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3年第1期
亨利·卢斯、《时代》周刊
与四十年代中美关系
许 静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亨利·卢斯（Henry R. Luce, 1898-1967）是本世纪美国新闻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首创了新闻杂志形式，创办了《时代》、《生活》、《幸福》等许多著名刊物，成立了在当时美国最大的杂志出版公司——《时代》公司。《２０世纪美国新闻百科全书》称赞卢斯“是美国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时代》周刊所创造的词语已成为当今美国英语的一部分”，“他的杂志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整个美国的教育制度。”〔１〕
在美国人眼中，亨利·卢斯的名字又是和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传教士的儿子，卢斯在中国生长了１４年。在４０年代，他是美国上层少数真正关心中国的人之一，许多美国人正是通过他的杂志和电影纪录片了解了抗战中的中国。但由于卢斯本人具有强烈的政治偏见和反共情绪，因而在援蒋反共的活动中充当急先锋，阻碍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作为一个纯粹的美国人，卢斯的思想和行为在一部分美国人中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他的《时代》周刊在４０年代曾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然而带有倾向性的报道，本文试图剖析卢斯的思想行为，并对《时代》倾向性新闻报道手法进行分析，从而揭示中美关系发展中的一个侧面。
一
卢斯是美国资产阶级中上层的代表。他借助《时代》周刊，仅五年时间即成为百万富翁，当时他还不到３０岁，这在美国新闻出版界实为罕见。获得商业成功的卢斯笃信资本主义制度，他称赞商人是社会道德的表率，单是１９２９年《时代》封面就刊登了梅隆、杜邦等１６位“大亨”照片，他的《幸福》杂志就是为工商界上层创办的，著名的《生活》画刊也竭力宣扬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他的杂志带有保守的上流社会特点。既反映了也影响着中上层人士的思想。
作为一名成功的出版商，卢斯还热心于政治。他利用他所控制的杂志反映他的整套价值观，利用杂志为共和党做宣传，影响选民。他被称为“美国第一批真正的全国性宣传家之一。他就全国性问题向全国讲话，他一个人拥有一家在全国发行，用一个声音讲话的杂志。”〔２〕从１９４０年大选起，他的杂志就成为共和党的喉舌，并逐渐成为美国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保守派和中间派力量代表。
卢斯有一套完整的思想观念，这些观念左右了他的行为，并通过他的杂志传播出去，因此有必要进行剖析。
１．极端的宗教观
卢斯父亲是参加１９世纪末“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受家庭影响，卢斯从小就表现出对宗教的极端虔诚。美国是一个宗教盛行的国家，加尔文教是美国最主要的宗教，它的教义是“上帝选择”和“命运注定”。上帝为每个人安排职业及成功的品质，追求成功之路即是赎罪之路。“个人财富和利润的增长，乃是一种神佑的明显标记。”〔３〕视职业为天职的思想又使基督教道德在于责任的完成。
既追求财富，又讲求责任这一美国文化的特点在卢斯身上典型地体现出来。商业成功使他自视受神恩宠，同时又把他的职业视为神的感召，强调新闻应教育大众，维护传统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他自命为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的捍卫者，称自己的杂志为既成体制的代表（The Establishment），他经常利用杂志宣讲上帝的真理，实际上却有许多是他本人的极端看法。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分析时说，卢斯杂志总是“站在上帝的观察高度，谨慎地推动精密组织的社会政治生活”。〔４〕
卢斯的宗教观带有简单化和极端色彩，他没有对基督教义全面深刻地把握，而是局限于对圣经中善恶斗争，上帝拯救以及简单机械的宇宙观的肤浅认识，虔诚又把这些肤浅认识推向极端。尽管卢斯的极端性带有个性特点，但也反映许多美国人的通病，过分讲求实用，更乐于接受或进行对事物的简单的解释。作为一名新闻业人员，卢斯知道简单的解释总是更容易说服大多数读者。一名美国官员说：“这就是美国方式，事情不是黑即是白，没有灰的。”〔５〕
