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挑战下的经济调整
——1992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评介
陈宝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一年一度的美国总统经济报告是美国经济形势和政府政策的一面镜子。尽管价值观和政治需要常常会使真实情形受到某种扭曲，但只要细加剖析，仍然不难窥其底蕴。１９９２年是大选年又逢经济萧条，选民们对布什总统的国内政绩颇多非议，报告自然要作一番辩解和回答，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美国经济现状和问题的绝好素材。
挑战与回答
布什总统开宗明义就提出“美国面临严重经济挑战”的问题。挑战从何而来？复苏乏力，人民不满，是其来源。报告是这样描述复苏的曲折道路的：“春天的确出现过温和的扩张。工业生产和消费者开支有过几个月的增长，然而到了夏末，经济表现平平，后来几个月更陷于停滞。”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白宫认为这是宏观经济不平衡，决策失误和外部冲击的一种不寻常的汇合。按白宫的说法市场经济通常是能适应这类事件的。但如果各种事件汇合在一起，“自我调节机制不足以支撑整个经济的增长”而“生产率又上升缓慢，缺少减震器来吸收掉市场为不滑入衰退而自然形成的调整”，那么这种局面又是难于避免的。
报告列举了过去２０年积累起来的，约束当前经济增长的四大结构性问题。
首先是人口趋势。家庭的增减对住宅、汽车和家用电器的需求有很大影响。婴儿景气时代，到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已近尾声。近年来对住宅、汽车以及其他耐用品的需求下降，部分地反映了这种趋势。在６０年代家计单位（Household）年平均增长１．８％，７０年代２．５％，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８９年１．７％，从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１年下降到０．８％。商务部中期预测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０年家计单位的增长率为１．３％，高于近几年，但低于近几十年。家计单位增长放慢必然要影响消费需求。
其次是私人债务的积累。在１９８２－１９８８年的扩张期，私人债务比个人收入增长更快。家计单位借钱的年增长率为１２％，而个人收入只增长７％。同样，公司债也以１１％的年率增长。及至扩张结束，许多消费者积累了相当高的债务。与此同时，他们拥有的最大资产——住宅却不涨价或降低，以致房屋所有者对他们房产净值持续上升的乐观预期未能实现。从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８９年，房主拥有的住宅和土地的价值以7.5%的平均年率增长，即以相当于通货膨胀率两倍的速度增长，可是在１９９０年却下降了１．６％。整个家计单位的资产净值在１９９０年下降了１％。人们手中持有的财富价值下降了，对借债就要小心谨慎，消费信心也随之下降。
再次是金融业的失衡。储蓄与放款协会的危机给金融业以沉重打击。除此之外，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平衡也面临困难。这是因为商业性房地产的价值下降，许多大银行还背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包袱。结果银行家们对放款变得更加谨慎。这种谨慎也反映为在经济增长放慢之后对贷款盈利的信心不足。与此同时银行的管辖政策也起了一些副作用。鉴于过去的教训，严格监督是必要的，但有些稽查人员竟发展到不鼓励金融机构从事有利可图的放款。此外１９８８年主要工业国在巴塞尔达成了协议，要提高资本对风险资产的比率，也促使一些银行减少放款，以便把自己的资产转为比较可靠的国库券和其他政府证券。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都对过于紧缩的信贷供应或“信贷困境”起了作用。银行的工商业放款在１９９０年增长放慢，１９９１年下降４．８％，这是自１９７５年下降３．８％以来第一次下跌。
最后是国防费的削减。80年代的多数时间里国防费都在增长并对经济的上升起了推动作用。到８０年代末，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国防费由第一优先变为削减对象，它的影响随处都能感受得到。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７年实际国防采购上升６０％，但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０年下降４％。在联邦支出中国防费从１９７９财政年度占２３％，到１９８７财政年度占２８％，但在１９９１财政年度则下降到２１％。国防的收缩还要继续，并已影响国防部的就业以及国防工业的就业，这种调整非一朝之功，也不能没有代价。在国防工业集中的地区，经济将受到很大干扰。
