代思想视为浮士德，视为扑灭“真理”、给人的兽性“松绑”的一场大阴谋。
重建时期给南方的宗教格局打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在新英格兰，甚至扩而大之，在整个东部各州，超验派和唯一神教派趋向“自由化”，放宽旧教义的限制。１８７０年到１９００年间，由于科学思想的迅速传播，这种趋势继续增强。公开持怀疑态度已日益成为常见的现象。波托马克河与俄亥俄河北各地的那种虔诚有了减弱之势。南方的情形正好相反。人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堪忍受而走投无路的时候，更依赖和乞求上帝，更热衷于自己的信仰，动辄否定革新，越发把过去那一套原始的信仰奉为天道和护身符。进入２０世纪的宗教成了完全超自然的、启示的东西，甚至比１９世纪开头的一二十年的宗教更加僵化，更加武断，更不易改变。有人提出尖锐的批评，说是“重建”了一种新的野蛮“典范”，其野蛮程度是“远在中世纪的封建主义近至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所望尘莫及的”。（见W.J. Cash, The Mind of the South）但是至少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典范”从根本上麻痹了南方文化。公开不信神，公开对神抱怀疑态度的人很难躲过体罚。虔诚的醉汉在参加营火会或宗教集会之后回家的路上，放放冷枪，打碎不信神的人的窗户，恐怕算是客气的。至于三Ｋ党会怎么“行动”，那就更不用说。任何一种精神文化要健康地发展，批评、分析等态度本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南方都成了大逆不道。
詹姆斯·伍德罗（James Woodrow）博士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完成学业从欧洲回国，在南卡罗来纳的哥伦比亚长老会神学院介绍欧洲情况时，遭到整个南方的声讨，斥责他丧失了基督徒的立场，丧失了南方人的立场。南方基督教长老会判决他犯了异端邪说罪，把他赶出神学院；他为了在南卡罗来纳学院（College of South Carolina）另谋职位而不得不谨言慎行。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大学的北方教授亚历山大·温切尔（１８２４－１８９１）斗胆地提出看法：在公元前４００４年１０月的某个早上“造出”亚当之前已有人类存在，结果被人警告：“我们的人坚信此等看法是违背超度之道的”，解了他的职，田纳西卫理公会联合会指控他是“科学无神论”的密探而将他遣回原籍（密执安）。持非正统见解的人在南方学校里根本成不了大气候。因为一，即使是第一流的学者也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格局”的束缚而变得麻木不仁，对新思想是敬而远之；二，就算南卡罗来纳学院可以保护伍德罗博士甚至后来还请他当了校长，但是绝大多数南方学校不是反对达尔文主义就是害怕某些“不纯分子”进入它们的系科。当然也有例外。有勇气力排众议并毅然接受达尔文学说和赫胥黎学说的学者，自然都是有办法进入北方名牌大学的学者，但也要相机行事。到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之交，南方文苑出现这类学说，也在违禁之列，或因稍纵即逝和限制重重，已变得十分贫乏无味，形同过眼云烟。学府范围之外，对达尔文学说有所了解的人只是为数甚少的医生。然而这些人往往满足于好奇之心，像中世纪的炼金术士一样，鬼鬼祟祟。南方人确实在某些学术领域里是先行者，但这些学术领域都是跟占优势的观念形态不发生冲突的学术领域。一味埋头试图解决物质问题而在文化上作茧自缚，其结果不难想像。