２．极端的反共意识
如果说关心政治是基督徒社会责任的表现，那么反共意识形态则是一种极端的宗教的必然反应。宗教的价值标准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越是固守这一标准，对与之相反的意识形态就越无法容忍。在美国社会中，对苏联共产主义的仇视是一种普遍情绪。卢斯对宗教的极端虔诚态度和对美国制度及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笃信使他把反共意识形态推向极端。他曾一直主张从政治经济上孤立苏联，反对美国承认苏联。早在１９４３年美苏两国为反法西斯而友好合作时，他的杂志就小心地摆出冷战姿态。他总是要求手下记者从道义角度看待全部斗争。二战后，他的杂志又率先为“杜鲁门主义”的出笼制造舆论空气，从卢斯思想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文化思想的一种矛盾，即宗教价值观导致的判断标准唯一性与民主自由提倡的宽容精神相矛盾。
３．民族主义与美国世纪
卢斯反苏立场除了对共产主义学说的反感外，还有对苏联将成为未来美国主要对手的恐惧。这源于他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
和许多传教士的后代一样，卢斯对美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忠诚。但他对美国的热爱不仅仅是对祖国的眷恋，而且是对美国制度和美国文化优越性的坚信不疑。
美国人的民族优越意识得自于历史。第一批到达美洲定居的，是为躲避迫害而来的清教徒。他们历尽艰辛终于得到生存发展，因而视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潘恩等人又宣传“美国有权利重新开创世界”。〔６〕主张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大陆的理想世界。美国人习惯视美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道义之邦，用美国的是非标准衡量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制度，并认为美国有义务将美国式民主推到全球。这就是美国式的理想主义。当美国实力不够强大时，“孤立主义”主张做到内部巩固，为欧洲做出榜样。当美国实力足够强大时，它的义务范围就越出国门，不断扩大，实行实际上的扩张主义。
尽管美国对外政策中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大传统，但在文化观念上，却都是为了保存美国文化的价值观和理想。〔７〕美国总统柯立芝曾说：“美国人是理想主义者，美国是由理想主义者组成的民族。”〔８〕
卢斯是生活在美国实力迅速上升，向海外扩张愿望急剧增强的时代。卢斯最崇拜的英雄是西奥多·罗斯福。后者正是马汉民族主义理论的忠实信徒，并利用一切机会为美国推行有力的帝国外交政策，其“靠近法西斯主义的边缘足以与美国历史上任何显耀人物相比”。卢斯对于一战中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也特别赞同。正是这位总统提出“最后确定作为一种明确义务的美国使命是要把美国的原则和制度扩展到整个世界”。〔９〕
在大学毕业演说词中，卢斯就要求美国担负起世界领袖和国际警察的责任。二战爆发后，美国参战前，他就掀起一场“美国世纪”的宣传活动。其中心思想是美国出于道德责任应武力干涉欧洲，战后建立由美国统治的世界新秩序，美国应成为战后世界大家庭中“慷慨仁慈的兄长”。在卢斯眼中，美国不仅要充当道德领袖，还要扩张经济，充当世界警察。他一方面主张向世界各地派传教士，向经济落后地区派技术专家，一方面又主张通过增强军事实力保证海洋自由，扩大世界贸易。〔１０〕
尽管卢斯言论在当时被开明人士指责为“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但却是继承了自“门户开放”以来美国外交思想传统，并预示出美国后来政策的基本走向。此后不久，美国参加二次大战，并取得空前胜利，“美国世纪”的说法在报刊上逐渐流行，战后美国在处理一切外交事务中都表现出一种“美国万能”的意识。１９５３年艾森豪威尔称“天命已将领导自由世界的大任降于我国”。〔１１〕
4.对中国的“多情的帝国主义”
