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3年第1期
乔治·凯南对华认识及政策主张
（１９４７－１９４９）
张小明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
１９４７年１月，马歇尔离华，标志着美国在中国调停计划的破产。此后，随着中国及国际形势的发展，美国政府陷入对华政策艰难选择的困境之中，有关机构及官员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建议。本文主要分析美国著名的苏联通、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４９年担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室（Policy Planning Staff, 简称PPS）主任的乔治·凯南之对华认识及对华政策主张，试图从一个侧面了解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过程。
一
乔治·凯南的对华认识及政策主张受制于他本人的经历、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归纳起来说，有三方面的因素影响着凯南在１９４７至１９４９年间的对华认识及政策主张。
一是苏联的因素。众所周知，乔治·凯南是一位苏联通，长期在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供职，他的名字是同战后杜鲁门政府对苏“遏制”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凯南长期研究苏联问题，这使他习惯于从对苏的角度看待与分析世界其他地区与国家包括中国。同时，由于战后美苏两极对立的基本格局，对苏战略是美国对外战备的核心，这决定了美国政府官员（不管是否负责苏联事务）以美苏关系为中心，分析与处理美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另外，由于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和较长期的关系，战后年代美国决策人在考虑对华政策时，很难摆脱笼罩在他们心中的一块阴影即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美国朝野有一个普遍的认识，即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仆从或工具。〔１〕尽管凯南一再声称苏联不可能完全控制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共内部会出现“铁托主义”倾向，他在战后初期也认为中共在一定程度上受莫斯科的“鼓动与操纵”。〔２〕
二是“西方中心”观念。凯南出身于具有盎格鲁—萨克逊血统的中产阶级家庭，在美国东部的名牌大学（普林斯顿）接受教育，西方价值观念在他的脑中是根深蒂固的，时常表露出某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凯南在其著名的“八千字电报”与“Ｘ文章”中都强调指出，俄国文明同西方文明相比要落后得多，因此俄国统治者及苏联领导人在同西方打交道时具有很强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为了使其政权得到巩固，他们要努力搞乱西方社会的内部和谐与传统的生活方式。〔3〕另外，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凯南认识到美国力量的限度，认为美国无力插手世界各个角落的事务。上述文化优越感及对美国力量限度的认识，使得凯南主要关注西方发达地区，轻视世界其他地区。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的重点是保护欧美日等西方发达地区及对西方安全攸关的交通线和其他战略要地。虽然凯南对“遏制”重点地区的划定前后时期有所不同，但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十分确定的，即西方发达地区。１９４８年８月，凯南写道，美国要努力使以下对美国安全攸关的地区不落入敌对势力的手中：（１）大西洋共同体的国家与地区；（２）地中海国家以及东至伊朗的中东国家；（３）日本和菲律宾。〔4〕一个月之后，凯南在国防学院（National War College）的一次演讲中重新界定了“遏制”的重点地区。他说：“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只有五个工业—军事中心对我们很重要”，即：美国，英国，德国及中欧，苏联，日本。因为只有上述地区具有发展两栖力量并严重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气候、工业力量、人口及传统等必备的条件。〔５〕在凯南的心目中，中国等亚非拉广大地区没有什么重大的战略地位。