除去上述四大问题，白宫对联储的金融政策也有所批评，认为在过去几年联储通常保持相对紧缩的金融政策，以求达到稳定物价的目的。这种努力抑制了通货膨胀，但也成为过去三年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报告认为“作为回顾，金融政策应当更早、更快实行低利率”。
上述分析是布什政府对反对派的回答。对布什经济工作的攻击既来自民主党，也来自前总统的经济班子。他们都把出现当前经济困难的责任推给布什。布什政府则要说明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问题在８０年代已埋下了种子，里根政府和联邦储备委员会难逃其咎。
迎接当前经济挑战的对策如何呢？报告提出了促进经济短期增长必须与中长期目标相一致的思想。换句话说，布什政府认为一切只顾眼前的短期行为是不可取的。
报告提出美国政府要解决的长期经济问题是促进这个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即每个工人小时产量的增长。美国目前在生产率方面仍然是世界冠军，比其他工业化国家平均高２０％，但后者在近几十年中却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美国１９７３年至１９８１年间劳动生产率的成绩最糟，此后虽有回升，制造业并有较好的表现，但欧洲和日本由于有较高的储蓄率，所以通过投资缩小了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同美国的差距。
报告强调生产率的增长取决于资本投入、工人技能和科技进步。认为美国不能对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基本状况自满自足。没有足够高的生产率增长将不能满足民众对生活水准提高的期望，也不能继续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
布什政府以长期生产率增长为目标的政策有五项原则，即：（１）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为此要鼓励企业精神和储蓄投资，并继续降低持续多年的结构性预算赤字；（２）促进经济增长的贸易政策，要求开放全球市场；（３）不增加企业和消费者负担的管辖政策；（４）突出教育、培训和预防性保健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５）保持低通货膨胀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并为扎实的实际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货币与信用。
报告提出了短期刺激经济复苏和长期促进经济增长的两套措施。
短期措施包括：（１）修改联邦预扣税率，对纳税人少扣钱，在今后１２个月里把２５０亿美元投入美国经济；（２）指示联邦各部加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消费，在今后６个月中给经济增长额外投入１００亿美元；（３）在９０天内由联邦各部全面审查一切新旧规章制度，废除有碍经济增长的规章；（４）消除银行放款的关卡，使勤劳、负责的工人和商人能获得银行贷款；（５）对投资实行１５％的税收减免，鼓励商界加速投资；（６）修改最低选择税，简化并放松折旧提存；（７）允许第一次购买住宅的美国人从个人退休帐户中支取储蓄而不罚款，并为第一次购买该住宅的人提供免税５０００美元的优惠；（８）降低资本收益税率；（９）提高所得税个人豁免额；（１０）对学生借款的利息实行课税扣除。
长期措施包括：（１）鼓励研究和开发，为此实行的税收减免政策长期不变；（２）实行２０００年教育战略；（３）打击犯罪和贩毒；（４）实行综合职工培训计划；（５）全面改革健康保险；（６）为“希望”住宅计划拨款；（７）控制联邦赤字；（８）实行银行改革；（９）加强家庭纽带，减轻抚养儿童的负担。
在此基础上报告对经济前景作出了预测。一种是实行布什建议后的前景，预计１９９２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２．２％，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为３％，１９９６年２．６％，１９９７年２．８％。另一种是布什建议被国会拒绝后的前景，在此情况下１９９２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１．６％，以后几年在２．４％、２．５％、２．６％之间摆动。这样布什就把球踢到国会的大门前。
布什政府强调促进复苏不应损害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目标无疑是对的。实际上在美国联邦政府财力拮据的情况下也没有可能搞强有力的短期刺激。所以人们认为布什的一套短期措施零敲碎打，对刺激经济复苏，作用有限。更重要的问题是布什政府虽然提出了抓劳动生产率的长期战略目标，却对控制财政赤字提高总储蓄率没有找到有效办法，还是停留在１９９０年１２月同国会达成的减少５０００亿赤字的协议上，而这两年的经验已经证明这个协议对控制赤字是远远不够的。不解决财政赤字和储蓄问题，增加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就成为空谈。