卢斯对中国的态度是传教士式的，是诚挚的感情与美国式的理想相结合的产物。１８３０年第一位美国新传教士裨治文（Flijah Coleman Bridgeman, 1801-1861）到达中国。很快，美国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在西方各国中居领先地位，对华精神输出远远超过商品输出。〔１２〕“在１９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人是通过传教士的眼睛来观察亚洲的。”〔１３〕
除美国之外，中国是卢斯最爱的国家。同行们说：“只要跟卢斯长久相处，就无法不感觉到他对中国亲人一般的关心。”〔１４〕但是这种感情只是加强了他按美国方式改造中国的愿望。他真诚地相信温和的中国人最能接受美国的文化，他认为“在地球上所有民族中，中国最崇拜和相信美国人民，认为美国人民最能接近他们自己所祈盼的自由发展的境地。”在美国人眼中，中国不仅能实现美国民主理想，而且能实现商业梦想。卢斯在《美国世纪》中强调，“亚洲将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几亿，而是几十亿，上百亿美元。”卢斯的理想就是：使中国基督教化，打败日本和消除共产主义威胁，使中国成为美国世纪的一部分。从卢斯身上体现出的正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传统对华态度。正如１９８３年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生动地指出：“从美国的观点看，我们的１９世纪多情的帝国主义分子”形成了一个传统。美国人将奉天承运地横渡太平洋西去，把“进步”和“文化”带给地球上最大的国家，而施主也将因此而洋洋得意。〔１５〕
美国传统对华思想是传教使命与商业理想的结合。这一想法既源于美国本身的理想主义，又与近代以来中美关系交往中美国单向输出的特点有关，在中国人民面前，美国自封为当然的“救世主”，有一种强烈的种族优越感和居高临下的态度，这导致了他们看待中国问题的“主观主义”。费正清指出：“中国，有时是一面镜子，美国从中看到的不是中国的现实，倒是美国自己。主观主义使美国趋向于按照自己的经历来看中国。”〔１６〕
美国对于中国的主观主义立场自“门户开放”以来一直未受到挑战，反而从历史的发展中得到错误的映证。乔治·凯南批评说：“在有关‘门户开放政策’照会的这段插曲中，美国大力维护了美国原则在国际社会中的胜利——美国为美国观而战斗。”〔１７〕
和许多美国人一样，卢斯数次访华，接触的是少数上层人物。１９３２年访华与宋氏家族建立密切联系，１９４１年和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年的访问都得到蒋介石政府国宾一般的接待。这只是因为蒋确切认识到他作为一名有势力的美国人的重要性。《新民晚报》曾评论说，“卢斯既没有与普通百姓交往，亦与大众日常生活无关，如果他凭借他的观察在他的杂志上讨论中国问题，则仅仅有助于为中美关系增加一些误解。”〔１８〕美国人这种“主观主义”不仅使他们无视中国现实，而且视干涉为当然的道义责任。
３０年代始，蒋介石成了卢斯理想的代表。他的反共行为、基督教徒身份，以及他所依靠的以宋氏家族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都赢得卢斯的好感。蒋介石被视为美国文明培养的结果和未来的希望，是使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而又不破坏旧有文化的第一人。
与卢斯同时代的还有另一批关心中国的美国人，如记者斯诺、白修德，军方及外交界人士史迪威、谢伟思、戴维斯等，和他们相比，卢斯对中国社会明显缺乏一种现实感，一种对中国人民通过革命走向现代化的愿望的真正的理解和同情。他站在美国立场，以美国方式看中国，他越是固守它的传统观念和意识形态立场，他离中国现实就越远，一旦现实发展违背他的理想，便走入另一极端。
作为共和党的重要人物，卢斯的思想还代表了共和党内“亚洲第一”派的观点。在美国政界一直存在“亚洲第一”还是“欧洲第一”的争论。在共和党内部保守派中一直有一些人主张在避免卷入欧洲事务的同时，积极干涉亚洲事务。〔１９〕这些人在国会中以周以德为代表，在军方以麦克阿瑟、德雷福斯特等为代表。
二
《时代》是卢斯创办最早，影响力量最大的杂志，也是卢斯帝国的一件政治工具。
《时代》影响力首先在于它有一个广大的遍及全国的以中产阶级为主的读者群。《时代创刊伊始即瞄准美国“一百万大学毕业生”，卢斯强调《时代》“是为来自印地安那州的绅士写的”。４０年代，其订户达２００万，这些人是美国社会的中坚，具有一定地位。《时代》不仅能影响他们，还能通过他们影响更多的人。
其次，《时代》周刊忠实地反映了卢斯的思想观点。卢斯首创了群体新闻学，记者只写背景材料，不署名，编辑决定一切。整个《时代》杂志则是围绕卢斯思想转动的机器。卢斯认为这个世界只是他的记者和杂志对偶然事件的观察进行证实的固定模式。