三是中国通特别是约翰·Ｐ·戴维斯的影响。战时，美国有一批谙熟中国语言、文化的职业外交官，如戴维斯、谢伟思等。由于他们对中国的局势作了较客观的分析与报告，被美国一些当权者认为有“通共”之嫌，纷纷被调离中国。〔６〕其中戴维斯１９４５年初被派到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工作，充当负责使馆行政事务的公使衔参赞乔治·凯南的部属，并深受他的赞赏。凯南称戴维斯为驻苏使馆中“最了解中国事务”的人。〔７〕戴维斯也把凯南看作是“天才的同事、老师与朋友。”〔８〕凯南经常同戴维斯研究中国及远东问题，并认为自己对苏联远东政策性质的认识主要得益于戴维斯。〔９〕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凯南对一位采访他的历史学家说，他对亚洲的了解都来自戴维斯的指教。〔１０〕所以当１９４７年初凯南受命筹建国务院政策计划室并出任该机构的首脑时，把戴维斯拉进了政策计划室，成为他关于中国及亚洲事务的主要顾问与助手。戴维斯二战期间在史迪威手下工作，通过对中国情况的了解，他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活力，主张美国政府直接同中共交往，并采取措施防止出现亲俄反美的共产党政权。１９４４年秋，戴维斯考察了延安解放区，会见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主要领导人。他在从延安给华盛顿发出的报告中严厉指责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士气低落，同时高度评价了中共的力量，认为中国共产党经受了十年内战和七年日本侵略并且得到发展与壮大，它之所以有活力和力量是因为群众积极支持与参与，“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享有广大人民积极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是真正属于人民的。”〔１１〕因此，戴维斯和谢伟思等人都认为中共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主张美国政府不应把赌注押在一个衰败的政权上，应当促成建立联合政府，向中共提供军援。关于中共同苏联的关系，戴维斯认为，中共内部独立倾向与民族主义力量会促使中共同苏联产生矛盾，美国应鼓励中共同苏联闹独立。〔１２〕尽管凯南并不完全接受戴维斯等中国通对中国的分析，但他们对国民党政权腐败没落、美国对中国局势发展无能为力以及中共独立于莫斯科等等的认识，则为凯南所赞同。〔１３〕
二
在上述三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凯南形成了对华基本认识及对华政策主张。它们集中反映在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４９年间凯南给美国国务卿的几份备忘录以及他领导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室的对华政策研究报告中。需要在这里说明的是，政策计划室研究报告大多是凯南本人亲手起草的，而且所有报告在上交有关机构与官员阅读之前都需征得他的首肯，所以政策计划室的报告代表凯南个人的观点。〔１４〕为了叙述与分析的方便，笔者把凯南１９４７－１９４９年间对华认识和对华政策主张结合起来阐述。
１．美国从中国脱身。凯南一再建议美国政府尽早从中国脱身。这是基于以下的分析：（１）蒋介石政权势力正在衰败，他不能解决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它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所以，继续无条件地向蒋介石承担义务对美国不利，束缚了美国的手脚。〔１５〕（２）美国对中国局势之发展无能为力。因为中国目前局势的产生是其内部原因使然，是中国人自己的事，美国人无法左右。况且如果全面支持蒋介石（即不仅出枪、出钱，而且出兵），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要付出难以承受的巨大代价。他认为美国不应拿自己的信誉和资源去赌博。〔１６〕同时，凯南也反对国际调停，认为这无济于事。〔１７〕（３）中国的“陷落”对美国的利益不会构成太大的危害。凯南认为，在可见的将来，中国将为人口压力、经济落后、生活水平低下、不满情绪与动乱等等所困扰，处于混乱与专制交替的恶性循环之中。他指出，即使中国共产党掌权，中国也摆脱不了这一可悲的命运。与此同时，凯南认为，由于民族主义力量的作用，中共内部会出现“铁托主义”倾向，苏联很难控制中共和把它当作自己的工具。因此，虽然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会加强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政治攻势，但不至于对美国的利益造成灾难性的影响。〔１８〕总之，凯南认为美国不应指望通过继续向蒋介石提供经济、军事援助改变中国事态发展的进程；美国对华政策要依据形势的变化进行灵活的调整，逐步减少和停止对蒋援助，但在蒋政权垮台之前要继续承认国民党中央政府；向美国公众说明美中关系的背景。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美国从中国脱身。
２．在中共与苏联之间打进“楔子”。关于中共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凯南在１９４７年春出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室主任之前对此作过分析。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３日，当时任美驻苏使馆代办的乔治·凯南给在华盛顿的哈里曼发了一个电报，评论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关于他同斯大林会晤的报告。他认为美国不应相信斯大林会无条件地支持美国对华政策，采取行动使中共的武装力量统一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之下，因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可接受的条件下，统一实际上才可能实现。”〔１９〕１９４６年初，凯南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莫斯科和延安的关系如何，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这一个问题为转移的，但是至今没有材料证明或者否定中共受苏联控制。