关于美国劳工市场
既然美国所面临的长期问题是加速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考察美国劳工市场寻找劳动生产率增长放慢的原因就很必要了。
报告说美国劳动生产率目前在世界上仍然是最高的。在１９９０年每个美国工人每年平均提供价值４５９１８美元的商品和劳务，比日本高２５％，比德国高３５％。
但是报告承认近年来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放慢了。据史料记载，１８８９－１９３７年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１．９％；１９３７－１９７３年每年递增３％；１９７３年以来每年只增０．９％。
生产率的增长为什么会放慢？报告认为首先是由于资本积累放慢。数字表明，１９５９－１９７３年，每个工人装备的资本在私营部门是以２．４％的年率增长，当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２．８％。１９７３－１９８９年每个工人装备的资本以０．８％的年率增长，这时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是０．９％。大数定律说明工人的资本装备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１／４或１／３个百分点。这个假说同所发现的不同国家投资率与生产率增长相关这一研究结果是一致的。近几十年在主要工业化国家中美国的投资率最低，它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也最慢。在１９７１－１９８０年间美国总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９％，在１９８１－１９８９年间是１８％。同期日本的数字是２９％。从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７９年间，在工业国的“七国集团”中，美国每个工人资本装备的增长率是最低的，而且设备陈旧。１９７９年美国当时的资本装备比日本陈旧７３％。报告认为这些数据说明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放慢的主要原因要从资本市场上去找，而不是从劳工市场上去找。要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就必须提高投资率，布什在这里找到了降低资本收益税的依据。
报告认为创新或技术进步的速度也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决定因素。谷仓和推车再多也不能提高今天的生活水平，只有新生产方法、新产品、新组织方式和新的信息手段才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创新要求把资源投入新产品开发和加工中，并改变生产组织。政府可以用各种方式推动创新，从支持基础研究到保证税法不挫伤创新活动。报告认为在私人投资者难以获得新知识全部利益的领域，政府对鼓励创新能起特殊作用。
报告认为劳动队伍的质量或者说个别工人的生产能力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第三大功臣。“人力资本”这个名词说的是知识储存和工人具有的技能，有时也被用于类比机器设备的存量。经济学家一般都同意人力资本的存量是生产力广泛而重要的源泉。在其他条件相等时，人口受教育的水平越高，每个工人的生产水平就会越高。然而生产技术并不完全与在课堂上接受教育的年数相关。讲授的高质量和内容的适宜性也是重要因素。此外，近年来人们很关心建立一种使学生为未来工作场所的需要做好准备的教育制度。布什政府宣称他们已把改善全国教育制度列为最优先考虑的事项。
近年来美国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对此布什政府从两个方面做了解释。其一是就业人数的迅猛增长。报告说尽管在衰退中受到暂时挫折，从１９７１年到１９９１年这２０年中，美国的职工队伍仍从７１００万人增加到１０９００万人，共增加３８００万人，增长５３％，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大多数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日本同期增加的就业人口只相当美国的一半，德、法、英等国不及日本的１／５。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有一天一个只有１００人的工厂突然增加５３个新工人，那对这家工厂肯定是一种沉重的压力，它不会不对工资的下降发生影响？