第三，《时代》具有极为高超的宣传手法。《时代》首创的解释性新闻（Interpretative News）报道，一方面，内容丰富，手法生动，新闻变成故事一样吸引人；另一方面还能寓理于事，以事明理，点破事件意义，缩小或扩大事件影响，它不靠改变新闻，而是利用各种手段改变新闻意义，发表无形意见，使对整个新闻解释符合它的观点，从而引导读者在不自觉中赞同它的立场、观点，起到正面宣传所起不到的作用。卢斯公开宣称其倾向性，强调报刊应教育“茫然无知的读者”，这在强调“客观性”的新闻同行中受到攻击。
４０年代，《时代》周刊对中国报道的广泛性和深入性恐怕是美国任何报刊无法比拟的，其报道的倾向性也尤为突出。笔者曾对国内现存的１９４１－１９４９年出版的４００多份《时代》周刊进行粗略的统计和分析。
从统计资料看，《时代》对华报道连续性强（平均每期１．２篇，９０％登在国外新闻（Foreign News）的中国（China）栏中）；覆盖面广（以深度报道为主，内容广泛涉及政治（４２％）、军事（１８％）、外交（１０％）、经济（６％），在７％的人物报道中也以政界尤其国民党中人物为主）；观点前后一致，倾向性强。纵观其对华报道，可从中清楚地看出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但是这些历史事实却是为编辑观点包装过的。其手法归纳起来有三种：一是随真实新闻同时公开发表的略欠真实的观点；二是隐藏在新闻背后的清楚的观点；三是通过夸大事实，有意选择及隐瞒歪曲新闻而发表观点。现择要分析如下。
《时代》宣称没有社论专页，但它以新闻形式发表与其编辑观点一致的重要人物的长篇讲话，实际上起社论作用。
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８日《时代》全文发表众议员周以德国会讲话。周以德是当时议会中少数几个亲蒋分子之一，《时代》称之为“现任官员中最了解远东的议员”。该文大肆为蒋介石辩护，指责中共是武装叛乱，不抗日，行动上与苏联一致，还采用希特勒似的宣传。与此同时还指责美国务院中一些人支持反蒋宣传。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３日《时代》又转载《生活》杂志上的布利特报告。这位前驻苏大使在以《生活》杂志特派记者身份到中国一访后，即在报告中以防止中国落入苏联之手为由，要求美国制订一个三年援华１３亿美元计划，派麦克阿瑟以总统代表身份到中国协助蒋介石作战。这两篇报告集中体现了编辑思想，起到统一立场，引导舆论的作用。
另一方面，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中，重庆记者团中大部分人对延安政权有好感，斯诺以及《时代》记者白修德等人做了许多客观报道，迪克西使团报告中也赞扬中共民主气氛浓厚，抗日积极。《时代》没有客观介绍这一派观点，却指责说：“中共及其同情者只称赞延安土地改革，劳动联盟，军队食物充足，游击战术有效，却不报道延安新闻检查制度（比重庆还严），铁的党纪，叛徒集中营，秘密警察制度及其他独裁特征。”〔２０〕
《时代》在对新闻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进行解释性说明时已渗入编辑观点，从而使读者在接受信息的同时也接受到编辑思想。在报道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时，《时代》如此报道：“中共曾威胁说若蒋介石占领张家口，红军将要在民族分裂的情况下投入内战……在此之前，尽管蒋介石认识到只有通过军事胜利才能实现有效统一，但仍默许马歇尔的十天停火建议，这一建议可能挽救张家口……但周恩来拒绝停火，终于导致张家口。”〔２１〕美国学者孔华润（Worren I. Cohen）描述这一段历史时说，马歇尔对蒋介石明显的口是心非极为愤怒，威胁说如不停火，便要求政府将他召回，蒋便提出十天停火建议。两相对比，《时代》的报道对事情进行了符合编辑观点的解释。从《时代》对历史的描述中，读者容易得出蒋介石有实力却一心维护和平，中共却不愿和平的印象。
提供在量背景材料是《时代》报道的一大特色。利用背景材料反映编辑观点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时代》在报道中惯于把并无关联的材料放在一起，诱使读者看出其中“内在联系”。如１９４５年２月国共两党和谈破裂，周恩来飞回延安。在这段新闻之下，附加一段“本周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回应了周将军，莫斯科《真理报》咆哮说：重庆近来政府改革‘仅仅是重新洗牌’。中国战争努力松懈是因为蒋介石不能解决‘内部政治危机’和‘使国家民主化’”。〔２２〕这两段分开来看并无关联。实际上二次大战中苏联没有给中共任何物质援助和政治指导，前面所说的周以德报告中也确认这一事实。《时代》在两个实际不相关的新闻之间加上一句解释性导语，便使人觉出中共有苏联支持。