他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共没有理由感谢莫斯科，而有种种理由显示对莫斯科“惊人的独立性”；但尽管如此，延安在对外关系上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因此事态的发展会迫使延安不脱离莫斯科的轨道，在决定性时刻莫斯科可以对它施加有效影响，这显然不是取决于延安共产党人的主观愿望。〔２０〕总之，在１９４７年以前，凯南认为，中共既受苏联的影响又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这一认识体现在１９４７－１９４９年间他对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分析之中，但在后一个时期，凯南比较关注中共的独立性，这同苏南关系破裂有很大联系。
１９４７年以后，凯南领导的政策计划室集中力量研究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其基本结论是，中共对苏联有明显的独立性，美国可以在中共与苏联之间打进“楔子”。１９４８年９月７日的ＰＰＳ３９号文件以相当大的篇幅论述中苏关系。该文件说，苏联出于获得满洲和华北的自然资源和通过政治手段扩张其影响之目的，要努力影响、控制中国，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工具”。但是，中共可能同南斯拉夫一样对待苏联，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莫斯科在试图完全控制中国共产党人时就会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即使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毛泽东掌权的时间是铁托的将近１０倍”。ＰＰＳ３９认为，即使中共机构中的其他人是受莫斯科控制的，而且毛“极为忠诚”，但是“莫斯科还是不会对此满意的。中国太大，人口太多。即使毛及其同志们最终不能获得它的全部——这种诱惑力对他们来说还是太大了，特别是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会是在民族主义狂热中取得政权。”〔２１〕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３日的ＰＰＳ３９／１号文件所得出的结论同ＰＰＳ３９类似：“……无疑，受到承认的政府在国内冲突中迅速地输给主要受莫斯科鼓动与控制的力量，这是令人遗憾的，也是有损美国利益的。但另一方面，这一进程在导致共产党人完全控制中国的同时而不会促进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强大的‘铁托主义’倾向，是令人怀疑的。同时，共产党人控制了中国那么大块地方后会以严重危害这个国家安全利益之方式开发与利用其资源，这样的可能性很小。因此，中共力量的壮大在我们看来是个严重的政治事态和亚洲形势的剧烈恶化，但不可能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灾难性的危害。”〔２２〕ＰＰＳ３９／１继续分析道：“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又是在很小的程度上是因为莫斯科的援助。莫斯科的道义支持与意识形态鼓励比援助还重要，但也是第二位的。共产党人胜利的主要因素是中国中央政府的弱点与腐败。”〔２３〕政策计划室上述两个文件对中共与苏联关系所作的分析，实际上是向美国决策人暗示美国可以在中共与苏联之间打进“楔子”，分裂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为实现美国的利益服务。但是在蒋介石政权垮台和中国局势完全明朗之前，美国政府在静观局势的发展，等待“尘埃落定”，凯南在１９４７－１９４９年担任政策计划室主任期间，没能提出分裂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具体方案。
３．美国占领台湾和澎湖列岛。１９４９年夏天，蒋介石政权的灭亡已成定局，国民党的残兵败将退守台湾、澎湖列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凯南于１９４９年６、７月间力主美国出兵占领台湾和澎湖列岛，其基本理由是：（１）从目前局势来看，台湾很可能落入中国共产党手中。凯南认为，“福摩萨和澎湖列岛的形势正在恶化，很可能在两、三年或几个月内落入中共的控制之中。”〔２４〕（２）只有美国出兵占领台、澎，才能使它们不落入中共控制之中。他指出：“现在看来很清楚，唯一合理的、能使福摩萨、澎湖列岛不落入共产党控制并使这些岛屿同大陆隔开的办法是把现在国民党在台、澎的政权推翻。”为此，他认为美国应当出兵占领台、澎，建立“临时的国际或美国的管理机构”，根据“公民投票”最后决定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地位；蒋介石如果愿意留在台湾，可以给予“政治难民”的待遇。〔２５〕显而易见，凯南的主张是同１９４３年《开罗宣言》关于台、澎地位的规定相违背的。但他对此不以为然，认为美国可以不受《开罗宣言》所束缚。〔２６〕两年之后，凯南在回顾自己在１９４９年夏提出的对台、澎政策主张时说：“我从来就看不到把福摩萨归还中国以及中国陷入内战以后我们继续承担义务的正当理由；我在１９４９年建议，我们应当重新恢复盟军最高司令部（即麦克阿瑟司令部）对该岛的控制，直至能够做出满意的安排。”〔２７〕