其二是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报告说自1959年以来，美国工人的平均实际小时工资增长了６９％，如从１９７３年起计算则只增加了１１％。后一阶段之所以放慢主要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报告认为比较同一时期私人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小时工资各自的增长率就可以看出两者的关系。从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７３年劳动生产率以平均每年２．８％的速度增长，而实际小时工资则以２．９％的速度增长。１９７３年以后劳动生产率以每年平均０．９％的速度增长，而实际小时工资则以０．７％的速度增长。报告还引用了日本的资料说明工业化国家的共同趋势。
但是这两种解释都是缺少说服力的。因为实际工资下降是一个分配问题，只有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考察才能判断是非。而国民收入分配的核心问题是工资和利润各自的份额。根据报告３９７页和３４６页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把时间分为三段进行比较。就制造业公司税后利润率说１９５９－１９６８年１０年平均为１１％，１９６９－１９７８年１０年为１２．３％，１９７９－１９８８这１０年为１２．５％，呈逐步上升趋势。再看这三个１０年的工人实际小时工资，１９５９－１９６８年为７．２７美元，１９６９－１９７８年为８．２７美元，１９７９－１９８８年为７．７９美元，８０年代比７０年代下降５．８％。这说明８０年代资本家利润率的上升是以牺牲工人的实际工资为代价的。
关于工人工资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我们从美、日、欧的比较中倒是可以看到一种同报告论断相似，但说明不同问题的另一方面。美国８０年代就业人口增加了２０１２．３万人，其中９１．１％从事服务业，不过这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只增长了０．４％。日、欧等国在８０年代服务业的新增就业远比美国少，不过他们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则提高了２％。这是因为，他们对服务业进行了设备投资，每个工人拥有的固定资本增长速度比美国快一倍。日、欧的资本家为什么愿意进行设备投资呢？因为这些国家工会力量强，对服务业有最低工资标准，靠压低工资扩大服务业就业的路走不通，所以他们情愿用机器取代工人。相反，美国服务业极力压低工人工资（美国服务业工人工资只相当制造业工人工资的６７％，而日本是９３％，德国是８５％），雇主愿意多雇工人少用机器。这样美国服务业就成为制造业失业工人和新工人的蓄水池。可见８０年代美国的高就业率是以服务业的低工资为前提的。布什政府为美国就业率高过其他国家而自豪，殊不知它是以压低服务业工人工资为代价的。
关于收入水平和分配
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在美国仍然是公众所关切的问题。一般认为６０、７０年代的经济政策虽未能根本解决问题，但确使贫富差异有所缓和，而８０年代的政策又使情况发生逆转。９０年代和布什政府的政策究竟如何呢？这也是报告试图回答的问题。
报告认为政府的各种再分配计划对缓解贫富悬殊是起了作用的。报告说据统计局估算，联邦、州的税收和转拨款项为２０％，最底层收入家计单位提高了８８００美元，即从２１００美元提高到１．０９万美元。最上层２０％家计单位所付税款和转拨款项相抵多付２．２万美元，使他们的收入由９．４万美元下降到７．２万美元以下。报告承认尽管收入和转拨款项长期增长，贫穷仍然是美国的一个严重问题。社会能够也应当为那些不能供养自己的人提供最低水平的支援，而从长期看对一般贫困状况最有效的纠正办法是持续的经济增长。为了证明这一点，报告引用了历史数据。它说在１９６７－１９６９年间中位家庭收入急剧上升，在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经济衰退时期收入停滞，在１９７１－１９７３年经济扩张期又上升。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１９７４－１９７５年的衰退中又下降，直到１９７９年收入重新上升。然而７０年代后期的高通货膨胀和后来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８１－１９８２年紧密衔接的两次衰退又把收入迅猛地压了下去。１９８２年中位家庭的实际收入低于１９７３年。从１９８２到１９９０年，中位家庭收入约增加３３００美元或１０．４％。这说明收入的增减和经济的紧缩或膨胀是密切联系的。
报告按现金收入的多少把所有家计单位分为五等，每等为户数的２０％，然后考察其收入的变化。结果发现１９６７－１９９０年最高一层收入增加了３５％，最低一层增加２５％，中间一层增加１７％。不过报告认为低收入层的改善情况被低估了，因为只计算了货币收入，没有计算实物收入。
报告还用基尼系数的统计方法研究了家庭收入的分配状况。根据这种方法如果基尼值等于零，家庭收入的分配最平等，如果等于一，则家庭收入分配最不平等或者说等于把所有收入归于一个家庭。在采用这种统计方法分析历史数据之后发现在１９４７至１９６８年间家庭货币收入的基尼值是逐渐下降的。自此以后基尼值缓慢而稳定地上升了１４％。不过报告强调基尼值的上升并不说明贫者越贫，富者越富，而只是说明最高一层家庭收入的增长最快而已。