巧妙地借助评论发表编辑的看法是《时代》报道又一特色。用评论性导语将新闻限制在某一框架内，如“二次大战一个主要原因是日本占领满洲，使满洲工业化。美国胜利一大战果是使满洲回归中国……来自红区报告表明……满洲成为苏联又一个卫星国。”下面报道东北成立民主政府，与苏签约，和发展经济计划。〔２３〕这样就把实际新闻变为编辑观点的证明。
在报道之前加上引导性解释：如在１９４６年６月１０日发表国统区经济恶化、通货膨胀长篇报道时，在文章前加一段说明：“中国陷入经济灾难和政治混乱，原因：（１）共产主义叛乱；（２）美国没有给予足够的立即援助；（３）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２４〕这段话实际上把读者纳入编辑思想框架。
为示客观，《时代》经常借别人之口发表自己的观点。借《纽约先驱报》之口称“中共是想夺取政权的阴谋集团”，〔２５〕借一个百姓之口要求美国出于道义助蒋介石内战。借议员克拉克之口要求美国政府用全面援助挽救颓势中的国民党。〔２６〕有时冠之以“知名人士”，有时则是一个医生、一位警察、甚至是“大多数人”、“有些人”，但所说的话与《时代》立场相左者实属罕见。
《时代》的倾向性立场尤其表现在人物新闻上。卢斯认为“人名创造新闻”（name makes news），大量生动的人物新闻是《时代》特色。蒋介石是《时代》竭力塑造的媒介人物(media figure)。蒋介石像曾六次登上《时代》封面，同一时期在报道中也经常出现蒋在各种场合着各种服装的照片。蒋的生平被数次长篇介绍，极富传奇色彩。此外，在新闻报道中，综述和背景介绍中运用各种写作手法把蒋介石塑造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中华文化和孙中山思想的捍卫者，抗战英雄，反共排头兵，得到部下和广大人民拥护，人民“怨气只是对腐败的下属官僚”。〔２７〕
与之对应的，《时代》称毛泽东为共产主义头子（"Communist Bose"），顽固的、个性化的、沉默寡言的内战专家，资深的共产国际分子。〔２８〕对中共方面著名人物包括周恩来在内都没有生平介绍，只对毛泽东家庭有简略介绍。
《时代》立场观点还可以通过新闻选择上表现出来。它对国民党报道全面、详尽、连续，占各部报道中的比重大，褒多于贬。而关于中共的报道则零散、片面，占全部报道比重小。大量有关国民党报道集中 于民主改革、经济改革，尤其是对国民党宪法选举和总统选举更是从多角度、多侧面长篇报道。似乎国民党正按美国方式改造中国。关于中共报道常选一些特例，如报道一位有１６年党龄的人逃离延安，〔２９〕中共占领的一家火柴厂雇用童工〔３０〕，报道解放区传教士受冷遇，〔３１〕甚至报道福建一老妇向孔子幽灵控诉共产党杀了她的丈夫、儿子，“苛政猛于虎”。把历史典故改造成新闻。〔３２〕竭力调动美国人的道德情感，宗教心理。这其中有用个别体现一般，有用部分事实代替整体事实，由于版面限制，读者从有限的报道中容易得出错误的印象。
《时代》倾向性也表现在报道用词上，如用于中共则是“恶吼”（ugly cried）、咆哮（growled）、怒喝（thunder）。国民党则是平静地说（Calmly say）、宣称（acknowledge）、建议（Suggest）等等。称国民党军是政府军，人民解放军为“红军”（the Reds），用Reds是想调动读者恐共恐红心理。
编辑在新闻安排上，标题应用上也颇有考虑。几次以“蒋即中国”（Chiang is China）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以上只是一些粗漏的概括，但已经可以从中看出，《时代》明显反映出编辑的片面又失之客观的看法，这些看法又以报道新闻的方式传递给读者，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三
作为一名有势力的出版商和共和党要人，卢斯还不断利用其财力和政治影响进行援蒋活动：
１．在人力物力上给蒋以大力支持
为使蒋在美国有更多活动据点，他曾为中国赴美留学生购买寓所，并成立美中协会（China institute of America），后又把协会正式登记为国民党在美事务的代理机构，卢斯兼任董事。
抗日战争中他出钱出人帮助组建救济中国联合会(United China Relief）。为支持这一组织倡议的对华捐款，卢斯曾亲自写信给《时代》订户，获得捐资２４万美元，成为援华个人捐款典型。
二战后他派驻中国的记者谢普利（James R. Sheplay）和贝尔（John R. Beal）分别担任马歇尔和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帮助二者了解华府意图和美国公众舆论。
他派《时代》公司司库斯蒂尔曼（Charles Stillman）参加中美经济合作委员会（Economic Cooperation Committee）前往中国规划和执行美国对华援助。