南方生产的棉花有一半以上行销欧洲市场，是按利物浦而不按新奥尔良、查尔斯顿乃至纽约或波士顿的价出售；也就是说，不是以美国北方的生活水准为准，而是以兰开夏和佛兰德的生活水准为准。内战之后，情况恶化。一来因为棉价下跌，二来因为美国北方的生活水准大大提高。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关税完全不受限制。９０年代，以历史上的最低价格出售产品的南方，不得不以只有北方生活水准才负担得起的最高价格购进自己的必需品。南方业主感到火烧眉毛；大多数南方人也痛感另找出路之急迫。这出路就是扩大南方的权力但不放弃种植棉花。某些大业主（大多是旧南方联邦派的头头）想出了主意，也可以是愿望。一位老绅士在１９２６年向一家报纸写道，“在１８７６年，我站在北卡罗来纳的费特维尔，看见白人青年一个接一个离开投票处，因为他们不识字也不会写，而我的马夫和另外一些黑人曾在北方教师那里读过点书，却可以鱼贯而入地去投票。因此我起誓，毕生为学校而奋斗，直到在本州出生的每一个白人儿童至少有受到普通教育的保证；如果他愿意，也让他有机会继续升学。”亚拉巴马的M.柯里(M. Curry)和弗吉尼亚的威廉·亨利·拉夫纳（William Henry Ruffner）也为普及教育而奔走呼号了20多年，理由是：南方人必须卓有成效地面向战后世界的现实。这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愿望：有了工厂就可以使南方富起来；有了财富就可以兴办学校；有了学校就不但可以有效地保证白人不至于沦为跟黑人一样的人而且能培养后代以及平民的后代，让他们利用工业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成果的机会，以使南方进一步富裕。总而言之，有了工厂，就能在政治上长治久安，将南方建立在坚不可摧的基础上。这也是南方最能干最有责任心的领导人的愿望。这愿望在１８８０年到１９００年间成了全体南方人的理想，成了一场改革运动；讲坛、布道坛、编辑室均以火一般的热情加以鼓吹。随着这理想的诞生同时也在其诞生的过程之中，南方“脱胎换骨”了，有了“全新的见解”，摆脱了过去那肌体的桎梏，以有意识的决心走上了北方模式与现代模式的道路。随着这愿望被接受同时也在其被更广泛接受的过程之中，１８８０年到１９００年间的规划大体付诸实现，一个跟旧南方截然不同的新南方大体形成了。
南方开始有文学了——至少有一批人献身于写小说、故事、小品以及诗歌。文学“突如其来”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别的，乃是社会因素。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南方感到保卫自己的迫切需要，在国内保住自己的尊严也要让世界刮目相看。就主要方面说，重建时期的文学是宣传。长篇小说，小品，故事主要是传单，写的大多是旧日的南方，目的无非是美化旧日的南方，口气是论战式的辩论式的。这是不是说这种文学全然没有价值？除了给摆好了阵势的南方当盾牌之外就毫无价值？当然不是。尽管它的突然出现不能归功于任何理性的和艺术的冲动，但毕竟有了个决定性的开端。何况一开始出现的某些作品具有一种独特的（虽然几乎总是次要的）文学价值（如《雷墨斯大叔》，乔治·华盛顿·凯博１８４４－１９２５，托马斯·内尔森·佩吉１８５３－１９２２等等）。到了重建末期，住在弗吉尼亚的一位青年妇女才充分认识到上述倾向，在１９００年左右开始独辟蹊径，全然以艺术家的眼光探讨他周围世界的素材。她就是爱伦·格拉斯哥（１８７４－１９４５）。独具慧眼的格拉斯哥在１９２５年发表她的《不毛之地》。它是真正的南方小说而不再是传奇故事，无疑是塑造南方人物的第一幅崭新的“画像”。Ｈ．Ｌ．门肯则埋头研究修辞学。“逃亡”诗人聚集在纳什维尔。在新奥尔良也出现文学活动。也可以从小托马斯·狄克松（１８６４－１９４６）笔下看看南方文学：他写过许多过激的小说，尤以《同族人》（后来根据此小说拍摄了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为甚，影响虽大，但引起的种族摩擦也不小，吹捧三Ｋ党更应遭人唾弃。后来新军崛起。２０年代末，托马斯·沃尔夫和威廉·福克纳几乎同时展现。３０年代，一开始就迎来了厄斯金·考德威尔的《烟草路》。到１９３９年，南方作家辈出，创作显著。有人开玩笑说，要是有人在南方开一枪，肯定会打死一位作家。