为什么声称中国的命运是中国人自己的事，美国不应插手中国事务的乔治·凯南公然主张美国不顾《开罗宣言》的精神，出兵占领台湾和澎湖，以及提出台湾“地位待定”的论调呢？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台湾、澎湖列岛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同美国的利益密切相关。美国军方领导人一致认为，台湾对美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如１９４９年初，他们对台湾的战略地位作了研究，得出如下的结论：（１）鉴于台湾战时可以作为战略空军行动和控制附近运输线之基地，在丧失中国大陆战略要地之后，它的战略价值将大大增强；（２）敌对力量控制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将可以在战争中控制日本和东南亚地区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以及有能力控制琉球群岛和菲律宾；（３）台湾可以向日本提供食品与其他物品，可能是决定在战争中日本是包袱还是财富的重要因素，如果它落入敌人的手中，将危及美国的安全。〔２８〕凯南同军方在对华政策包括对台、澎政策上有较大分歧，但是对台、澎战略地位的认识却是一致的。他在主张美国占领台、澎的备忘录中强调台湾十分“靠近美国在琉球群岛的军事基地和菲律宾”。笔者在前面提到，凯南“遏制”战略的重点地区是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及对西方安全攸关的交通线与战略要地，由于台湾所处的地理位置，凯南至少是在１９４９年夏把它及澎湖列岛纳入了“遏制”的重点地区。另外，凯南是美国政府中对蒋介石极为反感的人，主张美国出兵占领台湾、澎湖列岛，推翻蒋介石政权对这些岛屿的统治。１９５１年９月，凯南在一份备忘录中这么写道：“
我认为同蒋介石政权的关系没有好结果，应当立即终止，如果需要的话不惜冒国内政治摊牌的风险”，因此美国既不要让中共得到台湾，也不让蒋介石控制它。〔２９〕
三
乔治·凯南虽然是个“苏联通”，但却积极参加美国１９４７－１９４９年间对华政策的制订，他的对华认识及对华政策主张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和施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尽管我们很难精确地判断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杜鲁门的对华政策。笔者只能从下面几个方面略作分析。
首先让我们看看凯南１９４７至１９４９年间在政府中的地位。可以说，这个时期是凯南在官场最得志、对美国政府对外决策施加最大影响的阶段。二战前及二战中，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外交官，不为罗斯福政府所重用。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２日凯南从莫斯科拍发的“八千字电报”使他时来运转，成了“说话算数”的人。〔３０〕１９４７年４月底，国务卿马歇尔授权他筹建国务院政策计划室。凯南亲手组建并在１９４７－１９４９年间担任首脑的政策计划室，在战后初期是美国政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智囊机构，参与美国全球战略的制订，是“马歇尔计划”的主要研究与起草者，也参加了对华政策的制定工作。１９４７至１９４８年底马歇尔担任国务卿期间，凯南的办公室就在马歇尔办公室的隔壁，凯南可以通过连接两个办公室的边门经常地进入马歇尔办公室，并享有直接向他递交报告的特权。〔３１〕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凯南被任命为国务院在国家安全委员会（ＮＳＣ）的代表。根据１９４７年由杜鲁门建议和国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案”而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美国政府的决策机构，其政策建议一旦经总统批准，即成为官方政策。凯南领导的政策计划室１９４８年９月提出的关于对华政策的３９号文件（ＰＰＳ ３９）即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３４号文件（ＮＳＣ３４）。虽然１９４８年底、１９４９年初艾奇逊出任国务卿，开始冷落凯南，两人在对欧政策方面分歧很大，最后导致凯南辞职，但在对华关系方面艾奇逊与凯南认识比较一致。所以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０日，艾奇逊在致驻英大使道格拉斯的备忘录中，向道格拉斯说明美对华政策，并且要求他在同凯南（当时正在英国）谈话时要注意凯南提出的观点。〔３２〕总之，凯南在１９４７－１９４９年间，是美国政府中说话有份量的人物，他的对华认识与主张可以影响政府决策。