２．利用舆论工具大做宣传
日本侵华没有引起美国公众舆论重视，在许多大报不愿向中国派记者的情况下，卢斯派了几名记者到中国，其中之一是著名的白修德。
１９４４年宋美龄访美，卢斯利用他所控制的新闻工具，采用新闻报道，广播讲话，拍纪录片，公众集会等各种方式大做宣传。卢斯组织的“欢迎蒋夫人公民委员会”由小洛克菲勒担任主席，其中包括２７０名纽约知名人士。从而使蒋介石夫妇一下子从默默无闻转变为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
３．利用个人影响进行游说，干预决策
卢斯与政府及各界知名人士有密切联系。《时代》封面每期刊登一位知名人士画像，然后将画像以复制品送给本人，这一做法保留至今，极具影响力。
１９４１年卢斯访华回国后，曾先后会见了总统助理柯里（LauchlinCorrie）（此人负责对华援助）、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tion Finance Co.）总裁琼斯（Josse Jones）、国务卿胡尔（Hull）、海军参谋长诺克思（Frank Knox）、财政部长摩根索、战争部长斯蒂姆逊（Henry Li Stimson）等重要人物，为国民党争取援助。
卢斯与共和党元首，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是至交。他本人也是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１９４８年总统大选中他曾组织推举范登堡为共和党候选人，并希望自任国务卿。此举引起蒋介石本人及蒋驻美使馆的极大兴趣。在国会通过援华法案过程中，范登堡曾突然撤出外交委员会指责蒋政府的言辞激烈的报告，而换之以经修改后批评较温和的报告，据说卢斯曾对此事起作用。
１９４８年大选杜威被推举为共和党候选人，卢斯的杂志不遗余力地为共和党宣传，批评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使对华政策成为两党争论的焦点。
卢斯的上述活动是与４０年代院外援华集团的活动配合一致的。卢斯的夫人曾任院外援华集团的重要组织——美国对华政策协会的会长。院外援华集团的活动已为大家所熟知，这里要指出的是，卢斯所代表的一批人不是出于个人私利，而出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的原因才支持蒋，有些甚至仅借中国问题达到反对杜鲁门政府和民主党的目的。在美国那些关心中国的人中，经济考虑始终不居主导地位。
四
整个４０年代，正是中国人民抵御外族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时代，也是中美关系经历历史性转变的时代，卢斯及他的杂志在中美关系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由于卢斯的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激起了美国人民广泛的关注与同情。但美国人民在了解中国的同时又不能不受卢斯错误思想的影响。《时代》对华报道为美国人民描绘了一幅关于中国历史的近于完整的图画，但这幅图画却由于编辑本人的思想、立场而失去某种真实性。中国抗战努力被夸大宣传，蒋介石形象被过分美化，他的实际地位和政策效力被过高估计，他统治的虚弱被忽视。中共被贴上苏联代理人的标签，它实际所拥有的广泛的群众基础得不到反映，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国人民渴望改变旧的生活方式的欲望被错误估计和判断。当中国革命超出卢斯的设想，也使美国人民感到震惊时，《时代》就提出一个简单的符合逻辑的解释：共产主义扩散，美国政策的失败是由于“上面的愚蠢和下面的叛卖”。如果接受了卢斯的立场观点，也势必会接受这一逻辑解释。
报刊不会创造历史，但是，它们能够记载和报道历史事件，其记录和报道方式能够影响历史发展的方向。当这类报道引起人们对历史的曲解，或是未能消除人们对历史的谬见时，更是如此。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李普曼早在１９２２年出版的《舆论》一书中就指出报刊的描述具有欺骗性，使人产生误解，在我们的头脑中制造有关“外部世界”的歪曲图像甚至虚构的图像。