尽管人们的收入和政府的转拨款项是不断增长的，但贫穷仍然是美国的一个严重问题。报告对此是确认无疑的。根据官方的统计，美国的贫困率（按人）曾从１９５９年的２２．４％下降到１９７３年的低点。在整个７０年代起伏不定，然后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１．４％急剧增长到１９８３年的１５．２％，１９８９年再下降到１２．８％，１９９０年再上升到１３．５％。不过报告认为官方贫困线没有把实物补助计算在内。
美国的安全网通常是指用于保证不能为个人和家庭提供最低生活标准的穷人而实施的政府计划和政策。家庭生活调查项目（它与社会保障项目不同是由财政拨款用于家庭救济的，因此必须做家境调查）是其中的核心部分。在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２年间联邦和州用于这个项目的开支是下降的，但从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９０年则增长了３００以上。１９９０年在此项目下的开支为每个穷人５１６０美元，大部分用于医疗救助。
报告特别指出了贫困化领域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首先是儿童问题。儿童在美国比任何其他年龄组有更高的贫困率。１９９０年在所有儿童中约有２０％生活在穷人之家，黑人儿童则要占４５％。对儿童的高贫困率有一种解释是单身妇女当家长的家庭的增长。生活在单身妇女家庭中的孩子从１９７０年的１１％上升到１９９０年的２２％。１９９０年半数以上的穷孩 子生活在单身妇女当家长的家庭。贫穷和经济的不安定对孩子的成长有消极影响。在穷人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死亡率更高，体重偏低并且在学习与健康等问题方面有更大风险。社会安全网在很多情况下不能直接帮助孩子而常常必须经过孩子的父母。布什政府主张通过教育来解决问题。
工作中的穷人是另一组需要特别给以关注的人。大多数工人家庭并不贫穷。１９９０年有一个就业人口的家庭其贫困率为７．５％，而全日、全年工作的工人家庭贫困率为３．１％。然而工作并不总是迅速脱贫的办法。１９９０年６０％的贫穷家庭中至少有一名就业工人，有２０％的家庭中有一个全日全年工作的工人，不过一般都是较大的家庭。
税收和转拨款项用食物券、医疗援助、儿童看护援助以及工作所得课税减免等方式对低工资的工人家庭提供帮助。工作所得课税减免降低纳税义务，并按减免额得到付款。基本减免率由１９９０年的１４％提高到对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减免２３％。到１９９４年提高到对有两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减免２５％。最高减免额将由１９９０年的９５３美元提高到１９９２年的１３００美元和１９９５年的１９００美元以上。
无家可归者是美国另一个热点问题。这种人的确切数字说不准。１９８７年某星期所进行的广泛调查把这个数字定在５０万至６０万之间，不过在一年的某个高峰点上可能是它的两倍。
城市住房市场的变化常被引用为无家可归的重要原因。房租、地价的上升以及商业区的复原常使低收入人口失去立足之地。为单身汉提供的寄宿舍在许多城市已消失。在许多地区控制房租，建筑法典规章以及划区规章也减少了低收入房租的存量。刑满释放者不正常的心理、吸毒和配偶虐待也是无家可归的原因。
布什政府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计划，但许多措施有待国会立法。能否落实，尚难预料。
报告关于经济增长是解决贫穷问题根本办法这一论断是以新保守主义“利益逐层渗透”的理论为依据的。但是最近有一派美国学者已经用统计数字对这种论断给予了反驳。他们认为尽管大部分战后时期特别是６０年代经济的增长的确使贫困率下降了。但是“８０年代的涨潮却对贫困发生率很少影响”。他们比较了１９６３－１９６９和１９８３－１９８９两个经济扩张时期，发现生产的增长、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的下降都很相似，但６０年代贫困率下降７．４％，８０年代只下降２．４％。学者们认为对此既不能用人口原因如单身妇女当家长的家庭增多作解释，也不能用增加了食物券、住房补贴作解释，因为在８０年代这一类实物补贴并没有增长。根据他们的判断，问题发生在低收入工人的实际工资在８０年代的下降上。这使许多工人在贫困的泥淖中不能自拔。恰在此时处于收入阶梯顶端的人却大得好处。这一派学者的结论是“一个扩张的经济不再是使我们变得更富裕时减少贫困的良药”。
关于改革规章创议
３０年代为挽救大危机而制订了限制竞争、稳定经济的许多规章制度，到７０年代已有不少不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改革规章、放松管理的呼声日高。到里根时期更加否定政府干预和规章制度的作用。“政府不解决问题，问题就在政府自己”的名言就是里根提出的。８０年代许多方面的管理大大放松，于是又发生了储蓄与放款协会危机和商业银行困境等问题。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布什政府必须重新估量规章制度在经济中的正反作用，纠正里根时代对规章制度的偏激作法。