另外，凯南积极参与了对华政策的研究，他领导的政策计划室对中国局势的分析实际上代表了国务院的看法，不少建议被采纳。凯南本人多次参加国务院讨论对华政策的会议，如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１日由马歇尔召集的讨论对华援助问题的会议，〔３３〕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６日艾奇逊召开的国务院远东部门官员与顾问的会议（该会议达成对华政策的决定，凯南以顾问的身份参加）。〔３４〕国务院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如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Butterworth)及该司中国处处长并后任司长的斯普劳斯(Sprouse)多次同凯南讨论对华政策或向他提出分析与建议。〔３５〕如前所述，凯南赞赏“中国通”的观点，并且同戴维斯有深交，戴维斯是政策计划室的核心成员之一，主要协助凯南起草对华关系的研究报告。所有这些实际上使得凯南的对华认识与主张反映了国务院的基本看法。因为，解决中国问题主要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乃是国务院官员的共识。〔３６〕凯南提出的美国逐步从中国脱身之建议实际上为杜鲁门政府所采纳。政策计划室报告中提出的美国应注意与鼓励中共与苏联矛盾与分歧的主张，也为杜鲁门政府认真考虑并且付诸实施。〔３７〕凯南组织起草的政策计划室３９号文件（ＰＰＳ３９，１９４８年９月８日）是美国政府第一份详尽的全面阐述“脱身”政策的种种依据的政策文件。〔３８〕它于当年１０月１３日正式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３４号文件（ＮＳＣ３４），印发各部门讨论。１９４９年２月４日，即北平解放的第三天，杜鲁门批准了落实ＮＳＣ３４的行动建议书（ＮＳＣ３４／１），把中国的重要性排在其他与美国利益攸关的地区之后，肯定美国当前对华政策的目标是“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３９〕２月２８日，国家安全委员会３４／２文件（ＮＳＣ３４／２）指出今后美国在中国将和苏联变换角色，苏联影响会增强。它指出美国目前应该不再援助其他反共力量；与中国各种成分保持最广泛的联系；在谨慎避免干涉内政的条件下，尽量利用中苏之间的政治、经济摩擦；等等。〔４０〕为美国对华政策失败辩护的白皮书之出笼同凯南也有极大的关系。早在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６日，凯南在致国务卿的备忘录（ＰＰＳ４５）中，就建议政府向公众提供关于美中关系的背景材料，以消除公众对美国对华政策之混乱认识，说明中国政府之弊病，取得美国民众的信任。他认为国务院应当率先准备这样的材料。〔４１〕但马歇尔当时认为这样做会损害蒋介石的威信，主张把这项工作推迟。〔４２〕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乔治·凯南是白皮书（１９４９年８月发表）的始作俑者。另外，１９４９年美国政府也考虑过采取手段把台湾、澎湖列岛同中国大陆隔开等等，但主张以政治、经济手段，反对出兵占领。〔４３〕
如上所述，１９４７－１９４９年间凯南对华认识及政策主张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有很大关系，尽管它不是影响杜鲁门对华政策的唯一因素（实际上在这个时期美国政府内部关于中国局势的分析和政策主张是多种多样的）。〔４４〕这实际上反映了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制订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即“苏联通”参与对华政策的制订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于这一特点我们不难理解，因为如前所述，战后美国对外战略之核心是对苏战略，美国政府倾向于从对苏关系的角度对待与处理同世界其他地区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由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苏联因素在美国制订对华政策时显得尤其重要。正是由于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服务于对苏战略，凯南这位国务院头号“苏联通”的对华认识与政策主张就更易于为美国决策人所考虑和接受。
凯南１９４７至１９４９年间对中国局势及中共与苏联之间关系的认识是比较准确的，已为事实所证明；凯南提出美国应尽早从中国“脱身”的主张也是很现实的、明智的。但是，凯南同美国政府大多数官员一样，由于对苏联及共产主义的敌视和避免美国在道义上受损害，尽管认识到蒋介石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却不敢提出美国立即断绝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并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所以，他在１９４９年１月还谴责中国共产党人进攻“受到承认的合法政府”。〔４５〕另外,当１９４９年６月司徒雷登向国务院询问他能否接受黄华的邀请访问北平时,凯南的主要助手戴维斯给凯南写了一份备忘录,反对司徒雷登去北平,认为这只会为中共所利用并且引起国内强烈反应。凯南只是把这个备忘录转给副国务卿腊斯克,没有证据表明凯南支持司徒雷登去北平同中共领导人接触。〔４６〕这就是说，凯南这位冷静、现实的政治家，在１９４７至１９４９年间的对华认识和对华政策主张也受到意识形态与道义因素之影响。同时，凯南是带着欧洲第一、亚洲第二以及对苏关系优先的观念来认识中国的，认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无足轻重，因而忽视发展美国同中国的关系。他的这种思想至今尚未发生根本的变化。
注释：
〔1〕参见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１９４５－１９５０）》，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页，第３４－３６页。
〔2〕Memorandum by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PPS 39/1), Nov.23, 1948, FRUS, 1948, Ⅷ, p.208.