卢斯及其《时代》周刊在美国人心目中树立的中国“形象”直到今天还有相当影响。而在当时，卢斯杂志与《读者文摘》、赫斯特—霍华德报系等构成新闻界右翼，并与《中国月刊》、美国对华政策委员会等机构的宣传活动配合一致，形成强大的援蒋舆论，使一些真实的声音被淹没。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受卢斯支持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之后曾出访中国，回国后写了一本与卢斯观点一致，颂扬蒋介石的书——《世界一体》，这本没有多少真实性的书在美国有上百万读者，而同一时期谢伟思发回国的真正的外交材料却无人问津。〔３３〕
这种舆论力量最终影响了国会和杜鲁门政府的行动，直接促成了对华新的援助计划的通过。
一般公众对美国国外事务不太关心，只有大约２５％的美国人对对外政策感兴趣，这些人一般受过良好教育，能出国旅游，或出于职业原因对国际问题感兴趣，如记者、编辑、商人、劳工领袖、知识分子、各种利益集团成员。他们形成外交事务上的舆论。由于他们一般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和影响，故其意见往往能传给更多的人。构成“舆论精英”。在美国一直有“谁调动了精英，谁就调动了大众”之说。〔３４〕从前面对《时代》读者的分析看出，它的读者群正属于“舆论精英”和“意见领袖”的范围。议员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主要源于报刊和他人影响，因而国会往往成为反映舆论的场所。
杜鲁门政府有自己的情报来源作为决策依据。外交官报告很多不同于《时代》观点，杜鲁门曾对部下说“别太在乎卢斯的杂志”。明显的例子是，《时代》及其他一些院外宣传主张武力干涉中国，却没有为杜鲁门政府采纳。另一方面，舆论又成为决策的限制因素。由于舆论作用，使中国问题深深卷入美国政治。杜鲁门为避免大选失分太多，也为了使援欧方案顺利通过，屈从舆论压力，通过新的对华援助方案。舆论作用，就在于对政府决策形成持续不断的压力，促使政策偏向。
就其效果来看，《时代》及援蒋院外集团的宣传无疑是“成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公众的倾向性心理。关于倾向性与宣传效果的关系，许多传播学者都进行了研究。“真实若想取胜，就必须是一种符合个人倾向性的真实而且确凿可信；谬误要想占优势，只要能迎合其所针对的听众的心理状态而且不能被立即驳倒。”〔３５〕卢斯的思想和《时代》周刊的编辑立场是以美国对华传统思想为依据的，这一思想从一开始就存有谬误但却能为许多美国人所接受。二战后美国普遍感到共产主义威胁的增强，这就导致了公众的紧张情绪上升，从而使接受最极端解释的倾向性增长。也许美国人民本可以对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有一个合情合理的理解，但由于历史和时代的背景，最后被接受的解释是美国公众和院外援华集团相互需要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后，卢斯及院外援蒋集团加紧了反共反华宣传。促使美国对华政策检讨在一种混乱、激烈而又令人沮丧的情况下进行，而且没有对整个美国对华政策进行深刻的历史的和哲学的反思，而是简单地归之于共产主义阴谋。使国内一大批有才华的亚洲问题专家及外交官受迫害、受打击，亚洲问题无人敢问津。对外政策上，随着共和党艾豪森威尔上台，另一个狂热的共和党人，与卢斯同为长老会教徒的杜勒斯更加主张道义原则，把遏制政策进一步扩大为“大规模报复战略”和“战争边缘政策”，中国成为这一政策的一大目标。
白修德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新闻界的作用和卢斯的作用是具有决定性的。如果卢斯承认蒋介石政权的垮台的话，如果他愿意接受和说明它失败原因的话，那么后来美国的政局就可能完全不一样。如果我们对这些事件采取开诚布公的和谅解的态度，而不是采取冷淡的和错误的态度的话，那么就能使我们自己免遭两场可怕的战争。……对于任何要使美国的亚洲政策重新具有现实性的人来说，卢斯的刊物是个重大障碍。”
亨利·卢斯已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中美关系经过曲折发展，越来越多的对中国友好的人士认识到，从“单方面，易走极端地，扭曲地看中国，不会导致一种健康的现实主义感，而只会是一种轻蔑感。”“只有超越了中美之间存在的意识形态的深刻差异，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巨大不同”〔３６〕，才能真正促进两国关系发展。
注释：
〔1〕William H. Taft, Encyclopedia of Twentieth-Century Journalists,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6)
p.214.
〔2〕哈尔伯斯坦:《无冕之王》，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５９页。