布什在重申放松和减少市场管辖的一贯立场之后，提出了一项改革规章创议。它的要旨是在需要政府进行直接干预时，采取的方法必须使用并还原市场力量，
而不是对产品和价格实行官僚主义的控制，以便让市场保持其灵活性，并鼓励对经济资源的最佳利用。
报告强调竞争性市场有三个重要优点。第一是竞争纪律鼓励有效的生产；第二是竞争性市场保证生产性资源的最佳利用；第三是通过竞争对消费者的需求可以作出适应性调整。因此政府的一种作用是建立有利于竞争的制度框架，在市场不能良好运行时建立以达到接近竞争结果为目标的规章制度。
报告认为建立规章的目的之一是纠正市场缺陷或“市场失灵”。公司之间不完善的竞争是一种市场失灵。在“自然垄断”的产业如城市供电，其特点是只要有一家供应商就能最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限制竞争者的数目同时管制价格就很必要。
建立规章的第二个理由是存在“外部影响”或对第三方的影响。当人们不考虑他们行动对其他人的影响时就发生了外部影响。例如一个供应商往河里倒污染源而不考虑对下游渔民的损害时制订规章就很必要。不过一种外部影响可能对第三方有利而不是有害。信息是一个重要的例子。但有时生产者感到提供信息成本大于收益而不很积极，这时就要政府干预，如由政府要求生产者必须对食品、药物、家用电器提供使用说明。
为纠正市场缺陷而制订规章制度的典型事例是反垄断法。联邦政府通过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执行反托拉斯法。这些机构首先对不利于开展竞争的兼并以及合谋抬高价格的行为进行干预。其次对价格和竞争的管理，主要对象是自然垄断部门如城市供电、供水、供气、电话网络等等。作法是划定区域，限制经营者的数目，然后管理其价格。第三对环境保健和安全进行管辖，目的在于克服上面所定义的“外部影响”。
政府管辖在三种情况下会遇到问题：第一，难于确定谁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受到外部影响的伤害，如空气污染和有害物质污染；第二，政府管辖给第三者造成无意的损失，如药物管理局在对有效药物检验期间可能迫使患者不得不使用较少疗效的药品；第三，政府管辖能使一个利益集团得益而使另一个利益集团遭受损失，并导致收入的再分配，但不一定都合理。
布什政府的改革规章创议主旨是使联邦管理机构在法律范围审查现行规章，加速取消不必要的或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规章。审查的目的是：（１）修改（或者对不适宜的地方加以取消）成本明显超过效益的那些规章；（２）保证以可能的最低成本实现管理目标；（３）保证现行规章在可行的范围依靠市场力量而不是实行指挥和控制；（４）保证规章对被管辖的对象具有明确性和确定性。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要求政府在９０天内不颁发新规则（有法定最后期限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以及对保健和安全至关紧要的规章除外），以便集中精力对现行规章进行评估。
不过对于布什政府来说，如何管辖金融机构仍然是一个难题。８０年代对金融机构监督大撒手的弊端已充分暴露，所以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管理是政府的当务之急，为此布什政府已强化了对商业银行和储贷协会的监督，对银行保险基金补充了资本，但是由此又导致了金融紧缩，使经济复苏受到阻碍。为了表明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给企业吃定心丸，布什宣布他所提出改革规章创议的第一个行动是增加给企业和消费者能得到的贷款和资本。由此可见如何保持市场竞争的优点同时又发挥政府管辖的合理作用，使之得到最佳的结合，仍然是美国经济未能很好解决的难题。
关于国际市场
在这个领域布什政府面对的是国内日趋高涨的贸易保护主义，由于对外国资本大量流入感到抵触而日益抬头的民族主义以及乌拉圭回合谈判受挫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等新问题。
布什政府是以自由贸易的捍卫者自居的，但是在美国竞争能力江河日下的局面下，只唱高调于事无补，这就决定了他从理论上顶住国内保护主义，而在实践上面对外国竞争者实施强硬政策以保护自己的两面态度。
报告列举了美国为贸易保护主义所付出的昂贵代价。如“在１９８１和１９８５年间美国从日本进口汽车受自我约束协议的限制，日本同意减少他们出口到美国的汽车”，这使“美国消费者在１９８４年多花５８亿美元”，“一项研究估计取消美国钢铁进口自我约束协议可以使美国消费者在１９８８年节约８亿美元。”“糖的进口限额维持了相当世界价格二至三倍的国内价格。１９８７年消费者的损失估计为１９亿美元”。“１９８７年由于花生进口限额使美国消费者损失４亿美元以上”。美国生产者虽然因此得到了好处，但算总帐得不偿失，而且农场主从糖和花生中得到的好处又会资本化到土地价格中去，使农场主必须对地主付出更高的地租和地价。
报告认为减少贸易壁垒可以提高效益，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准，某些个人由贸易自由化遭受的损失不应当成为一个国家抵抗向开放的市场前进的理由。相反它应当成为允许逐步分阶段地实行贸易自由化的理由，即给那些遭受不利影响的个人以适应环境的较好机会。事实上逐步分阶段的做法是国际贸易协议的典型实践。