〔3〕George F. Kennan, "Moscow Embassy Telegram No.511," Feb.22, 1946, FRUS, 1946, VI, pp.696-709;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July 1947, pp.566-582.
〔4〕Kennan, "Comments on the General Trend of U.S. Foreign Policy," August, 1948, Kennan Papers, Box 23, 转引自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30.
〔5〕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pp.30-31.
〔6〕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９８，２０３，２１６，２１９页。
〔7〕George Kennan, Memoirs 1925-1950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67), p.237, 239.
〔8〕John Paton Davies, Jr., Dragon by the Tail (New York: W.W. Norton＆Comany, 1972), p.184.
〔9〕同〔７〕。
〔１０〕Walter L. Hixson, George F. Kennan, Cold War Iconocl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63.
〔１１〕〔12〕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p.197-198; pp.198-203.
〔１３〕〔14〕Hixson, George F. Kennan, Cold War Iconoclast, pp.155-165; p.52.
〔１５〕Memorandum by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The Problem to Review and Define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PPS 39), Sept.7,1948, FRUS, 1948, VIII, pp.146-155.
〔１６〕同上以及Memorandum by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U.S. Policy Toward China" (PPS 39/1), Nov.23, 1948, FRUS, 1948, Ⅷ, pp.208-211.
〔１７〕Memorandum by the Director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Kennan), Jan.10, 1949, FRUS, 1949, VIII, pp.26-27.
〔１８〕参见ＰＰＳ３９和ＰＰＳ３９／１。
〔１９〕《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１６１－１６２页，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７年。
〔２０〕〔21〕〔22〕〔23〕FRUS, 1946, IX, pp.116-119; 1948, VIII, p.148;
p.208; p.209.
〔２４〕Memorandum by the Director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Kennan),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PPS 53), July6, 1949, FRUS, 1949, IX, pp.356-359.
〔２５〕同〔２４〕及Draft Memorandum Prepared in Policy Planning Staff: "A Possible Course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Formosa and the Pesadores," June 23, 1949, FRUS, 1949, IX, pp.359-364.
〔２６〕FRUS, 1949, IX, pp.361-362.
〔２７〕Kennan, Memoirs 1950-1963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72), p.54.
〔２８〕"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Formosa" (NSC 37), Dec.1, 1948, FRUS, 1949, IX, pp.261-262;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Formosa," (NSC37/3) Feb.11, 1949, ibid., pp.284-286; 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Johnson) to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ouers), April 2, 1949, ibid., pp.307-308.
〔２９〕同〔２７〕。
〔３０〕Kennan, Memoirs 1925-1950, pp.294-295.
〔３１〕Kennan, Memoirs 1925-1950, p.345; Hixson, George F. Kennan, Cold War Inconoclast, p.51.
〔３２〕〔33〕〔34〕FRUS, 1949, IX, pp.50-52; 1947, VII, pp.899-900; 1949, IX, pp.160-162.
〔３５〕FRUS, 1947, VII, pp.899-900; FRUS, 1948, VIII, p.312, p.461, p.659, p.662; FRUS, 1949, VIII, pp.29-30.
〔３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３１３页。
〔３７〕详见约翰·加迪斯的文章：《美国的政策与看法：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载于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第２４７－２８６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３８〕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１９４５－１９５０）》第１９３页。
〔３９〕〔４０〕FRUS, 1949, IX, pp.474-475；pp.492-494.
〔４１〕〔４２〕The Director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Kenn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U.S. Policy TowardChina in the Light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PPS 45) FRUS, 1949, VIII, pp. 214-215；p.215 note.
〔４３〕参见：《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第２８９－２９１页以及FRUS, 1949, IX, p.356的注释。
〔４４〕参见：Ernest R. Ma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China 1945-1949 (N.Y.J.B. Company 1975).
〔４５〕Memorandum by the Director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Kennan), FRUS, 1949, VIII, pp.26-27.
〔４６〕Memorandum by Mr. John P. Davies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to the Director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Kennan), June 30, 1949, FRUS, 1949, VIII, pp. 768-769.