〔3〕〔4〕〔英〕弗兰克·帕金，谢维和等译：
《马克思·韦伯》，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走向未来丛书”，第６０页；第２４３页。
〔5〕Thomas G. Paterson, "Presidential Foreign Policy, Public Opinion and Congress: The Truman Years," Foreign Affairs, 1981,Spring.
〔6〕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9.
〔7〕Arthur Schlesingers, Jr., Foreign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1986), p.53；又见,王缉思：《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载《中美关系十年》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年版。
〔8〕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９页。
〔9〕Robert L. Beisener, From The Old Diplomacy to The New, 1865- 1900, N.Y.1975, p.9.
〔１０〕Henry R. Luce, The American Century (N.Y.1941).
〔１１〕王缉思:“１９４５－１９５５年美国对华政策及其后果”,载袁明、〔美〕哈里·哈丁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６０页。
〔１２〕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０页。
〔１３〕泰勒·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
，第４７４页。
〔１４〕James L. Banghman, Henry R. Luce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Mass Media, G.K. Hall＆Co.1987, p.196.
〔１５〕《美中关系未来十年：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对华政策论文集：１９８３－ １９９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３页。
〔１６〕袁明：《略论中国在美国的形象》，载《美国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１７〕乔治·Ｆ·凯南：《美国外交，１９００－１９５０》，查尔斯·Ｒ·沃尔格林基金会讲座，芝加哥大学１９５１年，第３７页。
〔１８〕“新民晚报”，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２３日。
〔１９〕张也白：《“孤立主义”与美国对亚洲的干涉》，载《美国研究》１９９１，３．
〔２０〕〔２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６〕〔２７〕〔２８〕〔２９〕〔３０〕〔３１〕〔３２〕Time, 1944, 10,16; 1946,6,24; 1945,2,26; 1949,9,12;
1946,6,10; 1945,8,27; 1945,11,19; 1948,4,26; 1945,9,3;
1944,11,13; 1946,2,11; 1947,12,8; 1948,2,2.
〔33〕〔美〕伊·卡恩：《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群众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８１页。
〔３４〕Almond, American People and Foreign Policy, p.138，转引自同〔５〕。
〔３５〕袁明：“从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年美国国会的一场辩论看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世界历史》１９８５年第１期。
〔３６〕黄华:第五届埃德加·斯诺研讨会开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