报告还认为“从开放的贸易政策偏离出去的诱惑力是很强大的”，“短期内贸易自由化马上可以看到的分配效果可以产生强大的游说利益，尽管取消贸易壁垒对国家整体有利，还是会抵抗取消贸易壁垒。”“在失业增长的时候牺牲外国人的利益用保护的办法刺激国内就业的诱惑会特别强”，这就提出“用强有力的国际规则避免所有国家短视地实行这种政策导致相互打贸易战的局面”。报告认为农产品贸易是缺少纪律约束的例子。“农业曾经长期处于关贸总协定的约束之外”，“在美国和欧共体之间为农产品出口所进行的战争就使纳税人在1988年为直接出口补贴花费110亿美元。”“在美国１９８８年的出口补贴超过１０亿美元”，“出口补贴是欧共体和美国农业支持计划的直接后果。”欧共体用补贴出口剩余产品的办法支持国内高价。美国自１９８５年起开始补贴出口，有一段时间为了反对欧共体的出口补贴，美国的补贴高达世界价格的３０％－４０％，而欧共体的出口补贴则高达世界价格的两倍。报告对大萧条时期“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特别是美国的“斯穆特－霍利”法表示深恶痛绝，认为这是不该重演的历史教训。
但是美国在贸易条件日益恶化时如何能不用打贸易战的办法，维持市场份额呢？对此，报告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办法。而美国真正在做的是用所谓“公平贸易”、“双边主义”的口号把美国引向贸易战的危险边缘。“公平贸易”的意思是说，“我实行自由贸易，我的市场对你开放，如果你对我实行关门主义，那就不要怨我对你报复。”在这里，关键是由谁来判定贸易伙伴的行为是否“公平”。美国政府认为应当是美国。两个平等的贸易伙伴在发生贸易争端时不是由第三方担任裁判，而是由争执的一方作裁判，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因此它是一种危险的大棒政策。
针对美国国内对外国资本大量流入，甚至兼并和购买了美国人引为民族骄傲的名企业、名建筑而引起的不满情绪，布什政府重申美国官方对外国人在美投资的立场，确认资本在国际间通畅无阻地流通无论对东道国或是投资者的家乡都是有好处的。报告强调开放性的投资政策应以所有国家都必须给予外国投资者以“国民待遇”为原则。外国投资者应像本地投资者一样，能在同样条件下进行相同种类的投资。不过也有例外。美国对外国在美国投资有所限制的领域包括航空、能源、通讯、广播、船运和国防。美国对外国投资的跨部门委员会受权调查外国投资以决定他们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可向总统建议停止或预防企业被外国人收购。
布什政府认为各国对外资的政策有很大差别，特别在企业建立、本地产品含量、出口要求、利润返还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差别极大，需要达成国际共识，建立多边规则以指导各国对外资的政策。
报告也谈到了关贸总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问题。强调关贸总协定在两个条件下是允许建立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的。这就是：（１）对区外的出口商不设立比成立自由贸易区或关税同盟前更有限制性的贸易壁垒；（２）在区内大量取消贸易屏障。报告为建立北美贸易区的动机辩解，认为只要缔约国遵守关贸总协定的原则，无论是多边主义还是搞区域集团化都能对提高国际经济效益起作用。不过从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中突出金融服务业、知识产权等重点，可以明显看到美国是要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为自己的优势产业打开出口通道，然后用自由贸易区谈判的结果反过来促进关贸总协定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并确立相同的规则。以双边主义促多边协定来维护美国的利益，这一动机是非常明显的。
１９９２年总统经济报告反映了布什政府在经济政策上比较务实、比较稳重的特色，对美国经济长短期存在的问题和出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美国经济的确面临严重挑战，需要有危机感，抓住冷战后的大好时机，用大力气去调整。然而布什政府的近期经济措施力度是不足的，长期调整措施仍然停留在口头上，如果没有两党一致的协调行动，仍不免是纸上谈兵。对美国来说要进行宏观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提高储蓄率、投资率，以实现劳动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以保持其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仍将是任重道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