这一代新人当然各有各的见解与兴趣，差异颇大。如此，彼特金夫人（即朱丽亚·穆德·彼特金，南卡罗来纳人，１８８０－１９６１）和杜波斯·黑瓦德（南卡罗来纳人，１８８５－１９４０）写黑人的作品表现出一种清新的风格；首次以富于人情味（而不是老套套）的笔法写黑人，但仍有感伤的痕迹；他们往往只看到了黑人命运中有诗意的、吸引人的方面。
另一方面，不少作家，或许可以说在２０年代涌现的大多数作家，都走向另一极端，将美化和维护南方的老套套抛弃，或多或少是竭力地憎恶南方和谴责南方。比如，托马斯·沃尔夫让《天使，望乡》和《时间与河流》中的主角尤金·甘特公开地憎恶南方。福克纳虽然自称只对“人”感兴趣，但也着力写因堕落与社会丑态而引起的某种“骚动”。考德威尔就表现得更为明显。至于《美国信使》的读者们（当门肯主编该刊之时）自然不会忘记该刊上作弄南方的笔墨正是南方有志于文学的年轻人最心爱的消遣品之一。
不过，实际上他们并不像他们说的和想的那样憎恨南方。他们恨南方并不是为了向别人显示自己的见解高明，而是“恨铁不成钢”。更确切 地说，他们跟纳息索斯（Narcissus）
差不多，到头来朝池塘仔细一看，也许会突然憎恨映在水里的自己的影子的。这些人的基本感情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南方式的；从小说就受到熏陶，对南方“传说”信得深也爱得深，单凭寻思是清除不了的，非但难以清除，而且造成了跟他们的新的分析习惯与新观念之间的冲突。他们对南方的恨与怒，既是对付这种冲突所造成的内心忧虑的一种机制，也是旧感情本身的一种逆反体现。这种心态，沃尔夫已让尤金·甘特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即使内战后的南方有变化，旧时代的那种社会本能实则原封未动。黑人依旧是“下等人”，白人，几乎任何白人，依旧是某种意义的“主人”，远远没有重建起一般南方人的心态或改变南方的基本特征，反倒巩固了南方心态。南方宁可保持边疆时代的那种原始的感情与眼界。１９００年的南方人看待世界跟他们的父辈在１８３０年看待世界没有什么两样。
内战和重建给南方带来了两个（至少是两个）最显著最重要的变化。一，以势不可挡的力量阻止了南方朝贵族政治发展，但是当贵族政治现实成为泡影时，把贵族政治当作绝对不可废除的世袭财产而加以保护的要求，非但没有缓和，反而得到百般的维护。二，它也减缓甚至终止了南方向来自外部的新思想（北方的文化和北方的心态，亦即现代思潮和现代心态）发展的这一过程。如果说南方人在旧南方极其容易感伤，那么，他们在重建的年代里成了历史上最感伤的人，就不是夸大其词了。从南方自身的特殊角度来看，是孕育着最后发生巨大变革的潜势或曰逻辑上的必然潜势。然而在思想形态方面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革；既没有彻底弃旧南方之旧，也没有全面图北方文明之新。谈不上跟过去有什么“决裂”；走上“改进”之路只不过是为了保住南方的“完整性”。
有重要价值的理智性文化的发展，除了要有环境的复杂性，还需要人的某种先天的心态。即分析态度与对新思想的态度。分析大多产生于对复杂环境了解的需要，也产生于对社会的不满足。满足恰恰是南方社会的特征之一，无论名人或老百姓视“知足长乐”为处世之道，颇有以不变应万变的保守性。南方人所羡慕不已的往往是北方文化的皮毛，对北方模式表示无限喜爱时常带有很大的保留性。要说影响，最大的影响大概莫过于南北内战了。南北一战，把南方世界打得落花流水，但存留下来的南方心态和意向——源于这个世界，适合这个世界，也需要这个世界的心态和意向——则依然故我；南方人反倒更加自觉了，更加了解南北之间的“分野”了。新南方的“新”是“新”在要使南方富强起来，以便安安稳稳地保持古来的地位，以便迫使北方“承认我们的性格的高贵与尊稀保挥腥帽睄
方“眼见为实，才不至于盲目”（见《新闻与观察者》，１８８０年，北卡罗来纳，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